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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
（陈独秀起草）
1932年5月20日
上海市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常委认为充满了各种错误观点，而且在有些问题上可以看出根本是取消主义的观点，兹举其重要者如下：
1．上海事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进攻最严重之一幕，也就是中国反日斗争最严重之一幕；然也只是一幕，而且是由满洲问题派生的一幕。法区扩会不独离开了整个的国际关系，而且离开了中国整个的反日斗争，单独的来观察上海事变之影响；因此，他们把常委的《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一政治决议案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政治通告；因此，他们说：“常委对于各帝国主义在上海事变在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它之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这一事变之前途的估计等等，都无明确之了解或陷于错误”；因此，他们又说：“自然一切国际间及中国之基本矛盾……不但不会‘容易解决’而且根本就‘不能解决’（决议案原文所说‘不会这样容易解决’是指此次中国整个的反日运动而言，不是指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这不是仅仅指上海事变而言——常委）……但若说上海事变的前途是否得到解决，那是另一回事。对于目前局势之重心是在后者，而不是在前者。”上海事变是目前局势之重心吗？即以上海而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吗？不会因上海问题之屈服的解决而召起严重的内部的政治后果吗？（即伦敦泰晤士报尚且懂得“今谓上海全案业已解决，实属太早。”）上海问题之解决，即等于全部中日纠纷问题之解决吗？这样观察问题，当然是错误的。
2．法区扩会一面说：“常委通告中……对于此次事变所引起国内各阶级斗争关系及相互力量对比之变动这一个主要问题，竟然没有切实的估计，这估计是此次通告中所应有之分析中心，因为它是决定目下策略任务之基本前提。例如，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之情况，斗争的前途及其对工人阶级与一般群众斗争的影响，曾无一言提及；在革命力量方面，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方面，亦只是轻描淡写，不加以切实注意。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正是这一通告应分析之中心问题，而恰恰被忽视了，”同时他们却又说：“在通告中，常委对于阶级力量发展关系，却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即过分估量了一般群众斗争的程度。”不正确的估计也罢，过分的估计也罢，总算有了估计，这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争点。在他们看来，常委所没有切实估计的曾无一言提及的，所忽视的，不是别的，正是法南区委自己所起草的另一决议案中，所估计的所分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无产阶级主要的敌人这一主要问题和应分析之中心问题。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争点，也正是他们一个错误的观点。
3．在革命运动显然的前进或后退的时期，分析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决定总的政治口号和行动，自然是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但所谓阶级力量对比之分析，不应该只着眼于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静的方面，还应该着眼于阶级关系因国内外事变的刺激而正在变化中之动的方面，并且革命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之主观的努力，在一定范围内的决定作用，也能够影响阶级力量之比重，由主观的力量转化为客观的力量。不懂得这些辩证的分析，正是一切取消主义者根本错误的出发点。托同志说：“只有这些刚愎自用的封建军阀，才以为中国的国民运动不足重轻。我们须知四亿五千万已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巨大国家，是不能用飞机来征服的。”托同志又说：“反对日本侵略者之自卫的必要，将愈变而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培植民众的革命情绪。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假如有正确的策略时，必能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所悲惨失掉的补偿回来。”托同志这些正确的估量与指令，都□□我们的法区扩会所谓阶级力量对比这一原则之机械的应用所推翻；他们并且断然宣称：“在现有形式之下工人阶级受了如此严重事变的刺激，还不能起来参加斗争，这显然证明不是简单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而可以在指顾间使工人阶级一般人奋起。”日军进攻上海之最初，全上海市民都达到愤激的顶点，商人全罢了市，全市工人大部分陷于自然停工的状态，这当然可以说总同盟罢工在客观上自然成熟了，虽然还缺少主观的条件，这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号召工人群众起来意识的总同盟政治罢工，以参加反日战争，这是万分应该的，而法区扩会认为这是“大言不惭。”照他们的意见，照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那时应该号召工人消极的又做日常自卫斗争而不□反日战争呢？还是一面上工一面参加反日战争？自“九一八”以来，全中国大小城市中差不多都有了反日的民族运动，此时农民苏维埃和农村武装队（即“红军”）的运动，当然和以前有不同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前途；而法区扩会却闭着眼晴硬说：“在满洲事变前后，中国社会阶级内部相互力量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是很难有多大的变化。”难道全国城市的反日运动，在取消主义的眼中，竟变成没有一点意义吗？