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第三条道路”是普罗大众的出路吗？ （1998.12） 究竟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它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还是进一步迁就？“第三条道路”是普罗大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吗？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法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师丹尼尔．本赛德在法国《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12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原题为《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章对近年来法、英、德三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后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出了批评。现将该文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社会民主主义的春天和第三条道路的含义国际危机的加剧和施罗德在选举中的胜利已足以使人们开始传播这一好消息：自由主义的冬天已经结束，社会民主主义的春天来到了。经过全面革新，以新工党和新凯恩斯主义为标榜的新社会主义出现了。从此，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新左派，不如说是第三条道路和中派了。在1998年的英国工党黑池年会上，布莱尔为他已经使工党变成“亲商业和亲工业的党”的感到庆幸。1998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讨论建立中左派国际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布莱尔颂扬“激进中派”，当时还是意大利总理的普罗迪赞美“世界性橄榄树联盟”。克林顿为“第三条道路已扩大到全世界”而惊叹不已。在这伙咄咄逼人的现代派面前，法国总理若斯潘先生和他的政府显得像是陈旧过时的落伍者了。 《第三条道路》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吉登斯说：“中左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无意义的标签。一个经过革新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是中间偏左的，但是中间不应当被看成是空洞无物的。”由此就产生了大胆的“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一个“激进的中派”，一个新的“没有敌人的民主国家”，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一种“新的混合经济”，一种新的“家庭民主”，一种超越劳动社会的“公民自由主义”，一个“世界主义的民族”。这不过是把许多旧的汤菜换了名称当作新花样端出来而已。施罗德的经济顾问、德国莱法州经济部长博德．洪巴赫则为“有别于旧型社会福利国家的新德国”辩护。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理论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一文中也说：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出头的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如何将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公式不会恢复”。 这就是“已经重新调整中心”的社会主义常念的经。它最终抛弃了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限制市场作用、严格的平等主义、充份就业和同质的劳动市场为特征的老左派。它要求少一些指令性管理（gouvemement），多一些指导性调度（gouvemance），换句话说，就是“非政治化的行政调控”。它为新的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辩护，反对强制的团结互助。吉登斯的书从头到尾都注意到这一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世界上，新的激进中派的前景只能是在金融市场的严密监管下正当谋利。其余的事就不言而喻了。英国左派学者唐纳德．萨松在《社会主义一百年》中指出，这些党是“唯一剩下来的左派”。他认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用另一种左派即“左派中的左派”来与它们对抗。 社会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面貌关于管理和经营、逆来顺受和甘愿为奴的这一番好听话既包含着一种社会内容，又掩盖着一种实践。通常不赞成“批判社会学”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在工党最近召开年会时挤满黑池的道路的已不再是穿着工作服的矿工，而是“商人、律师、管理咨询人员，多数身穿深色西服，带着手机”。在布莱尔的政府中，有英国最富的资本家之一、连锁店老板赛恩斯伯里爵士，英国石油公司的前总裁西蒙勋爵（担任贸易大臣），巴克莱银行总裁马丁．泰勒（负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普鲁登保险集团总裁彼得．戴维斯（领导福利国家改革的小组）。在法国，出任经济和财政部长的社会党人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康恩是工业俱乐部的创始人，而这个俱乐部被《商务拓展》周刊称为“工业巨头的院外压力集团”。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联络关系。社会民主党精英与高级管理机构、工业和金融的智囊团、私营商业界的结合愈加紧密，他们与劳动界的关系就愈加松弛。欧洲的原始资产阶级（指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全面联合还处于初级阶段。?编译者注）是不坚定的，它夹在自己的民族根基、自己的跨民族国家联盟、自己的欧洲利益之间，无所适从。面对这一情况，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委托，要有条不紊地为马斯特里赫特或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欧洲点火。