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 （1996年冬） 来源：《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53页。周文海 译 王列 校。
说明：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1996年第73期冬季号。 全球化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正统观念之一。这个词屡屡出现于财政记录和公司报告中，可以在从约翰·雷德伍德到托尼·布莱尔的几乎所有主流政治家们的演说中听到，在公司的业务往来和工厂的车间工会代表会议上也是很流行的。含义通常是指世界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政府和工人实际上都同样没有能力去对抗它。 这种新阶段被认为是由生产和市场的不断国际化带来的。据说，面对“全球竞争”，企业将比从前更多地依赖于它们的产品销往海外的能力。只有在它们成为跨国企业、能够在世界规模上组织自己的生产而忽略国家界限的前提下，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它们就能够摆脱民族国家或某一国家内部发生的工人运动的控制。它们可以自由地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从而挫败工人们利用工会行动来捍卫工资和自身地位的企图。 这一关于全球化的共识，通常是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明确表达出来的。他们坚持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将排除一切通过凯恩斯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来控制世界体系的企图，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他们声称，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只能导致一种落后的封闭经济。但是，被排除在外的远不只是那些广泛深远的变迁，最温和的改革也不例外——如比中间值的三分之一略多一些的最低工资线，迸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试图保住工作以抵抗经济衰退的毁灭性影响。如果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太强硬的话，那么公司将可以立即收拾行李，移师他处。如果政府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革，那么新的投资将流向世界上更有利可图的地方。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精心制订一些政策，它们将使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而花费的成本更低，或者能使某个政府在保证获利上压过其他政府。 这些言论和主张，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富人和老百姓之间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所作的辩解提供了论据。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富人们因其具有稀缺的技能而受到“奖励”，而工人们则由于其拥有的劳动技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容易被替代，因而获得较低的报酬。但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不止于此，它还有着更广泛的反响。革命的左派和极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都曾作出过反应。《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前任编辑奈杰尔·哈里斯在十多年前就写道： ……单一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其每一技能等级的劳动力价格都在趋于一致，而不管国家发达还是不发达……这意思是说，不同国家的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前提下向雇主提供最低的价格。工会影响这种交易的能力……在世界上几乎根本不存在。[1]
更近一些时候，英国保守党的右翼灾星、亿万富翁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在英国一家周刊《论坛报》上的一篇访问记中谈到： 某些事造成了失业，但那并不是高科技，高科技只是一般的借口而已。你所面临的是生产向海外大规模的转移……世界体系出钱让公司的业主关闭工厂，让所有人离开工作，然后移师海外。这样的事情正在全球发生。它覆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现在为数不多，但它们正快速地向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流动。[2]
关于全球化的共识巳经变得如此地强烈，那些仍然想对世界体系的逻辑提出挑战的人因而常常被当作开历史倒车的人。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我们必须介入的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摆脱大多数主流思想的约束，开始注重国际资本主义势力。 然而，除了那些想说全球化这一皇帝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左翼革命者外，还有一些人也发表了不同看法。美国激进的经济学家戴维·戈登八年前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对关于全球化的共识提出了质疑。近来，学院派的改良主义者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曼、W.鲁伊格罗克和R.范图尔德，也都对全球化的论点提出了正面质疑。[3]他们的实际结论大部分与我们的大相径庭。然而，他们提出的对全球化的质疑，值得我们去认真考察，因为他们确实在全球化共识的一些主要论点中发现了漏洞，尽管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用什么去填充这些漏洞。 反驳反对者的核心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正统观念也许是从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开始的，似是其中有些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正统观念进而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解释世界经济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企业行为，它们的世界经济观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实际生活存在差异。全球化正统观念的拥护者常常将“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事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从中世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4]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在1821年就坚持认为，国家不应该通过干预投资来保护就业，因为“如果不允许资本去获得在这里使用机器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纯收益的话，资本将会被挪往国外”，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大降低"。[5]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世界体系时所用的术语，可能与今天把全球竞争视为一种崭新的升始的那些人使用的术语极为相似。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 19世纪下半叶，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奄无疑问与过去30年中的发展一样巨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贸易额增长了900%——1870年到191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与此同时，世界财政也有巨大的增长，因为财政体系是建立在国际黄金自由流动的基础上的。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将近一半的投资流向了海外，英国那时仍然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7] 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只是大致相同而已，而政府插手去干预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却比那时要多得多。出口量在1960年到199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在世界总产量中已占大约20%，但这说明占总产量80%的产品仍然是为生产国的国内市场而生产的。 国际贸易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得比19世纪下半叶快——以约9.9%的年增长率发展直至1973年——但近期却不是这样。在过去的15年中，发达国家的三个主要成员——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进出口份额在总产量中保持了或多或少的固定比重。[8]事实上，国际贸易的扩展始终都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例外，相反，在1914年之后的30多年中它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倒是个例外。如果1913年的国际贸易额为100的话，那么1920—1925年它跌到82；到1931—1935年它仅升至93；直到1948年，它才升到103，刚刚超过1913年水平。 那些年国际贸易的衰落伴随着金本位的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两次崩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种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既以黄金又以美元为基础，并且依赖政府去努力固定汇率。由于这一体系在70年代初也崩溃了，在与其他货币的相互联系中，各种货币的价值自此自由“浮动”，但是政府（中央银行）通过干预买卖货币来施加巨大的影响。结果是，货币水平极大地取决于政府（或中央银行）间的协商，远远超过对单纯的市场力量的依赖。正如曼所说：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约达75%，这说明外国资本并不完全是国际性流动的……不同国家之间实际利率的差距与它们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差距大致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资本究竟是否比1914年之前更具有跨国性是值得怀疑的，欧盟的特殊情况除外。[9]
