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 ->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
第二天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上午10点
主席：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必须承认，我到这里来，抱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是我毕竟还抱有某种希望，当我听到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星期天上午读宣言的时候，我的希望更增长了不少。然而，当拉狄克在会上发言，对王德威尔得明确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复的时候，我的希望又开始冷落下去了。同志们，第二国际的立场一向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在法兰克福进行预备性磋商期间，第二国际的代表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久以后，当维也纳联合会执行局邀请第三国际和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的时候，第二国际的答复也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我们答复说：我们愿意来，因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讨论一个我们希望能导致联合行动的范围有限的纲领。但是我们说，在我们能够对联合行动表示任何信任以前，有一两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先得到澄清。我们在复信里阐明了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于将要向它提出的问题，第三国际代表团必然是十分明白的，同时，我想我们有权利认为，他们将会对这些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请问这里的哪位代表——我把第三国际的代表包括在内——能够站出来说，拉狄克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人能够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星期天上午，我们听到一个打开了——我可以这样说——谅解之门的宣言。我们觉得第三国际是在用我们的语言讲话。我们看到你们的宣言响应了我们最近三四年来一直在提出的号召。可是，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宣言里，你们对这种大转变所作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放心。你们的解释是：“第三国际的同志们，欧洲开始产生了一个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我们是否赞成这个运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我们的策略使我们有必要装出一副赞成它的模样。我们要求欧洲各地的共产党支部参与建立统一战线，但这不是为了使它起作用，而是为了在参加这个运动的一些组织的内部直接进行宣传，从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这就是你们的宣言。我再一次请第三国际的代表们注意。我对它的语言是否理解得正确？我们有宣言全文的英文本，我们对它作了研究，因此也自然产生了怀疑——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不会这样做，那就未免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到这里来是一心要谋求合作，但也要直率地问一问你们：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仅仅为了建立一个表面上的统一战线，以便你们能够向欧洲的工人阶级说，“我们是赞成统一战线的”，而在你们向欧洲一般公众这样说的同时，你们却又告诉你们自己的组织说，“不要去操心什么统一战线，除非它有助于削弱其他组织和加强我们自己。”朋友们，我可以坦白地、毫无保留地说，我心里是有怀疑的，我希望能消除这种怀疑。如果你们能使它消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又为什么要演出这次会议的滑稽剧呢？
行动的前提
我希望你们想办法消除这种怀疑。最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在俄国，巨大的战略退却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到来；我们很遗憾，你们使自己落进了不能不让它到来的处境。我们读了列宁的一些演说，并且研究了它们，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真正采取联合行动的开始，而我认为你们在星期天上午发表的宣言也意味着这一点。你们赞成为了统一战线本身而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来建立统一战线吗？当你们邀请我们到热那亚和你们举行会议的时候，打算取得的结果是什么呢？用一首苏格兰古老歌曲里的话来说，我们想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对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你们无话可谈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拉狄克的态度以及他代表你们讲的话意味着第三国际的十二月宣言仍然有效呢？你们是否能够用绝对明确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你们会问我们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我们，“请你们说一说，这同我们建议的联合行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第三国际的代表们，这同联合行动是大有关系的。假设那篇宣言仍然有效，我们如何能够同意举行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同意提出将由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呢？如果我们要开始行动，而我们又感到每一个共产党人在行动中都在随时找机会暗算我们的话，那将是一种什么行动呢？你们必然明白，在你们对那篇宣言的意义作出解释以前，谈论什么联合行动，谈论什么在共同行动中通过的共同决议，那都是荒唐的。
关于格鲁吉亚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王德威尔得提出了边区国家的问题，特别提到了格鲁吉亚。我不打算详细谈论格鲁吉亚问题。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商量重大事务，看看将来是否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的。但是就格鲁吉亚问题而言，涉及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敢说，即便是格鲁吉亚罪大恶极，如果我们指定一个公正的委员会去调查，它也未必能证明你们是圣徒，就像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因此，让我们把这方面的问题姑且搁到一边。重要的事实是；格鲁吉亚有一个社会党政府。主持政府的格鲁吉亚的党是我们的支部，它的一名代表[1]现在就坐在这个会议桌上。你们对它实行了武力镇压。你们今天用武力保持着你们在那里的地位。我们说：在我们负责主持的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或者至少是，在撤消把原来的政府排挤出格鲁吉亚的那种军事占领、并让格鲁吉亚人民有机会在你们和我们之间作出抉择以前，我们如何能共同行动呢？我要问一问你们，当讨论到未来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立场难道不是有尝试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吗？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建议：派出一个代表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委员会，让它有机会进行调查和提出一份报告。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我们而营，如果派出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致力于考察真象。我们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
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
总而言之，拉狄克采取的立场和他所作答复的性质，很难使我们继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你们为你们在格鲁吉亚的行动所作的辩护不仅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而且同协约国资本主义政府今天在爱尔兰、埃及和俄国本身的问题上所用的借口差不多。你们总不能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资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立场，在另一个问题上又采取社会主义同志——相信正义的人们的立场。而且，你们搞这套名堂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和那些会属于奥匈帝国被统治民族的人讲话。你们完全明白，当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你们总要拿出你们那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决议案。老国际最大的麻烦之一就在于，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不得不解决这个或那个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在格鲁吉亚和另外一些邻国实行的政策就是维持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还在工人阶级当中占上风，我们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经济运动的统一战线。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种经验和摆在前面的种种困难，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可是，拉狄克却开始向我们大谈其某些英国军官枪毙人犯的问题！但是拉狄克没有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怎样枪决了更多的人作为报复。严肃地讲，同志们，这种答复是在和这次会议开玩笑。
关于政治犯
