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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问题

布哈林

1927年4月19日


　　本文是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原载于1927年4月19日《真理报》。中译文来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马宝华译。


一、中国事件的国际意义


　　伟大的中国革命提出了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企图通过一次报告摆出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局限于阐述某些对于判断中国革命及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任务有重大关系的基本问题。
　　但是，有必要先谈一谈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
　　整个世界现在正进入其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我们时代各种基本历史力量互相较量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世界面临着异常尖锐的市场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在经过一段不长时期的沉寂之后，再次在这方面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攻势。例如，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现在就正以前所未有的劲头推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占领尼加拉瓜，从而激怒了整个拉丁美洲；它在墨西哥策动反叛行动；它十分积极地参与反对中国人民的军事行动。
　　怎样对付种种革命潮流的问题也尖锐地摆在帝国主义的面前。现在可以这样说，国际资本主义又一次感觉到了来自革命运动方面的直接的世界性威胁。
　　1912—1921年期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曾使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资产阶级感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已成为直接的世界性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这在当时已是不言自明的现实，以致连马尔托夫也写了厚厚一本关于“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事过不久，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如今资产阶级又一次处于世界范围的直接革命威胁之下，因为中国革命的战场如此广阔，卷入社会阶级斗争漩涡的人如此众多，这一事件造成的结果真是难以估量。由此也可明照，为何有关我们苏联的问题如今也特别尖锐地摆在国际帝国主义面前。
　　马克思曾讲过：“革命的党使反革命的党团结起来”。国际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日益巩固以及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形势，正使反革命力量聚集到一起，这一趋势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企图，想建立起反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统一联盟。
　　十分自然，由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一前所未闻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了。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摩擦和分歧——酿成帝国主义间重大冲突的前兆。这类冲突以后会急剧蔓延开来，导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严重对抗。但是，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串通一气来对付各个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在东段的战线被再次打破了，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下述事实的巨大意义。即在一年时间内，除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外，我们又有了一个革命的反帝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占有半个中国，这实在还是首次。现在的中国革命不仅具有国家的组织形式，还拥有一支客观上发挥着巨大革命作用的军队。如今，除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外，远东又出现了一个以越来越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后盾的革命的反帝的国家。
　　革命力量的这一发展导致反革命力量的集结。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易察觉，或者说在不太易察觉的情况下已经接近，就实质而言，一场新的战争，因为现在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一场以革命的中围为一方同以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国反动派为另一方的战争。我们不应当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不存在通常伴随战争爆发而出现的各种形式，事实上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再说从来也根本没有谁说过，每次发生的战争在外表形式上都只能是我国1914年情况的重复……。
　　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力一次又一次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所证实。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写道：“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将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
　　诚然，这一预言只实现了一半，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尚未被打倒。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欧洲反动派”来到长城跟前时看到的将不是法国革命的三个口号，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
　　1853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段话也颇令人感到兴味。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时写道：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2]

　　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这一描述几乎完全变成了现实：英、美两国果然出动军舰去镇压给“现代工业体系的地雷”投进火星的中国革命了。
　　大家都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我们断言，我们时代各种主要历史力量的斗争已进入一个就战场范围之广阔来说前所未见的新阶段，这与列宁的充分得到证实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前不久，一家欧洲资产阶级报纸写道：“现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上海，正在建起一条广阔的革命阵线，其队伍拥有的人口已达八亿。”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这个强大的巨人已奋起战斗，而这就意味着，随着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孕育着军事冲突、破坏性战争、激烈的社会阶级动荡、伟大的革命）的出现而使人类面临的那场伟大斗争将格外激烈起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上面先说了一段一般性的意见，现在谈谈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此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因为对待任何新的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避免生搬硬套和公式化倾向，避免只是重复那些过去已说过的东西，而应当探索和找出该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独特的和不同于一般的特征，并进行分析和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中国革命的特点首先在于这是一次民族解放革命。它要解决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变中国为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使中国摆脱半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走上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
　　由历史进程提出的这些客观任务说明，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一以把中国革命称之为民族解放革命。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是一次单纯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一次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同十九世纪中期，譬如说，在欧洲先后发生的一系列民族解放革命是有深刻的区别的。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当时也存在统一国家克服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任务。但是，中同革命与这些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深刻差别在于，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要使中国人摆脱殖民地式的半奴隶依附关系，因为殖民主义剥削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实行政治、法律和国家的压迫方面都有其特殊表现。“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众所周知的牌子最能说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态度，看到中国本身所处的地位以及从这种地位出发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构成了中国革命区别于上世纪欧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即以一系列民族解放战争为标志的那种斗争的第二个独特之点。
　　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这是一次反帝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外国资本主义。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它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打破帝国主义的势力。
　　第四个特点也即涉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它在发展的现阶段暂时还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当然不是说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在其发展的现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在国内的目标是反对封建残余，反对束缚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中世纪羁绊。这场革命反对的是封建残余，是这种封建主义的社会阶级代表，即同资本主义最高的也是最腐朽的形式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军阀”。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
　　最后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第五个特点。我这里指的是，这场在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暂时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革命，有一种经过若干不同阶段和时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它有最终将中国的发展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趋势。自然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场革命是这种转化的“典型”范例。
　　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极需加以强调。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里想先讲一讲，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转化本身成为可能的呢，首先的一个前提是，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较弱。这并不是说，那里工人阶级已形成一种无人可与其相抗衡的巨大力量。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独特的力量对比这一因中国经济的特点而产生的事实。在中国大工业和铁路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有极大的比重。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往往不取决于本地资本的大小，而取决于整个资本的多寡，取决于所有工厂（不管这些工厂属于本国还是别国）的数量和规模。我们在谈到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时指的正是这种意思。
　　此外，中国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且也受社会主义的包围，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还受着殖民地的包围，尽管这种包围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十分显然，不能将它与日本、美国、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上述各点便是构成中国革命独特之处的那些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其复杂的特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问题也必然具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上述种种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革命独特面目的特点中，有必要稍为详尽地谈一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久前由拉狄克同志的报告而在共产主义学院引起的争论中所提出来的。拉狄克同志在这所学院就中国国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在策略上得出的结论。问题首先涉及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从中国革命的阶级实质来说现阶段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
　　拉狄克同志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请看拉狄克同志发言速记记录稿中的一段话：

