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八卷一号上《谈政治》一篇后，很有些意见；现在拉杂写在下面，以质之先生可乎？
先生以为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政治，法律等，所反对及者，只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不能反对及将来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国家，政治，法律；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据我所见可就不然。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有两个最大的理由：（一）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不可磨灭的东西。先生常说世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难道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么？无政府党以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出风头期，已经过了；要是再不废掉他，就要变成进化道上的障碍物，所以大声疾呼的打破他。从原始时代的无国家到有国家是进化；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独非进化吗？这是一层。（二）无政府党主张大地众生应当互相亲爱，视地球上一切人类都是兄弟；不当有什么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自有了那国家之后，于是把地球上同样的人类，划了不知多少堆数：什么“支那人”，“日本人”，“美国人”……于是而“博爱”这个名词的意义，至多不能超越国界了；国家以外的人，就视同仇敌，大家坚甲利兵，互相防御；从此战争呀，并吞呀，杀人如山，血流成河；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凶暴乃远出一切动物之上；这是谁为厉阶呢？而且人生的目的不外求快乐，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世界，有什么快乐之可言？这是第二层。无政府党的反对国家，既是根据于上面两层理由，所以反对及者，倒不是先生所说的过去与现在，乃是现在与未来；因为过去的国家，无政府党承认他是应当有的，——他是进化轨道上所应当经历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过去了，何用反对？未来的国家，不管他是甚么形式，只要他可以受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的攻击，一切都在反对之列。
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于人类生活上只是有害无利；无政府党反对了国家，当然一并反对之；这是无容疑义的。说官僚政治，拥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不好；难道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就会好了么？
先生又说强权如水火一样，有善用与恶用之两方面，所以只要善用之就是了。无政府党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但这是无政府社会实现后的事，非所以语于今日。因此近代的有名无政府党，除开了托尔斯泰先生之外，没有不主张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的。先生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罢！
关于达到改造社会的方法，先生主张与无政府党略近，——同样主张用强力来破坏旧社会；但是破坏后，先生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以代之。这我可不敢苟同。先生所以主张无产者独裁的缘故，有两个理由：（一）恐怕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二）将来渐渐地又要生出资本家来。这两个理由据我看来都不十分充足。何以故呢？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哪里再有势力来复辟？康有为何以自己不能独自把溥仪牵出来做皇帝，一定要靠张勋的丘八太爷来帮助？要是张勋没有许多丘八太爷在手里，他怎样敢谋复辟？可见复辟不复辟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复辟在本身一点没有力量。我们把资产阶级的财产一齐归了公，断不怕他们再有什么阴谋做出来。就是不然，因为有特别情形不能不照先生所说的办法行，但我承认他是过渡时代的一种临时办法，要“久假不归”的维持下去，成为一种新政治，我是死反对的。至于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我也很是怀疑。先生所举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的自治都市一段来证明，我不敢妄下批评；因为克先生的《国家论》我没有读过（从前《星期评论》曾译登过，但我没有读；现在又寻不到那《星期评论》，只好不说这件事了）。但据我的意思，这一层似乎是先生的杞忧，与无政府党的主张无干；因为无政府党是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废止金钱，不但生产机关公有，就是消费机关也属之公有的，那么资本再何由而来呢？
末后先生又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我不知先生何以敢下此断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据我的观察，他老先生这几句话确是不错的。“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能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先生既承认了他是一时的现象，那么施之以强迫劳动——暂时的——自然可以；若因此一时的现象，而遽立永久的法律，我死不赞成。人类有劳动的天性，先生也承认的；那么决不会因一时的反动而失去他的天性，法律何为哉！
先生又说：“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先生主张非规定法律以强迫不可。我以为劳动无论其是否为人类基本生活的，没有不可使之艺术化的理；而劳动时间能减少至最短程度，也就不会觉得十分苦；至于不洁的劳动，自然不是大家所欢喜，但终能设法用机械代之的。就是不能代，我以为可以减少其劳动时间：譬如普通人每日劳动三小时，那末这不洁的劳动减少至两小时，就不愁没人干了。反之，如先生所说规定法律来强迫，我倒要请教这法律如何规定？一切人类同样都是圆颅方趾，哪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哪一个人应当做不洁的劳动？若说以受教育的高下为标准；社会上既然有教育不平等，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倘然这法律上规定：“陈独秀做大学教务长，郑贤宗做挑粪夫”；我便要不服：陈独秀何以要规定他做大学教务长？我何以规定我做个挑粪夫？这个问题请先生解决才是！
最后先生所说的男女问题，我以为也不是法律所可以解决的事。要防止这种罪恶，惟有从教育方面着眼；而且实行自由恋爱后，这种问题终可减少。还有一层，人类的理性与本能是互相消长的；恋爱是一种本能，他日人类的理性因为不受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牵制，一定能够充分的发达起来，那末这男女问题，自然不致扰乱社会的安宁了。
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
先生鉴于现在政治的罪恶，对于俄罗斯的劳农政府不禁油然生欣慕之心；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事。当他一种过渡时代的暂时办法，我也很赞成；但我所主张的终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这便是我不敢苟同先生的所在。倘有意见，幸请赐教！
郑贤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