王德威尔得要求答复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犯问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们把那些人关在监狱里，并且要审判他们。王德威尔得问道：“你们能不能把审判的性质告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呢？”拉狄克作答复的时候，提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企图以此来打动我们的情感。罗莎·卢森堡打算做什么呢？罗莎·卢森堡打算把德国从她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喊声〔拉狄克〕：你们同意吗？）我很高兴拉狄克同意这种说法。你们监禁着的那些人又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打算把俄国从他们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你们说，这里的当权政府要为罗莎·卢森堡的被杀害负责。那你们自己为什么又要去干同样的事情呢？你们完全懂得，在你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政府基础之上再加一小块石头，并不能增添你们的力量，并不能使外界对你们多一分尊敬。相反地，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慷慨一下，你们倒会上千倍地增加你们的力量和利益。你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再说一遍，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必须重视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些人是我们的同事。他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你们既反对他们也反对我们。我们是有分歧的。可能是你们正确，也可能是我们正确。总之，在问题解决以前，我们都各持己见。但是你们能否想象，当我们的同志的生命正掌握在你们的手上、当他们仅仅由于是我们的同志而遭到迫害的时候，我们能够说这一切都可以开不管、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共同行动问题吗？何况我们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心诚意也是不敢肯定的。你们的战略未免太高明了。你们的策略未免太聪敏了。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非常简单，非常合理。我们说：“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他们。”拉狄克答复说：“这是对我们的法庭和我们的政府的侮辱。不许干涉！”请允许我承认，我在这一点上同意拉狄克的说法。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我们说：“按照司法程序去审判那些人，不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说，而且要让我们看到你们真在这样做。”进一步讲，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国家本身感到满意，它是不会受到全世界尊重的。我们对你们说：“由一个司法法庭来审判他们，并且允许他们有适当的辩护权。”我们建议你们允许王德威尔得亲自到你们那里负责为政治犯辩护。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那些政治犯的本国同志也会同意这样做。我们向你们再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拉狄克对待它的方式，一种令人相当难受的方式。它使我想到，这是在开一种恶毒的玩笑，而不是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或者是合理地答复一项要求。他说：“把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交我们，我们就把这些人交你们。”我们决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且，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也不是我们能够随意处置、想交给你们就能交你们的。只要你们坚持说，“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性的、而不一定是司法性的审判”——我认为这是拉狄克所作答复的实质——在通向共同行动的道路上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你们提出被监禁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们说，“让我们以人换人，用这个政治犯换那个政治犯。”我们就要回答说：“决不！”这不是解决问题时理当具有的心情。如果我们大家要合作，我们就必须呼吸同一种司法空气；我们必须具有的是正义而不是做买卖；拿政治犯做买卖更是见不得人的买卖，我们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它。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问题。我们再一次把它们提出来。我们要问：拉狄克的话是不是代表第三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最后意见？
对第三国际所提议的批评
我不想谈论关于共同的代表会议应当如何召开的实际建议。我想你们自己也必然会觉得，邀请爱玛·戈尔德曼同冈普斯来一道开会是荒唐的。难道你们想让这个会议变成斗熊场吗？难道你们的政策是，你们召开一次会议是为了让整个国际运动成为资本家的笑料吗？当你们让不可调和的各个派别公开争吵一番、从而让报界开心一个星期，当你们开了一次并不是建立统一战线、而是绝对可笑和完全愚蠢的滑稽剧的会以后，你们是不是又打算把第三国际的宣言应用在我们这些努力促进联合行动的人们的身上、开始一个个谴责我们不该过份拘泥字面地体会了你们的话呢？不，这是办不到的，没有谁会比第三国际本身的代表们更明白这一点了。我十分同意拉狄克所说的一点：所谓绝对信任是不可能有的。我也不要求有这种信任。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的东西，使我们能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回旋余地呢？我们不可能做到意见一致。我们的根本性分歧在程度上是否如此严重，以致看法一致的范围过于狭窄，因而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呢？是的，只要根本性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情况就是这样。谈论策略问题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研究巨大的原则问题——公平、自尊、和谐和合作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才能够谈一些正事。因此，我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你们宣读一篇书面宣言，以便使大家对我们的立场不致有任何误解：
第二国际的宣言
“我们原则上同意，根据维也纳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和议程，召开一次目标有限的共同的代表会议。
“可是我们宣布，在召开这一会议以前，第三国际必须接受以下各项条件：
“一，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
二，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
“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是旨在促进代表会议的召开，同时明确声明，我们历次通过的要求承认格鲁吉亚人民有权在不受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决议仍然有效。
“三，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
策略和第三国际
在我看来，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或者是，如果能够就这些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共同的代表会议可以在夏季结束以前举行。（我在这里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我们能够就议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维也纳联合会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个议程，第二国际也已经正式声明它接受这一议程。我还相信，我们可以就热那亚会议的结果通过意见一致的决议，从而使从事议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不同的政党有一个共同合作的目标。但是，当第三国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宣言里十分明确地表示，它打算用甜言蜜语拉拢我们、以便它可以更加致命地打击我们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同他们联合行动的。我不愿意玩弄策略，利用欧洲的贫困和饥馑作为玩弄花招的条件。我不愿意这样做。在目前这个时刻施展策略，通过玩弄花招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是最令人厌恶的。鉴于目前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分裂性的策略。我只想问一问你们：我们是不是打算采取联合行动？我们彼此之问是不是想要有“工作上的”信任？我们想不想消除那些使我们不可能彼此合作的东西？如果不打算这样做，就让我们分道扬镳吧。你们有你们的事情要做，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也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论是单干还是联合，我们都要继续行动。我们已经行动了，我们还要继续行动。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行动，使它在议会内外变得更加有效。时间和事态的演变一定会加强那些对世界作出最忠实贡献的人们的力量。
[1]指策烈铁里。——译者注
塞拉蒂的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是十分奇特的。我们不属于三个国际中的任何一个，根据更加奇特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只是列席代表。你们允许我们作为列席代表，只是因为共同的代表会议据说有可能在热那亚或者罗马召开，但是，这个拟议中的会议现在看来有了开不成的危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位更加无法肯定，因此，如果我相当随便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还要请大家原谅。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我们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法兰克福举行筹备会议呢？我们大家为什么从伦敦、维也纳和莫斯科到这里来呢？这只是由于阿德勒同志的一种愿望，一种非常高尚的愿望——或者不如说，是环境迫使我们到这里来会面的。
我们的目的
一句话，这次会议是什么性质呢？是道义性的、实际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还是为了完成一项实际工作，也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呢？我认为对问题就应该这样提出。
我们到这里来肯定不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我们全都犯过许多错误。也许——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法官比被告犯的错误还要多，因为法官是在同我们的敌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犯了这些错误的。〔完全正确！〕被告犯错误则是由于革命，而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
关于斗争
