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解析帝国主义 （2003）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3、4期。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防与国家安全研究所）摘译
2003年英刊《国际社会主义》冬季号发表了克里斯·哈曼题为《解析帝国主义》的文章，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后两部分论述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本期先将其第二部分“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主义冲突表现为英法两国以其不断扩展的全球帝国与在欧洲建立大陆帝国的德国之间的冲突。随着德国被打败，类似的冲突在大战的两个胜利者之间升级。 美国希望自己的工业通过“自由贸易”渗透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西欧大国因为被战争消耗得筋疲力尽，不能直接对美国构成挑战。但另外一个胜利者苏联却并非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成功地推行了工业化，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这使苏联能够借助强大的陆军占领并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从西欧边境一直到太平洋。可是，苏联的工业生产率水平不及美国的一半，苏联不想通过自由贸易的形式维持自己在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1947年和1948年，苏联决定阻挠美国染指自己控制下的各国经济，并以此来挑战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企图。美国则通过资助亲美的政党、实施旨在复兴欧洲工业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组织、在欧洲建立基地来谋求对西欧的霸权。 这种不断发展的冲突不能以人们通常理解的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两个大国的军事开支都超出了其统治者对于剥削小国而得到的预期收益。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美国的海外投资从没有超出军备支出。甚至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裁军”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也达到150亿美元。这是私人资本输出总额的25倍，高出对外援助的许多倍。马歇尔援助在任何一年中也没有超出50亿美元。 30年后，美国的海外投资成倍增长，大约是5000亿美元。此外，还有大约30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为美国跨国公司所控制。防务总开支上升到2000亿美元，比海外总投资少，但比来自于海外投资的利润增加额高。 苏联的情况与此相同。在1945—1950年，它掠夺了东欧，转移东德和罗马尼亚的工厂和成套设备，迫使这一地区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产品。但即使在那一时期，由此而得的经济收益也少于冷战开始后苏联的军事预算。从1955年开始，由于害怕东欧爆发起义，苏联政府减轻了对各国的直接经济压力。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苏联的战略需要所决定，但直接的剥削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需要军费开支的帝国主义不是那种单一帝国的帝国主义。在单一帝国的帝国主义统治下，一小撮位于中心的金融资本家压迫数十亿人民，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它是彼此敌对帝国的帝国主义，此时作为各国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必须要从生产性投资中分出资金用于军事开支，以确保能够把持已经占有的一切。 华盛顿与莫斯科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降低军费开支的水平意味着将会有失去战略优势的风险。俄罗斯人恐怕美国在东欧卷土重来，这将使东欧国家的经济从苏联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反过来又使苏联的其他组成部分脱离俄罗斯中心。同样，美国统治阶级也害怕苏联将其他西欧国家或日本拉入其势力范围，使苏联增加挑战美国利益的军事、经济潜力。 这为以后30年确立了模式，两个大国都想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获得对于对方的优势。它们为控制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不仅是因为那里所拥有的些许财富，也是因为它对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含义。它们给予那些与对手反目的政权以援助和武器。美国援助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以在接近俄罗斯边境的巴尔干地区立足，苏联援助古巴以在接近美国边境的加勒比地区立足。苏联武装的索马里与美国武装的埃塞俄比亚作战。不久，苏联和美国的立场发生逆转，美国开始武装索马里，苏联武装埃塞俄比亚。埃及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中国则与美国结成临时的战略联盟。 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冷战高峰时期的军费开支。但军事开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具有另外一个优势。“二战”期间，美国军备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意想不到地为私人资本提供了一个市场，使美国摆脱了1937年至1939年的衰退，在没有降低利润率的情况下使总产值增加了一倍。冷战时期，军备开支有着同样的收益。利润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基本保持了稳定，维持了投资，防止经济经历20年前的大衰退。价值的毁灭可以减轻周期性危机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荒诞的表现之一。