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二部分 在历史转折点的工人与知识分子：1848—1861


第四章 工人、知识分子与国家


· 一、1848年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
· 二、费迪南德•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



一、1848年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


　　1848年的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当专制主义的王朝一个个陨落，民主似乎就要到了人民手上的时候，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却纷纷变节，背离了革命。人们今天已经承认：“要是靠那些革命领袖，恐怕根本就不会有革命发生。革命自己创造了自己。1848年真正的英雄是群众。激进知识分子曾经设想，传统被推翻之后，群众会尊重知识，却不会要求对知识的权利。尼采后来这样描述1848年代伟大幻想：‘所有的神祉都已死去，超人将要降生。’然而，对于知识分子的雄心，群众从未有过真正的响应……”[1]

　　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最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他留给我们一部经典著作，即《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极其鲜明地描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处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他似乎预见到了这场革命。他在议会的一次讲演中说：“你们难道没有嗅到空气中革命的气味吗？”然而，当革命真的爆发，他因预见了革命而获得巨大声誉时，他却拒绝接受这种荣誉：“我所预言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革命。”

　　两种情况下托克维尔都是对的。在专制君主的奢侈腐败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他预见到，如果专制主义王朝不向群众让步，那么群众的饥饿和不安将在起义中爆发。但是他认为，当时需要的是选举改革。他绝没有想到工人会走上街头，设置路障，提出维护自己权利的经济纲领，不仅反对国王，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这位好心的资产者误认为自己的阶级就是“人民”。他写道：“我相信，人民在大革命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如此的惊恐。我认为，唯一能与这种惊恐相比的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当文明的罗马社区发现自己落在歌特人和汪达尔人手中时感到的极度恐惧。”对托克维尔来说，所谓“歌特人，和汪达尔人”，就是巴黎街头武装起来的工人！

　　发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使1848年成了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今天，资产阶级作家也能够看到，1848年开创了无产阶级群众革命的新时代。然而在1848年，只有马克思看到了这-点。《共产党宣言》是在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送到出版商那里准备付印的。马克思在这本书中断言，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除了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进行革命的改造之外，就没法生存”，而它最伟大的成就是锻造了“革命的工人阶级本身”。工人阶级将彻底结束一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即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最底层，如果不把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全部摧毁，自己就不能站起身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你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仅资产阶级没想到工人会起义反对他们，就连激进知识分子也没有想到。在革命之前，他们与工人群众站在一起，但在真正的革命起义面前却惊得目瞪口呆。

　　布朗基（Blanqui)曾经设想由他领导一场精心策划的小型阴谋政变。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也曾鼓吹过“国家工场”，但是却没提到过任何实现国家工场计划的革命。普鲁东曾经极力鼓吹反对“厚颜无耻的工资法”，但绝对没有宣扬过推翻雇佣奴隶制度的革命。如果工人们跟着那些领袖的指挥棒转，那么1848年就不会发生任何革命。但是，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领导或误导，革命却自己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普选权和“组织劳动”。当事件发生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即国民卫队不仅没有向起义的群众开火，反而加入了起义的队伍时，非武装的群众起义顷刻之间变成了武装起义！

　　很快，国王被废黜了，临时政府成立起来。这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但他们反对设置路障，以武力建立共和国。群众强力推行共和国的主张。群众的创造力、纪律性和团结创造了共和国，进而又要求共和国应该是社会共和国、应该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作。

　　马克（一个工人）颁布了法令，群众还要求建立劳动部。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在革命以及社会重建中的角色。几周之内，就出现了171种报纸。尽管工人们相信临时政府，但巴黎到处都是革命工人俱乐部，仅在第一个月就出现了145个。

　　诗人拉马汀（Lamartine）在革命一开始就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以含蓄的语调说，他参加革命是要“力挽狂澜”。这句话表明了临时政府的性质，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这个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转过来反对它的无产阶级同盟者的经济要求。拉马汀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消除各阶级之间存在的误解”。代表工人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接受了建立“劳动委员会”的妥协方案。

　　议会变成了清谈馆，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只充当了极其微不足道的角色，它们所能起的作用无非是贫民救济所，而这种贫民救济所在英国许多年前就出现了。然而，在那个危机的年月，失业和饥荒极为严重，因此至少有十一万工人涌入这些工场。政府试图把可怜的劳动大军变成反对劳动的大军。然而，他们实在是过低地估计了现代工人阶级。当议会投票决定把未婚男子剩排除在工场之外，并强行把他们编入军队时，这个劳动大军就变成了一支反叛的大军。这时，1848年革命的真正本质显现出来了：它是劳动的解放。