比贸易增长更重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增长速度是贸易增长速度的4倍，从那以后，一直是它的2倍。[10]“全球化”正统观念的许多表面上看令人信服的地方正是源自于此。它使这种正统性能够描绘出一幅图画：资本跨越国界平稳地流动，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大的利益，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生产设备在全球各地趋于一致。 事实上，真正的资本定位图却与此大不相同。几乎所有大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在一个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分散到别的国家。在《幸福》公布的1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40家将它们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但仅有18家将它们的主要资产放在海外，仅有19家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国外。[11]更有甚者，那些少数的以这种方式国际化了的跨国公司，通常是那些建立在小的欧洲国家——瑞士、荷兰、瑞典的公司，而这种“国际化”通常采用在邻近的工业地区投资的方式（荷兰资本面向英国和德国，瑞士资本面向德国和法国的邻近地区，等等）。它常常更多地涉及的是资本的“地区化”，而不是国际化。 最大的跨国公司并不是在全球均衡地投资。大多数的贸易和投资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是在美国，27%在西欧。在全球海外投资总额中，75%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10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了16.5%的份额，而剩下的其他国家仅占8.5%。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均匀的“全球”投资竞技场，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实际上被划在有关投资范围的地图之外。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所指出的： 由于公司利用新技术的力量建立跨越国界、互相直接联系的活动体系，它们日益集中在那些为收回它们的投资提供最大潜能的地区。此外，在不断增加的核心工业部门中，竞争的基础正转向强调产品的质量，而不是仅看重成本。那些能够提供熟练工人和高效基础设施的地方，日益成为对新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12]
而且，一个国家公司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本国和毗邻的国家，下表为主要跨国公司1992—1993年的情况：
美国跨国公司的资产主要集中在本国，日本公司的资产绝大多数也集中于本国。至于欧洲大国，如果把“海外”资产的主要集聚地计算在内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法国31%的制造业资产和35%的服务业资产分布在别的欧洲国家，在可以被称为法国“本土”地区的欧盟，制造业和服务业资产累计数字已分别达到86%和85%。德国和意大利公司的资产分布没有统计数字，但对其行为的调查表明，它们趋向于像法国一样走“地区性”的道路。[14] 这份图表中关于欧洲部分的结果，得到了1990年对“200家欧洲大公司的顶层管理者”调查的证实。调查表明，他们“计划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所有生产的93%放在欧洲进行，80%的原料从欧洲供应商处购买，83%的产品销给欧洲客户”[15]。赫斯特和汤普森解释说： 在日本和美国，资产极度集中于本国是显而易见的……跨国公司仍然把“本国基地”当作它们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不在意有关全球化的任何推测。[16]
这张图表有关欧洲跨国公司的部分略微有些不清楚，因为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在邻近的欧洲国家投资，但如果把欧盟作为“本地区”对待的话，集中的程度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相抗衡。英国的跨国公司是个例外，它们20%以上的资产在美国，这一数字接近在欧洲大陆的水平。然而，这两者比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投入资产的总和都要高（包括被称为“亚洲虎”的国家和地区）。 这种状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也许并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诸如北美、日本和欧洲等先进的工业国家内部的地区一体化。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一词将由“地区化”所代替。[17] 跨国公司全球化“常识”强调跨国公司的持续增长，认为它们漫游世界，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为投资寻找最廉价的地方。 由于这一认识是从许多重要产业的真正发展情况出发的，它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是真实的，它不会被上面举出的贸易和投资的有关数据轻易地驳倒。1914年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水平高于今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生产组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同样是10亿英镑的总投资，它也许表示对100家相互竞争的工厂的投资，也许表示对一个企业集团——各个企业分别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部分——的投资。 事实上，上一世纪的生产还是发生了原始的投资数据体现不出来的某种变化。直到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工业仍由大量的小生产单位组成。到上个世纪未开始发生变化，生产集中在各主要国家的托拉斯和企业集团手中，它们开始从外国竞争对手手中争夺世界市场。但是，制造业生产的国际一体化几乎还没有形成，早期的跨国公司往往或是为西方的制造业从第三世界榨取原材料（如联合利华或石油公司），或是拥有生产完全当地化的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如福特）。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完全保持着这种状况，即有少量全国性公司（即便有些归外国所有），它们常常紧紧地依赖国家，控制着各自国家内部每一重要的工业部门。但那时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形成。产业以跨国方式进行重组，它往往与新一轮欧洲跨国公司的兴起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之后的产业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 但是，把这些视为（像本世纪初的资本全国性集中一样的）开创资本主义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成就，与接受全球化正统观念并不是一回事。尽管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写作的风格极端地学院化，但还是比赫斯特和汤普森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注意到重要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同时又坚持认为，这些变化并不能导致全球化正统观念所得出的那些结论。 他们指出，为对付国际竞争的增长而进行的生产的合理化，并不意味着所有或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体化的生产工序——即所谓的“全球装配线"。[18]不同的跨国公司对于重组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建立全球装配线只是一种特殊的反应，它并不是最常见的。为此进行的许多尝试都没有奏效。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似乎确实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那时它们首次开始讨论“世界汽车”。但是这一思想没有得以实现，而两个公司继续在欧洲的生产线上，用完全不同的部件，生产出与北美生产线上所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汽车。 戈登八年前就指出，有关美国跨国公司的数字并不支持下述说法，即总体说来，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的部件： 1966年，公司内部的贸易额，包括美国母公司从美国跨国公司的控股海外分公司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8%。到1982年，这一比例几乎没有增长，仅升至17.1%。
更富戏剧性的是，1966年，在美国制造业进口总额中，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为75%。到1977年，这一百分比已降至58%。到1983年，它进一步降到46.3%。 同样，在由控制海外零件装配的关税条例所约制的美国进口中，进口总值中海外附加值部分所占的比例，1966年为51.7%，而1979年为50.9%，说明来自海外工厂的附加值比例没有提高。[19] 他指出，“即便在第三世界，美国跨国公司在制造业上投资的目的也主要是销往国内的产品生产，而不是为出口……”[20]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电子工业似乎比其他行业更适宜于作为全球装配线方法的范例，它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生产集成电路块和其他部件，而在另一些国家装配，最终销往先进国家。但是，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这种趋势在80年代中期有所倒退： 随着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装配工作量变得越来越少……这些变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因此也减少了在第三世界生产与发达国家把半自动化装配线和组装芯片联合在一起建厂的那种经济结构相比的吸引力。尽管第三世界的工厂似乎并未被放弃，但看起来在先进国家建立新的装配厂更为有利……半导体生产的许多地理布局特征与跨国公司普遍具有的陈旧的选址战略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并不一致。[21]
