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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的最后陈述
N.I. Bukharin’s Last Plea
（1938年3月12日）
说明： 1938年3月2—13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18人被判处枪决。布哈林是此案的主角。在俄联邦总统档案库存有约1500页的原始审讯记录以及布哈林所写最后陈述的纲要。后来正式公布的记录是经过删节和修改的记录，有编辑的修改，也有斯大林审阅时所做的修改。现在刊登的是原始记录。为便于同正式公布的记录对照，这里把修改处用不同的字体标出：楷体是编者和斯大林所删的地方，仿宋体是经过修订或与最后陈述的纲要不同的地方。注释中说明删节者或修订者，某些语句的异同对照（以上为原中文编者注）。本文在收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时，第一页左上角标有编号“№03359”。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3—547页。
译者：夏风 译，据俄联邦总统档案库存原始审讯记录译出。
法庭警卫长：法官到，请起立。
庭长：请坐。被告布哈林，现在由您作最后陈述。
布哈林：庭长公民和法官公民们，请允许我就我的活动和与此相关的事作最后的陈述（其实际内容我在法庭侦讯和审判中已经作了叙述），并回答国家检察长对我提出的最重要的指控。[1]
我完全同意检察长公民关于历史性[2]审判的说法，这次[3]历史性审判揭露了由“右派托派联盟”犯下的我们恶毒罪行[4]。而我是这个联盟的首领之一，因而对其全部活动我负有责任。
这次审判在一系列审判中是总结性的，它揭露了所有的罪行、叛卖活动，揭示了我们进行的反对党、反对苏联政府的斗争的历史实质和根源。[5]
我坐牢已经一年多了，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不过从偶尔得知的片断事实我看到、感觉到和理解到，我们如此罪恶地加以出卖的利益正在进入巨大发展的新阶段，现在已经作为国际无产阶级[6]最最强大的因素进入国际舞台。
我们被告们坐在栅栏的这一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隔了开来[7]。这是伟大斗争战线的象征[8]，而我们处于可诅咒的反革命队伍之中，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在审判刚开始时，对于庭长公民提出的我是否承认有罪的问题，我就回答说我承认[9]。在预审时的对话中我也承认自己有罪。
对于庭长公民问我提出的我是否确认我提交的供词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完完全全承认自己有罪，我在法律上是苏联刑法典的罪犯。
当预审结束时，我被唤去接受国家公诉人的审问，他检查了所有的侦讯材料后，作了如下的概括：（第5卷，第114页，1937年12月1日）
问：您是否曾经是右派反革命组织中心的成员？我回答：是的，我承认。
另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您是其成员之一的反苏组织中心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并以用暴力推翻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目的？我回答说：是的，我承认。
第三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这个中心进行了恐怖活动，组织过富农暴动，并策划过反对政治局委员、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的白卫军富农暴动？我回答说：是的。[10]
第四个问题：您是否承认在策划旨在进行国家改变的阴谋方面有罪？我回答说：是的。
下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在组织富农暴动反对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方面有罪？您是否参加了地下右派反苏组织？我回答说，我承认所有这些指控。
1938年1月10日，检察长公民就阿·马·高尔基的死对我进行了审问。我也对此提出供词。最后，2月20日，也就是在审判的几天之前，检察长公民在就“左派共产主义”一事审问我时，安排了5次当面对质，又一次提出了阿·马·高尔基被暗杀的问题。在1月10日的审问中，检察长公民没有向我提出任何用法律表述的指控。[11]我在法庭上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对于我所犯下的罪行，对于国家公诉人公民在审讯结束时根据检察长所掌握的侦讯材料认定我所犯的罪行，认罪服罪。在法庭上我也曾声明过．而且现在我也再加以强调和重申，在政治上我承认对于所有“右派托派联盟”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有责任的，我甚至承认对那些我不知道的和一点概念也没有的罪行负有责任。
甚至对于公诉人运用刑法典的条款，也即运用那些如果我加以承认，从狭义的法律观点看[12]，我就会被处以最严厉的惩处的那些条款，认定我犯有的罪行，我都承认，而且我也同意检察长公民几次向我重复过的话，即我正站在死亡的门槛上。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对于：1．在打印成的起诉书上；2．在法庭审讯期间；3．在苏联检察长公民的公诉词中出现的指控进行驳斥[13]。
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国家公诉人公民对我进行审问时曾断然地向我声明，他禁止我，作为被告[14]，承认多于我承认的事，要我不要臆想出不曾发生过的事，并要求把他的讲话、声明写入记录。
我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大概将是我的最后的话了。但我的发言不是为了对多次认定的事实和检察长公民一再作出的结论表示异议．不是为了减轻量刑的尺度。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15]
总之，我再重复一次，我承认我在背叛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最严重不过的罪行方面有罪，在组织富农暴动、策划恐怖行动、参加地下反苏组织方面有罪。我还承认在策划“宫廷政变”阴谋、策划国家政变方面有罪[16]。不过，由此可以说明国家公诉人公民的起诉词说到我摆出纯粹理论家、哲学家等等的架势等等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完全是实际事务。但是我说过，而且现在也重复一次，我是反革命事业和运动的领导人，而不是下手，执行者。由此可见，并且人人可以理解，许多具体事情我可能根本不知道，并且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事情，但这也并不能摆脱我的责任。
我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于失败主义方针是有责任的，因为这种方针在“右派托派联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尽管我要肯定地声明：
（1）我本人并不曾持有这种立场；
（2）关于打开前线的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提出的一种评论；
（3）如果李可夫第一次听说过这句话，那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是我同托姆斯基谈话时提出的一种评论。[17]
我认为打开前线是一种愚蠢的反爱国主义的方针。但是我承认自己对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极其荒谬绝伦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进而认为自己对破坏活动负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尽管我本人并不记得我曾下达过关于进行破坏活动的指令。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说过。我只有一次以肯定的态度同格林科[18]谈过这个题目。我在供词中就曾说过，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合适的[19]。但是[20]国家公诉人公民却说我起了暗害活动的领导者的作用。