但恰恰是这种荒诞性激励了两个敌对的帝国在冷战期间进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帝国之间的冷战冲突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集团解体而终结。在此过程中，世界资本主义整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欧洲帝国的终结“二战”与1916年布哈林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吻合，但与列宁从霍布森那里继承来的对于金融资本和海外投资的强调不相符合。冷战时期的40多年也是如此。 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战败，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反应是接替它们统治它们在远东、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地。即使是法国也时常依赖英国或美国的军队重新夺回殖民地。英国也希望保持独立的帝国主义政策，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它不相信美国能够在所有时候都捍卫英国的利益。英国维持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事存在，直至20世纪60年代晚期。1956年，英、法无视美国，进行军事冒险，发动了苏伊士战争。 但战后的趋势与列宁布哈林所说的殖民主义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冲突不同。英国于1947年最终放弃了对于殖民皇冠上的宝石——南亚次大陆的占领，同年开始从东地中海撤退。马来西亚和非洲殖民地在之后的20年里也摆脱了殖民统治。荷兰帝国主义试图长期占领东印度群岛，但到1950年不得不承认失败。法国拒绝放弃帝国的冲动更加强烈，进行了一场长达9年的控制印度支那的战争后，又试图继续控制阿尔及利亚。但20世纪60年代，除了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中一些岛屿，法国放弃了整个帝国。 美国在一些地区取代了西欧的影响。当法国在1954年撤退后，它控制了南越，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成为中东大部分和非洲部分地区的主导力量。但像欧洲大国一样，它撤出了原来的殖民地，允许菲律宾独立，只对波多黎各保持直接的控制。 这种从直接殖民化的退却与西方国家瓜分世界冲突的结束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之间进行战争的冲动似乎一劳永逸地消失了。同时，其中也伴随着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所始料未及的其他某些现象。一旦与殖民地脱钩，西方国家的经济就步入了持续了1/4世纪的繁荣之中：保持低失业率，在维持利润水平的同时经常提高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殖民地的发达国家如西德、日本和意大利经济增长最快。似乎霍布森说得对，殖民地是对经济的拖累。 实际上，繁荣的驱动力量恰恰就是美、苏帝国主义以大规模军备开支进行的冷战争斗。发达国家的资本不仅没有过剩，还出现短缺。资本输出保持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低水平。对外投资越来越少地流向工业化不发达的国家。与投资模式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对第三世界产品需求的变化。 在“一战”之初，农业国的原材料对于西方工业生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殖民控制是工业化国家确保自身供应、限制对手的重要方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贸易的阻断迫使它们寻找原材料的替代品。所以，20世纪上半叶，人们发明了人造肥料、合成橡胶、丝线、尼龙和各种塑料。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欧洲和北美的农业发生大变革，以工业产出和补贴来提高农业产出，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在一个充满了原材料和食物的世界里，从非洲、亚洲的殖民地撤出将不会有原来那种对于欧洲工业国家的威胁，公司投资多样化。到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较大的企业有意识地将中心从老帝国转向了欧洲和北美的新市场。 但是，石油是一个例外。它是原材料的原材料，是制造塑料、合成橡胶、人造纤维的基本成分，满足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推动着汽车、坦克、飞机数量的增长。石油供应越来越倚重于欧洲、北美之外的地区。 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湾石油”指墨西哥湾的石油储存，特别是德克萨斯的石油储存。开采那里石油的成本决定着世界原油的价格。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石油供应的临时中断表明：举足轻重的海湾是波斯湾。沙特、伊拉克、伊朗、科威特以及环绕阿拉伯半岛的小酋长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控制这些国家的政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贿赂、威胁、武器销售、派驻军事教官等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美国支持以色列，驱逐土著人口。正是在这一地区，关系着世界体系的战争频频爆发——1947—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0—1989年、1982年、1991年、2003年。 殖民主义解体后的第三世界欧洲帝国的纷纷解体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都生活在这些帝国的统治之下。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说，帝国主义不复存在了。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约翰·斯特雷奇（Jhon Starehey）在《帝国的终结》（End of Empire）一书中说，工会的压力、政府的干预提高了生活水平，以致于公司不再需要殖民地去吸收剩余、防止生产过剩。 一部分左翼人士拒绝这种论调。他们看到，原殖民地国家正在为贫困和饥饿所困扰，发迹于帝国的企业依旧根深蒂固。而且，欧洲帝国的终结并非对“第三世界”或“南方”国家人民暴力的终结。在许多地方，美国拾起了欧洲人走后丢下的暴力压迫的大棒。 拒绝帝国主义终结论通常意味着坚持列宁1916年的分析，但却没有认识到此后所发生的变化。