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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信[1]
（1937年12月1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5903
未经约·维·斯大林允许他人勿阅
绝密
约·维·斯大林亲收
7页+7页报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这封信很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因此请允许我写这封信，尽管我是个囚犯，没有任何公职，并且信只写给你，而它是否能存在完全取决于你……
现在我的人生戏剧，也许还有我的肉体生命，已翻到最后一页。我在痛苦地考虑，要不要动笔——由于万分激动、百感交集，我现在浑身战栗，难以控制自己。然而，正因为大限临近，我想趁手还能写，眼还能睁，脑子多少还能工作，现在还为时不晚，提前同你告别。
为了不引起任何误解，我一开始就要对你说清楚，对世界（社会）我1、不打算收回我一件件写出的任何东西；2、在这个意义上（及相关点上）我不打算向你提出请求，也不想恳求你改变事件既定的运行轨道。我写信只是要向你个人提供信息。不给你写完这最后几行，我不能去死，因为我感到极端痛苦，这一点你应当知道。
1．站在万劫不复的深渊的边沿，我要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
2．我就所能回顾了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对我在全会发言的补充，我只想指出；
1）我在什么时候从什么人那儿听到过好像是库兹明的喊叫， 但从来不认为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我脑海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2）至于代表会议，我一无所知（就像柳亭纲领一样），事后艾亨瓦尔德在街上匆匆告诉我（“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做了个报告”）， 或诸如此类的话，由于怜悯“伙伴们”，我当时隐瞒了此事；
3）1932年在“学生们”的问题上我也耍了两面派，那时我真 诚地想把他们完全引向党，否则就甩掉。这就是全部真相。这样我 就能完全净化自己的良心了。其余的一切，均属子虚乌有，或即使 有过，我也毫无印象了。
我在全会上说过同样的大实话，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我这里 说的也绝对是真话，最近几年我一直真诚地、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并学会理智地评价你，爱你。
3．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
除了外部因素以及上述第三点外，我思考所发生的一切时，得 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 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这种清洗包括（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嫌疑者。这里不牵连到我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采取一种方式消除危害，对另一种人采取另一种方式，对第三种人采取第三种方式。人们不可避免地互相举报，人与人之间永远互不信任（就我自己而论，当拉狄克对我胡说八道时，我对他是那么气愤！而后来自己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这样一来，领导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认为我这是在含沙射影，甚至在默想中我 也没有这种念头。我已走出孩提时代，我懂得大计划、大思想和大 利益高于一切，与首先落在你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 相比，提出我个人的问题那是太渺小了。
但这也正是使我深感痛苦，极为烦恼的一种怪论。
4．如果我能绝对肯定你也正是这样想的，我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好吧！需要就是需要但是请你相信，当我一想到你会相信我有罪，你会从心底里认为我确实有罪，我的心中就会热血奔涌。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我亲自帮助消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也就是说，我在故意作恶！那就无可辩解了。我脑子里是一片混乱，我想大声叫唤，用头撞墙，因为我造成了他人的毁灭。该怎么办？怎么办？
5．我不是凶狠的人，也并不残酷无情。我不是耶稣会教士。但 我也有自己的乖谬行为。我认为，我应当为我确实进行过斗争的那 些年月而受到报应。如果你想知道，有一件事一直压得我非常难受， 此事也许你已经忘记：有一天，也许是1928年夏天，我到你那儿， 你对我说：知道吗，我为什么跟你要好？因为你不会搞阴谋。我说： 是的。然而，就在这时候我去找了加米涅夫（“第一次会晤”）。信不信由你，但这一事实老是出现在我的脑海，就像犹太教徒的一种原罪那样。天哪，我是多么幼稚而愚毒啊！而现在我要为此付出自己 的名誉和整个生命。原谅我的这个过失吧，柯巴。我现在边写边 哭。我已一无所求，你也知道，我把这一切写出来，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但是，我不能，不能不向你最后说一声“请原谅”而保持沉默。因此我不抱怨任何人，无论是领导，还是侦查人员，我请你原谅，尽管我已受到惩罚，一切都黯然失色，眼前只有黑暗。
