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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清党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3年11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6493
尼·伊·布哈林：
同志们，我发言之前首先要声明，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提出我参加清党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中央委员一般是不参加清党的，但如果哪一个团体要求某一位中央委员参加清党，那么这位中央委员就应当参加清党。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向上级机关提出这一问题并要求在这次清党会上对我进一步审查，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社会主义进攻的继续，这是一方面；第二，国际危险开始露头，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现在同过去一样地团结一致，甚至比过去更加团结一致。
清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清党会使党的队伍得到整顿，甩掉一切包袱，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大党，包袱肯定是有的；定期清党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因此提出这个间题是正确的，因为我，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政治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因此我在报告一开始先声明，我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组织要求我参加清党的决定。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经历。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因为在我的年龄履历和党内政治履历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我只有拣主要的讲。
我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教师，母亲也是教师，我出生于1888年。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同政治有了联系。从1904年起，我开始对有关问题发生兴趣。当时正处于革命前的形势，我在莫斯科一所中学上5～7年级时，先是积极参加非党革命小组，而且被卷入1905年革命，我这个中学生特别积极地参加了集会、罢工、街头游行，当时就被推举为莫斯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后来又成为全国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这个组织起初是个非党组织，参加者中有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这个组织发生分裂，分离出一个在全俄各地有分支机构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也相当快地被推举到了该组织的中央领导岗位。在当时参加的同志当中，有索柯里尼柯夫[1]同志，当时他在全俄组织中央委员会。因为整个斗争遵循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就由这个组织来领导，而这一组织在最后几年则处于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1906年我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入党，担任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为举行一系列罢工而奔波，并在毕业考试期间组织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壁纸厂的罢工。1908～1909年我先是被增补为莫斯科党委会成员，因为我当时已具有丰富的党内政治经验，也是为了进行日益激烈的同召回派的斗争以及同孟什维克的斗争。
后来我入选莫斯科委员会，担任莫斯科河南岸区代表和莫斯科河南岸区责任组织员。我作为区的代表成了莫斯科委员会成员。
我于1909年5月23日（俄历）被捕。出卖我们的是一个大奸细[2]，详情就不必说了。过了些日子我取保释放。此后莫斯科组织决定保护我，不让我从事秘密工作。我成了把整个合法工作统一起来的中心人物。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机关中的工作是驱逐取消派。我亲自参加并把各合法机关的全部工作统一起来。我成了合法机关同地下中央之间的联系人，当时中央的代表是后来被高尔察克枪杀的雅柯夫列夫[3]，他是瓦·尼·雅柯夫列娃[4]的弟弟。
时隔不久我再次被捕。这一次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遗到完全破坏，一夜之间逮捕了将近86人[5]。许多人记得，我们是怎样被从四面八方抓来，在保安处会合的。我被关了相当长的时间，莫斯科大多数区警察局和莫斯科两个监狱——塔甘监狱和布尔特尔监狱我都蹲过。
由于第一个案子我是取保释放的，第二个案子他们不想送我去流放，尽管第二次从表面上看不是法律案子。我设法争取到把我送去流放。我流放的地方是奥涅加。由于第102条对我有威胁，我的此案律师给我发来暗语电报，说我有被判处苦役的危险，确实有大批同志后来被判处苦役。我从奥涅加逃走。辗转到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秘密住了将近1个月，便逃到国外。在国外，我到过欧洲各国，后来又到美洲各国以及亚洲的部分国家。每到一处，我都在布尔什维克地方小组工作，因为我们有一些小组同住在巴黎并代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我同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以同国外的俄国侨民保持联系为目的。我同伊里奇直接相识是在他住在克拉科夫和他后来住在扎科帕内时，而且在侨居国外期间始终同他保持着联系。1912年我是中央机关报[指真理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更紧张的写作活动。我开始在《真理报》、在我们党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还有卡·考茨基主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工作，当时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大家都为这家杂志写文章。这是我工作的开端。
在维也纳我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斗争。当时在维也纳的有现任驻美国全权代表的特罗雅诺夫斯基[6]和现在莫斯科工作的一位叫瓦西里·索洛维约夫的印刷工人。战争爆发前不久，战前1个月或2个月，我在奥地利被捕并被关进位于维也纳附近的“梅尔”军事要塞。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逐到瑞士。
这次被捕和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我就同中央委员会住在一起，捐任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为当时的《共产党人》杂志撰写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文章。
我出席了伯尔尼代表会议[7]。这一阶段的末期我同弗·伊·之间产生了分歧，在这些分歧中我的意见是错误的。这些分歧涉及和平口号问题。我认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同和平口号并不矛盾。弗·伊・指责是我是半无政府主义，因为我认为进行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的同时必须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的问题。当时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分歧意见，就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歧意见。我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即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左派一起反对民族自决权，说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提出一个口号：民族自决权就是偷偷地推行保卫祖国的原则，因为我认为，这一权利不值得保卫。这里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对革命运动发展进程的多样性毫无认识，这一运动既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也包括民族战争、武装起义，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名著中已作出过阐述。围绕这一问题在《共产党人》编辑部内产生了分歧。
在经历了一连申的磨难之后我转入了秘密状态并离开瑞士。从那时起我的名字不再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而改为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我穿越了瑞土、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边界。结果并不十分顺利，因为在纽卡斯尔我在即将登船时被捕，不过最后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已学会熟练地签署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这个名字，他们便决定把我放了，但在护照上盖了个黑色印章，表示我是嫌疑分子。
