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黑人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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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黑人大路

　　在缅因和佛罗里达两州间的中途，在阿利根尼山脉深处，打开了一个雄伟的隘口，展现出一片景色。一百二十多年以前，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片景色是“值得横渡大西洋去看看的”。他接着说。“你站在一个高地上，你的右边，申南多亚河沿着山脚，绵亘百十英里奔腾而至，要找一个出口，你的左边，波托马克河滚滚而来，也在寻找道路。这两条河汇合在一起，直向这座山冲去，把它劈成两半，冲了过去，奔流入海。”（杰斐逊：《弗吉尼亚随笔》）
　　这就是哈普渡的所在，也就是当初约翰·布朗向美国奴隶制发动进攻时选定的地点。他选定这个地点是有种种原因的。他选择哈普渡，是因为那里有个合众国军火库，夺取了这个军火库，就可以使他的计划一开始便出现高潮，显得声势浩大，这对保证计划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上述原因是次要的。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哈普渡是通往黑人大路最安全的天然入口。你不妨看一看地图（第149页）。斜线部分是盛行奴隶制的“黑人地带”，1859年这里至少聚集着全国四百万奴隶中的三百万。东边有两条路朝南通向“黑人地带，：靠近华盛顿那一条路虽然宽阔而平坦，但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却禁止奴隶通行。另一条路是哈里埃特。塔布曼和所有的逃跑者都熟悉的，它引向左方，通到阿利根尼山脉的顶峰和哈普渡的门户。只要看一下那些崇山峻岭和南部的沼泽，就能找到一条黑人大路了。这里，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黑人群众的强大保护之下，有一条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道路。一路上尽是要塞和藏身之所，这对意志坚决、组织严密的武装队伍来说，很容易就能够成为永久性的、设防的安全地带。

　　看一看地图，就可以清清楚楚地了解到，约翰·布朗是有意在蓝岭一带采取行动的。蓝岭就耸立在申南多亚河以东，而在哈普渡则以劳登高地见称。劳登高地显得异常险峻，高出哈普渡五百到七百英尺，拔海则在一千英尺以上。这些崇山峻岭先是向南、继而向西南延伸，头三英里的山势稍微下降，接着又升至一千五百英尺。这个高度差不多持续到哈普渡以下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这时候群山豁然开朗，现出一片有如迷阵般的树木丛生的荒原，然后山势又升到二千英尺甚或是二千英尺以上。就在这个高处和望得见大圆丘（一个二千四百英尺的高峰）的地方，黑人大路在佛奎尔县境内开始了。1850年，佛奎尔县至少有一万多奴隶，六百五十名自由黑人，而白人却只有九千八百七十五名。从这个县到弗吉尼亚南部边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黑人县，居民大都是奴隶，1850年时至少居住着二十六万黑人。黑人大路从这里往南延伸，这是布朗在日记里指明的，同时也一定是在那些作过记号的地图上指明的，只是地图后来被弗吉尼亚当局急忙地销毀了。
　　攀登这一带山头的最便当的道路，就是从哈普渡走。从军火库的所在地往上爬个把钟头，只要携带的东西不多，很容易就能爬到那些足以掩藏百十人的险要的要塞去。就是带着武器、弹药和给养，他们也可以在退却时毫无困难地打退敌人的追击。这一带崇山峻岭可以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袭击之前，对这些山头都进行过相当彻底的踏勘，同时还把道路标了出来。军火库就座落在哈普渡通往马里兰州那条大道的十字路口上。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头一步是要在波托马克河畔的马里兰州这一边招募人员和搜罗武器；第二步是突袭军火库予以占领；第三步是把枪支弹药连同别的战利品运过申南多亚河并带到劳登高地，然后再躲到荒山野地去；第四步是不时从这里下山去解放奴隶，搜罗粮草，然后向南撤退。布朗懂得游击战术，而袭击哈普渡的失败并不足以证明这计划一开始就铸成了大错。这次袭击并不是从山上打下来，因为后路被切断了才失败；相反地，这次袭击是经过村镇和军火库，往山上打去的，而当时所以失败显然是因为运送武器弹药的辎〔zī〕重车队和前卫接不上头。
　　这就是布朗自和他的几个儿子宣誓同奴隶制血战到底那天起二十年来一直在反复研究、精心制定的伟大计划。
