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艰苦生活的开端

　　由于述之不能忍受党中央违反组织程序和传统的官僚指派工作的方式而拒绝去香港，并曾声言从此也不接受党中央的生活费，当然也不愿意继续居住党的机关，只好自己设法租房子住，自己想办法生活了。但述之和我一向是职业革命者，我们在革命时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党的工作，因而把社会上的一般朋友关系都丢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此，我们不能从任何方面得到援助。同时，由于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我们都被列入黑名单中，为国民党特务搜求的对象，因而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生活完全吊在空中，毫无把握。

　　自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员大量丧失和革命组织的破坏，党在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便只有完全由国际来支持；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国际便更加利用物质来控制中国的共产党，支持那些俯首贴耳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眷宠的官僚们，也就利用国际的物质来控制其他的领袖和干部。假如某些领袖和干部为官僚所喜爱，尤其为瞿秋白所宠爱，那便会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怀抱不满，或对瞿秋白所施行的官僚措施表示怀疑或反对，那就会遭到刻薄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因此，在当时有许多干部，虽然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对瞿秋白所施行的官僚措施异常反感，但他们仍旧要忍气吞声地留在党里工作，暂不作公开反对，而只是在背后批评，以等待机会。假如他们今天被党停止其工作，那么，明天就会停止其生活费，这对于一般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些真诚的革命者，都是全心全意地干革命工作，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同社会上的朋友都不往来（不方便往来；同时，朋友也不敢同革命者来往，恐受牵连），甚至连自己的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同样的原因）；同时，凡是过去在革命运动中露过头角，或者在党内担负过重要工作的干部，都被列入黑名单中，因而又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写稿或译书都要化名。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在白色恐怕怖笼罩的环境之下，他们不能得到任何的保障，随时都有危险的可能。

　　述之当时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来反抗党中央违反组织原则派工作的方式，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具有绝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因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超乎寻常的对待了。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我们往后和党决裂的开端，从此我们的生活便投进更艰苦的状态之中了！

　　但不管生活有无把握，我们必须设法生活下，但怎样安排生活呢？我们还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赶快借点钱搬了家再说。却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们准备搬家之前夕，王若飞得知瞿秋白对于述之的处置愤愤不平，他当时担任江苏省的书记，他为了对我们的同情和在生活方面找出路，他便同泰东书局的两位担任该书局编辑的青年同志商量，经过他们向该书局的老板赵南公接洽述之翻译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由于述之本人声望的原因，稿费甚高，五元一千字，为当时最高之稿费（普通的二元至三元一千字）。当此书的合同签订之后，我们的生活便有了着落（此书译成中文有三本，我们维持了二年以上的生活）。我们借了一点钱搬家和准备暂时的生活费用；同时，刘伯坚送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家具和五十磅米，我们叫了一部原始的人力拖车从公共租界搬到闸北中国地界的中兴路（因中国地界的房租比租界便宜）。我们一搬到那里述之就开始译书，以准备下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按照合同的规定，每月必须交给书局若干字数，按月取得若干款项。我们告诉房东说是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员（因租房子，房东要知道职业），以作掩护，因该书局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全国性的庞大文化机构，颇著盛名。

　　我们分租了一个过街楼，分前后两间（厨房同房东公用），前房作为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后间则为餐室及女佣居住之用，我当时的身体很瘦弱，这一方面是因孩子已一天一天地大了，需要的奶量就较前更大，但仍旧完全吸我的奶（因牛奶太贵）；同时，自生育以来，由于自己年轻，缺乏一般的关于生育方面的知识；而且，自己又没有注意吸收一般人的经验，吃些富有营养的肉食之类（我按照中国一般生活标准，以饭和蔬菜为主要食品，很少肉类），来作补充。因而不但自己的身体瘦弱多病；而且对孩子的生长和发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我们的女儿的体格，由于先天和后天我没有注意的缘故，一直不够健壮，这是我往后一直感到懊悔的一件事。

