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讨论工会问题 主席克南： 今天的议程是讨论工会问题：（1）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2）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斗争。 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就第一部分发言。然后，由黑克尔特同志代表德国代表团作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发言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共产党员应对工会运动采取什么样的原则立场，早已提出明确的主张。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决议是有其理论前提的，这些理论前提，我认为没有任何修改的必要。我们认为，一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正确的。在许多国家，如英国和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会官僚老爷已开始把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小组从工会中排挤出去。我们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们所通过的决议是正确的，我们击中了要害。 现在，我们的任务变了。这个任务不是要从理论上阐明我们对工会运动的态度。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指的是要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展开斗争。这就要求每一个国家明确建立革命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实际关系。首先，要严格确立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大会的一项任务。 同志们！一年前我们就指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资产阶级的黄色组织。为此，有许许多多的人对我们横加指责。甚至有一些朋友因不得其解，而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论战色彩的攻击。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哈雷的遭遇，那就是因为我们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指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黄色的组织，它的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危害，就某些方面来说，比奥尔赫希组织的先生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大会必须确认，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这种评价，既不是夸大，也不是带有论战色彩的攻击。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确是一个黄色组织，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我手边有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之一阿尔贝·托马写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该文发表在《国际劳工》杂志上，谈国际工会理事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其中谈到阿姆斯特丹国际成立的经过。据他说，战后，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行。谁知，资产阶级也认为有成立组织的必要。他写道：“另外，各国政府明知有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但又要忙于征兵大事，加上布尔什维克俄国到处煽动革命，出于万般无奈，只得着手有步骤地解决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克服战争灾难。” 同志们，阿尔伯·托马说的是实话。 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确是在工会官僚和资产阶级政府拼命挣扎的情况下诞生的。如今，阿姆斯特丹国际已经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大支柱。关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我不准备细谈，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必要细谈。我只列举一些事实。比如，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之一茹奥先生，就以法国政府技术顾问的身分参加了凡尔赛和会。无疑，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又如，黄色国际领袖之一菲门，他在抵制匈牙利期间曾发表过一段谈话。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同匈牙利霍尔蒂政府代表举行谈判之后，坚信匈牙利国内的白色恐怖不但不是政府默许的，而且是违背政府意愿的。政府想极力避免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所以没能防止，是因为可怜的白色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托马先生的言论也值得提一提。他说：“劳工局是一个介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国际联盟二者之间的机构，该局把工人阶级同开明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这样，工人阶级的开明人士就将与资产阶级的开明人士同心协力去战胜危机。” 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谈一件事。乌捷格斯特先生在谈及意大利问题时说，阿姆斯特丹国际对于去年秋天在意大利发生的运动深表关切，于是立刻派去许多联络员和代表。乌捷格斯特先生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是名符其实的工会运动。这同塞拉蒂和达拉贡纳的论调毫无区别。还必须指出，据乌捷格斯特先生说，他同达拉贡纳交换过意见，达拉贡纳向他表示：尽管意大利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意大利同盟现在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不要多久，我们就会知道，达拉贡纳所说的话究竟算不算数。昨天，我们就接到一份电报，说有两位意大利工会代表已经动身到这里来。这样，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够与意大利工会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幸会，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同乌捷格斯特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其他领袖的密谋究竟能实现到何种程度。 阿姆斯特丹国际新任主席的一些言论，也足以说明问题。大家知道，前任主席是安佩尔顿，他因卑鄙可耻的背叛行为而被工人赶下了台。这是工人的第一次斗争。不久，托马斯先生也被赶下台。但托马斯预先在《曼彻斯特卫报》（他以前曾在该报上发表过不少吹捧英国君王的文章）上，先陈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纲领。他写道（我先读俄文，然后译成德语）：“另一方面，假如劳资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比较正常的关系，能够密切配合，那么，这是业主与工人之间达到充分信任的可靠手段。我们所以遇到种种困难，就因为我们对业主的观点缺乏了解。既然没有机会了解业主的观点，发生差错，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说来，只要工人与业主心心相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我们说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这绝非夸张。国际资产阶级离开这个组织，就不能维持下去。 且看最近的事态。阿姆斯特丹国际接受什么任务呢？就以叛卖勾当为例，是谁干出叛卖英国煤矿工人的肮脏勾当呢？是阿姆斯特丹国际主席托马斯。是谁在德国发动血腥大屠杀，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呢？是身为工人、工会工作人员、阿姆斯特丹国际成员的海尔辛格先生。是谁在法国奉命降低工人工资，并向工人阶级宣战呢？是茹奥以及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其他骨干分子。