　　“我们一向把中国革命定为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这是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工业资本主义义时期是工业资产阶级，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统治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国家中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着重号是我所加）

　　可见，拉狄克同志提出的论点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就其社会阶级实质而言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同意这一论点的。[3]但是，拉狄克就在这同一报告中又提出另一个涉及中国社会主要阶级力量组合情况的论点。这个论点说：“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是很深的。中国革命的根基不比我们1905年的浅。可以肯定地说，那儿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要比我们1905年时强大，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必对付两个阶级，而只要对付资产阶级一个阶级。”
　　如此这般，拉狄克在这里告诉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要对付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主，所及工人阶级同农民一起打击的只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因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就比我们在1905年时具有更好的条件。
　　这样的论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拉狄克同志陷入了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的境地。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可以不必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可以针对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其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雅各宾派领导的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其基本内容在于消灭这种或那种封建残余。按照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中国是没有封建主义的。那么，又怎么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呢？这种革命在国内又是反对谁呢？既说不存在封建主义，又说工人和农民仅仅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消灭封建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又从何说起呢？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怎样提出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孟什维克说，1905年革命基本上解决了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客观上已不必要，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列宁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列宁认为，如果这项任务果真已为1905年革命所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真成为历史的“多余之物”了。但是，这个任务并未解决。国内各阶级之间开展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国家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消灭封建关系残余的任务尚未完成。只要封建残余存在，国内就存在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不管这场革命由那个阶级来进行，也不管在这场革命中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如何。
　　拉狄克同志还谈到“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可是，既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那又怎么可以说土地问题空前尖锐呢？如果从理论上看问题，“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之所以是资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整个运动的中心内容，原因就在于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有两种途径：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式和“庶民”的方式。但无论采用何种途径，都要清除封建主义对社会的束缚，都要清除掉封建主义的“渊数”。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所在。可见，拉狄克同志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一口气提出了两个论断，可是两个论断在原则上却相互矛盾。拉狄克同志的第一个论点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着资产阶级的任务，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第二个论点却又断言，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论点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了。因为，如果封建主义已被摧毁，它的残余又是微乎其微，那么，所谓伟大的，在现阶段尚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也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必须承认，有许多事实看起来似乎能够证实拉狄克同志的观点，并且使这一矛盾很难得到解决。但这仅仅是乍看起来产生的印象，对此有必要稍加说明。
　　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必要的材料说明中国的土地关系。在这里打算只讲几个最基本的数字。
　　在土地关系方面，我们了解的基本情形是这样的：百分之五十的农民租种他人的土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即土地在一至二十亩之间的农民阶层，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由此可见，小农经济几占全体农户的一半，却只占有百分之十五点九的土地。土地在二十至四十亩之间的小农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拥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八的土地。两类农民相加，即将农民中最贫穷的两个阶层，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小农加在一起，结果是百分之七十三的农户只拥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七的土地。实际上各类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还要令人吃惊得多。
　　农商部的这份统计材料是经过若干次调查核实的，不久前，东南大学也进行过一次考察，其结果也大体证实了官方的资料。至于说到地主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十分不明确的。它概括了几种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较富有的大农户、所谓的“乡绅”、官吏、商人兼地主以及“名符其实的”封建大地主、半资本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大地主。
　　广州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在其根据中国有关资料出版的一本杂志中多处提到，有的地主往往占有几十万亩土地。但从总体上讲，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不起最主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这种状况乍看起来在经济上令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如果中国是和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那么，初看起来，解决任务是十分容易的。既然地主不多，自然也就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拉狄克正是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他匆匆忙忙下个结论，一笔将中国的封建主义勾去，从而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内容也一笔勾销了。
　　然而，我们上面讲到的在经济上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十分明显，我们面临的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既不是“典型”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由“典型”封建主义转化为“典型”资本主义或近乎“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再现。首先应当分析一下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地租现象。如前所述，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从较为富有的农民或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在这里有必要附带说明一点，就是连我们住在中国的俄国同志，当他们在撰写书稿时，给“地主”一词下的概念也是时有不同的，往往隔几行就出现令人颇费猜疑的用语。不妨举几段文字来看看问题何在。例如，有一位在广州调查中国土地问题的同志写道：

　　“中国当前存在的地租形式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货币地租，二是实物地租，第一种地租形式多半为富裕的农民所采用，不甚普遍，第二种地租形式，即实物地租则与第一种不同，它是占统治坦位的形式”。（《广州》杂志第8—9期，伏林同志的文章）
　　他接着写道：“上述种种实物地租形式实质是变相的封建代役租制，只是加上了一个地租的形式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劳动地租，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它不过是土地占有者采取封建手段获取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同上书）

　　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上述引文已经足够了。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实际上存在着劳动地租、对分制地租和占统治地位的实物地租，等等。
　　拉狄克同志就此说道：

　　“半数农民是佃农或半佃农。而且这里所说的地租不是（这也是伏林同志所不明白之点）我们常说的半封建的地租，这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地租，地主是那些向农村放债的商业资本家、商人、官吏。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业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些人无法将资金投到工业中去，你们都知道，中国的银行很糟糕，就像谢德林所说的那样，是漏洞百出，工业又很年轻，既无经验，又缺乏领导者，缺乏关税保护，所以，把钱投入工业是要冒风险的。而在农村要简单得多，政府可以从庄稼人身上预收四年的税。庄稼人是躲不开的。于是他们去向商人借贷。这样一来，商人便成了所有主，他们从庄稼人身上刮去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的收成作为地租”（《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稿》）。