现在我转入我最后陈述的第二部分，即对指控的辩驳。
我首先驳斥似乎我参加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集团的说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集团，更不是这个被称做“右派托派联盟的集团”。[21]
检察长公民在起诉书中解释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抢劫，但他们终究要相互承担责任。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团伙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这样才能成其为一个团伙，并且要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却是从起诉书中才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22]这个名字，而且是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我第一次知道有马克西莫夫[23]这个人。从来不认识普列特涅夫[24]，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25]，从来没有同拉科夫斯基[26]谈过有关反革命活动的话，也从来没有同罗森霍尔茨[27]谈过这个题目，也从来没有同泽连斯基[28]谈过这个题目，一生中从未和布拉诺夫[29]谈过话，如此等等。顺便说一下，连检察长也没有问过我有关这些人的事。
“右派托派联盟”首先是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例如，参加的人中怎么可能有列文[30]？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孟什维克是怎么回事。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等人怎么可能也加入呢？
因此，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人并不是某个什么集团，他们沿不同的路线进行密谋同伙，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集团。既然如此，那就清楚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集团，与起诉书的说法相反，不可能是按照情报机关的指示组成的[31]。所有被告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右派托派联盟”有牵连，其中有的同情报机关有牵连，但仅此而已。然而，这并不能提供任何根据认定这个集团就是“右派托派联盟”，认定这个集团是按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组织起来的。[32]
第二，实际上存在过的和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粉碎了的“右派托派联盟”是历史上形成的。它确实曾经是现实存在的，直到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粉碎为止。它是历史地产生的。我曾供述，还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那是我领导的大会，我第一次同加米涅夫谈了话[33]。
怎么能够断言这个联盟是根据法西斯情报机关的指示组建起来的呢？那是在1928年呀！顺便说一下，那时我差一点被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暗杀，这是接近党的领导的人都知道的事。
第三，我绝对否认，我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它们是我的主子，我按它们的意志行动。同外国情报机关签订什么协议是愚不可及的，因为通过这种协议我们阴谋分子能得到什么呢？仅仅是允诺而已[34]。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那么，为什么在我的案件的侦讯材料中，除了诬陷者伊万诺夫的供词以外，关于这方面却没有一个字？而且为什么检察长公民在审问我时没有就此询问过我？尽管我蹲监狱已经一年多了，而检察长直到开庭审判时才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是因为没有根据充分的材料[35]。
现在向我展示的又是什么呢？是沙兰戈维奇，在看到起诉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其存在的一个人。一个不存在的切尔维亚科夫[36]，因不存在而根本无法对他进行审问[37]。向我展示了沙兰戈维奇口供的前后文，按照他的口供可以认为，我几乎制订过一个破坏白俄罗斯练习簿生产的计划。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情况了。沙兰戈维奇……[38]
沙兰戈维奇：不要撒谎，哪怕一生中有一次不撒谎也好，见鬼去吧[39]。您现在在法庭上还撒谎。
庭长：被告沙兰戈维奇，不要妨碍法庭。
沙兰戈维奇：我无法控制。
布哈林：伊万诺夫[40]。关于他的供词，总的方面我要说说以下内容：过去和保安处有过关系的相应人员供认说，他们怕被揭发而决定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于是走向右派分子，参加搞恐怖活动的地下组织。看，这算什么逻辑？多妙的逻辑，怕有可能被揭露而参加恐怖组织，而明天他就可能被逮住而被绞死。而且，例如泽林斯基还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伊万诺夫也是这样。那就是说，起先他们两个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参加了十月革命，后来又由于胆怯，出于怕被揭露而参加反对十月革命的阴谋[41]。很难想象，至少我很难这样想象。但是，检察长公民相信了他们，尽管这听起来显然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存在不正确之处，那么其余的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伊万诺夫和沙兰戈维奇就不会继续玩他们的旧战术吗？[42]
霍贾耶夫[43]断言，我曾建议他同英国的间谍头子取得联系，而伊克拉莫夫[44]则说我对他讲过，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真是一块肥肉。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对霍贾耶夫说，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用不明朗的形式支持了土耳其斯坦独立的想法。但没有谈到过关于间谍头子的任何一个字。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栽到我的身上，除非把我说成是一个傻瓜。我是一名罪犯，但谁也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忙于把国家的各个部分分送给别国的傻瓜。那样我们努力去夺取的政权又要它干什么呢？我们是“右派托派联盟”阴谋的参加者，可是竟会采用这样的犯罪方法？国家公诉人公民在这整个案件中采用了十分奇特的逻辑。他[45]问道——您看到过霍贾耶夫吗？看到过。那是在塔什干？是在塔什干。您同他谈到了政治吗？谈到了政治。那就是说，你们谈到了间谍头子。但是，这同所谓数学归纳法没有任何关系。这里[46]这样一类结论出现了不止一次，而当我抗议此类结论时，检察长公民就指责我讲假话，支吾搪塞，想掩盖真相，等等，而他又得到一系列我的同案犯的支持。但是，在我看来，在这种场合真正的逻辑在我这边。就是以这类完全不充分[47]的材料为根据，国家公诉人公民宣布说，一切间谍联系都是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进行的。可是，检察长公民又说，这里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要求极其郑重地对待用词和事实。但是在检察长公民的起诉词中却没有一个事实是有充分根据的。在这份起诉词中引用了两家日本报纸的话……（没有听清）[48]。但从这些报道中怎么能够看出，讲的正是我和右派呢？