现在，在各个国家里，国际资产阶级正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向工人阶级发动全面进攻，而在这场进攻中，阿姆斯特丹国际起着主导作用。这虽然令全体工人阶级深思而又痛心，但却是不容抹煞的事实，所以，每个有组织的工人都应当心中有数。遗憾的是，必须指出，现在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认清这一点。有许许多多的人把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斗争，看作工人阶级内部和工会运动内部的斗争，看作内部的派别斗争。其实不然，这不是工会内部的派别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按其成分来说也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无可否认，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无产者有千千万。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可以单凭成员的社会成分就来判定某一个组织，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也有工人参加；我们知道，选举时，至今还有许多工人投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票。但这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当前，首要的是必须弄明白这一点。要认清，这绝不是派别斗争，绝不是派别之间的一般冲突，而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形式十分独特，十分复杂，我们不付出艰苦的努力，是难以对付的。但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攻克了它，我们的障碍也就克服了十分之九。现在，资产阶级抗拒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已感力不从心。它所以没有被拖垮，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从事叛卖勾当。阿姆斯特丹国际是战后过渡时期的现代产物，而国际工人运动普遍发生危机，则与这个过渡时期紧密相关。我们正处在决定性的转变关头，即大转折的关头，跃进的关头！这是决定我们运动命运的时刻。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向广大工人阶级揭穿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真正性质，是共产国际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项最有实际意义的、最重要的课题。一年来，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红色工会国际理事会书记洛佐夫斯基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工会组织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统计表。据统计，红色工会国际会员有：俄国650万人，德国大约200万人（也许超过200万），奥地利3.5万人，瑞士9万人，捷克斯洛伐克29万人，波兰25万人，罗马尼亚9万人，保加利亚6.5万人，南斯拉夫14万人，希腊5万人，土耳其2万人，法国30万人，比利时1万人，意大利200—300万人，西班牙90万人，葡萄牙5万人，瑞典8.5万人，挪威14万人，荷兰9.3万人，丹麦5万人，芬兰6万人，拉脱维亚3万人，英国30万人，美国30万人，墨西哥11.9万人，阿根廷21.4万人，澳大利亚40万人，总计1800多万人。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陶醉于这些数字，以免误入歧途。但这份统计表毕竟向我们表明，我们党所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那里，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会员有29万，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也不过才将近40万。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某些国家，我们的党虽然有力量，但没能把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会运动争取过来。我这里有一份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传单，它呼吁纺织工业的男女工人同纺织工会官僚展开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拥有组织传统和一个大党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了与其他国家一样的现象。 我们的党在工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显著，对工会运动至今重视不够。我们有必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要求各国党更多地、百倍地重视工会运动，千方百计地争取工会中的多数。今后，工会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激烈决战的主要战场。决战必定在工会中展开。但目前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拥有50万党员的国家里，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会员却只有25万。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在西班牙，工会运动虽然具有工团主义色彩，但其革命性明显可见，因而参加运动的会员多达100万，但是，包括两派即原先的共产党和原先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内的共产党，却只有党员1.5万名。显而易见，在西班牙还谈不上由共产党从原则上指导工会运动，因为，共产党只有党员1.5万名，而参加工会的革命工人却多达100万。意大利的情况异乎寻常，异常复杂。在意大利，既有年轻的共产党，又有革命情绪高涨的工人；既有工团主义运动，又有理论上模糊、缺乏任何坚实基础的革命思潮；同时，又有改良主义者领导的、会员总数多达200—300万人的总工会。这个组织十分狡猾，当前，它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左右逢源，以保住改良主义者的领导权不致旁落。在分裂以后，年轻的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获得将近50万张票，但这仅仅是个小小的开端，和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 挪威的情况也很新奇。挪威党虽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政党，并得到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工会领导权却仍掌握在中派分子手中；这些中派分子虽然也加入共产党，但他们念念不忘阿姆斯特丹国际。我想，我们的挪威同志不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不能否认，挪威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并不是跟我们，而是跟阿姆斯特丹一条心。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有必要向我们的党提出极其重要而严肃的课题。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我们允许工团主义分子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样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工团主义起了深刻的变化，同社会主义发生危机一样，它也经历了一场危机。既然经历了空前的革命性危机，那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职责是，联络激进的工团主义分子，仔细观察它的演变。现在，我们认为工团主义的演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当前，变相的工团主义有三种。第一种，明显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茹奥是它的典型代表人物。它代表原先的工团主义运动，但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在大战期间破产了；它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很能代表阿姆斯特丹国际领导人的路线。第二种，瑞典的工团主义。瑞典工团主义派别虽然不多，但他们极力向我们靠拢。我们不妨考验考验他们。你们阅读德国工团主义者机关报《工团主义者报》，往往会误以为手里拿的是谢德曼的社会民主党报。德国工团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观点贬低德国三月发动的意义。他们不是像我们那样，在代表大会上用无产阶级观点批评三月发动，从共产主义角度衝量，指导运动是否得当，发动时机是否过早，等等。