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五章 孟沙遭到了攻击
一九五○年秋天，亚特兰大妇女俱乐部里举行的那次午餐会十分成功。到场的有六个人——当然全是白人，有三个还是南方人。咖啡端上来后，新成立的马隆内基金会的代表克莱尔说，他的基金会这时候愿意出五万元来对美国黑人进行一次新的调查，需要的话，钱数还可以增加。他是一个六十岁的北方人，刚从汽车工业里退休下来，专心从事慈善事业。南方大学的白人校长，一个四十五岁的生气蓬勃的人，说他的学校愿意承担这项调查工作。
“很好，”那个政客说，他这时三十七岁，已经肯定是这一州下届的州长了。“有一个时期，黑人控制着对美国黑人的调查；他们作了一些恶意的宣传；这些宣传就算是真实的，对南部和对白种人来说，公开宣扬也很不好。我们这就可以知道真情实况，并且把好的那部分尽量发表出来，按我们的方式渲染一番。”
克莱尔显得有点儿不安。校长连忙解释说，调查工作自然得绝对科学化——
妇女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爱默里太太插嘴说，“这自然啦，自然啦；谁会怀疑呢！不过，最好使报告上提到点儿我们的好名声，并且承认我们的善意。不可以让世界上继续认为，南部的主要工业就是私刑。”
那个北部的社会学家说：“黑人的调查工作给放弃了，那是黑人自己的过错。亚特兰大大学在一八九七年开始了这项工作，一九一五年又搁置下来，一九三八年又想来恢复，随后又让这项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当然，白人学生可以做得好得多。”
“现在，”主席说，“情况是这样。黑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不论在本州或是在联邦里都没有得到他们那份应得的教育经费。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正在极力补救这件事。除非这能成功，要不学校里的这种种族隔离就会为了缺乏经费来维持一种双重的制度，或者甚至会凭着法院的判决而给取消。”
爱默里太太说，“这决不成！”
政客接着说道，“要是真这样，南部准会叛变，”
”哦，不会！”克莱尔急忙说，“不过我们一定得弄到足够的经费来应付平等的教育制度。”
“这得花不少钱，”社会学家开口说。
“我们好歹得试试，”政客说。“我们南卡罗来纳州正领头在这么做，往后还得坚持下去。”
“我们，”主席补充说，“已经有充分的数字，可以送出一份报告来说明，这两个制度正很快地接近平衡，用不着多久，抱怨就会变得绝对不合理啦。”
“好极啦，”好几个人说。克莱尔补充说，“把它写成一本书。我们要使它在各处畅销。”
“但是，”社会学家说，“假如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那怎么办？”
政客非常坚决。“他们决不会这么做。再不然，如果他们出乎意外地这么做了，那么它也是一个四票对五票的决定，马上就会给取消。再说，‘黑鬼’自己并不要种族合一的学校。黑人教师们会丢了他们的工作；黑人儿童们会痛苦受罪的！”
大学校长不同意这话。“不错，最高法院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性的裁定，但是万一他们作了，那么记住，黑人的舆论会逼着所有的黑人来要求这个权利的。他们高喊平等喊了这么久，等到给他们平等的时候，他们决不可能拒绝。”
社会学家又提出他的意见来。“不过，记住，要是我们继续拒绝给他们平等，那么共产党就会继续从这里得到资本，黑人就会越来越听他们的话。而且，我们就会继续在我们自己内部形成一个危险的团结一致的集团，这个集团正是根据我们宣扬的。他们新近接受的那种种族自尊心而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们，他们逼着我们非给他们一点平等不可。”
爱默里太太嗤笑了一声。“你太相信黑人有脑筋啦。想想看，如果最高法院疯了，下令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那会出什么事——黑人就会讹诈我们，要跟我们在社会上完全平等，否则他们就去做共产党。”
克莱尔先生和大学校长同时插进来说话。
“最高法院根本不可能来干涉美国目前这种确立了多年的种族隔离办法。我们如今只要照料着使学校的经费分配得比较公平，还使这件事普遍给人知道。”
