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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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联

　　我既不是一个随意的访问者，也不是一个匆匆而过的旅游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看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长的。在1926年，我看到一个刚从世界战争中兴起的俄国。人民是穷困的，衣衫褴褛，食物缺乏，为了取得应得的口粮，要排长队，等候好几个小时。孤儿们穿得又破又脏，从阴沟里爬出爬进。国家面对外国势力和国内卖国贼。然而，尽管如此，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希望和艰苦奋斗的国家。学校在增多，大量的书籍印出来供广大读者阅读；工人的工资仅可维持生活，但得到保障；为幼儿们开设了托儿所；还有夜校、工会和广泛的讨论会。
　　这广泛的讨论会和批评会确实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男男女女和孩子们对社会事务如此感兴趣。在这里，人们通过对真理的学习，通过相互合作和自我牺牲来寻求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愉快的，但是大多数俄国人看到了继痛苦的过去而来的是一个伟大的将来。它不会很快到来，但肯定会到来。我访问了克伦斯塔、列宁格勒、莫斯科、尼兹尼诺夫哥罗德、基辅和敖德萨。那里没有卖淫或不寻常的犯罪迹象。有酗酒的，但很少赌博。传教士很多，失去光泽的金色圆顶的教堂比比皆是，但是宗教信条被逐出学校。最重要的是人们精神振作，政府官员拼命地工作，效率高。
　　我知道，沙皇俄国自然会抗拒革命。但是，对于反革命活动以及文明世界对它积极提供的人力、物资和武器援助的规模；对于伴随和鼓舞这场反动战争的欧洲各国的间谍活动和阴谋诡计，我知道得很少。在迈克尔·塞耶斯和阿伯特·康恩1946年出版他们的《大阴谋》一书以前，我的确不了解全部情况。
　　在1926年使我惊奇和振奋的是看到一个国家勇敢地面对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其他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甚至不敢承认是现实，这就是消除贫穷。世界的专家学者和预言家曾经猛烈抨击现代工业的方法，抨击进步与贫困并存。直接受他们的言论和梦想的启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引导下，由列宁建立的这个新俄国，建议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为人民所用而不是为私人赢利；其土地和资本财产属国家所有；其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由国家控制。我能见到这伟大的尝试已足矣。它可能会失败，我知道，不过努力去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步。它既不是愚蠢，也不是罪恶的行为。
　　俄国不利的因素是90%的农民和差不多同样比例的工人阶级是文盲。宗教被多数不道德的教士掌管。他们从事迷信和欺骗活动，从卑躬的信徒那里刮来金钱养肥自己。俄国的工业资本大多数为外国人拥有。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通过冷酷无情的剥削，从中获取50%或75%的利润。由于放荡的贵族和奉承的走狗的欺诈和贪污，俄国政府长期以来就已千疮百孔。它对犯罪和独立思想的惩治手段早就是对文明世界的侮辱。然而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好人们几乎很少采取抗议行动，而却去奉承俄国的王公贵族，伸开两臂接待他们。当他们被废弃时这些人又吵吵嚷嚷地表示极大的同情。
　　政府能够经营商业，这是没有问题的，每个政府都能。政府工业同私人工业比较，哪个效率高，那完全要看我们认为什么叫效率。就在这里，而不是别处，俄国的经验是惊人的、是新的，对于文明世界的将来关系重大。在美国，我们所指的效率首要的是从富人获利润的结果来判断，而对工人结果如何只是次要的。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关心私人财富的增加，那是指的高收入的人。它们承认低收入的经济价值主要在于它是高收入获取利润的手段。
　　俄国则寻求另一种心理学。苏联企图使工人成为工业的主要对象。在国家的筹划下，工人的福利和收入是有组织的工业发展的主要目的。
　　对苏联，效率主要必须从它的经济发展来判断。俄国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其实很早就已转向社会主义。我们写过倾向社会主义的论文，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羽毛丰满地出现时，我们大多数人把它叫做另外一个名字，拒绝断定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却要坚持调查它建立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规范。
