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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陈仲山及其他
王观泉
录入者注：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3期。文中“陈仲山”即为陈其昌同志。
在《鲁迅研究月刊》去年第12期上看到周绍强《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感到很高兴。现根据我掌握的若干史科，略加补正。
关于陈仲山，早在1985年《新文学史料》第3辑上就发表过史明的《陈其昌其人其事》，初步揭晓了陈其昌身世之谜。周绍强的《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则是加深了对这个人和这件事的了解，从史料的角度，史文和周文互有补充，然而毕竟是半个世纪前又一直是讳莫如深的故人故事，难免有讹传或不准确的方面，本文则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予以再补充，俾使更臻完整些，并由此而发些感想。
在史明和周绍强文中都提到陈仲山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但未说何时入北大和所学专业。陈仲山大约是1923年入北大，先学的是教育，后转学经济，对德国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有研究；他爱好文学，在北大听过鲁迅讲课并敬崇鲁迅。但他从不尝试文学，而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并有著作留世。陈仲山不是生于1902年，他生于1900年，与夫人陈尚延芳同龄。
下面从匡正陈仲山的牺牲日期旁及别的若干史料，作些深入的了解。
史明的《陈仲山其人其事》中关于陈仲山的牺牲日期语焉不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其昌惨遭杀害。”周绍强文中说：“八·一三后，郑超麟、王文元从南京监狱出来，在安徽乡下避乱，后来返回上海，打听到陈清晨约在1938年9月间，被日本人……枪杀”。以上二文中的牺牲日期都不准确。
1938年6月25日当时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给在上海的李福仁一封信，信中建议陈独秀离开中国去美国，这样“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托洛茨基在信中特别指出“必须以任何代价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他”。[1]为此托派组织委请当时在香港的陈其昌把信专程送到四川江津。陈见到了刚辗转武汉、重庆到江津定居的陈独秀。陈独秀不愿也不可能自由出国，遂写了一份致托洛茨基的声明，这是1939年初（3月以前）的事。
据与陈其昌同一托派组织的王凡西回忆，陈其昌这次从香港出发经由广东、湖南等省由陆路历尽艰难到江津，连去带回一路上“观察并体验了在国民党腐败与无能的领导下进行抗日的实况”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况，回到上海后写了《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途》一书，由亚东图书馆于1940年出版。我们查考了亚东图书馆的出版史料，陈其昌在出版了上述一书之后还出版过《海南岛与太平洋》（二书都署陈清晨，都出版于1940年），在这之前亚东图书馆还于1937年出版了他翻译杜威的《真理在前进中》（署名江维亮）一书。由此可见陈仲山至少1940年还健在并勤于著作，这当然与他要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有关。陈仲山究竟何时死于日寇枪下？最近我得到了陈仲山的子女为他们的母亲逝世所写的一份悼词。悼词中说：“1942年父亲在上海被害之时，母亲曾面对日本宪兵的枪口，无所畏惧，不论汉奸特务们如何威遏和利诱，不为所动……”。可见陈仲山牺牲于1942年。他夫人陈尚延芳于1991年去世，留有一男一女两个子女。
陈仲山致鲁迅的信经鲁迅附入《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同时在1936年7月出版的《文学丛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上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的注目和影响；等于吃了一记闷棍的托派内部则纷纷抱怨陈仲山多事，陈也十分懊丧。鲁迅的文章很快传给了正在南京国民党监就中服刑的陈独秀，据说他为此大发脾气，认为根本不应该向鲁迅写这种信，因为鲁迅的信中有一些显然不合适的话伤了陈独秀的感情。在政治昌明的今天，大家都在反思历史，再谈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会得出若干值得深思的教训，这就要谈到对托派的性质的再认识。这样作显然不仅仅只为了研究陈仲山的一封信，乃是涉及到有关托洛茨基文艺理论论著通过鲁迅，通过韦素园、李霁野、冯雪峰等在中国传布的重要历史和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再认识。[2]为行文方便，证据有力，我以为从落实政策解放思想的角度，只要引一引《毛泽东选集》上对于同篇文章的同一条关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注释的先后两次定稿和修正，则一场问题便迎刃而解，大大有益开放我们的研究视野。
据《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1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第155面）所作的注释。注释中首先援引斯大林对苏俄托派的定性：托洛茨基“是一伙无原则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接着，该注释对中国托派定性，全文如下：“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在1991年出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中这条注释作了彻底的修正，对于苏俄的托派只说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关于中国托派，修正后的注释全文如下：
“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之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历史确实是在不断拂去尘埃还其真相而进步着，用前后相隔40年的《毛泽东选集》上为同一篇文章的同一内容所作的两种截然不同注释，来衡估一下《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可以从中得出些历史教训而开放鲁迅研究大门，举一反三，还可以因此而对三十年代别的一些争议较大的遗留问题进行再研究。比如1931年围绕芸生的《汉奸的供状》和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引起的争议中，首甲、方萌、丘东平和“郭冰若”联名发布《对鲁迅发表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宣言》，在《宣言》中说鲁迅这篇杂文是“带上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戴白手套的革命论”等，所有这些政治倾向极明显的批判，正代表着1931年中共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控制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肃清“陈独秀遗毒”在党的文件中把“托陈取消派”等同于国民党的“铲共团”、改组派、第三党、黄色工会领袖和工贼走狗之类一起批判和清算。[3]于是鲁迅也就成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在左联的非党代理人，非发布《宣言》与之决裂不可了，而“右倾机会主义”曾是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派打成反革命匪帮之前的早期罪名。难怪鲁迅要发出“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的怨言了。[4]再比如1935-36年间的左联解散、两个口号之争、文艺界分裂成两个组织，以及鲁迅自己有孤军之感和为防暗箭而侧身迎战、劝青年作家别浆在左联中，直到答陈仲山、答徐懋庸的信等等，都可以在两条注释的四十年变迁中得到迹近历史真实的解答，使鲁迅研究具有更深沉的历史感；或许这正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使命。
注释：
[1] 自托洛茨基档案《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收信人李福仁，本名格拉斯，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托派临委成员。
[2] 于此项研究，请参阅拙著《“天火”在中国燃烧》（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一书第三部分，以及《鲁迅笔下的托洛茨基只是文评家》，载《鲁迅研究》（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3期。
[3] 见《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1号），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7卷第80页。）
[4] 迅致萧军信（350428）。
又：本文引王凡西的内容均见《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行记出版社1977年12月第1版。）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