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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sky, a guiding light of the century
托洛茨基：世纪明灯
﹝法国﹞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
十月评论杂志社 译
原文为法文，发表于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周报《红色》（Rouge），以纪念托洛茨基逝世60周年。本文译自《国际观点》英译版。
为什么要策动这次暗杀？撇开斯大林的反常个性不谈，我们要从托洛茨基最后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墨西哥时期说起，在那个时期，他主要在希望崩溃的阶段发动了三次伟大的斗争。
首先，他要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1917年10月的初始阶段与斯大林热月政变之间划清界线。为此，他一旦抵达墨西哥后（1937年1月），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期间，专门组织了由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整整五百页档案，拆解了伪造与政治吞并的机制。第二，理解新战争的步骤，在这个阶段，沙文主义将加剧和激化阶级问题。最后，第三场斗争与之前斗争相联系，是为了建立新国际――1938年宣布成立，但至少在五年前，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后就已经策划了――他认为新国际不是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聚会，而是工具，直面当下的任务。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不可替代”。
失败时代
托洛茨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发生的事件相提并论，其预言是错误的。错误在于工人运动所处的情况非常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积累了许多因素；但关键的无疑是1930年代苏联的官僚反革命，污染了整个工人运动及其最革命的成份。当时存在着误解，许多法国共产党人面对德苏协约感到疑惑就是最佳例子。但也有重大失败，如纳粹主义在德国和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连连取胜，西班牙内战失败，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被粉碎。社会、道德甚至身体层面的挫败交互积累，我们难以想象。但你永远不能认为一切都已事先决定。
托洛茨基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想象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正如1870年的法德战争意味着法国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死刑一样。我们身处1945年，正当斯大林主义全胜时代，但同时显现其矛盾。在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的《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一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通过斗争，我们眼见社会觉醒，甚至有些方面摆脱官僚的控制。我们能够设想激活十月革命的活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20年仅仅短暂间隔。但是，格罗斯曼在书中所说的，接下来是不可阻挡的。斯大林获胜而被拯救了！我们不要求胜利者对自己负责。这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大问题。
理论上的影响是重要的。在对官僚极权主义的批判中，如果托洛茨基非常了解警察暴力的作用，那么他就低估了民众共识，连系着斯大林主义政权所产生的甚至是以高昂的代价产生的如法老般的动力。这是被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然而，在战后，各方都有具体的责任。在世界划分的框架内――著名的斯大林-丘吉尔会议，他们用蓝笔划分了欧洲――出现了重要的社会或革命前的浪潮，如在法国，但在意大利和希腊更是如此。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到叛国，说到社会运动从属于机制的利益。这并不自动意味着革命的胜利，而是意味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动力与政治文化，截然不同。这就有了其它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回想起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 Thorez）那句著名的“你必须知道如何结束罢工”，或者意大利共产党攻击陶里亚蒂（Togliatti）时的态度。但最糟糕和最悲惨莫过于西班牙革命失败，抵抗运动与希腊革命的缴械投降。然后，斯大林对巴尔干联邦项目的投票，仍然是巴尔干地区民族问题唯一政治解决方案。
必要的与可能的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的悲剧性命运说明了必要与可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应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与眼前的可能性之间。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书信时已经可以发现这一点。托洛茨基在理论和策略上的贡献相当巨大，特别是早在1905年就从俄国开始，对社会的综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分析，或者对当前帝国主义模式的认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反革命这一当时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分析，尽管存在不足，却是不可替代的。从这一点来看，托洛茨基乃指路明灯。这并不意味奉他为虔诚或独尊的指标。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乃传递工人运动及其交织的战略辩论的多重记忆。但在此景况与险要的段落中，托洛茨基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