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提出的批评，与我们的同志在大会上所提出的批评性质完全不同。他们的批评不但恶毒，而且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息，与我们的阶级敌人一贯向我们进行的反革命攻击毫无二致。 瑞典工团主义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口头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又不择手段地败坏第一个有阶级的［疑有误。——录入者注］无产阶级国家的声誉。他们代表动摇于茹奥与真正革命工团主义分子之间的某种工团主义中心，一只脚踩在莫斯科，另一只脚踩在阿姆斯特丹。 同志们，再有就是第三种，这第三种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不可不认真地、友好地对待。我指的是真正的工团主义派，这一派经历了战争危机，目前正在恢复元气，它在法国最为典型，在其他国家也逐渐得到发展。 无论对于我们或者对于今天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个真正革命的工团主义派。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同志们，必须指出，光看法国革命工团主义分子的报刊，而不看他们的活动，那我认为很难看清问题。但我相信，他们的报刊所表露的思想，并不完全反映当前广大普通工人工团主义分子的革命思潮。他们的报刊只反映以往的思想争论，因而对运动并无多大实际的作用。但以往的争论，从某些方面看，也就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围绕斗争的政治意义、政党的作用、工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等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新争论，这种交锋永远也不会停止。你们已经听说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当前提出的口号是：实现“亚眠宪章”。鉴于这份早已过时的文件对于我们的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使大家了解它的内容，我来宣读全文。该文件由格里芬起草，并作为决议，于1906年审议通过。我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希望提请德、法两国的同志认真考虑，是否值得为这份早已过时的文件，进行激烈的交锋。现在我来念： “总工会亚眠代表大会批准总工会执行局章程第2条，其内容如下：
“总工会执行局不分党派，联合一切真心实意地为彻底消灭现存雇佣制和雇主制而斗争的工人。 “代表大会认为，上述声明即是承认阶级斗争，亦即工人在经济领域内，反对资本家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对工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代表大会为确切表达以上论点，兹说明如下： “工会运动的一贯宗旨是，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改善工人福利，办法是：立即实现改良，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等。但上述要求仅仅是工会运动的目的之一；工会运动要通过总罢工和起义，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准备，并且认为，工会要由现在的自卫组织变成将来的生产与分配机构，进而成为社会改组的基础。 “代表大会认为，这项关系着现时和将来的双重工作任务，取决于工资问题，因为工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心腹之患，并促使所有工人，不论其政治观、道德观和倾向如何，加入工会组织。 “鉴于上述工作任务关系着各个会员，代表大会将保证会员在符合其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任何团体中享有充分的斗争自由。反过来，代表大会也坚决要求会员绝对不许把他们在工会以外为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带到工会中来。至于组织方面，代表大会认为，为取得最大效果，工会运动必须对企业主进行直接的经济斗争。加入总工会的工会组织应当有别于职业团体，不应以过多的精力探讨政党和派别问题。至于政党和派别，则享有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充分自由。” 同志们，这明明是在鼓吹中立主义。文件宣称：“不许把政治带进工会；你加入社会党也罢，加入共产党也罢，但是，一入工会，就要彼此中立，中立。”这是1906年，即第二国际破产前夕，无政府主义破产前夕提出的观点。带着这种理论上的破烂货——恕我直言——来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还居然要说服我们坚持这种观点。多年以前，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指出，中立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单凭这一点，我们也绝不能接受它。中立主义的要害是：行不通。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是完全正确的。以法国为例。假如在法国出现征兵问题，那工会能说“这与我无关，这是政治问题，而我完全保持中立”吗？这样的工会就是反革命的工会。至于政党，它们的态度则会各式各样。共产党会表示反对，而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则会动摇不定。总工会执行局要么是反对，从而支持共产党，要么是保持中立，从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 再以纯粹经济问题为例。就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吧。难道这只是工会的事，而与政党无关吗？很明显，这也必然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战后的今天，阶级利害关系十分尖锐，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会问题。中立不过是一种假象、幻想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群众性组织不可能是中立的。但资产阶级却把中立这一主张当作一种平段。任何主张只有加以实现，才能变成力量，也才能为群众所接受，但主张有错误与正确之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主张就是错误的主张。中立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最惯于鼓吹的一种主张，他企图以此来迫使工人脱离政治。那么，目前资产阶级的处境如何呢？确有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武力维持其统治，但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只靠暴力、只靠刺刀，那就错了，也不符合实际。在多数国家中，资产阶级既靠刺刀又靠欺骗维持其统治。 欺骗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刺刀。既要欺骗就不能不加以伪装，这是因为，假如资产阶级的行为过于愚蠢，过于露骨，那工人就不会上当。资产阶级总不能对法国工人或德国工人说：“来，加入我的资产阶级玫党。”工人绝不干，它的目的也就不能达到。即使工人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党，但他们一出席会议，看到在座的尽是银行家，就立刻会明白这些人不是朋友，转身就走。可见，资产阶级不能公开拉工人加入其队伍。但是，它能对工人说：你们别管政治，政治对你们毫无实际意义；你们要保持中立；政治与工人无关，政治完全是高贵阶级的事，工人只管纯粹经济问题，对政党一概保持中立。资产阶级这样干，尝到了甜头。中立的主张是资产阶级居心险恶的主张，我们的许多兄弟都上过它的当。资产阶级一再鼓吹：“你要保持中立。”可是，即使拥护革命工团主义的工会，如果依了这个主张，那它客观上也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为，任何接受错误的中立主张并以中立自居的工会，到斗争关键时刻，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正像资产阶级需要宣传彼岸世界和上帝一样，它世需要宣传工会中立的主张。正像资产阶级需要牧师、奸细、律师、资产阶级议员和资产阶级记者一样，它也需要资产阶级的工会领袖，为的是让这群领袖通过散布中立的幻想，来愚弄工会。我们有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如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竟然上了这个圈套。在各个社会民主党还是机会主义政党的时候，产生这种情况是情有可原的。在1906年通过亚眠宪章，也是可以理解的。