　　苏联在1926年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做了些什么？首先，它使土地国有化。俄国的每一寸土地——土地的上空和地底下的资源——都属于苏维埃国家。有人要种地，用自家的劳力，只要种得过来，种多少都可以。那时开采矿物和石油权可由政府出租若干年，但是政府保留对矿山和油井的所有权，出租也是有期限的。
　　10年以后的1936年，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过苏联，从莫斯科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鸥浦叶。这4000英里的旅行是缓慢的，用了10天10夜。但是它经过苏联的主要地区。它穿过城市，爬上乌拉尔山脉，渡过湖泊和河流。这10年的变化是显著的。这里的人民已不再为生存而挣扎。这是个有自信心的国家。在莫斯科，街道加宽了，城市向河的对岸发展。老的建筑仍然保留，但大的新的建筑挤在它们中间。金色的圆顶教堂并不太多了，高层的办公大楼取代了它们，很少看到传教士，乞丐也少。老百姓穿得好，食物供应充足，没有失业。所有孩子都上了学。工厂、商店和图书馆增多。到处都显示出遵纪守法。工业向东移，越过乌拉尔山脉。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明显的。我们看到军队向东集结去对付日本的威胁。大坝、运河和城市供水系统正在建设。农民同工厂工人合作密切，而不是起来反对他们。这是个有着自信心的国家，准备为屯存而战。这个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得到所有他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但比过去得到的多得多。他们不担心穷困或年老。他们不是奴隶，不准备造反。
　　13年后的1949年，在巴黎和平大会之后，25个美国人被邀请去苏联参加和平大会。我是唯一接受邀请的。在俄国贵族曾经进行赌博的莫斯科的贵族大厅里，我遇到苏联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工人、作家、官员，还有从邻国来的访问者。这真是个令人鼓舞的集体。我试图说服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不愿同他们打仗，而是为和平在努力。我调到了莫斯科的继续发展，看到了苏联对自己，对向共产主义国家过渡的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信心，他们指给我看在列宁山上将建起一所大学。
　　又10年过去了。我一直到1958年才被准许访问欧洲。第二年晚些时候开始，我又来到苏联，在它的边境呆了5个月。苏联在国土面积、建筑、工业、贸易、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发展是了不起的。1959年11月，在我乘火车进入莫斯科时，我看到了在城市上空的那巨大的镰刀和红星的标志。它镶在大学建筑的顶端，保佑着城市。后来，这个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列宁勋章”和“工人红星勋章”获得者请我到它的大厅里，授予我历史学荣誉博士学位。
　　我在红场同50万群众一起参加伟大的11月7日庆典。一位着军装的少校护送我去旅馆。在路上我们停下来向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其他领导人致敬。赫鲁晓夫举起了他的帽子。
　　不久，我前往疗养院。我感到了旅途的疲劳。疗养院很大，是个肃静的地方，连同那高大的松树和白雪。那里的侍者服务周到，而且都特别和气。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接受了一切他们可能做到的体格检查和化验。他们十数次地听我的心脏，给我化验血、量血压，把我从里到外查了个遍。
　　我提出会见赫鲁晓夫总理的要求获准。我和我的妻子雪莉·格雷厄姆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同他讨论了美国的和平运动和泛非运动。
　　我告诉他，1951年我因征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签名，被控没按外国代理人登记，后来又被宣告无罪。我们还就“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10周年进行讨论。我谈到了非洲的独立和统一，并建议在莫斯科的科学院下面设立一个机构，从事对非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我说非洲在阿克拉的大会上刚向独立、联合和自由的文化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非洲人首先要确立政治路线，然后才是工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建立。我说，教育事业将会受到注意，但是财力物力有限，教员缺乏。我说，苏联对新的非洲会是很大的帮助；对非洲人和非洲大陆的科学研究对于指导他们的教育事业和组织他们的文化事业是必要的。这是进步世界能够帮助世界落后部分的途径之一，它几乎不会引起什么摩擦和不同的利害关系。我因此建议苏联科学院建立一个研究所，开展对全非洲的历史、社会学、人种史、人类学和其他同类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在于促进对非洲人民的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活动的科学研究；连同对他们的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将在学科研究是一个整体的中心思想下进行；认识到历史同社会学或文化同生物学是分不开的；所有有关研究都是为了最终获取统一的科学知识。这一事业将从苏联开始，并以苏联为中心。而它的目的是为了非洲的幸福和进步。从一开始就要尽可能地在各处，特别是在非洲人中间寻求合作。