　　首先，在拉狄克同志的这番议论中有一点令人费解：既然农民无处可躲，于是去向商人借钱，然后又按借款付息，那么，为什么要把这叫做地租呢？地租者，为所租土地付租之谓也。如果是按借款数字向高利贷者交付利息，这是不能叫做地租的。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不知地租又来自何处，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其次，拉狄克同志在同伏林同志展开论战中并未批驳下述基本论点。如果地租以实物形式缴付，如果地租以摇役和代役为基础，如果地租以实物偿还，而且实物形式居于统治地位，那么，把运称作是外国资本影响下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是绝对不行的。这种定义把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统统搞颠倒了。[4]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同半封建主义地租形式的结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本人兼出租土地的事是存在的，甚至是很常见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就是土地占有者，其所得不算债息，而是租金，而以实物偿付租金的形式，便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最新的、最发达的形式，那就是不加区别地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了。
　　拉狄克同志在分析各种经济关系时走入了歧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面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面却牵强附会地把各种不相同的事实凑到一起，竭力为所谓中国没有封建主义的观点辩解。拉狄克同志没有觉察到，他这样一来就把他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彻底否定了。
　　总之，既然实物地租、对分地租和劳动地租等等在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那么，这就是半封建主义制度的残余。这种半封建主义的残余，毫无疑问，是同渗透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形式，首先是同借贷和商业资本形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譬如说，就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相当普遍的。[5]
　　但是，远不能说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我们面前仍然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地主所有制在中国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却又是中国革命中极为尖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目前各种事件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点，即这些问题从经济上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迄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书刊，即使从“单纯描述”事实的观点来看，也没能提供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只好就如何最正确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提出某些设想和推论。
　　当分析到中国农村经济（按拉狄克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在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些人断言中国不存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另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提出了比较周到缜密的论述。这场争论背后是有很深的根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地租时就曾提到对土地的封建占有，在此种封建占有的情况下，土地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皇帝的财产，法律上归皇帝所有，“王公卿相”等封建等级中其他一切代表人物是这块土地的占有者，但不是所有主。毋庸置疑，中国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而且事情至今并未完全发展到成为本身的对立物的地步。这种关系残余的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的。[6]中国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制度，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构，在那里，受控于更大封建主的大封建主可以任意审判和制裁他入，他既是军事长官、当地的“王公”，又是地主，又可以征收赋税等等。在中国曾多次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封建领地显然曾多次毁而又建，建而又毁，现在已只是封建关系的残余。但是，旧的残余主要在于，地方上的主要行政长官、“省长”、“军阀”等可以院心所欲地征收土地税；从法律上讲，这种行政长官不拥有土地，土地不是他的世袭领地，然而，从土地上征收的税款他可以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旧的封建制度残余之所在。经济学术语把这称作“赋税”而不称作地租。但是，当这位行政长官征收的赋税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而且预征四年以后的赋税的时候，当他不仅剥削剩余的产品，而且常常剥削到必要的产品，致使居民彻底破产的时候，那么，就很难说这与“行政长官”拥有领地并利用农民的双手为其“耕作”领土有多大区别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封建制度虽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但却存在着。这并不完全是通常的封建主义，这一点无需争论。但是，中国经济生活方面许许多多封建主义的制度和特点仍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各自盘踞在“自己”省份的所谓“军阀”（实质上与古代封建公国无异[7]）也往往都是大地主，他们可以动用自己手中的全部国家机器和镇压机构，可以运用自己的全部权力征收各种赋税。有时他们本身从法律形式上讲不拥有土地，但实际上土地属于他们，因为土地收入的极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他们占有的。这就是封建主义主要残余之所在。属于这种残余的还有乍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官吏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占有土地的（更确切地说官吏中很大比例是土地所有者），所谓“厘金”也属于这种封建主义残余。它虽是十九世纪实行的一种税收，但仍然是封建主义形式的（各方设卡收税，税款数额惊人，等等，等等）。
　　这就是使拉狄克同志感到晕头转向的那些表面矛盾的正确答案。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种概念：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北方军阀的战争。资产阶级革命的矛头所向，是针对这些封建主义强盗，针对这些地主、封建主的。他们中一部分人法律上拥有土地，另一些人法律上虽不占有土地，在实际上却享有从这些土地收获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在这些代表封建束缚、已成为历史发展绊脚石的“军阀”之间存在着纷争，民族资产阶级才可能起来（暂时起来）反对他们。说到中国国内的阶级力景，那么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所在。
　　关于封建主义方面，我还想指出另一个对解决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在一份关于1926年12月15日至1927年1月27日期间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有一段话明确谈到“农奴依附关系”。
　　现将有关段落逐字引述如下：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在广东奴隶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关系方面。在土地关系中也存在奴隶制，不久前我们无意中就看到好几个地区有佃农充当奴隶的现象。他们不得结婚，不得离开地主的庄院，除了口粮以外，他们每月只得到三个铜子的工资，外加一点其他的赏赐。要作出更详细的分析现在还有困难，因为在广东本身现在还刚刚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在中国其他省份，如山东，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即一大批佃农实际上是地主的奴隶。这却是事实”。

