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邓中夏
一、为什么发生工潮？
二、劳资的纠纷
三、工会的纠纷
四、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
五、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
六、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
七、怎样解决工潮？
八、工人阶级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第二次潮流
大家都知道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由地上生出来的，就是说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有他发生的历史与背景。
现在我们就要问：广州为什么发生工潮呢？
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广州发生工潮现在并非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在民九民十年间孙先生做非常总统的时候，曾发生一次很汹涌的工潮，差不多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都做过一次改良生活运动，那算是第一次。到现在已有五年之久了，发生第二次工潮，并不算奇怪。不过前次工潮与这次工潮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那时有组织的工人还少，因之，要求加薪的究竟未曾十分普遍；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多了，要求加薪的自然也比较普遍了。第二、那时雇主应付工潮力量很薄弱，手段也很幼稚，不象现在雇主应付这样高明，手段这样老辣。所以这次工潮比较前次工潮更为剧烈。总之，现在广州工潮并不是破天荒第一次，乃是第二次潮流。既然明白了这点，我们再说广州工潮的背景。
改良生活运动
广州工潮性质是什么？一句话说完，广州工潮只是改良生活运动；用术语说，只是经济斗争。
广州历年的物价继续增涨不已，我们把农工厅的物价指数表写在下面：
年份 物价指数 年份 物价指数
元年 九九·四 九年 一三五·四
二年 一○○·○ 十年 一四四·八
三年 一○三·六 十一年 一五三·四
四年 一一二·一 十二年 一六一·○
五年 一一九·四 十三年 一七五·六
六年 一二四·七 十四年 一九○·八
七年 一三三·四 十五年 一九○·一
八年 一三六·四
上表的计算，以民国二年为标准，等于一○○，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从上表看来，十五年物价，高过民国二年百分之九十。十元的物价，现需十九元了。民国二年维持家庭的消费，用一百元，现需一百九十元了。物价几乎增高一倍。
关于工资，农工厅尚无公布。我把一个经济学家制定的统计表写在下面：
下表以三十八个工会的工值为标准，虽然不能概括全体，至少可以表示一部分。从下表看起来，工资增加的仅只九、十两年，其余各年都是降落。虽然十二年至十五年期间，减低工资的事情，发生的次数，每年递减；然而在总平均数计算起来，事实上工资确未增加。
大家想想，物价几乎增高一倍，而工资并未增加，在这种状况之下，广州工人怎样能够维持生活呢？卖儿卖女吗？至多一次。借贷吗？乞求无门。试问工人在此时除掉向雇主要求加薪之外，还有何路可走？在从前刘杨政府之下，工人无政治自由，虽想要求加薪，无法可做。去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罢工之自由，自然起来了。从前的工人好象笼里的鸟，不得自由，一旦将樊笼打破，得到自由，自然向空飞了。不过工人虽然得自由，而生活并未改善。“自由”两个字，饥不能食，寒不能穿，工人不是把自由两个字好好地写在纸上，装在镜框里，挂在壁上，对着它说：“自由呀！你真好！”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困苦生活，一定会用这个自由，去做改良自己生活的运动，这是一定的道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一年来工潮特别兴盛的原因。
并无政治意味
广州工潮只不过是改良生活运动，在香港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的报纸天天造谣，说工人阶级离开国民党呀！说工人阶级反对国民政府呀！这本是我们敌人分裂革命势力的惯技，不足为怪。不过，可惜的，竟有人受了这个宣传的影响，以为工潮真有政治意味。他们把一些个别的事件，本来绝不相关的事件，如邮差罢工，广九路罢工，兵工厂复工，汽车停工，银行店员罢工，都牵连在一起，指为工潮有政治意味的证据。其实呵，事实并不如此。现在我们把这几桩事件的始末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去明白。
邮差罢工——邮差工人在省港罢工初起的时候，便向邮务管理局提出加薪条件，准备罢工。那时沙基惨案刚发生，国民政府刚成立，内外交通断绝，省港罢工委员会劝他们稍迟一点，工人很听劝告，停止罢工。这一退让，差不多一年之久。至去年邮差全省代表大会，忍无可忍，于是重提条件，冀邮局接受，而邮局在帝国主义掌握之中，故意不予接受，并且不愿磋商，并且大贴其布告以开除工人领袖为恫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罢工还有什么方法呢？不过那时刚在出师北伐之后，于是有人说：“大军北伐，宣传重要，你们为什么罢工，真是不明大义”！这实在是误会了。如果邮差工人在前没有提出罢工之议，到北伐之后才提出，我们可以骂他们不明大义。但是他们一年前已提出，一年后才罢工，这有什么可疑，所以邮差罢工完全是要求加薪改良生活运动。并且邮差罢工，条件至今尚未得到，听政府的劝告与处置，先行复工。那有什么政治意味？
广九路罢工——广九路罢工只有一日。罢工后，有人说：“工人反革命”。以参加刘杨战争最出力的工人，而骂他们反革命，出言已太不谨慎，殊为可惜。我们可以不说他了。我们要看广九路为什么罢工？其原因是因为路局局长不履行从前订立的条约。工人三番五次，请求路局履行条约，局长置之不理；上呈建设厅，建设厅又置之不理。不但如此，局长并无故将工人高桥开除，以激怒工人，所以于无可奈何中罢工一日。这不是工人好事，这是局长激之使成，其罢工责任，应由局长担负。工人还为了巩固北伐后方，军车照常开行。那有政治意味？
兵工厂复工——我们首先要明白兵工厂事件，并不是工人罢工，乃是工厂自己关门。其理由是说：兵工厂生产减低了，要加以整顿，提高生产。工人并不反对整顿，听工厂关门。但是，兵工厂关门二十多天，并无整顿办法公布，把一千七百余工人丢在厂外受饥饿。其实兵工厂生产减低，其原因并不能全归罪于工人之懒惰，而机器之旧窳，原料之缺乏，管理之不周，尤为重要原因；事后均已大白。工人方面并且听着一个可惊的消息，就是厂中到上海、宁波招收工人，替代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广州全体工人自然要起来援助兵工厂工人复工。这不过要求恢复工作而已，并未反对整顿计划。那有政治意味？
汽车停工——汽车工人为什么停工呢？因为汽车工友被担架队副官毒打重伤，汽车工会与该管机关再三交涉均无圆满答复，这时工人觉得在国民政府之下，生命不能得到保障，大家停工开大会向政府请愿。极而言之，只不过反对不法军官。那有政治意味？
银行店员罢工——银行罢工，与社会金融有极大关系，有人以为这是反对政府之表征。但是，我们要知道几个月以前，银行店员便已向东家提出加薪条件，银行东家却欺骗工人说：“加薪是可以的，但不可公开出去，恐怕影响营业，我们秘密磋商好了。”店员信以为真。可是过几个月后，毫无影响。店员才知受骗，上了东家的当，于是出于罢工，并且店员还为东家着想，要罢立刻就罢，如果稍为迟延数日，银行一定发生挤兑，东家损失更大。银行店员罢工完全是为加薪问题，后来经农工厅调处，店员还以极大的让步，好好地解决了。那有政治意味？
这五桩事件说明白了，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工人不过要求生活之改善，职业之保障，生命之安全；总而言之，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并无政治意味。
如果说是有政治意味，倒不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而是拥护国民党及其政府。工人阶级对于党和政府之对内对外一切革命政策及行动无不首先赞助，竭力参加，其事彰彰在人耳目，可以无劳我们举例了。
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
工潮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物价昂贵生活恐慌之状态中所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我们贵省有，而是全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所常有。即就去年而论，世界各国工潮不说，就是我们贵国的上海，一年之间，罢工多至七百余次，可说比广州厉害数倍。俗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无可如何的事”，那末，同一理由，工人要吃饭，又何尝不是无可如何的事。工人工资不够吃饭了，在上海那样受帝国主义与军阀重重包围与压迫之下，他们尚且从弹雨枪林中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而去为他们改良生活条件而奋斗，更何况在民主政府之广州，工人罢工权是被党的决议案及政府的法令所承认的，即是说合法的，他们那有不要求改良生活之理？我们对于上海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却寄予不少的同情，而对于广州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则大惊小怪，这不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是什么？总之，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我们须得很小心的在根据真确的事实，谋适当的解决，决不是猜疑厌恶的态度和鲁莽灭裂的方法所能奏效的。
工资问题
广州劳资纠纷问题，实在被人误解，非难，甚至掊击得不少了。然而按诸事实是怎样呢？我们把劳资纠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公开来简明的说一说。
首先说到工资问题。广州工人的工资，除掉公用事业和交通事业两部分极少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八·五）生活比较可以过得去之外，其余绝大多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九一·五）工资是很微薄的：做长工的多者每月在十五元上下，少者五元亦有，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约为十元。说到女工更可怜了，每月工资平均约为七元，她们几全做散工，或论件给值。说到童工尤其可怜了，许多是做工不给工资，即给工资每月也不过二三元，平均每日多给半毫，每月共得一元五毫。此种仅得的工资，犹复时受种种无理的克扣。大家看看，广州工人工资是何等微薄！
工潮起来之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有的要求增加二三成，有的要求四五成，最高者六成（印务工人算是例外，有其特别原因，请参看《人民周刊》二十五期《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我们拿长工工资的平均数十元做一个标准，加三则为十三元，加六也不过十六元而已，何况加六乃绝对少数。试问增加区区工资是否可够生活呢？我们看下面两个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便可以知道了。