事实上，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较少依靠全球装配线，而更多地依赖原有的把投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及其邻国的方法，依靠单纯的投资、研究和开发以及生产的规模来保持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优势，不管这些公闵是一国的还是跨国的公司。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波音公司逐渐统治了民用飞机的国际市场，日本汽车公司嬴得了它们巨大的出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丰田和尼桑才开始了重大的海外投资），韩国的造船X业逐渐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了巨大的份额。戈登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的收益已经来自资本高度集约的工业，如钢铁、造船、化工，近些年则是来自汽车工业。取得这些巨大进展的关键是国家大量的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显著的提高。”[22] 第三种方式正日益受到重视。它屏弃了那种把生产主要设置在民族国家内的做法，又没有转向“全球装配线”的陈规旧习。原先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公司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以获得出口上的成功而在当地建立工厂。它们开始可能只是“螺丝刀工厂”，即专门组装从跨国公司本国进口的部件。但是后来逐渐转向由当地的公司提供部件。这些公司有效地成为跨国公司在所在国的卫星公司，它们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与当地的或地区性的竞争者斗争。这种模式，按照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的观点，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而是全球的当地化。 这种战略对于有关的公司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使它们对当地市场的影响能够远远超过其投资本身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实际上为了实现自己的竞争目标而动员了当地供应商的资本。它本身花费的资本可能大大低于在“全球装配线”方式下所花费的资本。它还能使公司大幅度削减为当地工厂提供零部件所需的费用一这就是在“外购”的名义下，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和欧洲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23]三星公司苏格兰子公司的总经理解释说： 三星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开始时30%左右的资产由韩国的母公司提供。其余部分由当地提供……三星公司有雄心使其欧洲业务自给自足。
将产品从韩国运去需要40—50天的时间。供应渠道的反应快慢对于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供应渠道也是我们成本中最大的构成要素。[24] 工资并非三星公司在何处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它的平均小时工资，从马来西亚的3美元、韩国和苏格兰的10美元以及巴塞罗那的13美元到柏林的27美元不等。[25]采用这种“丰田式”或“全球地方化”方式的跨国公司，其行为方式与确信全球装配线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全球化共识所设想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 首先，采用这种方式的跨国公司，与那些每一项特定投资都只是其世界范围生产链中很小一部分的公司相比，可能对转移任何单独的投资项目都不太感兴趣，因为这种投资能够把当地供应商的附加资本与本公司联系在一起。第二，一个跨国公司如果采取“全球装配线”的方式，就会去反对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贸易保护的努力，因为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会打乱它们的全球核算。而作为“当地的”生产者，“丰田式”跨国公司可以不在乎它们设有子公司的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有时，甚至将其作为避开以他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的竞争的一种方式而欢迎这种保护措施。例如，日本和韩国在英国投资的公司因此就并不害怕欧盟采取限制它们出口的保护主义措施。相反，一旦在这里建立公司，它们就能够感到它们将完全能从这些措施中获益，因为这些措施不会打击作为“当地生产者”的它们，而将打击其他的外国竞争者。 全球化正统观念无法区分跨国公司对不断加剧的竞争作出反应的不同方式，因为它假定，世界规模的创新进展，总是要求有世界规模的生产一体化与之相对应。但这决不总是正确的。 无法获得那些只能为世界上少数大消费者得到的研究和开发新成果，这对某些国家的公司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旧的东方集团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努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机会接近美国和日本开发的许多新技术（尤其在诸如微电子和计算机之类的领域），它们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全球装配线并不是利用所有新技术所必需的前提条件。通常所需要的只是，在继续将生产集中于某一地方的同时，全国性和地区性工业必须与全球革新中心保持联系。一个跨国公司也许必须花费巨大的金额用于研究和开发，以致只有当它尽可能地在世界各地生产时，才能收回这笔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建立一种世界规模的一体化生产程序。如果它把新技术同时应用于它在世界各地彼此独立的其他领域的业务中，它同样能支付它的费用。[26] 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原来曾以“全球装配线”模式运行的公司，已经转向其他方式。石油工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一行业被臭名昭著的七大石油公司统治已有数十年的历史，那些跨国公司力图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从将石油从地下抽出来一直到把汽油注入汽车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在石油生产国政府要求接管油田和建立炼油厂以及像法国的Elf和意大利的AGIP等国家石油公司兴起的冲击下，它们已经被迫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它们的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七大公司已经受到损害。即使它们不再直接拥有油田和炼油厂，也能利用自己在全球调动资源和技术的能力，继续控制它们的经营活动，并获得可观的利润。 全球化的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进展。但他们却经常用日本汽车公司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持他们的理论，而这些公司所使用的恰恰是上述方式。他们还经常提到“灵活生产”特征，例如意大利部分针织行业，提到“即时”生产方式，他们把这两种东西视为全球化的典型范例。尽管正如曼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两者意味着当地化或地区性生产，而不是全球性生产。[27] 跨国公司与资本转移全球化常识的核心原则是，跨国公司可以随时把资本转移走，这样就使政府试图控制跨国公司以及工人想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受到挫折。这一主张包含着一种对不同种类的资本的根本混淆，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企业要想进行现金的国际性转移是极为容易的，但转移资金与转移生产资本并不是一回事。 生产资本由工厂、机器、矿藏、码头和办公室等组成，这一切需要多年的建设，而无法简单地收拾起来运走。有时一个公司能把机器和设备运走，但这通常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且在它能在别处运转起来之前，公司必须招收和培训足够的熟练劳动力。在过渡期间，不仅老厂房上的投资必须被注销，而且投资于机器上的部分也没有回报。 而且，几乎没有哪种生产过程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依赖外界的供给，并且与销售网络相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建立一个汽车厂，它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螺母和嫘栓、恰当品质的钢材、具有良好训练水准的劳动力、可靠的电力和水源供应、值得信赖的金融系统、友好的银行家以及能将其生产出的成品运送出去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它必须劝说其他人——其他的公司或政府——为它们提供这些东西，而汇集它们的过程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讨价还价，包括不断摸索和作出预期规划。跨国公司不会只是因为劳动力稍便宜一些或政府稍微更合作一些，就抛弃这些资产而期望在数千里之外的地方重新找回它们。这样的转移费时费力，而且需要注销当前的“已投入成本”。生产资本根本无法随意流动。 实际上，大多数资本主义企业不仅是按照市场计算去操作，而且也依赖它们与其他企业建立的长期的买卖关系。否则它们将生活在持续的担忧之中，担心市场条件的某种变化会使它们的供应商转而将商品卖往他处，或者那些运送和零售它们产品的人突然对它们失去兴趣。它们综合运用金融剌激、商业优惠和个人交往等方法，试图“锁定”这些公司。 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强调这一点，他们坚持认为生产并不在单独的公司里进行，而是在“工业综合体”中进行，这一事物已经发展数年了，不会轻易地被逐渐瓦解，“既不是单独的公司，也不是国家，而是工业综合体构成了国际性重组的重要核心”。[28] 当然，公司确实在变换它们工厂的地点，未来的投资与过去的投资并不总是在同一地点。重组经常涉及关闭旧工厂和开设新工厂。但是这种决定从不会轻易作出，并且总会导致付出一些代价。由于这个原因，重组中的公司通常更喜欢“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地从旧工厂转移到新工厂，使原有的供销网络保持完好，减少周围“综合体”的紊乱。 失业和资本转移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把资本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一直是造成发达国家失业率日益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几乎得不到事实的印证。当然，的确有许多人失去工作。但是对一些特殊情况——如英国航空公司将其部分计算工作移往印度——的宣传，将不会使任何人相信这是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毕竟，即使在英国航空公司内部，自私有化以来失业人数总和已达到17000人；而公司在印度雇用的计算机操作员只有130人。[29]其余16870人失去工作的背后一定另有原因。 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当然不是以损失发达国家工作职位为代价而在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恰恰相反，如上面所述——跨国公司大部分的直接对外投资是在先进的工业国家。跨国公司发现这些国家是最有利的投资国家，其原因很简单：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要略高于在发达国家中相应的回报率；到1985年，美国在较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已降至其在发达国家中水平的三分之二。[30]
