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
列宁于12时半宣布开会，并请普拉廷同志发言。议程是；“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普拉廷（瑞士）： 同志们！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便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帮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把以往所作的决定一概抛到九霄云外，而且不愿从事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活动。常务局及其追随者投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营垒，这些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虽然是胆怯地、却也卖力地利用其影响来左右工人组织，使之迎合各自国家政府的意图。大战期间，我们一再向这些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不忘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最终回到斯图加特决议上来，采取实际步骤，以解除国际资产阶级的武装。可是，常务局对于我们的呼吁，对于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一直到欧战结束，常务局不曾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任何战斗号召。它一心追求的就是协助统治阶级打赢这场为进一步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 混入常务局的一群社会党叛徒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十分清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党人，我们同这群卖身投靠本国政府的分子只有一刀两断。对于我们来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这一群人为挽回自己的威信，为让本国政府看出他们还有活动的能量，便甘愿继续充当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竟然还要举行代表大会；但无论如何，要恢复旧国际，那是痴心妄想！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召开的经过，目的是要说明，为迫使我们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抵制伯尔尼代表会议，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显然，他们举行代表会议，目的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依然存在。如果要追究更深的背景的话，那就是协约国的决策人物希望协约国的政策获得“社会主义国际”的某种认可。这一群人作为各自政府的忠实走狗，自然是能够不受阻挠地聚到一起的，他们果然也扮演了协约国列强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举行代表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第二国际一旦复活，革命战线就将被突破，原来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将瓦解，并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共产党人。说到这里，不能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作为一个兼容不同派别的政治联盟，确实谈不上是一个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的国际。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虽然曾组成一个决心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各政党联盟，可是它一接触群众革命化的问题，一接触暴力革命的问题，联盟各成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的确，为召开伯尔尼代表会议，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到处游说，终于说服了某些以前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答应参加代表会议，从而表明革命思想在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一部分同志身上是多么不牢固。我们是瑞士革命国际主义者，能够充当西欧国家与主要列强相互联络的环节，所我们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使命，即首先要设法阻止瑞士党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不难想象，如果瑞士党决定参加的话，就势必有人乘机大做文章，因而，作为瑞士党苏黎世执行委员会，我们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还必须提醒一点，在法国，龙格同志托我转告俄国同志，说法国党已决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并欢迎俄国同志也来参加。我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沃罗夫斯基同志。我们满以为：由我们向当局交涉，俄国同志获准来瑞士未尝不可能，因为，一来我们听说，限于技术上的原因，俄国同志不能前往伯尔尼，二来我们也确实知道，他们并不想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以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这样一种身分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各党，当然都属于极右派，其成员也都怀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们终究能说服旧国际的代表人物打出革命国际的旗号。除了洛里欧、弗罗萨尔以外，几乎全体法国人都认为，瑞士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斯巴达克派也好，他们不来伯尔尼是大错特错，其理由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把右派分子打个落花流水。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后，我们就立刻为法国同志竟然要出代表会议，不肯立即同死心踏地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而感到惋惜。 就我们本身而言，为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各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立场，我和几位同志临时想到马上邀集一些同志举行一次会议。我向到会的同志解释了瑞士党、意大利同志及俄国同志的立场，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还解释了别国同志的立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设法就抵制代表会议、拒绝同社会党叛徒共同开会达成一项协议。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不少同志，其中也包括阿德勒、彼得罗夫、福尔、弗罗萨尔、洛里欧、莫尔加利、拉波波特、赫尔菠弗尔德、韦弗伊、布里安、舍弗罗、别斯索罗、贝特生托斯、马尔努斯等同志。我们建议这些同志正式声明拒绝前往伯尔尼参加代表会议，并且答应，假如他们发表声明，我们就将跟他们一道举行专门会议，共同商讨在国际内部组成新派别的问题，从而，也许还能同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议发生某种关系，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除洛里欧和莫尔加利以外，所有的人都借口手续问题，表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非参加代表会议不可，并且要在代表会议上组成反对派。 既然他们作出这种表示，我们就只好助他们一臂之力，至少帮助他们组成反对派。我们指出：“既然你们保证只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代表会议，你们的步调就必须保持一致”，并且建议他们组成左派。我们主张，只要是常务局就某一个问题向代表会议提出决议案，他们就应当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并且要一一揭露常务局的所有企图，指出常务局推行的是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我们还指出，他们作为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有责任说明：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观点上有原则的分歧；他们必须坚持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宣言，反对常务局的决议案。在这一方面，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们却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代表团闹分裂，相反地，还要显示他们各自国家的党派的团结。因此，要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便不可能，这些同志也就仿佛成了一条无法掌舵的木船，只好在滔滔的江水中随波逐流。 