可是校长接着又沉思地说，“当然，我们正面临着各有色人种的暴动；我们可不能小看这个事实。英国已经让印度独立了。谁会想到这是可能的呢！中国也已经起来反抗。美国非得想办法使她马上停止反抗。美国和英国认为，如果政权保留在她们的傀儡蒋介石的手里，那么日本一垮台，中国就会无依无靠地落进她们的手里，这是个错误。中国沉默地、不可抗拒地站起来了。美国没有任何力量，或是任何阴谋可以笼络住她；供给蒋的武器全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我可不象有些人那样肯定，认为台湾一定就靠得住。当然啦，中华民国最后准得垮掉。”
“它不会垮！”这句很粗鲁的横插进来的话，是那个石油百万富翁范德堡说的。他们原指望他来夸耀夸耀他的权势，但是跟往常一样，他又迟到了——他惯常总是叫人等他。“中国眼下不会垮，不过蒋可完啦。最高法院非终止种族隔离不可——就算不是今年，那也不会太久。我们干脆得放弃这个儍想法，认为我们掌握着全世界，或是只有我们有头脑，我们并没有。黑人和中国人跟我们一样精明，倘使他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得做的就是留神不让他们有这机会。
“在美国这儿继续实行种族隔离，那就是说必然会树立起一个有领袖、有组织、有计划的完全统一的集团。这件事决不能发生。我们得把‘黑鬼’并进我们的集团来，慢慢使他们在我们手下担任些职位，只是不能制订政策和发号施令。比方说吧，我们得削减这些公地高等学校校长的职权，把权力保留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好由我们自己的傀儡代替现在的这帮太有头脑的人来行使。我刚设法使自己当选做了梅肯那所州立大学的校董。我可要来去掉孟沙。你们别哄骗自己——除非我们很机灵，要不世界上的黑人就得叫我们好受。我们并没有失掉中国，是中国把我们踢出来的。”范德堡对四下很快地点点头后，大踏步走出去了。
这群人吃了一惊，但是他们的信念根本没有因为他这样大嚷一气而有所改变。
克莱尔很不以为然地笑笑。“我恐怕我们这位朋友太夸大啦。”
“他当然夸大罗，”大学校长附和了一句；社会学家轻蔑地嗤笑了一声。大家兴冲冲地又谈了几句，说了几句鼓励话，这次聚会便结束了。他们慢悠悠地散出去的时候，爱默里太太整了整长外衣，把腰带放松了点儿。她嘟起相当饱满的嘴唇，从嘴角那儿吐出几句话，送进了政客的灵敏的耳朵里。
“我听说范德堡对黑人的重视甚至扩大到他们娘儿们的床上去啦。”
这时，在梅肯那儿，妨碍孟沙校长主持学校的迹象逐渐增多了。在他从旧金山回来后就举行的第一次校董会议上发生的那件事，他虽然没有忘记，却也没有把它老放在心上。一份签好名的请愿书交到了校董会，要求建造一个适合举行运动会的体育场。曼努埃尔始终不提倡运动，还特别反对各大学的校际运动会。这种态度跟他对儿子勃罗士的回忆，多少有点儿关系。
运动会造成了一种各个种族的大混合，这是他所惧怕的。梅肯的白人，尤其是商人和一般职员；都如饥如渴地寻求娱乐，成群结队地拥来观看黑人的比赛。这儿，座位于是不得不分隔开，这样便激起了本地居民中有些人的种族优越感。种族冲突的事件时常发生；它们多半并不严重，但是孟沙可不喜欢这种情况。
还有，他觉得很特别，这份主要由他自己学校校友签名的请愿书，竟会没有先送给他看，反而从得克萨斯州一个白人石油商范德堡的手里交到校董会来。
贝蒂露·鲍尔温在一九四七年去世了。她临死前，把儿媳妇的一个堂兄从得克萨斯州找了来。她儿子约翰身体不很好，孙子李需要一个比他母亲更能干的人来辅导。贝蒂露心想范德堡是最近的男性亲戚，又代表着西南部新兴的庞大的化学、硫磺、特别是石油工业——以及它的免税的丰富矿藏，他也许是可以引进鲍尔温家和他们的许多事业中来的一个得力的人物。
范德堡同意了。他在亚特兰大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成了鲍尔温银行里的一个董事，不久还当选做了州立黑人大学的校董。这时，贝蒂露去世了，并不一定很安心，不过至少还抱着点儿希望。
约翰·鲍尔温根本没有退休，不过他倒乐意把次要的职务让给别人去办；他的家庭关系非常不愉快。范德堡很快便接管了这所州立学校，尽管鲍尔温偶尔还继续来察看察看。
