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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陈独秀
（1931.11.28）
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我们内部由讨论抗日救国的口号，进而讨论到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可否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以为名词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在战略上应不应参加并领导爱国运动，这必须切实的讨论，必须明确的决定，否则含糊两可的概念，会把同志们送到迷宫中去。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有以下的意见：
（一）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的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即布哈林后来也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内不应排除民族主义运动，承认他当初对此问题反对列宁的错误。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反对派的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因为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主民族的口号如国民会议和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如果我们幻想帝国主义会自动的停止对中国压迫，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的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三）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因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这两个结论的分歧点，当然是在估量那一阶级真能够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反对派当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国两次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利益都未有相当的满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不但过去曾向左盘旋，现在也是向左盘旋（如反日排货），即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但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四）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拨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末，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史大林派正是这样。史大林派不是没有单个的具体的民主民族口号，不是没有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他们更特别重视；然而他们却没有胆量明白的决定一个民主口号，做总的政治口号，做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以至于在实际战略中，拿苏维埃的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好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来抵制抗日救国的口号。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的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有些反对派的同志，也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发出这样论调的人们，若不是简单的因为不满意那些名词，而是根本上有他们极左倾的立场，是因为有“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一大堆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作怪。即便他们还未曾这样痛快的完全倾倒出来，而他们当中确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这样意念。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讨论的。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难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领导这一反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反本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爱国运动吗？难道它应该和资产阶级一样不要祖国吗？反日，对日宣战，和通常称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都不包含日本全体人民在内，即中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亦不曾把反日和对日宣战解释为对日本全体人民，所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只是说它进攻苏联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并不包含苏联全体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苏联中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内。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问题，实在值不得讨论。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
在民族运动中，怎样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更需要有正确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而不是形式逻辑的了解，我以为应该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国家如日本，这里的工人阶级，如果在压迫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中，采用“救国”“爱国”的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给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以威吓；不但生长了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与气焰，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或者有人驳问：中国工人阶级努力于救国爱国运动，虽然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也是帮助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吗?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来答复：“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一页）。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阶级的立场，才不至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只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人们效史大林派骂我们采用国民会议口号是民主主义者的口吻，来骂我们采用抗日救国口号是民族主义者；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取得了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的抽象的说来，并不根本反对民主民族的口号，可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也要放点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是接近于极左倾的立场，否则便是没有立场。我似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不但“民族主义”，即“民主主义”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之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特有毒。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蒋介石，都还说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史大林派惯于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样、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我们也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一口号。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决不是向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放几支冷箭可以办到的。
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
（七）当然，在进步的工人中，对于“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们应有原则上的战略上的正确解释，即：不是无条件的采用，也不是无条件的否拒。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问题。
当中国资产阶级利用爱国口号来对付苏联时，我们便宣告它是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卖国而不是爱国，当它用这类口号对付蒙古时，我们便宣告它已经是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卫的爱国救国。这时自卫的爱国救国口号，应该是蒙古民族的，这里没有一点矛盾，如果有人认为有矛盾，我们本来不能够强求形式逻辑的矛盾和辩证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最后，我还有个意见。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引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并且带工人苏维埃性质而且比广州暴动中的苏维埃更有群众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过去我们的错误，根本是在以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任务，两个阶段的革命，所以认为“现在是他们（指国民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在将来”。（鲍罗庭到中国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宣布这样的根本方针，并且说这是莫斯科的意见。）这本是一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传统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若不粉碎这一观点，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对派；忽视旧的教训，必然铸定新的错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在解放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爱国”或“保卫祖国”更是号召广大群众的唯一口号。“爱国”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实质而新旧不同的两个名词，旧的名词（爱国）更富于历史性，更容易在群众中流行，并且已经在群众中普遍的深入的流行着。我们对于正在群众中流行的爱国运动，应该积极的去参加领导呢还是应该消极的向它放冷箭？这是必须明白决定的问题，尤其是一般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决定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我们对一切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1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