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七章 阿德尔伯·孟沙和小杰克·卡迈克尔



  一九五—年冬天,曼努埃尔的孙子,道格拉斯的儿子阿德尔伯·孟沙正在朝鲜。几天以前,他乘坐一辆轧轧作响的吉普车左摇右晃地往北疾驶。这时候,他正在冰天雪地里颠颠簸簸地盲目前进,把灰烬和火焰这片破坏的景象撇到了后边。四面高耸着黑魆魆的巉崖峭壁,半隐没在风尘里。人家说,前边延展开的便是鸭绿江和中国的东北部。兵士们彼此紧紧地揪着,号叫、唱歌、哭泣。就他们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阿德尔伯咬紧了牙关,冒着危险坚持下去,极力不去瞧那些满身凝固汽油、半体烧伤的鬼一般的人们,也不去听那些尖声喊叫和号啕痛哭。这样,阿德尔伯·孟沙,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远离家乡,在严寒的雪地里见到了战争——一场白人打有色人的战争,美国想征服中国的尝试。他以前从没有见过任何规模的暴行。他受过沉重的内心创伤,但是他既没见过暴行,也没见过死亡。现在,每次停留下来的时候,他总瞧见醉醺醺的白人打破男人的脑袋,残杀儿童,追赶尖声喊叫的姑娘。
  “这些中国佬、菲律宾佬和所有其他的黑佬全都该死,”他们大声叫骂,一面把烈性的酒咽了下去,来抵御凛冽的寒风。
  阿德尔伯听见了这些嘲笑;他们也知道他听见了。他睁大了眼睛很痛苦地瞧着白人在大路上强奸有色人种姑娘,还咒骂她们,杀死她们。医院里的病人逃难的时候,遭到了轰炸;平民全受到机关枪扫射;儿童从起火的房屋里逃出来,就给低飞的飞机屠杀了。城市、桥梁、水道、铁路都给炸毁;成熟的农作物也在田野里给毁了。战俘们给活埋掉;燃烧着的汽油给倒在孤苦无援的难民们身上,树林全给毁了;赤身露体的女人受到殴打,给赶着跑过街道;枪弹在男人的嘴里爆炸,脑袋被斧子劈开,因为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他瞧见一个黑人上尉拒绝把他的部队领向准死无疑的道路上去。后来,他听说这个人被交给了军事法庭。他一点儿也没有办法,甚至连抗议也不能。他是军人,必须服从。
  接着,突然一下于全改变了。来了一阵古怪的寂静,不过时间不长。部队似乎事先并没发出警告,猛然一下便折转回来,急骤地、拼命地往后撤退,把慌作一团的自己的兵士们冲到了路旁的水沟里。全军都在转移了。战争停止了,战斗结束了,撤退已经开始。黄种的中国人涌到褐色皮肤的朝鲜人这儿来了。
  司令官华克尔将军颠颠簸簸地坐在吉普车上,大声咆哮。突然,吉普车摇晃了一下,腾跃起来,翻倒在地上。这位司令官躺在那儿,给压成一片肉酱死掉了。这是谁干的,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什么呢?这当儿可没有功夫来问。阿德尔伯自己的吉普车也陷进了一条沟里。兵士们跳下车来,在烂泥和积雪里挣扎,喊叫、咒骂。风尖声号叫;垂死的人也尖声应和。阿德尔伯摔倒下去,他趔趔趄趄地朝前走了几步,又跌下了。有人一脚踏到他的头上,使他的头更深地陷进了泥雪里。他正想翻个身,站起来的时候,一只大铁轮轧过了他的右胳膊。他听见骨头咔啦一声,猛然感到一阵针戳般的疼痛;不知有多少时间,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条船上,正在实声喊叫——为什么,他可不知道。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他的胳膊上注射了点儿麻醉剂,来止住他喊叫。这样有过好几次。最后,他静静地躺着,从一扇小船窗里望着起伏的海水。一个军官弯下身来看看他。他想敬礼,但是没有右胳膊了。他惊吓地坐起来。他一只胳膊没有啦!一声尖叫又从他的喉咙里迸了出来;他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好多天过去了;最后,阿德尔伯安静地躺着。他到了日本。他已经失去了前半截胳膊,正在回国途中。他的头脑也不正常。他感到不住地疼痛,一种难受的隐约的疼痛。他知道护士们全以为他疯啦,可他并没有。这他知道。但是他回到“国内”做什么呢,这个想头使他突然大笑起来。五月初,他到了西雅图,连忙给送进一所医院去。等他醒过来时,右胳膊的上半截也没有了。
  过了好多个星期,他才变得静定、正常了。他搭上火车,到了芝加哥,直接跑回家去。那所优美的三层楼大宅子缩在里边,离开大道有一段路,宅子的前面和侧面有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有椅子、桌子和花稍的阳伞。无数的人在那儿游逛——各种肤色的俊俏的女人,梳妆打扮得十分华丽;穿着裁剪考究的浅色服装的有色人种的男人;还有些穿制服的军人。白人侍者捧着盛满吃食的托盘,在人丛里忙来忙去。阿德尔伯挤进人丛的时候,好多人全望望他。