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
附释：
一、饭食——指到饭店包饭，或零吃，单身工人自然无力起火。
二、衣履——每年大概三套，单衣二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帽一顶，鞋三双，约十元，平均每月八毫。
三、烟仔——工人恐怕不敢吸纸烟，此指熟烟，每月只定三先。
四、饮茶——固为广州工人特别嗜好，然工人每日只吃两顿，辛苦之余，饮茶以舒其困，实为必要，每日只得十二先。
六口之家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
附释：
一、米——本人每餐十两，每日共二○两；父母妻每餐每人七两，每日共四十二两；子女每餐每人四两，每日共十六两；六口每日共四斤十四两，每月照伸，共需米一百四十六斤四两。米价一元买十斤，故得十四元六毫。
二、菜——每餐只得一毫半。
三、理发——本人及父亲儿子三人。
四、烟仔——本人及父亲吸。
五、饮茶——仍然只计本人一人。
以上面两个表看起来，单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十三元八毫，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四十七元六毫，照广州工人现在所得工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养活自己个人已是十分勉强（如果一旦不幸发生疾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自然再不要希望讨老婆，养父母，育儿女。
据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在商民代表大会报告：“现时生活程度，已高至百分之九十，工人的加薪，则约加至百分之七十，有少数工人已加多过物价指数，但如人力车伕之工值，则又减少百分之四十。大约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他是政府负责人员，当然不会随嘴乱说。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过份了没有？
工作时间问题
再说到工作时间问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最近中央及省区联席会议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工人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以六日计算，则每日工作九小时）。国民党决议案如此，我们来看看广州工人工作时间是怎样？
广州工人工作时间除了小部分交通工人及工厂工人算是有了时间规定以外，其他工人并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亦并未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政府也并未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店员工作时间多系十三小时至十六小时。手工业工人则自天明做到夜深，并无休息。至于件工或散工，因工值太低，生活所迫，不得已夜以继日，日以继夜，胼手胝足，毫无休息，那更是劳苦不堪了。
现在只举一个例，便可知广州工人悲惨到什么程度，菜栏工人作工日夜相继，只向东家要求每晚发给二毫消夜费，并不敢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然而东家竟不接受，一直争持到一月有余，方才解决。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工作时间如此，国民党决议案如彼，工人过分了没有？
征收买卖佣问题
征收买卖佣问题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说：“工人已有工资，为什么还要巧立名目，征收什么买卖佣”？他们以为这是工人的苛求。
但是我们要知道买卖佣是“古已有之”，并非工潮起后才发生的。考其由来，是雇主用以奖励工人之工作。其名目大概有“入门炮金”“出门店佣”，……等。此种情形，为店员方面所特有。因为店员工薪非常微薄，月仅二三元而至八九元，十三元以上者实属无几。店员因为工薪微薄，全靠这种买卖佣为之弥补。
现在雇主方面要求取消买卖佣，将买卖佣并入工资计算。这种办法，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公道的。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譬如工人要求加薪，雇主即能答认，但是，旋即将加薪的工人开除，这样，工人加薪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如果有了买卖佣，即便将这批工人开除，将来的工人仍然要买卖佣，这可以制止雇主操纵的阴谋。所以买卖佣是工人加薪胜利的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第一、买卖佣是“古已有之”，是工人在历史上固有的利益；第二、买卖佣是弥补工人微薄工资的一种；第三、买卖佣是保障工人加薪胜利的一个方法。
现在举一个例。比方说与买卖佣相类似的所谓“下栏”。什么叫下栏呢？就是酒楼宰杀鸡鸭之脚爪肚肠归工人所有。假使工人生活够用了，试问他们还要这样可怜的东西吗？工人连这样可怜的东西，还不惜用罢工手段与雇主相争，这是多么可惨的一件事！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这是不是工人苛求？
征求会员问题
征求会员问题又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看见许多工会穿起武装制服，打起什么征求队，什么调查队，或者纠察队的旗帜，招摇过市，到各工厂作坊或商店征求会员，不觉发生恶感，以为“加入工会各人应有自由，为什么纠众强迫”？
但是我们要问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呢？我们就应该懂得广州有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之一事实。农工厅是政府机关，他的公文应该要负责任吧。农工厅去年秋间上国民政府呈文叙述办理三十个工会的经过情形，我们摘其声言系东家工会或有东家工会嫌疑的工会与真正工人的工会列表于下：
除这公文所叙述以外，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火柴厂东家组织什么“火柴职工俱乐部”，当押按东家组织什么“当押按联德工会”……等等，难以尽述。
大家想想，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以与工人工会对垒，工人如果要保障工会组织与工会行动不至为对方所破坏，是不是要希望所有工人都要组织在一个工会之下，方能免除这个危险？慢说工会征求会员并非强迫，即使是强迫，也是工会一种自卫行动。假使你是一个革命家，就应该予以充分的同情与谅解才是。
任免职工问题
任免职工为劳资争议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在雇主方面说：“任免职工，雇主应有绝对自由权，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在工人方面说：“不行，工会应有保障工友职业权，所以厂店添雇工人一定要由工会介绍，厂店开除工人一定要得工会同意。否则，工人职业便无从保障。”
这种工会职业介绍权与开革同意权是很重要的。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已有明文规定。假使工会没有此种权，雇主方面可以随意开除工人，另雇最低工资之新工及童工、女工，或安插御用工会之会员。此种现象，在广州过去事件，已经发生不少，如火柴厂与酱料雇主都是采用这个手段。假使工会没有这个权，工人加入工会，不特不能得到职业保障，反因加入工会而有失业之危险，工人何必加入工会？工会拿来何用？工会将从此完全失其作用而解体了。
罢工与封锁
为什么罢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说得非常明白，说“工人要求手续事前必通知雇主交涉，呈请官厅备案并请求援助解决，苟雇主善意磋商，政府极力维持，则罢工之事可免。因罢工固于雇主之工业或商店有极大影响，而于工人无隔宿粮者，其牺牲亦至巨，本非工人愿为也”。“工潮至今虽近一年，雇主对于工人要求加薪之事，从未有以和平方式与工人磋商者，非至水穷山尽之时，不予接受”。罢工本是工人的一种最后武器，假使所提要求有磋商余地，何用罢工。
现在最使社会误解的，恐怕不是罢工，而是封锁。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封锁？简单的答复，这也非工人所愿为，而是店主方面激之使成。
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广州，雇主方面当然不能象在北方上海军阀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可以利用政治势力或军警势力来压迫工人。他们对付工人的手段怎样呢？列举于下：
（一）开除工人，另雇新工人，以搀夺其工作；
（二）强迫工人退出工会，以去其保障；
（三）先行闭厂停业（如报馆、火柴厂、车衣、菜栏、酱料、金行等皆是工人提出条件尚未罢工时，雇主先行闭厂停业），以绝其生路；
（四）组织御用工会，以图箝制（见前）；
（五）收买地痞工贼民团，以戕杀工人（如面粉、牙刷、火柴厂皆是）；
（六）组织御用纠察队，以打杀工人（如酱料联志行、柴商公会等皆是）；
（七）强行开门营业，置工人要求于不顾（几乎全是）。
这些手段，有一如此，已可使工人罢工破坏而有余。工人罢工自然希望他们的要求目的能够达到。如要达到要求目的，对于对方破坏罢工的举动，自然会尽其可能设法防御或抵抗。封锁虽明是工人所不愿为，而亦不能不为之，正如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所言：“其情足悯，其意可哀”。至于因罢工而间或有拘人之举，或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后发还之举，均可由此解释。
末了举一个最近的例。粪业工人罢工，有许多人以为关于公共卫生，应该立即解决。农工商学联合出任调停，劝工人先行复工，然后磋商条件，工人方面听劝告立时答认了，但是东家方面则置之不理。东家为什么不理呢？第一，他知道粪业工人比任何工人穷苦，一定不能支持，不久必然内讧，所以他一味去做分裂粪业工人内部团结的宣传与组织。第二，粪业工人拟将粪运卖维以持罢工生活，东家则收买土匪，俟粪船运至乡下时，将工人劫掳或殴杀，使工人无法将粪运出，东家必操胜算。第三，粪业罢工关系公共卫生，延不解决，可引起市民对于工人之深恶痛绝，他却天天向官厅“念穷经”，运动武力强迫开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广州劳资纠纷剧烈的原因，而可以下公开的判断了。
说到广州工会的纠纷，在反对者方面，自然是幸灾乐祸，藉此更可以骂得工人狗血淋头；在同情者方面，也不觉摇首蹙额，因而批评工人太不长进。但是，工会为什么纠纷呢？我们须得指出来。
行会组织、职业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冲突