之后我动身前往瑞典。我应当起转运站的作用，即接送人员和传递消息等。我准确按时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我开始在瑞典左派小组工作。我在后来发展为瑞典共产党的青年联盟工作过，我们出版小册子，接送人员，把从俄国来的通讯转给中央刊物等等。我在瑞典刊物做编辑工作，定期为极左派的刊物《风暴之声》供稿，经常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后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和我们党中央的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瑞典当时肯定要站在德国一边，所以我们产生了必须进行真正的斗争的想法。我们打算召开反战代表大会。
我被捕了，后被释放，尔后再次被捕并被投进监狱服苦役，我衣衫褴褛，对我的审问滑稽可笑，关于这些审问可以写一本有教益的书。我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驱逐并前往挪威。在挪威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工作。主持其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工作，而且有时从头至尾由我一人撰写文章。
后来出于一系列考虑我必须到丹麦去，在那里的德国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由于我被邀请前往美国把孟什维克的报纸[8]争取过来，我行动有点不够谨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已无法在丹麦呆下去，只有一个办法——逃到美国去，我在施略普［尼柯夫］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我取道瑞典前往美国。在那里我险些被捕，因为我随身所带的钱达不到要求出示的数量。好在我有一封布兰亭[9]的信，我就靠它到了美国，到了纽约。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几乎走遍了整个美国。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在我们的拉脱维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从孟什维克手中夺走了《新世界报》，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央。
二月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久我即取道日本前往［俄国］。在日本，经片山潜[10]帮助，我与日本革命派别建立了联系，我同片山潜在美国是好朋友。我动身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在士兵中开展所谓的瓦解工作，我认为自己只能活两个星期。在当时周围的人们都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我公开号召推翻临时政府，消灭战争，最后被孟什维克的车里雅宾斯克代表苏维埃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纸电文使我获释并送往莫斯科。可以说，我进行了很长的一轮鼓动，因为从纽约出发的行程大约为45天。在莫斯科，我被选入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并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而且当时进行工作的所有同志都知道，无论哪个工厂开会，我必定要进行所谓的瓦解工作。
1917年7月我当选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是报告人，接着又负责起草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时刻召开的。1917年秋天我属于坚持起义方针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别，反对一部分采取动摇或妥协和动摇立场的同志。我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我以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在工会中活动，反对国务会议[11]，属于同莫斯科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动摇情绪进行斗争的那个部分。我作了关于在莫斯科起义前夕逮捕资本家的报告。参加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问题的决议，我说过，如果资本家不滚开，我们就逮捕他们。而后我参加了准备起义的文字服务工作：参加起草宣言。
后来莫斯科组织派我去报告起义的过程，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团会议上发言，十分激进地要求枪毙那些擅离职守的同志[12]。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莫斯科起义的报告，就在当时［我］被任命为《真理报》的编辑。在立宪会议内我是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主要发言人。
而后我的最大一次失败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我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这些人对问题的看法很幼推。政治上这是对庄稼汉的估计不足，实践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跟着这一派别走，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会遭到极大的危险，说得重一点，就会灭亡［……］[1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到了多数票，于是结局不错。德国之行以后我承认了整个“左派共产主义”的这个错误。
详情我就不讲了——当时在经济建设，一长制方面有些分歧。
1918年秋天我作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专程前往德国，以便同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李卜克内西、梅林等人建立联系。我同越飞大使一起被捕，而后成了霍夫曼将军手中的人质。后来我被释放，乘车到达明斯克，接到电报后又重新出发去参加全德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途中一天夜里德国军官把［列车］调到了另一条线上，［结果］我又落到了霍夫曼将军手里，除我之外还有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14]及其他一批人。那里的处境相当不妙，但我和拉狄克成功地策反了押运队。他们提出如发生悲惨事件即引渡全部军官。军官们吓死了，3分钟之后便通知将我们释放。把我们送到国境，安置到列车上，他们就走了。然后红军过来把我们带走了。
我积极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的行动。
过了一段时间我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当上政治局委员。
我曾任中央委员会驻全俄肃反委员会有否决权的代表，处理了—系列案件，其中包括“民族中心”[15]案此案处决了大约65个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和鉴定都是我写的。
有一次我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作报告时，发生了爆炸[16]。有人三次企图［对我］实行暗杀，我都幸免于难，但有一次一位刚参加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姓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同志却遭杀害。
我是共产国际创建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之一。起草过共产国际纲领。作过有关议会主义的报告，参加了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
1921年我在工会问题争论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大家知道，当时有好几个派别。我起初持所谓的缓冲立场，也就是介于“十人”纲领和托洛茨基观点之间的立场。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著名文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已经指出了，当时［我］支持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必须由工会组织来推荐经济部门领导人的人选的论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篇措词尖锐的文章。在工会争论中，我们试图把“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托洛茨基的“生产场所”统一起来，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篇堪称周密运用辩证方法的措词极其尖锐的讲话中嘲笑了（我们）。［……］[17]。
我在这一时期从事工会工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报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起草了关于党的民主的决议[18]。
后来我工作过的部门有：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团、《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各条“战线”而且中央还委托我从事与青年工作有关的工作，即发表意见和领导共青团中央。