代表会议一讨论战犯问题，人们就立刻看出，齐美尔瓦尔德派代表极力要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一项能为与会者所一致接受的决议案。不难想象，列诺得尔也好，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文德尔，特别是格鲁姆巴赫及胡斯曼也好，他们的政策绝难与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观点相吻合，因此，即使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也并不表明它是行得通的。矛盾迟早要暴露出来。 由此可见，参加代表会议的同志陷入了一片混乱；每个人都随意与有关国家的代表相配合，见机行事。处理领土问题是如此，解决国联的问题也是如此。看着各派同志，其中包括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在内，煞费苦心想寻求一个为极右派、中派和左派都能接受的共同基础，真是难为情。 在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坚持要通过一项有关苏俄的决议，致使会议陷入微妙的境地。提出这项动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强烈谴责苏维埃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而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这种谴责来表达某个党的某种政治观点，在我看来，是要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为名，对协约国阴谋干涉苏俄表示认可。显而易见，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的话，就等于正式声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间接委托各自的政府出兵俄国，以“收拾残局”。这才是他们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一个动机是，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就可以在别国工人心目中大大败坏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声誉。由于反对派即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阻挠，这些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项决议案由格鲁姆巴赫一类人物在会议的第三天就提出来了。多亏阿德勒同志，会议才决定不讨论这个向题。阿德勒同志阐述的理由是，大家对俄国的情况还不甚了解，有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材料还不充分，因此，这样的决议暂时不通过为好，应当先由专门委员会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作出评价；为此，这个专门委员会要对俄国的情况进行直接调查。又过了两天，格鲁姆巴赫再次发动进攻。法国的列诺得尔带头声称，如果代表会议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表明相应的态度，他们回法国就难以交代。他们并且声称，谴责布尔什维克政策，就等于筑起一道堤坝，设置一个屏障，可以阻止西欧各国工人对俄国革命者日益广泛的同情继续蔓延。的确，俄国革命运动的问题现在几乎成了西欧工人运动关心的重点。西欧几乎各个国家的工人都不理睬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伯尔尼举行的为期八天的会议，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关于这次会议，资产阶级作了大量的报道；资产阶级费尽心机，极力证明会议开得严肃、认真，伟大的政治家在会议上找到了就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途径。相反地，工人却认为出席会议的没有一个是真正革命的代表，只有阿德勒出席会议，弄得他们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一次，一些同志确实表现得不错。其所作所为，的确是对我们的一种莫大的支持。以意大利的莫尔加利同志为例。他明确声明，他将不参加代表会议，他来到会场，主要是作为意大利报界的人，他极力说服各左派分子对代表会议采取抵制的态度。洛里欧同志发表声明，揭露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真面目。还应当指出，挪威同志也递交了一份声明，表明他们尽管参加了代表会议，但那是因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而并不十分了解代表会议的性质，所以他们弃权，不参加表决，完全是列席旁听。他们表示，他们将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受会议决定的任何约束；他们回国后，将向自己的党介绍代表会议的真正性质。这些代表说，他们要力促自己的党彻底断绝与第二国际的联系，并建议自己的党加入第三国际。 接着，瑞士同志就在前来伯尔尼的代表中尽量找人交谈，了解各国的情况。我来向诸位介绍一下同志们的一些议论，虽然诸位听了不免会感到扫兴。 先是意大利同志向我们详细地通报了情况。莫尔加利说，在他看来，革命时机在意大利还不成熟，因为政府有意拖延，不复员军队。目前，意大利军队还在国外，除非军队复员完毕，形势发生变化，复员士兵失业挨饿，并激起广大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无产阶级才能发出革命的信号。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莫尔加利的估计比意大利的其他同志更悲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还报告说，意大利党和工会都倾向于革命国际内部各个最极端的派别；他们并且说，意大利党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大家知道，就意大利的情形而言，只要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它就会坚持到底，非把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不可。综上所述，我们的意大利同志的见解是，意大利必然发生革命运动，而且，这场革命运动将与俄国革命颇为相近。 我们从洛里欧同志的报告中得知，在法国有五分之四的工人坚决反对出兵干涉俄国。据他说，如果法国政府出兵干涉俄国，法国工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掀起革命斗争。要出兵干涉俄国，只有借助殖民地土著，今后要派本国士兵，是绝难办到的。尽管由于军队复员，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特别是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普遍不满，大有造反之势，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一时还不能达到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地步。据洛里欧说，怀有这种激烈革命情绪的主要是塞纳省的工人，洛里欧表示，虽然目前拥护他的人并不多，没有成千上万的党员跟着他走，可是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之大，却决非他所代表的党的党员人数所能比拟的。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宣传的内容更加充实了，因为，代表会议并没有给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带来什么益处，法国党的内部矛盾必然激化。 我们同来自工会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从中了解到，法国工会会员已经采取坚决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立场；据洛里欧估计，入阁的社会党人及其拥护者最近就要被彻底清除出党。现在，因为书刊检查放松了，工团主义派开展革命宣传的范围也比过去大得多了。从洛里欧到龙格，全体法国同志一致表示，他们要保护俄国同志，因为，即使东方的革命运动有错误，但它仍然不失为真正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且，西欧的同志决不干攻击俄国同志这种事情。 至于英国同志，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甚少。据我们所知，英国各党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今后派谁作代表赴国外参加会议，一概由各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英国代表承认，英国工人也极为话跃，许多工人反对派代表出席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并表示同情俄国革命同志。固然，他们说英国工人的斗争还没有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革命要求，它仅仅是一种声势浩大的经济运动而已。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推断，不要多久，英国工人的经济运动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 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是我们调查其本国情况的最后一个人。经谈话，我们完全了解到他对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态度。据他说，他先要有一段时间来观察政治形势，并要想方没法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领导共产党人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出面参加运动，因为，他要在党内组成强有力的左派，以便率领全奥地利的所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进一步了解奥地利的情况和阿德勒对维也纳工人的态度，我们认为，他害怕局势会更加混乱。