广州工会历史可说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组织却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乱。一种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叫做行会组织，其特点是互相救济和联业专利，大半是劳资合组。一种是从英国辗转传染过来的（由英国到香港再到广州），叫做职业组织，其特点是按照专门技术组织，大半以“贵族工人”为中坚，谋劳资妥协。再一种是产业组织，是最新式的革命组织，其特点依照生产机关不论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总之赚工钱吃饭的工人都组织在一起，资本家绝对不准加入，高级职员即准加入亦须受极严格之限制，主张阶级利益。大体可以这样分。广州工会很显然的有此三派倾向，于是乎纠纷就起来了。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有许多纠纷事件，就可以用此解释。比方“陈森事件”（其起因之一，是牙擦抿扫工会与东家行善育工会冲突，陈森帮同东家杀死工人。）最近“机器会攻打粤汉广三铁路事件”（其起因之一为新宁铁路总工会与机器会冲突；二为粤汉铁路总工会劝告会员不得加入其他职业工会，）均可以做此项解释的证明。
新的生产技术与旧的生产技术的冲突
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本是产业界一进步的现象，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过在这里发生问题了，比方说手工业工厂一旦采用机器，必有工人失业；机器工厂一旦采用电器，亦必有工人失业。工人为争工作，或为争会员，而纠纷遂因之而起。这种例子也很多，如从前油业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数月前针织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皆是。如目前有一问题，就是汽车加多了，什么加拿大，利民，模范等公司，沿途公共汽车加多几十辆，而手车夫大受其影响，幸而手车夫工会看到此点，极力设法补救，如限制汽车路线及中途搭客之类，假使处理不当，而纠纷竟不难预计。如汕头不过一掌之地，行驶长途汽车，引起手车夫之暴动，便是一证。
东家工会与工人工会的冲突
广州因为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东家无法利用政治势力即军警势力以破坏工人，所以妙想天开，组织御用工会以抵制工人工会。或简直自己出面组织，或嗾使职员出面组织，或收买工贼及不觉悟分子组织。此项组织之目的，不用说是怎样分裂工人团结，怎样破坏工人行动，所以纠纷就来了，表面上是工会与工会的纠纷，实际上是东家与工人的纠纷，此例太多，简直数不胜数。
政治势力的挑拨
在从前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的时候，一身汗臭的工人们，自然是不值得右派老爷一顾的；后来见得有了力量了，右派觉得这于他们有危险，于是勾结工会中之腐败领袖分裂工人团结。以前如谢英伯、马超俊、吴铁城之流便是如此。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广州开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本来是各大工团共同筹备的，情形非常的好，有联合的可能，然而又为右派所破坏，据说还花了二千元哩。此种怪事，可决其必绵延不绝。
封建思想的余毒
广东福建两省向来以“械斗”著称。此种风气，本来只在乡村。如不同姓之两村，每年约期械斗一次，双方届时不论男女老幼皆上战场，打胜固然庆贺，打败也不要紧，各人打死各人埋，并不呈报官厅，官吏下乡来亦置之不理；明年再如期打过。近年来，因农民破产，无田可耕，群趋城市寻找工作，于是此种风气也由乡村带到城里来了。城市工作又少，封建积习未除，口角相争以至于械斗，我们往往听到这种呼声：“是好汉，我们在瘦狗岭打一场”！“你如不是衰仔，我们在凤凰岗打一场”！更何况有反动派挑拨哩。手车夫去年大打数天，广州市面骚然，就是手车夫中有地方主义，有什么广州帮，海丰帮，于是反动派得挑拨之使其自相残杀。
失业问题为其总原因
工会与工会之间纠纷，工会内部之纠纷，均可以上述五种原因包括之。不过为什么纠纷如此厉害？总原因即在失业问题。广州市工人失业的太多了，大概大多数工会会员差不多有半数失业，如广东油业工会一万三千人，就有六千人失业。这是如何严重的问题！他们所争的大概都是某种职业中之特别工作权，例如辗谷工人和起落货工人争起米和负米的权利。所以什么，“搀夺工作”“保障工权”的口号，什么“竞争会员”“谁准立案”的举动，都是表明这一意义。工会纠纷乃失业之结果，几乎可说成了一个公例。唯其失业工人太多，谁给工作他做，他便听从谁，什么政客，什么东家，什么工贼，他几乎一概不管；甚至于受这些人之挟制榨取，或额外剥削，也几乎情愿甘心。假使失业问题解决了，政客的挑拨，东家的愚弄，工贼的操纵，何能发生效力。
新经济论者之观察
工潮发生之后，广东经济究竟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一问题，务使他有一个水落石出，清一白二。
经济问题为社会共同生活之所系，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到不完全在乎检查人们观察的错误，而是要考查事实的真相，以为工人行动定下一个适当的标准。
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力的有下叙两种意见：
（一）社会恐慌说——他的大意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靠两个要素：一是政治的安定；一是经济的安定。什么叫做政治的安定？就是政府行政得以顺利推行，不受何种掣肘。什么叫做经济的安定？就是工商业得以安静营业，不受何种妨碍。广州工潮恰恰破坏了这两个原则，而徒然引起社会的恐慌。广州事实上已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社会发生恐慌，必至使得工商业停顿或倒闭，更不要希望工商业家投资或兴业。”
（二）罢工循环说——他的大意是说：“现在不得了了，罢工将无止境。因为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物价增高了，工人又不能够维持生活，于是又要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又继续增高。这样循环下去，罢工将无止境。”
这两说持论虽各有不同，而其共同的根本观念，却都认定广州工潮是使经济衰落之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为便于称呼起见，我们统名之曰新经济论。
新经济论的见解，并不止代表他个人的观念是如此，可说确还代表一部分人甚至革命领袖的观念都是如此。但是，此种见解很容易而且很可能为一般反动派利用以为进攻工人阶级的武器，因为基于此种见解，不仅于工潮加以取缔是势所必至，再进一步对于工人阶级加以压迫或亦理有固然。我们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必得下一番客观的研究，静气的讨论，与公允的评判。
新经济论错误的证据
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新经济论所观察的完全不是事实，这话怎讲？我们有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海关统计。兹将三年来海关（广州、九龙、三水、拱北、江门五口）出入口货税收统计表比较于下：
上表，十四年因刘杨战争及省港罢工有两个月断绝交通，并非常态，我们不以为凭。我们把十五年与十三年来作一个比较罢。一、二、三，五、六、八月份诚然十五年比十三年少，但是四、七、九、十月份则十五年比十三年多。以十个同月份总数统计相比，十五年实超过十三年一十五万余两。何况十五年十个月均在省港罢工封锁还未停止之中，尚有超过，否则，更多无疑。十五年不是即所谓工潮之年吗？假使工潮真正影响于商业，论理出入口货应该减少，不应增多；今则适得其反，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社会恐慌说表面上理路甚通，实际上完全无稽。他说：“广州事实上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从上表看来，广东商业并无衰落现象。商业已无衰落现象，则社会并未陷于恐慌状态可知；也就是说工潮并未造成广州社会的恐慌又可知。
据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原理，社会恐慌倒不在于工潮而往往在于生产过剩，英美各国差不多有一定恐慌年限。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因为资本主义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往往因生产超过了限度，一时卖不出去，资本家中间彼此剧烈的起了竞争，于是一部分生产里，首先是小的和中等企业不能支持而失败，而倒闭；随后就到比较大的企业了。这种资本家只为各自增高利润而竞争所引起来的恐慌，工人阶级实拜受其赐，到处看见企业倒闭，成千成万的工人被丢在道路上，失业无限的增加起来，工人的生活变得比平常更为难堪。广州虽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不怕有生产过剩的恐慌，然而广州究竟是一个外烁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第一、受海外恐慌的波动；第二、受商品堆集的影响；第三、广州经济向来附庸香港，或受其金融的操纵，或受其政治的压迫，在在皆有使广州陷于恐慌地位的可能。总而言之，读破万国经济史，因零碎工潮而引起恐慌是从未有过的，除非象英国矿工那样宏大长远的罢工，岂但引起社会之恐慌，简直摇撼国家之基础，那又当别论了。
第二个证据，就是物价指数。
兹将农工厅去年公布的三季物价指数平均数比较如下：
上表，米类第二季比第一季高，而第三季比第二季低。其他食品类、衣料类与杂项类较平。燃料类与金属建筑类低得甚多。总平均不特第二季比第一季低，而第三季比第一二两季均低。去年四月以至十月不是即所谓工潮最厉害之月吗？何以物价反为低跌，又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罢工循环说表面上理路似通，实际上仍然无稽。他说：“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从上面看来，广州并无物价增高，何有于罢工之循环？（这倒可反证出一件事实，就是广州工人所要求加薪并未超过物价指数，即有例外，乃绝对少数；也就是说工人所要求的条件，绝对为现在经济状况所容许，并无过份，更无苛酷。）退一步言，即使物价增高，本亦司空见惯，并非奇怪之事。我们试将民国二年至十五年物价总平均逐年相减作一个比较于次：
上表，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我们从这个比较，不特可以证明物价逐年增高不足为怪，而且又得了两个意外的结果：（一）无工潮之年物价逐年增高；（二）九年与十五年皆系工潮之年物价反而减跌。物价何尝因工潮而增高了呢？
再则，我们还要指出罢工循环说逻辑上根本错误。因为根据经济原理，只有因物价增高而工钱跟着要求增加，决不是因工钱增加而物价跟就增高。其方式如下：
物价增——工资增……物价增——工资增