范德堡对黑人高等学校有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里有一个便关系到黑人运动；跟建造体育场的提议和请愿书一起，他附带捐赠了一批石油股票，票面价值是十万元。这样一笔捐赠可不得不很感激地接受下来。孟沙把股票放在学校保险箱里，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孟沙感觉到，自己给邀到校外去的活动实在太多了；他打算把这种活动减少一些。但是，另一次黑人公地高等学校校长的年会，就要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他觉得非去出席不可。他感到自己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都想跟同事们商议商议；各大学的校际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他于是匆匆地上亚特兰大去了。
他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个女人拿着那位热心善举的石油商的一封介绍信，走进了教务长办公室。她是一个肤色微黑的黑白混血儿，容貌出众，服装华美，举止落落大方。她英文很好，显然心思灵敏、受过很好的教育。见面寒喧过后，她说道：
“范德堡先生叫我来的。早先，我曾经上这儿来申请过，想担任一个教师的职位。”
琴想起一九四九年，范德堡曾经坚持要派葛雷太太来担任社会科学的教师。这件事因为需要进一步了解而拖延下来了。葛雷太太在芝加哥得了个硕士学位，资格似乎很不错。但是社会科学的课程是琴自己担任的；她不想跟人分担。就连在她应聘做了教务长后，她都能够很轻易地把系里的工作全部做好。不过这是因为世界大战使她一心想通过各公地大学来从事的“社会调查计划”暂时停顿。要是这项计划重新搞了起来，象她决心要做的那样，那么到那时候，琴便没有多少时间来担任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添聘一位教师便有必要了。
琴打量着葛雷太太的时候，这一切掠过了她的心头。她不喜欢葛雷太太。为什么，可很难说得清。不过以前，教师一直都是经过仔细选择的，总的说来全相处得十分融洽。当然，由于性情不同、嫉妒和名利心，有些人彼此之间也有过一些摩擦。但是孟沙的人品，再加上他的很大的威望和琴的识见，使各方面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只有一个例外。校长到芝加哥，从那儿又到旧金山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事务工作方面新派了一个人，琴对这件事一直感到后悔。
约翰·杰喀布斯这个人很沉静、很规矩，不过他对学校作为一个教学机关，却不感兴趣。他可能替校外的势力在办事——这一点琴可拿不准。她不能证实自己的疑心，打算向孟沙去说一说。这时，在白人校董的坚持下，杰喀布斯当了学校的会计。他是一个肤色黝黑的瘦子，态度谦虚、办事一丝不苟，担任着簿记的课程。他妻子是个沉默寡言、老鼠般的矮小的黑种女人。
然而杰喀布斯对学校却并不十分满意。他似乎认为他的职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觉得作为会计，他在重要政策的决定上应该更常受到咨询。琴瞧出来，这个抱怨倒也有些根据。校长和她长久以来已经弄成习惯，办事的时候不多跟外人商议。因为他们彼此十分了解，在政策上又那么意见一致，所以进一步的商议似乎是不必要的。如果杰喀布斯比较亲切随和，对学校里的问题显得比较了解，他也许很容易便会渐渐取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他把学校看作一个机关，而不看作一群人，再加上他的迂缓、缄默和几乎敏感的作风，琴和孟沙校长便习以为常地忽略了他，甚至忘却了他。
提议聘请葛雷太太的事，新近一直受到催促，但是他们总没作出决定，因为琴坚持说，校长还没有时间得出一个结论。没经过他推荐，校董会还从来没有聘请过谁。范德堡心里很气，脸上也露出来了，可是校董会非常重视孟沙，不肯对这件事贸然便下决定。
同时，琴想法去取得一些关于葛雷太太的材料。她从一个学生的谈话里很意外地打听到了。这个学生暑假时受雇在亚特兰大范德堡先生的办事处里工作。他告诉琴，葛雷太太是那儿的常客，人家对她很有些闲话。不，他并不能得到什么物证或是人证，但是她的名誉总的说来，可不是好听的。
琴把这消息转告给孟沙校长。他立即打定主意该怎么办。倚靠侦探和秘密摄影，或是其他类似的方法，是没有用的。相反地，他打定主意，到亚特兰大范德堡太太那儿去一趟，这不会不合式。他打电话去先约好时间，说明自己是州立大学的校长。
她发觉他是黑人，很奇怪。据她记得，这种黑人从来没有要求来访问过她。但是她倒并不抱着狭隘的偏见；他终究是从梅肯那所大学里来的。她很感兴趣，在前门口迎着他，不过只邀他坐在门厅里。谈话的时候，她一直不停地擦着自己的指甲。