大家知道，列宁逝世对所有人和我个人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弗·伊·临终时我在场、我非常爱戴他，不仅把他当成一位政治领导人，而且当成一个人来爰戴；列宁同志逝世后，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点我不想多谈：你们大概是知道的，那时我没有特别的过错。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参与制定了共产国际纲领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主持了代表大会，负责起草了那一时期党的许多文件。
随后开始了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应当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时期，它表现为我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主席团、《真理报》等机构。我要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仅凭当时我所坚持的政治方向，就不可能把我留在这些机构内，而且我的留任只会阻碍对同我当时那种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政治方针的斗争。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吧，因为我认为，在对我进行审查中这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重点应放在这里。
我只是想提请同志们注意，我做了不少工作，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我如果漏掉了什么，请不要以为我不想说。我愿意对每一个问题从实际上和政治方面作出回答。
我还忘了说开场白。我认为，我参加清党对我们党来说意义很大而不是很小，这是因为一大批年轻的同志可以从中受到一定的教育，在动摇的一切很源及其实际危害都已一目了然的今天更是如此。
这就是我近些年来的政治错误（同志们，这里我首先要再重复一遍我在党的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我的发言刊登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
现在，此时此刻，我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认为，这几年我一直在积极地捍卫党的总路线。
但是另一方面，我应当马上说，如果谈到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发端者，那么我是这方面的主要人物，因为所有最重要的说法、所有观点的提出，我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我决不会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头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逃避。
我想，首先简略地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是适宜的。
我先心平气和、分门别类地谈一谈，对错误作出分析，然后对此作出政治评价。而且我不会心平气和地谈第一部分作为挡箭牌，从而逃避最尖锐的政治评价，因为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稍稍全面的批评；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免得半吞半吐的。
如果这样来谈论错误，那么我的主要错误就是由于在哲学上经常倾向烦琐哲学而对辩证法有不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根本不懂辩证法。
我认为我的主要错误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不断展开的矛盾。
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看问题的：援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并以他的话为依据，却对他的话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我认为，］我们在恢复时期稍稍壮大并展示了自己的工业化之后，小生产者已不能把我们压垮。我们将有许多经济组织、银行及一大批其他调节机构；进入这一网络的小生产者（包括富农）越多，这一网络就越能坚持很久，反复就越少，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弗·伊·说，重点是和平的鼓动工作，我也正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从新经济政策开始直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路线，首先应当理解它，［而〕不仅仅是谈论它。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应当看一看所有阶段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并根据这些阶段作出总的结论。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正当我提出这些说法并在后来以此为依据并且不断重复时，经济和阶级斗争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富农壮大了，富农已经通过简单商品经济组织起来，于是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得益于中介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残余的加强的资本主义成分和沿着我国大工业的路线前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我曾设想，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长入”理论。在这方面我甚至主持通过了几个决定，甚至还发表了包含所有这些内容的执行委员会决议。我并不是想以此来诋毁党的方针，相反，这是由我的过失造成的，因为我当时身居要职，我的错误论断甚至影响到正式的工作。我关于长入的论断类似伯恩施坦。他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长入，而我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长入。这方面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有其平衡杠杆，有银行，那么我们也有银行和自己的平衡杠杆。我当时认为，我国简单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巩固殷实农户。我没有注意到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现在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因此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调整。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趋势有利于发展的是这些大杠杆，而不是有利于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商品经济方面我预见了反对社会主义杠杆体系的那些成分。当时我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矛盾特别尖锐，所以我当时所作的类比是错误的。
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弗·伊·总是说，我的一个长处就是把一切都归结成一个根源。而根源就是不能辩证地提出问题。我不是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套用死板的公式：资本家有其银行体系，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银行体系；资本家有其平衡杠杆，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杠杆；那里是长入资本主义，于是我们也将长入，不过是长入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也是错误的。我没有考虑到我国当时面临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矛盾。当时我国的粮食收购方面存在怠工现象。党采取了打垮富农和以社会主义大经济取代富农经济的方针。而我却提出一整套错误的东西。我认为，发展殷实农户比较容易，［而］后再对其施加压力。我提出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计划，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样靠富裕［农民］和富农，当然还有中农农户，进一步进行建设，即靠富农成分迂回前进。
一盘棋可以有多种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实际上会导致［……］[19]富农阵地的加强。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得不到增长，得到增长的是富农经济的比重。
我们当时怎么可能迂回前进呢？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在以后面临复辟的可能。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富裕阶层的比重提高了，如果它们与城市资产阶级成分联合起来，再加上知识分子，加上所有有害进程，加上必不可免的外部局势的紧张，那么就会出现反面性质的危险。
这样一来，就不懂得阶级斗争的一系列阶段，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由此产生了我们未能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祸根，它导致了富农分子的反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应当弄清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断了富农的前程。当我们一开始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就断了富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前程。