罢工循环说简直倒果为因，所以他的逻辑上已是根本错误了。大前提既已错误了，而欲其结论之不错，得乎？八十年前，有位蒲鲁东先生反对工人罢工的理由，就以为工钱一经增加，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随之上升，其结果还是等于零。马克思反驳道：“第一就没有一般物品昂贵之事。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同时与工钱增加一倍，这不是价格上的变迁，只是表词上的变迁。还有一层，工钱上升，从没有一切物品连带昂贵的事。在实际上，如果一切工业依固定资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雇定数目相等的工人，则工钱上升的影响为利润的下降，而物品的市价不致发生变化”。（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一五页）以上两个证据，都是数字，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可以由我们自由想象，胡乱构成。在我们的意见，以为这样硬性的证据，比抽象的理论要靠得住得多，要可信得多。
几个旁证
我们除掉以上两个证据以外，还有其他旁证。
第一个旁证：印务工人加薪不是曾引起许多人非难过吗？他们由九元加至十四元，不久又加至三十元，诚然令人惊骇（但此为工潮中最特别之一个，其详请参看《人民周刊》第二十五期）。论理印务工人加薪如此之高，报馆或印务局应该不能维持而倒闭了，但是事实这样，不特没有倒闭，而且还有增加。据确实调查，自从印务工人加薪之后，广州报馆增加者，有《大中国报》一家；印务局增加者，有鸿发、连发、华安、鸿生、源发、捷明、市政印刷所、广新、怡盛、源源、黎义记、夏礼、周乐、联发、培利、惠民、致和、泗合、道生、合成、天成二十一家。有些人把印刷品送香港或上海承印，便引为这是印务业衰落之证，其实这恐怕是因广州印刷殊欠美观的关系罢。
第二个旁证：西堤同兴大街，去年生意比从前增加百分之八十，据商人自己说。
第三个旁证：广州市面去年增加银号五十四家，据老于银业的商人说银号增加，表示金融活泼，表示商务畅旺。
第四个旁证：最近沿途汽车车辆之增加与路线之扩张，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
第五个旁证：各马路无处不大兴土木，建筑商店，又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
这类旁证，难以尽数。均可以证明新经济论的错误。我们在此可做结论了。广州工湖究竟使经济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请大家根据事实做个答案来。我们答案是：
“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退一步说，广州工潮未使经济发展，至少亦是经济稳定。”
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
上一章我们虽然证实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但是广东经济不发展又确系一存在的事实，然则他的原因，既不是工潮，究竟是什么呢？这必须有个答复，否则仍不能消除人们的怀疑和存见。
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就是答复这一点。
在未答复以前，我们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念，就是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并不自工潮始；也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乃早在工潮之前。
我们走到观音山头四面一望，广州烟突不及十只，而且半数没有烟出，这可表明广东经济不发展了；不过这半数没有烟出的烟突，我们找一个在广州久住的人问一问：“这些不出烟的烟突，是工潮后才不出烟呢？还是早在工潮以前呢？”如是工潮后才不出烟，那么工潮或者还可说要负责任（其实这还须调查是否有其他原因）；如果早在工潮以前，那么，管工潮屁事。广州这些烟突不出烟，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不特早在工潮以前，简直早在刘杨战事以前，或者还可说早在孙大元帅重返广州以前，真是“代远年湮”，广东经济不发展，与工潮何干？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可幸免的悲惨命运
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从全国观点说，广东不过是中国之一部分；从世界观点说，广东不过是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之一部分的一小部分。殖民地或半殖民陷于经济落后的悲惨命运，简直成了一个铁则。其最大原因有三：
（一）帝国主义的束缚——帝国主义只希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仅仅只做他们的商品推销场，余资发泄地或原料供给所，超过此一限度，便非他们所愿；所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各种特权以及其他方法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或者还可说不仅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而已，即其已有之产业亦故意设法令其濒于灭亡。
（二）封建势力之剥削——封建势力包括大小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而言。人民本来就很穷，他们还从人民身上予取予求的施以剥削，什么军用票，什么苛税杂捐，这样一来，焉得不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而陷于破产的地位，不仅无余资可以兴业，抑且无余财可以过活。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内乱战争，以扰乱社会之和平，捣毁市场之繁荣，人民连安居乐业都不能，遑论投资兴业。
（三）农民购买力的缺乏——海外市场都被帝国主义分割净尽了，落后国家工业品的销场，只在他自己国家之内。落后国家人民占绝对多数只有农民，农民便是他们工业品的唯一的主顾。假使农民不得解放，购买力不得增加，这些工业品即无从推销。譬如中国农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的劳动生产，都给地主土豪劣绅及军阀等剥夺了，其购买力之缺乏可知。
有此三种原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不能发展，乃其必然的结果。中国全国尚且如此，广东何能例外。又何况广东之外尚有一个香港，掌握广东经济的命脉，要想发展尤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
与其说是工潮关系，毋宁说是政治关系
上面一段话或者说得太远了，或者以为这些大道理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了，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广东要求经济独立的宏愿，都说广东已到建设时期了，于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工商业家乐于投资？为了这一点，就有人疑问：“为什么工商业不肯投资呢？敢莫是因为工潮关系”？
然而不然，因为据我们所观察的却另有在。
工人们说：“一只牛所出的牛奶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奶质。一只鸡所生的鸡蛋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卵珠。落后的产业状况亦不能给与他能够容许的工资。同一理由，工人的生产，你也不能压迫他做超过他能够生产的程度；一个生活痛苦的工人，也不能剥削他仅能够维持他的生活的工资”。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宣言”工人们尚且知道这种很浅显的道理，而且在事实上未曾要求超过现在经济状况的限度，岂有聪明的工商业家反不知道之理？至于说因工潮而疑惧共产，那更是“既荒且唐，荒乎其唐，无一而不荒唐者也”。聪明的工商业家早已看穿了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这种造谣的西洋镜。
据我们所观察的，工商业家不肯投资，与其说是因工潮关系，毋宁说是因政治关系。这话怎讲？
第一，战争尚未完全过去——广东十五年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几无宁日，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次东征，又一次南征，又出师北伐，固然这些战争在我们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在工商业家看来，就不免有“胜败兵家之常”的观念了。工商业家以为战争尚未完全过去，那敢放胆投资？
第二，政府信用尚未完全建树——从前的军阀政府何尝不以振兴实业相号召？从前政府曾有一次为延长粤汉铁路而招股，股是招了，钱也收了，而粤汉铁路却仍然未越过韶州一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廉洁政府自励，这是人民所相信的，不过事实上却有令人民怀疑的地方：譬如黄埔开埠，发行公债票一千万元，始终未拿出钱来。又譬如汕头堤工，前任行政委员千方百计向商人集资二十万元，继任者变更计划，商人投资不知下落。又譬如自来水接收事件，商人说，这是商办性质，政府整顿可，接收则不可。这一类事件，均使工商业家感受不安，那敢放胆投资？
第三，发展实业计划尚未完全确定——现在政府对于发展实业，只有口号，并无计划。譬如黄埔开埠，首先就是地点问题，究竟是白帝沙呢？沙路呢？虎门呢？其次就是地皮问题，究竟是由政府完全公卖呢？抑由私人自由圈买呢？或由政府购置商人承租实行递年加租率呢？再其次就是市场计划，究竟何处筑码头？何处筑货仓？何处筑商店？何处筑住房？何处筑官署？何处筑公园？万事都无确定，工商业家投资，首先就是一条算盘，计划既无，算盘从何打起？如说黄埔开埠已有柯维廉一个计划，则柯维廉自己已在绪言中惝恍其辞，仿佛是奉命造此计划，大有不负责任的样子。此计划地点在白帝沙。据闻伍朝枢还主张粤汉广九接轨，这样则只是造成香港的需要，开辟黄埔有何用处。工商业家对于这些比任何人要胸中雪亮，那敢冒险？那敢放胆投资？
我们从上叙几点看来，可见都是政治关系，又何怪工商业家不肯投资。
时机不可错过
现在广东到了一个新时代了，就是北伐胜利已到了一个稳定的形势，革命地盘扩张，财政税收亦扩张，从前革命军军费完全仰给于广东，今则可分摊于占领各省，广东负担可以减轻了。现在省政府励精图治，一方面只是要按月拿出四五十万元提倡实业，则工商业家必闻风而起，踊跃投资；再一方面极力肃清土匪，疏通河道，则商旅交通，销场扩大。这样，广东经济既不能有充分的发展（因帝国主义未打倒，封建势力未消灭，农民购买力未增加。）至少可有相当的独立。时机不可错过，幸即努力！
广州产业概况
我们在未讲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以前，为大家容易明了起见，须得先把广州产业概况说一说。
广州本来就不是一个近代工业社会。新式生产企业非常之少，现有的仅仅限于交通事业、军用事业及公用事业：如政府管理的铁路（宁阳潮汕铁路虽系商办，不在广州。）及兵工厂等；商人经营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及轮船公司等。除此之外，则为手工工厂，虽然采用机器或电器，只不过为手工之助：如榨粉，辗谷，火柴，榨油，织造，印刷，小机器厂之类。大部份仍系手工业。广州虽然不是近代工业社会，而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商品推销市场。八十年前广州就与欧洲资本主义接触了。其进口货数量仅次于上海，若加上香港进口货则总量还要超过上海。再则上海进口货销售于长江流域各省，而广东只销售于两广及湖南之一部，销售货物数量简直居了全国第一位。因此，广州商业极为发达。正确些说，广州固然不能叫做近代工业社会，然而确可叫做近代商业社会，不过只是一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罢了。