　　这也是给拉狄克同志的“最新的地租形式”提供的一个颇为不坏的实际描绘！
　　有鉴于此，有必要就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的总构想讲几句话。他的总构想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停滞不前”，资本才涌向农村，农业出现了迅速资本主义化的现象，所以封建主义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个构想把一切统统颠倒了过米。问题根本不在于：因为城市发展缓慢，资本主义才向农业渗透并造成了农业的破产。实际上因果关系根本与此相反：正因为封建主义残余是对农民的严重束缚，正因为“军阀”肆无忌惮地对农民进行掠夺，正因为地主伙同军阀一起进行笘各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掠夺和压迫，正因为农民在骇人听闻的沉重赋税压棺下，在地租压榨，高利贷盘剥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摧残下大批遭到破产，所以国内市场才日益衰败并遭到破坏，正因为这种赤贫化、穷困化等等的进程实在惊人地严重，当地工业和城市才失去了迅速发展的牢固基础。这反过来又促使农民或变成被禁铜在土地上的赤贫者，或不得不去当“土匪”或形成城市的乞丐大军等等，而不是成为无产者。
　　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拉狄克同志在报告中很少提到（这也是颇有代表性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这一点，对于研究判断中国革命的政治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帝国主义首先同封建主义这一最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从国际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来，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便与其反帝性质触合在一起了。反帝同样也是中国革命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这是由对中国实行半封建形式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所引起的。在我们俄国，外国资本也起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外国资本在我们这里“创建”了工业，因而也培养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资本与包括外国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相比，力量要弱得多。所以，我们这里无产阶级在数量方面可以说是大得不成比例。在中国，经济上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因而工人阶级与当地资产阶级之间的比例也更为触目。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资本向中国的输入又不同于昔日向沙皇俄国的输入。在中国，外国资本在更大程度上起着阻碍当地工业发展的主宰者的作用。它把中国当作一个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在俄国那时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这一特点及其在经济上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必须摆到突出的地位。[8]说明这一依附关系的数字当时是按工业的部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分别列举的。这些材料表明，最重要的收入项目如铁路、水运、采矿、重工业等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外国资本手中，像海关这样的财政管理部门则几乎完全由外国资本所控制。其重要环节都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银行和信贷也起着很大作用。它们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分散在各地的广大居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还有一点，即出口业务，特别是出口原料的采购业务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类业务是外国资本通过买办、商业资本以及经营有关业务的银行来同中国最广大居民，首先是农民保持经营关系的中间环节。
　　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即十分陈腐的封建关系残余及某种形式的当地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同最现代形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相互结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沉重地压在中国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头上的剥削制度。外国资本同封建制度和军阀机构相结合，各省“头目”又靠军阀的刺刀掌权，通过这些我们真正看到了一部压在最广大居民阶层身上的残酷的剥削机器。现今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首先要反对的就是这部机器。
　　这种情形就排除了将中国革命同上个世纪欧洲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加以类比的做法，因为中国存在的是一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这种情形也排除了同我国革命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因为，在我国，外国资本不像在中国那样面对面地同群众作对。我国群众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外国武装干涉时才同外国资本发生正面冲突。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在中国是如此严重，其压迫机器的压力一直殃及居民的最底层。对军阀（也就是封建统治者、封建主义强盗和行政长官），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这些挥舞皮鞭、宝剑和套索，带来前所未闻的剥削，同时又宣扬要对上帝恭顺的外国人）之所以同样义愤填膺，原因就在于此。不言而喻，这种封建主义形式同国际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现象，使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规模并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由此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首先，在中国发生的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极为重大的世界性现象；其次，这一斗争是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预先（因为我们以后还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实际政策问题）得出以下一个基本结论：不同时注意和强调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无法“搞清”问题。对于制定党对当前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策略来说，那将铸成大错。