　　前面已谈到过布朗打算在其中工作的那个文官组织。军事组织则以他在堪萨斯的经验和学识为根据。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契尔卡西亚约有五十五万人口
　　瑞士二百零三万七千零三十人口
　　游击战见《惠灵顿^[1]勋爵传》
　　第71页到第75页（米纳）^[2]
　　又同书第102页有一些宝贵的提示。
　　第196页处对军官也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指示。
　　又看同书第235页所载的这些言论
　　在又深又窄的峡道三百人就足以牵制一支大军。
　　又看第236页的上方。”

　　瓦·普·加里逊说（瓦·普·加里逊在1890年12月和1891年1月号《安多佛评论》发表的文章）这本《惠灵顿勋爵传》是斯多克勒尔写的，上述各页讲的是1810年在米纳领导下的西班牙游击队的情况以及炊事和操练的方法。作者在一处说：“我们这里山岳纵横交错，每走一步，就碰到一堆堆滚下来的大岩石和大土块、张着大口的裂缝和又深又窄的峡道，在这里布下三百人就足以牵制一支大军。”阿利根尼山脉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境内，在地形上和上述的情况是类似的。为了在这里展开战斗，布朗打算组织一支基干部队，这个部队既能协同作战，又能以人数不等的小分队单独行动。
　　“一个连要包括兵士五十六名、军士十二名、下士八名、中士四名、军官三名（中尉两名、上尉一名）和军医一名。
　　“兵士要分成七人一组，编号是从1到8，每组有下士一名，下士的编号和他那个组的编号相同。
　　“两组组成一个班。班的编号是从1到4。
　　“每个班有中士一名，中士的编号和班相同。
　　“两个班组成一个排。排的编号是1和2，各排在编号相同的一个中尉的领导之下。”（1859年10月10日《一般命令》，载欣顿所著书第646—647页）
　　四个连组成一个营，四个营组成一个团，四个团组成一个旅。
　　关于他的计划就说到这里。现在且谈一谈他选来共事的那些人。参加袭击哈普渡的人数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其中包括五十名积极活动的黑人。据说那十七个可能已经牺牲的黑人，现在都湮没无闻了，那些助过一臂之力后来又逃脱了的奴隶，现在也不知道姓名。这就剩下二十二个通常被认为是发动这次袭击的人了。他们自然是分成黑人和白人两组的，这二十二个人中间有六七个是黑人。

哈普渡起义的参加者
　　第一个重要人物应推奥斯本·安德逊，他是宾夕法尼亚自由人出身的黑白混血儿，二十四岁。他的行业是印刷工人，“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威严，性格和举止显得谦逊而纯朴，。他是在加拿大认识布朗的。关于这次袭击，他写了一些非常有趣而又非常可靠的材料，后来他还参加过内战。
　　其次要算薛尔斯·格林，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血统纯正的黑人，他本来是那里的一个奴隶，妻子死了以后，他就逃跑了，留下一个依然当奴隶的男孩。他大约二十四岁，生得短小精悍，没有受过教育，但是赋有才能而且胆大无畏。他是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家里认识布朗的，道格拉斯说：“约翰·布朗在我家里的时候，结识了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取过好几个名字，有时叫‘皇帝’，有时又叫薛尔斯·格林。……他是个逃亡的奴隶，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逃出来。奴隶们想逃出这个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薛尔斯·格林不是一个一见艰难或危险就退缩的人。他为人沉默寡言，说起话来简直是断断续续的，但是他的勇敢和自尊心使他成为一个很威严的人。约翰·布朗立刻看出格林是‘用什么材料造成的’，于是便对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和目的·格林一下子就相信了布朗，而且答应了，无论什么时候准备行动，都要跟着他走。”（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7页）
　　丹杰菲尔德·纽比是一个黑白混血种的自由人，来自哈普渡附近的地方。他三十岁，长得高大而魁梧，面貌和举止都讨人喜欢。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都是奴隶，就住在哈普渡以南三十英里的地方。他妻子那时正要被卖到南部去，这次袭击发生以后，立刻就被卖掉了。纽比是向这班人供给一般情报的侦察员，到进行袭击的那天晚上为止，他一直住在哈普渡那一带。