　　这个研究所应尝试通过给非洲人提供奖学金；通过与非洲学生和学术机构的合作，最后在非洲建立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它将在世界研究和促进世界和平中起带头作用。
　　若认识到在当代历史中非洲人是如何受掠夺和受几乎普遍的轻视，从而导致广泛地充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存在，那么，这24个研究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非洲人民的历史为世人所知；在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在课本和大学课程中传播这方面的知识，使其成为常识。没有任何工作比这个工作更能表明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办法比这个办法能更快地说服人类，那种以黑种人的痛苦为代价，换取他人对财富的掠夺和享受的现象一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现在，这个研究机构已经建立，它的领导人是我的朋友伊凡·波特克金。
　　苏联正在造就一批新的守纪律的人。这与警察无关，这里很少见到警察，也没有下什么命令。那么，是潜意识的畏惧？我感觉不到。让我举例来说明吧：我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两个大广场，那距离远一些的是红场。那里有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尖塔和列宁长眠的棕色的墓。就在昨天，50万群众通过这个广场。他们有的齐步前进，有的漫步，有的跳舞，嘴里吃着东西，唱着歌，笑啊欢呼啊。今天清晨，当我起身向外看时，广场上连一片纸或一点污物的痕迹都没有。这意味着夜里广场已被清扫过，我敢肯定。但是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50万人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在广场上抛洒污物和纸屑。这并非是由于有人发出命令，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广场是属于他们的，不应该弄脏自己的地方。人民感到自己是国家的既得利益者，就像极少数美国人对美国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是与他们磋商过了。他们常常被征求意见，经常坐着谈啊说啊，一次次地参加选举。如果说这完全是海市蜃楼，那么，这是理想的。他们对此信任就像我过去信任我镇上的斯别林镇镇民会议一样。这里也存在势力之争和人与人之间之嫉妒。在苏联，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无缺的。邮件送错地方；电报迟一天才收到；穿着式样常常挺古怪；属于世界难题的家庭服务业没有解决好；终身职业问题以及一个人在想干什么和适合干什么、需要他干什么之间作出决定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找到最后答案。但是这里人们坦率地面对这些问题，并尝试用各种办法去解决。
　　苏联是伟大的，而且越来越伟大。看来它相信它是属于我周围的这两万万人民的。我是极其倾向于同意他们的意见。
　　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对公众问题如此彻底、详尽地讨论。苏联人坐下来长时间地听人讲话、作报告和讲解。他们阅读书刊和报纸，而不仅仅看画册。在村庄和工厂里，每个存在的生活问题都要讨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都是受欢迎的，等到各种观点和意见都已表达并被听取，就把问题拿到上层去再讨论，渐渐地意见比较接近，最后达到全国一致的高度，形成只有一个看法和一个决定。
　　我们每个问题中有多少正确的回答？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这是民主的筛选，是西力所丢失的。在美国，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讨论，而且总是受多方阻止，如停止会议的召开，不让使用会议大厅，取消报纸的专栏，拒绝给予广播的时间，甚至由警察来干预和实行监禁。在英国，讨论比较自由，但是被习俗和特权，被贵族势力以及统治阶级的金钱和悠闲所限制。在法国，议会的辩论受权势者的指挥，就像拉线操纵木偶一般。在意大利，教会总是站在暗处对上面监视。教会代表了财富，而财富起支配作用。
