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相关链接：韩生
〔附录2〕
坎农小传
约瑟夫•汉森
（1974年8月23日）
本演讲发表于1974年8月23日（即坎农逝世两天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召开的有1250人列席的社会主义教育会议上。本篇译自《我们所了解的詹姆斯·坎农》（James P.Cannon As We Knew Him，1976 ）第13-27页。
吉姆（詹姆斯的昵称）的一生，与我那一代人的一生息息相关，非三言两语所能道也。大部分材料，尤其是为数甚多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我将自限于对他成长为革命家的历程及其成就发表些许看法。
在服务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六十六年之后，八十四高龄的吉姆仍然头脑清醒、思维敏锐。他密切关注天下大事，紧跟激进运动潮流，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与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社工党青年团—译注）发展的前列，还热心于第四国际的事务，对眼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内部争论中的分歧有着鲜明的观点。
他的忠告与判断将被铭记，因为它们总是被证明是完全客观的，而且吉姆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运动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吉姆1890年2月11日生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他那有着爱尔兰背景的家庭颇为平凡，除了在政治方面。其父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是广泛发行、颇为普及的社会主义期刊《诉诸理性》（Appeal to Reason）的坚定支持者。在落后的中西部，一位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父亲是一个男孩成长的巨大优势。
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吉姆十八岁即加入社会党。三年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双重身份并不少见，也是公认的惯例。
那些年，美国经历了迅猛的激进高潮。这是一个激烈的罢工斗争以及暴力对抗工贼与警察的时代。在尤金·维·德布斯领导之下，社会党突飞猛进地成长起来，在工人运动中深深扎下了根。
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战士
这一时期，吉姆被塑造成具有阶级意识的战士，并受到文森特·圣约翰（Vincent St. John）这样的卓越斗士与组织者的关注。吉姆从他那里受教良多。
高中时期的吉姆，即在辩论——一项比之今日地位高得多的校园运动——中崭露头角。参加辩论组的经历给了吉姆实现其抱负之一，即成为娴熟的公开演说家开启了良好开端。
他认真学习公开演说，仔细观察进城巡回演讲的知名人士，阅读有关技巧的书籍，并尽力消除在中西部地区习以为常的演说缺陷。这是与街头演说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的，这其中充满艰辛。结果之一是，他在二十年代前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一名颇有才华的演说家而声名远扬。
他以相同的学习方法研究写作，通过观察他人的写作方法训练自己，阅读这方面所能找到的相关读物。他一度打算写一篇小说。
在写作和演说这两个领域，他倾向于成为追求完美的人，不断修改他的草稿，力求尽善尽美。
就这样，1919年，当二十九岁的他在堪萨斯城担任《工人世界》编辑并在翌年担任共产党的刊物《劳动者》编辑时，已拥有了成为组织者、演说家与作家的扎实功底。
吉姆有能力将革命社会主义基本的理念与目标用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方面鲜有匹敌。他是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他这些年在其专栏《一位鼓动者的笔记》（The Notebook of an Agitator）所写的诸多短文，可为革命新闻工作典范。
一战之前的世界产盟与社会党左翼可谓是激进分子的绝佳训练场地。吉姆学到的教益秉持终生。
但在其政治教育中最大的一个影响乃是俄国革命，尤其是1917年10月列宁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暴动。
这一重大的事件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实例，唤起了全世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想象力，鼓舞了全新一代的革命者。对吉姆及其许多同志而言，十月革命就像一所高等教育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们在某方面接受了再教育，在其它方面接受了研究生级别的理论与政治训练。
在这所非常注重实践的学校里，吉姆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社会党的左翼和所有世界产盟内部的反叛者以及追随他们的人是可以联合起来的，于是他们联合组建了美国共产党。1920年，在召开于密歇根州布里奇曼的会议上，吉姆入选新党的中央委员会。
就是在这所学校，吉姆完成了革命者的基础课程。承蒙俄国人的直接教诲，结合二十年代美国阶级斗争的鲜活经验，吉姆的主要才能成熟起来了，显示出自己是一名最高水平的政治组织者。
资产阶级麾下几乎从来不缺能干的政治组织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于专门提供政治领导力的富有家庭。工人阶级中却非常缺乏这种人才，一个原因是，它在这方面所需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资产阶级政党所招收，为其服务去了。该领域的天才必须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对工人阶级的事业甘于牺牲，并几十年甚至终生奉献不息。
吉姆就是这样的人。对他而言，精确估计形势，考虑主要力量的对比，准确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以这些领悟去说服他人，是很自然的。吉姆成了一名熟练技师，他能制订出最佳方法，来回击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以及增强有效反击力量。