而且，那些经历了最大的投资浪潮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并不是那些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因此，当最穷的大洲——非洲——停滞不前并经历了资本外流的时候，那些工资相对较高的国家，如韩国（平均水平仅比英国略低一点），却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一些相对来说低技能的工业，如廉价的纺织品、鞋类、服装和基本日用品（那种在“一镑货”商店销售的东西）的生产，大量涌向低工资经济的印度，尤其是中国。但高级纺织品和鞋类、白色商品（电冰箱、炊事用具等）、汽车、飞机、机械工具等的生产却仍然集中在先进国家，同时，甚至电子类产品的生产也有移回先进国家的趋势。 1982年到1992年之间，先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总进口，已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增长到约2%。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解释先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存在着从6%到20%不等的失业率。在过去20年中，数千万失去职位的人中最多有几十万可以直接归咎于进口产品取代了国内产品。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过去的20年中，失业并没有打击那些受到进口产品竞争的工业。特别是，在几乎所有产业中，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都下降了。遭受失业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较少或没有进口渗透的行业——建筑、报纸印刷、码头工作、国内服务、邮政和电讯、废物处理，等等。在这些行业中失去工作只能归咎于公司为了增加利润而削减成本，以及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周期性经济衰退。 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失业状况的两项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一项研究考察了1972年到1980年间制造业就业情况的变化。它发现，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1.5%，而对外贸易的变化则导致了制造业就业率增长了2.1%。另一项研究表明，1973年至1980年期间，失业中20%直接归因于进口的冲击，64%则是由于美国经济中缺乏需求。[31]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导致了先进国家的大量失业，声称它们已经导致“整个发达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20%”。[32]但是，连他也没有直接指责进口替代了工作，相反，认为进口间接地减少了工作岗位，推动公司发展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以便继续赢利和保持竞争力。换言之，正是合理化在消灭工作上起了主要作用，而不是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或资本流向低工资国家。 跨国公司和国家全球化论点认为，资本越来越不需要民族国家的帮助。赫斯特和汤普森、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各跨国公司继续依赖于“国家基础”，依赖于国家在民族基础上的运作。 1．首先，正如我们所见，大多数跨国公司继续把它们的绝大部分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至少集中在一个国家及其近邻。 2．即使是流向先进国家以外“劳动力廉价”的地方的投资，也不是完全与母国政府的活动无关。赫斯特和汤普森指出，那些主要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把它们在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和销售，集中在那些本国能施加影响的特定地区。因此，德国资本流向东欧；法国资本流向中非、西非和北非；美国流向拉丁美洲国家；日本流向太平洋地区，等等。“对外直接投资联系的范围，是在某个……强国及其成群的‘附属’国家之间，而不是在这些附属国家本身之间。”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说，至少十大“最主要的核心公司”已经使它们的国际化“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殖民统治的地缘政治学模式”。 3．即使那些生产已经国际化的地方，研究和开发仍集中在本国基地。因此，即使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来自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公司——也“仍然在母国从事它们大部分的研究和开发”。对于瑞士公司，这一比例为2／3；对于瑞典20家大跨国公司，该比例为75%。帕特尔和帕维特在考察专利应用的基础上，对技术全球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的技术活动集中于他们的母国”。[33] 4．在许多核心公司的创立和维持中，国家继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93年《幸福》公布的100家最大的公司中，至少有20家在过去的15年中，如果不是由于它们各自政府的挽救，根本无法作为独立的公司保存下来。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80年代初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钢铁公司以及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
最近，1993年，瑞典政府支持了斯堪的纳维亚Enskilda银行（Wallenberg国际财团的家族银行）和商业恨行，它们是瑞典的两家主要银行，在瑞典许多生产性公司如沃尔沃、爱立信中拥有大量股份。Wallenberg国际财团仅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中就占了40%的份额。[34] 同样，正是韩国政府在1987年大宇公司濒临破产时挽救了它。除此之外，所有主要的电讯公司的重要合同都依赖于政府，依赖于政府与国际财团的讨价还价，正如国防工业的公司当然要依赖政府一样。“在1993年《幸福》100强企业中，所有以往或现在领先的美国计算机、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商，都从特惠的保护性合同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35] 5．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1993年《幸福》公布100强企业中有23家公司是“直接从事石油工业的”[36]——该行业依赖美国的军事霸权来对抗其在中东的业务受到的威胁，这一点尽人皆知，臭名昭著。 为对付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进行的工业重组，绝不意味着公司对国家依赖的终止，它们可以通过国家施加特别的影响。实际上，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能够提高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依靠，正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在一项关于这两者间关系的研究中所坚持的那样： 目前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为了在世界经济中有一席安身之地，国家间和公司间的竞争已变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结果，公司和政府糾缠在一起，政府也认识到，它们对公司所控制的稀缺资源的依赖在不断增加。[37]
因此，对那些在世界各地建立平行的生产单位的“丰田式”的公司来说，如果其在诸如研究和开发之类的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使它们在谈判中占了上风，它们也只能对当地的公司称霸（而不是屈服于来自当地公司的压力）。但是这意味着，要在这些活动能被牢牢控制的地方，即在它们的总部所在国进行这些活动，并且可以依赖该国政府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谈判中保护这些公司的利益。 但对跨国公司来说，并不仅仅是“母国”政府才重要。一旦它们在某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该国政府的政策对它们来说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为它们提供补贴、建立一套合理的税收制度、基础配套设施、培训具备所需技能的劳动力，等等。如果它们不能使政府屈从于它们的意志，它们可能就损失巨大，因此，它们趋向于变得依赖政府，正如政府变得依赖它们一样。这使得政府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国公司，即使它们出于政治原因经常对跨国公司提出其他要求。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所说的： 只有少数公司能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运转。政府，无论是东道国的还是母国的，都在继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也许是荒谬的一和日益重要的角色。[38]