“孟沙校长，”等他说明来意后，她说，“您问了一件我一向不乐意谈的事。可是，我真认为您在这件事上得有个防备。坦白地说，葛雷太太是一个妓女。她和范德堡先生好几年来可以说是常常见面。她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女人，除了款待他外，还帮他做各种不正当的工作。一般说来，她大概是您学校里最不该聘请的人了。
“另一方面，让我来供献给您一个很直率的意见。您要是不用她，那就会另换上一个别人。这是刺探和撒谎的大时代。他们打算安置一个人在那儿，专门探听您的事，或是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谣言。您就接下一个他们提出、您也知道的人呗，这也许是最聪明的办法。
“谢谢您来看我。”说完，范德堡太太站起身来。
他们朝前门走去的时候，她又说道，“当然，您准觉得奇怪，我干吗容忍葛雷太太。原因很简单。我不干涉我丈夫在商业和恋爱方面的事情，也就保持着我自己的自由。我跟我乐意来往的人来往，我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我乐意在什么时候上什么地方去，就上什么地方去。当然，没有钱、没有自由，我可以想象到一种比这高尚得多的生活，但是事情并不是由我来选择的。我想您总明白吧，孟沙校长？”
孟沙校长说他明白，又恭恭敬敬地谢过了她。于是聘请葛雷太太到佐治亚州立黑人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件事，便通过了。从这时候起，孟沙校长和琴认为自己有必要更加留神、更加密切地注意着学校，以及学校里反对他们和进行分化的那股潜流。首先，体育场必须建造起来。别的校长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全劝他这么办；内里那笔不寻常的股票捐赠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孟沙很谨慎地找人打了图样，丈量了地皮。
同时葛雷太太也迅速行动起来。她拟定了她的教学大纲，教得很不错；她尽力打听到了有关学校的一切：它的教职员，以及他们的关系。她想到，或者不如说是人家提醒她，州立大学的会计约翰·杰喀布斯对她心里的某些计划可能很有帮助。范德堡急切不耐。他对公共机关和政府官员有着一个过于简单的见解。他急急忙忙地要探听出这个学校里的贪污事件——谁贪污了，怎样贪污的，什么人经手。他深信孟沙除了那一小笔薪俸外，一定另外得到不少钱——要不然他就是个大傻子啦。
范德堡想进一步控制这所学校。它的经费、学生的人数和学校的名誉都在增长。到目前为止，财务方面从没有发现过什么不正当的事。学校办得很不错，尽管它的会计方法并不一定是顶新的。虽说这样，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当真没有舞弊行为，那么它就一定得捏造出来——然后把孟沙撤换掉。
葛雷太太不久便瞧出来，会计杰喀布斯不很得意。他很沉默，不受人注意，通常总是独自一个儿。孟沙亲自管理着学校的财务；杰喀布斯的任务只限于一个高级职员的范围内。然而杰喀布斯也还保有某些职责。他登记帐目，可以拿到重要的票据，还可以开保险箱。因此，葛雷太太很显眼地追求起杰喀布斯来；这在他的生活中那么特别，几乎使他惊吓起来了。
他住在梅肯郊外学校后边的一所宅子里——地点很好，不过还很荒凉。屋子是老式的，很舒服，但是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这是一所简单的两层楼住宅，按南部式样在木基上造起来的，下边没有地窨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性情柔顺、容貌板滞、肤色黄褐的女人，对丈夫千依百顺。她把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菜烧得很好，很守时刻，可是既没有做过什么不寻常的事，也没有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