产生宪章的背景是一目了然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大战已经结束了，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了，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了，俄国工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5年后的1921年再搬出亚眠宪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属于革命工团主义派的普通工人，听到这一番话，会感到心中难过，因为我的结论认为，他们在客观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一切至今坚持中立并向工人鼓吹必须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在政治发达国家，如法国，政党名称极为单一。法国有将近12个政党，但一律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其实，人所共知，当前欧洲只有三类政党：（1）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2）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3）无产阶级政党，确切地说，共产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要求工会对其他政党保持中立，这意味着什么呢？无产阶级组织宣布中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完全为第一类政党或第二类政党效劳。难怪整个第二国际主张中立。在许多方面，第二国际完全赞同亚眠宪章，只是从1914年8月4日起，才放弃了中立的主张。那位命归西天的列金，在1914年8月3日还鼓吹中立，可是过了一天一夜，到8月4日，他就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在大战期间，中立的主张销声匿迹了。但是，阿姆斯特丹国际刚要成立，中立的主张就立刻又被提了出来。阿姆斯特丹国际就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立的主张再次复活了。请注意，在阿姆斯特丹，中立的主张再次复活了。在大战期间，那是泾渭分明。资产阶级国家彼此争斗，每个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都竭力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但是，既然要再次欺骗工人阶级，要再次建立所谓国际，那么，重新鼓吹中立的主张，这也实属必然。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袖不但鼓吹中立，而且争当部长。海尔辛格先生主张工会运动中立，诺斯先生随声附和，而迪特曼、王德威尔得和茹奥却当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技术顾问和秘书。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他们玩弄骗人把戏的生动例证。尽管这套把戏拙劣而又拙劣，格外引人注目，但由于工人阶级思想上太不成熟，致使这群骗子的诡计有时能够得逞。现在，甚至还有许多诚实的工人，竟把中立作为新主张而加以接受。因此，同志们，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点向法国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同志讲清楚。他们抱怨也罢，反正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是正确的。亚眠宪章必须立即放弃，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比如，反对当时的机会主义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谁要是搬出亚眠宪章，谁就不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而是存心使运动倒退15年。 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结论是什么呢？首先，工会不能随便服从政党。目前，法国就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道报》天天刊登弗罗萨尔等人的文章（今天我还看到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必须指出，我们法国兄弟党的态度至今暧昧，还有许多观点模糊不清。法国同志从一开始就产生错觉，致使他们目前的处境并不太妙。所谓错觉，是说他们误以为我们真的要求工会绝对服从政党。其实不然。在这方面，俄国经历过演变的过程，比别国更有经验，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工会不应当服从政党。我们在工会中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即使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在工会中仍居少数，即约占40％，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终于获得多数。 为了对工会施加影响，非把工会中的多数争取过来不可。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靠下指示、作决议不行，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为了对工会施加影响，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了15年。可见，这需要时间。我们经常嘱咐我们的同志：要通过日常的工作，即通过当前事态，证明共产党员是最富有聪明才智、最富有忘我精神的工作者，来影响工会。就这样，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终于在工会中获得了优势。但是，我们绝没有把持工会，而只把各级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看作我们党组织的各个环节，我们在工会中建立的党组织，也只是努力使每个环节贯彻党的意图。 可见，法国词志并没有愧对工团主义者。法国同志应该明白，那种认为我们主张工会必须服从政党的说法，是歪曲，是不可信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应该要求法国同志①，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要百倍地加强对工会的日常工作，不但在开展广泛的运动时如此，而且在日常的宣传攻势中，甚至极平常的宣传攻势中，也是如此。法国同志要为工会指明道路，要经过长期努力，把工会中的多数争取过来，进而在工会中贯彻党的主张。在工会中，三名共产党员即可成立共产主义支部。在法国，工会只能依靠共产党员占优势的企业，至于其他企业，则只能与它们签订协议，这是因为，只有我们的党员才可以信赖。党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影响，组织共产主义分子参加工会的各项工作，而又决不使工会机械地服从党，这才是党与工会的正常关系。 ① 此处原文为工会，显然有误，应为法国同志。——译者注
关键就在于怎样争取工会中的多数。我认为，工会自治不失为一个办法。但自治的概念与某些人的概念不同。笼统地提工会自治，我们当然反对。同改良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谓自治，是把工会与政党截然分开。我们反对这种自治，反对这种独立，因为其表现就是所谓中立。但是，我们当然也主张工会运动享有一定的自由，以免政党干涉它的琐碎事务。我们认为，只有工会真正遇到重大政治问题时，党才可以出面，但也只能提出总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绝不反对自治。这也是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则。红色工会国际是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成立才仅仅一年，在开展斗争方面也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成立之初，它的组织形式与共产国际几乎相同。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发展起来了，因而，必须有别于共产国际，而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当然，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最好有一个联合工会运动一切部门的统一国际。不过，现在我们也应当指出，共产国际作为整体，不能是各国共产党的简单数字总和，它的作用应当绝对大于它现在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共产国际并不仅仅代表40个中央委员会，我们立志协调运动的一切需要。我们立志为全体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为合作社、苏维埃和文化组织等，指明斗争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属于共产国际的职责范围。共产国际是整个运动的首脑，它不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狭义的政治斗争，而且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全部解放斗争。