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我想先说一说总的趋向，然后再具体分析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正在蓬勃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和运动的具体发展前景。
　　首先讲一讲中国革命下一步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拉狄克同志对这一提法也进行了攻击，而且，顺便提一下，他还对“非资本主义的演变”的提法进行了攻击。
　　“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个老的术语，早在我们同民粹派的论战中就使用过它，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演变”是何种含义，也从未发生过疑问。为了不产生任何一点疑问，可以再强调一遍，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变。其实，问题当然不在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一种前途的意见，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另有一些说，“我们有幸”第一个具体地对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不用说我们是以马克思关于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十分强调的那些设想为依据的。可是，拉狄克同志在此却想“堵住这条路”，尽管他已经慢了一步。他说，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就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如果中国革命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当然是十分美妙的，可遗憾的是情况比这多少要复杂一点儿。不言而喻，如果像拉狄克同志那样把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任务一笔勾销，同时把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也忘得一干二净，那事情就十分“简单”了：既然封建主义并不存在，那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向社会主义发展。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既然尚未彻底解决，那么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事实就是如此。难道在实行某种妥协的同时继续进行斗争的前途就是不可想象的吗？难道“解决一半”任务的道路就完全被排除了吗？这条路现在还没有走过，因而也是可以“走一走”的。打军阀，但又不连根拔除封建残余和进行土地革命，打帝国主义，但又同他们达成妥协，共同对国家经济实行管理和进行资本主义的领导；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但又决不超出改革的范围，同工人一道前进，但又绝不要让他们独掌领导权和实行专政，这样的计划是存在的。如果中国不是一半为军阀所占据，如果帝国主义者已经遭到决定性打击，那么，走这条道路是完全不必要的。然而，尽管正在开展着的阶级斗争使越来越多的拥护过这条革命发展道路的人转而拥护反革命，这条道路现在还是不能排除。
　　另一种前途是迅速地将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进行到底，将这场革命转入另外的阶级轨道，因而也就是最终转入经济轨道，然后再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
　　最后还要说一旬，对中国来说，第一种前途中还有一个方案，但这是拉狄克同志不肯承认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水平都比革命前俄国落后的国家。对这杆的同家甚至可以设想一种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将进行到底，实行激进的革命专政，领导权也归无产阶级掌握，但却缺乏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在一定的国际形势条件下，即国际革命在世界其他地区处于停滞状态和苏联受资本主义大国包围，总而言之，在世界各种力量的组合发生不利的变化的条件下，提出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有人曾就同样的蜕变问题对苏联讲了许多“多余的话”。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善变能力是极为令人惊叹的，他对苏联感到十分疑虑，对中国却是无比地乐观。
　　他认为苏联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发生“热月政变式的蜕变”，或者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对中国却成了完全可能的事。他就是这样说的：不要让中国丢掉这种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时也许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玩笑”。可是，在拉狄克的全部方针中，这个“玩笑”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具体说就是：既然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最为狂热的“拉狄克信徒”“同意”某些“并非不学无术者”的意见，即早在公元前好几百年，中国就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那么，十分自然，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水平高于当时的俄国。
　　既然中国已经没有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我国曾存在封建残余，既然我们受到“文德”[9]的威胁，而且联合问题还要打下一个大问号（我们的反对派是这样断言的），而中国的工农联盟要巩固得多，那么事情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我们来说是悲观的，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乐观的。
　　然而，稍微进行一点较确切的经济分析就会得出恰恰与拉狄克同志论点相反的观点。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前景要以国内阶级的巨大变动和国家政权的阶级变动为前提，也就是说，要以另一种社会阶级结构及国家政权本身的另一种社会基础。要赢得这样的前蚁，就必须先使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就必须彻底完成民族解放斗争，就必须最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最沉重的失败，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一环紧扣一环，运动将通过各种社会阶级力堡的吐新组合转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意见。不过应当指出，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大加发挥的观点，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期间中国问题委员会已作过相当清楚的阐述。例如我们在讲话中谈到中国革命的阶段时讲了中国革命可能的三个阶段，说到已经过去的两个阶段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初开始时，斗争的倡导者是那些在工人、农民中寻求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此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都不起太大的作用。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工人阶级积极奋起，农民运动开始发展，结果阶级质心转向了小资产阶级。这时我们看到的是，尽管领导权还在自由资产阶级一边，但工人阶级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强，无产阶级已开始提出掌握领导权的要求。此时，资产阶级虽然对群众运动的高潮已开始产生恐惧，但还能参加反帝力量的联盟。最后一个阶段，即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概括地说，这个阶段革命战线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四阶级联盟向另一种联盟过渡的阶段，即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退出联盟。
　　目前正在展开的阶级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即资产阶级开始脱离革命，但尚未完全变成反革命。
　　 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五花八门，阶级内部关系千差万别的门家。这当然不是整个经济十分成熟的标志，而是相反，只说明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在技术上十分落后。我们可以看到半工人、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许多阶层，看到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差别细微的阶层，看到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种种不同类型的联系。所以十分自然，资产阶级往往采取离奇古怪的曲折道路脱离革命。不能认为那里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明显的区别，而现在这些大人物一下子统统离开了民族革命阵地。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属于这个阶层的有城市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小市民、独立经营的商人和那些生活艰难却有时雇用几个工人并对他们进行直接和间接剥剥的人。就其对革命的态度而言，这个阶层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群众。一方面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中有十分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也看到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变得极为反动，因为它本身正受到所谓“工人阶级过分要求”的威胁。小资产阶级中的这些阶层唯大老板之命是从，同大老板一起叫喊所谓“工人恐怖”的调子。
　　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这是用手都可以摸得着的事实。它在民族革命战线内部阶级斗争领域的许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反映。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个思想，即这种脱离革命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过程。在解决策略问题时，对于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这种差异和区别，对于他们在先后不同时间内脱离革命的情况，无疑需要从战略和策略上加以考虑。
　　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从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期已经讲到过。工人阶级正更加有力地为夺取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着斗争，正越来越明白无误地表示出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和民族革命运动主力军的作用，从而为整个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顺便还要谈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是否走的通？特别是从经济上行是否可行呢？
　　中国革命，首先是从经济观点看，怎么有可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对这个问题需作如下回答。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彻底的、不妥协的解放斗争是以赶走帝国主义为前提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必要的随机应变办法和利用不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收大的企业。对重工业、纺织工业、铁路、采矿和相当部分的银行系统等等，再加上土地，都可以收归国有。当然，这要以政权的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为前提。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过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便是这一过程的政治前提。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没有国际力量援助的情况下是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危险的。不过，也有许多情况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苏联的存在；其次是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从欧洲经由苏联过境，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摩擦；第四，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会提供援助；第五，殖民地运动正在不断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都起着保证作用。当然，这些条件还不能给具体的策略问题和具体的策略任务提供答案。它们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政党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任何一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是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