一个无国籍资本的世界？“公司的国籍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英国前工业大臣肯尼思，克拉克早在1988年就作出这样的判断。[39]这一主张已被其他许多全球化论的支持者多次重复过。然而，支持这一论点的感性证据实际上并不充足。今天，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们都的确能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进行谈判，能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在避暑领地上管理他们的公司，当他们从一个度假地转到另一个时，资金也随着从一处挪往另一处。一种被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称为“具有特权的跨国商业文化”的东西，[40]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统治阶级的萌芽正在形成。 但是，任何一个主要跨国公司的控制权都被牢固地掌握在某一国家的资本家手里，如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所证明的那样。1991年，在30家美国“核心”公司中，仅有5家的执行董事会里有一个外国人，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仅有2%是外国人。20家日本大公司中，仅有2家的董事会中各有一个外国人。在15家德国“核心”公司中，仅4家在董事会中有外国人。[41] 即便是股份所有权，也比“全球市场”论所暗示的要更为民族化得多。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指出，几乎没有“核心公司让国外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票”，大多数的日本和韩国公司甚至不想把它们的股票在国外股票市场挂牌上市，而德国股票大多数的海外持有者是在讲德语的瑞士和奥地利。[42]荷兰、瑞典和瑞士的跨国公司由于其民族经济弱小，而被迫将其生产行为国际化，但是“这些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民族特性……它们没有通过在国外股票市场挂牌上市来给自己增色……”，它们“往往在其高级管理层中仅保留少数几个非本国人士……到1994年，仅飞利浦公司有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高级管理层”[43]。 如果公司不鼓励国际性的股票持有和控制，对于某一国家的个人投资者来说，要想在设在别国的跨国公司中投资获利也就不太容易。如《金融时报》的彼得·马丁最近在一篇颂扬“一种同质的全球经济的诞生”的文章中指出： 发现一个当地公司的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总是要比检查总部设在世界另一达的公司的业务容易一些……通货风险就更难防范。一个投资者……会……面临代表其资产的货币与他可能开支花销的货币之间的潜在的不符。[44]
评价这场争论用来反驳“全球化”共识的证据的核心是不容置疑的。体系是国际性的，但它原本如此。公司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生产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能够一俟通知就放弃现有的场所，也不意味着它们总是走向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确实存在着超越国界进行生产重组的趋势，但它并不妨碍跨国公司为在更大的世界里发展而依靠国家和地区基地，它也决不总是意味着建立世界范围的生产线。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它们所支持的体系运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不是说它们与这一体系无关。 然而，曼、赫斯特和汤普森得出的结论在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却是错误的。 首先，他们认为全球化常识的局限性为国家改良主义——或者甚至是地区和全球改良主义的复归留下了空间。因此，曼提出了一种“北欧”方式，通过“需要大量政府经费的高技能、高教育和高技术战略”来对付全球竞争的加剧，这一战略将“导致国家财富的增加”，[45]与此同时，“通过美国、日本和德—欧政府机构的三边安排——这种安排常常体现在西方七国集团这一更大的范围内”，国际稳定有可能得以实现，这种稳定性又使得“现代启蒙的主要特征和世界和平最终有可能得以实现，至少在世界的一部分有可能实现。”[46] 赫斯特和汤普森始终对渐进改革的功效抱有信心，这一点甚至更加明确。他们相信政府通过对传统技术进行略微调整能够给经济带来秩序。他们认为，这些政府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目前的“经济高峰会议”扩展成为系统性合作。只要“三方集团”（美、日、欧）为货币市场和直接投资定下规则，随之而来的“治理”就将给世界体系带来秩序。其他民族国家的政府以及它们国内的省、市政府也将能“达成一致”，在这种一致中，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互相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管理、投资者和公司这些市场关系之中。 这一切只是一场白日梦——将导致反动结论的白日梦。经济高峰会议表明，它没有能够控制世界经济，更不必说使之回到理性的方向。事实上，这些会议是政治交易的场所，在这些会议上，互相对立的政府为与之相关联的那些互相竞争的公司的各自利益的扩展而忙碌。当它们的利益恰好一致时（例如，当它们开始共同开发一些其他国家时），或当它们中最具权威者（美国）成功地威逼别国接受它的霸权时（给其穿上“世界新秩序”的外衣），它们会采取一致的行动。然而，这些会议导致的往往并非是一致的行动，而是一致的丧失，即出现“新的世界无序状态”。经济峰会呼吁加强“治理”，就是要力图使它们有更大的权力，以驱使世界其他国家服从最强大的资本家的利益，在此范围内，力求使美国资本主义取得更大的统治。把“欧洲”当作一个“经济”大国的说法也属无稽之谈。欧洲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彼此竞争的国家相互摩擦的结合体，其资本家间的对抗就像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一样。有时为了瓜分市场，这种对抗变成了联盟，有时则重新陷于争吵，联盟又解体。 当然，巨大的利益迫切要求有一个更加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欧洲，要求在这种一体化中开始欧洲国家的团结。但是这些利益并不希望出现一个由那种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治理”控制的和平、和谐和人道的世界。相反它们坚持建立一个欧洲，在那里，不受限制的资本统治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不受任何选举控制的中央银行的保护。 他们观点中的第二个错误涉及对20世纪的世界体系历史的阐述。如我们所见，赫斯特和汤普森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量的增长数字，而忽略了从一个时期到另一时期生产组织所发生的质的重要变化。他们也没有真正试图要去说明，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衰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与国家日益一体化的趋势，或者如布哈林和列宁所描述的，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 赫斯特和汤普森对这一时期的评价与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们的观点一致。他们把国家干预看作是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运用凯恩斯经济管理的方式为了阻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行动。但是，尽管全球化理论家们认为，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使国家丧失了这种干预权力，赫斯特和汤普森却认为，只要国家去使用，它们就仍然辨有这些权力。 构成这两种立场的基础，是对国家资本主义高潮期间的实际状况的误解。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谈论“经济计划”，把某些产业国有化，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迫使个别资本家作出投资决定。[47]在这一高潮期的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初，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改善和提高，一些作者称这段时期为“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但是，这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既不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发现，当它们把发展经济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经济衰退产生的大量失业和贫困时，它们在发展经济方面就变得极为无能。在有人谈论“全球化”之前很久，曼就非常正确地指出： 改良主义政治家们是否已经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去控制货币和利率，以便随意花钱和进行再分紀，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这么做大部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造成的特定环境中……其他大部分时候，他们似乎已经真正被资本主义正统观念和对资本抽逃及货币浮动的恐惧完全驯服了……我认为……自1929年以来，在英国、德国或西班牙等，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左翼政治经济学已完全崩溃了。我仍然不相信，国际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压力只是在当前时期形成的威胁。实际上，这种压力是始终存在着的。[48]
