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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的内蒙自治问题
陈其昌
（1933年11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44号，1933年11月2日出版，署名：清晨。
自九月中旬内蒙锡林果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三盟王公，联名发出文告，召集平津及驻在各地之蒙古王公委员赴达尔罕王镇贝勒庙举行自治会议的消息传播以后，一般人始警然于内蒙问题之不可忽视，国府亦于是而急筹应付之方，通过革改内蒙政治组织的办法，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及赵丕廉等赴内蒙宣抚视察。这个问题，正如一般人所想，如果是单纯的内蒙一部分王公要求自治的问题，解决自甚容易，意义亦并不怎样重大；因为这在中国处弱小民族地位的蒙古民族，如果能独立自治，谋本族经济政治之整顿与发展，这与中国的别的民族是有利无害的，是明达的人所当赞许的。所困难的是这个问题决不这样简单：今年春间，内蒙王公七人，连现在发起自治会议的中心人物的德王在内，曾乘飞机被载往长春进谒溥仪，既是个事实，而日本人之居幕后发纵指使又毫无疑义的是个事实，则这个问题的前途诚不堪设想，而解决的方法也决非改革组织与派员宣抚所能奏效了。
日本帝国主义之图侵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日本对蒙地物产地理人物语言之研究与考实，对内蒙诸王公所施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引诱，及前数年在中韩边境之设立蒙满大学——其对内蒙情形之了解及应付各王公的能力，已决非目前中国政府之所能及。内蒙王公此次所提出的“高度”自治的要求，如果完全是出于自发（平素只知剥削民众，保持贵族地位的王公，而能自发的要求自治，并且是所谓“高度”的，这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则改革其政治系统，消除汉蒙之隔阂，宣抚其王公并多赐以绸绶等贵重物品（黄赵此次前往即带有许多）以羁縻之引用其思想新颖之青年，并设法减少内蒙民众的痛苦，如此则内蒙自治问题当可得到相当解决。无奈此次的自治运动，并非自发的而是外诱的，则要得到解决，必须国府的财政的军事的而非羁縻的实在力量能胜过外诱的力量，对蒙事了解之深刻与处置之恰切能扫除日人之煽惑。但度德量力，我们有此种力量吗？由此看来，黄赵之此行，有无效果是很难说的，即使有效果，则也不过是以杯水救燎原之火，其效果刹那即归于乌有。所以此问题的前途是极可悲观的。日本人之图内蒙是以其国家兴盛、政治武力的修明充足为背景，并久有预备，谋定而动；中国政府之抵抗此种侵略，是以国内政治经济军力极度紊乱破毁自顾不暇为背景，又向无预备，临时应付。在这样形势之下，内蒙问题之前途，真叫人不寒而栗了！
但我所认为内蒙自治意义之重大，尚不在中国目前对于内蒙王公之被引诱无法挽救，而在于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中国前途的大势。本月二十五日北平日使馆陆军武官室，对中国现势发表书面谈话云：“中国现在已暴露极大之危险，此种危险即其国土之瓦解作用及列强之在华争夺利权是也。外蒙古已完全成为苏俄之领土，内蒙古亦变赤色，新疆、青海之赤化分离可视为时间问题，西藏亦已独立，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及江西各省俨然形成一独立国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将来成何状态亦属疑问。是中国已发生加速度的瓦解作用乃明白的事实”云云。宣传中国赤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理据，这是日本军阀向来的拿手好戏，毫无奇怪；我们由这个宣传所当警觉的，是内蒙的自治运动确定含有分离运动的意义。内战二十年，经济破坏程度已达绝顶，维系不同民族联合的力量已完全丧失，外有帝国主义之加紧的计划的侵略：内蒙问题之发生，是集弱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上民族分离危机之暴露！
九月二十八日全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的自治会议已经开过，十月十五日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全体会议已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内蒙的自治运动可说是步步在进行。
我们能坐看着日本吞并内蒙吗？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