他表示愿意参加国内的恢复事业，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人的政策占了上风，维也纳居民就必然要饿死，因为农民同城市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导致城市食品供应中断。这种考虑不可轻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如此不坚定的立场。 大家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同志为维护我们的立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有一点是我坚信不移的，这就是：世界各国的运动终将使他们某些人猛省，从而促使他们断绝同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来往，而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联合工人，还是反对工人？”——这是工人领袖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有觉悟的工人必然会加入新的共产国际，只是在他们加入的时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跟随他们现在的领袖加入，另一种是甩开他们的领袖而单独加入。 列宁： 现在，请另一位报告人，也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二是我们对目前工人运动内部各主要派别的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主要材料来源就是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新苏黎世报》。该报对伯尔尼代表会议颇有好感，连续登载有关会议的报道，报道之详细，简直可以说是与会议记录相差无几。会议开幕时的情况非同寻常。布兰亭致会议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国际成立的经过，赞扬了国际的领导人饶勒斯，全体与会者起立，并向饶勒斯默哀。会议报道说，接着，布兰亭先生提议大会向另一位伟人致意，这个人就是依然在世的威尔逊先生。同志们，你们看，会议主席一上来所说的这番话就意味深长。左边是我们的已故饶勒斯，右边是还活着的威尔逊……明眼人一看也就心领神会了。 接着，法国前陆军部长阿尔贝·托马先生发言。他一发言，冷冷清清的会场顿时就活跃起来了。托马说：“召开代表会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几项决议，但是决议通过之后又将如何呢？国际在战前就成立了，今天，它的成员再次集会，可是成员的观点，态度变了没有呢？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否信赖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比利时拒绝出席代表会议的原因所在！” 托马先生是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道出了真情实况。他的话恰如一句俗话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托马的话说穿了就是，四年以来，你们靠说谎度日，难道今天还会有人相信你们吗？托马先生以此来影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但是，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也同样可以回敬托马先生：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 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韩德逊先生提出以下议案：“代表会议决定：为了第二国际成员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会议的下一个目标是要竭力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 这句话概括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后来，韩德逊也罢，其他人也罢，都一再重复这句话；他们认定会议的唯一宗旨就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政治任务。韩德逊提出的议案接着指出： “代表会议还承认，在战争问题上，大战引起了误会和严重的分歧。”
这意思就是说，四年半以来，工人阶级内部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而已。怪哉！韩德逊提出的议案并没有超出当初维博和考茨基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即：国联问题不应当由政府代表而应当由议会代表来解决，换句话说，不应当由工人和士兵代表而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来解决，因为，政府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质上是一丘之貉。尽管威尔逊先生并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但是他的幽灵却在会场的上空游荡。在代表会议的第四次会议上，胡斯曼提出一项成立委员会的议案，其成员包括韩德逊、布兰亭、胡斯曼以及每个成员国的两名代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并监督巴黎和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一名中派分子在会上说了几句反对威尔逊的话，米里欧便站起来表示，如果威尔逊的政策不能得到赞同，他就将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于是胡斯曼赶紧发言，百般安慰，意思是说：放心就是了，威尔逊的政策绝不会得不到赞同。 代表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犯问题。这个问题与领土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战犯问题时，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各有关部长在战前的所作所为逐一进行剖析。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避实就虚，不想让无产阶级看出战犯就是金融资本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本身。 在领土问题和国联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耍尽了两面派手法，尽管如此，托马先生和韩德逊先生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的嘴脸还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他们决定通过全民投票来实现所谓民族自决权，但是，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2条却要求： “关于有争议的地区，其归属问题应由国联监督举行全民投票来解决，并由国联作终审裁决。”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国联的监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国联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联盟！ 他们还顺便讨论了殖民地问题，但是未敢详细讨论。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百般央求代表会议将德国的殖民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让这些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盘剥。对于他们的要求，代表会议未作正面的答复。不言而喻，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应当改由法国资本和英国资本来控制。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5条，要求： “在附属地区、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其居民应由国联负责保护；国联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当地居民早日实现国家自决。”