在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吉姆因此出名。这一特别的才能的发展，使他赢得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位。
那些日子里，共产党与丛林有几分类似——即，就党内斗争而言。起初，列宁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扮演着改善局面、帮助同志们从自身错误中吸取正确教训的角色。
可此后，共产国际堕落了，变成了真正的丛林，身在其中的吉姆是一名最优秀的丛林战士。他犯下了错误，随后吸取了教训并能铭记在心。
有原则的政治斗争
吉姆与其他在这方面也有才能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吉姆在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框架内行事。很自然，他试图取胜。但他目光长远，旨在赢得最后的战斗，即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最后的战斗。
依他之见，这是一个伟大的远景设想，是唯一真正值得尽毕生之力去争取的东西。他也将其视作一个现实的远景，即使需要几代革命者的共同努力，这一远景也必将实现。
吉姆是一个国际主义理念深入骨髓的人。年轻时身为社会党与世界产盟一员的他，就吸收了国际主义观点。俄国革命提供了这一观点正确性的鲜活证明。
在这一基础之上，吉姆还开始获得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实际经验。除了参与二十年代共产党里无间断的讨论、争辩以及派别斗争外，吉姆还出席了共产国际重要的第四次世界大会以及后来的第六次大会——在该次会议上，斯大林企图粉碎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原则的捍卫。
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标志了詹姆斯·坎农作为国际政治人物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决定支持以列夫·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路线。
早些时候，他深深困扰于共产国际就美国共产党内部事务所作的有害决策，却并未将其与俄国党内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上，从可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倾向于忽视这一斗争，甚至相信斯大林的话。
第六次世界大会上，他和加拿大共产党的莫里斯·斯佩克特偶然得到托洛茨基提交给大会采纳的对纲领草案批判的部分内容的英译本复件。接下来的事就众所周知了。
这份文件完全说服了坎农。他决定为托洛茨基的批判而战——不是由于任何立即获胜的希望，而是因为他觉得托洛茨基才是对的。
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并非轻而易举的决定。坎农比俄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被排斥，老交情的断绝，以及与他在多年战斗中所结识的许多同志的人际关系的结束。
然而，在政治上，做出这一转向是必要的。在吉姆看来，这一理由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一件个人事务可以阻碍他捍卫托洛茨基以及反对斯大林官僚匪帮的前进道路。
坎农的决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榜样，在派别斗争中争取政治清白至关重要。斯大林也明白。这就是他为何要封住托洛茨基之口、终以暗杀手段来压制托洛茨基强而有力的声音。
于是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遥远的阿拉木图，被强行阻止捍卫自身立场、回应恶毒至极的造谣污蔑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共产党一位主要领导人加入托洛茨基一边来捍卫列宁主义的纲领，决心尽其所能去组织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以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为该纲领而斗争。
这一决定标志了我们美国托派运动真正的开端，尽管波士顿的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在此方面上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这一决定还是标志了最终发展成第四国际的世界运动重要的一天。
1928年，坎农处于反斯大林主义国际斗争的开始阶段。他活着看到了斯大林巨型雕像的轰然倒塌。
与托洛茨基的合作
坎农与托洛茨基的合作可谓硕果累累。但是一些诽谤我们运动的人，将坎农描绘为“唯唯诺诺之辈”，全靠托洛茨基出主意，自己仅充当执行的角色。我还能想到更坏的关系描述；但这一描述完全不正确。事实上它像中伤坎农一样中伤托洛茨基。
他与坎农的关系，就像与共事的秘书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托洛茨基一视同仁。大家很容易交换意见。托洛茨基喜欢引出别人的看法，他们就会作出回应，通常会比他们自己原来想法要高明。
这种合作，毫无疑问，存在于政治层面。这个团队并不是一个心灵相通、兴趣相投的群体。打个比方，托洛茨基与坎农的个性就颇为不同的。
在科约阿坎，我亲眼看到托洛茨基与坎农是怎么合作的，我知道作为政治战略家和列宁主义建党纲领的实践者，托洛茨基有多么重视坎农的意见。
至于坎农，他视托洛茨基为天才，一个像卡尔·马克思一样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他将托洛茨基的天才视作一个事实，一个对革命运动而言极其重要的事实，毫无与他平起平坐之想。
可坎农对托洛茨基的东西，绝非不加怀疑的接受；托洛茨基也不会这么要求。坎农要是不同意，会为自己的观点而争辩；在一些问题上，他还说服了托洛茨基。并非只有坎农这样对待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
第四国际
在1938年创建第四国际的工作中，托洛茨基与坎农通力合作，以谈论将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纲领始，以新的国际政党的实际成立工作终。
这令人回想起，有一些人，甚至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也有，反对组建第四国际，认为不合时宜。托洛茨基与坎农都支持组建之举，二战的迫近使得这一举动更加必要，因为国际事态中的一个动荡的新阶段即将开启。
当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之时，许多人，尤其是所有斯大林派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断定，这意味着第四国际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末日。