葛雷太太着手把自己的计划实行起来。首先，她装着白费力地找了好一阵子住处，接下来便提议寄住到杰喀布斯的屋里去。他很高兴，不过为了这个，葛雷太太要求把二层楼大致上翻造一下，重新布置一番。在她的指导下，这屋子布置得又雅致又舒适，但是杰喀布斯拿不出这许多钱来支付它所需要的费用。葛雷太太拿了他一张期票，欣然便把这笔款子借给了他。接下去，她又提议他应该造一个地窨子，布置起一间文娱室来，可以邀朋友和邻居在那儿打牌。其实她是想到需要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在那儿举行会议，可以不受黑人或白人群众的注意。
杰喀布斯又踌躇了；葛雷太太又通融了一下。她并没有很明显地说出什么话，或是做出什么姿态，却想法叫他认为，可能是有件风流韵事要进入他的寂寞的生活里来了；她甚至使他很大胆地相信，这个优雅、出众的女人的确私下对他很有意思，一种未来的生活也许可以由他们俩怎样共同来享受一下。他连忙答应了她的文娱室计划，但是不得不又借了很多钱来兴建，自己一点儿没认识到，他的那些期票很快就要变成一份数目相当大的抵押单了。他太太在抵押单上签了字，既没有看看内容，也没有多问。
宅子下边掘了一个地窨子；用水泥造了个房基，铺上砖地，砌上砖墙。它已经快要完工，只有一面花砖还只砌了一半。它和院子之间留着有一个挖掘出的很宽的土坑。这在往后几天里就可以完工了。
这时候，葛雷太太找到机会跟杰喀布斯在地窨子里坐下，很机密地谈了一次，把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吐露出来了。她可没有觉察到，通过厨房地板那层薄薄的隔板，她的声音很容易给人听见，而杰喀布斯的容貌板滞的妻子正坐在厨房里做活计。葛雷太太怂恿杰喀布斯谈谈他的地位和职责。不错，他登记帐目——这差不多便是他的全部工作了。他并不签发支票，难得给唤进去商议什么计划，比方说吧，象建造体育场的这种计划。
“噢，还有件事，”葛雷太太问，“捐来造体育场的那些股票收在哪儿，”
“在保险箱里，至少早先是在那儿。”
“你有钥匙，或是知道暗码吗？”
“有，知道；校长和教务长也知道。”
葛雷太太哼了几句歌词儿。接着，她说道，“约翰——。哦，请你原谅我叫你名字——”
杰喀布斯告诉她，听她叫唤他名字是很惬意的。她于是往下说道：
“约翰，你有没有偶然注意到这些石油股票每天的行情呢？”
杰喀布斯从来没有注意过随便哪种股票的价格；他于是这么说了。
“嗨，这些股票的价格不停地在涨。再说，你知道我有内部的消息来源。这些股票还得接着大涨上一星期；接下来它们就会猛地一下跌到一个很低的档子。”
“但是——”
“慢着；当它们到达或是接近最高峰的时候，要是股票能到我手里，比方说吧，二十四小时，那么我就可以赚上一万五到两万块钱，再把股票完完整整地还进去。不过它们的价值到那时候就会比票面低很多；学校就会损失不少钱。往后，也许会漏出去，说有人这时候拿它们赚了好些钱。校长，或者甚至那个特别小心的教务长，可能就会受到人家怀疑。”
杰喀布斯显得有点儿惊吓。葛雷太太继续往下说。
“他们不会疑心你，因为这笔交易得到亚特兰大去做，而你却待在这儿。再说，你好歹总会由我认识的很有势力的朋友保护着。假如你现在拿到这些股票，把它们交在我手里二十四小时，你说怎样？”
“只要孟沙校长否认，人家就决不会认为是他拿的；他非常正派。他一定还会替教务长担保。”
“当然罗。不过，可以指控他在处置这些股票的时候，犯了粗心大意的过错。这些股票是捐来给一个他始终不赞成的计划作为经费的。”
“这大概成。”
“当然成罗。它会加快孟沙的退休。随后，”——葛雷太太靠近点儿，压低嗓门——“约翰，等他走了，我们就搬进去啦，你明白吗？”她的胸部碰到了他的胸膛；嘴唇发出微妙的幽香，轻轻地擦过了他的面颊。他心里空前未有地涌起了一阵热情。
“听着，约翰，”她说，“我要你去拿出这些股票来，把它们交给我。”
“然后因为盗窃给关进牢去吗？”
“绝对不会。尽管你和那个教务长也可以开保险箱，孟沙却该对那些股票负责。孟沙一个人负责，倘使股票不见了，那他决不至于控告或是疑心你们两个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你们并没有离开过梅肯。他会疑心是贼；校董会至少会指摘他粗心大意，尤其因为他不赞成这笔捐赠。”
”但是假使股票给追究到你身上，那怎么办？”
“他们决不会。我星期五就离开梅肯，直到星期一下午一点钟我有课的时候才露面。星期六晚上，我悄悄地溜回来，从你这儿把股票拿走。除你以外，谁也不会瞧见我。我把股票带到亚特兰大去，把它们交给捐赠给学校的范德堡先生。我告诉你，亲爱的约翰，除孟沙外，谁也不会因为丢了这些股票而受罪。”
杰喀布斯脸上大汗淋漓，答应“考虑一下”。葛雷太太给他一星期的时间；接下去他们又谈起来。校长和教务长对未来的体育场或是他们的计划，全没有来找杰喀布斯商议过。他感到比平时受了更大的侮辱。葛雷太太握住他的手，说道：