国联将如何保护殖民地，人们可想而知。可见，决议只字不提彻底改变殖民地奴隶地位，只字不提考茨基曾经发表过的主张：“不许干涉殖民地，消除殖民地剥削！”决议一味地掩盖资产阶级的这种殖民地政策。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政策大体上就是如此。 后来，会议上又形成一个以维博、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首、由前中派拥护者及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小小派别。这帮老爷只知道用漂亮动听的言辞来掩盖多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例如，维博就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 “各国人民实行大联合，这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国际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实行大联合，这个理想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联合到哪里去？难道是联合到国联中去吗？国联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理想！他们废话连篇，说什么这种大联合可以阻止新战争的爆发，但其中的道理却难以说清。荷兰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领袖特鲁尔斯特拉也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竟指责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大战没能在1917年初结束是我们的过错；勃鲁西洛夫攻势为布尔什维主义开了绿灯；假如当初斯德哥尔摩会议能够召开的话，俄国的事态也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当前，务必使巴黎设法阻止布尔什维主义，使其不在德国人为地蔓延。我以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步骤，到头来都只能促使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及其他各国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他们所无法阻挡的。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估计俄国的形势，或者说讨论布尔什维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法国同志有力地驳斥了多数派，因此，我们应当代表我们党向这些法国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义务，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失策。保尔·福尔和洛里欧是敢于当着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们的面讲真情实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最妙的是中派领袖考茨基的发言，他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革命混为一谈，因此，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也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想来，他把俄国革命与孟什维克即反革命势力等量齐观。考茨基认为，让贫困的人类重新得到温饱和恢复生产是当务之急。可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恢复生产，他却不闻不问，而是一味强调要改善人类生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他并且认为，唯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开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接着，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年来的活动，他说：“俄国革命毁了大工业，毁了无产阶级组织，迫使幸存下来的工人重新回到农村。布尔什维克一心要实现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唯一的明显收获就是建立了新的军国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掌声。显然，这一群老爷看不惯我们的红军，因而，凡是有种种理由担心在他们各自国家中也有可能产生红军的人，自然要对他报以掌声。考茨基接着说：“为了不失信于群众，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绝不能含糊。”我们不妨回敬他一句：对于一个从未取得过群众信任的人来说，失信二字从何谈起？！……这帮老爷既然对布尔什维主义采取明确的即反革命的立场，他们要取得也只能取得帝国主义老爷的信任。对考茨基的发言，福尔同志和洛里欧同志进行了反驳。洛里欧说：“还是让我们先来研究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吧”，他接着指出，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言，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君主制国家并无二致。这就给了伯恩施坦当头一棒，因为，伯恩施坦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 大家知道，代表会议到底也没能通过任何一项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议。会议上形成的小小的反对派所取得的收获是，代表会议未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某一派的外交胜利，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西欧广大的无产阶级非但不谴责我们，反而对我们表示同情。这次代表会议干脆回避了目前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未敢就工人代表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表明它的明确主张。正如列宁同志昨天所指出的那样，这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关于我们的成就，他们绝口不谈。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指责一番，只是那样一来，他们至少就要暴露出对我们的真正态度。不过他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想起1918年12月9日举行的瑞士冶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预定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因为有大量的冶金工人要求各自的工会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工会官僚经过策划，通过一项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其理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活动是和工会的中央组织唱对台戏的，而最根本的一条理由是，成立这种苏维埃是与工会章程背道而驰的！关于这场合乎历史发展的运动，这群社会爱国主义运动的老牌领袖除了说它是与章程背道而驰以外，别无任何遁辞。这是他们思想空虚的一次大暴露。 以上就是这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代表会议结束后，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并且受到现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的接见。克列孟梭先生表示，伯尔尼代表会议所走过的道路与巴黎和会大致相同，他建议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各有关委员会，从而公开证实，伯尔尼代表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分子巴黎和会的货真价实的工具而已。自然，这也就决定了代表会议的性质。我相信，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也会和我们一样，判明代表会议的实质。关于保卫祖国这个弥天大谎，工人早已看穿了。巴黎授意伯尔尼代表会议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说服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目前所提出的消除战争的手段，即把债务和税收的全部重担转嫁到工人群众身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军队的现有组织形式，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我认为，只要仔细剖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始末，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这次代表会议是战前和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内部事态发展过程的自然结果。早在战前，人们就不难看出，第二国际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派别即多数派，它所坚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即社会爱国主义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不妨回顾一下以伯恩施坦和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老爷曾经如何公开主张第二国际承认殖民地政策，所不同的是，他们希望推行殖民地政策的方式能够较为人道一些。大家还可以回顾一下，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主张虽然为有关委员会所拒绝，但是在委员会内部表示赞成这一主张的人也为数并不少。即便在那时，第二国际各主要派别在殖民地政策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还要提请诸位重温斯图加特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有责任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并千方百计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便早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条是左派领袖列宁和卢森堡提出来，并且完全是在左派压力之下通过的。可见，第二国际的主要特点早在大战爆发前七年就在斯图加特表现出来了。