  阿德尔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了。他这么坚决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件事,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他没法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他非得见见他父亲。他在人丛里瞥见了他,大声叫唤起来。父亲很胖,头发花白,身上很整齐地穿着一套定制的黄褐色便装,打了一条深红的领带,衬着一件洁白的衬衫。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他女儿新生的一个孩子,才几个月。那个可爱的女儿穿着一件巴黎式服装,跟她的容貌出众的丈夫一块儿待在旁边。
  道格拉斯·孟沙听见这声呼唤,忙抬起了脸。他瞧见一个黝黑的年轻人,蓄着乱蓬蓬的长头发,穿着肮脏、皱折的卡其服装;他立刻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只有一只胳膊。他的第一个想头便是,叫唤在暗地里戒备着的巡警;这时,他女儿猛然一怔,喊了一声,从椅子里一下站起身。他妻子脸色发白,慌忙走上前来。这个军人瞧见她时,僵立了一刹那,然后歪斜下去,瘫倒在地上。
  阿德尔伯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疗养院里待了六个月。曼努埃尔·孟沙和琴待在纽约市他叔叔勒弗尔斯法官家里的时候,来看过他好几次。他们谈到生活、战争和阿德尔伯的前途。有一点他很坚决。他不肯在美国待下去了——他恨美国。
  曼努埃尔劝道:“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情。我有些时候也感到这样。可是你错啦。这个国家对我们很冷酷——冷酷无情。然而本质上,它还不差。它还会做出合理的事来,爱好仁慈,并跟着上帝谦恭地行事。”
  阿德尔伯的脸上冷冷的没有表情。琴插嘴了。“我的解决办法,”她说,“是上法国去。在法国待一年,或是几年。法国治疗她的创伤的时候,你也就治疗你自己心灵上的创伤。这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在曼努埃尔的提议下,道格拉斯拿出了这笔费用。一九五三年,阿德尔伯上巴黎去了。
  那是春天。阿德尔伯悄悄地离开了索尔蓬大学的教学大楼,悠闲地逛进了院子。那位有学问的教授还在里边懒洋洋地讲着国际公法的新情况。看来联合国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法律的准则,或是就要改变。不过它却又没有改变,至少目前还没有改变。走向有效改变的第一步,得在新订立的大西洋公约生效以后。这就是说,如果继大西洋公约之后,象必然会有的那样,又订立一个地中海公约和一个太平洋公约,那就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如果欧洲人的统治,或是由——”他讲到这儿便停下,没有说出“白种人来统治”。这按理是他该说的,如果他没有觉察到眼面前的那些有色人种的脸的话。真奇怪,他动了这么一个念头:战后怎么有这么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亚洲人和非洲人拥到大学里来。嗐,这是对文明,对白种人的一种颂扬。……这当儿,阿德尔伯走出来了。教授刚才所说的话,在他看来全是废话。事实上,世界上所谓教育,他经受的这种教育,正变得越来越讨厌了。
  他又矮又瘦,有着一张深栗色的脸和卷曲的长头发。他的容貌端正、机警;两眼漆黑,闪闪发光;穿的衣服很考究,但很随便;具有一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神气;这使咖啡店的侍者们瞧见他悠悠荡荡地走到店里一个犄角那儿去时,立刻忙碌起来。可他只有一只胳膊。
  “是些什么废话!”走来跟他一块儿坐下的一个同伴,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说。“那个老糊涂在说些什么?还不是老一套——欧洲就代表文明世界!”
  “英国统治着海洋,”阿德尔伯加上一句。“这种思想很难消灭。”
  “不错,可它还是不存在啦。它非得心甘情愿地自行消灭,要不就得给‘杀掉’。”
  阿德尔伯懒洋洋地抬起脸来望望。“我们杀戮得还不够吗?”
  “就思想来说,还不够。在这方面,还得来一场大屠杀。”
  “这我可不知道。思想并不需要残暴的杀戮。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慢慢地饿死——淡忘掉、埋葬掉。”
  “只要我们的学校还给这种老冬烘把持着,那种思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得多久才会给消灭呢?”