“听着，约翰。这个周末，我为了点儿事要上亚特兰大去。在我走后，不是在走前，把保险箱打开，把那些股票拿出来。我一定悄悄溜回来，再把股票带到亚特兰大去。”
“何必走开呢？”
“我走开，那么等人家发现股票丢了的时候，就决不至于想到我，也不至于因为我而联想到你！”
杰喀布斯很害怕，不过这个思想不断地在他心上翻来覆去，直到一个星期五下午，葛雷太太往北方去了。她预定第二天晚上再秘密溜回来。
同时，琴在核对他们手里的一些证券时，几乎很意外地从早报上注意到，石油股票涨了。她等到午餐的时候办事处里人全走后，取出股票，对了一下。他们手里的股票当时的行情是一百十七元。她想，要是它们这样变动不定，那就该把它们卖掉。她匆匆赶到校长的家里去，把他从午睡中唤醒。
“我们今儿就该把这些股票卖掉。要是它们跌价，那么任何损失都该由我们负责啦。”
“可我们在这儿没法卖。亚特兰大是跟纽约有联系的唯一的市场。”
“明儿是星期五。我今儿晚上驾车上亚特兰大，明儿一早就到鲍尔温的银行去，您说怎样？等下星期二校董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但把建造体育场的蓝图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十一万七千块钱现款可以用来建造它。”
孟沙同意了。那天傍晚，琴便上亚特兰大去了。
第二天星期六晚上，约翰·杰喀布斯的矮小的、容貌板滞的女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屋子里。天黑后好一会儿，她听见大门打开，瞧见葛雷太太轻轻地从门外溜进来。葛雷太太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前门，然后走到下边文娱室去瞧瞧那儿的情形。她瞧了瞧表，踱来踱去，随后走上花砖地基快完工地方的厅架上去，朝那个敞开的土坑里望望。突然，身后有人轻推了一下，紧接着是猛地一推。她头朝下摔进那个土坑里去；一辆盛满砌墙用的水泥的手推车翻到了她身上。
那个矮小的褐色皮肤的女人飞快地跑到上边屋子外去，开始把泥土铲起来，填进那个土坑。她拼命地一连填了四小时，终于把手推车和水泥全覆盖起来，并且几乎填到了墙头那么高。坑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随后，她回进屋去，拿了葛雷太太的手提包，找出她的钥匙，到她卧房里去，找到了那张抵押单。她把它扔在火炉里烧了。
杰喀布斯那天很晚才回家来。他并没有带回来那些股票。星期五下午，校长和教务长离开后不久，他便把保险箱打开了。他时常逗留拄那儿清理当天剩余下来的工作。这时，他把两手悄悄地伸进保险箱去，摸索那些股票。它们不在一向放着的老地方。他在保险箱里看来看去也没能找到它们．他想它们大概是在星期二校委会开会的时候给拿出去，很粗心地遗忘在校长的桌上了。可是他在那儿也没能找到它们，又不敢把抽屉的锁撬开。再说，这也不大可能；校长一句也没有提起过。
杰喀布斯没奈何，只好把保险箱锁上，离开了。他几乎怕见葛雷太太，但是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愈来愈认识到，他原打算去干的事要是成功了，那也许就会使他给关进监狱，并且肯定会把孟沙校长毁了。他对葛雷太太的感情非常热烈，甚至到了沸腾的程度。不过他并不是个傻子。他决心不再把这个不寻常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他逗留在市里，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很晚才回家来。葛雷太太并不在那儿。后来，他把酣睡的妻子唤醒了。
“葛雷太太还没来吗？”
“没有，”她说。
“没有接到她什么通知吗？”
“没有。”
他等葛雷太太差不多等到天亮。但是她依然没有来。
“这真奇怪，”他说，然后勉强上床睡了。这件事一直很奇怪。葛雷太太就此音讯全无。
范德堡在亚特兰大等侯她，几乎等得发狂了。星期二他来开校董会的时侯，因为没能找到葛雷太太，便把杰喀布斯唤了去。
“阿尔细娅——葛雷太太上哪儿去啦？”
杰喀布斯说他不知道。接着瞧见范德堡满脸怒容，他便把整个儿阴谋一下子全部说了；他相信范德堡一定早已知道这个阴谋。
范德堡大吼道：“但是那些股票已经按最高的行市星期五在亚特兰大卖掉啦。今儿，它们已经象我计算好的那样跌到八十七块了。可是阿尔细娅究竟上哪儿去啦，她给人谋害了，股票给抢走了吗？”