不过却说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讲的正是我，或者甚至是右派。而日本人又怎么会公开向自己的公开间谍暗示，如果这个集团或这个人真是他们的间谍？真是奇怪的观点。而且，检察长公民，又有哪怕一件事实能说明我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呢？而且，为什么检察长公民在预审结束时不问我这个问题呢？那时他曾对预审的全部材料提出检查性问题。[49]
但是，我承认在分裂苏联的恶毒计划方面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托洛茨基讲到过作出领土让步问题，而我和托洛菠基分子是一个联盟的。这是事实，我承认这一点。
第四[50]，我绝对否认我参与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据亚戈达供认，暗杀基洛夫是根据“右派托派联盟”的决定进行的。我不知道此事。李可夫在法庭上供述说，我不知道此事。此外，法庭有李可夫的供词、我的供词、亚戈达的供词，而亚戈达又援引了叶努基泽的证词，不过已经不可能审问叶努基泽了，而他的词我不知道，不曾出示给我看过[51]。不过这是对于检察长公民的实际内容有所帮助的，是他称之为逻辑的东西。他的问题，为什么布哈林、李可夫站在一边，并且回答说他们不可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52]。然而，袖手旁观和知道，这是一回事[53]。如果先提一个问题，然后再改述成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就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不过[54]，这是在初级逻辑学中称之为同义反复的东西，也就是说，把需要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了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解释呢？可以问——请问，您这小坏蛋如何解释这些事实，您能否认这件事情存在过吗，在某方面经叶努基泽和亚戈达同意作出了决定，或者您连这一点也否认？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法官公民们。但是，要是我不能否定，而与此同时我也不能肯定，我可以作出某种设想。不过你们应当看到工作的保密性，由于保密，此案的整个罪犯集团才得以维持下去[55]。总部没有开过会，但偶尔说说话，有了这样一种秘密交往和联络方法，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我还要继续问下去——究竟为什么在我的侦讯材料中什么也没有，而且检察长公民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有问过我，要知道他最后一次看到我就在开庭前几天。为什么如此有分量的指控在几个小时内冒了出来，虽然其分量是尽人皆知的[56]。
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亚戈达自己声称，这是直接涉及他的事情[57]。我无权利闯入这一领域。但是，这亚戈达的声明，此声明由于有下述重要事实而显得相当有分量，这就是他请求把这个问题转为秘密审判等等。然而，从政治观点看，甚至从最恶毒的白色恐怖的角度看，这种暗杀是显然毫无意义的，何况[58]克留奇科夫已经开始说，这样做是为了削弱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乐观愉快程度。[59]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甚至一位辩护人公民也开始表示这样的观点。这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这无论如何不会成功，——这样的论据，何况[60]反对这种论据的有像亚戈达本人的声明这样极有分量的事实，而此声明又得到把此事转入秘密审判这一事实的证实。
明仁斯基。布拉诺夫对于个人动因的供词也完全是这样的。如果从政治上提出问题，也仍然从最恶毒的白色恐怖的实际行动的角度看，明仁斯基已经患病，他怎么也不会对“右派托派联盟”造成危害。为了这样的目的去干这样的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单纯从暗害的合理策略的角度看也是精神错乱[61]。怎么能认为这是可能的呢？
庭长乌尔利希同志：亚戈达说的刚刚相反[62]。
布哈林：我不是讲亚戈达，而是讲布拉诺夫的供词，而在法庭上，按照庭长的权威解释，我有权讲我认为需要讲的事[63]。
最令人痛心和最可怕的事件，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死。我供认了什么，我是怎样和在什么情况下公认的呢？人们问我（看来已有这个案子的某些侦讯材料），我是否能回忆起某些事，足以说明联盟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那一部分人对高尔基有过敌对态度？我开始在记忆中搜寻，看我就此能想起什么[64]。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一次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曾在法庭作了陈述，检察长也就此谈话向我提问过。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托姆斯基匆匆地对我说，托洛茨基分子正在策划反对斯大林分子高尔基的敌对活动或者类似的话[65]，我在那时刻完全没有想到说的是某种恐怖行动。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看来是因为这种想法对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而言我以为是极端荒谬的，他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化工作者，而且，夺取政权后还要他出来表态，以作为一种保障，诸如此类思想在我头脑中不可能出现[66]。所以我对此置若罔闻。在审问时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这一次谈话。对检察长公民一再的追问，我一直回答说，当时在我的意识里一点也没有想到什么恐怖行动。在这次庭审时，在回答检察长公民的一个问题时我说过：“现在我感觉到，当时讲的正是这个。”于是，检察长公民就由此得出以下看法——他说：“但这不是含糊的承认又是什么？”含糊承认了什么？承认了什么呢？承认我在法庭上听说了原先我并不知道的许多新的事实，因此可以来回顾我同托姆斯基在另一种情况下所作的谈话？我认为，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的论据不能被认为是充分的，而我自己明确地确认，我只想我想的事，不想我不想的事[67]。
1918年。检察长公民首先宣称，我于1924年不得不被迫承认在斯莫尔尼宫的某某次谈话。没有人强迫过我任何事情，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此事，而我提到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派别斗争在1923～1924年期间造成了多大的危害，达到了何种地步。而我首先是想消除这个误会。
国家公诉人公民说，布哈林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反对5名证人的供词，他们在这里，在所有人面前，在本案全体法官面前经过，隆重地走过，他们认定，我曾经顽固地宣扬过一种意图、思想、主张，要求逮捕列宁并从肉体上将他消灭，并且除列宁外还加上两个杰出的党的活动家：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不过，说我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是不正确。检察长公民可以认为论据不正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不能说我什么也没有提出。我提出了一大批看法。