唯其是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为香港帝国之经济的附庸，所以广东本国工业不能发展，农业破产，手工业亦逐渐崩溃，现在手工业仍保存大部份者，即因此项手工，为洋货所不能一时代替，故得苟延残喘。
广州工人阶级之组成
其次我们讲到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
广州产业状况，大致如上所述，所以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亦异常复杂。大略分析如下：
（一）产业工人——为数约近一万七千人，占广州工人全数百分之八·五。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最有觉悟。不过他们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职业介绍所，为其职业上之保障。因此，他们中间一部份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
（二）手工工厂工人——约二万五千人，占全数百分之一二·五。他们工人阶级之地位比较明显，不过他们有一部份与农业社会之关系尚深，故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
（三）手工业工人——约一十二万人，占全数百分之六十。他们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
（四）码头工人——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他们生活最苦，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
（五）水上工人——指水上大小船艇工人而言。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不过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
（六）店员——约一万二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论其生活可说甚苦，唯他们因营业关系，往往容易养成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他们现在阶级观念尚甚模糊。以上分析，虽不甚确，不过我们可以自信，这种分析“虽不中，不远矣”。
发展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讲到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了。首先要问：发展的原因在那里？我们要把他指出来。
第一，刘杨战争的教训——刘杨战争以前，广州工人曾经参加几次政治性质的斗争，如收回粤海关事件，反对沙面苛例事件，商团事件，固然引起工人群众之觉悟不小，而尤其是参加打倒刘杨战争，更促其兴奋。因为此次战争中工人群众参加为其成功之重要原因。并且他们不是原始暴动的形式，而是有规划的有组织的行动。广州工人代表会在事前即已布置妥贴，并秘密组织指挥机关。故刘杨战争一发生，三路工人就同时罢工，以致刘杨军队困死广州，不能开出一步以进攻革命军队；另一方面，东西北江各路革命军队开向广州，则铁路工人立即开车，故能迅速将广州包围，不到一星期将刘杨打倒。同时，海员在香港将刘杨援军（唐继尧由云南经安南香港送来助战的）截阻不许登岸转船入粤；凡叛军军官乘轮来往省港者又派队侦查捕拿，亦给予革命军助小不小，其他各种工人（如兵工厂之类）亦相机罢工援助。在历史上说起来，工人阶级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参加这种反军阀的军事战争，可说是第一次，所以他更有重大的意义。广州工人阶级经过此一战争，充分表现他们的力量与权威，自然增加其自信力与奋斗力。大家有了这种深刻的教训，于是乎落后的工人群众也跟着起来了。
第二，省港罢工的影响——上海五卅罢工给了全国工人一种兴奋，广州当然不能除外，但是远道传闻，其印象甚为模糊；不如省港罢工亲见亲闻之深切著明。省港罢工实在也有他特别惊人的地方：宏伟严密的组织，远大灵敏的策略，坚毅奋斗的精神，求之世界各国职工运动史中，都是殊不多见的，或竟是空前未有的。这种与世界天字第一号的英国帝国主义之抗争，固然要增加各界民众之勇气与魄力，而广州工人以同一阶级的见解，其受影响更大，当然无疑。所以省港罢工一举一动，广州工人几乎亦步亦趋。如省港罢工委员会有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亦组织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属下工会做工会统一运动，广州工会亦做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广州工会亦组织纠察队（后改为自卫队）；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宣传教育事业，广州工人亦办宣传教育事业；省罢委员会属下工会办壁报，广州工人亦办壁报。这一切都惹得广州工人心痒难挠，相率效尤。
第三，民主政治的帮助——广州工人五年前有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加过薪，五年之中，物价腾贵五成，而工资仍然未加，其经济苦痛，不言可知。慢说在民主政府之下会起来要求，就是在反动势力之下，为了救死求生的经济所迫，也会冲破藩篱，背城借一；如去年上海发生七百余次的罢工，便是明证。适值刘杨倒后，国民政府成立，予人民种种政治自由，并扶助工人组织的发展，广州工人得到此种助力，而发展自然格外迅速。
发展的经过
以前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究竟若干，无统计可察，大约十万是不少的。从前年下半年至去年上半年增加人数若干亦不知道，大约总有四五万。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开第一次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才有调查。现在我们把他由四月第一次大会到十一月第三次大会增加的数目开在下面：
第一次大会（四月一日），工会一百三十八个，会员一十六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
第二次大会（六月十五日），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会员一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实增加工会二十八个，会员一万二千九百零一人。
第三次大会（十一月一日），工会二百零六个，会员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人。比第二次大会增加工会四十个，会员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八人。比第一次大会实增加工会六十八个，会员三万零八百五十九人。
我们看了下面这个调查，可知去年的广州职工运动是在一个急遽发展之中了。
除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之外，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属下工人不得其详；据闻广东总工会约三万人，机器工会约一万人。
发展中的表现
正经说起来，广州职工运动是去年才上轨道的。这话怎讲？
第一，意识政治化了——广州工人去年虽多做经济斗争，然而他们对于政治问题仍然未曾放松。比方前年一切政治的群众示威运动，差不多尽系省港罢工工人，而广州工人却不大出来；去年却不然了，每有群众运动他们必踊跃参加，广州工会的旗帜与群众，差不多与省港罢工工会等量齐观了。他们对于国民政府是绝对拥护的，在任何工会都可以找得出拥护国民政府标语。他们对于出师北伐，亦曾应募运输队，铁路工友并且组织前敌交通队，随军出发。他们普遍的知道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知道国民革命是工人解放必由之路；知道痛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知道痛恨反革命派；知道拥护总理的三大革命政策；并且还知道革命绝对不能中途妥协。任便找一个工人问他，他可以毫不踌躇的答复出来。广州工人意识确实政治化了。有人以工潮剧烈而说“工人只问经济，不问政治”，这话错了。有人说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应该暂时牺牲自己利益，那更是大错。象欧洲从前经济派那样，说工人应该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固然不对；若我们贵国要产生一个新发明的政治派，说工人应该只管政治不管经济，则何异要“工人饿着肚皮革命”。工人即或“谨遵台命”，无如气力不佳何。
第二，工会群众化了——从前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名称虽是代表会，实则未开过一次代表会，连执行委员会也不开的。只是一块金字招牌，高高挂起。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其选派代表之标准如下：
（一）一千人以下之工会，每五十人选派一人。
（二）一千人至三千人之工会，除照千人为底选派二十人外，在一千人以上之数目，每百人选派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之工会，除以三千人为底选派四十人外，在三千以上之数目，每二百人选派一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第一日，出席代表共二千四百余人，后广东总工会属下三十四个工会及广东机器工会退出代表大会，仍保留有一百三十八个工会，代表共一千八百余人。
这样一个一千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可说是少见的。不特是“济济一堂”，简直是“挤挤一堂”了。
代表大会是广州工人的最高机关，任何属性的工人任何工作处的工人都能有派出代表出席大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群众化了。其他各个工会，亦相率组织各个工会的代表大会，不象从前仅有上层组织的执行机关，由少数职员或甚至会长个人实行“迪克推多”，垄断把持一切。各工会并努力树立下层组织，组织支部或小组等等。
第三，组织集中化了——广州工会一因产业幼稚，二因行会习惯，组织上甚为散漫而难于集中。去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属下之工会，其性质相同或类似者进行联合运动甚力。如广东运输工会联合会，包含二十六个及中山汕头两处之分会，共计会员约八万余人。如广州店员总工会，包含二十三个工会，各工会改为分会，共计一万五千余人。此外在筹备中尚有广东粮食业总工会，织造业总工会，街市业工会联合会等。此种趋向，与日俱进，必蔚为臣大潮流。不象从前各工会各囿其行会习惯，职业界限，或地方色彩，而深固闭拒了，因为他们知道大联合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出路。