  “我就不明白这个。我不知道我还需要多少所谓‘教育’这玩意儿,或是这玩意儿对我还有多少用处,”阿德尔伯说。“你瞧,我父亲给‘高等教育’迷住啦。为了免得争论,我上佐治亚州我祖父的学校里去。我这么做,是为了逃避进北部的一所高等学校——这里边的原因是你不会明白的。”
  “也许我明白,”英国人镇定地说。说完,他停下。他很想听听这个有点儿傲慢、可是又沉默寡言的年轻黑人的经历,因为他难得谈到他自己。这时候,这个英国人急切地想再多听到点儿。
  阿德尔伯停住,点了一支香烟,望望两个走过去的姑娘。她们也朝他这边回望了下,然后再往前走去。接着,他往下说道:
  “唔,是的,你当然知道我们那有名的‘种族界线’啦。它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好奇的父亲就把我安顿在郊外的学校里,跟富裕人家的白孩子们一块儿读书。他们,或者不如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很少有什么种族歧视的背景,或者根本没有;我对肤色也几乎毫不在意。我们一块儿玩,一块儿读书,你来我往,只知道大伙儿友爱。当然,外边的世界偶尔也横闯进来。有一次,我们跟另一所学校举行足球比赛;当他们不许我走进去淋浴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们当真把水管都给扯掉。另外,也有一两件跟姑娘们有关的叫人发窘的插曲,不过那年头我对姑娘们毫不在意。
  “唔,我坚持转到一所不顾法律,只收黑人的中学去。我喜欢这样的学校,于是决定,要是我非进大学不可,那我就上南部可以见到彻底种族隔离的地方去。我祖父是这样一所高等学校的校长;我就上那儿去了。我喜欢那儿的人和那儿的工作。不过我渐渐认识到,在我本国,我注定永远是一个贱民,一个外人,一个‘黑鬼’。我热狂地想逃避开‘种族界线’。我逃避开了。怎样逃避开的呢?我给征召了去参加这场肮脏的朝鲜战争。我失掉了我的胳膊和我的灵魂。我还见到了世界。啊呀!世界是什么?你明白了吗?”
  英国人慢腾腾地重新点了点他的烟斗,把它给点着了。“没有,我还没有,不过我正在摸索。有时候,我认为我看到黑暗里有线暗淡的微光。世界的中心无疑正在移向东方。我们非得跟着它转移——当然至少得在思想方面转移,即使身体不能跟着转移的话。困难是——”他停住了。
  “困难是,”阿德尔伯补充说,“人类这种动物就连在东方也不够理想。”
  英国人不安地移动了一下。他说,”当然到时候——”
  “时间,”阿德尔伯补充说,他突然感到自己活了二十二年多么重要,“可不是什么我们老用不完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迫切的必要去找出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应该干点儿什么。”
  “或者什么也不管,再来一杯苦艾酒。”
  “不,不,不是这样,”英国人开口说。可是阿德尔伯已经站起身,向侍者打了个招呼。他走出去了,一面漫不经意地挥挥手告别。
  他走过了弥撒拉大街,进了卢森堡公园,沿着一条两旁栽满鲜花的小路闲闲地走去。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有好半天一直瞪眼望着皇宫的深灰色正面。它的柱子保存下了两百年前想解决的一个答案——建立在痛苦和劳役上的“美”和优厚的生活。他瞧见一个贵妇人从正门里走出来,头发卷曲,梳成时髦的式样,涂脂抹粉,修饰得很好,她那副雍容华贵的气派,是从成千个乞丐的破衣裳和病菌中提炼出来的。颈上戴着一串珠项链,那些珠子却是梅毒的疮疤。
  这怎么样,他想着。我们改进了这种情况吗?一点儿也没有。我们把贫穷和痛苦从挑针打眼的眼睛前边移开,只不过把它贮藏到遥远的非洲、亚洲和一些海岛上去;“那儿的各种景色都很可爱,只有人是讨厌的!”阿德尔伯想到,仗着人类的痛苦而生活的阔绰富裕的人,数目比一七八九年可多得多啦。
  眼前有个巴黎上层社会的姑娘走过去——一百个中国“苦力”忍饥挨饿,才供给了她这双长袜。多少澳大利亚黑人大汗淋漓才供给了她这条裙子?她的细腰上束的那条皮带——它准给阿根廷高卓人的多少所小屋子带去了肺病和饥饿?再说,她的短小、精致的贴身衣服,那不是在卡罗来纳州的工厂里、由童工们彻夜干活儿制成的吗?谁把那只镶宝石的结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那还不是非洲的千百万黑人吗?这些黑人的家庭给弄得颠沛流离,分散在无数个又黑又潮的矿坑里。她中午吃的,是各国人民、各个种族、各个民族不顾自己的儿童饥锇,栽种、培养、输送到国外来的。这便是法兰西帝国!这便是快乐的英国!这便是上帝之国——美国——自由人的国土!
