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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1920年1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此文是陈独秀所辑著，收录有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辩论文章，并收有陈独秀致罗素与张东荪的信。
（一）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
某报记者说，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就是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
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记者从前主张现在却自己说不配主张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生活，就狭义的说，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说，如个性的伸张，美感的满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范围内。现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说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要紧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逸，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利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说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去讨生活，正如有人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某报记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三）望道先生《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昨天《时事新报》第二张上，载着东荪君《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个时评，他开头就说：“有一部分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同。”
我们看了他这段话，极想问他，——你东荪是不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人？如果说不是，那么，《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底下，为什么写着“东荪”两个字？
《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也有许多地方很显明地表示出他的态度。譬如第六段里，有：
“……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七段又说：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他综合起来。……”
这样看来，可见东荪君认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一切方法的总名了。既然认社会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说，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为什么时评上却说：
“……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无结果。”
这话怎讲？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的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你旧路了吗？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该过于责备“贤者”；但假使我们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静下去，使你灰心的机会，不是更多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前天东荪君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已有望道，江春两君批评过。两君有一相同之点，即都根据东荪君平日主张社会主义的论文，施以反诘，并非凭空掊击。我不知东荪君何以自解？或者东荪君要说：“我那个题目，写得明白，是由内地旅行而得的；我从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内地情形，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现在我到内地旅行了一趟，受了教训，所以我又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照这样说，便只可算是东荪君受了教训而忏悔了。但我有两层意思要请问东荪君：
一，做新闻记者的人要有怎样的常识？对于社会有所主张，应当先有怎样的审察。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社大势也没一处可以疏忽。所以新闻记者虽然坐在编辑室里，而眼光直须注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种详细的情形不能尽知，而大体总应了如指掌。东荪君既为新闻记者，虽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对于“内地的状态”，总不应全无审察。我在东荪君这个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叙述旅行内地所得的状态，只有两句话：一，“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二，“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单讲这两句话，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东荪君从前竟全没知道么？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眼光只注射到君高大的洋房，宽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其次：我再在东荪君的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旅行内地所得教训的本体，也只有两句话：一，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这两句话实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学生作文时摇笔即来的陈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的富商大贾人人常说的门面话，东荪君竟非到了内地旅行以后全不觉得么？东荪君果真如此，便来做新闻记者，便毅然对于社会有所主张，东荪君真太胆大了！我不相信东荪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信东荪君现在是真感触到内地的贫乏，才有这样一个时评。
二，中国贫乏的原因在哪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
这一层的讨论最关重要。因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的幸福本须如此。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货不弃于地，力尽出于身，富力还愁不增加么？实业还愁不开发么？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的愚昧，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哪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缘故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东荪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贫乏的原因，偏要归罪于一二年来谈论主义的人么？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用罗素先生的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舒君新城的话，很足代表现在一般企业家的思想；但我们即使让步，也承认“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但到了实业开发以后，中国有没有这资格呢？罗素先生教训我们不要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正是恐怕“有了这资格”以后已是焦头烂额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现在谈论社会主义，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徙薪”，怎能说是“必定无结果”呢？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敢断定东荪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东荪君即使真是到了内地才觉得开发实业的必要，也不必牵连到社会主义说是必无结果。