实际情况如何呢？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把无产阶级已经摆脱掉 的负担再一次加到他们的肩上。资产阶正在企图把我们通过多年的斗争赢得的比较良好的处境重新取消。资产阶级在一切国家都处于攻势，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我完全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目前的形势不是怎样深切关心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在比利时的情况相当不错。在最近几次选举中，甚至连共产党人都投了你们的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统一的。因此我十分理解，你们要求团结的愿望不会比我们强烈。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团结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国家总是会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的。如果法国的无产阶级继续像现在已经开始的那样分裂下去，用不了多久，比利时的无产阶级也就会发生分裂；如果他们在德国继保持现在的状况，资产阶级就会得势，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得不愈来愈厉害地压榨德国工人来恢复资产阶级经济。情况就是这样。对于在每一个国家都愈来愈嚣张的反动势力，难道你们就不感到担忧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你们参加了政府的比利时，民卫军不是也正在愈来愈成为一种威胁，资产阶级不是也正在向工人进攻吗？而你们是没有力量抵抗这股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另外一些国家，反动势力也正在像战前一样嚣张地组织起来吗？
道德和政治
如果情况是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否认无产阶级——不论他们是属于伦敦、维也纳或者莫斯科——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必须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你们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这个建议是如何答复的呢？你们是以一个道德问题作答复的。我今天上午很感兴趣地听了麦克唐纳同志的讲话，但我听了以后不禁要问自己，我们这里究竟是道德家在开会，还是政治家在开会。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道德和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说这种话不过是在蛊惑人心。当你们投入战争——我们所反对的战争——的时候，你们接受了克里孟梭的格言，“我是在进行战争”，这意味着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此，有你们参加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以说谎、暴力和恐怖来对付无产阶级。而现在你们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布尔什维克提出道德问题！
呵！你们说什么“给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可是，就在你们参加政府的时候，就在你们掌权的时候，罗格尔·凯斯曼特爵士被判处了死刑。今天，他已经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当你们正在进行战的时候，说谎成了一件高贵的行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战争必须进行下去！
你们一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捧上了天。但是我们不能想像，法国大革命怎么能没有断头台、没有恐怖。
我所以提起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你们和我们大家都必须考虑它们。假设处境对调一下，假设你们陷进了俄国同志所处的困横，或许你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当我们完至成了环境的奴隶的时候，是不可能扮演起诉人这个角色的。我们不能够让历史听命于我们，我们只能够听命于历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向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什么东西？你们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企图把这些条件强加给他们？
第二国际的条件
如果俄国革命的基础十分巩固，你们提出这些条件或许就是正确的，你们或许就有理由发出警告说：不许滥用权力！然而，你们却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提出这些条件的。今天，国际资产阶级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正在试图用更恶毒的办法来扑灭革命；在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保卫革命，〔喊声〕在必要时甚至要不惜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我们自己。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犯了哪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削弱他们反对敌人——那也是我们的敌人——的阵线。你们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因而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处境。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三个条件。我想，你们首先到的是国内自由，也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是否有可能来研究这个条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会同意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正在不自觉地削弱一支并非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已轻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想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情。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最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你们布尔什维克，你们孟什维克，你们社会革命党人，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点正在变得有可能实现，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责任就不是提出条件，不是把一种局面强加于人。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谅解对方，力求避免使讨论带有敌对的情绪；不是去加深伤口，而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促使它们愈合。我们怎样才能使伤口愈合呢？
关于政治犯
一个月以前，社会革命党人我们打来了一份电报说，“除非国际立即尽到责任，否则，被监禁在布特尔基的政治犯就要在代表会议举行以前被处死。”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真打算把这些人全都处决。〔笑声〕
我们应当努力向他们说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要硬把不合适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其实还不止于此。你们没有提到“契卡”，可是在这间屋子里似乎就有某种“契卡”精神，可以说我们这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革命总是要使用它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革命不能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士在撒满花瓣的道路上一步三摇，它要做它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事。但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事实：列宁在你们提出你们的第一个条件以前，就巳经在一篇演说中宣布，“契卡”的工作方法将要改变。〔阿布拉莫维奇喊叫：改变契卡的名称！〕而你们也并不打算毒化气氛。因此我相信，会议将会取得超出预料的成果。这并不取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们必须服从环境提出的需要。如果他们已经其的在放弃受到你们指责的那些做法，如果列宁已经真的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内的局势，如果他们已轻其的开始在这方面采取措施，那么，从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政治利益来讲，难道我们不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回到他们过去的道路上，或者是促使他们走上我们的道路吗？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最可取。
关于格鲁吉亚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条件。它涉及格鲁吉亚的自由问题。请记住，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当世界上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想制止战争、想使各民族得到和平、并为了取得这种和平而提出一个并非他们自己的思想——一个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发出的团结号召的思想、也就是各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身命运这一思想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样说的呢？你们说，“我们要抵制它！”你们竭力抵制过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但在今天，当问题牵涉到格鲁吉亚、牵涉到其社会党是属于伦敦国际的一个民族的时候，你们却又大谈“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了。我们可以讨论这句口号；这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例如，我认为要求分裂，要求稳定疆界而不是取消疆界，希望像协约国尝试过的那样建立一种从芬兰到费萨尔统治地区的“防疫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为帝国主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和近东其他所有国家的问题，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早就了解这些问题，并且早就看到过，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某个时刻，少数民族怎样会成为国际资本手上完全用来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具。格鲁吉亚今天的处境如何呢？格鲁吉亚不久以前的处境又如何呢？一切调查委员会都是按照人为的条件组织起来的，都不可能做到公平地判断事物；难道你们以为，通过这样一种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就有可能解决一个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的老问题吗？为什么单单派调查委员会到格鲁吉亚去，而不到——譬如说——上西里西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刚果这些地方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格鲁吉亚社会党有一名代表在你们的伦敦国际里面吗？