  他从座位上气忿忿地站起身,摇摇摆摆地走出去,到了伏吉拉街上,在那儿停下来等车的时候,他瞥见了一幅旧广告:“Congres Mondial do la Paix。[1]”他停下来欣赏一下毕加索画的鸽子,然后沉思着往前走去。最后,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找他的朋友达鲍西。
  加勃利尔·达鲍西是一个古铜色皮肤的非洲人,接受过地地道道的法国教育和文化,但是对自己的祖国却热狂地忠诚。他谈过不少关于和平大会的话。这时候,阿德尔伯的兴趣突然给勾起来了,他很想多知道点儿那儿所发生的事。他正走下汽车的时候,碰见达鲍西正跑出来。他们俩于是又上了汽车。
  “好极了!我原指望可以碰见你。跟我一块儿来。这是一件你非得亲眼瞧瞧的事。”达鲍西指着街上遍悬着的紫色横幅。“今天,他们在把爱鲍埃迁到伟人祠里,跟法国已故的伟人葬在一起。”
  “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朋友,我的领袖。我一直追随着他!”
  “法国奖赏过他吗?”
  “没有,法国忽略了他的警告,耽误了他的伟大计划。可是现在后悔了。这次迁葬他的遗体,就标明了他的非洲计划的再生。”
  他们下车的时候,乐队奏着一支庄严的挽歌,越来越近;接着,送葬行列由国家领导人率领着,来到面前,步进了伟人祠的正门。爱鲍埃的大青铜棺材给高高抬着。
  他们折回去走,达鲍西畅谈着法国,以及非洲的动乱。他们刚拐过弯,便遇见一个女人,文雅、苗条,显然是亚洲人。她低着头,用面纱遮着脸,静静地站在那儿,直到棺材抬进大门。然后,她很快地一转身,轻盈地走掉了。阿德尔伯认为达鲍西看出了她是谁,正预备开口说话,可是她走得太快了;两个人全没有再提她。达鲍西邀他去参加一次会议,但是阿德尔伯谢绝了。他知道达鲍西是共产党员,动不动就谈论和平。可是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为了得到和平,中国人不是在作战吗?”阿德尔伯坚持说。“战争不是和平的唯一答案吗?”他认为这是愚蠢的、非常无益的。接下来,他问达鲍西,他对俄国怎么个看法。他的黑色世界打算怎样来解放自己?它单独能承担这件事吗?它能向谁去请求援助吗?他们谈着,辩论着,直到日落,然后约定不久再见,便分手了。
  阿德尔伯对于过分去跟非洲黑人亲近,一向感到有点儿踌躇,因为他认为单纯在肤色的基础上群聚到一起,是愚蠢的。他并没有“种族自尊心”;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有“人类的”自尊心,其实也不定是这样——还不如说,他只有以相同的个人爱好和见地为基础的利害相共的个人自尊心。但是,在这个全球性的运动中,一件新的事情却兴起来了,这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和平。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生命遭到歼灭性的、摧残人的战争威胁时,团结起来,保卫生命。这个共同事业使他对这种人感到一种血肉关系;这比他对黑人感到的血肉关系更为密切。也许,在他祖父的时候,黑人作为奴隶,或是作为新获得自由的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种族”团结力,使他们结成了一体。可是如今呢?除去肤色上的某种类似外,他的父亲跟密西西北州的一个农场工人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除去这个肤色,他的父亲也就等于一个美国白人,捞钱、买选票,依仗“势力”,象别的芝加哥人一样。现在,在非洲……
  突然,他觉察到了那个女人。他深信就是他和达鲍西两小时前瞧见的那个亚洲女人。他模模糊糊地记得,当他从伏吉拉街转向右边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自己的住处去时,他曾经瞧见过她。她一直跟着他,至少似乎是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开始拐过弯去。接着,他在街灯下迎面碰上了她,不禁吃了一惊。起先,他以为她就是报上登过照片、说是在和平大会发表激烈的演说的那个越南女人。这时,他瞧出来她并不是,不过她也有着那种泥娃娃般的娇小玲珑,那种纤巧的小手和小脚。她年纪比那个女人小点儿,不过并不年轻。容貌清秀,可并不美,但是刚强、坚决,脸上刻画着很深的纹路。
  她很快地拐过弯来,所以还没站住脚便碰上了他。她忙停下,几乎象蛇一般颤抖了一下朝后退缩,一面挺直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虽然她的神气和人种都很少见,他却认为自己知道她这种人,所以很悠闲地把帽子脱了脱。她笔直地朝他走过来,没说话、没打招呼便从他身旁走过去,悄悄地拐过弯不见了。他感到很迷糊;是不是他样子不够阔绰,不配成为她猎取的对象,还是她把他错认作另一个人了呢?倘若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他很高兴自己没有代替另外那个人——她脸上有一种凛凛的杀气。他忘却了她,很疲惫地走到楼上自己的屋子里。