列宁方法的有力之处在于它坚持认为西方大国被迫在彼此之间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这一方面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导致了直接的殖民统治。这不符合西方国家之间战争可能性似乎减少、殖民地获得独立的状况。相反，大多数左翼悄悄改变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只是提到西方资本家阶级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忽略了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一列宁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他们将整个世界体系看作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同时，他们简单地以“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取代殖民主义。 列宁笔下的半殖民地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殖民者的军队占领了部分地区，使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民族国家政府。在这些国家，独立只是个虚假的表面现象，下面掩盖的是在国家的部分区域内持续地受到以军事力量为依托的政治控制。在20世纪50、60年代直接的殖民主义统治终结后，有些地方的确看起来像是半殖民地。许多情况下，撤离的殖民当局能够允许殖民地为当地人所控制。但新的统治者是与殖民统治相互勾结以换取阶级特权和一小杯羹的人。无怪乎人们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说，独立的确意味着独立。政府不仅加入了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驻外使馆，也干预经济，使殖民公司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实施拉美依附论者所主张的工业化。 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激进的依附理论将斯大林主义与拉美传统结合起来，占据了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想阵地，代表性著作就是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不发展的发展》。社会主义对于巴兰来说就是“与资本主义决裂”，对于弗兰克来说是遵循斯大林模式。依附论者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投资不会发展工业，即使能赢利也不会发展工业，因为他们害怕这会引起与本国工业资本的竞争；西方国家总是倾向于使用权力来防止任何工业化；西方国家能操纵拉美政府以防止其采取独立政策；一国的统治阶级依赖于与资本主义大国的贸易和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投资这种发展模式，将会丧失形成独立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道路的能力。依附理论对人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认识到了一个现实：拥抱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地摆脱贫穷。 帝国主义与“全球化”帝国主义从霍布森时代的帝国主义变成了“二战”的帝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第三次变迁发生了。 随着德日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的制造业出口只有美国的1/3。到70年代末，与美国持平。美国以军事支出维系了世界经济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德、日两国不能生产武器，但可以更多地投资于工业，以致在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接近美国。随之而来的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增加，国际货币交易量激增，国家政府控制银行系统的能力削弱。这使霍布森、希法亭、列宁所关注的资本输出现象卷土重来。 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崛起。跨国公司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们不是以一体化的国际研发与生产为基础的。自20世纪60、70年代起，跨国公司发生了变化。成功的企业是那些实施国际研发、生产和销售战略的公司。 国家、资本与“全球化”金融、市场和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人们做出简单化的判断：认为国家作为经济行为体即将消失，新的多国世界资本家阶级正在出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没有认识到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的持续的相互联系。 大型跨国公司的销售和投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母国内部进行。在《财富》100强中，40个公司将其50%或以上的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只有18个公司的大部分资产在国外。同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是由特定国家的资本家来控制的。不论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国籍为何国，民族国家仍然可以对在本国领土上经营的企业的赢利施加巨大的影响。它控制着税收和政府支出，两项措施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国家对特定企业开放的可能性。国家通过影响国有银行，进而影响企业的清偿能力和借贷的利息率。政府制订的公司法和劳动法影响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与其工人之间的平衡。政府与其他国家达成开放市场的贸易谈判，保证其他国家承诺为新发明与新发现的知识产权付费。政府有能力保护企业免遭破产的命运，垄断抵御其他国家进攻的武装力量。这些职能不会随着金融、市场和生产体系的国际化而消失或减弱。 