这不是充足的理由！不错，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控制的国家，遭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的军事入侵，的确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团结问题
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我们显然不可能在两星期内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国际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只有在我们达成某种协议以后才能够展开。如果我们今天就结束会议，如果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各自分手，有的人回伦敦，有的人回维也纳，有的人回莫斯科，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地方的争执仍然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道留下来，开始谋求团结，这种团结就会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解决格鲁吉亚问题，而且有可能解决其他一切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解决的问题。〔热烈表示赞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对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应该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代表会可以选出一个联合委员会，使它负责消除各个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必须为国际运动的利益服务。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各个国家的问题，而应该结合整个国际局势来研究它们。
成立支部的策略
现在来研究一下第三个问题。你们问共产党人：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想用成立支部的策略来毒害我们吗？我不是那种经常吃少量毒药因而有了抗毒能力的人，我不是毒不死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运动却不需要害怕毒药。我们要想办法战胜它。也许我们不会成功。主要的问题是懂得如何对待它。你们，比利时同志们，你们就不害怕另一种毒药吗？我这样想过：当问题涉及到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你们是否注意过防备资产阶级的毒药，就像你们要竭力防备革命的毒药一样呢？没有！你们那时候只是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保卫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让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吧！”盖得，还有你，王德威尔得（保尔·福尔：还有加香！）对，还有加香，我也正要提到。你们当时并没有考虑你们会不会被毒害。你们吃下了毒药。你们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要隔多久才会感觉到它的后果。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同志也没有绝对的权利谴责你们过去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的队伍里同样有人喝了毒酒；这些人喝下了很多，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所谓成立支部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某种我们大家都在做着的事情。当我们要把那些和我们自己意见一致的同志组织起来，以便在一般形势下进行某种特殊的宣传工作的时候，我们全都会使用这种策略。诚然，布尔什维克们时常以一种非常恶意的方式做这类事情。（有人喊：你自己也精通这种手法！）我不否认。我在这里既是当法官，也是当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成立支部的策略就要比我们处于团精状态的时候更流行。我相信，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保卫他们的事业、当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也正在努力保卫革命本身的时候，也就不再会有成立支部的策略了。布尔什维克是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政治问题的。在最痛苦、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孤军奋战之中表现出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只培养了政客，无产阶级却造就了真正的政治家。这些人将会懂得，他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和两年前不同。他们理当知道，如果我们实现了团结，这种团结就会有助于保卫俄国革命。难道他们会希望这个革命被摧毁吗？不，他们是希望生存下去的，即便是借助于你们所说的“奸诈的权术”也在所不计。而为了生存，他们必然要留在统一战线里，并且以兄弟般的精神留在那里，因为考虑到国际局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出路。
意大利党的观点
同志们，我想我已简单地谈过了为解释我们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而不得不说的话。我必须补充说，这是全体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他们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由特雷维斯和我本人起草的有关决议。
最后再说几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次会议开下去，如果我们能实现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目标，这将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得救。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或许就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将长期压倒工人国际。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战争将会摧毁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犯了种种错误，社会主义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准备展开共同的实际行动。全世界都在期望着这种行动。你们大家都同意：必须保卫俄国革命；必须同世界反动势力作斗争；必须修改或废除给各国无产阶级带来沉重负担的那个臭名远扬的凡尔赛和约。我们必须预见到和设法防止正在酝酿着的新战争的危险。而我认为，在这种实际行动中，首先需要取得一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不管听起来显得多么矛盾，你们的处境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似的。你们都需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资本主义正企图入侵俄国，同时，社会民主党同志们，它也正在爬到你们的头上，企图用你们的声誉做幌子，在德国实行它那种把一切战争负担都转嫁给无产阶级的政策。亲爱的同志们，如果我们想展开这种实际行动，想让国际无产阶级感觉到我们认清了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我们就不能在没有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草草结束这次会议。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
下午的会议（下午4点15分）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奥托·鲍威尔（奥地利）：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不幸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三支队伍汇合起来，使他们能够再一次齐心协力地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且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击败敌人。
关于塞拉蒂的发言
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要我们把这个问题完全看成是战略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把一切道义考虑都束诸高阁。我必须坦率地讲，我在这一点上不完全同意塞拉蒂的看法。三支队伍之间的合作是必须取决于某些道德条件的。我同意麦克唐纳的看法：除非我们逐渐学会了在这三支队伍中重新唤起同志情谊和休戚相关的感情，使人们愿意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的党的利益，否则我们就肯定不能够建立真正的、巩固的和有效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没有那种精神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进行一场真正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要实现共同行动，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就必须是逐步消灭三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而代之以真正的战友关系。因此我同意麦克唐纳所设的，我们还必须研究合作的道德条件。
关于第二国际的条件
但是，同志们，我并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因为我认为，对这些道德条件还必须以更广泛的形式作进一步研究，而第二国际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条件却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其次，我认为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的方式和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
道德条件
