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独秀 -> 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五、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前后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过程中，无疑的陈独秀同志曾执行了不少的错误路线。但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错误路钱是怎样构成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他是不是应该负错误的主要责任？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和中共中央（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的）把错误的全部责任推在独秀同志一人身上，取消他的领袖地位，最后并开除了他的党籍，不惜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打击他，这是不是应该？对革命的利益何在？
假若主要的错误之根源在他个人，假若他毫无理由的不承认错误，那么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无产政党的纪律，独秀同志当然是不可饶恕的！饶恕了他就是不忠实于革命！
假若不是那样，主要的错误之根源在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而不在独秀同志个人，他个人不过是错误路线之执行者，他的错误不过是错误路线之“必然结果”，那么这样单方面的打击每个同志个人，这样的官僚主义手段与教育，便是背叛革命，便是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得不到教训，便是使中国共产党破产！正如1930年2月17日，独秀同志复国际的信中所说：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并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但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我们现在开始由1925-27年党的总政治路线来研究这一是非；我们为了革命利益，完全取着一种极客观的态度来研究，我们不代人造谣，我们也不代人掩饰。
1925-27年，中国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即斯大林所谓“工农党”！）联盟，不仅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完全合作，实行国民革命；而且在组织上共产党也要“加入”国民党，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共同行动；这种联盟规定一直要继续到“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阶段”为止，共产党中途若“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便是超越阶段的危险”；所以为要保持联盟的良好关系，共产党就得对国民党整个妥协！
在联盟之初，居然不定出具体的“联盟政纲”，共产党居然不保持它自己的“独立权”与对联盟者国民党之“批评权”；居然对共同的责任、相互的义务和联盟的限度，并不定出； 因为既是“加入”国民党，这些条件当然就用不着！
这种联盟自始就是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出卖中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政策！决不是列宁的原则。
这种总的政治路线完全是由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决定的。这由过去一切文件可以绝对证明！举凡第三国际与中国党的一切主要的政策和战术，都是根据这一路线而产生的！总的路线既有错误，则由它而生的政策和战术之错误，便是必然的结果；故1925-27年中国革命之失败，其“主要的”责任当然在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中国党及领袖陈独秀不过是第三国际官僚领袖们的错误路线之执行者罢了，陈独秀本身并不是毫无错误，但他不过充分的引伸第三国际领导机关的错误罢了。
总的政治路线之错误处，就是共产党取消自己的独立领导权而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混合组织；以后虽经过历次的事变，都未能及时退出国民党，组织苏维埃以挽救既成的错误与失败，一直断送革命到底！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应该永远记下这一原则：即“无论任何时候和无论任何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党，决不能加入别阶级的政党，或与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总的路线错误之原因，是由于“阶段论”的错误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至终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等）；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阶级性，无论其口头上如何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的定例。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替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他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他们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他们的政权之获得。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1924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的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中共与笫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中央的政策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1926年3月20日三二〇政变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斯大林头脑所幻想的“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1927年7月12日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 ，曾命令中共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中共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中共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毁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的束缚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的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出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1905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与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策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那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愈压迫，则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愈会团结一致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国民党”！斯大林称国民党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这分明是组织上之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暂时的局部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图利用能够在他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的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他们自己阶级的那一点点利益；他们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或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愈压迫，革命运动愈高涨，则国内的二个阶级的斗争愈加急紧而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下层穷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某一事务上，某一明确的具体的暂时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所谓“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之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遂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把自己的头颅，套在资产阶级的圏套里，而认为是“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与社会革命党有政治行动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和、和它联盟。德国1848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与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1850年3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格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人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饰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旋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并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组织去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更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和国民党一个组织的东西！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的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说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统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的革命的作用与1905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的作用是一样的”，“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等予以直接的援助”（斯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掩了眼睛，妄想由汪精卫的国民党专政“和平”的转变到“工农民主专政”，再由工农民主专政“和平”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样分得整整齐齐的，他们以为这一阶段做完了，那一个阶段自然就会跟着来，用不着苏维埃！