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之无能，狼狈，动摇，与整个的资产阶级自信心之丧失，难道与“九一八”事变前还是一样仍然没有变化吗？无产阶级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法区扩会自己也承认“工人阶级反日反国民党情绪之剧烈，”也承认“一般被压迫群众走近了政治□□□□，脱离数年来‘麻木不仁’的状态，”这是也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吗？在此状态之下，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党有正确的策略之有力的领导，能够说估计工人群众会奋起是“乐观与过分估计”和“急性分析的倾向”吗？若认为必须等待到在工人群众已经奋起的状况之下，才能够做工人群众会奋起的估计，这未免太过滑稽了！法区扩会又说：“由反日战争所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之提高和组织的发展，和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比无产阶级自□□□的发展还要快些。”如果是这样，如果按照“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基本的对比关系”，按照他们“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内幕上之（不）忽视及对于革命形势之（不）急性分析的倾向”，做出“正确而（不）十分奇怪的结论”，在他们所谓“发展较高阶段的时□以前□们必须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不参加反日斗争呢？或者是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法区扩会和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是由于他们的取消精神把一切都机械的决定于客观的阶级力量之前的对比，这正如托同志所说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非辩证法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做基础。”一切正确的理论，不正确地滥用起来，都会走到错误的道路。
4．“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曾否认有时和别的阶级党派在行动上联盟必要。”最近托洛斯基同志在俄国问题政纲草案中，尚指明史大林派“不顾时间与空间拒绝与改良主义者联合战线”之错误；在《德国法西斯的危险》一文中，又郑重的说：“关于我们同妥协派联合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一事，我们可以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理论的说明”。然而在法区扩委看来，这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他们这一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法南区委自己所起草的一决议案中，“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如果和主要的敌人联合，则不但是机会主义，而是已经走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他们的指为机会主义的，彷佛是（一）所联合的对象是“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国难救济会派，胡汉民孙科的广东派”。其实，常委决议案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并不是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已经□□□，关于大资产阶级各派别中批评过了；反而是法南区扩会居然认为和这些派别“可以共同行动！”（二）所谓“对同行者，无情的揭破和斗争，”所谓“要指出每一事变中他们的虚伪，”其实在常委的决议案中，比这样更具体的指出了。（三）所谓“我们要以独立的阶级的民主斗争策略争取在共同行动中的领导权。”这是当然的事；我们左派反对派早已有了自己独立的阶级的民主斗争政纲与策略。（四）所谓一九二五——二七年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之重演！“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已取得了政权，那时我们党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民主斗争政纲与策略，此时的和小资产阶级联合政策决不能和那时在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在国民党内‘四阶级联盟’政策并为一谈。”（五）所谓“引导无产阶级来和他们‘共同行动’，纯粹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派推翻了‘蒋政府’帮助他们形成了他们的‘新政权’”。其实很明显的常委决议案所谓和他们共同行动，其目的是在推翻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政府被推翻后，政权是谁的呢？我们当然要为取得政权而斗争，不能帮助别的阶级形成他们的新政权，并且不能形成和他们联合的政权，（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常委决议案中括号里所附加的“无产阶级当然不参加别的阶级所领导的政权”，这句话，诚如法区扩会所谓是“多余的”，然而却又不是多余的，因为当时出席□□会议的法南区委代表小陈同志曾极力主张我们应参加和别的阶级联合的新政权，并引参加国民会议或国会为例，随后又解释说参加政府而不是参加政权。）他们的新政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可以假定如托同志所说：“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六）所谓“常委的中心意见无非说……推动别的阶级领导的所谓过渡的新政权，会使走上彻底的民族战争和彻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其实，常委的中心意见是：“推动这一过渡新政权……使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行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破产。”如果说推动总是幻想它“会走向彻底的民族战争和彻底的民主政府的道路”。还说得上什么使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破产呢？