“教务长拿了这些股票去，把它们卖掉啦，”杰喀布斯说。“准是她杀了葛雷太太，把高过票面的盈余抢走了。”
“好吧，等今儿她向校董会报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啦。”
范德堡气冲冲地奔出去后，杰喀布斯也走了。但是校董会会议上除了看到那个一再耽延的体育场的全部蓝图外，并没有说明什么别的。教务长报告说，星期五上午，她在亚特兰大鲍尔温先生的银行里把这批股票按超过票面的价钱卖掉了，学校这时手里有十一万七千块钱来作为建造体育场的经费。范德堡坐在一旁哑口无言。他不能问教务长，是怎样从葛雷太太那儿弄到这些股票的；他自然不应该知道葛雷太太曾经拿到过这些股票，如果她真拿到过的话。不问她拿到没拿到过，她反正被人很卑鄙地干掉了。
他找到了杰喀布斯；杰喀布斯也同样心神错乱。他始终就没有把这些股票交给葛雷太太，因为星期五晚上他想去拿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不见了。但是葛雷太太——可怜的葛雷太太遭人暗杀了。是怎样给人杀的，在哪儿，被谁杀的呢？
学校和校长，特别是教务长，尽了一切力量想查访出葛雷太太的踪迹，但是并没有结果。她的汽车安安稳稳地停在汽车房里。难道她是乘火车上亚特兰大去的吗？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没有瞧见过她；她在“黑鬼”列车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上哪儿去了，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范德堡对谁都疑心。他很快从纽约去找了些私家侦探来。他们搜查了葛雷太太的办公室，从下到上搜查了杰喀布斯的屋子，把她的睡房简直拆毁了。他们还细细检查了她的汽车。葛雷太太始终没有被找到。还有，使杰喀布斯说不出地烦恼的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张他屋子的抵押单，始终也没有一点儿踪影。它始终没有给登记下，也从没有人来要求偿付。
但是约翰·杰喀布斯却老在等侯她。他瞥见她藏在人丛里，或是在黑暗的夜色里消逝。文娱室造好后，杰喀布斯太太把它收拾得很干净，可是并没有邀请什么朋友来。时常，杰喀布斯在暗淡的光线里独个儿坐在那儿。这种时候，他常觉得听见阿尔细娅·葛雷的脚步声，还闻到一阵香气。
这件事尽管令人烦恼，可是它给校长和教务长带来的烦乱不安，却远不如他们所见到和推测到的世界大势。从哈里·杜鲁门宣布粉碎“共产党侵略”是他的原则的那天起，两个人便很紧张地注视着世界大事。一九四八年的竞选运动，看来象是消除不可避免的战争的一个方法。不仅这样，它还会重新返回“新政”的道路上去；华莱士似乎便是干这项工作的人选。
孟沙校长认为采取一个政治立场，或是上费城去参加进步党的成立大会，全是不明智的。但是琴却悄悄去了；她见到了那一大群热情洋溢的人，听见歇莉·格雷姆讲得使大伙儿站起身来高呼，“非取消种族隔离不可！”竞选运动继续下去；华莱士为黑人自由与和平奋斗着。南部分裂成了两派，几乎成了三派。这是“新政”和罗斯福去世后对“新政”的背叛两者之间的斗争。汤姆·杜威便代表着这种背叛。
接下来发生的，不只是杜威的失败——这是选民所希望的——而且是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选的杜鲁门的当选。不公平的选举制度造成了这件事——民主根本就不起作用。那些想选华莱士的人，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华莱士的地方，只好选了杜鲁门。
可是民众，尤其是杜鲁门，却不明白这道理。他很自负地一跃而起，执掌了大权。“我代表罗斯福和他的全部计划，”他很矜夸地说。随着他的喊叫，死亡的阴影也来了。他自己过去七年里培养的庞大势力当着他面改组了他的内阁，改变了他的政策。金融资本、垄断实业、殖民地贸易、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夺取了大权，正打算稳坐下来的时候，中国便给了他们一个嘴巴。
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大国中，中国可以算是已经属于美国了，它是我们国家就要拥有、驱策和压榨的那个有色人种奴隶世界的第一部分利润。国务院整整过了一年才认识到，这几万万黄种人当真在跟着苏联而不是跟着美国走。为什么呢？这准是叛变——出卖！华盛顿才一转身，正好听说俄国已经拥有原子弹了。就是这么回事。这说明了一切。现在，唯一的答案便是战争、战争！