　　约翰·阿·柯普兰的生身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他在奥伯林长大，并在奥伯林学院受过教育。他是一个直头发的黑白混血儿，二十二岁，中等身材，他的职业是木工。弗吉尼亚的检察官亨特尔说：“根据我和他的谈话，我认为他是我们那些最可尊重的罪犯中的一个。……他是个有着铜色皮肤的黑人，他的那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并不逊于他们任何一个人，但是他的仪态要威严得多。”（亨特尔：《约翰·布朗的袭击》，转载于《南部历史学会丛刊》第1卷第3号第188页）
　　刘易斯·谢·利里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奴隶出身，也是在奥伯林长大的。他从事的是鞍具制造工人的行业。奥伯林城有一个朋友作证说：“他以后又来访问了，告诉我他希望保持我给他那笔钱，并想再得到一笔款子用于一定目的。他的确告诉过我，希望用这笔钱协助奴隶逃跑。除此以外。他给我写信提到怎样使用这笔款子的时候，就谨慎得了不得。”（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拉尔夫·普拉姆的证词第181页）据说他是布朗在堪萨斯那支队伍以外所招募的第一个人。
　　约翰·安德逊，一个来自波士顿的自由黑人，是刘易斯·海顿派来的，他参加了战斗。到底是他一来就被打死·还是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参加，始终没有定论。
　　第七个可能属于黑人血统的人是杰里迈亚·安德逊。他在查达姆会议上的一切原始记录当中，都是列在黑人名单上的。一个见过他的弗吉尼亚白人说他“中等身材，漆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加拿大黑白混血儿”。（巴里：《哈普渡奇袭记》第93页）他是搬到北部去的弗吉尼亚奴隶主的后代，生在印第安纳州，二十六岁。
　　在白人当中，首要的人物有约翰·布朗和他的家人（包括三个儿子），还有他大女婿的两个弟弟——威廉·汤普森和多芬·汤普森。
　　奧利弗·布朗虽然是一个不满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但是身材高大，强健有力。他刚刚结了婚。沃森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长得身高体壮。欧文却是个红头发的大个子，虽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未老先衰，他的腿有点瘸，陴气很好，但爱说讥俏话。汤普森兄弟是约翰·布朗的邻居，有二十个亲兄弟姐妹。布朗和汤普森两家是互通婚好的。安·布朗说，威廉LJ为人厚道，心胸豁达，爱帮助人”，他当时二十六岁。多芬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安·布朗写道，他“举止安详，面貌非常清秀，而且总是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他有一头金黄的卷发，眼睛淡蓝，看上去总象个非常端庄的姑娘”。（安·布朗的叙述，载欣顿所著书第529—530页）
　　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格外惹人注意的人物：卡基、史蒂文斯和库克，一个是改革家，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诗人。卡基一家来自申南多亚河流域。他二十四岁，受过很好的英国式教育，是堪萨斯的新闻记者。他在那里热心地为自由州的事业服务。他对废除奴隶制的事业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且甘愿为这个事业去冒任何的危险。“你们全会被杀掉的”，有一个朋友听了他的计划以后说。“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欣顿，但是从后果来看，那还是值得牺牲的。”安德逊写道，卡基“年轻离家时就反对奴隶制，他还引导了三个奴隶到北部去，这算是他献给自由的礼物。他对这种制度怀着深刻的仇恨，因此甘愿离开他那个土生土长的州，流浪异乡。他的卓越的才能，足以使他取得布朗上尉的信任。卡基不大注意外表，他不修边幅，不追求时髦。”（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15页）
　　史蒂文斯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军人，二十八岁，身高六英尺，长得风度翩翩。他因为少校虐待一个士兵，便用棍子把那个少校打了一顿，后来就从合众国陆军开小差跑了。他在堪萨斯很活跃，不久便接受了约翰·布朗的训练。
　　“你为什么到哈普渡来呢？”有个弗吉尼亚人问道。
　　他回答说：“我要来帮助我的同胞解除被奴役的枷锁。你不懂奴隶制是怎么回事——我可懂得不少。奴隶制可以说是万恶之尤。我越活下去，就越痛恨它。就是现在躺在这个囚笼里，我也听得见那些小奴隶跟爹妈拆散时的哭声。”（载欣顿所著书第496—497页）