　　我们的房东是一个老寡妇（她还有一个老寡妇姐妹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儿子在海关任职。从房子的布置和她的儿子的职业看来，他们的生活相当的舒适。他们的房屋离北火车站很近，共产党曾经在上海的中国地界，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尤其是第三次暴动时，北火车站的战争最为炽烈，因而他们曾饱受了惊吓；同时，由于他们生活的舒适和思想上的保守，对于共产党就更加仇恨。尤其是那两个老寡妇终日无所事事，她们便要寻找对象来折磨或捉弄别人，以发泄她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无名之火（佛洛伊特和研究过性心理学的人都能解释这一点，中国同欧美不同，因封建传统的片面贞操观，因而许多妇女从年青就守节）。因此，两对老寡妇的眼睛便投射在我们身上了。她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家具是七零八凑的，不像上海一般的家族；同时也与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员身份不相称，他们便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人。他们首先买通我们的女佣，企图搜求证据，其目的可能是想陷害我们，约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五一劳动节的日子到来了，我们的女佣突然问我：

　　“太太，今天不是五一劳动节吗？”我很惊奇！我想，她是一个从江北乡下来的一个老妇人，一个字也不识，怎么会有这种政治常识呢？刹时我便断定是房东叫她来试探我的，于是我便装作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口吻回答她说：

　　“甚么是五一劳动节，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她很狡猾，没有回答我。这样，她的目的没有达到了。过了几天，在一个深夜的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时，我不知道是受了一种甚么灵感的启示，看一看写字台，忽然发现述之所翻译的那本俄文版的“唯物史观”的书不见了！我们到处寻找，任何地方都的找遍了，但寻不着。我们知道是房东老寡妇叫女佣偷去给她儿子看看究竟译的是甚么书，因她的儿子英文很好。我们异常焦急，虽然我们知道他不懂俄文，但假如他第二天清晨只要把这本书拿到警局去询问是何种文字（因警察局有各国语言翻译员），一看便可断定我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就可以马上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我们有些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党的秘密文件，有了这些证据，我们会立即遭到逮捕，那么，生命就要告终了。我们整夜不曾入睡，要等待明天以后，看情形如何发展，不过，我们已经决定：首先把一切危险文件和书籍由我运到朋友的家里去。但幸运照顾着我们，这个老寡妇的儿子同他的母亲不同，不想这样作，因而在第二天的清晨，这本书忽然在我们的女儿坐的那个藤车椅的踏板上出现了。但这地方我们已经找过（虽然我们明知道这本书不会放在这个地方），显然是晚上看过第二天清晨叫女佣放在一个不注目的地方的。

　　我们决定搬家，但不好马上就实行，必须冷静下来几天再说，以免更加强他们的怀疑。但我仍旧把一些文件和书籍运到朋友的家里去，回来仍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住下来。但过了几天，我们已另找好了房子之后，我就通知房东，说我有病要到杭州去休养，房子退租，并顺便说家具暂寄存在朋友家里，以防万一那两个无事可作的老太婆注意我们搬到甚么地方去；同时，在搬家之前一日就把女佣打发走了。

　　这是自1927年7月武汉革命后，我本人第二次受房东威胁的痛苦遭遇。第一次是在汉口被房东软禁（1927年8月），前面已经叙述；这次是在1928年5月。时间还不到一年，除了别的危险以外，单是房东的麻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已经二次了，往后还有同样的遭遇，将在另一些章中叙述。

　　由于这次的教训，我们在未搬家之前，就定购了几件家具，一个梳妆台和一对小沙发以及一个长方形的藤椅等，以便适合上海一般中等家庭的布置，避免房东的怀疑，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不能租整座房屋（即令是小型的），而总是分租一二间，必定和房东搅在一起。这样，每一件东西，他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市侩的上海社会里，这些新买的家具，的确发生了效力，新的房东对我们非常地客气，而一点也没有怀疑，我们算是很安心的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在1928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是我们的女儿莉莉周岁生日，我们为了应付环境，就利用纪念女儿生日的名义请了几位平时和我们最接近的同志在我们家里晚餐，并玩玩麻将，藉以表示我们也是上海普通家庭，以作掩护。当时我们的女儿还不能走路，但她却异常活泼和伶俐，她常常从一个她自己坐的小木凳上爬到一个藤椅子上，然后再爬一步一溜就爬到梳妆台上了。当她每次爬上去时（因相当的高），总是表现着一种得意的神情，坐在上面，张开着她的小口眯眯地笑着，述之和我也就拍掌助兴。我们看她爬上溜下，身体活泼，手脚灵活，十分可爱，在当时我们单调的秘密生活状态中，她便成为我们私生活唯一愉快的因素了。