　　6月23日，工人迎接了挑战。街垒再次设立起来。但这次的口号是：“打倒资产阶级。”马克思曾对两大阶级的最初战斗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2]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的屠杀和兽行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血腥的屠杀也无法消除这几个月所达到的成就：1.废除各个殖民地的奴隶制度；2.废除死刑；3.废除因债务而监禁；4.普选权；5.十小时工作制。

　　而且，起义的失败不能抹煞这样一个最伟大的教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家政治形式，而是资本的统治。议会制民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暴行和雇佣奴隶制的同义语，而不是无产阶级自由的同义语。普选权也被证明不是万应灵丹。但它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即释放了阶级斗争，并且去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伪善面具。

　　马克思为这些革命而欢呼，并且将其与“社会主义空谈家们”加以对比。“当无产阶级雄狮还被蒙骗而沉睡的时候，这些空谈家以人民的名义在资产阶级门前乞求施舍，并为获得长篇布道的资格而向资产阶级妥协。”马克思批评过工人的“组织劳动”的口号，因为“雇佣劳动制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劳动组织”，劳动者不得不保持这种已使他们饱受其苦的雇佣奴隶制形式。但马克思看到，工人的要求实质上是要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到了六月，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实际上是六月的最伟大的教训。在二月的时候，群众追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形式。在六月他们与资产阶级战斗，与资本主义秩序战斗，运用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进行战斗。马克思认识到，工人已经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主张，就是说，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要继续前进，实现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当他们提出不间断革命的主张时，他们就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存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3]这时马克思已经抓住了群众创造力的本质和精神。

　　马克思发现，客观的运动本身，为自身的逆转——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主观力量。这就在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本身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这些知识分子要继续推行他们的计划，而无产阶级此时已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并且创造着自己的运动。后来，马克思提出要警惕一切小资产阶级领袖的“狭隘”观念。他们先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后来却变成了反动势力的领袖。我们当然“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热情维护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4]

　　1848年的革命，扩大和加深了群众的创造能力与激进知识分子的计划之间的分歧。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达到了对自身的意识。在这条独立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无法步其后尘。激进知识分子永远在计划着“为”工人有所作为，并以他们的活动或至少是他们的计划来代替工人阶级本身的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上，这类计划曾经有过一些巴贝夫“平等密谋”式的英雄主义版本。在四十年代，这类计划以普鲁东的“交换组织”那种悲天悯人的形态出现，在1848革命当中，由于拉马汀的“力挽狂澜”而打上了反革命的印记。迄今为止知识分子的这类形形色色的计划已如恒河沙数，但无论他们的计划采取什么形式，他们都看不到群众的创造力量。与这些人相反，马克思始终把眼光盯在群众的活动上，所以他能够将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概括成为解放的理论。他始终清醒地知道，“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二、费迪南德·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避开流亡者的小圈子，回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沉寂的五十年代末期曾出现过1857年危机。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时期，一些年轻人加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费迪南德·拉萨尔。从政治上讲，拉萨尔诞生于1848年，诞生于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上。在1848年的一个暂短的历史瞬间，反对专制的斗争曾一度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然而，1848年革命以鲜血的河流证明，这两个阶级是不可调和的。拉萨尔直接呼吁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然而，马克思不得不与不肖的学生划清界限，甚至像与普鲁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界限一样鲜明。马克思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划清界限，是因为如同普鲁东试图调和两个阶级一样，拉萨尔试图走一条通过国家——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地主的专制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捷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拉萨尔错误地理解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关键在于他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劳动的落后性”的概念，尽管劳动在十九世纪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当阶级斗争再次采取公开的和暴力的形式时，拉萨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从他的这种态度来看，似乎全部当代科学都装在他的头脑中，而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些科学传授给“群氓”。他因煽动群众而受审判，在为自己的辩护同中，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特殊看法：“中产阶级对普通民众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头看看1848年的3月和4月吧。你们难道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吗？警察软弱无力，普通民众在大街上云集，街市和民众都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支配……风暴把粗鲁无知的人们抛来抛去……那时候知识分子在哪里？先生们，你们在哪里？……你们应该感谢那些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人，是他们拆去了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藩篱。”[5]