首先，让我谈谈第一点，也就是道德条件本身。在我看来，他们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切组织都必须尊重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以此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这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对格鲁吉亚共和国自决权利的被侵犯感到不满，认为这一点是进行合作的障碍。塞拉蒂同志带着有些怀疑的口吻谈到了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日尔曼奥地利人，曾经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打算统治其他民族和侵犯别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而遭受过苦难，我们绝对支持这一原则，我们甚至认为，在各族人民的解放方面，即便是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就，那也是在历史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它在目前可能被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格鲁吉亚
单是根据这些理由，就可以看出我们和第二国际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是没有分歧意见的。我还要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从1914年以来，这个原则已经多次被侵犯。我们知道战争是如何在奥匈帝国企图侵犯它的情况下开始的，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和德国通过臭名远扬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如何树立了侵犯它的榜样，我们也知道战胜国在战后又是如何通过关于东方的里加条约、关于西方的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和约、色弗尔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效法了这种榜样。可是，我们承认，格鲁吉亚问题和所有这一切例子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在这里，要为发生的事件负责的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因为这一次执行军事占领的是一支打着红旗的军队，因为现在每当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提出抗议的时候，人家就会轻蔑地提起格鲁吉亚作为答复。（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
其他事例
所以，我巳进一步谈到，格鲁吉亚问题和侵犯民族自决权的其他事例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类问题。但是，不管这一点是多么真实，第二国际的同志们，你们难道能够严肃地否认，在从1918年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每一个侵犯民族自决权的事例当中，你们过去所参加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现在仍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不也同样负有责任吗？（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确！”）我们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事例。目前，这个原则在小国身上被侵犯，在大国身上也被侵犯，而且人们还打算继续这样做。同志们，如果说尊重民族自决是建立无产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的一个道德条件（我承认这一点），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格鲁吉亚，但它也适用于另外许多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些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侵犯了民族自决原则，而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却是你们，第二国际同志们的支部。（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确！”）
关于政治犯
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即政治犯问题，我也抱类似看法。第二国际的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关心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处境。在这张桌子上就坐着刚从苏俄政府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我们非常清楚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遭受了哪些迫害。而我们认为，在俄国不给予一切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以合法地位是绝对不应该的，是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不兼容的。但是，同志们，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俄国的问题。我不想谈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这些地方遭受到的骇人听闻的迫害。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迫害不负有责任，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力量来制止它们。但是，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另外一些地方，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政治犯。我们不得不承认，苏俄政策中最难以令人理解的现象之一是，正当他们的党提出了统一战线口号的时候，他们却开始准备对四年前，也就是在公开进行内战这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的事情提起刑事诉讼，虽然他们必然知道这会给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来什么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们，在经历了革命阶段的另外一些国家今天也同样监禁着若干革命战士、工人和优秀的同志，而构成他们罪状的也同样是他们在一个公开进行内战的时期做出的事情。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动员整个力量来争取赦免他们。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可能实现道德条件的方式。我们完全同意第二国际同志们的下列要求：恢复格鲁吉亚的自决权利；恢复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全部自由。这些要求肯定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道德条件。但是，你们如何来实现这些条件呢？难道是由你们先提出条件，然后指望别的党来接受它们吗？
行动先于保证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统一战线一定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特别是道德条件一定耍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不管他们在政治信念上有什么分歧，让群众先联合起来进行斗吧！然后，我相信在这种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战场上，同志情谊和休戚相关的感情就会发展起来，直到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不会容许自己反对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当这样做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的时候，让无产阶级展开共同的斗争吧！在这以后，我相信，一切地方的无产阶级就会要求在一切地方都有进行共同斗争的可能性，而不管他们的党组织看法如何。
资本主义的猖狂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些条件的呢？我们都知道——我毋需细说这一事实——世界无产阶级今天的处境。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展开的巨大攻势，我们在它刚刚同英国的机械工进行过的声势浩大的斗中看到了这种攻势，我们在其他一切国家也都能看到这种攻势。在一切地方，我们都看到帝国主义制度在扰乱全世界的经济。肯定地讲，同志们，我们国际工人联合会认为，在奥地利外交家、匈牙利贵族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于1914年犯下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以后，法国和比利时完全有权利要求对它们遭受到的惨重破坏给予赔偿。但是，同志们，我们也看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如何滥用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种权利。这种政策正企图把整个中欧变为奴隶市场，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无产阶级赶出工业，然后不仅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压低工资，而且利用它向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进攻，把无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工会赢得的一切成果全都夺回去。而且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何在没有防御力量的小国支持反动势力。目前，正如我们每天都在看到的那样，军事上的战胜国正在以它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保护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目前，正如我们在奥地利看得十分清楚的那样，这些战胜国正在千方百计地把最后一件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手上夺下来，同时，它们在匈牙利却违反特里亚农和约的一切裁军决定，把武器交霍尔蒂的白卫军和马扎尔法西斯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是还在条件问题上争吵，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的同志，在欧洲刚刚建立的新巴尔干国家的劳动群众会谅解我们呢？
面临着这些情况，并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准备举行热那亚会议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讨论，以往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政府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不会给予世界，对它们来说，复兴经济的任务只是一种可趁之机，使欧洲大国得以进行迄今只有突尼斯的土耳其统治者才可能设想出来的那种阴谋活动。
采取行动是有可能的