五、民族革命战线和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革命现阶段比较具体的问题。在这里不打算赘述所有的细节，连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态度上的不同方针和不同色彩这样一些对说明形势颇有价值的特点也不准备细谈。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北洋军阀同以武力反对中国人民的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的勾结是有一定的政治基础的。这个政治上的基础就是想通过帝国主义势力、奉系军阀（即张作霖集团）势力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国民党人的联盟，孤立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在谈到“右派国民党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中间派也钻进了所谓国民党左派）。
　　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报刊都十分露骨地宣传这条路线，它们把情况说成是：只要赶走“俄国顾问”，赶走共产党，把国民党激进派连同共产党一起捎死，把工人运动打下去，把农民制服，那么事情就好办，就容易谈得拢了。张作霖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调子不止一次地声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方面，他同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他说什么他（张作霖）只不过是主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不可能一下子把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但这都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他和南军一样，反对“赤祸”，反对苏联的影响（说什么苏联在继续推行沙皇俄国于涉中国内政的老政策）。在不同的阶级力量和不同的阶级集团相互角逐中，有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现象。奉系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引诱国民党右派分子，企图（而且是不无成就地）一步步把他们变成自己的走狗和代理人。奉系一些最左倾的头面人物（如被人称为奉系“灵魂”并一向以“左”出名的杨宇霆将军）就是主张采取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结盟，更严酷地对付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这种办法的最突出的代表。可以说，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奉系军阀所有的机构、国民党右派、左派奉系将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接二连三地在鼓吹这一点，这是他们基本的政治路线。十分清楚，以“赞成”或反对“红党”划线的公式是有深刻根源的，这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于该国的社会阶级阵线，在于正在开展的阶级斗争。它与自由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向右转的过程，与这个自由资产阶级纷纷退出共同的民族革命联盟并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摩擦、冲突、叛卖和政变尝试等等，有关这些我下面还要讲到。这种向右转的过程本身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另一个来势凶猛的过程，即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千百万劳动者破天荒第一次投身到政治生活中来，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必然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决，一月比一月更为尖锐。这就吓跑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本来就是代表站在工农对立面的社会阶级集团利益的那部分人。连一些资产阶级观察家，譬如英国官方的商务报告的作者都认为[10]过去的一年是工人运动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的一年。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实证明，连那些天天在报刊上叫喊“穷鬼们的暴行”、“无法无天的平民”是对一切“文化”和一切“文明”的“威胁”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连这些入在其比较像样的出版物中也宣称，最近这一年在中国产生了汹涌彰湃的运动，这场运动越来越多地仿效若西欧的榜样（这不是从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君，而是从组织形式、纪律、团结程度等的角度来看）。
　　席卷中国的经济罢工已迅猛异常地发展为有鲜明政治性质的罢工。这些罢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无比顽强的开展罢工斗争，表现出情绪饱满地投入战斗的年轻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工人运动的日益活跃，还表现在共产党的队伍相对地有了重大发展。不久以前，共产党在总数上还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终于成为国家发展中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拥有三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其所起作用远远超过其党员数量本身可能具有的意义。共产党在工会中和农民中都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国际和我国共产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分量就更大了。因为民族革命战线的任何一个参加者，不管他想搞什么阴谋诡计，也不管他有什么打算，他时时会感到中国共产党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他时时都需要考虑到苏联对整个世界事务，首先是对中国事态发展所能起的影响。
　　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几个中心地区。这只要看一看上海就清楚了，这个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工人的彼得格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就从初级的、无组织的自发性经济罢工发展到了高级的自觉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上海发生的事件，工人们提出的口号以及上海工人参加战斗时高举着的旗帜上的标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工人运动已具有极不平常的规模，这个运动的发展极其迅速。时间不长，这个运动就经历了从阶级自觉最简单、最初级的形式到最高级形式的所有发展阶段；从极为原始的斗争方式发展到采用最高形式的斗争方法。因为工人阶级的最高斗争形式是起义，而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思想标志着运动的阶级觉悟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它现在还不是一支统一的、完全一致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中还有许多在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上相差甚巨的阶层，其内部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以致有时甚至发展到在不同的工会之间几乎要爆发武装冲突的地步（如资产阶级在广州煽起的冲突），工人阶级中还有虽然影响不大但在每次冲突，每次罢工中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黄色工会。总而言之，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工人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痈疽。但是，这个运动总的趋势是蓬勃向上，日益高涨，对这一点是不应有任何怀疑的。
　　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重大因素，那就是农民运动。这个运动同样正在从自发形式日益向越来越有组织的形式过渡。能说用这一现象的事实很多，如“红抢会”的兴起；不同省份“农会”和“农会”代表会议组织的发展；这类组织还有计划地开展制定土地纲领的工作，、并且把土地纲领的要求同全国的革命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等。因农村内部斗争日益尖锐而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横征暴敛，地租、赋税沉重不堪，内战连绵不断，整个农村疮痍满目，凡此种种都为农民土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工人运动一样，农民土地运动已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
　　运动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的阶级敌人，甚至包括其中在革命初期参加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工人不仅为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而且十分自然地要提出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以及承认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改善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国家和本厂的法律地位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不言而喻，提出的要求也必然会更尖锐，更坚决。在中国这声势浩大的革命中，任何阶级都要尽最大可能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完全避免这种“过火行为”是不可能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你在一处看到的是把资产阶级赶出工厂，在另一处看到的是没收和瓜分商品，在第三处可能又是没收钱库等等。这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这也是现今中国工人运动广泛深入的一种表现。
　　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资产阶级愈来愈开倒车，愈来愈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开始时，在中国有一种很吃香的理论和口号（这种口号现在还有），说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并不是资本家，工人是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商人也是工人最要好的朋友。据说，这还是“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反帝战线内部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的分野。如果说这种理论和口号过去一度很吃香的话，那么现在就很难这么肯定了。阶级的界限已发展到如此明显的地步，这类理论已无立足之地，它只能愈来愈暴露自己。