6．我曾有过幻觉，有几次看见了你，有一次看见了娜捷日达·谢尔盖耶夫娜[2]。她走近我说，“他们对您干了些什么，尼·伊·？我去对约瑟夫说说，让他给您作保。”情景是如此真切，我几乎跳了起来，要提笔给您写信，让……您给我作保！现实和梦幻在我身上就这样交替出现。我知道，娜·谢·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会蓄意谋害你，我那不幸的“我”的下意识也不会无端引出这种梦幻。而我和你是一谈就是几小时。上帝啊，如果有一种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破碎的、痛苦不堪的心，那该多好啊！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对你是多么依恋，并且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斯捷茨基和塔利之流，那就好了。不过，请原谅，这只是“心理学”。如今没有能挡住亚伯拉罕之剑的天使了，在劫难逃啊！
7．末了，请允许我提最后几个小小的请求：
（1）对我来说，死比承受将举行的审判要容易千百倍：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你是了解我的禀性的；我既不是党的敌人，也不是苏联的敌人，我将尽力之所及去做，但在这种情况下力量是有限的，而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头：我甚至会抛开羞耻和高傲，跪下来祈求不要出现这种情景。然而这大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审判之前死去，尽管我知道，你是多么严厉地看待这些问题的。
（2）如果[3]等待我的是死刑判决，那么我事先向你请求，请看在你最珍贵的一切的份上，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给我一些吗啡，让我长眠不醒)。这一点对我来说极端重要，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恳求给予这种宽大待遇。其实，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不妥，而且谁也不会知道。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几秒钟。发个善心吧！
你对我很了解，肯定能理解我。我有时能直视死神，就像(我知道得很清楚）敢于采取大胆的行动那样。而有时同一个我却如此心慌意乱，身上一点勇气也没有了。所以如果我非死不可，请给我一盅吗啡。恳请满足这一要求……
（3）请允许我同妻子和儿子告别。女儿就免了，她太可怜，告别对她来说太沉重，娜佳和父亲也一样。而阿妞塔，她年轻，经受得住，而且我也想同她说几句诀别的话。我想请求在审判之前同她见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由于感到意外而自杀的。我要就此做点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对于案件以及官方对案件的解释都有好处。
万一我能保全生命的话，我想请求(尽管我还需要征求一下妻子的意见)：
a）或者把我送到美洲去呆上若干年。理由是：我会就几个审判 案发动一场运动，会同托洛茨基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会把大部分 动摇的知识分子拉过来，我将实际上成为反托洛茨基派，我将轰轰烈烈、满腔热情地进行这一事业；可以派一个老练的契卡人员与我同行，并且，在我用事实证明如何狠狠地打托洛茨基及其一伙的耳光之前，作为补充的保险措施，还可以把我的妻子扣在这里半年。
b）但是如果对此哪怕有一点疑虑，可以把我发配到伯朝拉或科雷马集中营去哪怕呆上25年：我会在那里办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等等，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创办集中营杂志和报纸。
总之，我会从事开创性的文化工作，我和家人会住在那里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息。
不管怎样，我声明，无论在哪儿工作，我都会像一台大功率的 机器那样运转。
然而，说实话，我对此并不抱希望，因为改变二月全会的指令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并且我看到，日内就要举行审判）。
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最后请求了（还有留在我身边的哲学著 作——其中我写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因为失去我而失去一个最有才干、真正忠实于你的将军。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记得，马克思曾经 写到过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巴克莱·德·托利，说亚历山大一世因此 白白失去一个助手。想想这一切是痛苦的。但我思想上已做好离开 尘世的准备，我对你们，对党，对整个事业只有一腔伟大的无限的爱。我正在做人所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切。我把一切都向你写了。该说的都说了。我提前做好这一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明天、后天……我会处于什么状态。
也许我会像一个神经衰弱患者那样变得麻木不仁，连一个手指 头都动不了。
而现在，虽然我的头很疼，眼里充满泪水，但还在写。柯巴， 现在在你面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请求你最后一次原谅（心灵的，而不是别的）。为此我在心底里同你拥抱。永别了，我这个不幸的人过去如有对不起的地方，就请原谅吧。
尼·布哈林
1937年12月10日
附录7页[4]
注释
[1] 布哈林的信于1956年曾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
[2] 娜·谢·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妻子。
[3] “如果”后面布哈林删去“你们预先决定”几个字。
[4] 布哈林的信于1938年12月12日被送交中央待别部，无附件。档案中也没有信的其他抄件。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