由于传统的欧洲右派发生了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新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代理掌权人。 布莱尔就职伊始，就宣布给英格兰银行自主权，因此博得了伦敦金融界的喝采。1997年7月起公司税降低两个百分点。他的关于“工作的福利”的计划是要把“无效果的”救济转变成以获最低社会保障为交换条件的强迫劳动。这一开明措施的反面是单纯用惩办措施和保安措施来对付破坏社会的罪行。对于布莱尔来说，新工党同时也是“法律和秩序”的党，“零容忍”的党。 在意大利，普罗迪政府两年来的主要成绩只是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却丝毫没有减少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也明显地加剧了。在法国，若斯潘政府已多次拒绝履行竞选时作出的微薄承诺。前总理朱佩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方案已经实行。公共服务事业的私有化在加速进行。关于35小时工作周的法律中对雇主所作的让步扼杀了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使通过缩减工时减少失业的希望落空，最终埋葬了32小时工作周的前景。帕斯夸?德勃雷移民法没有取消，而是受到容忍。对于上述业绩，康恩却能够以已经恪尽职守的满意心情表示：“我们的政策的确是现实主义的，是左派的。但是了树立自信，应当拒绝惯用的尺度”，因为“在左派与不断扩大公共领域之间划等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否会由于国际经济危机的加剧而被推向左转？目前已看得很清楚，“一个新的增长时代模式的一致性的说法具有多大的欺骗性”，一个已经涉及世界经济的危机是不会放过欧洲的，它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造成了威胁。面对这一考验，欧洲资产阶级首先关心的是为今后与美国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作准备。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重组劳动力市场，为此不惜使用“治标办法”，例如关于培训和雇用青年的合同，以避免国内市场过份急剧的崩溃。意大利雇主联合会主席乔治奥．福沙以一个颇为动听的公式概括了这一方针：“提高就业水平要依靠使用多种多样的杠杆：利率、税收、劳动成本和灵活性”。菲亚特公司的老板乔万尼．阿格尼里最近在会见若斯潘时明确提到这一两难处境：“增长是否会影响紧缩？”回答是：“最好两者兼得，但很难。”那就需要在二者之中择一了。著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讲得更清楚：“欧洲中左政府的职责就是遵循中右派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们几乎没有推行其它类型的政策的余地”。 如果据此认为这是倒向凯恩斯主义（哪怕是温和的）和实行激进改良主义的前兆，那肯定不是有眼无珠，就是自以为是。最近20年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已经摧毁了干预的手段。货币管理权已经委托给欧洲中央银行的理事们，不再取决于政治权力。社会保障体系已遭到损害。私有化已破了积极的工业政策的杠杆。雇主们获得了税收优惠，却未作任何回报。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所依靠的劳资关系已由于取消指数工资制，由于工资的个人化，劳动时间的弹性化，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削弱而被打乱了。剩下来的办法只有利率调控，那还得看负责制定政策的人能否让董事们的货币主义正统思想服从他们的理性！按照这一大胆的假设，并且在危机不致太快地变成萧条的条件下，通过以欧洲贷款进行投资的计划，通过使欧元对美现代的比价不致太高以免妨碍出口以及通过协同一致对资本的流通进行有限度的控制，也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减轻打击。但是这不足以使失业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减少。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在于服用纯粹经济的或技术管理的“镇静剂”，而是在于政治上的选择。 真正的改良政策要求大规模的税收改革，对从事投机积累起来的财富课以重税，大大降低增值税，对资本收益实行累进征税，以便重新分配财富而不致使需求“衰竭”。这一改革要求在整个欧洲协调实行对投机资本征税，揭开银行的秘密，关闭逃税的乐园。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保障，推行一种积极的通过对整个欧洲的公益事业（水、能源、运输）的公有化而扩大工程建设和社会服务的政策。真正的改革还要求禁止大批解雇，恢复最低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采取协同的强制措施把各国工作时间减少到32小时并且不减少工资。为了实行这种雄心勃勃的重新增加就业和发展社会保障的政策，需要敢于以大规模的动员来反对雇主，以公民的力量来反对市场的力量。还需要有勇气打破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枷锁和趋同标准。但是正如历史上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政府是不会出于自己的主动而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的，只有在社会运动和新的社会力量对比的压力下才会这样做。 “新中派”和“第三条道路”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背离尽管“新中派”的“第三条道路”在各国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它终究是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背离。当有人问布莱尔是否有对投机征税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我要说这个办法不好，因为人们应当能够非常非常快地使自己的钱流通。……我的意见是，全球性市场归根到底对我们是一件好事。”这个“我们”究竟指谁还不知道。至于若斯潘，他的勇气仅限于承认市场经济而不承认被称为“市场社会”的那种“社会的全盘市场化”。似乎这二者之间是不存在逻辑联系的！ 载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编译者殷叙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