从上述整个情况［得出了］对富农施加压力的结论，由此得出了断掉富农发展前程和消除这个整个机制的问题提法，恕我直言，这一机制同形势有关。由于这种不理解，我们得出了一系列同后来被称作阶级斗争递减曲线的说法有关的结论[20]。这些话我都没有说过，但实质上就是这样，党在这方面做得对。
形势要求我们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和工业化。我们应当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以造成能巩固社会阵地的真正有效的杠杆。最后，我们必须这样做也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就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
当时我提议，并有一大批同志附议，从大量收入中[21]寻找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工业化所需资金。这是空想的、错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想法。这样呼吁是可以的，如果能够放弃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工业化的高速度的话。其次，调动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力量的方针这里不见了。
我们开始加紧实行集体化时，还没有打下今天的机械化基础，但为的是明天开始打这一基础。我当时认为，不追求生产结合，保留商品结合的形式，就利用税收的杠杆。这［会］导致出现加强我们的敌人的趋向。
当时我们实质上已在其他业已形成的杠杆的基础上跨入新经济政策的又一个阶段。
在其他“细节”中包括下面一些“细节”：我的论断同人们若干年前可能作出的论断一样。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些杠杆，以致可以提出用各种杠杆对农村施加巨大影响的问题，这些杠杆中也包括组织的杠杆，镇压富农的杠杆，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杠杆，等等。当时首先提出我所不理解的生产结合的公式。当时巳经使用的是那些若干年前还不曾有过的业已形成的杠杆。这样一来，在对小的和细小的经济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方面的问题提法就发生了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这方面起了作用。细小的和小的经济已不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的充分基础。当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集体化等的坚定方针已显而易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必须指出，它们在这方面必须涉及到。我指的是填补我在《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为之辩解的所谓“薄弱环节”。我由于对向农村施加影响的种种可能性估计不足，认为必须极其谨慎。我认为，首先应当寻找限制的因素。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个错误。当时问题在于必须来一个跳跃，要进行改造，要加紧进攻，这一进攻在经济技术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有了相应的速度。当时没有坚决地提出这些“薄弱环节”。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这并不是说，这里不应当估量形势，然而这样的公式表明，这一方针有某种消极的东西，而当时要求坚决跨越障碍，要求有坚定、大胆的方针，坚决打破当时形成的比例。不打破比例，就不能着手进行改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转而实行改造恰恰意味着打破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的旧比例，坚决向重工业倾斜。过后只有像现在这样，才谈得上轻工业的增长，谈得上以将近3倍的速度增长，但这恰恰是具有极其强大的重工业基础的时候。我当时根本不懂断然打破的必要性。
最后必须提一提对外政策方面。假使当时党没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同我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假使当时没有在工业方面、在军事工业、航空工业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那会怎样呢？
当时有两个阵营。然而应当说，脱离自己的阵营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脱离自己的阵营，必然会进入另一个阵营。假使处理得不果断，假使采取另外的方式，那就会使过程拖长，而且也许对于那些日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志反而更不妙。因此我应当说，把这一切看做是富农的代理人的活动是正确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及组织结论是正确的。我只能对我犯的错误感到懊悔，但不能因中央当时对我采取的措施感到懊悔。
主席：如果右翼反对派得势会怎么样呢？
布哈林：那就会出现严酷的党内斗争。这一斗争必然超出重大党内斗争的范围.党内斗争会演变成鼓动起一切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分子的残酷的国内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就会给敌人在阶级斗争中造成更多的机会，复辟的危险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况且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层。富农当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富农的旁边是殷实农民，殷实农民的旁边是在这种大混乱中一直摇摆不定的那部分中农，其次在城市还有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这些势力在总的力量对比中并非无足轻重，至于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并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遍。
许多了解我的老同志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当初认为可以今天愚弄富农，明天就把它消灭的想法也许太随心所欲了。实际上呢，我在纵容富农，尽管我准备把整个一生都献给无产阶级。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这一悲剧一次次地极其清楚地说明，我们的队伍必须有真正铁的纪律、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
我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犯错误也是在那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领域，我应当指出，我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成了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我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估计过高，因而，用相当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讲，我在某种程度上庇护了德国共产党的调和派及其他一些派别，因为当时德国出现了同俄国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分歧。主要错误是对资本主义的稳定估计过高。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和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这已为后来整个事件的进程和后来的思想方针所证实。
这里我还要就自己理论错误说几句，因为既然要清理，那就应当全面清理。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我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某种理论力量。为避免任何误会，我要说，现在出版了成堆的专著和教科书反驳我，反驳我所写的东西（布拉托夫：比您写的东西还多），——多得多。老实说，对于反驳我的所有文字，我并不是句句都同意。对于党的正式决定中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对于弗·伊·所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但我请大家别要求我句句都同意。我认为，这方面的文献中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心是正确的。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不管是谁写的，应当奉为律条，因为人们像我一样同样有错误。
首先我不打算对有益的工作说得过多。我认为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包括理论工作。我要在这次会上谈谈自己所犯的确实很严重的理论错误。弗·伊·在著名的遗嘱中揭示了这些错误的经典根源，他说，这样宝贵的理论家却不懂得辩证法。“理所当然”全党喜欢的人物却不懂得辩证法。说得多么好。
你们看，我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过去我的学识非常渊博，现在也是如此。从年轻时起我的学识就非常渊博，大概当时我们党内像我这样博学的人为数不多，但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