红色工会国际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首先，它的组织形式应当允许互派代表，而且，代表的数量应当逐步增加。这样做是出于谨慎，这样做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情况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把意大利同挪威，把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把德国同法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各自的情况迥然不同，发展阶段也高低不等。必须正视这一点，从而探讨适当的组织形式，以期早日实现能使我们逐步结成统一的共同组织即理想的共产国际的目标。 所以我们主张，为了实现将来成立统一的大国际这一目标，红色工会国际必须有别于共产国际。对此，也不必顾虑。我们要适应而不是干方百计回避运动的需要；要估计到组织方面的困难，从而在每个国家采取灵活的步骤，因为恰恰在组织方面，往往会遇到许多难题。只要是能使工会摆脱黄色领袖，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可以采取，因为这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条件，主要因素。 这并不是说，要有两个平行的国际。果真如此，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出现两个互相倾轧或彼此嫉恨的国际，那我们的运动就要遭受严重的危险。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和拥有组织上的必要灵活性，二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要坚持共产国际对红色工会国际的政治领导，以便彼此经常磋商，互派代表、随时随地互相帮助，克服运动中的弱点。应该竭尽全力使两个国际通力合作。二者不可分离，如同一个身躯的左膀右臂。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确信惟其如此，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的同志必须认清，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工会中的多数。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摧毁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并在它的废墟之上升起共产国际的红旗之日，就是宣告“难关已度过，胜利在握！”之时。 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我们务必达成共同的方案，务求两个组织实行联合。经过共同努力，如能克服工会运动在对待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方面的缺陷，我们的胜利就不但有了保证，而且指日可待了。（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现在由黑克尔特同志发言。 黑克尔特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同志们！如果说，现在要研究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做什么，他们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参加工会运动的作用应该如何，工会的宗旨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提出来：第一，工会的总任务是什么？第二，工会为完成其任务，当前能够做什么？ 工会成立时，关于工会的任务，讲得十分明确，十分具体。这就是，带领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而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所追求的目的能否达到，有的人认为能够达到；但是，还有的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获得正常的劳动条件和正常的工资，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一开始，便在工会运动中出现了两派：一派容忍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开展工会斗争；另一派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因而生张全力推翻资本主义。 所有这一切，在讨论工会的当前任务时，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坚信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可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人，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真的无法实现？假如不能实现，那工会又该怎么办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共产党人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再谈就多余了。大家知道，世界大战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前的情况是，即使工人队伍不发动正当的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土崩瓦解，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无可否认，甶于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瓦解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处引起严重的失业，现在出现了无法克服的、严重的商品匮乏现象，因为，大部分消费人口缺乏购买商品的资金。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在此危机时期，工会应当怎么办？难道要盼奇迹出现吗？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复兴，工会就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围内，继续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再斗争50年、60年吗？难道工会就不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瞬息的，而是持久的危机——去推翻资本主义吗？我们制定行动方针的依据应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以及是相信资本主义富有生命力，相信它能恢复元气，还是认为在现存条件下，它是能够被推翻的。在这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派。―派即共产主义派认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即使继续存在下去，也只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死亡，所以主张，必须迅速而有组织地开展斗争，以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而社会爱国主义者则鼓吹，第一步，必须使资本主义恢复生命力。 拉狄克同志在讲话中早就指出，工会领袖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散布谬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给我们留下大量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而且，一般说来，它只能留给少数人，而千百万工人要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幸福和生存的代价。因此，我们要批驳阶级合作鼓吹者的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想使经济社会主义化，必先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限于时间，我不能细谈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同这种阶级合作的主张进行斗争。我只是指出必须进行斗争。总之，在危机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工会组织即使仅仅为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而斗争，那也是革命斗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使工人连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也不可能。所以，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就不能局限于战前所采取的斗争方式，而应该考虑别的斗争方式。我们共产党人在此公开申明：凡是能够加速资本主义瓦解和灭亡、从而有助于奠定新社会制度基础的手段，工会都应该采取。