主要的证人是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68]。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把所有这一个事件，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列宁的阴谋，以及逮捕他们并准备加以杀害等等，在自己的供词中——第一次，在对质时——第二次，以及在庭审时——第三次，把这一切都算到布列斯特和约以前的时期。我在对质时、预审时、法庭上都说过，并指出这种设想是明显没有意义的。这种认定，也同样是没有意义的。设想[69]“左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前希望利用强制手段实现国家政变是没有意义的，说这没有意义是因为，托洛茨基分子也好，所谓“左派”也好，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如果在就布列斯特和约举行投票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分子不俯首投降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就会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所以怎么可以设想，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之所以投降是为了转而采用密谋的方法？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前的情绪是，他们希望在例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赢得党内的多数，而当时我是那个集团的领导人，该集团在代表大会上有一半的席位。这是任何人都知道、都清楚的事。既然如此，那么请问[70]，在此种形势下怎么会有可能出现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现在讲的事？不过我举出过别的例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曾经断言，问题在于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中心是莫斯科区域局。那样，我可以说出几个名字，几位受尊敬的党员。我这样做只是想驳倒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的论据。人所共知，有一大批杰出人物——古比雪夫、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明仁斯基等等——他们当时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拥护者，属于我的这个“左派”集团。他们这些人的分量要比曼采夫[71]们、斯图科夫[72]们以及其他任何人重得多，无论政治禀赋还是政治积极性也都比上述一些人要强得多。因此，实际上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列宁格勒的中心集团包括上面这些人。那么我请问你们，如果这些人在集团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暴动计划怎么可能呢？十分明显，这是一个荒谬至极的胡说八道[73]，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在这里针对我的主要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把事情同布列斯特和约以后的完全不同的时期，莫斯科时期搅混了。但是如果需要和可以谈论莫斯科时期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记录，包括我下达给斯图科夫的指令，包括斯图科夫的发言，都不再存在。而如果也许有过这些发言，也许有过这些记录，那么这与我无关，当时我在那时的彼得堡，不可能下达这些指示[74]。
法官公民们，我很抱歉，让你们长时间关注此事，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极其沉痛和极其重要的内容，而在法庭上也对之十分重视，所以我才贸然就此重复我已讲过的话。然而，国家公诉人公民却硬说我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为自己辩解。
我不准备再谈其他事情，如卡姆科夫[75]和卡列林[76]供词中的前后矛盾之处，以及一系列其他事情[77]，因为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我承认那个事实，即同卡列林和卡姆科夫有过一次谈话，而关于逮捕列宁24小时和继续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盟一事，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倡议的，但是对于第一个谈话的回答是粗暴地予以否定，至于后来通过皮达可夫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一事，如同检察长公民所表述的那样，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可以把它看做企图用暴力方法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点我承认，有过这样的事。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的意图，我绝对予以否认，而且公诉人公民这里讲到的关于强行逮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的逻辑是无论如何帮不了忙的。立宪会议曾被逮捕，但其中没有任何人从肉体上受到伤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曾被我们逮捕，但是那时一个人也没有在肉体上受到伤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但他在肉体上也没有受到伤害。我要说明，在这些犯罪的和恶毒的谈话中专门讲到，无论如何不得触动有关人员的一根头发，这一点被公诉人公民的起诉词略去了。可以对此有各种看法，但这是事实。
布列斯特之后的这个插曲在时间上总的说只占很小的位置，因为此后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起事了。我们不得不逮捕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我本人参加了这次行动，我本人参加了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的领导。此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没有过什么联系。我去国外进行革命话动，后来回国，然后，我再说一遍，我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炸弹炸伤[78]。我不是想以此来说明，这是直接针对我的行动，如同证人曼采夫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但是我想说，人人都知道我应去莫斯科委员会作报告。就在这时候搞了暗杀，我受到轻伤。好几个党的活动家被炸死。众所周知，这次暗杀行动是由以切列帕诺夫[79]和他的妻子塔玛拉[80]为首的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所谓地下无政府主义者搞的。我提到曼采夫，是因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曼采夫逮捕了这个切列帕诺夫，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切列帕诺夫的盟友。说贝拉·库恩赞许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想说的是，有过一次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罪恶密谋，但很快，在他们起事以后，就破裂了。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81]积极参加了对他们的镇压。