时年五十岁的坎农，被视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依他之见，相信任何单独的个人能填补托洛茨基逝世所留下的空白是荒谬的。毫无疑问，没有人看到他试图这么做。他说过他不是天才，他认为这是狂妄自大的，并嘲笑试图扮演这一角色的人。
然而，为了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斗争，他制订了一份计划。这份计划并非天衣无缝。它包括靠拢队伍，保持队形，加强它，扩充它，延续它。
就这样，领导队伍的连续性得以维持。要是另一个托洛茨基出现，那真是太走运了。这有助于缩短争取社会主义的时间。可要是另一个托洛茨基不出现，我们还是要基于托洛茨基的原则与教诲而斗争下去，齐心协力，终究胜利。
在上面提及的计划里，坎农把第四国际放在最重要位置。要尽一切可能，维持第四国际并使之向各大洲发展，方法就是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原则，帮助各国组建起这样的领导团队，他们有能力组建起群众性政党并能够指导革命斗争获胜。
坎农在对第四国际的发展及其福祉的关注，完全不同于联邦主义者的看法，他们将国际视作好东西，只要它不插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务，就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
坎农沿着第四国际建立所制定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其建设工作。他视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第四国际区区一个支部——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支部。他从未改变这种观点，即使后来美国通过反动法律迫使社会主义工人党脱离了第四国际。
最伟大的成就
但是，坎农同志最卓越的成就仍在美国的土地上。分享这一成就的，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其他先驱们——其中有：文森特·R·邓恩、卡尔·斯科格隆、阿恩·斯瓦贝克，尤其是1968年三月去世的吉姆的伴侣，罗斯·卡斯纳。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们，无论如何，都非常信任吉姆。
这个成就，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国内部，建立了一个有自力更生能力的革命政党核心。吉姆不仅缔造了这个核心，还维持它，面临无数压力史无前例地坚持了数十年。在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抵御着工会官僚职位及其丰厚薪水的诱惑。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反击着曾在美国的激进运动与许多工会之中实力强大的美国斯大林主义的无情攻击和恶毒诽谤。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以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歇斯底里，作为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成为《史密斯法案》首批牺牲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身先士卒，慷慨赴狱。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臭名昭著的十年里，当托洛茨基主义者被美国的政治警察FBI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逼走的时候，当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几乎被完全孤立、并因资金匮乏而实际上陷于停顿的时候。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在麦卡锡镇压与经济繁荣相结合导致劳工运动消沉多年之时。
代价
当然，损失在所难免。很多重要的同志灰心丧气并停止了活动。很多有着多年经验的干部难耐被不断扭曲的政治分歧，为自己选择其它道路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理由。
但是，新成员取而代之。其中一些新成员显出很高的价值，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是逆流而上加入运动的。
吉姆的坚韧与顽强最终获胜。他成功地维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可直接追溯到上世纪的美国社会主义开创者，直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党，并经过他们追溯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
在詹姆斯·坎农领导之下，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不断地聚集、维持和更新，我们也知道，他对这一胜利心满意足。
干部队伍的发展
在身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年代，吉姆成为了三代——如果不是四代的话——革命者的老师。他教导我们的方式不是太多的正式演说——他其实做得不多，甚至也不是他的作品，尽管这样，他还是留给我们可观的遗产。
他教育我们最有力的方式是和我们并肩战斗。多年以来，在阶级斗争的许多场合与战斗中，他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关心干部队伍的发展，尤其是同志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而我要说，吉姆教育我们的最重要课程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自身发展史。这一历史，我认为不但有党的管理、支部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出版物以及领导集体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党内斗争，包括了共产党早年的那些事，在此的绝大多数人并未参与，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记述间接地了解。
我们党的存在，归功于吉姆运用于这些斗争的方法。吉姆将自己的政治知识传授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整个干部队伍都能学会运用。希望在未来决定美国命运从而决定世界命运的强大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能以此为根基。