　　在苏联，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代表，他们的极大的权力总是起决定作用的。从工人阶级中产生的，并表达它的思想和理想的上层是苏联真正的贵族——作家和科学家。他们拿最高的工资，他们享受特权，只要法律和公众舆论允许。他们有多大自由呢？科学摆脱了宗教教条和特权阶级。作家有很大的灵活余地，受到充分的赞扬。但是他必须按社会主义的宗旨，为大众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还要警惕外国的攻击，这种攻击过去几乎毁了苏联。执拗的作家、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不赞同苏联。但是不同的意见已成为常见的，可以放心地公开了。随着苏联越来越强大和自信，并且对以金钱权势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的舆论不再那么敏感，苏联的国内舆论会更自由些。但我希望永远不要自由到像法国作家背叛国家的理想那样背叛法国和美国作家今天那样的歪曲事实。
　　多年来大多数美国领导人认为关于苏联进步的统计数字是夸大或说谎。教师协会有一次要求我在回答传讯中不要说莫斯科的学校比纽约的学校好。前哈佛大学校长柯能声称共产党不会允许人们通过考试升入高等学校，认为人们只能靠讨好。然而出现了苏联人造卫星，接着是苏联在科学上占优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还有那显示苏联在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领先的令人惊讶的数字。
　　我在苏联看到了远胜于物理学的成功。我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的增长，一个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计划和前途的信心。除此之外，全世界都认识到苏联的七年计划不是吹牛，而是两万万人民共同的知识财富。在这两万万人民周围，聚集着中国、越南和朝鲜比这人数更多的亿万人民。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争取共产主义。
　　在没有富人的专制领导下，有可能管理好一个大的现代化国家吗？回答是：这正是苏联今天在做的。那么它能继续做下去吗？这不是一个道德规范或经济问题，这是个心理学问题。苏联还能继续以工人的观点来考虑这个国家的事务吗？只要苏联人民相信，并且以工人是国家的主要公民作为他们的理想，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在美国，我们可不是这样的。每一个美国公民的理想是成为百万富翁或者至少是个靠“独立”手段收入的人。我们把劳工看作是社会上不幸的人，甚至开明人的指导思想也认为“解放”工人就是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地解除劳工的必需劳动。相反地，苏联则要求国人相信：工作，艰苦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讨厌的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力劳动，是当前人类生活的必需，很可能在任何可想像的将来也还是如此。只有参加工作的人才可以决定经他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国民收入应如何分配。总而言之，工人就是国家，是他们使文明成为可能，他们应决定文明将是什么样的。
　　为此目的，他们必须是有技术有知识的工人。苏联的教育制度就是据此来建立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这个专政并不就此停止。由于今天的工人的技术和学问尚未达到他们的职责要求的那样程度，那么共产党就要尽自己的责任来指导无产阶级担负起今后的任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民有”的政府中，我们有着指导统治者的详尽的和多方面的安排。问题是：是我们，还是苏联在真正为将来的统治者做准备。就我在苏联所见到的，在商店和学校里，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在书本里和讲堂上，在工会和国家的议会中，苏联在准备条件，而我们没有。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私人资本联合起来，在阻止苏联劳动者心理的实现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它用了一切现代化的武器来粉碎苏联。它把所有能领导暴乱的恶棍派往苏联，供给他们金钱、枪支，并鼓励他们。当苏联为平息这场内战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现代工业国家开始进行工业的抵制，拒绝向苏联提供资本和信用贷款。在国际间的猜忌和贪婪仍存在的情况下，今天还继续这样做。我们会感到奇怪吗？如果富人拥有现代资本，并以此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服务，能期望他们把资本交给他们真正的死敌吗？相反的如果现代工业国家真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并尽力使人民成为工业的主要受益者，那为什么同样的人今天却无力帮助这种实验，或者至少为此打开道路？另一方面，只要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国家决定苏联必须垮台，那么在苏联，自由讨论和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民主就会是极有限的。