　　我在当时，既离开了党的工作而又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除了抚养和照顾我们的女儿外，便是阅读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名著（因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在不久之前拿出去藏起来了）。在当时我所阅读的许多作品中，如“父与子”，“灰色马”，“春潮”，“初恋”……等，我觉得他的内容合乎青年人，尤其是反抗一切旧思想的青年人的兴起尤其喜欢他的文笔轻松、流利和幽美。他的每一部著作开始时那种“清风徐来”的情调，我最喜爱。此外，不管是宫廷的历史小说，如法国文学家大仲马著的“三剑客”也好，小仲马著的罗曼蒂克的“茶花女”也好，法朗士的“红百合”以及“马丹、波娃莉”写实派的小说也好，都一本一本地阅读，不管它们的内容如何，只要它们具有文艺价值，我认为都值得一读的，而且都会感到兴趣，这比之当时一般男女同志一天到晚“打麻将”要好得多。因为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不但可以从中获取某些知识，知道一些西方的社会生活和习俗；而且还可以从中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典型人物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中去学习文字的技巧，这些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也是需要的。

　　约在1928年秋，我们同刘伯庄夫妇以及汪泽凯夫妇一起合租了一整座的二层楼房（在北四川路狄思威路），他们都是同陈独秀和述之的意见一致的，反对党当时所采取的盲动主义的路线，因而党也就把他们放在一边，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费，也没有把他们编入支部，惟恐他们影响其他同志（我们当时也未编入组织，直到后来准备开除我们的数月之前，才把我们编入支部，这往后叙述）。他们只好靠翻译过活，生活十分艰苦，刘伯庄为法国勤工俭学出身，1924年回国后，即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工作十分努力和认真，为人亦异常诚恳，曾赢得了北京同志的尊敬和信任。汪泽凯也是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1924年回国后，曾在湖南作过工人运动，随后作过河南省委的书记。他有鼓动才能，为人亦诚恳正派。

　　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曾正式写信给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指责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与危险。他认为当时党的政策，应该恢复创伤，培养元气，以准备未来的胜利；同时，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武装暴动和不断地举行示威运动，只有削弱党的残余力量和暴露其弱点。他看到当时上海时常举行示威，不断地被逮捕和枪决，因而参加示威的群众一次比一次少，有时甚至只有几十个党员跑到马路上去喊些口号和散发传单。因而，陈独秀说：“这不是示威，而是示弱”。他这一句话，差不多成为一句名言，互相传递，几乎达到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耳中。因而有无数的党员群众对于示威异常反感。

　　在这个期间，陈独秀和述之的政治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对共产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批评和反对的立场。瞿秋白的中央，当然把这种情形报告莫斯科。因而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之前夕，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邀请他们去莫斯科参加大会，企图藉此机会说服他们，或者扣留他们，以免他们在中国发生影响。但陈独秀和彭述之经过严肃地商讨之后，终于拒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从这件事实中便已明显地表明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已失去信心和希望了。

　　在这个期间，党里面的许多干部听说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反对党中央的盲动主义路线，他们也有同感，因而用各种方法来寻找我们这方面的关系，同我们接触和讨论，在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在工人区域中负责的，他们愤慨的叙述党的盲动主义政策在革命失败后的逆流中实际上是行不通，除了带来损失和牺牲之外，没有任何结果，徒然暴露其弱点于敌人的面前。他们的这些意见，不但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且也反映当时党里某些下层同志和工人同志的意见。