二战之后，吉姆坚持认为苏联的胜利，东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终将削弱世界范围内的斯大林主义，创造新革命的机会。依他之见，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证明。
他毫无疑问仍是着眼于美国工人。长远来看，任何其它地方的剧变，都将对美国的政治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深受资本主义日渐深重的经济与社会的矛盾，美国工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将被推向战斗，美国革命便开始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吉姆确信，美国革命并不遥远。它明显更近了。他看到了它的征兆：六十年代黑人解放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和越南都不能赢得全面胜利；美国青年空前规模地激进化；反战运动席卷全国，动摇了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以至于一名总统决定不参加第二任期的选举，而其后任——一个不怎么狡猾的骗子——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签署辞呈、抬腿走人。
这一切征兆使坎农相信，托洛茨基主义的时代近在咫尺。
个人生活中的吉姆，在意气相投的同志与朋友之中，更喜欢独处。他是一名涉猎广泛的读者，却更喜欢交谈。他的谈话，毫无疑问，以政治为中心，起码是趋向它的，有时夹杂些戏谑与玩笑。
吉姆抽雪茄、烟斗，完全不在乎烟草的等级，津津有味品尝着他所买的便宜牌子，以及“哈瓦那人”或近年馈赠的混合品。随着烟草的燃尽，他也心满意足。
他认为时不时地搞个聚会很有必要，他确信日常生活中的欢乐是不能错过的。长久以来，他主要喝茶，最多也就喝一点啤酒，他不赞成限制饮酒；但他不得不重视酒精给他造成的健康问题。
在工作上，吉姆并非随随便便的类型。事实上，他要求甚高。一些同志觉得难以忍受，某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不和。
吉姆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缺陋之处。对于亲近的朋友，他甚至过分强调他们，让人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朋友。
吉姆的客观精神，也针对其他人。最惊人的一次是他评论一些他曾经认识的共产党员，虽然这些人后来成为斯大林分子，背叛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和抱负，吉姆在评论这些人时依然充分肯定他们，并解释了他们是如何被自己不能理解的力量所压垮的。
有团队精神的人（a team man）
因为他很复杂，对吉姆进行一个心理学的分析估计会很有趣，尽管这样也不会让我们了解太多关于他政治上愤怒的原因。他生来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对他的分析判断必须要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清晰地认识到一个领导层团队的力量，他就像构建团队的大师，因为一个均衡发展的组织，通常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截然不同观点的群体组成，有些人的观点总是极端的，有些人总是反映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利益。
作为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吉姆使自己完全服从党的纪律，服从于“责任”（duty），他喜欢用这个词或者称之为“献身党的事业”（pitch for the party）。
吉姆自称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无疑是有些道理的。这就是说吉姆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团队的人。他不得不努力学习并有意识地亲身使用，以使自己合乎责任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只是在小事儿上才放纵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如果这样算是的话），他会尽最大可能不使之影响党的重要事务。
一个易怒的人
吉姆基本上就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他愤恨一切的不公平、不平等、特权和剥削，愤恨贫困、机会匮乏、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他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的罪行、战争和它的反动意识形态。他厌恶它的警察，它的法庭，它的监狱，它的法西斯主义，它倒退回野蛮的趋势。
他为杜鲁门核爆广岛长崎之举而大发雷霆，并寄希望于人类能消除核弹灭绝。
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永无止境的愤怒，从他每日所读的报纸和他所看到的东西之中激发出来，是他性格中的动力之一。
他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我们不得不生而面对的可怕制度。
吉姆有着清晰的社会主义视野与开放的思考方法。青年时的他增长了这一视野并坚守终生。为了将这一视野传授于人，鼓舞他们，并使他们加入进来，他毕其一生，上下求索。
在近期《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 Press）十周年庆典上他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重复着这一呼声。
这次演讲据说是吉姆·坎农留给党和新一代反抗者最后的启示，其至坚之信念，尽显无遗。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不会和吉姆说“再见”。他与我们同在。他通过他的作品和我们在一起。他通过他耗费心血所创建的党和我们在一起。他通过党的领导班子的连续性，还有他树立的毕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榜样和我们在一起。
通过这些成就，吉姆将始终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而努力的国际斗争中的一名参与者，一位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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