当年全体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决议[1]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请大家回忆一下马赛尔·桑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几个月写的一句话，他称这个政策是“巴塞尔节目大会演”。决议虽然通过了，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一点，他早在战前就预料到了。事实也是如此。 [1]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宣言，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227页。——译者注。 还有，我提醒诸位回忆一下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各党在大战前所采取的立场，哪怕是口头上所表示的立场也罢。可以说，这群老爷在1914年离宣战只差24小时所说过的话，同他们今天所说的话有天壤之别。维也纳有一位名叫卡尔·格律恩贝尔格的教授出了一本书，该书搜集了有关大战爆发前后几周的情况的材料[1]。这本书是对第二国际的强有力的控诉书，今天，这本书确有广泛加以利用的必要。大战爆发前24小时，法国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即声称，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谢德曼分子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党报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党报也都持这种观点。但是，枪炮声一响，上述各报就立刻改口。到8月4日便把8月2日叫做黑的东西说成是白的了。 [1] 卡尔·格律思贝尔格：《国际与世界大战·资料集》（格·季诺维也夫为该书作序）国家出版社1919年版。——编者注。 这种演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25年来，和平运动的发展为笫二国际的破产渐渐打下了基础。所谓三个主要派别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年累月形成起来的。三个主要派别中的第一个就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他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一贯推行的路线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第二个是中派。战前，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考茨基集团；中派所推行的政策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并无二致，只是推行政策的具体情况不同罢了。战前，他们反对左翼激进派，并称左翼激进派为无政府主义者；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人所共知的公式：“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开展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战争期间不得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后来，他鼓吹与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保持一致，而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恰恰是社会受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仅是从精神上而且也是从肉体上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同是一个考茨基，当初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议与会者起立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默哀，今天却转而鼓吹与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保持一致。考茨基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一部分代表主张中派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彼此释怨，这已是由来已久，大战一开始，中派就鼓吹过这个主张。早在1915年，考茨基就为彼此释怨而搞出一套理论。1919年大战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这群相依为命的老爷们彼此释怨当然不足为奇了。但是，无产阶级能够对此保持沉默吗？不能，今天，无产阶级决不允许抹煞第二国际破产的问题。无产阶级要讨论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导致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我们务必使每个普通工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研究和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即：为什么第二国际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什么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现在，伯尔尼黄色国际与我们昨天创建的红色国际彼此正在决战。毫无疑问，红色国际必将战胜黄色国际，而且为期不会太远了。 列宁： 有人要进行辩论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我们将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宣读决议案[1]。 列宁： 这项决议案的文本大家已经有了。再有就是关于策略的决议案[1]和沙杜尔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正在译成德文，我们提议将这三项决议案都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宣布通过。这项议程就到此结束。下面，请中国代表发言。 [1] 记录原稿并未提及关于策略的特别决议。也许，这项决议指的是列宁在其报告中所说的三点决议案（见本卷第295页）。三点决议案作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补充部分而经代表大会通过。——译者注。 刘绍周（中国）： 他的发言先是用汉语，后改用俄语。[1] [1] 大会记录未记载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
但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刊载了中国代表致大会的贺词。贺词收入本卷第258—260页。——译者注。 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 列宁： 下而进行第七项议程：“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由奥波连斯基同志作报告[1]。 [1] 共产国际大会记录第1版并未收录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的报告，虽然他的报告速记记录以及就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早在1919年即以单行本公开发表。（瓦·奥波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速记记录及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19年版）。编入本卷的这份报告是依照单行本刊印的，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收藏的速记记录作了订正。——编者注。 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俄国）： 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间，世界各帝国主义一贯致力于控制工人阶级，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惜采用种种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手段。对工人阶级队伍中技术熟练的工人，帝国主义百般加以收买，妄图以此将工人拉下水。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则采用意识形态手段和直接暴力手段（如出动军警等），二者交替使用。 这种状况一直发展到世界大战前夕，而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同时，世界大战本身也成了进一步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不过，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也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这场战争反映了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面、集中的危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早就指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破产这三种时期不断交替出现，构成一连串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必然引起深刻的危机，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周期恰恰引起了危机，不过，将资本主义社会引向灭亡的这场危机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是无所不包的全面危机，全面破产。 