　　如今在苏联国内和周围都存在着世界性的斗争。关于苏联能否经营全国规模的工业，这已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今天它已这么做了。在这方面它与其他所有现代化国家所不同的只是在数量方面，而不是在质量方面。这也不仅仅是个“专政”的问题，我们都属于这种形式的政府。
　　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的作用已超出了肉体享乐和生育，而主要在于她们的工作和思考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医疗设施的增加，因为苏联医生中60%是妇女。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群体的社会化。现在已不再按习愤把儿童看成是玩物或者同保育工作有关；也不再把他们看作是延续父亲的教养的模式或继承他的财产和特权的工具，儿童已成为公认的国家的保护对象；对他们教养、培育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为了家庭和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为此目的，国家提供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还办了合作伙房和食堂。共产党的广大妇女从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这样，国家就有了极丰富的人力资源来为它的需求服务。
　　我在1959年见到的苏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而不单单是希望。当七年计划宣布时，不仅苏联公民，世人都认为这个国家能够实行它的计划。若没有不可预料的困难的妨碍，是会达到这些巨大目标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苏联将会在世界工业中占领导地位。
　　苏联的问题是：能不能使工人而不是百万富翁成为现代权力和文化的中心？如果能够，苏联革命将席卷世界。人们站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大街上能够清楚地看到：苏联已经冲击了统治现代化国家的权力城堡。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无论在男子选举权还是妇女选举权，国家管理工业和社会改革方面还是在宗教和道德教育方面，都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苏联所做的那样去剥夺财团的势力。
　　我认为苏联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欧洲国家：它不怎么去教育和鼓励人民藐视和看轻一些阶级、团体或种族。我知道有些国家只是象征地表现出对种族和肤色的偏见，但是没有一个白人国家绝对杜绝对种族和肤色的偏见。在伦敦我遇到的是故意的冷漠。在美国各地我什么都遇到过，从完全不理睬到好奇，而常常是侮辱。在莫斯科，我走过时，人们并不注意我。苏联人很自然地向我提问。妇女信赖地和毫不在意地坐在我的旁边，孩子们都很有礼貌。
　　我们刚结束在西欧的旅行就收到了一份电报，邀请我们去参加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我对此会议毫不知情，但我曾经很想去参加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这样的会议。当时又是我的政府阻碍我，而我托美国黑人记者带去的信如石沉大海。为了今后的通信联系，我们参加这次塔什干会议看来真是很重要。塔什干在莫斯科东南2000英里以外，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这次路程从我1936年的旅游地岔开，转向南边。我们听说斯大林格勒血战是远在西边，在那里斯大林挫败了希特勒，拯救了欧洲.离开喀山后，我们穿过哈萨克进入乌兹别克，接近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在那里：

忽必烈汗命令下达，
香阿都庄严富丽的大厦拔地而起。
阿尔弗圣河从此奔流而下
经过山洞又深又大
向着那暗无阳光的大海流去。

　　但是今天阳光照耀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1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700多万亚洲血统的发、肤、眼睛均为浅褐色和卷发的男女们住在这里，讲的语言不同于俄语，继承了古老的文化。塔什干建于7世纪，位于撒马尔罕和北京之间商队的路上。这个有着60万人口的城市以旗帜和掌声欢迎客人的到来。装饰着花束的街上到处是人。他们的地里长着高枝的长绒棉，这是来自泰斯卡基的一位美国黑人首先种植的。新的住房已代替了老的院落，学校在增多。
　　在那有着喷泉的大广场上，一边是新的现代化宾馆，另一边是大会堂，内装有口译设备，可翻译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和英语。选择这样一些语言是重要的。整个城市都装饰起来，广场上拥满了人，向来访的客人致意，并围在书摊边，而不是在嚼着口香糖和热狗。有一个书摊一天之内售出的仅鞑靼文的书就价值一万卢布。