他们完全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观点，他们不知道政权由这一阶级转变到另一阶级，只有经过暴力之夺取，才有可能，决不能有什么“和平转变”，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应准备的最好的武器；“政权的性质只能有两种，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便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列宁），决无所谓中间阶段，即工农民主专政！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的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大军阀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各派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反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3月20日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随北伐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4月12日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相抗，由双重政权走到推开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于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利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代替工人与乡村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打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吿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公然全部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利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以上便是在“国共联盟”那一总的政治路线之下所演的过程与结果，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而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
独秀同志并非没有错误，他的错误，在斯大林派看来，说他不听（？）国际的指示，故错误的责任完全在他，那无异说他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了！
在我们看来，错误的根源在国际，独秀同志的错误只是执行国际的错误路线太忠实了；他及中共中央过去对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国际喊一声农民运动“过火”，他就留声机似的在《向导》周报上也大骂“过火”！这是应该负责的！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比别的中央委员负责更多些！
他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在开始时虽然曾表示反对，但他并末能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意见，最后还是被国际批评为“幼稚”而取消了！这也是表现他那时在理论的认识上还不充分。
独秀同志这种错误，只能说是一种缺点；因为他为历史条件所限制，他没有经过长期的理论锻炼与斗争试验。他当然不能有丰富的革命智识，他对列宁的门徒如斯大林等也绝梦想不到那样的卑鄙！他的缺点并非不可救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这些领导也并非由天上掉了来的！
假若斯大林派的批评完全是对的，错误完全在陈独秀一人，独秀的错误是自造的机会主义，不听国际的正确领导，然而1927年的“八七会议”独秀没有参加，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上也说：“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为什么不几天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瞿秋白又被打下去，并批评为“盲动主义”？六次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以后在李立三领导之下的中央也是国际认为毫无“陈独秀主义”的气味的，为什么不几天李立三又被打下去，并批评为“冒险主义”？假若说是由于中国的干部不成功不可靠的话，然而负有指导世界革命责任的共产国际对这一点极微小的事情，也不能先事预防，没有这一点远见，那国际之所以为国际，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不亦太难为情乎？！
独秀同志1930年2月复国际的信中说：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取消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五年以来事实的经过又是怎样呢？——编者），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打击独秀同志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第一，因革命失败了，斯大林企图以打击“执行者”，打击领袖，推责任于一人，欺骗工农群众，欺骗中国党员群众，以遮掩共产国际之破产，抵制反对派之批评。这是斯大林派官僚党制之下的一个铁则，不仅适用于独秀同志，瞿秋白、李立三都是同样的牺牲者，在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领袖自1923年以来被牺牲于此者不知凡几！
这种官僚党制，不仅是以个人问题埋没了全部政治问题，消灭了由工农的血泊中得来的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在客观上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企图，使国际的威信更加滞地；而且是在主观上有意破坏兄弟党——中国共产党之机体。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其相互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群众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革命只有失败；无产阶级没有它的政党之领导与革命群众特别是城市与乡村的贫民之拥护，也是没有出路的；倘若没有领袖之领导及无产阶级之基础，也是不能走到胜利之路的！归结起来说，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是不易培植成熟的；必要经过长期工作，困难经验，与正确的理论锻炼，才会产生。培植领袖，保护领袖，是党在革命中极重大的任务。领袖不能毫无错误，能承认错误才是好领袖。随意摧残一个历史的领袖，损毁他的地位与声望，这对革命的利益说来简直是罪恶。
斯大林派若能很细心的很慎重的尽国际的责任，指导中国革命，培植中国党的领袖，爱惜兄弟党的机体，则中国革命决不至那样惨败，即革命失败而独秀同志也决不应受那样的摧残，因为他在中国党已成历史的领袖，他的声望与才能，在中国说来，无有再出其右者，在国际的培植之下，将来必能更见发展成为伟大的领袖，这无疑的是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并不管这个！
第二，斯大林打击陈独秀为的是将中国党完全制伏在他的马下。斯大林为实行其一派把持共产国际，把持各国革命，为实行其官僚党制，为打击左派反对派，自1923年以来，无时不在处心积虑要将各国兄弟党一一制伏于他的马下。
德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所最畏惧的，若这两兄弟党不能拿在他的掌握中，则他在国际有孤立的危险。因为德国党在欧洲是最有力量的，中国党在五卅运动以后也发展的很快；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这两大党对官僚主义是一种很大的威胁。斯大林对机会绝不错过，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国那些领袖们被打击得干干净净，毫无才能的台尔曼经过召往莫斯科一个时期官僚主义的训练以后，再送回德国任党的领袖，德国党的问题是解决了。
1925-27年革命时期中，独秀同志在国际在中国以及在党内有很大的权威，曾引起斯大林最大的不安，所以1927年革命一失败，斯大林便派其心腹米夫等到中国来，以国际的名义，包办“八七会议”，由久仰国际鼻息时思夺政治领袖的瞿秋白以书记，把陈独秀打击下去。由瞿秋白以来的领袖们不能说完全成了斯大林的“应声机”，斯大林打他们，他们一声也不能响，中国党完全放在斯大林的践踏之下，国际永远是对的，中国党党员，永远是幼稚！
八七会议对他的总书记资格虽被取消了，只要对革命没有损失，他也决不因此而有所不快，他所反对者只是斯大林派违反组织原则的办法。
八七会议应说是党转变政策的一个关键，因过去的工作关系与未来的策略之决定，八七会议无论如何应该要他参加；即取消他的领袖地位，也应该在会议中加以正式决定；然而瞿秋白及国际代表则承斯大林之训令，拒绝他出席会议，而会议中又决定他任中央常务委员，这还不是十足的官僚把戏吗！陈反对毫无结果，乃告假赴沪，拒绝参加常委，并拒绝前往苏联。
所谓八七会议的精神，最重要者，就是打击了陈独秀个人。在政策方面，对机会主义未作根本的系统的改正，仍然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的青天白日旗之下；所表现者只是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而已！
由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两湖秋收暴动，以至六次大会前，独秀同志曾向中共中央提出种种政治意见，反对盲动主义，但中央不予发表，反而断章取义的诬蔑。以后湖北、顺直、江苏几个重要省委继续发生反对中央错误政策之斗争，中央认为这些风潮都有受他煽动的嫌疑，至1929年初便开除了他的党籍！独秀同志就是这样毫无理由的被开除而离开他所手造的中国共产党！
国际曾一再召独秀同志到苏联去，他都拒绝了，他知道斯大林的阴谋，这一去不是被转化，便永无回国之望，他当然不愿离开实际工作去受官僚主义的侮辱！直到1930年2月间，独秀同志早已接受了左派反对派的正确意见，国际政治书记部还来电要他前往“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妄想用这种骗小孩子的方法骗他前往，以减煞左派反对派之势力。独秀同志在1930年2月对国际的回信说：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的宣布我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的开除党籍的问题；你们这种种意见，我很不容易了解。”
“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的达到它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须达到的结果。现在这种预言已经处处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可是你们却把托洛茨基驱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在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却被监禁或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借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惜恶劣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的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的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比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收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里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以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会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问的，立即被指为‘隐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都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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