以上两层意思，假使东荪君无法解释，那么，他这个时评的真正动机究在哪里呢？
还有一句话，要请教东荪君。“人的生活”四个字究竟怎样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的严格解释，一定要兼顾到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东荪君似乎专注重在物质一方，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何尝能得着“人的生活”？东荪君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绝不能知道这少数得着人的生活者究在哪里？如果单讲丰衣足食，难道乡村间就没有这种人么？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贫民窟，东荪君也知道么？陈独秀先生说日本贺川丰彦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曾来上海调查贫民窟……东荪君也能发一发良心么？内地的农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的工人何尝不苦？东荪君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与都会做标准，东荪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开发实业，不用社会主义做基础，我敢断言都会的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得着东荪君所谓“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数，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的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而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明知中国人现在未得着“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断中国人将来能得着“人的生活”的途径，这未免太忍心啊？请东荪君再仔细想想！
（五）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
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于数天中静察他的言行，觉得他不单有真学问还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学问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国以后零星讲演虽有好几次，他对于不十分研究的东西决不乱讲。他不愿住阔旅馆，他怕应酬，他不说敷衍话，他每天非读书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讲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愿拿常识来对付中国人。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个学者，真是个有良心的学者。
因他不说敷衍话，所以报载他在讲学会的答辞我觉得很像他的话。他好像是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区区的这几句话就非常的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两层自然是完全赞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但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就贵在实行，若不实行则和高论又有何区别呢？所以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的这番话而要去切实地实行啊。
（六）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
罗素先生：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七）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
（前略）至于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以中国除少数区域外，本物产不丰，在锁国时代犹足自给，近则每况愈下。弟尝究其贫乏之由来，以为有大二原因：第一为远因，曰物产未开发，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则有数因，曰民力本不甚丰，曰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而其最大之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工商业之经理人即所谓企业者也，而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故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苟非资本家自兼经理人，则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加以连年兵祸，百业俱停，致实业无法发展。第二为近因，曰外货之压迫，夫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自不可抗。盖自近世资本主义兴，欧洲各国遂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俾达其商战上营利之目的。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弟尝言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至于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我侪对于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只能认为拾外国资本家之余剩，补外国资本力之空隙，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太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外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况外国资本势力已占优势，更进一层，易如反掌。一班贫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遑论将来之利害。故吾知中国资本家倒后外国资本立即侵入，则一班贫民必欢迎之不暇也。可知问题不在中国资本家，苟中国物力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然二者互为因果，即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弟以为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补助于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则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耳。特吾之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吾人固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绝对不能造成，不过吾人之意在培养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吴稚晖先生言，人类只有两种，一种坐轿的，一种抬轿的，吾以为中国阶级果能如此，则社会主义宜可兴矣。顾中国现状犹未到此，乃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不得者在焉。弟以为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则始有抵抗能力。