如果说在客观上这一政权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落后的俄国二月革命曾实现过，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在中国将来也会实现。如果说推动它使它破产的政变是机会主义；那么，在十月前列宁所领导的党向克伦斯基政府提出过要求，并且提议过要洽条件，这又作何解释呢？托同志在〈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上说：“工人，兵士和农民群众当经过一个对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幻想□□，然后才能使他们更充分更坚定的肃清这一切幻想”，他在西班牙社会党选举胜利之后，曾认为：“每一个罢工的工人要相信……也许帮助能够从政府方面得来，共产主义者恰要像这样的意思来领导工人的思想：‘向政府要以［注：疑排印错误，“要以”或为“要求”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一切，因为你们的领袖在政府了’”这是助长工人对共和党和社会党政府的幻想呢，还是使这一政府破产？以上六点，可以说都是法区扩会对常委决议加以曲解，以辩护他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这一错误观察，因此在实际策略上他们认为一主张小资产阶级党派有行动的联合，即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这在他们反对“首先”“然后”这类语调上很仔细的表现出来了，显然在口头上赞成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可是他们口头上这一赞成却更错得远了；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共同行动”的竟是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国难救济会派和胡汉民孙科派等。
5．我们对于正式党在农民苏维埃和农村武装队（“红军”）的运动上，应该鞭策它正确的努力于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之配合，农民苏维埃和“红军”之贫农化，土地斗争与反日斗争国民会议斗争之结合等等；而不应该消极的否认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武装队之存在或反对其扩大。在落后国家组织农民苏维埃，这在列宁在世时所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案》中已经提出，其后还在人民劳动大会也有这项□决议，并非史大林派的新发明。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是两件事，农村武装队和红军也是两件事，共产国际反对派告世界共产主义者宣言书中所给我们的指示，是否认中国苏维埃政府及中国红军之成立，是说在工业省分消沉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之能在南方农业省分一省或数省胜利；并且积极的向我们指示：“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组织上连系起来，”现在法区扩会根据这一宣言书来消极的否认农民苏维埃之存在和反对其扩大，显然是对于国际反对派的指示之曲解。托同志曾指示我们：“农民战争和工人运动连系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之下，城市中革命高潮之尖锐的加速，在理论上并不是例外的。”法区扩会反对常委决议“在夺取土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旗帜之下，扩大农民苏维埃区域”和“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分，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即能将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说这是“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照他们这样的主张说法，彷徘是反对派对于农村武装队（“红军”）的政策应该限制它只能在农业省分，不应该和工业城市运动配合起来，一主张农村武装队（“红军”）和城市运动汇合起来连系起来，便投降了史大林派，这显然不是国际反对派的意见，而是他们自己的取消主义倾向。或者他们又要很保守主义的说：这样的汇合与连系必须有革命高潮开始的条件。我们的答复是：必须我们不断的努力于这样的汇合与连系，才会有革命高潮开始。
6．整个的说来，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是日益走近了一步；在这一点，我们之间还没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上已否走近了实际爆发的问题。在这一具体事变的估量上，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和算命先生一样的推定，根据各种错综的事实之现象，而指出几个前途，这是完全容许的，这决不是什么“模棱两可”也不是意义含混事后可作各样解释的“双关”词句可比，法区扩会在这一批评上也是不正确的。即以现在形势而论，谁能断定日本和苏联的战争绝对不会爆发，或必然爆发呢？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即这一战争如果爆发，必然或急或缓的变成世界大战。至于他们反对常委决议中把“法兰西孤立”作为满洲和上海事变的原因之一，也显然是错误的。“法兰西孤立”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在最近国联会议中还不表现得明显吗？法区扩委引了自满洲事变以来法帝国主义站在日本方面的许多事实，来证明他们“法兰西非孤立”的见解，其实这许多事实，正是证明了法帝国主义因感觉到自己的孤立，不得不极力拉拢日本，日本也早已见到孤立的法兰西必然要援助它，特别是国联会议中，只有许多我们的同志始终不懂得这一点，这虽然是很小的问题，战后的德国，它在远东的发展和在他处一样已不占重要地位。它的经济政治危机如果爆发起来，诚然足以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但现状的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的作用，决不能和英法美相提并论；在这一问题上，法区扩会显然有夸大了德国对远东问题的作用之错误。
总之；常委必须警告法区扩会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
常委5月5日（陈独秀起草）
1932年5月20日《校内生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