我熟知经验批判主义、实证论者、康德，熟知旧唯物主义者，但对于黑格尔，说实话，我的评价不高。我当时认为，这是抽象的东西，是用适合于老处女的语言写成的连篇废话，我可没功夫去研究这种东西。
因此，如果谈到我的哲学观点的基础，那么这些观点首先是（现在用不着羞羞答答而应直截了当地说）机械唯物主义和某种折中主义的混合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波格丹诺夫的深刻影响。[……]
他那不同寻常、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认识他本人，谈他的书，就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想从内心摆脱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已在我的身上深深扎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混合物、经验批判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我所推销的那个金玉其外、貌似高深的社会主义大杂烩，但它有着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表明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但在那时总共只有两三个人研究过黑格尔学说。我对黑格尔有成见。我甚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我要是能通读一遍黑格尔的著作，那他一定把波格丹诺夫的同义反复的书全都读一遍。但我当时认为读黑格尔的书，读这样的鸿篇巨著枯燥无味。
如果谈得更具体一些，那么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把运动解释为仅仅是机械运动，这在我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我的著作中不正确的哲学观点比比皆是，在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运动的所有各个领域及对运动的本质的各种评价，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机械论的基础上。就是所谓的“平衡论”。我本来可以把平衡论写得比人们对我的批评要好得多。人们对我说：“你谈的是平衡中的静止，而应谈的是运动”。我谈的不是静止，我谈的是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的静止。然而由于我们这里人们对平衡论不甚了解，因此他们认为动态的平衡就是静止。而我所谈的恰恰是动态的平衡。
然而我的主要错误是把平衡的变化当作出发点，而应当是把平衡的运动当作出发点并把平衡的形式看做变动的形式。整个“平衡论”都是不正确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和机械论的。但（在批评我的理论时）人们写了许多庸俗政治学的东西。
其次，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不理解。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单个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引申出一系列辩证法定律。早在青年时代我对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诡辩式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理论，于是我就认为，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这是不正确的。
至于其他问题，世界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等，那么在我在两三年前的正式声明中已经谈过这些问题，我现在彻底放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我为什么会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呢？如果又说到哲学根源，那么这不是辩证法的深奥道理。我曾有过这种倾向，我醉心于此并藐视一切，对其他矛盾视而不见。我当时没有这样的精微，所有这一切铸成大错，我彻底思考过，但却是歪曲的，因而最终也未能把握住整个矛盾。
有人说：请谈谈转化论。
布哈林：转化论中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在过渡时期，错误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面，出于垄断和竞争的相互关系方面，出在一系列与我上面所讲的有关的其他问题方面。
布拉托夫：那么新经济政策呢？
布哈林：谁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两年前就知道要搞新经济政策呢？如果您谈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伊里奇说过，我们开始是有一个纲领的，但后来国内战争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参与了，我的公式化也表现在这方面。我本应提出更加［谨慎］的说法，以便说明可能有各种途径。
关于国家和自决，关于和平长入理论［……］我认为，我基本做到了伊里奇关于黑格尔学说的教导。我写过一些著作，同志们可以评判一下其中旧的东西剔除得如何。
我再说一遍，我远未涉及所有问题，因为那样一来就得把我所有的著作都复述一遇，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我必须谈一谈，否则你们完全有理由责备我。
我应当尖锐地提出党内斗争和党内制度这一政治问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当更详细地谈一谈。弗·伊·逝世后，正确的领导未能立即形成。斯大林的领导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存在着党内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上层的斗争，斗争涉及到一系列党政方针。我们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我们失去了弗·伊·，后来，如果从大范围讲，希望得到领导职位的有三批人：一批是有意识的，另两批是不完全有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尽管我并不想取得权力，但这是不作数的。对问题应当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讲得清楚，明确，客观。这里自有其党政方针。
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遭到失败，根源何在？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来，这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某些时期起积极作用并不矛盾，尽管他所起的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失为积极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显然认为应当冲破历史：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但在作为他的政策核心的理论方针的深处，是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体系，而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添头，资本主义这个强大的对手把它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范畴并将魔爪伸向这个名叫苏联的较弱的添头。正因为如此，也正是由此便产生了早已出名的公式：如果没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即没有德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灭亡，就是社会主义政党蜕变。
布拉托夫：你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是否抱着这种观点？
布哈林：不完全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态度不明朗，但并未抱着我们一定蜕变的观点。
我还犯了另一个大错。我认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照我当时所用的难听话）是不愿意打仗的投机小贩的主张。庄稼汉大量涌入了党内。
布拉托夫：你在提纲里不是这样说的。
布哈林：那是莫斯科局的提纲[22]。我同它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竭力摆脱它。
布拉托夫：我这里有一份摘录（读）。
布哈林：完全正确。我可以在我的小册子《阶级斗争和革命》中举出类似的东西。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我们会灭亡。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这必将导致世界革命。关于不可避免会发生热月蜕变的提纲，在我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是错误的提法。这是未经深思熟点的理论观点。所有这一切托洛茨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此我认为，当托洛茨基鼓吹所有这些货色时，竟立即粉碎了他。根据是什么呢？这是赤裸裸的热月事件。我们应当开创改革时期。他的观点是：这不会有任何成果，要不就是你们开始蜕变了。这一逃跑观点、投降观点已被粉碎。
至于右倾路线，我对它作了相当多的评述。我再说一遍，党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同已冒头的自发势力的斗争相当艰巨。这场斗争是严酷的。我们现在的领导，我们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在所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既包括理论方面，也包括政治指示方面，还包括组织实施党内斗争方面等等。