1993年《财富》100强中的大企业都是先前或现在的美国计算机、半导体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都从享受优惠政策的防务合同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另外，所有主要电信企业都依赖于政府采购和颁发许可证以及政府与国际财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国家决策对大企业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论政府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承诺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置于市场的支配之下，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影响市场的决策。大型跨国公司也不能不影响这一决策和受这一决策的影响。 美国：霸权、军事力量与第二次冷战全球化趋势开始于美国遭受20世纪最严重的军事挫折期间，即越南战争期间。战争结束后美国不得不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削减军费开支。 美国将中国变成制衡苏联的祛码，使用武力妨碍阿拉伯人在1973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取胜，将埃及纳入美国的阵营，帮助镇压智利和阿根廷的左翼，与欧洲社民党合作遏制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但美国霸权此后经历了三大震荡：1979年爆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外交官被扣留为人质；桑地诺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亲美独裁政权，建立了反帝政权，鼓舞了邻国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扶植亲苏政权。此前，另一次为期5年的国际经济衰退增加了日本立足本土、挑战美国资本主义的能力。日本汽车企业开始挤占美国福特、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份额，美国第三大汽车企业克莱斯勒在政府的援助之下才免于破产的命运。 这些事件使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雪上加霜，不能重振，这推动美国领导人拥抱一种新的战略。它标志着向与苏联对抗的“冷战帝国主义”战略回归。这种战略的内容有：扭转10年来军费开支下降的局面，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为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高水平的军备、后勤支援和招募军队方面的帮助；组织恐怖主义力量破坏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政府；向右翼政府军提供军事基金和培训，以镇压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利用增加的冷战紧张迫使欧洲各国政府接受新一代的美国武器，支持美国的战略和经济目的；利用石油价格波动造成的金融动荡和新兴工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给世界银行体系造成的威胁，重新确定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新冷战”是军事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不仅为对外投资或贸易的利润所驱动，也不只是为它给予军火承包商的红利所驱动。不同的因素形成了一种循环：经济为军费开支推动而呈现出总体增长，大公司开发为军事所资助的新技术，打开新市场、并增加对海外经济资产的控制，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使美国经济自1982年起开始增长，并在联邦储备银行削减利率的帮助下持续增长，甚至是在1987年10月世界股票市场全面下跌之后也保持着增长的势头。随着工业的重组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利润率得到了恢复。美国经济的进步伴随着战略方面的胜利。赶超美国的代价使苏联分崩离析。面对群众的骚乱，它不得不于1989年放弃对东欧的控制，自身也于1991年解体。美国看起来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经济也得以重新振兴。 《美国新世纪计划》新保守主义者通过美国新世纪计划和传统基金会等思想库及其报纸《旗帜周刊》等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其出发点是：在大规模增加防务开支的基础上回归里根时期的政策，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中国、塞尔维亚、伊朗、伊拉克、北朝鲜“独裁政权”的威胁，这是防止美国权力衰落的惟一途径。美国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的胜利后，面临着失去机遇、输掉挑战的危险。 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切尼等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美国2000年选举中起了主导性作用。由于经济的衰退和“9·11”后恐怖主义恐慌，他们的主张得以在国会和政府中推行而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们推动军费开支的增加、新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同时削减富人的税负。他们主张显示美国的力量规模、左右美国公众关于战争的舆论、增加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影响。这导致了美国政策的急剧转向。这与克林顿执政的第二任期政策保持着连续性，但“9·11”事件使其由量变转为质变。 新帝国主义与美国今天的经济当2001年经济衰退来临时，国外资金仍然在流入美国，股票价格跌落了一半左右。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动荡时期，美国似乎成为投资最为安全的地方，尽管它的利润率很低。但是，在1/4世纪里，金融、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国际流动使美国资本主义易受国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大型跨国公司需要美国制订某种政策以控制这些事件的态势。新保守主义阴谋集团的新帝国主义就是要提供这种政策。 