第四，工作具体化了——从前一切工作皆由各工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就不免有原始的幼稚行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自第一次大会以后，成立执行委员会，分为七部办事，真正负起责来了，而实际上亦有事可干。又如经济斗争原本是各工会自由行动，今则有经济斗争委员会以管理之。从前各工会各自组织纠察队，今则逐渐改编为统一的自卫队，有自卫队委员会以指挥之。此外又有罢工基金之筹集，劳动大学之筹备，工人剧社之设置。工会是谋得及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机关，现在各工会皆明白此一重要意义，而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对象，去努力奋斗了，所以工作日趋于具体化。
第五，群众革命化了——如统一工会运动。去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原邀请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共同发起筹备，实行联合。及至开会，广东总工会代表故意攻击机器工会，机器工会遂借口退出，广东总工会亦相继退出。这一幕滑稽剧，明眼人自然一眼看穿。不过工人阶级联合的重要，已影响到下层群众，所以广东总工会尽管退出大会，而其属下最大之玉石工会不愿退出，随后脱离广东总工会加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群众不再受腐败领袖之欺骗，表示群众革命化。又如陈森事件。陈森前年主使杀死面粉工会工友三命，经年未决，去年七月又帮助东家杀死牙擦抿扫工友二命，其凶横可知。然而政府又不予追究，下层群众皆愤不可遏，相率为大规模之请愿运动，再接再厉。这又表示什么呢？表示要铲除工贼及东家工会，表示群众革命化。
末了，我们要讲的，广州职工运动虽有进步，然而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幼稚的毛病。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去年在一个急遽发展之进程中，差不多增加十万人，所谓河出龙门，一泻汪洋，小有冲决，在所难免；又何况总机关指导的人有限，那能管理得各方周全，一罅不漏。即工人中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亦是情理之常。譬如说，辛亥革命成功那一年，各省有不少的革命党员，乱七八糟的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革命党不好。同理，工人中即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我们亦不能说整个工人阶级不好，或说工会不好。这里，我们还要补足一句，广州工人中小部分幼稚毛病虽所不免；然而在大体上说起来，广州工人确实走上了轨道，进步得多，是好的。
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
我们在未说怎样解决工潮以前，把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先行介绍一番，或者是于解决工潮有很大帮助的。兹不嫌累赘，择其重要者，摘录一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云：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又云：
“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工人的政纲：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规定：
“（一）制定劳动法。
（二）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
（三）最低工资之制定。
（四）保护童工女工，禁止十四岁以下之儿童作工。并制定学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内，应休息六十日，并照给工资。
（五）改良工场卫生，设置劳动保险。
（六）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
（七）主张不以资产及知识为限制之普通选举。
（八）厉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
（九）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
（十）取消包工制。
（十一）例假休息照给工资。
为求上列条件之实现，凡本党参加工人运动之党员皆应切实负宣传之责，本党指挥下之政府更应渐次实行。在本党政府之下，得设由工人代表参加之检查机关，检查上列条件之执行。倘党政府下之企业机关，对于上列条件之执行或有所违背时，本党有时应立于工人群众利益方面，纠正其错误，不应因其措施之失当，而不顾工人群众之利益。”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议案中其他关于劳工问题的主张：
见于宣言的：
“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此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达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见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的：
“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努力。”
去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最近政纲关于工人之规定：
因中国工业（非外人所办者）现状之落后，及其发展之迟缓，由于中国在半殖民地状况，及大多数人之经济落后，所以就现在工业之可能范围内，应实行下列十条：
（一）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特别注重女工童工之保护。关于兵工厂及其他政府军用事业，并于军事有关之交通，须另定劳工待遇条例，以不妨国民革命运动为标准。
（二）修正工会法，改善工会之组织，免除工会间之冲突。
（三）限制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
（四）例假休息，照给工资。
（五）废除包工制。
（六）制定劳动保险法，并设工人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及死亡保险机关。
（七）设劳资仲裁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务求满足工人之正当要求；特别注重规定适合之工资。
（八）改良工人住居，并注重其卫生。
（九）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以增进工人普通知识及职业技能。
（十）奖励并援助工人消费合作社。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公布之工会条例，共二十一条，亦极重要，兹撮其十大要点开列于后：
（一）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立于对等之地位。（第三条）
（二）承认工会以言论出版及办理教育事业之自由。（第四条）
（三）承认工会对雇主之团体契约权。（第十条第三款）
（四）承认工会对雇主争执事件发生时，有要求雇主开联席会议仲裁之权，并得请求主管行政官厅派员调查及仲裁。（第十条第十款）
（五）承认工会之罢工权。（第十四条）
（六）承认工会对雇主方面有参与规定工作时间，及改良工作状况与工场卫生之权。（第十五条）
（七）行政官厅对于公用事业之雇主或工人间冲突，只任调查及仲裁，不执行强制判决，以养成工会自动之能力。（第十六条）
（八）予工会以公共财产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条）
（九）特别声明于刑律及违警律中所禁止之聚众集会等条文，不得适用于工会法，以免法院警厅之比附而妨碍工会之进行。（第二十条）
（十）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但中国大部分之工业仍系手工业，故职业组织亦未绝对废止，以求事实上之适用。（第六条）
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
论理，政府既然是党治的政府，党的态度便是政府的态度，政府不能除党的态度以外另有他的态度，这就是说政府应该完全根据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做他行政的准绳；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做不执行党的宣言与决议案的挡箭牌。不然的话，党与政府态度两歧，这个政府就不能号称党治的政府，只不过是某人或某派的政府，与党是毫不相干了。
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请看下述的说话，不难推想而知。有人说：“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不能就要求他们的经济利益。”有人说：“国民革命是为全民族利益的革命，工人不能只顾他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利益不能超过民族利益。”有人说：“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未实行的很多，工人不能单要求实现。”又有人说：“政府并不是不愿意兑现，因为事实上不能兑现。”好了！这些话一来，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撕得粉碎了。
不过研究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我们亦不可用武断态度，一笔抹杀；应用历史头脑，分别来说。现在可以公开的讲，广东政府对工潮的态度，可说三月二十日是一个分水岭。上面所述这些怪议论在三月二十以前绝少听见的，三月二十以后才渐渐发生了，特别在国民政府北迁的前后，盛极一时。就是什么“社会恐慌说”，什么“罢工循环说”，都是在国民政府北迁的时候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分为三个时期：廖部长被刺到三月二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确是站在工人方面；三月二十到国民政府北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守了中立了；国民政府北迁以后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连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气对于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时还用军警力量加以取缔了。（虽说政府诸公不一定全体都是一致的态度）
如何说用政治力量取缔工潮呢？十二月六日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关于工人纠纷问题案：（一）不许工会擅自拘人；（二）厉行禁止持械游行；（三）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封闭商店，东家方面，亦不得无故自行封闭工厂及商店；（四）工人不得向工厂及商店强取一切什物。又议决“关于拥护革命利益保障公共生活之安全，以下（一）军用品之制造事业，（二）金融事业，（三）交通事业，（四）与公共生活有直接关系之事业，四种事业，发生工人纠纷时，仲裁委员会之裁判，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之。”