　　正在这个时候，汪泽凯将他在法国时曾经认识的诗人和戏剧作家王独清介绍给我们认识，随后王独清便常到我们的家里来，跟着时间的进展，他成为我们私人的好友（后来变成托派）。他的性格豪爽，但有点急燥；热情而有浪漫的气氛，敏感而有点神经质。但对朋友很坦白，说话一点也不含糊，爽直明朗，他的文笔很细腻幽美；但他说起话来，不但不像一般文人的文雅含蓄或俏皮和幽默；而且比任何普通人说起话来，还要粗鲁百倍。任何人说不出口的不雅的话，他都有勇气说得出来，说了之后，便哈哈大笑，表现得意的神情。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在提倡普罗文学的缘故；同时，也许是他有意识地反对绅士的表现吧。

　　王独清陕西人，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王鼎做过满清的御使大臣，他为了林则徐被撤职充军，上书进谏而遭受处分。但由于王独清很年轻就到日本留学多年，因而他没有感染贵族家庭的习气，五四运动后他回国从事反日运动，然后留学法国。在那里多年，约在1925年五卅运动然后从法国回来，他回国之后，曾在广州大学同郭沫若一起当教授。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后，他便回到上海，主持左翼文艺团体“创造社”（这个团体原为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所领导，出版“创造月刊”和文艺书籍），同时，又从日本回来一批原来在日本便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如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他们同王独清一起在创造月刊上提倡“普罗文学”（PROLETARIANLITERATURE），同鲁迅对立。鲁迅当时在北京当教授，他也举办了一种文艺刊物。他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满，曾写了一些尖锐地有些甚至深刻地讽刺性和暴露性的文艺作品，但他却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即不赞成革命，因而讥讽王独清等所提倡的“普罗文学”[1]。当时蒋光赤所主编的“太阳月刊”（蒋光赤为共产党员，第一期留俄学生，搞新文学和诗），也同创造社站在一条战线上，围攻鲁迅。结果鲁迅的著作销路大大降低。因为当时的一般青年，受了五卅运动的影响和革命潮流冲激之后，倾向于左倾文艺。鲁迅在这个现实的事实教训和名利权衡之下，他便逐渐地把头转向左边，同情革命和共产党了。

　　王独清在法国时，已经写了一些散文、诗和戏剧在上海的创造社所主编的“创造月刊”上发表，然后出版了诗集和剧本，如“威尼斯”、“圣母像前”、“杨贵妃之死”以及其他的小册子（如“长城中的少年”）等，这些作品他都赠送我们一份，我对于他所赠送的作品，都极感兴趣，一一细读，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名“貂蝉”的戏剧。当“貂蝉”出版后，他也送给我们一本（这是一部较大的历史剧），并要求我们对于他所赠送的作品给予批评和提供意见。述之当时因译书甚忙，无暇细读它们，只是片瑕地翻阅一下吧了。我因一向对文艺有兴趣，而且有时间去阅读，因而我对他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当的了解。有一次，当他问我对于他的剧本有何意见时，我说：

　　“我很喜欢读你所写的剧本，因为你对于剧情的结构安排得很紧凑，对人物的描写逼真和刻划的深刻以及文笔的流利与幽美，这些优点对于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我觉得，其中某些人物的对话，太现代话了，不合乎当时他们或她们所处的时代的话语。例如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对话以及貂蝉和吕布的对话等。”

　　他很乐意接受这个意见，他认为这个缺点是由于自己年轻就出国，而且在法国多年，受欧洲文字语言的影响甚深，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言语体验不够的缘故。关于王独清往后的政治路向和我们私人友谊以及他的遭遇和结局，我将在后面叙述。