　　库克也是康涅狄格州人，二十九岁，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金头发，长得身材高大，面貌清秀，但是和史蒂文斯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类型。他喜欢说话，容易冲动，老是坐立不定。他热中于冒险事业，但又难于坚持到底。他追随约翰·布朗就象追随他所喜欢的任何人一样。他有他自己的幻想，不顾危险地往前闯，但在残酷的死神面前，又吓得露出一副可怜相缩了回来。
　　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因为说不定正是由于他的拖沓和固执，约翰·布朗那次袭击才没有成功。这个人是查尔斯·提德。他是从缅因州来的，二十七岁，在堪萨斯的战斗里得到了锻炼，是一个容易激动、好摆架子、喜欢争吵的人。当攻取哈普渡的计划最后宣布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安·布朗说：“他当时气愤极了，竟离开了农场，跑到哈普渡附近库克的家里去消气。”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满脸不高兴地让步。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六个不大清楚的人物。其中有五个是来自缅因州、中西部和加拿大等地的年轻的堪萨斯垦殖者。他们非常痛恨牠们目睹的奴隶制度，在布朗和蒙哥马利的指导下曾受到游击截的锻炼，他们崇拜布朗，喜欢冒险。最后招募的是梅里安，他从一个新英格兰贵族转变成改革家，对世上的种种邪恶一直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黑人刘易斯·海顿在波士顿见到他，“刚谈上几句话就说：‘我要五百块钱，我非要这笔钱不可。’梅里安对这种请求态度感到非常惊异，回答说：‘你要是有正当的理由，那可以拿到这笔钱。’于是海顿把他从小约翰·布朗那里听来的情况简单扼要地讲给梅里安听。原来上尉布朗正在钱伯斯堡准备率领一队解放者深入弗吉尼亚州，因此他需要钱。梅里安听了，便回答说，‘既然你说约翰·布朗在那里，那你就拿着我的钱，领着我一块儿去吧”。（欣顿：桑博思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欣顿所著书第570页）
　　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有抱负的人——对他们说来，这个世界是野蛮的、乱糟糟的，他们正是为了改造它而生的。这是一批真正的战士，这些人尽管有着许多弱点和过激的言行，但是丝毫没有下流无耻的表现。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些不平凡的人。他们都不是有文化或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只有卡基受过比较好的学校教育。他们在思想上是很大胆的，喜欢寻根问底。他们几乎全都对世界上的社会习惯表示怀疑。他们大都受过艰苦的边地生活的锻炼，不知有多少次出生入死，却总是那样热心，那样好奇和好动。他们有的喜欢音乐，有的略通诗歌。他们的团结一致是有最深厚的共同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约翰·布朗这个人——他们尊敬他，热爱他。他使得他们痛恨起奴隶制度来，而为了他和他的信念，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
　　最后就是约翰·布朗本人了。人们对他的外貌有过不少的描写，而在本书里也有过几次了。到了1859年，他依然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有着花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目光。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可不该忘记：约翰·布朗在这个时期是个病人。从1856年到1859年，难得有一个月不听说他生病的。但是毫无疑问，不屈不挠的意志使他拖着饱经病痛折磨的身子发动了哈普渡的袭击。
　　5月，约翰·布朗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在波士顿募款、在纽约跟几个黑人朋友商谈，同时，还去了一趟康涅狄格州，催制那一千支矛枪。这时候他还生过病，但是，这五个前卫——布朗和他的两个儿子，杰里·安德逊和卡基——6月26日那天终于动身往南部去了。他们在钱伯斯堡逗留了几天。卡基被安置在这里做总代理，跟一个叫沃森的可靠黑人理发师合作，负责转送人员、辎重和传递信件。接着他们又取道黑格斯敦，7月14日到达哈普渡。他们在这里会到了库克，他一直在军火库附近贩卖地图，看管运河水闸，同时，经常供给布朗情报。初到时，布朗和儿子们到处蹓跶，当地有个农民快活地跟他们打过招呼：“早啊，诸位先生”，他们也愉快地回答着。