工会只有加强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总之，工会要立志从通常发动工人举行要求个别企业主提高工资的罢工，转而发动工人举行反对国内整个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总罢工。不仅如此，还要辅之以游行示威，直至举行武装起义，把矛头不但对准经济当局，而且对准政治当局。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工会，想想：它们以其现状能否胜任自己的任务？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这不是最适宜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产生的。诚然，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原来地方性的各个工会组织，越来越集中，目前已有不少统一的产业工会。可是，同志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企业主阶级把本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而使各个产业工会小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出现了大企业，一个大企业往往有20—30个产业工会小组。目前，像阿姆斯特朗或施蒂纳斯这样的大企业，工人要想开展比如说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产业工会小组，就难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这就证明，工会的现存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所以，不管工会的现存组织形式如何，必须把工会逐步集中起来。要设法把同一企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在俄国需要建立适合当时情况的工会时，我们的俄国同志既没有建立地方工会，也没有成立行业工会，而是按产业部门建立了统一的大型工会，至于企业内部，则一个企业建一个工会，每个企业的工会是大型工会的基层组织，而轻工等部的所有工厂则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共产党人认为，这是完成我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任务所必需的工会形式，因此，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斗争的问题，不仅是工会组织构成的问题，而且也是工会组织形式的问题。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组织形式要适应内容，即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状况，适应工人对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资本家已把自己的力量高度集中起来了。就以施蒂纳斯这个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为例，要想反对他这样的势力，靠少数几个彼此联合的工会是无法办到的。 工会的力量所以必须集中，是因为资本的力量已经集中。如果我们不以同样集中的工会会员的力显与资本相抗衡，我们就必败，从而任何联邦制也就无法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争论是完全无谓的。德国工团主义者所鼓吹的那一套，亦即法国和别国许多工团主义者通常所议论的那一套，都是无法实现的。工会集中化，工会组织化，这是我们夺取胜利的必要条件。 最近几天，我们从报上看到，协约国正同德国商定如何履行凡尔赛和约。报纸公开报道，瓦尔特·拉特瑙（先是说施蒂纳斯）将和卢舍尔举行会晤，双方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将就德国（其实是德国工人阶级）能否履行战败的德国资本对英法帝国主义所承担的义务问题交换意见。令人可笑的是，有人散布论调，说什么尽管德国和法国有两个人——两个资本巨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工人可以在里昂、布列斯特或别的什么偏僻小城镇，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须任何单一的组织。像奧托·吕勒所希望的那样，鼓吹每个工厂都建立小型自治组织，简直可笑。为这种可笑的、根本行不通的事情，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必要。倒是有必要大力说服革命工人，使他们认清，那种认为不实行集中统一也可以取胜，认为除发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以外，用别的方式也能瓦解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自欺欺人。 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今后没存必要进行这种斗争，而要保存力暈，等待时机，推翻资本主义。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热衷于这种貌似革命思想的，还大有人在。遗憾的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推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取决于种种为我们大家所无法左右的情况。大家看到，在工人阶级为向资本主义作最后冲击而积聚力量的时期，工人无时无刻不在继续遭受苦难。因此，要教育群众，为了少遭受苦唯，必须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还要使他们懂得，工人为改善最低限度的生活而斗争，也就是为组织力量、为集中整个无产阶级的实力、为战胜资本主义而斗争。当前，即使是规模最小的斗争，也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们认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不但要说明资本主义非推翻不可，而且要参加为改善贫困状况而进行的一切小规模的斗争，参加为团结群众和增强群众对工会的信任而开展的各项日常工作。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在资本主义瓦解的过程中，有千千万万工人被工厂解雇而失业。我们的工人兄弟能让失业者光盼资本主义垮台，而不搭救他们吗？任何人都会回答：不能。所以，我们工会工作者就要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养家糊口而斗争。这是一场严峻而艰难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光靠失业者去拚搏，而失业者在这场斗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有碍无产阶级实行联合的因素。应该懂得，资本主义制度已不再缺少劳动力，千千万万尚未失业的工人时刻都担心自己也被解雇。由于有后备军，企业主就能对工厂现有工人施加压力。由于有大批失业工人纷纷谋求就业，工厂主就能以降低工资进行要挟。所以，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深入到工厂现有工人中去，向他们说明：“争取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斗争，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工人都有义务参加。这是为生存而斗争，如果不帮助失业者，自己也要成为失业者；如果不帮助失业者，自己也要挨饿。企业主可以仰仗失业工人，降低你们的工资。”我们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为我们的失业弟兄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当然要在企业内进行。要把道理向工厂工人讲清。要讲清道理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活动毕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一旦生产停止，我们就要饿死，至少也要挨饿。既然工人不肯失业——这倒不仅是因为失业的滋味很不好受，而且也因为这无形中破坏生产活动——那就应该全力阻止企业倒闭，全力阻止解雇工人，因为在商品匮乏的情况下，只要生产下降，生活条件就必然恶化，而且越来越恶化。当然，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现实斗争中，那些历来不关心无产阶级专政，至今根本不懂社会革命对于维持生产活动和保全工人阶级的绝对必要性的大批工人，能够初步认识这场斗争是必要的。 同志们！关心失业问题的，何止我们大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追随者早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打算。 《前进报》社工运部编辑施特利梅尔博士，大约两个月前，在施潘道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失业问题作了讲演。他说，共产党人关于失业问题的主张，统统是谬论，如果工人分得土地，就不会有失业问题。不消说，这种观点简直可笑！