　　农民群众的反抗不仅仅涉及封建主。封建制度同高利贷资本紧密相联，而高利贷资本又通过银行系统同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等连结在一起。农民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减轻赋税；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风起云涌；到处都出现一种不仅没收军阀、封建主的财产，而且没收大、中地主（其中一部分人介于地主和富农之间）财产的倾向；农民力图废除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起以农民自卫军为后盾的各种农会和农协等农民自治机构，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农村的资产阶级上层、“土绅”、官吏以及同他们有联系并日益感到强大的农民土地运动威胁的阶层产生影响。当基本的农民群众，譬如说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自耕农和小农投入到运动中来的时候，当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农村中同农民相对立的一面——封建主、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旧官吏也在加紧武装起来对付革命。这种动荡不可能不影响到城市中某些集团，特别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出租土地的人住在城里，而不住在乡下，他们又是通过银行这个渠道同城市资本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本身和工农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潮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族革命战线内部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对这种发展前景不能闭口不提，而应当谈一谈。我们在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中国委员会中就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必须在革命过程中的同盟军农民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有的同志讲，资产阶级是一支革命力量，我们应当把它拉到自己一边来，这是正确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尚未出现非在‘要么同农民在一起’和‘要么同资产阶级阶级在一起’之间作出抉择的情况之前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对这一点也讲得相当准确而肯定。该决议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囚素”。决议还说：“不果敢地去处理土地问题...…对革命将是危险的”。决议最后对阶级关系问题作了如下的表述：“当前形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必须在同资产阶级相当广泛的阶层结盟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这两种前途中的作出抉择。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就会丧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提纲和决议》）。有必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纷纷建立起了各种强大的组织，另一个结果则是革命的宿敌和现在离开革命转向反革命阵营的那些入也在拼命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常常可以看到社会上出现各种追赶时髦、胡乱模仿和以假乱真的现象。例如，现在职工会最流行，于是企业主也把自己的组织叫做“职业工会”。有时不得不问一声：这是什么样的工会，是工人的工会还是企业主的工会？正因为如此，往往弄出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来。例如，广州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工会，还提出要求，要提高他们做祈祷和圣礼的费用。连这竟也成了“工会运动”的一种独特形式！
　　在农村中，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而且正在迅速扩展的一种称之为“土地主协会”的组织。这些组织同城市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店主“工会”和其他组织串联一气，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势力。这股势力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在政府中有得力的“靠山”，可以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且每每得到满足。这股势力在农村有它自己变相的宪兵——由“土豪劣绅”控制的“民团”。“民团”是一支军事政治力最，它在农村常同农民自卫队和农民协会的其他组织进行真刀真枪的交手，在城市则经常同工人的武装纠察队（赤卫队的前身）发生冲突。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同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分类似的现象。例如，资产阶级有一个口号是反对工人的“无理”要求。这简直足一个典型的口号。它是资产阶级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中广为运用的主要手法之一。所谓罢工“破坏”经济，在无休止的罢工和现在经济生活中到处出现混乱的情况下“无法办事”等等论调，都属于这种手法。反对“劳工恐怖”的叫嚣也属于这类货色。对于小资产阶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不是清一色的，而是许多阶层组成的，这些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正慌慌张张地离开革命，离开民族革命联盟。
　　十分清楚，现阶段各种阶级力量之间斗争总的情况是，正在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革命发展正处于危急时期。资产阶级的各阶层纷纷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同国内的封建主，同干涉者，外国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那些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结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正在向右转，其中不少人在当前发展阶段正变为越来越敌视革命的力量。因此，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这种分化改组总是伴随着种种冲突和斗争，而且斗争的界限事先也难以预料。
　　在谈到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点不应忘记，即这个组织是一个由各有其本身组织形式的几个阶级组成的联盟。国民党没有一般政党所特有的那种严格的党纪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我们谈到国民党并把它分为右翼和左翼的时候，必须记住，虽然名义上在一个党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两个党（如加上共产党就是三个党了）。这两个党并不遵守共同的党纪。整个国民党的纪律，总的说来，同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党纪的概念是相距很远的。在我们谈到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指的是还远没有实现统一指挥原则的一支雇佣军队，军长们往往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而且经常相互倾轧。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国民党同一些国民党员将军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这些将军对自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的决定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而且违反党纪的事件常常带有相当鲜明的阶级内容。
　　国民政府或者确切一点说国民政府某些部门，某些机构在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上的政集，即使从最基本的要求来看，也远远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革命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自由：罢工自由，集会自由，建立纠察队的自由等等，等等。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域中，我们看到的行动离满足工人阶级和一个共产党可以提出的最低要求相距还很远。这与阶级斗争总的进程以及国民党本身和国民政府本身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有关。国民党出现分化早为人们所知：1925年右派在西山召开的会议便是一例，会议参加者后来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次会议提出了同共产党、同“赤色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口号。它还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敌视苏联、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纲领。当然，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已被清除出国民党。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到，因为现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种向左转的情况，而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再以去年蒋介石的三·二〇事变为例。那时，在广州以“左派”汪精卫为首的集团已被解除，所以蒋介石依靠效忠于他的军队在国民政府内部的阶级关系方面搞了一次“变动”。很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采取的态度已从有节制地反对发展到了激烈反对的地步。
　　再举一例。不久以前，国民政府迁出广州，那儿就留一个右派国民党人李济深。于是这位本身也是国民党员的将军把广州的国民党委员会解散了，自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一些地方的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往往酿成公开的冲突。令人愤慨的事件接连发生。汉口发生了枪杀参加占领外国租界的工人的事件，广东一些官方机构往往对“土豪劣绅”及其武装“民团”亲近，而对农民协会及其武装疏远，他们演的都是同一出戏。必须指出，土地改革问题至今没有在实践中摆到应有的地位。预定采取的主要措施——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在很大桯度上还只是“纸上谈兵”，而且改变了方向，使享受减租的人享受不到。
　　官方机构，特别是军事机构采用镇压手段对付工农组织的事不胜枚举。毫无疑问，这是根据一定的阶级方针行事的。
　　诚然，各地情况并非一概如此，而是存在着极大差别的。但是仍然必须指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组织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政府机构或军队机构对工农运动采取的敌对行动，正在形成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是正在酝酿中的反革命路线。
　　这里还要提一提右派国民党人想方设法试图同帝国主义集团建立联系的问题。虽然我们还未掌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特别具体的材料，但我们确信，这种企图是存在的。国民党内部的这一斗争表现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斗争。右的倾向最近几个月突出地表现在蒋介石的独裁方面。蒋介石一身三任，既是总司令，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质上全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最主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职权都为他一人所独揽。蒋介石的独裁作法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冲突。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出现了两个中心：以蒋介石的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为中心的蒋介石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
　　这个冲突有其深刻的阶级原因，当然不能用“个人恩怨”来加以遮盖。这个冲突与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十分尖锐的斗争有关。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说明，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右派势力正在联合起来，这已是相当明显的了。还可以举出一大堆事实来说明，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发展着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在国民党内，在国民政府里，还是在军队本身，都有反映。而且有些指挥官，有些政治活动家朝秦暮楚，时左时右。毫无疑问，从军队到中央政府，所有这些机构中发生的来回游离现象、玉新组合和冲突，其基本原因是社会阶级基础的变动。这个变动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最高层领导机构之中。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因为中国现在还只存在国民党一个执政党，它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而这些阶级之间的冲突又一天比一天尖锐。与各类军队和各军长保持着联系的国民政府即由这个国民党组成。军队中的指挥官很多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商人或这一类入物。此外，还有一点要考虑到，即在北伐过程中，还有一批将领是在国民革命的刺刀威逼之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中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发生种种冲突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社会阶级机构的种种摇摆不能不反映到各个方面，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的机构和制度中来。