如曼所指出的，导致这些失败的原因，就改良主义政府而言，不仅仅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实际上，这些政府被改良主义本身的逻辑所限制，这种逻辑包括努力维持体系的运转——这意味着使它们的政策服从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30—70年代间，当它们促进积累和军备竞赛时，政府的干预计划是唯一有效的。当它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改革时，它们是无效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干预的增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更大或更小程度的趋势——与战争准备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战争准备使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受到冲击而不是得到改善。只有当战争准备产生一种非其本意的后果，使经济从不景气转为景气时，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里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才开始有所改善。 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学的观念颠倒了现实，把这种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对这些年评估记录的审查表明，从40年代直到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计划是被用来减缓发展的速度，而不是用来战胜衰退。[49] 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干预的余地更大一些，因为当地的资产阶级相对较弱。并非出自豪门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能够掌握政权，他们为了工业化而推行使当地资本国有化的计划，把自己变成国家资产阶级。在1945年以后的东欧，在中国、越南和古巴，以及诸如阿根廷、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都发生过这种情况。 这些政权的典型的做法是，直接运用国家的权力，在数量上限制与外国资本家的直接联系，每当经济衰退的苗头开始出现时，就把物质产品从“非重点”经济部门转向“重点”经济部门，以此来延长经济繁荣。这些政府谈论计划，并常常把自己说成是某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甚至“王室社会主义”）。但是由于“非重点”部门总是那些涉及到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部分，因此国家干预当然不会去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事实上，这是一种国家使国内经济服从于它所受到的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他部分的军事或市场压力的方式。国家的“自主性”在于它能够确切地挑选它将世界体系的压力施加于本国人民的方式，而不在于能够违背这种压力。 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体系进一步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没有消除上述国家所具有的某些神奇权力，这些权力在使用时仿佛世界体系的其余部分并不存在。相反，这些变化倒是改变了国家在整个世界体系的压力下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积累的最有效方式。 减少国内经济与国外资本的直接联系，使得许多国家在一代人或更多一点的时间里无意中看到了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但现在这已成为一种代价越来越高的选择，因为它限制了接近掌握在世界最大的外国公司手中的新技术的机会。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经济越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增长速度似乎就越快，但到80年代，情况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允许国内资本与世界体系中其他地方的资本直接联系起来——从外国银行借钱，与外国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获得新技术，不断扩大固定设备和零部件进口的范围，为了偿还这一切，这些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 这一切发生时，整个世界经济刚好进入了从1974年开始的新的危机时期。那些在漫长的繁荣时期口头上高喊凯恩斯主义而实际上无需使用这些方法的政府，现在不得不面对衰退，并且发现这些方法并不起作用。 正是在世界危机迅猛地卷土重来时，国家发现它们无法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受世界危机的影响。对于最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即东方集团和部分第三世界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这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50]对改良主义者也起同样的破坏作用，这些改良主义者相信，以凯恩斯主义处方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是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未来之路。在英国，工党政府在1976年夏天就已放弃了这样的处方。六年之后，法国的密特朗也步其后尘。全球化观念是在经验反驳了下述现念时流行起来的，这种观念认为自上而下改造世界体系能够摆脱困扰一国经济的危机。但是，全球化理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观念始终是错误的，而是把它视作一个新的特征。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并不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的新的巨大权力，而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李嘉图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告诉那些企图对世界体系作任何改革的人，他们必须遵守这一体系的竞争性积累的动力所创造的规律。改良主义所能宣称取得的仅有的一些成功，出现在这样一些时期，如40年代末、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时候，甚至一些由公开宣称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党执政的国家，如西德、意大利和美国，也进行了使工人受益的改革。相形之下，每当世界体系经历过漫长的危机期，改良主义政府总是变得软弱无力，于是其内阁成员抬出超越他们控制的“国际”力量来为自己开脱。因此，拉姆赛·麦克唐纳在1930年工党的会议上说，他的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所以，我的朋友们，受到考验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体系。它已经失败了，不仅是在这个小岛上；它已经在欧洲、在亚洲、在美国失败了；它已经在各地都失败了，因为它注定要失败。[51]
“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前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的观点实际上是与此完全一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无法明确地告诉人民，我们将如何消灭危机，什么方法能使我们立即取得成功……”[52]他争辩道，“这远非德国社民党所能控制，远非任何人所能控制，经济危机是国际性的。”[53] 麦克唐纳和希法亭没有使用“全球化”字眼，但他们背弃改善大多数工人状况的诺言的理由，在本质上却与今天改良主义政治家所使用的一样——国际体系的力量太大了，以致政府的行动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对于这一类争论的回答很简单，无论它们是以30年代的还是90年代的形式出现。改良主义政府无法对付危机，因为它们接受了世界体系的制约。它们愿意把主要的生产资料留在现有控制者的手中，至于它们限制资本权力（汇率控制，投资管理，公共开支计划）的尝试，是通过现存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完成的，这些国家机器是建立在与资本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前提之上的，其上层统治者认同于资本的利益。在改良主义者的观点中，是没有下层工人进行直接行动的一席之地的。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行动，如果协调地贯穿于整个经济中，就能够阻止旨在破坏改善大多数人状况的尝试的资本行动（资本向海外流动，关闭工厂，囤积生活必需品），然后更进一步，使生产资料去满足需求而不是为利润所驱动。 当然，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一个单独的国家，无论它有多大，都没有办法在其内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这种手段，而任何无限期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不仅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且最终还将屈从于它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在短期内设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与此同时进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改革（将财富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大众，将导致浪费的生产改造为满足人民的需要，将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足够的利润可图而废弃不用的生产资料投入使用），并利用本国的资源鼓励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改革。 成功的程度将依种种偶然因素而定——它的国家有多大，其生存对境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反对其变革的列强们自身分裂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它能在其他国家推动革命性骚乱的程度。 然而，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中通常以“全球化”名义发生的变革，并没有使进行革命性突破的尝试在本质上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依赖国外资源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革命浪潮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由于德国占领乌克兰以及英国占领巴库，被切断了煤炭和石油来源，因而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国在1919年初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而遭受损失；甚至在那时最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进行的一场革命，也面临着国民经济依赖贸易的问题。