如何说用军警力量取缔工潮呢？军警机关今天一布告，明天一布告，以及公安局用保安队禁压工人罢工，甚至开枪伤人，乃有目共睹之事。
事实是如此，只要不是聋子瞎子绝不会疑心我们又在造谣。
如借口说：“工人太猛进了，不能不加以取缔。”我们就要问：是工人要求条件太猛进了吗？我们绝对否认，就是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也说“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何猛进之有？如说是工人斗争形式太猛进了吗？不错，斗争形式似乎是太猛进了，但是工人们说：“皆为特殊环境所迫而成，更非工人之所愿为也。”“工人为保障罢工维持生计计。虽明是己所不愿为者亦不能不为之。”“如果政府有其他保障方法，则此类行为自可不致发生。”（皆见工代会致省政府书）这些话说得何等明白！三月二十日以前为什么工人斗争形式并不猛进呢？因那时政府对于工潮，诚恳指导，加意保护，故一切纠纷迎刃而解。三月二十日以后，工人要求条件仍与从前一样，仍未超过经济状况的限度，即是说仍为东家所能容许，为什么斗争形式忽然猛进了呢？因工人失其保障，不能不当于自卫，因罢工而间有拘人之举，封锁工厂或商店之举，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发还之举，追本溯源，难道可以完全由工人单独负其责任吗？
如借口说：“阶级斗争破坏了联合战线”。我们就要说，工人阶级所以为联合战线中的主要对象，只是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决不是大商资产阶级，因为大商资产阶级永远不会革命，而且叛卖革命。事实具在，毋庸举例。即令与大商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也只是政治的，绝非经济的。经济上的联盟，只有第二国际黄色改良派如此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似乎应该鄙弃此种理论。工人阶级必须在经济上足以自存，政治上的联盟方有意义。所以不能以政治的联合战线，而反对工人经济的阶级斗争。一枝军队要他打仗，必须充分予以给养，工人阶级既被认为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岂可连仅够维持生存的给养反靳而不予之理。正经的说，工人改良生活运动，不仅不妨害国民革命，而且有利于国民革命。
如借口说：“工潮是共产党捣的鬼”。我们就要问：广州工人经济生活是否痛苦？如不痛苦，工人已经满足了，决不能由共产党煽动而成；如系痛苦，即无共产党，工人何尝不会自己起来。很显然的，广州工潮完全是由一种自然状态发生的；因为在物价增高百分之九十的生活状态中，所以潮流所趋，一发而不可遏，如将工潮归罪于共产党，未免太过恭维共产党了，这样，无异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共产党真有此本领，不特不当推卸，而当引为荣誉。老实说，共产党在此广大绵延的潮流中，因其人手太少，正很惶愧未能尽其领导责任多多帮助工友呢。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除工人阶级利益外，无他自己的利益，对于工潮，自然毫无疑义站在工人方面，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共产党自信是工人阶级的良友在此，工人阶级相信共产党是他们的良友亦在此。我们还要说，在此半年斗争中，破坏罢工者既如是其凶猛，保障罢工者又如是其渺茫，工人为感情冲动，往往悲愤欲死，想采用激切手段，假使没有共产党从中解释维系，更不知要闹出如何大祸。共产党一方面要为工人利益着想，一方面又要为革命后方着想，若还说共产党捣鬼，真难乎其为共产党矣。
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
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自然是希望完全依照国民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切实执行。今姑卑之毋高论，最低限度希望政府有下列几个态度：
（一）诚恳态度——政府有政府困难，工人阶级自应谅解。不过政府总得要将党的决议案那几项可以实行的先予实行，那几项不能实行的很恳切的向工人解释。在陈炯明时代，在刘杨时代，国民党实际上未能掌握政权，犹可推诿，今则不然。在今日若是虚伪的架辞搪塞，那末徒然引起工人群众之怀疑或失望，于政府有何好处？广东政府简直可说是工人阶级与刘杨诸逆及香港帝国主义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他们自己用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岂有不爱戴与拥护之理？政府如有困难，工人必然乐于谅解，如邮务工人以并未得到要求条件而复工，银行店员以极大让步而解决，便是明证。老实说，现在的问题倒不是工人能否谅解政府困难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仍然信任工人的问题。假使政府仍然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民族革命运动中之领导者”，“国民革命主力军”，决不是“反革命”；假使政府不因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及反共产派所造之谣言所惑而疑惧工人有推倒政府的阴谋（如国民政府北迁后，有人造出“劳工专政”“克伦斯基政府”的谰言，而党报竟以之作成社论，危言耸听。潮州惠州还制造“打倒国民政府”的街贴，以实其罪），假使政府仍然诚恳与工人合作，则政府与工人乃是一家，政府困难即是工人困难，何至不能谅解。
（二）审慎态度——不过，工人亦有工人的冤苦，政府亦应予以体察。老实说，工人脑筋是最实际的，他们决不作超过可能限度的幻想，只看他们决不敢依照国民党决议案所许可的提出条件，而只提出目前切身利害的最低条件，便可知了。工人经济生活实在太困苦了，改善生活实乃万分迫切。为了养活一身，养活一家，而提出要求，以致于罢工，并因罢工而有切激举动，本是人情之常，应该加以怜悯，不应加以仇视。官厅往往听东家一面之词，动不动以“扰乱社会秩序”“危及北伐后方”为言，或以布告恫吓，或竟武力从事。大禹治水，其要诀在“疏”之一字，疏则通，壅则溃。如不此之务，即使工人慑于威力而归于屈服，何能算是根本解决。老实说，事实上何曾是工人慑于威力，只不过因在国民政府之下，投鼠忌器，不得不隐忍退让。所以政府办理工潮，第一须廉得其情，第二须就事论事，既不可敷衍颟预，亦不宜鲁莽灭裂。
（三）公道态度——现在仿佛有人这样说：“工人压迫商人，工人是压迫阶级，商人是被压迫阶级”。哈哈！笑话！工人仅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并未根本推翻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既然存在，则雇佣劳动关系亦依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存在一天，试问是谁压迫谁？如说罢工为压迫东家吗？不错，罢工的本身是一种压迫行为（虽说是和平的），然而东家不善意磋商或诚意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除罢工外，又有何法。世界各国几曾见资本家仁爱而自动的给予工人利益，何尝不是因罢工抵制而被动的容纳工人条件。如说拘人为压迫东家吗？不错，有拘人这一事实，但是所拘捕的是破坏罢工之走狗工贼，至于拘捕东家，乃绝无而仅有。我们要说在此一年中，工人因工潮而毙命者何止数十人，不是因东家雇买工贼而杀死，就是因东家勾结民团而杀死。大凡社会心理，东家被拘，则奔走骇惊，义愤填膺，如工人被杀，好似当街踏死几个蝼蚁，大家就漠然无动于心了。东家与工人生命价值之悬殊如此，岂得谓平？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真是“数千年于兹”了，今日仅仅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还不应该。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力持公道。
（四）敏捷态度——为什么要提出敏捷两字呢？因为事实上因官厅办理不敏捷，而工潮愈益纠纷。工人提出要求的手续，一方面通知东家，一方面请求农工厅主持公道，提出要求若干日，方行罢工。当刘纪文做农工厅长的时代，简直置之不理，当他下任交卸之时，移下公事至一千余百件之多，岂非骇人听闻之事。刘纪文袒庇东家，犹其余事。官厅办事如此玩忽，又何怪工潮之多，斗争之烈。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敏捷从事。
解决工潮的方法
解决工潮的方法，重要的有下面几项：
（一）统一工会运动——应按照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公布条例，只准工人组织工会，绝对禁止东家或工贼组织工会。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如手工业可酌用职业组织。各工会应就其性质相同或相近者实行组织联合会。地方总组织应合并为一个。不论何党何派均应组织在一起，绝对不准分裂。如此则工会纠纷可以解决。
（二）规定加薪标准——工人加薪以物价指数或生活指数为标准，由政府明令公布，物价增加时，工人工资随着照加，作为一定原则；如有某厂或某行东家不遵照执行者，得由政府强制执行之。如此则劳资纠纷可以解决。
（三）开发实业救济失业——首须积极进行黄埔开埠及粤汉铁路延长两种工作。每月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以资提倡。现在广东财政收入超过一千万元，每月五十万，并不为多，如此则失业问题亦即工潮总问题可以解决。
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
广东工友们！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仅仅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分析起来，只是为了“经济改善”“职业保障”“生命安全”而奋斗。我们为了生存权与劳动权而奋斗，谁说不应该。我们并不是好事，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付了若干的牺牲代价。可见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
但是，工友们：我们在过去受的教训不少了。我们不应忘去过去的教训，应由过去教训之中决定我们今后的努力。我们今后怎样努力呢？
巩固自身组织
第一，巩固自身组织——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自己要大胆承认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补救这些缺点，则有下列四项：
Ａ．工会组织统一——工会数目多并不是好现象，要工会数目少而会员数目多才是好现象。苏俄六百万工人只有工会二十三个。我们广州，仅就工人代表大会来说，人数只得十九万，而工会竟至二百多个之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尚未完全一致团结。我们须就其产业相同或职业相近者组织联合会或总工会，如运输业联合会，粮食业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之类。须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工会逐渐组织联合会统一起来。再者，地方总组织只应有一个。广州显然有三个：（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二）广东总工会；（三）机器工会。虽然广东总工会与机器工会有些领袖不愿统一，然而他们工会所属下的群众一定是愿统一的。我们须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统一的成功。
