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 王德威尔得（比利时）
本届大会肯定了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就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所作的决议[2]，并再次指出，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是跟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不可分割的。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力图使自己保持一定的市场，而且还主要靠奴役他国人民和夺取他们的领土来获取新的市场。
这种战争是军国主义无休止地扩充军备的竞争的结果。军国主义军备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奴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3]
这种战争得到民族主义偏见的支持，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经常培养民族主义的偏见，以使无产阶级背弃它的阶级责任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义务。[4]
因此，这种战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或者到了发展军事技术需要牺牲大量生命钱财，扩充军备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从而人民不得不起来改变这种制度的时候，这种战争才会停息。
兵士主要是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征募来的，工人阶级承受着战争的全副重担，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天然的反对者，因为战争违反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的：建立以社会主义观点为基础的、能够真正地实现人民团结的新经济制度。
因此，代表大会有责任唤起工人和议会中的工人代表用一切方法反对海陆军备，揭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揭穿它制造民族对抗的动机，大力反对海陆军军备，拒绝批准军费支出，并且努力用关于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的青年，使他们经常保持阶级觉悟。[5]
代表大会把应当代替常备军的民主的民警组织看成是能够制止侵略战争和有助于消除民族对抗的切实保证。
国际不能预先规定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形式，因为斗争形式将是多种多样，随地点和时间而转移的。但国际有责任多方支持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努力，并使其步调一致。
事实上，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无产阶级就用拒绝批准海陆军预算和使军队民主化的办法同军国主义作不懈的斗争，越来越努力地用一切方法防止战争或制止战争，或使战争给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震动变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例如：法硕达[6]事件以后，为保证和平和维持英法友好关系而在工联和法国工团之间签订的协定；摩洛哥危机时期，社会党在法国议会和德国国会中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为这件事而组织的人民示威游行；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党人为防止两国间的冲突而在特里雅斯特举行集会的统一行动；瑞典工人阶级阻止进攻挪威的努力活动；[7]社会党人、俄国及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为阻止沙皇政府进行残酷战争，为消灭沙皇制度，为在这场冲突中向俄国各民族和无产阶级发出自由的号召而进行的英勇忘我的群众性斗争。所有这些活动都说明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说明工人阶级要通过有力的干预来维护和平的坚定不移的意愿。
为了使这些活动能够成功，必须经常进行宣传，让人们作好强有力的行动准备，必须使各国党的活动合乎国际的号召并与其步调一致。
此外，代表大会确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在各种争端中将认真实行国际仲裁来代替资产阶级政府的卑鄙企图，这样，人民就可望实现有效的普遍裁军，以便把军备和战争所消耗的大量人力和财力用来促进文明。
大会宣告：
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8]
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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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决议系根据倍倍尔的草案及俄国和波兰代表团的修正案作出。——编者注
[2]在“本届大会肯定了”这几个字以后的几句话，是经过俄国代表团修改补充的。——编者注
[3]这一段完全是俄国代表团补充的。——编者注
[4]自“以使”至本段末尾是俄国代表团补充的。——编者注
[5]自“并且”至本段末尾是俄国代表团补充的。——编者注
[6]法硕达是埃及的城市，曾长期成为英法的争端。1890-1898年间，英国人强占了法硕达。1898年，法军占领了法硕达，但因此可能引起英法之间的战争，法军被迫撤退。——编者注
[7]这里所指的是挪威脱离瑞典的时期的情况（1905年）。当时瑞典国王反对挪威分立，企图以武力迫使挪威放弃独立，但在瑞典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他只好放弃武力而进行和平谈判。——编者注
[8]在倍倍尔的草案中，这一段原文如下：“当存在着战争威胁的时候，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应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防止战争，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了，他们就应努力使其早日结束。”决议中的这一段是俄国代表团所作的修正。——编者注
[9]决议中最后加重点的几行，是大会左翼代表所作的修正。其草拟包括列宁、卢森堡等。关于这几行修正，列宁曾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订正这一段落以前，我们直接和倍倍尔长谈过几次。初次的修正稿关于革命鼓动和革命行动谈得非常直接了当。我们给倍倍尔看了，他说：‘我不能同意。如果这样写的话，检查机构会取消我们的党组织的。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行动，为了这几句话我们就吃不消。’为了把这种思想表达得合法，我们和法律专家商量过，并经多次修改，后来才改成倍倍尔所同意的这种样子。”（季诺维也夫：《战争与社会主义危机》，第372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