两年来，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能单独解救失业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解决失业问题提出办法，但所想出来的办法即施特利梅尔博士所主张的办法，简直是胡闹。 全德工会联合会成员恩斯特·舒尔茨（他不甘心共产党人在哈雷工会组织中居支配地位，因而阴谋破坏哈雷工会组织）说:“造成失业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失控，人类就像兔子一样繁衍。所以，明智的办法是控制人口增长。”此人完全不顾世界大战夺去1600万人的生命这一事实，无视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一事实。这位社会党人的记性太差，竟忘记了我们所学的东西，忘记了战前无可辩驳的事实，更忘记了战争使1600万人丧生。他的论点，无非是为发动另一场还要使1600万人丧生的战争辩护，为格鲁贝尔之流保守派的论调辩护，因为格鲁贝尔之流宣称，德国有1500万过剩人口，他们要么迁居国外，要么去死，否则，资本主义难以生存下去。 总之，在阿姆斯特丹追随者中间，上层分子所想的是，如何使生产免于停顿，如何摆脱失业问题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他们得出与资本家完全相同的结论：既然人口过剩，那么多余人口要么迁居国外（可又不知该迁居何处），要么去死。他们重复陈腐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将其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补充，向我们兜售。 殊不知，现在企业主关闭工厂，并不单单是因为生产遭到破坏，而且也是为了清除工厂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其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深知，大战击中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要害，资本主义已不能恢复元气，如果布尔什维克浪潮继续滚滚向前，革命就要变为现实。因此，资本家就说：“谁鼓动工人，煽动工人不要等死，而要反抗，我就把谁赶出工厂。”于是，这样的工人便被赶出工厂。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带来失业，而且，由于资本的进攻，危机本身也愈益加深，也就是，资本家趁机关闭工厂，为的是将革命分子清除出工厂，迫使他们脱离工人阶级，通过饥饿、贫困的手段，将他们变成流氓无产阶级，进而，如果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就实行血腥镇压。这种情况不仅西班牙有，世界各国也都有。同志们！资本主义如此对付我们，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必须把我们所掌握的工会力量利用起来，不要等大难临头，而要现在就利用起来。只要发现企业主有预谋，就要立刻以牙还牙。光反击还不行，要时刻准备战斗，把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企业主由攻转守。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首先就要联合起来。说到这里，我要指出，有两种情况促使我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对付企业主。比如在德国——在奥地利和别国也是如此——当生产再也维持不下去时，资本家就干脆变卖生产资料，并以此作为生财之道。要知道，资本家搞生产不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发财致富。当生产无利可图时，资本家就清理生产资料，认为这样更有利。德国就曾清理过一大批砖厂。德国的制糖工业生产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其结果如何呢？将有一大批工人完全失去在该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这是因为，即使我们战胜资本主义，但德国经济由于经历这场危机，而再也不能恢复。既然资本主义预先把所有生产工具破坏殆尽，那我们战胜资本主义还有什么用呢？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让资本家得手。 为此，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线主动出击。比如在意大利，当企业主故意放弃生产时，工人就采取了行动；在别国也是如此。我指的是工人占领企业，以阻止企业主停产，阻止企业主把生产资料运往国外，阻止企业主在招募工人时胡作非为。但是，同志们，能像比如意大利工会官僚所坚持的那样，把占领企业只作为反对企业主的一种当地的并且是有期限的斗争手段吗？绝对不能。当一部分工人为阻止资本家破坏而着手占领工厂和作坊时，全体工人阶级就必须加以支援，因为这一行动较之为期几天的一般工会斗争要重要得多。如果只占领当地企业，那会怎样呢？可以肯定，警察会赶来，用机枪将工人逐出企业。或者，这种局面也许能维持一两个星期，但生产就要随之停顿，因为原料中断，银行停止一切付款，工人也就领不到工资。 可见，要想占领当地工厂，这并不难，但只能占领几天，这叫做工人替厂主护厂，得不偿失。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懂得，如果占领工厂以后，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还决心继续有所作为的话，那就要为工厂提供资金，以支付工人的工资，就要提供燃料和原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实行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总之，只要工人起来保护生产，就立即会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可见，在当地采取这种孤立的行动，是完全不可取的。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动全体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普遍增加工资和普遍改善劳动条件。有许多人会说，这是办不到的。当然，这谈何容易。但是，资本主义也同样是办不到的。这一点，就连阿姆斯特丹分子也不能不承认。在德国，“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天天散布这种论调，希望我们不要罢工，以免企业主因收入减少等原因而无力支付工资。不久以前，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见证，证明那些赞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阿姆斯特丹分子，已经彻底破产。今年4月30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代表在伦敦开会，讨论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履行凡尔赛和约和特里安农和约的义务问题。法国和英国的工会领袖建议德国工会领袖敦促本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一切义务；而德国工会领袖则建议法国和英国的工会领袖阻止本国政府出兵德国，否则德国工人就不履行自己的义务。阿姆斯特丹分子就是这样为资产阶级效劳，就是这样帮助资产阶级扼杀工人阶级。 阿姆斯特丹分子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后果，斯帕煤碳交易便是一例。在这笔交易中，德国矿工受到了压力。法国总工会代表茹奥跑到德国来，对矿工们说：“努力干吧，加班加点地干吧，法国人民会感谢你们。”德国矿工听信了他的话，加班加点地干起来了。结果如何呢？在法国和比利时，矿工失业，矿井倒闭，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化，英国矿工的生活也急剧下降，而这些国家的企业主则乘机迫使工人就范。这都是企业主借助工会领袖而迫使德国工人拚命干的结果。各种现象之间的这种不容忽视的联系，必须引起工会运动的重视，而我们也必须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我们共产党人能从斯帕煤碳交易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矿工必须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联合可以打破国家自主权的界线。而坚持认为本国工人组织可以为所欲为，这在现阶段意味着断送工厂工人所从事的许多工种。过去，工人只要能成立本国工人组织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国际团结，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出的庄严誓言罢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指明。各国工人在争取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斗争中，建立实际的国际联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只要是哪一个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动摇，资本家就要极力分裂工人阶级，把―部分工人的生活降到更低的水平，以此来对付其他工人。 再以纺织工人为例。