  第二天早上,他得出了两个结论。他写信把一个结论告诉了他祖父:

亲爱的爷爷:
  这没有用。我没法忍受下去。我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大学。我不喜欢生活。我心里倒想到了一个试验。如果试验下来还行得通,那我就独自去啦。如果试验失败了,或是不再吸引我啦(这其实是一回事),那我也许会悄悄地回国来。也许不会。再见。

  孟沙校长看了阿德尔伯的信,感到很烦恼,立刻把它转给了了他的儿子勒弗尔斯。勒弗尔斯法官在收到斯勃林菲尔德蓓蒂·卡迈克尔的一封信的同时,收到了这封信。他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得到卡迈克尔夫妇的消息了,不过他知道他们过得十分不错。他知道年轻的小杰克中学毕业后,进了耶鲁大学。法官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小杰克就要跟斯勃林菲尔德的一个白人同学结婚,但是他们对这件事并没有得到确讯。父亲杰克这时候三十四岁;法官倒很想知道,他的情况到底怎样,以及他在做点儿什么。
  蓓蒂从斯勃林菲尔德到这儿来,找她的亲戚谈谈。
  “我想我们在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都搞得不错,可是多少也有些乌云。杰克在工厂里工作;他制造军用品,每年挣到五千多块。但是使人受到威胁的是,工厂可能要搬到南方去,因为到那儿可以有廉价的地、没有组织的劳工、较低的税,甚至还有市里和州里供给的一些自由资金。这使各工会很焦急,不过眼下还没有发生什么,要不就是军用品的各工会不得不担心的那件事,那就是和平。我的护理工作也很顺利;我在新成立的一个研究室里,工作很有意思,待遇也很不错。我们有一所可爱的宅子。一辆汽车和一个仆人。”
  虽说这样,她却在发愁。小杰克一九五○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了,成绩优良。在中学里,他便跟一个原籍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俏丽的白种同学订了婚。起先碰到一些障碍。但是小杰克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蓓蒂又曾经在这姑娘的母亲患一场很危险的重病时,看护过她。大伙儿对这样异族通婚,至少全都听其自然。
  “小杰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们俩之间的事情不大顺利。他还没有毕业,婚约就已经悄悄地取消了,虽然小杰克坚持说,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你们知道,我可并不热中于我们的男人娶白人姑娘,但是如果这一对很合式,那我在单纯的肤色方面可找不出理由来说他们不该结合。
  “不过这件事没有跟我商议就取消啦。接着,小杰克上西部一所工业学校去做研究生。他简直不大回家,又难得写信。小杰克在大学里的成绩,至少暂时使他可以免服兵役。大学毕业后,他研究电子学和物理学。不论在暑假时或是在学期里,他都勤苦地学习和工作,挣的钱很够他自己开支。他对生物化学和核物理学也很感兴趣。
  “我几次打算去瞧瞧他,但是他和我老是太忙啦。昨儿,象个晴天霹雳那样来了一份电报,说小杰克结婚了,这就动身——别的地方全不去——偏上密西西比州去工作!再说,因为时间紧迫,他想借你们家举行一场婚礼招待会——日期是下星期二。他说他没有时间上斯勃林菲尔德去。我不知道对这一切该怎么解释。是因为给一个白人姑娘扔开了呕气吗?他的妻子是白人还是有色人呢?而且上帝在上,谁听说过有个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到密西西比州去安居下来呢?我对这场不请自来的招待会,简直不知道该问什么是好啦。”
  法官笑了笑,又燃上了一支雪茄烟。
  “南部的白人老辩论说,给黑人平等的权利,就会直接走向异族通婚。我们原先本不同意这话,可是南部却是对的。”
  “但是,”蓓蒂说,“我一向以为我们的种族自尊心,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会把我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很自重的团体,因此通婚的事在谁都不在意的那日子到来之前,准会很少。”
  “可是尽管这样,我们却又想会见我们的白人邻居——说真的,我们非会见和结识他们不可。如果我们花得起钱,或是没有给法律和暴力隔开,我们就住在他们旁边。我们争着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也招收白种孩子的学校里去;我们非得这么办,倘使我们要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拿小杰克来说吧。在南部的乡下,几乎就没有孩子陪他一块儿玩。在哈莱姆,陪他玩的孩子又太多啦,但是全是种种不同程度的贫穷、生病、放荡和倒运的孩子。你使劲儿把他拉开。在斯勃林菲尔德,你斗争了一番,把他跟最好的白种孩子一块儿送进了最好的学校。他是个聪明、漂亮的小伙子。你还指望什么呢?”
