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 相关链接：列宁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1]。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2]。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l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印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ä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来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波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结。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廷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廷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l9l7年l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85—501页译文刊印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译者注。 ［即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译者注。 ［即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