当前，许多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无力购买衣物，致使纺织工人失业。由于生活条件极端艰难，纺织工人无力开展有效的斗争。这就告诉我们，纺织工人必须联合其他工人，即联合自身难保的工人，共同进行斗争，而后者帮助前者，不应当认为是发善心，或为帮助而帮助，相反，应当认为是互助，也就是说，一旦自己陷入困境，别的工人也必定帮助自己。纺织工人也罢，建筑等部门的工人也罢，只要是他们的处境恶化，资本家就要趁机将其他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也降下来。这样，轰动一时的英国“黑星期五”的罪恶勾当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一目了然了。英国企业主选中了一个工种，存心要把这一工种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下来，以此摧毁他们的斗志，为的是日后对别国其他工种的工人也采取同样的手段。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本应参加斗争，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援煤矿工人，而且也是为了自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工人运动，不但要维护直接加入这场运动的工人的利益，而且要维护处于这场运动之外的工人的利益。这是当前我们必须善于解决的一个课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资本家诡计多端。为了分化工人阶级，他们已不再采取惯用的手法，而改用别的手段，即暴力手段。我还想举德国的例子，因为我对德国的情况更熟悉，况且德国工人已经实现过一次革命，只是因为无能才使革命归于失败。这个例子发人深省。德国的煤矿工人历来是工人阶级的一把尖刀，企业主的任何力量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国资本家和“盟国”资本家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向矿工颁发了所谓“金奖”，也就是给了矿工猪油和香肠。资本家把抢夺来的其他工人的生活资料给了矿工。矿工满意了，但是，其他工人因丧失生活资料而对矿工怀恨在心，这样，工人阶级便被分裂成两部分。因此，每一个忠诚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都应全力阻止资本家施展这种诡计。 为刺激生产，资本家还另有一手：他们按工人完成的产品数量，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以资鼓励，并美其名日：“工人分红。”对此，有许多工人表示赞赏，而我们共产党人则必须加以反对。当今，问题不在于分红（要知道，现在的生产水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阻止资本家发财致富。这才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同志们，尽管如此，但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有人要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种人虽然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为数不少。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多谈。其他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这无非是拙劣的欺骗伎俩，目的在于愚弄工人阶级，巩固资本的地位，帮助资本给工人套上新的锁链。采取和平手段，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化的，只在某一个工业部门搞社会主义化，也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化必须全面实行。这一斗争主要应当采取夺取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形式。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保住国家政权，从而为建设新生活廓清道路。 在现阶段，我们可以进行单纯的工会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工会斗争，它都将永远产生政治效果。共产党人应该把这―点告诉工人。资本家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只要不死，他们就总想把工人拖入穷困的深渊。工人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同企业主作斗争。应当使全体工人理解斗争手段，应当使全体工人相信，这些斗争手段能够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些手段并不一定能一举推翻资本，但是一定会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些手段的运用，必将证明，任何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都是夺取政权的斗争，都是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阶级合作不能救活生产，只有打倒企业主，才能救活生产。 总之，工人必须按产业部门组成统一的大型工会。而国际联系，不能只是口头上表示表示而已，要确有志气真正举行国际性罢工，要立志在本国开展经济斗争。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懂得，即使完成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也不能就此止步。大家看到，各国企业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德国，他们组织了所谓技术援助工作队；在意大利，他们网罗法西斯匪帮；在美国，他们拼凑“平克顿军团”。总之，资本家为保住其财产，为镇压工人阶级，不但动用国家政权，而且还设立专门机构。所以，工人也要在工会中成立工人阶级的自卫组织，这一来是为了使“平克顿分子”不敢轻易冒犯，二来是为了击败法西斯分子，使资本失去保护。大家看到，资产阶级像打疯狗一样，到处杀害工人领袖。因此，为保护我们的领导人，自卫组织也非成立不可。要知道，白卫分子杀害工人阶级领袖，这是工人阶级最觉得难过的事情。以上是建立自卫组织的目的之一。另外，只要企业主向工人发动进攻，例如搞同盟歇业，解雇工人，把技术援助工作队、警察和“平克顿分子”引进工厂，自卫组织就要发挥作用。只要有可能，工人组织就应当随时随地打击企业主。你们一定还记得，德国企业主曾突如其来地搞过一次大规模的停产，工人因预先被解雇而不能抵制，于是，工人起来造反，并且宣布，要对经铁路运来的所有货物一律实行监督。工人指出：“让他们知道，拿停产压工人，工人可不答应。”这样一来，局面就大为改观了。这是反抗资本的—种新手段，这种手段到底如何，还有待认真探讨。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要结束了，再重复一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彻底动摇了。为了工人阶级的自卫，为了保持工人阶级的现有生活水平，工会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靠弱小而分散的当地工会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按部门建立统一的大型工会。要自卫，就绝不能回避，而要坚决地同资本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不能采取守势，而要发动进攻！这种斗争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不但要共同进行，而且步调要绝对一致。共产党人务必从中吸取教训，也必能吸取教训，就如同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一样。 最后，我要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的报告：“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在这一伟大斗争中深入到工会中去，把工会变成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把工会力量统一起来，指导它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在每个企业和每个工会组织中，只要有我们的同志，就要成立党支部，以宣传我们的思想，并同共产国际保持紧密团结，去战胜敌人。”（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请各代表团选派代表参加工会运动委员会。明天上午11时，在“大陆”饭店召开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按照今天的议程，我还要宣布一项要求，要求全体与会者参加为去年在莫斯科逝世的约翰·里德在红场举行的纪念碑揭幕仪式。今天下午6时，在工会大厦举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式。下次会议定于明天即7月4日下午6时举行。 （会议于下午5时20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