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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
（1963年10月）
〔说明〕本文载于《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这是1919年冬的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段系集团更视为眼中钉。对北大教授具有前进思想的，或赞成苏俄革命的，都称之为“过激派”，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则早称之为“过激派”的首领。
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蒿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入深夜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他们坐到茶桌子后，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时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在座。我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大家高兴。
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我们四个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正幼稚，一点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暗布下军警密探，穿着便衣，装作游客，散在各个角落；等到散发传单的人到来，他们就予以逮捕，讨赏。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侥幸的是：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互相争夺时，陈独秀落到警察厅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说侥幸呢？因为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贵，我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里，就不一定能保证他不被杀害。那时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后来，安徽几个老顽固派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书状要求保释，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把陈独秀释放了。但陈独秀虽然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是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的经过。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则真相毕露，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第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列主义的，绝不动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我们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注】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
再关于《每周评论》出版及被封时间的回忆：《每周评论》第一期是在1918年12月22日出版的。共发行三十六期。到三十七期刚付印时，即被查封，停刊时间是1919年8月31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期。李大钊同志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这时李大钊同志在五峰，陈独秀尚未出狱，故李大钊文中有“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一句话，就是指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的事。
胡适害怕“过激派”三个字，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1963年10月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