　　由于拉萨尔对群众持这种看法，他关于劳动的理论概念，与普鲁东从资产阶级手中买下所有资本的工人概念相比，没有任何进步。拉萨尔主张，工人应该在“国家资助”下建立生产者合作社。这种主张似乎是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当作超阶级的东西，但拉萨尔并不真的这样想。既然他不再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劳动条件，既然他认定马克思太“抽象”，无法理解现实的政治（因为马克思相信工人的历史创造性），那么对拉萨尔来说，想象自己可以迫使俾斯麦就范是很自然的事。

　　拉萨尔的“现实政治”[6]意识还使他在普鲁士政府的御用“社会主义者”和经济理论家中间找到了一个同道卡尔·鲁博图斯。一开始，他真的得到了鲁博图斯的批准，为他的生产者合作社提供国家资助，尽管鲁博图斯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少也要五百年，而拉萨尔却恰恰相反，希望社会主义“速成”，最好在一年之内建成。过于急躁的拉萨尔与过于耐心的鲁博图斯竟能在短时期内进行合作。看来，对劳动持有共同看法的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

　　然而，这个劳动代表不是坐在摇椅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活动家。但他也间或进行写作。在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伟大的独立政党的过程中，拉萨尔起了工具性的作用。拉萨尔计划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为工人提供经济援助，使工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工厂。这个计划对工人具有积极的鼓动作用。他呼吁说：“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独立政党，并且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为自己的口号。……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是废除残酷的铁律（不变的最低工资规律）的唯一途径。一旦工人阶级成了自己的雇主，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契约就消失了。因此，国家的使命就是制造这个伟大的动因。”

　　成千上万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1863年5月，德国工人总会正式成立。同年6月，拉萨尔把总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上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这就足以表明以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独裁可以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当然，这件事工人们是决不知道的。

　　拉萨尔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被人收买。他是在为自己的原则而斗争，他曾为这些原则而身陷囹圄，并且时刻准备为这些原则献出生命。然而，拉萨尔无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进行统治。在他看来，工人不过是一些“暴民”。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他就这样认为。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但他认为国家应该恢复“秩序”。1848年，当工人不是破坏机器而是破坏资产阶级秩序时，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捍卫工人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工人看作是“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所支配……被风暴抛来抛去”的“暴民”。1862年，他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政党，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号召是与“拥立我为领袖”的目的分不开的。工人是受苦受难的群众，是弱者，而国家是强者，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实现的东西”。因此，他感到有责任“为”群众来进行统治。他应该成为领袖，而工人则应该继续劳动，同时应该尽可能表现好一点，以便他能够进入国会。

　　马克思写道：“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举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7]

　　马克思写下这些话，不是因为他知道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密谋，而是因为他了解拉萨尔关于劳动落后性的观念。拉萨尔被他那个时代的幻想所困扰，即认为科学是超阶级的。持有这样的观念，他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代表着“劳动者的科学”，因为科学无疑是与知识分子即领导者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马克思则对这种幼稚可笑的废话嗤之以鼻。他拒绝资产阶级关于近代是“科学与民主”时代的观念，也同样拒绝关于“科学与工人”的抽象。马克思强调指出，具体地讲，科学是与机器联系在一起的，而民主是与资产阶级议会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拉萨尔关于工人领袖的观念，工人应该呆在工厂里。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的观念完全一致。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就像在生活中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分歧一样。1848—1861年这个重要时期，把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并且在行政官僚执掌权力之前很久，就揭示出了他们的行政类型。普鲁东代表革命前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离，而拉萨尔则代表革命失败后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离。拉萨尔活生生地证明，在革命运动内部，激进知识分子的方略会随时压制无视群众创造力的理论家。拉萨尔是我们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先驱。




[1] 见《1848：一个时代的开端》富兰科斯编著。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4—35页。

[3] 《告共产主义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第2卷。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32页。

[5] 转引自戴维·福特曼的拉萨尔传记《费迪南德·拉萨尔：浪漫的革命者》（Ferdinad Lassalle, Romantic Revolutionary, P. 158）

[6] 马克思说：“他对我和我的妻子生气了，因为我们嘲笑他的那些计划，并把他称作‘波拿巴分子’……最后他终于使自己相信，我太‘抽象’了，所以不能理解政治……除了一些终极目标之外，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不相同。”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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