　　36个国家的140位作家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帖位作家参加了会议。我们见到了一些作家。听说他们的作品拥有数百万读者，然而他们的名字，我们西方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想不到竟然有许多代表知道我的作品。当我走进会场，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作为大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被邀请坐在主席台上。会议讨论的议题和论文主要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尽管政治，特别是殖民主义问题不断冒出来。会议强调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不管西方对亚洲和非洲的侵略，会议仍论及西方对文化的贡献。正如从达赫斯坦山区来的一位诗人所说：“我们一定不要把殖民主义和文化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译者）和杜勒斯混同起来。”一位从加纳来的黑人妇女代表埃发·苏瑟兰称这次会议是“分裂的人们走向联合的一步”。一个永久性的亚非作家协会成立，总部设在锡兰，任务是出版书籍、定期刊物和百科全书以及促进作品的翻译工作。
　　在我结束苏联这一章时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教。两个月来我的住处正对着苏维埃的民族院，那里刻有马克思写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管在别的国家此话是否属实，在1926年和这之前的俄国确实如此。宗教的信条支配着莫斯科。5个圆顶的基督教大教堂和另外350个教堂显得生气勃勃，在整个城市的景观中占有主要地位。美丽的教堂点缀着珠宝，里面有宝石；有成群的传教士吟诵祷文，求施舍，饶恕罪恶；还有那数千个神龛。只有在俄国教堂里听过做礼拜时唱的赞美诗，看到教堂的特色和跪拜的人，只有那些懂得那辉煌的连祷文和俄国教堂之美的人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同意马克思把俄国的宗教称之为鸦片了。
　　伹是它比鸦片更糟糕。有一位俄国神父叫彼特若夫的，在1908年讲到俄国时曾说过：“这里没有基督教的沙皇，没有基督教的政府，生活状况也非基督教的。上层阶级统治下层阶级。一小撮人奴役其他的人。这一小撮人掠夺劳动人民的财富、权力、科学、艺术和宗教，让这些东西也一并隶属于自己。他们留下给人民的只有无知和痛苦。他们让人民酗酒，以此来代替享乐；让人民全然迷信来代替信奉宗教。人民劳动得不到休息和报酬，还比不上犯人的劳动。那些教会的统治者们冷酷、无情地用他们瘦弱的手指窒息俄国的教会，抹杀它的创造精神，给基督教福音套上了锁链，并把教会出卖给政府。没有哪一桩国家统治者的暴行、罪行和叛变行为不是由统治教会的僧侣给披上宗教的外衣，得到他们的祝福，并由他们亲手盖上印章的。”
　　英国工会1925年的报告说：“然而，新闻界、学校、大学和工会俱乐部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广泛地反对宗教，特别是反对古老的东正教的宗教活动。由前政府控制，并发给执照经营的妓院已经被关闭。在这些妓院里，女孩子们按规定的价格卖淫。在沙皇时代，这些妓院是政府认可的机构。它们的开业典礼由警官主持，首次营业由东正教神父做祈祷。”
　　这一切都已过去了。没有人会对俄国东正教的权势被消除而感到惋惜。不过在苏联，俄国教会还保留，其他教会仍可以活动。然而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一个教会干预教育。在公立学校里不上宗教课。我认为这是俄国革命给现代世界最珍贵的礼物。现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不再相信宗教教义。如果问到他们，他们在承认事实前通常是含糊其辞的。伹是今天谁会真正相信这个世界是由拥有巨大权力的慈善者所统治和指挥，而这个人将会谦恭地根据我们的请求来改变事态的演进呢？谁相信奇迹会出现？许多人参加宗教仪式和去教堂做礼拜，让他们的子女听神的故事和所谓的宗教真理。早晚有一天孩子们会认识到这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为有益于他们而编的老一套的谎言。这样一种习惯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失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感谢苏联政府，因为它勇敢地制止了它。
　　美国歇斯底里地称所有苏联妇女都是妓女；所有苏联工人都是奴隶；说什么苏联全国人民准备起义；还说苏联领导者都是罪犯，阴谋征服美国，统治世界，并撕毁他们制定的每一项条约。这些说法现已动摇。从这个错误和极端可笑的立场上，我们开始认识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了它的人民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它的科学成就突出。它的工业建设正推向它的最高水平。我们日益增多的访问者在苏联看到的是心满意足的人民。他们并不恨美国，而是害怕美国制造战争。他们迫切要求与我们合作。我们从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