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中部曼斯费耳特地区的暴动，于1921年3月16日引起了德帝国国防军的干预。第二天，德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公开反抗。虽然响应这个号召的人并不多，可是几天以后总罢工的号召又被提出。这次总罢工使德国共产党党员同德国工人以及德国军警发生了冲突，伤亡很重，几千人被捕。3月31日，这次发动宣布终止。
　　关于三月发动，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德国共产党是把自己的急躁情绪误认为是革命形势的成熟。当时，贝拉·库恩和其他两个不大有名的共产国际使者正在柏林，而德共中央委员会又有五个稳健的委员辞去了职务，于是主张采取更有力的政策的建议便得到了通过。在当时与事后，有许多人把这次发动解释为旨在支援苏联的行动，它是在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深刻影响下，于1921年3月激起的。参加1921年5月俄国工会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赫克尔特说道：“德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甘愿遭到枪杀并被关进监牢，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举起起义的旗帜，就是支援苏联无产阶级。”
　　在当年夏季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克拉拉·察特金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无论如何要对德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口号和错误的政治态度……担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执行委员会要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搁浅了，推想这是由于牵涉到执行委员会许多领导人的原故。
　　当年晚些时候季诺维也夫写道、德共领导人的确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有关策略的提纲进行辩论时，托洛茨基说，必须向德国工人指出，三月发动是一个错误；重犯这种就会使这个党真正毁灭。“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在这场辩论中，列宁尽管领导上有错误，进攻前又没有作好准备，这次发动还是标志着很大的进步，因为有数十万工人对资产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有人断言，由于苏联的形势严重，共产国际就在其它国家挑起了与当地形势不相称的革命行动。托洛茨基答称，“如果我们作得出这样奸恶的事情，我们就应该靠墙排好，一个—个被枪决。”
　　季诺也夫在代表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说，有五十万工人卷入了这次发动；他这个数字遭到了某些德国代表的反驳，他们说最多有二十万。在讨论中，塔尔海麦尔说，纵然三月发动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失败，但它并不是德国共产党的失败；“这次发动是从群众加强的斗争中发生的，从这一意义来看，它就是德国共产党的一次胜利。”三月发动后，德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四十多万下降到十八万。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一开始就谈到德国：“因为那里发生革命的时刻最为临近”。他说，三月发动是为了消除工人阶级中的消极情绪和改良主义思想而采取的一个英勇的步骤，不过它并不是完全没有不任和冒险主义作风的。
　　拉狄克在同年年终发表的《共产国际的任务》一文中写道，“三月发动的错误是：德国共产党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局部斗争中使用了适用于最后决斗的方法——武装起义，而当时的形势，最多不过需要举行一次群众性罢工”。他把这种作法归咎于原属德国独立党的党员的影响，因为他们还有着盲动主义思想，按照“进攻的理论”行事，并为避免失败“而采取了会把群众吓跑的恐怖行动”。《前进报》于1921年年底发表了有关共产党的恐怖政策的事实以后，当时的德共书记罗伊特和其他一些显要党员便纷纷辞职了。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曾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发表说：“我们［在1921年］的两次退却，一次是在经济方面，另一次是在欧洲的政治方面，它们是紧密关联的，因为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毫不退却地从战时共产主义发展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条件就是，欧洲的无产阶级要在1919和1920年夺得政权。……德国的1921年3月事件是提醒我们要检查共产主义的国际任务的信号。……在德国1921年的3月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一个忠贞的、革命的、决心战斗的共产党勇往直前，但是工人阶级却没有跟上去。……工人阶级这一最革命的部分由于革命的急躁情绪，而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冲突，他们用了可以说是机械的方法，不时还用强制的方法，试图把其他工人群众拉到斗争中。……德国共产党招致了自身毁灭的危险，这种危险与其说是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不如就是来自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但是，共产国际适时地敲起了警钟，宣布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