自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之日起，由于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分子的控制也较战前显得愈来愈无力了。经济矛盾促使无产阶级决心摆脱资本的压迫；同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正在获得彻底解放，因为，帝国主义老爷们的言行不一已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暴露无遗。就这个意义来说，首先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本身就给工人阶级上了生动的一课。策划以至进行帝国主义大战的方式方法本身，使工人阶级彻底看穿了国际资产阶级发动这场战争时所标榜的“神圣原则”是多么虚伪。战争断送了无数工人的性命。可是，当初发动战争时，其口号却是要巩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战争期间，无产阶级极端贫困化，中间阶层相继破产，而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上层却大发战争横财。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极端反动势力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凡此种种，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对所谓国防、国内和平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 但是，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全面揭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则是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先后把交战双方都揭露了出来。 德国帝国主义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就自我暴露出来了。这种自我暴露在当时还并不充分，因为，被迫与德国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只有一个战败国，整个敌对营垒却还依然保存着实力。为了对付协约国，“争取自由的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所以，德国帝国主义一面对俄国进行掠夺，迫使俄国就范，一面不得不以花言巧语来掩饰其强盗行径，为的是驱使无产阶级去进行战争。尽管如此，但是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这个事实本身，却十分明显地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真实本质。德国帝国主义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而它自己却得意扬扬地宣称拒不割地赔款。此外，德国帝国主义所极力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因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遭到彻底践踏。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遮羞布；在俄国，经德国进行所谓的“自决”，产生了几个仆从国，这些仆从国成了德国实行殖民掠夺和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仅举斯柯罗帕茨基的黑特曼傀儡政府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个政府既帮助德国帝国主义掠夺乌克兰的粮食和原科，又压制乌克兰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尽管如此，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在国际斗争中毕竟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因而不得不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避免公然对俄国发动进攻，并且只得用伪善的言词来掩盖其反革命政策。 然而，协约国列强在国际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伪善的言辞统统被抛弃了，协约国列强作为协约国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 那么，协约国帝国主义倚仗其胜利果实而推行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说过，自协约国列强获胜以来，自缔结和约以来，作为交战另一方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就开始自我暴露了。它的所谓“和平政策”，撇开协约国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分歧暂且不谈，概括地说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不论协约国列强如何标榜它的民主外交政策，甚至把推行这一政策说成是进行战争的目的之一，但就缔结和约而言，这种政策也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一次成功。德国帝国主义就因为不能像协约国帝国主义那样为所欲为，所以，为了同苏俄缔结和约，才不得不同社会主义的苏俄公开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列强则根本无此必要，它们的和平政策真可谓秘密外交的样板；世界的命运是由列强的金融托拉斯代理人通过交易来决定的，这些代理人实际上也就是列强政府的代表人物。就算是议员老爷代表人民，但在巴黎和会上决定问题的并不是议员，而是清一色的内阁成员，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五大强国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就在比松办公室里举行绝密会议。这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在金融寡头办公室里。在只有五大强国的部长参加、而没有战败国或中立国代表，甚至没有仆从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靠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并背着各国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来决定世界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蛮横地公开要求割地赔款。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里诺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项原则，并宣称这项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劳合-乔治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一个在协约国列强来说是颇为新颖的原则。他说：由败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诉讼规矩。这条规矩也同样适用于协约国列强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这场世界性的争讼。欧洲大国必须缴纳诉讼费用，也就是说，必须缴纳战争费用。 其次，它们不顾以前所说的花言巧语，现在公开鼓吹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协约国在发动战争时，曾一再宣称；打仗是为了实现普遍裁军。如今，它们却又直言不讳地宣传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必须坚持军国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它们提出了保持英国海上霸权的口号，说这是“保卫海上自由”所必需的。关于常规陆军，协约国列强也有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例如，规定在欧洲大陆保持90万人的英国军队。美国和法国也打算派驻同等数量的庞大军队。维持军备，甚至扩充军备，使之超过战前水平，这已成为公开口号。 协约国所高喊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践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没有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也被剥夺了民族自决权。爱尔兰议会在都柏林开会，向协约国列强提出了爱尔兰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问题。协约国对此未置可否，只有威尔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声称爱尔兰问题应由爱尔兰和英国协商解决。换句话说，威尔逊把爱尔兰民族的命运交给英国政府去支配，实际上是拒绝爱尔兰的民族自决权。 至于印度和埃及问题，协约国报刊也罢，五大强国委员会开会也罢，连提也不提。 再者，诸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一类新兴国家，也并不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因为，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必须预先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也表示了的观点。