　　通过这个农民，布朗知道有个农场^[3]出租，于是他花三十五块钱租用九个月。这个农场座落在哈普渡、钱伯斯堡和北部之间的大道上，离哈普渡约五英里，那地方非常僻静。房子后面是布恩斯自治村大道，相距约三百码，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大道的另一边，约距六百码的地方，还有一个带阁楼的单间小屋，这个小屋差不多被灌木丛所掩蔽，不易被人发现。布朗就在这里住下来，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张罗物资。武器来得特别慢。康涅狄格的枪支大部分都是在8月左右运到钱伯斯堡的，而长矛却在一个月后才运来。人员也是慢慢集合起来的。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干什么行业的都有，经济情况各不相同，同时，他们也不确实知道这次袭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种原因不仅使布朗把袭击从7月推延到10月，而且大大增加了开支。布朗的女儿安和奥利弗的年青媳妇也来了，她们从7月16日起就照管家务，一直照管到10月1日。
　　恰好在这个紧要关头，哈里埃特·塔布曼病倒了，这对这次袭击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此外，也有一些别的情况，造成了耽误的原因。8月1日，在哈普渡的有布朗的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和他女婿的两个弟弟，此外还有柯波克两兄弟、提德、杰里·安德逊和史蒂文斯。黑兹勒特、利曼和泰勒不久也来了。卡基依然在钱伯斯堡。约翰·布朗本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四处奔走，有时骑着他那匹棕色的老骡子多利，有时坐着大车。农场和钱伯斯堡相去五十英里，他往往一入夜就动身，次日黎明就到达了。他还用别的办法，使总部和这个地方保持公开的联系，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把事情安排妥当”。（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19页）
　　小约翰·布朗当时正在北部负责运输武器、招募人员和筹集款项。8月10日他到了波士顿，不久又到道格拉斯家里，后来到加拿大和洛关在一道了。他访问了自由同盟各个主要支部，然后又访问了俄亥俄北部。结果，成效微乎其微。这倒不是因为没有人手。而是缺少这一次所需要的那种人。在这支队伍，成千上万的黑人准备为自由而战，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目前约翰·布朗还不能使用。规模庞大的黑人武装队伍一旦开到南部来，会立刻被发现而引起内战。因此，布朗最初需要的那些卓越的领袖，象道格拉斯、雷诺兹、霍尔敦和迪兰尼，都是很有感召力而又小心谨慎的人物，他曾对道格拉斯说过：他们能给南部和北部飞来的蜂群一个蜂巢。然而，要叫这些卓越的人物感到兴趣并不容易。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也各有各拯救本民族的一套理论。他们散布的范围很广。1858年，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被说服了，可是袭击一迟延，这又给了他们考虑和怀疑的机会，当初那种热情大大地减退了，不过还没有完全熄灭。布朗知道，他能不能使北部人口众多的黑人为他出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态度。他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黑人领袖，一个有才能、有手腕和有胆略的人。如果他追随约翰·布朗，那有谁还会犹疑不决呢？因此，约翰·布朗不断劝说道格拉斯。8月19日，布朗在钱伯斯堡一个废采石场里，安排了一次会商，作为最后一次的请求。道格拉斯说：
　　“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焦急不安的神色，由于思虑过多，也由于风吹日晒，他显得衰老多了。我感到我这一行非常危险，也跟布朗一样不愿被人发觉，尽管当时没有人悬赏捉拿我。我们（卡基先生、布朗·卜尉、op尔斯·格林和我）在乱石中坐下来，讨论那个就婴付诸实行的冒险汁划。关于袭取哈普渡，布朗先前仅仅暗示过，现在已经作为决策宣布了，他要听听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我马上举出我所能举的一切论点来反对这个措施。在我看来，这个措施对于帮助奴隶逃跑（这是原来的计划）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无异于对合众国政府进行攻击，而且还会使全国上下都反对我们。