国家公诉人公民在起诉词中，我用法律语言来说的话，这叫做（讲的不是俄语），我对此表示反对[82]。
尽管公诉人又提出了一批涉及实际情况的有待举例说明的事情[83]，为支持自己的发言，我想[84]为一个时期，为我生平中的一个黑暗时期提供一些基本资料。
这里有几个十分明显的错误。第一，我在一生中从来不曾像国家公诉人检察长所说的那样，是召回派（全场活跃）。检察长公民断言，1909年我是召回派，其实相反，我当时是负有同召回派作斗争的特殊使命的党中央的代表。
国家公诉人认定我因写了《世界经济》一文有罪，我不知道指什么而言。这篇文章是列宁编完在杂志上刊登的，列宁还亲自为它写了前言。[85]
国家公诉人还指控我有罪，因为我在《新世界》杂志担任编辑，和托洛茨基一起工作，说我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我对此表示反对。我不能离开编辑部。因为我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指示。在这份杂志内部，我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我是支部的组织员，支部是我们在这之前在美国组织起来的。我们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刊登了《打倒派别活动》的一批系列文章。国家公诉人竟为此事指控我。我必须声明，这些文章是我在斯大林同志住所里写的，经过斯大林同志的相应修改，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发表的[86]。
国家公诉人指控我说，1924年我曾反对过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马上结束国家公诉人公民[87]在法庭审理时向我提出的指控[88]，然后再回到我确实犯过的罪行上来。我已经两次列举过这些罪行。这些罪行极其严重。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重提，它们的严重程度不说也是清楚的。
我只是想说，托派那一部分不止一次单独行事，也可能集团的个别成员，如亚戈达一类人，也可能会单独行事，因为，据布拉诺夫的口供，亚戈达认为李可夫和我是他的秘书，而他本人在这里把我称作组织白痴式群众暴动的空谈家，因为问题在于策动宫廷[89]政变。
由此可见，不能说这个右派中心在被告亚戈达眼里拥有足够的威望，能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90]“右派托派联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政治上我自然要为所有这一切坚决承担责任，即使，我再重复一句，对于我并不知道的事情也是如此[91]。
罪行的严重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政治责任是无比重大的，从法律的责任说，任何最严厉的判决都不为过。说最严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是因为为了这样的罪行可以枪决十次。这一点我是完全绝对地承认，没有任何怀疑的。
我想不仅向法庭，而且向广大的世界进步人士，[92]简要地说明自己犯罪活动的事实和我对自己罪恶的忏悔。
我在法庭侦讯期间提供主要供词时已经指出，并不是简单的斗争的逻辑驱使我们反革命密谋分子走向罪恶的地下状态，它已在这次审判中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了。这类纯粹的斗争逻辑伴随着思想的蜕变、心理的蜕变、我们自身的蜕变、人的蜕变。历史上这类蜕变的事例是众所周知的。可以举出白里安、墨索里尼等等。我们也发生了蜕变，它把我们从明确的，也许不是完全正统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93]导向了其方针、特色很接近于富农御用法西斯主义。由于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内阶级斗争急速发展的条件下一直发展很快，于是这一斗争本身，它的迅速发展，它的存在就成为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催化剂，其表现就是加快蜕化的过程。
不过包括我在内，人们的这个蜕化过程所处的形势，与西欧国际工人活动家蜕化过程所处的形势完全不同。它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拥有极其巨大的规模、任务、胜利、困难、英雄事迹……）形势下发生的。
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应予肯定的是，我们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都存在意识上的独特的两面性，对自己的反革命事业的信仰是半信半疑的。我不是说这种意识不存在，而是说它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如所周知，发生了意志的半麻痹状态，反应迟钝，我觉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应迟钝的人。这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十分巨大而使思维缺乏连贯性。在我们蜕化加速和反应迟钝之间产生的这种矛盾，反映出反革命分子或者发展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处境。
形成了双重心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我并不准备对别人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
庭长：被告布哈林，您讲您自己的感受，别人会讲别人自己的感受。您这样做就不是被告的最后陈述了。
布哈林：请原谅，我不知道。我以为在最后陈述中我可以什么都讲。[94]
有时我自己也沉湎于认为我写作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但是到了明天我又用自己罪恶的实际行动加以否定。这里出现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中被称作最不幸的意识的那个东西。这种不幸的意识不同于普通意识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又是犯罪的意识。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把不论多少数量的敌人送上被告席并不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样做，只是成功的程度大小不同[95]。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在它从肉体上［……］、政治上[96]粉碎了反革命匪帮，而且还在于从内部瓦解了自己的敌人，摧毁敌人的意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
我认为，如果说一部分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在苏联进行的几次审判产生了某种怀疑和动摇，那么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这样一种根本的差别，即在我国敌人恰恰具有这一种双重的、两面的意识。而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要首先认识的。
我之所以要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国外这些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学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交往，我应当向他们解释在苏联每一个少先队员都知道的事。
有人常常用各种各样的纯粹胡说八道来对忏悔作解释，诸如说使用了西藏的迷魂药片之类。就我自己来说，近一年时间我蹲在监狱里，我工作、学习，一直神志清醒。这就是对所有奇谈怪论和荒诞离奇的反革命谣言的实际驳斥。