这里我再说一遍，总路线的制定和干练地进行粉碎反对派的斗争，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动员，共产国际中的正确路线，对外政策方面极为出色的路线，这都是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领导的功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功劳。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功劳］：远东的具体军备、非常措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23]的方针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功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列宁直接而合法的继承人——斯大林同志。
所以我要说，可以把斯大林同志看做我国革命力量的思想统帅（鼓掌）。
我要说，与此相关连的是制度问题。
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谈过，现在还要作些补充。那一次我忘了谈一个想法。我认为，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关于某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党观点的事情问题，当年反对中央的斗争，大概都同和平长入的幻想有关。这也许是纯粹的个人隐私吧，但我认为在我犯严重错误的整个时期，我始终自认为是党的儿子，我是在党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从刚刚懂事时起，从孩提时代起就为党工作。如果说我发生过动摇，那是因为我对我们还在进入的时期缺乏认识。我想说，在组织上这同平静的发展进程的观念有关。我今年45岁，我入党已25年，我入党25年发生过4次严重动摇，这够多的了，但有的人比这还多。
谈谈制度。我想说，有些在第一个报告中作了简要的叙述。问题在于，我们不久前纪念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著名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代表大会同孟什维克发生过争吵。我认为，在列宁的天才贡献中，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党本身变成了科学分析的客体和对象。我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分析工艺流程是科学，分析整个社会是科学，但如果有人提出研究党问题，研究这个学术问题，那就不是科学了，就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同时我认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实践等领域中的列宁阶段，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普列汉诺夫阶段（更不用提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了）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和积极行动的方针。这一点可以从一切方面得到证明，从认识论到对自由派的态度，〔……〕[24]
因此，早在列宁开始研究党的问题时，他就把党的理论同政治结合在一起。我说的理论不是一般〔理论〕，而是专门研究什么是党、党活动的条件如何的理论。列宁把这同未来阶级战争的进程连在一起。我们正面临国内战争——我们应当建设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未来世界规模的阶级战争展开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由此走向世界共产主义。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战斗的党，而不是争论俱乐部，不是费边社式的团体，应当成为一个有核心的党。这是对问题的科学提法。它已付诸实践。党正在向世界进军。
因此我认为，党章第一条——这不是普通的第一条，也不仅仅是个组织问题——，它同关于革命进程、国内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我想说的是，这种解释是科学的解释，这是党的理论。而且我应当说，因此我们有的只是铁的纪律，仅此而已。这是由我们党的战斗结构所决定的。
因此对制度、压制等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并不是最近时期的反对派所特有的。众所周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马尔托夫派和托洛茨基派领导人已经提出过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指责列宁实行戒严，压制一切自由，采取非常措施，实行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党的路线的化身，指责列宁是戒严状态下的独裁者。所有这些假民主的空话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具有不同的党性概念。我们正是坚持这样的结构才取得了胜利。
这里历史在重演。当我们这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其中包括第一个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批评领袖至上和制度、攻击斯大林，所有这些都应作为垃圾扫除干净。竟的制度是一个有战斗纪律的、钢铁般的党的制度。我再说一遍，这个党具有历史性领导，它不是凭压制而是凭原则性的政治方针带领我们取得辉煌的胜利，保证我们拥有近年来的这一切，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最近承认我们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强国。这表明，我们得到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散布什么幻想，不必像一个因征服了大叔叔的心而感到高兴的小孩子那样来看待［这件事］。
我们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值得为我们的成就而鼓掌欢呼。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承认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不可摧，仅此一点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应归功于工人阶级，因为我们依靠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归功于我们的共产党、列宁主义的中央和斯大林同志——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的远见卓识的英明统帅。
至于说到因我的过错而产生的右翼反革命集团，我在联共（布）中央全会[25]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都［谈到了］，现在我可以再说一遍，我承认自己对那些现在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人负有罪责。这些人是：斯列普可夫、艾亨瓦尔德、马列茨基、阿斯特罗夫等。我认为我对他们最近所作所为并无责任，但在右倾机会主义露头时我首先“传染了”他们。
我的第二个错误是，我同他们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眼中并摆脱了我的影响，背着我于起了反革命勾当。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最坚决地谴责他们并完全赞成联共（布）中央采取的措施。
我想就党的总路线接受历史检验问题再说几句。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可以分几部分谈，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个情况。我们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关心理论问题的同志、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大概还记得，就在几年以前，就在不久以前，我国存在一个私人资本问题。就我国的私人资本应占多大份额、私人资本有多大危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说法不一，众说纷纭。
私人资本问题曾经由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天谁还考虑私人资本问题，谁还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这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就在几年［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只有一个沃尔霍夫工程，当时正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垂危期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沃尔霍夫工程。今天我们己置身于另外一种情况下了。几年前许多人认为，战胜小农经济——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历史前景，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在我国的农业中实现了巨大的革命。
我在报刊上撰文，提请注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是确信，农业改革以至小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将是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小农基础及其所有制已不能养活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不知道马克思还有比这个更激烈的说法。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评论[26]你们是知道的。