Ｂ．经济斗争统一——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经济斗争大都是各自为战，有许多是未先行呈报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便向对方提出的；或未经过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决定便罢工的。要知道：此种各自为战的方法会使我们遭受许多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如率尔罢工而无粮食准备，或罢工太久而接济不来，或孤军奋斗而救援不至，均使我们工友感到意外的困苦。这是我们已往的经验。要知道虽然是小小一个经济斗争，亦好似作战一样，必须有种种“杀敌致果”的战术。战术好，士卒无大牺牲，子弹无多损失，依然可以得胜利。所以我们必得要统一在经济斗争委员会指导之下，然后才能免除这些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
Ｃ．武装指挥统一——武装自卫是工人的权利。广州工人武装表面上有军衣军帽，实际上无一枪一弹。各工会纠察队都是自然发生，正因自然发生而指挥就不容易完全统一。后来改为自卫队算是统一了，然而各工会仍另有纠察队或调查队直辖本工会不属工代会。要知道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一致与集中。所以各工会纠察队调查队均应一律改为自卫队，而且统一在自卫队委员会指导之下，受统一的训练与指挥。然后才能彼此互助，实行自卫。
Ｄ．宣传教育统一——我们广州工人从前简直可说没有宣传教育，即有亦系无计划无系统的宣传教育。我们要知“智识即权利”，智识极可宝贵。我们要革命，如无革命知识便无革命行动。何况工人阶级既被公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如不提高革命知识，何能领导革命。宣传教育为工人所不可一日缺乏之事，所以我们应即组织宣传教育委员会，有统一的计划，扩充各工会的宣传教育，一致发展。
上述四端，如能努力做到，则自身组织自能巩固。只有自身组织巩固，然后才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取得最后胜利。
拥护中国国民党
第二，拥护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即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党，亦即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党，这个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是工人阶级有份的政党。革命运动不能没有革命的党，如没有革命的党站在领袖地位，指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以工人阶级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应该绝对拥护国民党。广州工友们在过去有时为受政治压迫或军警压迫往往动了感情，忘了理智，有的对国民党表示失望，有的甚至还激而出于焚毁党证。工友们！这种倾向和行动，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即使行政官吏有时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而对人民压迫，这只是他个人的不肖，与整个的国民党无干。国民党党员包含有各阶级的成分，自然包含有各阶级的意识，有些党员代表资产阶级而右倾或反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国民党决不是那一个人那一派人或那一阶级的专利品，而是大家有份的，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籍而又是决心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都有份。所以我们不应存着“国民党是人家的”的观念，而应该认定“国民党是大家的”。所有工人应该都加入国民党，或以整个的工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员的行政官吏如有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时，我们可以向高级党部提出控诉，要求惩办。我们应该站在国民党内去与他们奋斗，不应该站在国民党外对他们干骂。要使国民党永远左倾永远不腐化，决不是消极离开所能奏效，而必须积极加入方能保障。只有加入国民党内去占多数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左派同盟，以打击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的右派势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工友们！大家起来，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争取革命领导权
第三，争取革命领导权——领导与领袖应有分别，在国民革命中，领袖这个革命者自然是国民党，好似总司令；领导各阶级上前线与敌人决斗者乃是无产阶级，好似总指挥。中国革命由“五卅”起直到现在，无产阶级都是领导者，这是稍有常识的人不能否认的，亦是国民党宣言所确定的。但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必然逼迫帝国主义放弃专门利用封建军阀的政策而改为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一政策必然指使资产阶级钻入革命战线中而与无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要建立资本主义，必然仰仗帝国主义资本之协助，结果与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革命。所以领导权如果被资产阶级抓去，则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够争得此领导，就是那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那末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领导当然也是归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就是争取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应该结成坚固不拔的联合战线。其策略应该如下：
Ａ．对农民——在西欧农民有被资产阶级拉去的可能，因为资产阶级为工业发展必须破坏中古的农村经济，所以资产阶级往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阶级。而在中国则不然，所谓资产阶级大都是由地主变来而兼地主，或成了资本家后又多买土地兼作地主。这样必对农民剥削，农民与资产阶级利益是冲突的，故资产阶级决无拉住农民的可能。农民与工人利益绝对一致。农民占人口三万五千万，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广大的农民群众方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农民解放斗争，应该予以最高之同情与援助。
Ｂ．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还不够脱离帝国主义，即中国工业资本不能脱离商业资本；中国资产阶级半数是买办阶级，而与都市中小商人冲突，所以不能取得中小商人。无产阶级虽然也与中小商人有冲突，但没有资产阶级对他那样大。假使我们有好的策略，亦容易取得他们。其实，自工人运动发展以后，店员运动接踵而起，与中小商人冲突最厉害的还是店员。所以店员除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以外，对于用人权不宜绝对加以限制，但对于店员职业务需切实加以保障，这样与中小商人冲突是可以减低的。
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
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一点尤其重要了。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权绝对不能存在，就世界观点说，世界资本主义已到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已在破坏了，无论那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革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就中国观点说，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大过资产阶级力量，绝对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存在，即一时实现不旋踵亦必崩溃。况且中国革命的特点即在根本铲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与特权。如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使资本主义发展，这不是革命的前途，而是反革命的前途。因为这个前途实现，就是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稳定，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延续下去，即是使帝国主义能够继续其压迫与剥削，施行其反动，巩固暂时稳定期中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政权如果实现，则中国民族只不过从帝国主义武力干涉政策转变到道威斯计划之下讨生活罢了，中国何能独立自由，中国民族何能完全解放。所以这是反革命的前途，而非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前途，既绝不是纯资产阶级政权，现时亦不是纯无产阶级政权，他有他自己的第三个形式。第三种形式政权是什么呢？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
工友们！我们想想，我们所负的使命何等重大！改良生活运动只不过是我们的初步要求，我们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我们须尽所负的使命以完成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但是，工友们！我们要知道胜利要靠努力得来。譬如树上的果子，累累然挂在上面，这些果子绝不会端端正正落在我们的口里。我们要想果子吃，必须一起上树去摘，或用竹杆去敲，这就是努力。想果子吃尚且如是，要工人阶级得到解放，更非大大努力不可。工友们！我们高呼：
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