这两个国家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说到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和会在瓜分它的问题上正吵得不可开交；不但英、法两个大国对土耳其领土有野心，而且连希腊这样的小国也想从中捞一把。民族自决的主张已被彻底践踏，预先瓜分土耳其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预先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也已经开始，事实上，如何瓜分，大国早已拍板定案。 大战爆发时，它们曾宣称不应索取赔款。我说过，现在，赔款原则已经公开提出，而且步步加紧，达到掠夺以至洗劫战败国的地步，这是德意志统治阶级无论在1871年还是在1918年（在布列斯特）都未曾敢干过的。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账单（单是小小的比利时就要拿出l0亿），不仅被夺走了全部军用物资，而且还被协约国公开抢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若仅把协约国列强所开列的货币账单加在一起，则其总额肯定大于战前对德国全民财富所作的最乐观的统计数额。仅此一端，即足以说明协约国列强的掠夺政策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但是，协约国除了提出战败国显然是无力照付的货币账单以外，还向战败国索要物质财富，以抵偿账单所开列的货币。不仅如此，目前被关押在法国的德国战俘还要沦为战胜国的服劳役的苦力。协约国列强不但要迫使德国在财政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不但要剥夺德国的物质生产资料，而且要使德国这个战败国的工人沦为奴隶。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正在制定德国工人实物贡赋的方案，也就是说，强迫德国工人到比利时和法国去劳动，重建被破坏的城市和地区。 协约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对民族对人类极端仇视，其具体表现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鱼肉战败国的人民。断粮便是鱼肉战败国人民的方式之一；由于断粮，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实际上濒于被饿死的边缘。在波兰德语区和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惨遭协约国仆从国的迫害；协约国的波兰、捷克和乌克兰仆从也不甘落后，它们对犹太人横加蹂躏，其手段之残忍，比沙皇时代极端野蛮的沙文主义有过之无不及。就以利沃夫大屠杀为例，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数以千计，他们的房屋不但被焚烧，而且被机枪大炮夷为平地。 最后，就是协约国的那些标榜“为自由而战”的所谓“民主”国家，它们自大战爆发以来就在国内实行反动统治，这种反动统治现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法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策源地。美英两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在协约国列强支配下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列强到处推行反动政策。协约国在战败国中扼杀革命；在中立国和仆从国家中一贯支持反动政策。例如在波兰，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帕杰列夫斯基就在协约国列强的直接压力下排挤了社会民族主义者皮尔苏茨基，因为帕杰列夫斯基是美国资本的直接走狗。协约国列强教唆战败国、中立国和仆从国的反动势力去反对革命的俄国，甚至要求战败的德国出兵干涉俄国苏维埃共和国。 协约国列强的政策大体说来就是如此。 统治整个世界的这些资本主义列强，尽管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方面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一个和平纲领，因为所谓“威尔逊的几点方案”代表了这个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所谓“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 “海上自由”的口号，如果揭去其伪善的外衣，事实上就是要取消个别大国，当然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所有航线对美国的贸易开放。“国际联盟”的口号，如果就其实质而言，就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利。“殖民地国际化”也意味着不准上述大国单独吞并殖民地。 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推行兼并政策；目前，兼并政策的范围只限于美洲（如古巴、墨西哥、南美）。因此，它就力图借助于贸易和资本输出来剥削欧洲的弱小国家。美国资本想迫使它的竞争对手建立一个由大国组成的国际辛迪加（“国际联盟”），以便“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从而把大国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在这场经济斗争中，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资本怀有必胜的信心，也就是说，它认为必能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夺取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海上自由”同英国和日本两个海上强国的利益有极其尖锐的矛盾；同意大利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因为，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容易使帝国主义产生向海外推行扩张政策的野心。“国际联盟”则与法国的利益有极其严重的冲突，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不消说，“殖民地国际化”必然会引起各殖民帝国的抗议。法帝国主义由于其金融资本主要是放高利贷（发行国债券），工业相对说来不发达，生产力又被战争彻底破坏，所以，它目前的政策方针是不择手段地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对德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对其他战败国和仆从国进行绝对的控制和残酷的剥削。值得提出的是，法国炮制了一个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为首的多瑙河联盟方案，以便以这个联盟为中间环节，把法国同黑海沿岸连结起来，并且使法国得以将其魔爪伸向俄国。成立南斯拉夫国家，其目的也是让法国通过巴尔干国家而将其势力扩展到亚洲东部。法帝国主义还从俄国人民身上以武力强索沙俄过去所欠法国的债款利息，以此来为自己奄奄一息的躯体输入他人的新鲜血液。 在这种情况下，法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反对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的几点方案。 协约国的欧洲列强及日本除了同美国金融资本的纲领有上述利害冲突以外，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例如，英法两国就有相当的利害冲突。英国唯恐法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强盛起来，而这一点正是克列孟梭和比松所极力鼓吹的。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和法国也有所谓领土争端。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的利益同法国相冲突。日本则为太平洋岛屿与澳大利亚（其实是同英国）公开争执，等等。 协约国内部所有这些利害冲突使大国之间产生了各种集团。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两个主要集团。一个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一个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 在第一个集团中，就欧洲而言，法国居于统治地位；该集团大约存在到1919年1月初，因为，这时威尔逊总统实际上放弃了要求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威尔逊的这个意图在伦敦会谈期间明确地表示出来了，于是建立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便有了可能。促成建立英美集团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国内的士兵革命运动和工人革命运动有了发展，从而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彼此妥协，放弃对俄国的好战政策，加速缔结和约。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自1919年1月便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美英既已联合起来，便剥夺了法国掠夺德国的优先权；反对协约国“过分苛刻”的掠夺；对法、意、日三国那种过分的兼并主义要求施加了某些限制，不让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英美集团较1918年秋居统治地位的法英日集团表现出比较和缓的倾向。这个集团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甩下俄国不管，腾出手来先对付欧洲革命，然后再镇压俄国革命。 