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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历史的动力——回顾20世纪的经验教训
哈曼（Chris Harman）
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20世纪是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是战争与屠杀的世纪，是人类史上最暴力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是规模最大的野蛮史。几千万人在两次大战中死掉，在纳粹集中营死掉，在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群岛死掉，在越战、在横扫非洲、高加索、中美洲和巴尔干半岛的内战中死掉。历史学家之间或许要争辩，20世纪在绝对的幅度上是否最为暴力的一个世纪。
但其中最为可惜的却是，20世纪虽是人类史上物质上最丰盛的一个世纪，应该能让每个人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本来可以不患饥饿、不患病痛。广泛的机械化令人类有机会脱离担负了上万年的苦役。可是，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技术被用作空前大规模的杀戮等等灭绝人性的凶残行动。
活在1890年代的人，不曾想过事情会是这样。对进步的崇拜挂帅，甚至也影响到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从伯恩斯坦与罗莎·卢森堡就改良还是革命所进行的大辩论里，可见一斑。
伯恩斯坦相信，由资本主义驱动的技术革命，将会令人类生活有改善，以致令资本主义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
卢森堡把伯恩斯坦之认为危机和战争已经成为过去的这种见解驳得体无完肤，但她亦要俟至第一次大战降临欧洲，才回到恩格斯首先提出的公式：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恩格斯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阶级斗争在一个社会之内临界到某一点，新的阶级要是不能取得胜到，文明便会退回到野蛮主义。
所谓「野蛮主义」，是指文明的基本运作——文学、文化、改善生活水准——将受到破坏，届时，社会将如罗马帝国之崩溃而倒退。
可是20世纪也不光是人民受难的历史。20世纪也是人民回击的历史。
在20世纪里，资本主义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全球的制度。在20世纪伊始，全世界约有10亿人口，而其中在工业工作的人约有5千万至1亿人不等，世界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到了20世纪末，全球人口约60亿，其中约有20亿人是工人。各国人民依赖通过市场购买衣食住行所需。
要把20世纪的历史看成是战争和经济危机史并不难，但是统治阶级用以发动战争、发动工业化及全球化的资源，又是来自哪里的呢？
在20世纪的初期，这些资源主要是来自于对农民的剥削；而现在，则主要来自对世界各地的受薪劳工。所以，人们需要放眼在劳工和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才能理解全球制度。
从最基本来说，要问：为什么资本家要发动战争？他们是为了利润而发动战争。利润来自于对劳动的剥削。驱使资本家投到战争的程度，视乎对劳动剥削的逻辑。不过，工人的反应，也是这个制度的动力之一。
20世纪的重要时刻，就是工人为了争取较佳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导至为大型冲突的关键时刻。这些冲突，就为下一个时期的发展奠定基础。
因而，从1910-1914年，在崭新的大型产业间发生有斗争的浪潮——在美国，有「面包与玫瑰」的罢工潮；在法国、德国、英国，以至俄国，都有广泛的罢工浪潮和人民兴起。但工人的兴起屈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了。
接着，在1917年俄国革命里，斗争卷土重来；接踵而至的，是两大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在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当前崩溃了。
在1920年的意大利，斗争高涨。斗争的浪潮蔓延至1926年的英国，发生大量占领工厂和总罢工。
在德国，发生了1923的革命失败。就是这宗事件，才能让人理解希特拉在1933年获得政权的土壤。
若把上述种种斗争从历史中抹掉，那么历史就会教人费解。
这也是失望的历史，意味到经济衰落。在大衰退时代，产生工人此起彼落的大型抗争——1931年、1934年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法国的占领工厂，及1934-1937年首次在美国兴起的群众性工会主义。
工人群众的实况，不仅是工人状况史的关键，也是20世纪史的关键。这个阶级在30年前、50年前，以至80年前已经显示出它对资本出击的能力；并且，在俄国这个重要例子中，显示出它能从资本的手中夺过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控制权。
在其它事例里——1920年的意大利、1936年的法国、1956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和1980年的波兰——工人阶级令统治阶级陷入恐慌。
就在20世纪之末，我们面临有两种选择。历史学家艾力·霍布斯鲍在《极端时代》中精警的把这两种选择排列开来：「我们活着的世界，被资本主义发展中庞大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进程所俘掳，连根拔起，颠倒错置……未来不会是过去的延续；有征兆显示，我们已临至历史的一个危机点。由科技经济引动的力量，已足以把生态环境破坏，也就是说，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破坏……人类若要有一个可识辨的未来，便不能让过去和现在延长下去……失败的代价，也就是说，无法为改变社会而找出另类出路的代价，将会是黑暗。」
霍布斯鲍提出了诊断，可是却无提出疗法。对于工人之作为一个阶级，在20世纪里一再提出另类的出路——虽然这个另类出路又往往被盗窃去——霍布斯鲍并没有掌握得到。这便是20世纪的历史：人民忽然开始感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改变的可能性。
过去20年这段时期，可被看为「工人权力偏斜」的时期。新冒起的工人斗争令许多重要国家震撼不已。在1979年，石油工人登上斗争场地，把伊朗沙哈王朝推翻。1980-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把晚期斯大林派国家的极权伪装剌破。1995年在法国，是工人把保守的政府震撼，是工人令国会得到空前的多数，是工人的斗争令法国——及整个欧洲——的政治从此改观。
可是，工人在这些事件里俱不是受惠人。
在伊朗，得益者是团聚在霍梅尼周围的资产阶级。在东欧，得益者是那些跑到市场及他们自己那套版本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旧有统治阶级。在法国，受惠者是若斯潘重复生机的社会民主主义。
工人部署的权力是真实不虚的，但弱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
新阶级的发展，是在旧有统治阶级操纵下的社会原有的思想和价值系统之内进行的。唯有处身其间的条件把他们驱上斗争之路，他们才能在斗争中发展出崭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实时地，或全体一致地同时摒弃旧有的方式。这当中有「觉悟的冲突」。
阶级中清晰地看到该怎么办的部份，需要和仍然体现着旧有方式的那部份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辩。这便需要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革命组织看到工人是能够对制度作出挑战，并且在大冲突发生之前把工人争取过来。
在21世纪的斗争里，我们要为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而战斗。
（史丹译自2000年1月21日的《社会主义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