不仅如此，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02年达到了3960亿美元，比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总和还多。但它远远小于每年国外的流入资金量即大约5000亿美元。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中说：“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比其防务开支高出50%……世界其他国家间接地为美国动用武力支付费用。” 在流入美国的资金中亚洲资本最多占了大约40%（其中一半的资金来源于日本）；其次是欧洲，占了1/5强（其中不到一半的资金来源于欧元区）。亚洲和欧洲并不知晓正是自己借给美国的钱使美国得以保持全球军事优势。这种优势使美国成为危机期间东亚及其他地方投资者的安全避风港，鼓励它们的政府大量持有美元，美国企业和个人以之从世界其他地方买进更多的东西。正是这种恶性循环使美国资本主义得以延续。 新保守主义增强军力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个循环更加有利于美国。增加军费开支和削减富人的税负旨在将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拉出来，如同20年前里根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做法。而且，增强军事能力将确保世界其他国家接受有利于美国公司的政策，包括：接受对于美国软件公司、药品公司十分重要的有关专利和知识产权的规定，代表美国利益的全球石油定价，继续进行由美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军火贸易和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美国文件《2020年远景》将美国的军事努力和“几个世纪以前各国建立海军以保护和增强商业”相类比。 单是贸易收益将不会使美国统治阶级增加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增加还能够使美国从经济衰退之中恢复过来，军事支出又能刺激计算机、软件和航空公司的技术进步，增强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会展示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导致更多投资流入美国。这个战略使美国相信：使用军事力量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远远不只是弥补自身在市场竞争中领先地位的缺失。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就提供了一个美国炫耀武力的机会，也增强了它对于世界头号燃料产地的控制。 战争是美国借用军事力量以弥补经济衰落的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通过IMF、世界银行和WTO推行的政策，迫使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支付美国的赤字、包括因高额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赤字。但新保守主义阴谋集团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美国资本需要控制世界，同时单凭军事力量又难以奏效。 竞争的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美国政策的基础是认识到不同国家的资本有着相互的分歧与矛盾。资本越是进行国际化运作和试图控制国境线以外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就会变得越发重要。90年前，考茨基由于没有看到这点而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今天，那些声称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消灭了冲突的人、那些谈论“帝国”（empier）而不是帝国主义（impeiralism）的人，也没有看清这一问题。 当繁荣突然出现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容易被人们模糊化；当全球市场增长放慢、利润率下降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集团试图以国家来保护自身的国际利益，与采取同一策略的其他集团相互冲突。 战争、剥削与第三世界如果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它们在第三世界发动战争，那么，它们对那里的人民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也是灭绝人性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放弃了“独立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原来支持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了本国经济，拥抱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那些曾经呼吁国内各个阶级团结起来实现国家独立发展的国家现在转而成为与跨国公司、世界金融体系合作的热情拥护者。合作可以使这些国家的一部分资本加入多国联盟，使一部分人成为发达国家的股东和证券持有者。 其结果从今天的拉美、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可以看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人均国民收入急转直下；今天的中东，人均国民收入比20年前还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对贫困在蔓延。 在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把“双刃剑”。那些饱尝剥削、压迫和腐败之苦的人开始以民族主义反对他们最为痛恨的本国统治阶级。本国统治阶级被看作民族主义的叛徒，大众生活条件的下降是他们屈从帝国主义压力的结果。左翼民族主义成为一股潮流，它认为国家可以并应该得到改革以消除外国的影响，重新确立能够代表民族利益的共同体。 美帝国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其核心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变本加厉的剥削和第三世界的贫困化克服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利润率和竞争力所面临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