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那时像现在一样，这些都是接受资本主义设置的界限的依据；对于革命者来说，它们都是接受“掌握权力然后开展革命”的观点的依据。 全球经济与工人的力量按照“全球化”共识的观点，并非仅仅是改良主义政府没有能力。据说，工人们反对资本支配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减少了。这是反对工人政府进行任何屏弃世界体系尝试的一个论据。也是有关工人进行斗争毫无益处的论据，即使这种斗争是在现存体系内进行最小变革，或者是改善福利，或者是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资本无视工人们要求的任何严肃努力，如果必要的话，资本将撤往世界体系的其他地方。 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述，产业资本并不是自由自在可以到处游荡的。当然，从长远来说它能够移动，但除非它们准备付出高昂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正是全球化论所强调的国际一体化，增强了特定工人群体的谈判能力。在真正的全球装配线上，原则上讲，任何国家的生产一个单一部件的工人都能够使全世界的工业陷入停顿。事实上，如我们所见，全球装配线是相当罕见的。但是在“地区性”基础上的集中却日益普及，极少数工人使整个跨国公司陷入瘫痪的情况也很普遍。1988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福特英国公司的工人罢工，在三四天内使整个福特欧洲公司陷于瘫痪。前不久，通用公司一个配件厂的极少数工人使得通用公司在北美的整个业务都中断了。 工人们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其中只有极少数是由于资本打起背包转移他乡而造成的。这些失败通常是因为公司能够在现有的工厂或者有时在几英里以外的新工厂继续生产而造成的。1987年，印刷工人被鲁珀特·默多克国际新闻公司击败，就是因为在距旧工厂一英里多的地方又出现了新工厂。如果在默多克移到别处之前，印刷工会领导人做好准备在旧工厂停止生产，失败是能够避免的。那样的话，这些印刷工人就会对默多克在英国的新闻业务构成打击，默多克所赖以支付其巨额全球债务利息的造钱机器将因此而陷入瘫痪。英国1985年的矿工、1988年的跨海峡轮渡水手和1989年的码头工人的罢工失败，同样是因为工会领袖的懦弱、无能或缺乏团结，而不是跨国公司的绝对权力。美国工人遭受的许多挫折——里根掌权时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失败，在衣阿华州霍梅尔的失败，在伊利诺斯州南部斯特利的失败，等等，其原因也在于此。资本胜利了，但不是因为它能到处挪动，而是因为当工会领导人在鼓吹温和和体面的时候，资本却在作无情的斗争。 雇主能够在这些争端中取胜，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起重要作用。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却起了作用。它助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跨国公司太强大了，“旧式”的工人斗争无法对它们构成冲击。而放弃使用这些斗争形式，就将胜利拱手让给了跨国公司。 未来的发展形态全球化论最终可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现存的世界体系，尽管无法控制，但比过去的体系危险性要小一些。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不断减少。资本主义也许需要国家来保护它，以反对来自底层的反抗，对付不愿遵守一般规则的“无赖”政权，保证合同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提供某些基础设施。但是资本主义不需要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这种对立和竞争妨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贸易的自由进行。它应该能够满足于一种霸权（大概就是美国），这种霸权将监督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自由贸易日益规范，军事冲突的作用更为微小。 对全球化论的反驳可能会导致对世界体系当前发展道路的完全不同的认识，国际冲突和无法控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这条发展道路的特性。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利益，它们将依靠它们可以施加影响的特定政府来实现这些利益。 会有一些公司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在全球建立统治，不论是从能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民族国家的生产基地出发，还是依赖全球装配线。显然，极为重要的美国工商界部门以及一些准备与之结盟的、基地在英国的跨国公司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即便就这些公司的情况而言，它们的“民族”国家，尤其是持有大量合同的五角大楼，对于保持生产持续开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其利益开始使世界体系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也正是靠着自己的民族国家来推行自己的利益，排斥他人的利益。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例子，在上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美国为推行“知识产权”作了长期的努力；美国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把“自由贸易”认定为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其他公司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去占领世界市场——不同的战略意味着对待国家作用的态度不同。大多数的日本公司就是通过由内向外输出一种经济制度来确立自己的世界地位的，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商业习俗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于是，在某些时候，当它们在关税和配额问题上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常常是对出口进行“自愿约束”——它们开始转向在当地的子公司进行生产（“丰田式”和“全球当地化”的方法）。一旦这样做了，它们就能够非常高兴地接受、甚至鼓励来自当地政府的保护主义，以此避开基地在别处的跨国公司的竞争。 德国和法国的公司正逐渐从其本国基地向邻近的欧洲国家拓展，这使得它们希望通过加强欧洲机构来实施地区性的欧洲政策，而不是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 这些战略没有一个意味着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转变，即从世界分工转向实际上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体，就像30年代出现的趋势那样。世界贸易还在增长，但它不是建立在国家不干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甚至也不是“协商贸易”，在这种贸易中，国家不断地互相施压，要求对方接受与自己相关的资本的要求。 英国资本主义大多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指出，它是惟一的“凝聚力不强”的先进的工业国家。[54]在其国内经济中，外国投资者的人数极高，来自美国的和来自欧盟的人数大致相等。[55]与此同时，以英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比例，大大高出于设在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而且，这种生产并非集中于一个地区，它们在欧洲和北美几乎各占一半，只有一小部分在东亚。 这些事实或许解释了英国人热中于谈论全球化的原因。著作家们正从一个衰落的部门经验中推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结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经验的复杂性，因为有些投资来自具有世界生产战略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但增长最快的投资却来自那些只想在欧洲生产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欧洲公司，也有美国和远东的汽车公司、与此同时，一些以英国为基地的核心跨国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等），其研究和开发及重要的市场份额都要依赖于英国政府的可观的军费开支。 英国不同部门的跨国资本的这些背道而驰的取向，导致了对民族国家将采取的国际战略的极为不同的解释，尤其当这种国际战略涉及到对待欧洲经济和贸易联盟的态度时。对有些部门来说，这种联盟是不断发展的欧洲生产组织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另一些部门而言，这可能成为实现它们全球目标的一个危险的障碍。这一争论不是发生在那些依靠国家去实现自己要求的人和那些不依赖国家的人之间的。而是发生在利用国家的不同的战略之间，一种战略把国家看作是协商全球交易的基础，另一种则把重点放在欧洲重组上。中小产业的重要部门的介入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了，这些产业绝大部分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转。 有关全球化的时髦话题并不能解释上述分歧，因为它无法区分不同的企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进行重组的极为不同的方式。如果这一话题混淆而不是阐明了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为国际化的英国的情况，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它就会彻底误入歧途。世界体系的发展也许正在改变国家和公司的关系。但是，它们并没有减少公司与政府的联系，也没有使为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而战的主要资本丧失一定的民族性。 世界并非像全球化理论所描绘的那样，建立在由均匀分布、彼此自由地互相影响的资本原子所构成的“新古典”体系模式之上，而是存在一批数量有限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它们互相挤压，推推搡搡，每一个都试图诱使其他公司服从自己的意愿，就像触角互相缠绕的巨大章鱼。这种引诱并不局限于经济策略，因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仍坚持保留它们的军事能力，增长最快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也卷入了彼此间以及与邻国间的军备竞赛中。 