我们是在面临着这些情况的一个时刻进行磋商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离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只能对世界无产阶级说，由于一方硬性提出的条件遭到了另一方的拒绝，所以我们没有能达成谅解，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样一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就会让各国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同时也就会鼓励在热那亚开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奉行它们的政策。（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筹划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必须尽快召开。此外我们还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前向无产阶级发出共同的呼吁，要求他们在对待热那亚会议的问题上表明他们的共同意志。（莫斯科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我相信，不管我们在条件问题上可能有多大分歧，我们仍然可以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通过共同的决议，针对着资本的阴谋表明我们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大家看来都需要的东西。我现在希望向双方呼吁，不要使这种行动成为不可能。我还要向第二国际的同志们呼吁。不要向共产党人要什么。那是很快就可能改变的。在莫斯科，他们每一天都在改变立场。〔完全正确！〕猜测我们的同志要的是什么是没有用处的，不管这样做可能多么有趣。问问他们究竟打算做什么吧。这才是重要的东西。〔完全正确！〕我可以肯定，不管在莫斯科策划了哪些花招，拉狄克是决不会告诉你们的。但是，这也并没什么关系。我深信，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他们那种可怕的贫困、防御资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悲惨处境，一定会迫使共产国际放弃他们打算玩弄的任何花招和履行你们的条件。我相信，行动自然会迫使人们服从它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好极了！〕关于共产国际，我还没有幼稚到会以为，由于是我这个人发出了呼吁，他们才看重这个呼吁的。我是一个叛徒，我今天看到报上这样说，是被派到这里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就是他们讲话的方式，我们早就听惯了这一套，所以并不会生气。〔好极了！〕我本人、我所代表的党、乃至国际工人联合会说的话，他们都是不会听的；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当我呼吁他们创造必要条件的时候，我只是表达了千百万各国工人的愿望。因此请允许我说：你们不要为你们的处境感到惊诧。你们使用的斗争方法——主要是你们反对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法，而不是你们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就足够清楚地表明了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同志们，你们可没有为我们建立统一战线提供很顺利的环境啊。你们在这里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们是无法否认它的。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国际提出的条件是任何人也不能认真反对的。对于调查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是否能产生积极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能反对由各个支部提出文件供我们共同进行调查的建议。〔完全正确！〕我不能够判断——我不懂俄国的司法制度——王德威尔得是否可以作为辩护律师出席莫斯科的法庭，〔笑声〕但是我觉得，如果审判必须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进行，那也不见得就侵犯了你们（转向共产党代表）的权利。我认为，如果我们向第二国际的同志们发出了呼吁，请他们不要对你们下最后通牒，我们也必须向你们发出呼吁，请你们用行为表明你们愿意把阶级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喝采声！〕
维也纳联合会的立场
最后，我代表维也纳联合会另外要说的只有这样一点：我们仍然保持我们一直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共同的代 表会议，并认为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前，最好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共同行动的实际目标。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向双方呼吁。不论是哪一方，只要认为我们可以帮助起解作用，我们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认为，当前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求我们大家都作出牺牲。我们相信，向共同的国际行动迈出的第一步，不论它是多么缩手缩脚和多么犹豫，都要比关于纲领和方法的任何空谈宝贵一百倍。〔热烈鼓掌〕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我的答复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答复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另一部分是答复第二国际的正式宣言，因为宣言同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并不一致。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的发言促使我打算详细地谈一谈。首先是因为有可能在不会造成恶感的情况下同腊姆齐·麦克唐达成谅解；麦克唐纳的绝对坦率和坚定信念为平心静气的讨论开辟了道路。
凡尔赛和约问题
麦克唐纳的讲话不是无产阶级悲剧中的而是无产阶级悲喜剧中的一个片段。当王德威尔得发言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巴黎的回声。他怀疑凡尔赛和约问题是否应该被列入议程，因为那样做会有利于司丁尼斯；我们并且从第二国际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坚持维也纳联合会邀请书中提出的议程，这也意味着他们反对把凡尔赛和约问题包括进去。我们倒非常想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据说他们是属于第二国际的，我很遗憾将不能在这里听到他们的宣言——是否同意，在将要讨论包括德国无产阶级在内的国际无产阶级处境的代表会议上，像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负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应该从议程中取消。（维尔斯：在我们的国际里，我们已经多次时论过凡尔赛和约问题。）因为维尔斯已经多次讨论过它，我想他对于热那亚会议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维尔斯：那是你的逻辑。）现在同你讨论是没有用处的，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以后要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指责
现在谈谈腊姆齐·麦克唐纳。麦克唐纳以他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所特有的那种坚定信念，对我们提出了种种指责，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自觉地体现了劳合一乔治的纲领。麦克唐纳提出的一切指责，都反映了自由的英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予弱小民族以自由。整个世界上只有苏俄是一只贪婪的狼，在吞食着弱小民族。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我要提醒你注意几件事实。你是独立工党的党员，这个党的代表坐在这里的维也纳国际代表席上，但你在这里却是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发言的。
英国和弱小国家
我可以提醒你，英国工党对爱尔兰的独立提出了什么条件吗？他们提出了爱尔兰海岸中立化的条件，使它永远不会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帝国主义的海上基地。我可以提醒你，你作为其代表发言的党不是只主张印度自治而不主张印度独立吗？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不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特别是因为在这里有英国报界各派的代表。如果情况是这样，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你们所主张的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是你们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在四百年英帝国主义历史的压力下养成的那种自由观念。”因此，麦克唐纳的发言虽然充满了我们在战时听够了的、并且成了英帝国主义杀人利器一部分的那些美丽词句，它却忽略了一个小问题。他忘记了这个关于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他来说，存在着的只有英国。英国总是站在弱小民族一边，除非是已经征服了它们。〔笑声〕而另一方面却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并吞了无辜而可怜的格鲁吉亚，并且还并吞了另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边区国家——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它们在德语里叫做Randstaaten。当德帝国主义打败沙皇俄国的时候，它“解放”了弱小民族，也就是边区国家。当时英国反对这种政策。英国要替俄国保卫里加，并且真地在波兰保卫了俄国的权利。现在，在沙皇倒台和工人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和一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捍卫起边区国家的事业来了。同志们，在边区国家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意见的，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它的客观意义：它意味着英国应该控制里加和巴统这两个进人俄国的门户。这就是腊姆齐·麦克唐纳要把它们放进一句社会主义口号里去的边区国家的历史。只要问一问麦克唐纳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你在战前是第二国际的一员，请问“在战前的沙皇时代，第二国际为什么从来没有要求让格鲁吉亚独立呢？或者是要求让乌克兰独立呢？当这个原则在战前遭到蹂躏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格鲁吉亚