布朗上尉对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大加发挥。他一点也不反对把全国都惊动起来。在他看来，这个国家正需要出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彼此都很诚恳，我们差不多花了星期六一整天和星期日大半天的工夫来进行辩论——布朗主张袭取哈普渡，我则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发动一次攻击把全国都惊动起来，我则赞成他最初提出来的方针：逐步地而又以不暴露自己为原则，把奴隶引到山里来。当我发现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可能把他说服的时候，便回过头来对薛尔斯·格林说，他已经听见布朗上尉说的那一番话，布朗上尉原来的计划已经改变了，我只好回家去。如果他愿意跟我一道走，那还是可以的。布朗上尉劝我们两人跟他走，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觉得他不过是把奴隶四肢上的枷锁钉得比以前更牢固罢了。分手的时候，他非常亲热地拥抱着我说：‘跟我一道干吧，道格拉斯。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保卫你，我要你来是有特别意义的。我一发动攻击，蜂群就会飞来，我要你帮忙给他们准备一个蜂巢。’但是我的谨慎，或者说我的怯懦竟使我听了这位可亲的老人那番雄辩以后，心里一无所动，——说不定正是这两个原因决定了我的方向。就要分别的时候，我问格林决定怎么办，但是一听到他一字一顿冷静地说‘我想我要跟这位老人走’，我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就此分手了，他们要到哈普渡去，我到罗切斯特去。”（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8—391页）
　　毫无疑问，道格拉斯的决定使得许多黑人都没有参加布朗的队伍，但是薛尔斯·格林还是动身到南部了。捕奴者尾随着他，弄得他和欧文·布朗不得不游过一条河。只有往南走而不往北走，他们才能逃脱，不致被人捕获。
　　在这段时间，农场上的生活是很不平常的。安德逊说；
　　“我们这里没有那种软绵绵的多愁善感——都为黑人的事业而奋斗，谁也没有侮辱他们，瞧不起他们。为了那些身受痛苦和值得人同情的奴隶，每个人的脉搏和每个人的心总是合着同一个拍子跳动。我能够彻底地和充分地看到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家庭在道德、精神、物质和社交方面的谐和气氛，对反对奴隶制事业的原则的严格执行。在约翰·布朗的家里，来自这个大陆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聚集在约翰·布朗的面前，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一切可恨的偏见都不敢露出它的丑态，任何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界限的丑恶思想都钻不了空子。……
　　“在一个过路人看来，这所房子和它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惹人注目。它又简陋、又破旧、又不雅观，只有那些得到特许进去的人，在那里待很长的时间，了解那两个房间的秘密——厨房、客厅和饭厅在下面一层，那个宽大的卧室、阁楼、储藏室、监房、训练室都在上层——以后，才能知道我们在肯尼迪农场的生活情况。”
　　约翰·布朗本人总是尽力去和邻居建立友好关系，照顾他们的病人和有病的牲口也很有办法，因此，他和几个儿子一时都成了大家欢迎的人物。欧文跟当地人聊起来总是滔滔不绝的，库克也在乡下走动，兜售地图。附近有个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废奴原则的浸礼会小教堂。约翰·布朗常常在这里做礼拜和讲道。虽然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怀疑，随时都有被发觉的危险。
　　尽管事事都非常谨慎，还是谣言四起。在堪萨斯那些被邀请来的合作者当中，有个普鲁士籍的波兰人。1856年他在堪萨斯的时候，布朗和卡基就认识他。这个波兰人从布朗那里了解到情况以后，在1859年8月间把他们的秘密透露给辛辛那提《新闻报》的记者埃德蒙·巴布。可能就是巴布写信通知合众国政府弗洛伊德陆军部长的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解放南部的奴隶，并准备搞一个规模宏大的暴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就是最近到过堪萨斯的‘老约翰·布朗’。”接着他把计划说得非常详尽，几乎是丝毫不差。但是弗洛伊德部长当时正在一个避暑胜地休息，他自己也在搞一些与合众国军火库不无关系的小小的秘密活动。因此，他振振有词地说：“我心里确信随便哪个美国公民都不会接受这种无法无天的罪恶阴谋，所以我把信丢在一旁，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根本没再考虑过它。”（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约翰·布坎南·弗洛伊德的证词第250—252页）