  “但是,如果个别有所成就的黑人不断给白人吸收了去,只剩下些黑色渣滓在尘土里翻滚,那么黑人的前途又会怎样呢?再说,小杰克并没有跟新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很密切地往来交际;他只限工人的孩子们一块儿。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天主教徒。”
  法官哈哈大笑起来。”这是种族偏见再加上宗教偏见,”他说。接下来,他显得很严肃。
  “这可不只是宗教的事,”他说。“这实在是:如今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活动引起了些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徒在非洲和亚洲支持殖民主义的那种方式;他们粉碎了西班牙争取自由的努力的这一罪行;我们险些儿就得见到的一支世界性的反苏十字军;以及在我们这儿教区学校的大幅度增长和公立学校所受到的那种控制——那么多优秀的犹太教师和新教教师全给撵出去了。最后,黑人出任较高的官职的那种微妙的方法,也变得只适用于黑人天主教徒。这种‘外国’统治在美国就存在,可是当我们以为俄国在后边的时候,就一直那么疯狂地攻击和拘禁人。在史拜尔曼说来是好作料的,在维辛斯基说来似乎就是毒药了。”
  “但是,天哪,”蓓蒂说,“我们当然不打算再见到一场反天主教的十字军进军吧?”
  “一个重要、古老的人类团体,本来总不外是好的、坏的,或是不好不坏的。不过对它进行全面的攻击,总是错误的。不攻击它的邪恶的一面,也是错误的。把它说成尽善尽美,那就是说它达到了任何一个人类团体都没有达到过的那种地步。断然说它邪恶已极,那也只是无知而已。
  “天主教徒们自己正尽力在教会里扑灭邪恶;我们非得比较理智地承认这种努力,对它们加以帮助。许多天主教徒大声疾呼,要求停止这场世界性的反苏十字军。天主教徒正帮着把教育带给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刚果的人民。南美洲也露出迹象,不愿再受北美洲的反动投资人利用教会的名义所实行的统治。纽约的天主教组织企图在布洛克林的公墓里跟工会劳工展开搏斗,可是美国的天主教劳工却在中途止住了它。唔,天主教徒总有一天会扔开布登兹和他那种人;他们会不让骗子在天主教大学里教伦理学的。”
  门铃响了,杰克·卡迈克尔走了进来。他刚从斯勃林菲尔德赶到;虽然还没有到中年,头发却已经微微有点儿花白,态度也很严肃。他并没有加入谈话,只认真地听着。晚饭后,他们在书房里一边休息,一边等侯。
  晚上快到九点,门铃响了;孟沙太太把公寓的门打开。小杰克和他妻子站在门口。小杰克是一个高大、结实、奶油色皮肤的人,浑身上下洋溢着生气和信心。他大步走进房来,象一阵清新的微风——不过是预兆一阵旋风的微风。
  “我想您不记得我了吧,你老?我是您最小的姨妈的外孙。您记得您父亲怎样帮我父亲在佐治亚州南部住定下来吗?哟,嘿,妈妈。嘿,爸爸!”
  孟沙记得太清楚了。他父亲怎样徒劳无益地幻想在南部办一些黑人农场,把几百万黑人领向自由!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正在为哈莱姆和芝加哥南区争取更大的自由。
  小杰克的身旁,站着一个跟他差不多一样高的女人,身个儿很匀称,有着晶莹的深褐色皮肤和乌黑的长头发。她的服装朴实而大方;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她生来既沉静、又聪明。她的举止和态度都很安详,就连在一个使她很为难的情况里也都如此。她的那种从容大方把在场的人全都摄住了。蓓蒂张大了嘴瞪眼望着——这可需要很费一番力才能找出几句欢迎话来。孟沙太太走上前去,说了几句客套话,自己也知道听起来不自然、很空洞。法官只把两手伸了出去。新娘很大方地微笑了笑,然后探身向前,在蓓蒂的额上轻轻亲了一下。
  “小杰克时常谈到他的母亲,”她低声说。孟沙太太亲亲她;杰克打破常规,搂了她一下。她很愉快地朝他笑笑,然后缓缓转身朝着法官,说起话来。她一口爽朗悦耳、发音清晰的英国话,吐字稍微轻点儿,可一点儿没有外国腔。
  “孟沙法官,您非得原谅我们这样不合式地板了来。这完全是我的不是。您瞧,我是密西西比州早先的参议员希拉姆·勒弗尔斯的孙女;您的大名就是为了纪念他的。我从小就很想见见您。我家里人差不多全去世了;您似乎比亲戚还亲。是美国人吗?我当然是啦。我在阿尔康受的教育,十六岁就上丹麦去,三年前才从那儿回来。今年我三十二岁,”她加上一句。这时候,这群人全不再拘束了;不一会儿,小杰克便谈起话来。
  “安,”他解释说,“妈还忘不了斯勃林菲尔德的那个取消掉的婚约。您瞧,妈,凯特是个好姑娘。我想她敢情是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一晚我瞧见的最美的人儿啦。当然,我们碰到种种困难,可是我们彼此热恋着。后来,在大学里,我细想了想。困难是,等我们共同生活后,我们怎么办呢?凯特是美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都地道得多的美国人。她对爱尔兰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想要一个美丽的家,一辆大汽车,规矩的仆人,大量的衣服和愉快的生活。她非常喜欢玩乐,笑起来真美极啦。这一切我全喜欢。我还认为我也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来把这一切全办到。但是随后,又怎样呢
  “异族通婚这件事很叫我烦心。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法,让黑种人渐渐给吸收进白种人里去,这样在美国消灭掉。我想妈妈就是这样看法。这意思是说,黑人作为黑人对这个国家需要作出的贡献,就全没有啦。我并不赞成我们所说的什么种族自尊心,但是我们的贡献是以我们的经验和回忆、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音乐和欢笑作为基础的。这非常重要。这是大量的人类历史;全世界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和受到指导。再说,这个通过吸收来消灭的方法,就意味着黑种女人的消亡。黑种男人多半都会娶白种女人;黑种女人就会成为老处女和寂寞、痛苦的局外人而憔悴终身。这会是一个莫大的损失。随便哪个民族丧失了妇女,就决不可能再生存下去啦。