世界体系是不稳定的和危险的，这恰恰是因为有可能借助于武力的资本与国家的联系仍然在跨国公司互相争夺全球统治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武力通常被部署在先进国家之外，这并没有减少它对本国居民的可怕影响，并没有减少它对整个体系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对巴格达的轰炸、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就使用最新软件的版税问题的争吵，都是世界体系的逻辑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理论看不到这一点。像赫斯特和汤普森那样的怀念凯恩斯主义神话般历史的改良主义者也看不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用以反对全球化理论的个别观点是多么正确。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能够看清它。这意味着经济危机总是在政治骚乱中反映出来，也意味着斗争不仅是为了反抗物质匮乏，更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与野蛮相对立的社会主义。 [1] 奈·哈里斯：《第三世界的终结》1986年伦敦版第198页。 [2] 《论坛报》1996年7月21日。 [3]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载于《新左翼评论》1988年3—4月第168期；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1996年伦敦版；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载于《新左翼评论》1995年第214期；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1995年伦敦版。 [4] 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在《形形色色的交换》（载于《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82年纽约版第2卷）中所生动描述的。 [5]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995年剑桥版第3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76页。——译者注 [7] 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数字，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以及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24页。 [8] 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19-22页。 [9]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7—118页。 [10]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数字，见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128页。 [11] W.魯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56页 [12]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1991年剑桥版第1页。 [13] 图表以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91－94页中提供的数字为基础。 [14] 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28页。 [15] 同上，第159页。 [16] 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95页。 [17] 事实上，如我以前所论述的那样，存在着强大的反趋势，它们在不断地瓦解“地区性”集中。这在英国尤其明显，在那里，一方面，对主要的公司来说，对美国的投资就像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投资一样重要，同时另一方面，来自日本的对内投资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也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法国和德国，欧洲一体化趋势在诸如工程和航空航天等产业中也受到不断集中的资本间互相对立的国内一体化集团的抵制。见我的《今日国家和资本》，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51期。 [18] 魯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使用“大福特主义”一词——但像标志全球化一样，也把它用于指在欧洲大陆的生产一体化。 [19] 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49页。 [20] 同上，第50页。 [21] A.塞那：《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场所》，载于斯科特和斯托普福德：《生产，工作，领土》1986年波士顿版第116-120页。 [22]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第52页。 [23] 见关于福特公司在利物浦的哈莱伍德建厂计划的报遒《中型面包车滚滚驶向默西工厂》，载于《卫报》1996年9月19日。 [24] 《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1日。 [25] 同上。 [26] 举例来说，我过去就没有区分开，见《阐述危机》1984年伦敦版中的有关段落。 [27]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7页。 [28] W.魯伊格罗克和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64页。这一论点与我在《国际社会主义》第51期上《今日国家和资本》一文非常相似： “任何生产性资本都与其他的兄弟资本一道（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它们是“敌对的兄弟”）在特定的区域内增长。它们在资源、金融和市场上互相依赖。它们共同行动，在那一领土内努力去使社会和政治条件适合它们自己的目的……民族国家与以不同的国家为基础的资本一起增长，就像在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们一样。一种资本的发展必然影响其他资本的发展……” “资本集团和它们与之相连的国家形成了一种体系，在其中每个成员都影响其他成员。每种资本的特性都受到它与其他资本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増值、积累的一般动力，而且也是它赖以成长起来的特定的环境方式。国家和各个单一的资本是相互缠绕的，每一方都靠另一方供养……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模式把资本描绘成忙于与其他资本盲目竞争的孤立的原子。在现实世界中，资本家们总是试图通过建立彼此的和与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的联盟——用金钱凝成的联盟，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同时也用内部联姻、好朋友的网络和共同社会化达到目的。” [29] 据GMBＵ联合出版公司1996年6月11日公布的数据。 [30]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第42页。 [31] 两项研究均在上文中得到引用和分析，见戈登前引文第39页。 [32] 关于对他的观点的描述，见S.弗兰德斯《发展中国家呼唤和谐》，载于《金融时报》1995年10月6日。 [33] 引自W.鲁伊格罗克和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38页。 [34] W.鲁伊格罗克和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218页。 [35] 同上，第219页。 [36] 同上。 [37]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 [38] 同上。 [39] 引自《金融时报》1988彺6月20日。 [40]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 [41] W.鲁伊格罗克和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57—158页。 [42] 同上，第157—158页。 [43] 同上，第161—163页。 [44] 《金融时报》1996年8月3日。 [45]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20页。 [46]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20页。 [47] 关于这段时期，见我的专著《阐述危机》1984年伦敦版中的有关段落。 [48]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9页。 [49] R.C.O.马修斯《为什么战后英国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载于《经济学杂志》1968年9月号第556页。 [50] 如我1976年所写：“国家能够保护民族资本家不受世界危机的直接冲击的时期正在划上句号……每个民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越来越被卷入一个无秩序的、被打乱的世界体系中，在那里惟一的秩序是由世界市场本身的破坏性和危机所规定的。”（《波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辑第93、94期） [51] 引自R.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4年伦敦版第2卷第378页。 [52] 鲁·希法亭致卡·考茨基的信《1931年12月2日》，引自P.F.瓦格纳：《鲁道夫·希法亭，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1986年新泽西版第155页。 [53] 同上。 [54] 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284页。 [55] 1993年的最新数字表明，外国公司包揽了制造业出口的25%，10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中，35家是外国的（从1986年的18家上升至此）。外国的大商业企业的一半来自美国（自1986年以来一直未变），39%来自欧洲（比1986年的数字多了两倍），但仅有7%来自日本或韩国，尽管媒体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引自《金融时报》1996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