由于有了这样两个集团，在世界各国便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 以上是协约国列强内部的情况。 如前所述，协约国列强和平纲领的要点之一，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口号。由于协约国内部利益冲突的缘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国际联盟”是成立不起来的，充其量是纸上谈兵。但是，即便纸上谈兵，这样一个口号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极端危险的。虚构一个“国际联盟”所能起的作用，无非是建立协约国军国主义中心和使各国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同盟。同时，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取消工人共和国国际联合口号，而代之以虚伪的民主国家国际联合口号，这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妥协的典范。“国际联盟”纯属骗人的口号，其作用与过去所谓“国防”口号、“为民主而战”的口号完全一样。社会主义叛徒奉国际资本的旨意，利用这个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为虎作伥。因此，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向成立国际联盟这种主张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要坚决反对本国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酷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各反革命政党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等的一部分俄国领土，大肆进行掠夺，与俄国帝国主义曾经掠夺乌克兰没有两样。它们一贯以金钱及其他方式援助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的俄国反革命分子。 就在不久以前，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比松之口，公开宣布了对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则，即饿死这个共和国的原则；它们还答应给反动将领以“技术援助”。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1月23日，协约国列强眼看它们中间的温和派势力日益加强，遂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建议，请它派代表出席太子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带有挑衅的成分，因为，这项建议本身就是威尔逊—劳合-乔治观点与克列孟梭观点彼此妥协的产物。显然，提出这项建议的那篇宣言的结尾部分是出自克列孟梭的手笔，因为，这一部分竟然要求苏维埃政府放下武器，跟反动派一道出席会议。尽管协约国发出这一邀请有其明显的挑衅目的，但苏维埃共和国于2月4日仍对协约国作出肯定的答复，表示愿意就领土割让、赔款和租让问题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使俄国摆脱强加在它头上的战争。协约国虽然接到俄国的肯定答复，但是至今也不按它们自己提出的建议行事。这实质上证明，在协约国列强内部，极端兼并主义派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阻挠各种温和主张的实施。由此可见，它们今后有可能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进攻，并提出新的兼并主义的要求。 协约国的政策彻底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使人们不仅认清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而且也认清了各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种政策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是无法建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虽然它们高喊这种和平已有四个月之久，但并不采取任何实际步骤。这种政策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主义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是黑暗的反动政治统治，更进一步的扩军、更大程度的剥削，最终导致新的战争。 因此，当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掠夺性的、反动的进攻。在这场斗争中，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发挥重大而基本的作用，因为，目前协约国是猖狂一时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策源地。协约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消对威尔逊主义的幻想，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但抱有这种幻想的大有人在，而且这种幻想有碍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深入开展。在打消这种幻想的同时，还必须同社会主义分子队伍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同那些向工人阶级散布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叛徒一刀两断。 至于德国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当前在国际政治中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反对谢德曼政府所奉行的复活帝国主义和充当反动走狗的政策，这是因为，随着目前白匪势力日益嚣张，随着协约国内部的瓦解日趋明显，德国资产阶级妥协主义政府正加紧恢复对外政策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其具体表现不妨顺便提一下，那就是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将原德属殖民地归还德国，并且还打算在缔结和约时提出吸收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就再一次表明，德国政府是不甘心放弃大国主义野心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同谢德曼政府斗争时，必须要求政府彻底放弃大国主义的野心，尤其是要反对德国加入具有掠夺性的辛迪加即“国际联盟”，反对收回殖民地。不仅如此，德国无产阶级还必须要求政府停止奉行屈从协约国和为协约国效劳的反动政策，而推行一心一意维护工人革命免遭帝国主义暗算和联络别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推进德国国内的革命，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一种最好办法。 协约国仆从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专门任务是，揭露协约国出于反对工人革命的目的而鼓吹的民族沙文主义，并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中立国无产阶级则必须全力反对中立国充当协约国进行掠夺的帮凶。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对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或将要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将是一种最有力的支援。首先，这将是对革命的工农俄国的最有力的支援，因为，革命的工农俄国的当前任务是：将国内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打败国内反革命势力，继而腾出手来全力从事新社会制度的建设。新社会制度一旦巩固起来，它就将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可以激励各国无产阶级奋起夺取政权。 普拉廷：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只好暂时中断，因为能够将俄语译成德语的人现在不在了。建议休会。责成决议起草委员会详细审议奥波连斯基同志起草的关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提出修改意见，并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报告。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关于白色恐怖、宣言最后文本、执行局选举的问题以及组织问题。主席团提议明天的会议于上午11时开始，下午3时结束。希望会议开得紧凑、有效，因为下午还要在大剧院举行公开会议[1]。不知大家是否同意？看来，明天上午11时开会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希望大家准时出席，因为列宁同志刚才指出，不论与会者到齐与否，会议于11时准时开始。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成立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6日隆重举行联席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载于1919年3月7日《真理报》第5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共产国际成立而隆重举行联席会议》，莫斯科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