我还要更深究一步，问问腊姆齐·麦克唐纳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可尊敬的代表，你们是不是知道格鲁吉亚自由问题的历史？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目前维护这种自由的是被我们推翻了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在1917年10月以前主张过格鲁吉亚独立，他们全都是大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策烈铁里——他从发言人名单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以后再抬出他的大炮——曾经如此卖力地为保卫大俄罗斯而斗争，以致他1918年在克伦斯基政府里以部长的身份参加了1918年的讨伐，而且他是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里投票赞成对士兵实行死刑制度的唯一委员，〔听！听！〕因为他认为这对保卫大俄罗斯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如果马尔托夫站起来谴责我们实行死刑制度，我会记得，当你策烈铁里投票赞成在前线上实行死刑制度的时候，马尔托夫曾经属于反对它的人之列。因此，从道义的观点来看，他有权利在这些问题上发言，而策烈铁里先生和另外一些人则肯定没有权利。此外，你们这些人，这些当问题涉及到攻击工人共和国的时候就一个个站出来维护格鲁吉亚独立地位的人，你们利用你们的独立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打算用铁和血来耗灭布尔什维克。我可以向你们读一份声明，这是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在一次同南部白卫军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向阿历克塞耶夫将军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镇压了布尔什维克，我们庇护了你们的白军军官。”如果你们怀疑这份声明，我们这里还有一批我们在占领梯弗里斯的时候檄获的你们的政府文件。（喊声：是秘密文件吗？）是的，它们是秘密文件。
那么，这个所谓独立又是什么情形呢？应格鲁吉亚政府的邀请，著名的格鲁吉亚的德国“救星”冯·克雷斯将军光临了。我理解你们在对待土耳其匪帮问题上的痛苦处境。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格鲁吉亚是独立的。当你们邀请德国军队的时候，你们说：“我们在世界上不能孤立无援”——于是你们和德国政府联合起来。你们出去欢迎德国军队，并且和德国军官一道向这些救兵、向德国帝国主义高呼万岁。以后，德国人消失了，出现了汤姆逊将军，随他而来的是聪敏得多、隐蔽得多的英国占领。他们把他们的大炮和军队留在巴统。关于你们的统治者，我可以向你们读一段你们党的领导人朱加里写的一段话。朱加里在他那本有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作序的书里设道：“汤姆逊将军下令，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必须把红旗从政府大厦上降落下来。”〔听！听！〕朱加里接着谈到他反对这样做，他说：“我的党抛弃了红旗（这是他的原话），我反对党的决定。”当时，格鲁吉亚是弱小的。格鲁吉亚无法保持中立，你们的政府领导人绍尔达尼亚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篇讲演里说（我手头有这篇讲演的全文）：“我们无法保持中立，如果我们必须在东方的狂热和西方的文明之间作选择的话，我们决定选择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确实是很不错的，策烈铁里同志。但是，不仅像梯弗里斯民主这类漂亮玩艺属于西方文明，而且英国还认为巴库的石油井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些石油井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不仅有英国海军部做后台的石油公司是这样，英国政府也是这样。你们非常明白，汽油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仅对小小的格鲁吉亚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大俄罗斯人和俄国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刚才有一位维也纳国际的同志对我喊道：多漂亮的汽油共产主义！（阿布拉莫维奇：不错，汽油共产主义！）如果阿布拉莫维奇公民实行社会主义，他可以用不着汽油吗？（笑声）阿布拉莫维奇公民也许会用他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愤怒和热情来当做燃料和动力吧。（哄堂大笑）可是，我们这些可怜虫还没有学会不用汽油。（阿布拉莫维奇：所以你们就去抢劫它！）你，尊敬的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你们的党会经打算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或许是一种比无产阶级专政更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说，看来格鲁吉亚人要求独立是最近才有的事。
俄国革命
只有在我们想一想目前存在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和通情达理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俄国革命的第一阵浪潮造成了俄国的革命国家。你们说，这不是一个工人国家。阿姆斯特丹呼吁书却说过：如果苏俄崩溃了，反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将赢得一次战胜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即便我们不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任何事情，而只能防止俄国落到白卫分子手上，即便我们只能把俄国人民变成可以在将来生产粮食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有了和平，如果我们的朋友托姆·肖能够制止英国的炮舰封锁欧洲的革命——那么，我说，只要存在着这两种可能性，保卫俄国人民的生存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句话了。（喝采声）我理解维也纳国际的处境。它坐在我们和第二国际之间，它要为共同的代表会议忠实地服务，力求像上帝那样讲话，像正义之神那样持平论断——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不打算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证明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就先要弄清楚它。你们是否认识到这个国家是第一阵革命浪潮的产物，你们是否了解它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具有的意义呢？只有认识这一点，你们才会理解这个国家，理解它的国内政策、它同外界的关系和它所走的曲折道路。我们是不是促进了并且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呢？这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好心肠的腊姆齐·麦克唐纳带来了一大箱子教友会和英国自由党人的小册子，同时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伪装，我们并不因此就失去对他的尊敬，但是我们要指出：“你是那个统治着全世界、甚至想让德国相信它是德国保护者的英帝国主义的工具。”
关于谅解
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我们的世界观问题达成谅解。西方的无产阶级只有到他们自己也逼不得已地起来革命并且因此而受到形势逼迫的时候，才会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种自称为民族自决权的东西都是真正的民族自决权。我们不指望用宣传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鸿沟。最近一年来，欧洲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我们看到，革命的第一阵浪潮已经过去了，第二阵浪潮还没有涌现。工人阶级暂时处于守势。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建议召开的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愿意多谈这些分歧，这些不可能求得一致的分歧，以便找到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共同点。
我再说一遍：当我向王德威尔得说“只有怀疑，没有信任”的时候，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论战，而是由于我们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好是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们不信任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我们无法假装出这种信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这不是一个我们彼此是否信任的问题；工人们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而我们表示：让我们大家开始这种斗争吧！”
关于诚意
腊姆齐·麦克唐纳今天问我们：你们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吗？你们有诚意吗？他其实用不着问这些问题。他应该考虑到，如果他认为我们只是在玩弄花招来扩展势力，我们必然会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因为只要你们不愿意斗争，我们的势力就会扩大。但是，如果他认为第二国际愿意斗，这就会破坏我们的花招。怎样做到呢？通过斗争，通过加强工人运动。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等于取得了胜利，因为工人到那时将能够更有力地和资本作斗争。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但是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斗争。诚意并不在于我们把我们说过的关于你们的话全都忘掉，并不在于我们不和你们作斗争。诚意在于无产阶级当前存在着的需要。问题只是这样：难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的斗争是要反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吗？是要反对任何一个执行委员会吗？我宁愿认为，当前的这种需要正在使一切依附于无产阶级的政党都同意让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如果能避免工人阶级内部的阅墙之争，没有人会比我们更或到高兴。分裂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现在谈谈具体条件。我宣布：我们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是为了规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自卫斗争。你们没有就这场反对资本的斗争提出问题和条件。你们反而对我们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提出条件，那你们就错了。但是我要对你们坦率地说：在没有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提出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愿意作一番努力，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有可能解决的一些最起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