也有人说是使用了催眠术。但是，我在法庭上、在审判中用法律为自己辩护、当场分清是非，同公诉人辩论，任何甚至对相关医学部门并无特别经验的人，也会承认，这样的催眠术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经常有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变态，某种特别的心灵特点（所谓斯拉夫灵魂）来解释这类忏悔，如人们论及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白痴》中的人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人物时就是这样说的，这些人准备走上广场，大喊：打我吧，正教徒们，我是坏蛋。
但这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国家里，所谓斯拉夫灵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早已是过去时代的事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里不存在，除非在外省的小厢房后面的空地上，但那里也未必就有。相反，在西欧，这种心理状态倒是存在的……
庭长：您在最后陈述中也扯得太远了。我们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中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怎么样。不要忘记，您是在作最后的陈述。
布哈林：我问过您，庭长公民，我是否可以什么都说，您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庭长：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讲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布哈林：我当然服从，但是既然国家公诉人连塔西佗的话都可以引用，我不懂为什么我就不能说。
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能对忏悔作出解释，因为如果甚至可以谈论斯拉夫人的话，那么关于霍贾耶夫、伊克拉莫夫、拉科夫斯基又可以说些什么呢[97]。现在我谈谈自己，关于我自己忏悔的原因。当然，应当说，罪证也起很大作用。我约有3个月一言不发，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98]。后来我开始提供供词。但是，我在这里，在最后的陈述中应当说，证据远远没有把一切说清楚。真正的[99]原因在于，在狱中，在长期的监禁中，当处于生与死的长期动摇不定之中，出现的问题是以另一种，和平常的实际生活不同的衡量标准来看待和加以解决的[100]。因为，当你自问“如果说你会死去，那么你是为什么而死呢？”的时候，特别又是在苏联发展的现阶段，当它昂首阔步走向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的舞台之时[101]。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会立即极其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考虑到意识的这种两面性的话[102]。如果想不作忏悔而死去，那又为什么去死呢？然而相反，如果想到在苏联正灿烂发光的一切美好事物，这一切在人的意识中就会有另一种衡量的尺度。这会最终使他[103]解除武装，激励他，并强迫他[104]在党和国家面前屈膝悔过。我又自问：好吧，你不死；如果竟出现某种奇迹你活了下来，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呢？与全体人民隔绝，处于非人的状态，与一切构成生活实质的东西完全隔绝。面对这个问题，也同样立即得出同样的回答。于是，在这样的时刻，法官公民们，一切多余的东西，一切个人的积怨，残存的恼怒，自尊，以及大量的其他东西，统统都不再存在，统统都烟消云散了。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能听到广泛的国际斗争的反响，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起了作用，从而使苏联对屈膝投降的敌人获得内在的道义上的胜利。我一次偶然地在监狱的图书馆中看到福伊希特万格[105]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审判。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但我应当说，福伊希特万格并没有触及事情的实质，而是停留在半路上，他并不是什么都清楚，而实际上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批首领都身败名裂，被抛进深渊了。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像福伊希特万格对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把他同斯大林等量齐观。在这方面他的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背后是整个国家，是世界的希望，他是表达者和[106]缔造者。海涅说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将作出重大的决定……[107]
但是，问题在于心理特点，在于政治。[108]拿破仑有一次说过，命运是政治。托洛茨基的命运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斯大林的命运是……[109]
庭长：书的内容我们知道，何必引用？您又向旁边叉开去了[110]。
布哈林：我马上就结束。但是，庭长公民[111]，这也许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言，请允许我把话讲完。[112]
我解释一下我是怎样转而认为必须向侦讯机关，向你们法官公民举手投降的。我们曾以极为罪恶的斗争手段反对欢乐的新生话。我否认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暗杀指控，但是我的反革命同谋者和领导他们的我，却在残害列宁的事业，斯大林继续了这一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由种种思想促成的这一斗争的逻辑把我们一步一步地引向最黑暗的泥潭中去。这又一次证明，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转入政治上的反革命强盗行为。现在反革命匪帮已经被粉碎，我们被击溃，对自己的可怕罪行进行了忏悔。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忏悔，也不在于我个人的忏悔。没有这种忏悔法庭照样可以作出判决。被告的认罪并非必不可少的。被告认罪是中世纪的法学原则。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从内部摧毁反革命势力的问题。只有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才拒不解除武装。
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在形成反革命策略的各种力量的平行四边形中，托洛茨基是spiritus rector，即运动的主要推动力。[113]而最激烈的做法——恐怖行动、情报机关、分裂（苏联）[114]、暗害活动，都首先出自这个源头。
现在我个人的恼恨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过去。[115]我可以a priori[116]设想，托洛茨基及其他罪恶盟友，以及第二国际，将试图为我们，其中特别是为我进行辩解，尤其是[关于此事我同尼古拉耶夫斯基谈过，我拒绝这种辩护，因为我向国家、向党、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开展斗争的新的阶段。但愿这一次审判将是最后一个沉痛教训，但愿所有的人们都能看清苏联的伟大力量，但愿所有的人们都能看清关于苏联民族局限性的说法已像破布条一样挂在空中。谁都能看到斯大林保证了对国家的英明领导。
我正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着判决。问题不在于忏悔的敌人的内心感受，而在于苏联的繁荣及其国际意义。[117]
[1] 编者所删。布哈林纲要中的标题是《被告布哈林的最后陈述》，以“法官公民们”开始。
[2] 纲要中是：“普遍历史性”。
[3] 纲要中是：“……其中揭露了最恶毒的……”。