杜鲁门的国防部长主管着一个能够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的不可抗拒的作战机构；这个人代表着舰艇、飞机、大炮和原子弹，还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和承办商之一的狄龙—里德银行，可是这个人却半裸着身子在华盛顿大街上边跑边尖声嚷道，“俄国人来啦！”当他被拘禁起来时，他从十六层楼上的一扇窗子里跳下去。四十年前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保罗·罗伯逊曾经踢破过福勒斯特的鼻子。
看来总统和全国仿佛都跟着福勒斯特畏缩起来了。国务院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在联合国里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内部棱堡；丘吉尔被邀请了来煽动我们的学生打仗。马歇尔计划给制定出来，把欧洲的大资本家从大战的损失和工会的要求中挽救出去。接着，政府狂怒地回到国内阵线上来了：十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根据臆测认为他们的言行可能导致犯罪的行为；十个好莱坞的作家因为犯了伪证罪的嫌疑，也被关到监狱里去；对阿尔杰·希思的迫害也放开手干起来了。
全国——全国思想界一致反对。我们最优秀的思想家和志士们在全国范围内联名进行反战的号召，并且试图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知识人士聚集判纽约来，为和平呼吁和辩护。孟沙校长觉得这是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举动，因此欣然接受了出席的邀请。在这样一场大会上——它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举行——他深信准有一个解决办法。这跟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旅行中听说到的以及此后他努力宣扬和贯彻的完全一致：首先是和平，然后再加强全世界的了解和实现生活、真理与美。
他觉得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在举世谴责了和平的破坏者后，突然又掀起了一系列充满仇恨的相反行动，他简直给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纽约和全国为什么悍然拒绝这个有全世界一些最伟大的人参加的会议呢？我们的一所最大的大学怎么可以拒绝让萧新塔柯维奇在校园里举行一次音乐会呢？如果这是自发的反应，那可是很不吉祥的。如果它是有计划的宣传活动，那也许更加可怕。他沉默而郁闷地回到南部去。
不知怎么，他觉得他的学生作为个别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许许多多激昂慷慨的黑人，全从他的接触下渐渐消失了，全愈来愈远地离开他的影响。早先，他们全是他的同胞。他用胳膊抱着他们，保护他们，辅导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其他的事情，世界本身，闯了进来，横隔在他和黑种人民之间。他被吸引到更广大的事业里去——和平、社会主义、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候，他想避免分心，重回到黑人问题上去，把自己的精力和希望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然而，如果他和他的同胞是这个更广大的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他或是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分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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