他日尽归类于资本劳动之两阶级，而有阶级战争，则进一步矣。须知使求生不得之贫民为劳工，乃进步之现象也。夫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易言之，即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或稍稍发生而不成形），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证之，日本之有社会主义数十年矣，当时如堺利彦等恒为社会所轻视，今则此辈偶出一书，辄风行全国，获利颇厚，此无他，实因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实业大发达之结果演成两极端之阶级，同时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为劳工，劳动阶级遂自觉矣。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故销行乃广。若夫中国不但虽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近来因杂志书籍之渐渐增加，而学生之家庭亦多有担负不起者，则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即以马克思而论，彼之著述不过预料资本主义自身之必倒，然资本主义若未至推车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欧洲资本主义已推车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现象。以此之故，弟确信中国将来必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弟尝见日人所办之某杂志，有调查中国劳动状态一篇，其结论曰：中国所要求者，非改良劳动，乃创造劳动也，其言殊当。盖中国资本家不出，外国资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认中国资本家之有无不成问题。唯中国贫困至此，对于一切皆无力抵抗为可忧耳。故为救急起见，宜设法养成抵抗能力，则莫急于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先救济物质生活。而开实业之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ative society）。弟以为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弟以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只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概为空谈。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唯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弟默察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故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弟觉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现在国内遍地皆兵，而无一人有裁兵之权，兵一日不安顿则祸一日潜伏。彼时所呈现状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此种观察或弟之神经过敏亦未可知。唯弟既见到此，即不愿自欺欺人。此后有教育事业可办，则拟专心于教育。否则译书著书，专研究一二门哲学，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未识兄何以教之？
东荪顿首。
（八）东荪先生《长期的忍耐》
颂华兄鉴：来函论旨颇有可商榷处，请为公陈之：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乃事实，愿公特别注意者也。至谓保障平民之政治与法律，则现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与法律，但求得食与得衣。其故有二：一曰不知衣食与政法有关，二曰饥寒交迫，实无暇远虑，彼野蛮人之无高远观念者非不为也，实来不及也。公谓有二问题曰开发实业是否采集产主义。曰应否暂时采用Dictatorship。吾以为两问题即一问题，盖所谓集产机关归诸公共管辖之下。而所谓公共管辖即为政权之行使。欲以政权行使于经济方面，则政治方面必有强有力之组织与组织的分子。故肯定第一问题，即同时肯定第二问题。唯中国目前之情形则与第二问题大相矛盾。夫做Dictator不难，而难于得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Dictator乃傀儡耳。今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固亦难矣，而况绝无拥护者。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则第二问题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问题不能肯定，则第一问题必随之而倒。公谓开发实业必借外资，将来人民受两重乃至三重之压迫，与吾所见相同。唯吾以为此乃无可幸免。公谓社会革命将莫由兴，吾则以为不然。唯其如此，方有社会革命。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绝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只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国内情形时时徘徊于脑际，于是乃能以国内情形与彼土情形相较，又与彼辈主义及政策相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只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于我也。匆匆敬复。
东荪上。
（九）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
颂华吾兄惠鉴：昨上一缄，所述犹有未尽，今再续陈。兄读室伏高信论列宁之《乌托邦》一文，当知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又曰原始经济至资本主义，曰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曰共产主义至无产主义。其是非姑不论，若以中国言，则Bourgeois之政治迄今未成，资本主义之经济迄今未成，比者自治运动开始，谓Bourgeois方在发端可也。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谓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可也。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今日中国之大患，一曰无知识（Ignorance），二曰贫乏（Poverty）。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灾而论，平日不知植树，荒已经年不知呼救，且数百年来难得间年不荒而绝不思丝毫之挽回，对于关系生命之食粮问题尚不动念如此，则此种但知伸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为。须知无知与贫乏互相因果，即因无知而致贫乏，又因贫乏而愈无知，二者双轨并行，竟陷吾民于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罗素先生观察中国未久，即已洞见症结。其言曰，中国目下之所急者只在教育，次则实业。弟向以为救中国不在轰轰烈烈之事业，而在坚忍冷静之事业，意亦在此。特教育与实业有关，盖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质生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维持，衣布衣者与衣绸衣者可同等发挥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则不能焉。何也，超过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云：衣食足知礼义，即此之谓矣。今中国人大多数所以不能发挥其精神生活者实由于物质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济精神生活，而实业所以救济其物质生活，要在巧为联络以各尽其利。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则唯有约少数同志自办，而前有学校之工场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恽君代英撰《未来之梦》一篇，述其一生之志，在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而于实业之兴办则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谓独具只眼。