　　格里特·史密斯也不大谨慎，他对一群黑人听众发表演说，明白地表示，他预料不久就会发生一场奴隶暴动。就是在哈普渡那一行人当中，行动受限制也引起了争执和不满。约翰·布朗严厉指责他的部下，说他们不该写信和多嘴。他对卡基说：“凡是自己不能保守秘密而希望朋友替他保守秘密的人，都是糊涂虫。我们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心腹朋友，而他们的心腹朋友又有心腹朋友，把保守秘密的责任让这一大串人的最后一个来负，是不成的。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敏感是有道理的。”（1859年给卡基的信，载欣顿所著书第257—258页）。
　　另一方面，布朗的计划最后公布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表示不满意。安·布朗记述说，他们大都是“8月初来到农场以后，才知道袭击政府军火库是‘计划，的一个部分”。（安·布朗的叙述，载欣顿所著书第260页）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密苏里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而不想夺取军火库。提德表现得尤其顽强，不肯让步。这场争论变得那样激烈，以至约翰·布朗竟一度辞职不干，但是他马上又当选了，他们把这封正式的函件送给他：
　　“亲爱的先生——我们一致拥护你的决定，除非你证明你是无能的。只要你坚持，我们很多人都会坚决执行你的决定。”（欧文给约翰·布朗的信，1850年；载欣顿所著书第259页）
　　在这种情况下，布朗不得不快马加鞭，因此他赶紧催促他的大儿子作好准备。
　　直至10月6日，布朗还希望“月底出去活动活动”。他匆匆去了一趟费城。他在那里会到许多黑人，据说经营服务业的多尔西给了他三百块钱，布朗在洛克斯特街1221号跟他住在一起。对这次访问他多少有点感到失望。他大概还想说服道格拉斯和费城、纽约有关团体的领导人。
　　9月末，妇女们离开农场，奥·安德逊、柯普兰和利里来了。梅里安在布朗访问费城期间参加了他的组织，接着就被派到巴尔的摩去购买引信。还有些人正陆续前来，这时，布朗突然决定在10月17日进行袭击。这次仓促变动也许是因为官方人员和邻居们越来越打听得紧，同时军械正从军火库运到南部各个兵站去。但是不幸得很，安德逊说；“如果那些等待命令的队伍能及时到达总部，参加袭击，那么在夺取兵工厂、消防站和来福枪厂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7页）
　　只有那些在附近等待命令的奴隶得到消息，而欣顿等几个新近参加的人都在半路上，没有办法及时到达。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0月16日是星期天，布朗上尉早上起得特别早，他把手下的人叫下来做礼拜。他念了一章《圣经》，这一章的情节正和奴隶的状况相吻合，讲的是我们作为奴隶的弟兄应负责任。接着他开始热情地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在蓄奴的地区解放被奴役的人。”（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8页）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黑人奥斯本·安德逊当主席，当天下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夜间在出发前，约翰·布朗说：“诸位先生，现在让我来提醒你们，记住一件事情：……能够避免杀人的时候，就不要杀人。但是，如果出于自卫而非杀人不可，那就放手去干吧。”（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9页）

^[1] 惠炅顿，阿·维（Wellington，A.W. 1769—1852）——英国将军，1815年曾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打败法国拿破仑一世。

^[2] 米纳——西班牙革命军人，十九世纪初期在四班牙半岛之战中曾领导游击队抵抗法国侵略者。

^[3] 指马里兰州肯尼迪农场。离哈普渡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