[4] 此处及其注释文法不通顺，是原书如此。不知是译者问题还是排版问题。——录入者注
[5] 纲要中是：“这次审判在一系列审判中是总结性的，它揭露了我们犯罪的叛卖活动的所有关节点，揭示了我们在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中反对党和苏联政府的反革命斗争的历史含义。”
[6] 纲要中是：“不过从偶尔通过牢友（布哈林本人所删）得知的片断事实我看到，我们如此罪恶地出卖其利益的我们的（布哈林本人所删）苏联正在进入其巨大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力量进入国际舞台。
[7] 纲要中是：“我们被告们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和公众分开的栅栏，是伟大斗争战线的象征，我们被列入社会主义敌人的队伍，被列入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这可诅咒的反革命队伍。”
[8] 编者从记录中所删。纲要中在此句后面是标题“我的罪行何在”。
[9] 纲要中是：“我回答说：我承认，在预审时我提交的供词的范围内。”记录中后一句被编者删去。
[10] 编者删去写在边页上的文字，建议改写为：“我再次重申，我承认自己犯有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这是空前严重的罪行。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恐怖行动参加地下反苏组织。”斯大林不同意这样的修改，在边页上写道：“恢复。刊印。”在纲要中，上述写在边页上的语句为：“庭长公民问我是否承认我的供词，我回答说：‘完全承认。’从法律上，即从苏联刑法典的条文的角度，我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呢？”
[11] 写在边页上的话也被编者删去。斯大林起初不同意编者的做法，但后来涂去关于恢复的批语。
[12] 编者所删。
[13] 编者对此句做了部分修订。在纲要中此句为：“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就对我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完全出乎我意外的指控进行辩护……”
[14] 作了部分修订。
[15] 编者所删。纲要中是：“如果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也许是我的最后讲话）中有进行法律辩护的成分，那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对实际性质的错误论断和错误结论表示异议，而不是为了减轻惩罚。我的罪行本来就够大的了，并且现在的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16] 编者所删。
[17] 纲要中有布哈林在法庭上没有宣读的如下语句：“……他告诉了我军事密谋分子的观点，为回答这一点我建议予以谴责，如果他们真的打开前线的话，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反爱国主义的方针。”排成楷体的结尾，布哈林是当作独立的句子宣读的，也被编者删去。
[18]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林科〔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Гринько, 1890—1938〕，乌克兰人，曾任苏联金融人民委员，大清洗中被枪决。1959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19] 纲要中接着是：“在起诉书中检察长用了很大的篇幅谈暗害活动，那里把我的作用说成是领导作用。根据什么？主要是根据沙兰戈维奇的供词，所以，我就转入陈述的另一节，反驳一些指控。二、我反驳什么。”
[20] 编者所写。
[21] 编者所删。
[22] 瓦西里·福明·沙兰戈维奇〔Василий Фомич Шарангович, 1897—1938〕，曾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第一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7年平反，1958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23]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Вениамин Адамович Максимов-Диковский, 1900—1938〕，曾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24]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涅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летнёв, 1871/72—1941〕，心脏病专家，克里姆林宫医生，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被枪决。——录入者注
[25] 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卡扎科夫〔Игна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заков, 1891—1938〕，苏联医学家，1938年被枪决。1988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26]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 1873—1941〕，曾任苏联驻英国、法国大使。1938年被判处20年苦役。1941年被枪决。1988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27]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Розенгольц, 1889—1938〕，又称“罗森霍尔茨”，曾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28] 伊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捷连斯基〔Исаак Абрамович Зеленский, 1890—1938〕，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29]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Буланов, 1895—1938〕，曾任苏联秘密警察部门领导人，1938年被枪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30]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列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н, 1870—1938），1896—1897年在柏林和巴黎当医生，1897年起在俄国行医，1920年4月起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内科主任。——译者注
[31] 编者所删。
[32] 编者所删。
[33] 共产国际第6次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是在1928年7月11日。
[34] 编者所删。
[35] 删去并作了部分修订。
[36]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维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ервяков, 1892—1937〕，1920年起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37年自杀。
[37] 编者所删。
[38] 编者所删。
[39] 编者所删。