马克思的正确论断阐明了问题的提法的深度。我们拥有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个核心问题、决定性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也就是说内部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我们确实把我国变成了工业大国，把小农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认为，近一年半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建立了新的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段。在近一个时期，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立法，今年夏天我国庄稼汉感觉到沿着新轨道前进的前景这一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段，于是整部机器全速运转起来了。我们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新人在形成，新的自然财富在国内不断发现，党的团结在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正像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日本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将把他们粉碎和消灭；美国承认了我国——这一切都同我上面所说的有关。
主要的是，我国的工业、农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增强。我们开始在这方面收获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的成果。
党的团结——这绝不像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是件小事。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试想，一个松松垮垮的党如何在国际搏斗中战胜日本法西斯呢？很自然，加强党的团结的方针是胜利的必要先决条件。
布拉托夫：有危险吗？
布哈林：我已经说过，不应当助长乐观情绪，即使在美国承认我们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危险很可能春天就要出现，在国际形势方面可能会出现重新组合。我认为，危险确实存在。问题仅仅在于，危险何时出现。正因为这种危险我们才特别需要保持党的团结。
在我国，个人意志过去没成为成文法，但在战争时期集中力量和努力需要个人意志。有一个统一的超集中领导，这没什么不体面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内部团结和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推动力之一。军队应当有一个久经考验的统帅。只要党存在，只要我们还没进入世界公社，我说的这些话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在报告中说过的问题。当时我对所有的团体、部门、方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以我为首的机关的领导人，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把我从事的工作变为党的总路线的具体语言。在科学领域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这既不是文字上找托词，也不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说，而是要谈事物的实质。既同经验主义作斗争，也同贬低理论任务作斗争。在技术领域——既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也反对阉割技术内容的空谈。发挥党的方针就自然要把它们变成我们的特殊语言，我谈了这方面的成绩和不足。我们产生了一大批指导思想：技术计划思想，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思想，我们的全部工作都以这些思想为中心进行。
我想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情况。首先，我认为需要指出，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以无事可干的人的身份，不是以遭到痛打并因此在这里躲风头的官僚的身份，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把它当成临时性工作和在这儿等待更好的工作，而是认为这项工作是有益的，我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应当这样说，因为一些同志将就我个人发表意见。至少听到了这样的暗示：这个人倒是作过好的指示，但与实践脱离太严重，没有进行任何具体有效的领导。我承认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但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却不能同意。我还有其他一些缺点，这我以后要说，但现在我认为必须说，任何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方针，只要没有在组织上落实，只要没有有效地表现出来，那就一钱不值。
布拉托夫：需要好的领路人……
布哈林：您恰恰想到了我要说的话。这正是我们共同工作的［共同］点。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在机构中的情况。我主管的有科学院、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研究局、技术宣传局、部务委员会。有时我要去办委托我办的事情，例如我考虑过工人供给部的情况。还有任命或审查教授的鉴定委员。各种杂志。其他各种服务机构的附带工作如科学家之家理事会、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等。各种接见。我不仅要接见来自人民委员部的人，还要接见学术界人士、工程师，接触文艺作品，有时还要间接推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等。有时要审读重要理论著述。有时还有中央委员会委托办的事。例如，高等学校的改革。我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有关委员会的工作等等。这纯粹是事务性工作。
说我只是发布一般性指示，那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在科学院作报告。我从事组织工作。我通过上级“推动”问题的解决。前不久我通过中央委员会，后来又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我甚至连预算也亲自去“推动”。谁都知道，我在党团内是一个决定性角色。我是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长。
干练的领导。事事都管，直至房屋的位置。我正做这件事。我有意援引这本马克思主义文集，它获得交口称赞。
布拉托夫：有危险。
布哈林：什么危险？
布拉托夫：被偷走。
布哈林：您是第一个偷的人。人人都说，这本书搞得不错。不是说我的领导“不具体”吗？我不仅审阅所有文章，而且经常下印刷厂，去装订车间，设法搞到所有材料，包括人造革和皮子，还在肃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收到了运到火车站的一批书。我不得不动用肃反工作人员，把铁路职员吓说了一通，才收到这100本书。
关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我认为我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会拒绝证实：主要指示和行动方针从来都是在我的参与下通过的。我的接待室里来访者络绎不绝。我那儿挤满了人。我不是说这样很好。但我不得不接待大量来访者，我已经感到穷于应付。难道我没有处理有关住房、口粮、申诉问题吗？这些都由我来处理，我认为，可惜我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我要为杂志撰写文章，我要发表演说。如果报纸上刊出了有关我们工作的文章，那你们大概知道，这都是我写的。
其次是巡视。现在，清洗结束后，我必须马上去乌克兰，去顿巴斯，去巴统。我从没有拒绝过部务委员会的委托。彼得斯基[27]前不久对我说，我是最认真地研究工人供给部的人，在这方面收集了具体的材料。鉴定委员会在我的参与下讨论了学位问题，其基本条例是我起草的。我警告不要让一个废物蒙混过关。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提起《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杂志，请你们问问杂志工作人员，我不仅要设法搞到纸张，而且要蹲在印刷厂，校改前三次校样。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的领导工作不够具体，我对此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我要说，我有很大的过失，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过失：第一，我这个人在机关工作方面过于民主化，本应由其他同志做的事我做得太多，我缺乏把机关工作人员配备得恰到好处的组织素养。这是我在事务工作方面的一个大过失，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机关工作的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我承认。至于我干了所有副手的活，充当［他们的］保姆，拉着手把他们送到皮达可夫那里去，这也是事实。