　　在创造社的一批左翼文人当中，除了王独清之外，另外一位闻名的郭沫若也在这里提一提。郭沫若四川人，日本留学生，是一位聪明、敏感、善于逢迎和投机取巧的典型文人。他在早期就翻译了一些文学名著，因而著名。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虽然在思想上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倾向于民主自由，反封建思想，但他也同鲁迅一样，讽刺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五卅运动掀起了革命的风暴，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浪潮遍及全国，这位聪明、敏感的文学家，在革命浪潮激荡之下，他便卷入了漩涡，思想逐渐左倾。我还记得，在1926年3月8日，我们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所召开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曾邀请郭沫若演说，他任情地挥霍了慷慨激昂的词藻，比之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陈望道的演说还要急进得多（陈望道早已脱党，但保持相当左倾态度）。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南昌暴动失败之后（他在武汉政府时代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他便从南昌逃到上海，迅即流亡日本（因他的前妻为日本人），在那里渡过了将近十年的避难岁月，迄至1937年国共和谈开始，他便从日本回来，到南京去谒见蒋介石。在他当时所写的“轰炸中来去”一篇短文中，他极尽卑鄙之能事描绘谒见蒋介石的情景，他开头第一句话：“我和蒋委员长握手，他的手很温暖。”（他的这一句“名言”，在一些革命者的口中，当作笑话，流传甚广）。曾经屠杀了上百万革命者血腥气味的蒋介石的手，有一个共产党人而且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郭沫若的感觉中，是温暖的；而且用文字写出来，发表在报章上。这不但是一个讽刺；而且也是一纸“求官”书。凭借着他的这种善于钻营和卖弄笔墨的技巧，他终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而作了官。但自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便隐居上海，当国民党在上海开始逮捕和迫害民主人士时（他自南昌暴动失败后便离开了党，而作为民主人士），郭沫若在这种情形之下，受到威胁一溜烟就逃往香港（在逃往香港之前两日，他还在一个左倾学生所号召的会议上唱高调说：“死算甚么，我们要革命就不怕死”，这是我们的女儿同其他几个青年朋友参加此会回来告诉我的）。

　　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郭沫若又极尽卑鄙之能事，向毛泽东献媚，卖弄文笔，称毛泽东是太阳[2]，凭借着他的这种卑贱逢迎和卖弄文笔的本领，又获得了“毛主席”的宠爱而青云直上，作了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敏感到所有的作家、文艺作家都有被清算的危险，他便敏捷地首先“自我批评”，公开表示“悔过”，因此他不但没有被清算，而且还保留其官职。从郭沫若自始自终和他的历史经过看来，他是中国文人中一个最突出的投机取巧和卑污苟贱的典型。

　　约在1929年春，由于到过我们家里的一个同志被捕，大家为了预防万一起见，决定放弃我们合租的整座房屋，而分作去找分租的房间了。刘伯庄夫妇单独找到一个小房间，汪泽凯夫妇和我们仍旧准备住在一起。我们租了一个全楼下的三间，为了应付环境，又添置了一些家具，像一个上海普通家庭。房东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她的丈夫在南京作官，经常回来，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我到她的楼上去付租金时，她对待我很客气，并留我坐下，她很高兴地把她同她的丈夫合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并把她的丈夫同鲍罗庭夫妇以及周恩来一起合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她还一一介绍鲍罗庭和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我心里在暗笑；但吃了一惊，表面上装作不知道这些人物的神情。她叙述她的丈夫的简史和当时的官职（职位甚高为蒋介石的军事特务首脑）。原来她的丈夫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为蒋介石所信任，因而官职相当重要（往后我们在报纸上有时发现他的名字）。当我下楼来把这些情形告诉述之和汪泽凯夫妇时，大家都相对愕然，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找来找去，却找到蒋介石的特务的巢穴里来了；既然刚搬来不久，只好暂时住下来再说吧。”

　　有一天当她的丈夫回家时，她叫仆人来通知我们，说她的丈夫要下楼来见见我们（述之当时有点担心恐怕他见过自己，因述之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作演说），我们当时不好拒绝。他下楼来，我们大家都在一间客厅里相见。但相见之下，他对我们表示客气和信任的态度；因他见我们都有孩子，从我们的外表看来，都像规规矩矩的人。往后他的妻子一直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避免和她多来往和攀谈；同时，她交游甚忙，终日嬉游，不常在家。这样，对我们倒是很好，我们在这里反而安定地住了一个时期。

　　
[1]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所谓“普罗文学”，是不正确的，不过，当时他们提倡“普罗文学”的意义，是表现他们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
　　
[2] 1957年，毛泽东出席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后乘“图104”专机返北京，机上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郭沫若特地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名句”：“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此诗曾在人民日报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