[40]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 1893—1938〕，曾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9年平反。——录入者注
[41] 编者所删。
[42] 编者所删。
[43] 法伊祖拉·乌拜杜拉耶维奇·霍贾耶夫〔Файзулла Убайдуллаевич Ходжаев, 1896—1938〕，曾任乌兹别克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被枪决。1966年平反。——录入者注
[44] 阿克马尔·伊克拉莫维奇·伊克拉莫夫〔Акмаль Икрамович Икрамов, 1898—1938〕，曾任乌兹别克领导人，1938年被枪决。195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45] 编者所删。
[46] 编者所删。
[47] 编者所删。
[48] 编者所删。纲要中为：“根据这一点检察长公民宣称，全部间谍联系都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甚至是全部！有关我的事实没有一件是多少有根据的！为支持这种说法，引用了两家日本报纸，那里谈到反政府分子中的奸细。”
[49] 编者所删。
[50] 编者所删。
[51] 编者所删。
[52] 部分修订。
[53] 部分修订。
[54] 编者所删。
[55] 编者所删。
[56] 编者所删。
[57] 修订。
[58] 编者所删。
[59] 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儿子。克留奇科夫供称：他们谋害佩什科夫，是为了使高尔基由于失去爱子而悲痛得身心交困，“变成一个无害的老人”。——译者注
[60] 编者所删。
[61] 编者所删。
[62] 斯大林所删。
[63] 编者所删。
[64] 编者所删。
[65] 编者所删。
[66] 编者所删。
[67] 编者所删。
[68]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 1884—1941〕，曾任苏联金融人民委员。1938年被判处20年徒刑，1941年被枪决。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69] 部分句子经修订。
[70] 编者所删。
[71]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曼采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нцев, 1889—1938〕，曾任乌克兰政治保卫局局长，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72] 英诺森·尼古拉耶维奇·斯图科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уков, 1887—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7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36年被判处死刑。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73] 斯大林所删。
[74] 斯大林所删。
[75]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卡姆科夫〔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 Камков, 1885—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1938年被执行死刑。1991年平反。——录入者注
[7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 1891—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产业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93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77] 斯大林所删。
[78] 指1919年9月25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大楼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
[79] 多纳特·安德烈耶维奇·切列帕诺夫〔Донат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панов, 1886—1920〕，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当年秋参加全俄民主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积极参与了1918年7月6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但事后未被捕。随后继续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活动，组织策划了1919年莫斯科市委爆炸案。1920年2月17日被捕，同年由于从事武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而被左派社会革命党开除党籍。后死于狱中。——录入者注
[80] 塔玛拉·加斯帕良·切列帕诺夫〔Тамара Гаспарьян Черепанов〕，多纳特·安德烈耶维奇·切列帕诺夫之妻，党内化名“戈卢别娃”〔Голубева〕，又被称为恐怖的塔玛拉·加斯帕良〔террористка Тамара Гаспарьян〕。——录入者注
[81] 原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斯大林亲笔修改。
[82] 斯大林所删。
[83] 原书中为“情事”，恐系误。——录入者注
[84] 斯大林所删。
[85] 斯大林所删。
[86] 斯大林所删。
[87] 斯大林所删。
[88] 斯大林修订。
[89] 斯大林修订。
[90] 斯大林所删。
[91] 斯大林所删。
[92] 编者所删。
[93] 编者所删。
[94] 斯大林所删。
[95] 斯大林所删。
[96] 斯大林所删。
[97] 斯大林所删。
[98] 编者所删并作了修订。
[99] 编者所删并作了修订。
[100] 编者所删。
[101] 编者所删。
[102] 编者所删。
[103] 原为“我”，编者修改。
[104] 编者所删。
[105]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德国作家，1936年末到1937年初曾访问苏联，1937年初旁听了所谓“托派平行反苏中心”案的审判。1937年出版《莫斯科，1937。为友人写的旅行报道》〔Moskau 1937: Ein Reisebericht für meine Freunde〕。
[106] 斯大林所删。
[107] 斯大林所删。
[108] 斯大林所删。
[109] 斯大林所删。现按布哈林纲要恢复，中断的句子为：“……斯大林的命运是伟大的新世界。无可估量的人物、任务、规模、作用、阶级、世界。背叛斯大林——这是我的罪行——就是背叛社会王义祖国，与此相连，也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这个新世界决不是仅仅同自由对立的一块面具，如福伊希特万格书中经常透露出来的想法那样。这里有一块面包，因而也有空前规模的群众及其个人发展的自由，等等。
请改变一下视角！”
[110] 原文楷体，未做标注。——录入者注
[111] 斯大林所删。
[112] 斯大林所删。
[113] 编者所删。
[114] 编者所写。
[115] 编者所删。
[116] 拉丁文：先验地、先天地。——录入者注
[117] 在纲要中布哈林所写的前一句为：“我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着判决。问题不在于忏悔的敌人的个人命运，而在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国际盟友的胜利斗争。”
最后一句布哈林是用拉丁语写的：“Ave, communisme. Morituri te salutant!”（光荣，共产主义，走向死亡的人向你致敬！）但后来他本人把它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