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谈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此时吾辈若为出风头计，为将来卷土重来计，未尝不可自标为劳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究其实不过个人之招牌，于中国之实际丝毫无关也。弟已看破此层，以为世人之目吾为社会主义者与否乃另一问题。若以为社会主义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辈必不屑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弟自信对于经济学无甚研究，唯对于Guild Socialism则信之甚笃，以其兼摄anarchism之长处故也。此种新制度彼先进民族尚未实行，况论吾国。故此制之在中国，吾辈子孙能否见之尚属问题。弟之所信既在辽远，则于现在不能不筹有事业可办，夫吾辈既誓不为资本家，不助资本家，不佣于资本家，则实业一途断矣，唯有从事于教育而已。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竞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现在经济制度既无法颠覆，即颠覆亦与民生无利，故只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惜吾辈亦无此种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劢虞裳，谓弟以前常觉有制定一种吾辈所托命之主义之必要，近来觉此必要实不甚急迫；盖吾辈所必要者乃寻常之事业而非新奇之主张，主张愈新奇其去实际愈远。雁冰君谓抄近路或许可能，弟则以为抄近路绝不可能，吾人当万分无赖之时，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为詹姆士所说之硬心肠人，绝不愿持绝对论以自慰，须知此乃环境太坏之一种反动，此太坏之环境实为问题之根，吾辈当硬着心肠以向此问题之根而求逐渐改造也。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Bourgeois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人谓中国之问题即世界之问题，此言是也。此谓世界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非谓中国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世界。曩者吾等以为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今则知其为梦想矣。盖吾国于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若夫伪劳农国则三五年内或将出现。意在造真而竟成伪，此计必仍归泡影。至于十年以后则欧美之资本主义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国问题而解决世界问题必无是处。至于伪劳农国之危险，兄可以想象得之。罗素谓俄国政界第二流人物皆为旧日帝政时代之官吏，令人可厌。兄试思念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书至此已觉太长，不复缕述。总之，弟之意在静观世变，先筑基础，而兄之职在平情研究，以拓将来，二者实相待相成也。
东荪上言。
（十）东荪先生《他们与我们》
我读了《继军阀而起者谁？》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种观察真是透彻。
须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对于财阀的兴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骂财阀，人民将骂我们太捣乱了。平心论之，我们果真有捣乱的能力倒也罢了，无奈我们实在没有捣乱的能力。须知现在捣乱的乃是军阀，阻挠资本主义的发生乃是武力主义。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至于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本领。我们骂军阀提倡自治，这班绅阀而要做财阀的便借了来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们骂资本主义，一班丘八先生也会借了实行他的“抢产主义”。可怜啊，我们说来说去是供人傀儡罢了。不过我们须知丘八先生的抢产主义，不问他假借何种名义，总是要实现一次的。而绅阀的资本主义挟了外国的力量在其后面，也是不问如何总是要成功的。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自己认一条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地走。
但我们的走，须得是做事。若专是发言，便无办法。
我个人在这种预测中看出一条路来，就是觅一个基础事业而不供双方利用的，忽着寂寞而实地去干。
（十一）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
（前略）他对于资本制度，我问他要反对呢？还是提倡呢？要反对又怎样反对呢？并且我还问他，要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不致有大危险。他说：“只有发展实业。”但是他又说要有三个办法：一，由资本家发展实业。二，由国家发展实业。三，由劳动阶级自身发展实业。他还说这三个法子，最好由国家来发展。因为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若归劳动阶级，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结果。但我接着告知他道，中国政府如此腐败，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思想，天天在那里添招军队，争权位，还争不清，哪有闲工来发展实业呢？他说这样看来国家既靠不住，结果仍归到资本家。看你赞成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赞成外国的资本家？不过将来要想平均经济，外国资本家很难处置，中国的还容易商量。我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他说：那么，可输入外国劳动阶级。但中国工业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须中国资本组合起来，才能容纳。
我可以参一句话，无论用资本制度或劳动阶级，还是要从教育下手。要使人人明了这种道理，将来才可以处置一切。
但又有人说：与其实业发达之后，劳动阶级与资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乱子来，不如不发展实业，还可以过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两个答案：
一，发达实业，才有收入，才有经费创办其他各事业。比如湖南现在倘若实业发达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创办一种事，都没有钱。
二，如布尔扎维克在俄国失败的原因，就是俄国原来实业不发达，一旦外人封锁，不供给货物，就难支持。并且中国地大物博，东西洋的原料渐渐不够用了。中国人自己不赶快把实业开发，别人须来开发，那是阻不住的。
这样讲来，资本家必定要经过的。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因此我就问及罗素，新银团对于我国投资的事情。他说这是些资本家的野心，想垄断中国政权，束缚中国政权，束缚中国生死，真是将来不好办的一件事。（后略）
（十二）东荪先生致独秀的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东荪先生：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的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得很清楚，兹录如左：
教不变的蠢材 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淞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材。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的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的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强大的欧美资本家，哪能够不失败，将来哪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耦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哪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指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