所以说我的一大过失就是，有时我不得不处理根本不必由我过问的问题，我们的人员配置不够理想，干部的业务水平不尽如人意。这是我的一大过失。我同意布拉托夫同志的意见：“他不对自己的副手负责”。我对此负有责任，但我再说一遍，如果为了改进工作，就不应当说，你应更具体地进行领导，而应当说，要有一个组织得更好的组织结构，要使工作人员有更高的业务水平，少揽一些应当由别人去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现在谈几点结论。结论很短。我认为，我理应从党组织得到组织结论。我声明，我没有也不想提出任何要求，如对工作不满意，有其他希望等。我不想拍着胸脯说，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将为国捐躯。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义务，我不想在这方面激发人们的情绪。从自己、从一个党员的角度来说，我惟一的希望是我目前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尽快结束。我希望我能满负荷工作，因为机构的惰性太强，我在工作中不得不处理许多琐事，有时是不太好的琐事。
布拉托夫：这是谁的错，是谁让你处于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呢？
布哈林：常有这种事：报刊上登了我的广播讲话，随后又予以撤消。我从来没有指责[28]。我说的是机构的惰性。机构常常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这方面我有很大的过错。根已发芽，〔它们〕具有惰性作用。
我希望我不留任何尾巴。我真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我将担负党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能够为我们伟大英勇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并必将为我从青少年起就全心全意投身其中的这一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
注释
[1]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格·雅·（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以前在莫斯科和国外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和外交工作，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后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36年被开除出党。因所谓的“反苏平行中心”遭到迫害。死后恢发名誉，1988年恢复党籍。
[2] 指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876～1918），此人是莫斯科保安处密探，1912年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4年辞去代表资格后出国，在这之后被开除出觉。1918年回俄后被捕，经秘庭审判执行枪决。
[3] 雅柯夫列夫，尼·尼・（1886～1918）——1904年入党。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8年任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高尔察克分子夺取政权后从事地下工作。1918年被白卫分子逮捕和枪杀。
[4] 雅柯夫列娃，瓦·尼·（1884～1941）——1904年入党。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1918年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工作。1920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加入“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20～191年的工会争论期间加入“缓冲集团”。1924～1926年追随托洛茨基，后同反对派决裂。1937年被开除出党。遭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58年恢复党籍。
[5] 原件如此。
[6] 特罗雅诺夫斯基，亚·安・（1882～1955）——1907年加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侨居国外，住在瑞士、巴黎和维也纳。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33～1938年为驻美国全权代表。后来从事教学和写作。
[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伊・费·阿尔曼德、格·雅·别连基、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等人。列入议程的主要是战争和党任务问题。列宁坚持和发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论点，这些论点获得了一致赞同。布哈林在提纲中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反对最低纲领的要求，认为这些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矛盾的。
[8] 指的1911～1917年在纽约由俄国侨民出版的《新世界报》。从1917年1月起布哈林成了该报实际上的编辑。
[9] 布兰亭，卡尔·亚尔马（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笫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瑞典议会议员。
[10]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日本共产党旳创建人和领导人。
[11] 国务会议是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1917年8月6日通过“关于8月12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反人民的阴谋。布尔什维克本应发表声明揭露这次会议，然后退出会议。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盂什维克领导人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团。
[12]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于1916年11月3日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以抗议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拒绝建立一个“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的联台政府。米柳亭、诺根、李可夫以及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辞去了人民委员职务。附和他们声明的有达·波·梁赞诺夫、尤·拉林（米·亚·卢里叶）及其他负责工作人员。
[13] 下一句难以辨认。
[14]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1866～1925）——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刨建了“斯巴达克联盟”。19199年起为德共中央委员。参加创建共产国际。
[15] “民族中心”——反苏维埃组织。大本营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企业界的代表，按党派划分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1919年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总共逮捕了大约700人，其中67人被判处死刑。
[16] 1919年9月25日，在举行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的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所在地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次恐怖行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干的。
[17] 难以辨认。
[18]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仪。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9～63页，人民出版社版，1964。
[19] 以下几个词写得难以辨认。
[20] 布哈林指的是他在1928～1929年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对所大林提出的所谓随着苏联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
[21] 原件如此。
[22] 可能是指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
[23]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于1929年12月20～27日举行。斯大林在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了讲话（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51页）。
[24] 以下至句末无法辨认。
[25] 指联共（布）中央1933年一月全会。
[26] 布哈林引用的是马克思的下列说法：“我越是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木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36卷，第331页）
[27] 彼得斯基——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总局局长。
[28] 原件如此。看来布哈林想说“任何人”。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