  “还有,跟现代美国的哲学正相反,婚姻主要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两性关系。婚姻是友爱和工作方面的合作。这个国家疯狂地极力想使性生活显得是唯一的现实生活;结果就是离婚、拆散家庭、遗弃子女,以及喝酒、吸毒这种种令人不快的放荡行为。我知道这个,因为我留心察看女人,想到女人,如今已经有十年啦。我瞧见大学生活不断因为专心注意到性问题上去而给毁了。我瞧见人类的交际完全变成了两性关系。相反的,孩子非但得不到爱护,也不是计划好要生的;他们愈来意受到忽视,受到错误的教育,再不就是给打胎打掉了。因此我放弃了娶凯特的念头。我们彼此很相爱,不过那是性的吸引,不是理想和工作的吸引。那是好奇的诱惑。凯特越来越渴望兴奋。地喜欢赌博——您该瞧见她在一场赛马会上的神气——还有她多么能喝威士忌啊!我遇见安以后,情形可大不一样。我跟她接近,并不是因为她是褐色皮肤——虽然这也使事情容易点儿——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要求,记得同样的事,受过训练来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工作我们认为非常重要。
  “接着,对印第安人的想头来啦——那些被人遗忘、被夺去继承权、遭到残杀和堕落下去的美洲印第安人。你们知道,安有点儿印第安血统。她父亲跟如今还生活在长岛上的那个印第安部落结了亲。我对印第安人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安才告诉了我。在美国这儿,印第安人正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在消亡;他们成了一般的美国人,既没有充实美国,也没有挽救自己的精神和文化;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却是应该挽救的。但是印第安人毕竟还生存下来啦。中美洲和南美洲有一万万或是更多的人,主要是属于古老的印第安血统,这个血统和文化吸收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犹太的血统和文化,再加上黑人的血统,就会给南美洲一种全世界管保要欢呼的新文明。美国由白人欧洲帮助着,现在正控制和剥削着这千百万人,并且利用富裕而有野心的印第安叛徒的默许,对这千百万人进行奴役。可是改变就要来啦,急剧、彻底的改变。安和我热切地等待着这场改变。我们寻找别的黑人,让他们在我们身旁工作和等待。我想这一切敢情是今天世界上很害怕的一种利己的、精神上的民族主义。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自卫,是一种决心,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与美梦决不会消灭,会为了世界的利益生存下去。”
  安接口往下说道:“我祖父在密西西比河边的高地上有一片农场。他是在复兴时期买下的;大部分我们都保存下来了。土壤贫瘠,房屋倾倒。但是地点很好,有水路和陆路通向四处。周围是一些古老的人家、跟我们家有多少年交情的黑人,以及佃户和长工;就连有些贫穷的白人,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有许多年轻人全上北部去接受了教育;有些人我们已经争取到手,有些人我们还在跟他们进行联系。我们的计划是,成立一个乡村小组,由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率领着。我们想耕种和饲养牲口,不过除此以外,我们还想在家乡发展地方工业,跟附近一带和全国各地做买卖。我们要建立一个有一所医院、一所好学校,大伙儿全有活儿干的村子。我们得尽可能不歧视谁;白人和黑人只要乐意,都可以上学;医院对他们也都欢迎。
  “我们不是傻子;我们知道会有强烈的反对——不让黑人有什么发言权的无知的政府,惯常出现的聚众行凶,以及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主决心要使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成为国内没有有效工会的最大的现代工业的剥削中心。我们准备应付暴行——我们甚至连手提机关枪也要配备好。不过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得依靠武器,或者象目前这样依靠武器,那我们就注定完啦。要是凭小心、勤恳和深思熟虑,凭科学和教育,我们成年人和青年人可以创办和经营一个小合作企业,那么我们就有前途啦。这是一场冒险。也许,象那些聪明人说过的那样,这种不通过革命走向社会进步的和平、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还不相信这话。小杰克和我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来证明这话并不实在。”
  “安替我把话全说啦,”小杰克说。“我知道我们面临到些什么困难;机会并不很大。但是我们也许会成功。这就是我们立刻得碰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位很高明的黑人大夫上密西西比州去,为人类健康,而不是为金钱工作,我们能不能把当地的黑人教堂改成一个成年人的教育机关,只传授最少限度的教义?最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在一个长期被贫穷、无知和疾病抑压着的地区,平平静静地来应用化学、物理学、园艺学和心理学?”