我要一一答复你们提出的要求。首先是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我最初还以为这是对莫阿比特支部或者鲍蒂尔基支部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的问题。（笑声）我们十分乐意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关于其他支部的问题，而且，特别由于英国党的代表不喜欢研究其他党的文件，他们把这些支部看成了某种动物，或者是会毒害第二国际的瓦斯。
什么是成立支部的策略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过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我们宣布反对加剧工会中的分裂。这导致我们的一部分同志退出了共产国际。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脱离了共产国际，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分裂旧工会，建立新工会！”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我们放弃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我们将断然回答，“决对办不到！”你们的改良主义策略已经使英国的工会糟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英国工会的一名成员这样写道：“英国工会已经完全垮了，在精神上也垮了。”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要同工会中的改良主义斗争一天。由于有这种斗争，你们就说我们在建立支部。我要问一问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的工会里面，在进行竞选的时候，你们不是也提出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反对分裂工会，并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们深知这种策略将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我认为，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应当在这里提出的解释。
我也许还可以指出另一点。腊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个讲民主的人，托姆·肖也肯定是这样。（托姆·肖：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和讲民主的，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1]。（笑声）现在我要问你，可尊敬的托姆·肖同志，在仍然是民主性政党机构的英国工会里，你作为一个同志怎么敢要求不让其中的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思想进行斗争呢？如果他们打算把炸弹放到你们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那我就要同情你们，就不会要求让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了。但是，当问题只是在工会内部进行自由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派别在他们的同志当中维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他们服从工会的纪律，并且在工会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团结精神，那么，你们这些讲民主的人怎么有勇气要求禁止他们，而且单单是禁止他们这样做呢？你们怎么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呢？你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当问题涉及到用它来反对革命工人的时候，“自由”可以像一个蜡鼻子一样被随意歪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这种手法是肯定行不通的。
关于格鲁吉亚问题
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以及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的问题，以便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中达成协议。我们同意这个条件。这其实是一个不成其为条件的条件，因为我在听到它以前，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就提到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文件。我只是想问一问，在“相似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调查英国工党对待埃及问题、爱尔兰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态度。如果你们建议设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反对第一个革命国家，如果你们要求成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干涉俄国的内政，同时却没有勇气迫使你们的政府把戴尔将军这样一个杀人犯拘禁起来，我就要说：麦克唐纳同志，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这是第三遍说这句话了），但是，我们对人的天真相信的程度毕竟有个界限，请不要逼人太甚吧！
关于政治犯
现在谈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我们保证让那些以刑事弄被起诉的人有权辩护并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受审判。我们是非常野蛮的，但是被告有权利选择他们所欢迎的辩护人。我听到王德威尔得公民愿意到莫斯科的革命法庭上为他们辩护。我知道他有这种意愿是出于高尚的感情。他是凡尔赛一个协约国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对我们发动了进攻，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到普林基帕[2]去。他是这样一个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在俄国已经筋疲力竭地躺在血泊之中的时候还对它说：“决不罢休！”他感到他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有罪，他说，“如果要审这些可怜的人，我不能允许俄国政府行使审判我的权力——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愿意为我的同谋辩护！”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就我们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论，我们可以保证，我们非常乐意接受允许你出庭担任辩护律师的建议。我们将派出另一名律师对付你，他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审判你和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你们过去的行为以及驱使人们犯下了种种暴行的一切东西。（马尔托夫：这就叫做法庭吗？）那么我问你，这种“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又是什么法庭呢？是什么东西呢，请问？（马尔托夫：研究文件！）
如果说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正式意图的话――我不认为你是在代表他们讲话——那么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允许你们随意作速记记录，审査一切文件和信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还猜不透第二国际的内心秘密。难道他们想在俄国建立一个第二国际或三个国际的最高法庭吗？俄国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第二国际的保护国的呢？我只是在这个会的一次会上听见王德威尔得公民说过，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想加入第二半国际，却把自己置于第二国际的保护之下。但是，我却从没有听说俄国共产党或者俄国政府曾经祈求过这种保护，或者是第二国际答应过予这种保护。同志们！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某些解释。马尔托夫有一种理解，我从第二国际的另一些代表那里又听到了不同的理解。我们等待着对圣经作出最权威的解释，以便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我重申：我们不接受任何条件，但是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喊声：二十一条呢？）先生，我们从没有要求你接受二十一条。（阿道夫·布劳恩：这是我说的）原来是阿道夫·布劳恩，即便你们接受了二十一条，你们也无法执行它们。〔笑声〕
统一战线
在这个时刻，我们无意于进一步展开论和加剧目前的局势。我所关心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和开成一次代表大会。鲍威尔同志今天建议，我们这个会议在结束以前，应该号召无产阶级共同举行反对热那亚会议的示威，因为它是一个旨在掠夺而不是谋求恢复经济的新尝试。我们完全赞同鲍威尔的这项建议。但是我们之问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克服这种障碍呢？在这张会议桌上，我们发表宣言，互相指责过去和怀疑将来，所以无产阶级不会在这张桌子后面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会决定统一战线的问题，你们可以随意辱骂共产国际（喊声：这是你们自己的拿手好戏！），可是，你们打来一拳，我一定会还你们两脚，因此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再干这一套了。不管怎样说，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存在着的，这就是目前拥护共产国际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在还要走多长一段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犯过无数次错误；但是，每当需要为本阶级的同志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们主张建立没有任何条件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热烈鼓掌〕
[1]拉狄克的这句俏皮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大帝》。剧中，安东尼指责布鲁图斯不应该刺杀凯撒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说，在好几段话里，他都是先说出布鲁图斯的罪状，然后加一句“可是，布鲁图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以揭露布鲁图斯首行不符。——译者注
[2]普林基柏（Prinkipo） ， 马尔马拉海东部太子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有关情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27页注1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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