  孟沙法官瞪眼望着这些热心的人,喉咙里不禁感到有点儿哽塞。他想到他们所有的那些前辈——“布鲁克农场”、“新和睦”、“希望谷”、“避难所”和“曙光”。嗐,得到什么来着呢?我们摔倒又爬起来;不努力,即使是毫无希望的努力,什么也得不到。“去干吧!”他说,“我们一定永远准备给你们提意见和帮忙。”孟沙太太又说道:“这太好啦。我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这样远大的眼光!”
  他们听见门道里有一片嚷闹声,接着门铃大响起来。小杰克霎了霎眼。“这伙人来啦,”他说,一面奔去开门。十二三个年轻的白人涌了进来。他们兴高采烈,几乎是醉醺醺的;大伙儿热情洋溢地拥到了小杰克和安的四周。一个身材很高、十分俏丽、服装花稍的姑娘奔上前来。她张开胳膊,抱着小杰克亲了亲。
  “亲爱的小杰克!瞧见你,还有安,真高兴极啦!你就是最后赢得他的姑娘啊!嗨,你真漂亮——这种颜色和这身衣服,嘿!真好极啦。是谁设计的?我们这阵子非常快活——那出新歌剧,我忘了它的名儿,它可好极啦。接下来在鹳鸟俱乐部的晚餐——那种香槟酒真好。现在,既然你们不肯在这儿待一晚,我们来把你们送到飞机场去吧。随后,我们就随便上哪儿去玩到天亮。还有,小杰克,你可别忘啦——海尔的父亲钱可真多;我们不知道怎样来花。要是你的疯狂的密西西比计划得用钱,你就写信告诉我。别忘了,只管写信来,或是打个电报!”
  他们跟涌进来一样迅速地又涌出去了。安走在最后;她回过身,亲了亲蓓蒂,抱紧了她。“我会照顾他的,”她小声说。
  蓓蒂一语不发地瘫倒在一张椅子里,瞪眼朝门望着。“这些孩子,”她喘息着说。法官突然喊道,“我完全忘了把阿德尔伯的信给小杰克看啦。我得寄给他去。”
  “请你把这附在信里边,”孟沙太太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最近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
  法官于是读道: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收到了——我刚看过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部队在朝鲜所犯的暴行的那个国际妇女委员会的报告。
  总统先生,这份记实的报告,叙述了我们指挥的性欲狂的部队在朝鲜犯下的滔天罪恶;在我四十年的生活里,我还从没有象今天看完这份报告后这么感到惊骇和厌恶。
  “……二十六个住在医院里的病人被燃烧弹造成的大火烧死了……三十个母亲和儿童被杀害了……有步骤地用机关枪扫射想来扑灭大火的平民……儿童从起火的住宅里跑出来,被低飞的飞机用机关枪射死……医院、电车、桥梁、自来水管全被炸毁……妇女和姑娘在街上被‘逮住’,押到营妓院去……一个当地人挨了美国人的打,因为他把妻子藏起来没有给他们抢走……美国人押着她赤身露体地走过街道……北朝鲜的俘虏被押到一片田地上,身上浇了汽油,点着了活活烧死……山上的森林被美国燃烧弹烧光了……被囚禁的妇女受到美国人殴打,有二十个被强奸了……有些牺牲者是因为美国子弹在嘴里爆炸而被杀害的……单在金原,就有两千九百○三个妇女被美李部队强奸过……赶进稻田里去,奸污后枪杀……”
  大总统啊,这种流血、屠杀、折磨、摧毁、残害,这种杀婴儿的罪行、杀人的罪行、大规模屠杀的罪行——这种违反正义的行径——还得继续多久,多久呢?
  美国的“领导人”——根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己下的定义——正使自己成了战犯,成了对人类犯下卑劣罪行的凶手;为了这些罪行,愤怒的世界舆论会要他们来偿命。
  这是一帮卑鄙的“反共”狂人,是一帮打算用原子弹来歼灭世上生命的凶手和破坏人类多年辛勤创造出来的文明的罪犯;除非……除非您趁早采取确切有效的措施,否则,走在这帮人最前边的,将是——也许还带着手铐脚镣——那个唯一可取制止这一切暴行而没有加以制止的人:哈里·杜鲁门。
  总统先生,倘使那一天到来了,您可以回想到一封八页的长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在这封信上,一个不知名的、现在已经亡故和被人忘了的不重要的人,“预料到了”这个“可怕的结局”。这个人自己署名是,
恳求您的,
    维纳。




[1] 法文:世界和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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