六、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策略问题


　　这种情况就给我们提出了极为复杂的策略问题。解决策略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照套俄国革命的样子。不少同志常常倾向于把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俄国革命的经验机械地搬用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去。然而，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却告诉我们，这种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类比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把蒋介石比作克伦斯基，把国民党比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就过于简单草率了。说什么，开展阶级斗争导致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独裁。开展阶级斗争就是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垮台，就是布尔什维克独树一帜。由此而得出的策略结论是：采取公开推翻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方针；提出为反对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的政权而举行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的口号，退出国民党这个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组织，提出“十个资本家部长滚蛋”的口号等等。这就是类比的结果。我看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几乎直接地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有一点是他的独到之处，即当他接触到打还是不打，举行不举行起义的具体问题时，也总是马上模棱两可起来。他总是说：“也许行，也许不行”。
　　这种类比和由此而行出的结论，是独出心裁地把真伪、是非混杂在一起的典型。
　　我国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的整个形势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有着基本的区别，克伦斯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而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现时在客观上奉行的是反帝的政策。这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本点。克伦斯基方面进行的战争和来自克伦斯基方面的进攻是帝国主义类型的进攻。我们不仅不支持克伦斯基保卫祖国，而且反对这种行动，设法瓦解这种保卫国家的行动，可是，在民族革命斗争中谁也不敢说共产党入不该支持北伐。不但如此，共产党人的立场，也就是说最彻底的、最激进的革命立场应当是：防止可能出现的种种妥协行为，进一步发展胜利的军事斗争，并成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坚决的代表，与此同时当然要考虑到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的可能性。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才能使情况改观，这一点极其重要的。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支持反对封建主和军阀的军事讨伐行动——北伐。可是拉狄克同志在占领上海前一两天所作的一个报告中却说：“同志们，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不在上海，不在于近期内是否占领上海。问题的中心在汉口。占夺上海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围绕着上海和上海问题，整个世界一度都议论纷纷。上海成了一切谈论的中心。说上海“很难占领”，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否定同军阀及其外国庇护人作斗争本身，意味着否定北伐的意义，意味着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同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彻底打败张作霖，必须彻底赶走帝国主义。所以，决不能把打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同原先曾是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开展的阶级斗争任务对立起来。北伐等问题摆在革命人民的面前，是回避不了的。在这方面，也就是说在对军事战线任务抱支持态度方面，是同我们在克伦斯基时期所取的态度大不相同的……可见，尽管蒋介石“本身”决不比克伦斯基好，甚至比克伦斯基坏得多：克伦斯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工人组织和共产党还是得考虑到这项任务。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积极地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克伦斯基，对他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可以支持蒋介石，因为他在未倒戈叛变之前尽管抽象地说来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比克伦斯基还“右”还“坏”，他进行的却是积极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拉狄克的论点中有哪些正确之处呢？他说必须把力量调动起来同蒋介石作斗争，蒋介石必然会变成工农的敌人，这是对的。那么，他的论点中又有哪些是错误的呢？错就错在他认为不存在战线问题。还有一点错误是，在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时便要开展武装斗争。列宁教导要无畏地举行起义。可是，列宁也曾教导我们“不要把起义当儿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支持北伐（而在克伦斯基时期则应反对战争）；支持同军阀作战的蒋介石的军队，但同时动员力量反对蒋介石；在群众和军队中开展相应的宣传，采取把国民党右派排除出去的方针；采取先把蒋介石“围困”起来的方针，只在经过相当准备之后再同蒋介石开战，等等。
　　第二个“类比”。国民党就是孟什维克，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我们越早把共产党的队伍拉出这个联盟越好。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告诫。可是，他们忽略了另一个特点，即国民党是一种颇有点特殊的组织，它是介乎政党和有各种阶级组织参加的苏维埃那样的组织之间的一种东酉。同社会革命党人（或同孟什维克）类比的做法是破绽百出的。从阶级观点看，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内则是既有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自由资产阶级的组织是立宪民主党，这一党在革命发展的很早阶段便成了反革命的党）又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从组织方面来看，国民党实际上不算是通常意义上的党。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比较便于从下而上地予以控制，办法是在内部进行阶级力量的调整，把右派，把那些凯末尔分子（把这些凯末尔分子同整个国民党混为一谈是愚蠢的）赶出去。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利用这一特点，既应是我们的任务，也应是我们的义务。难到我们可以全然不顾这一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考虑到这一特点并加以利用。如何利用呢？必须越来越广泛地把国民党变成经过选举的群众性组织。这是可能的，而且要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人应当时时刻刻努力从下层开始，把国民党的重心扭向左转。共产党人应当推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并以此改变该组织的社会成分。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可能的。谁也不会设想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一举告成。但是，当这条路还可以走得下去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它，直到受各种力量严重冲突的限制而无法继续走下去为止。当然，有的人可以大叫大嚷，说我们把苏维埃同国民党“混为一谈”。可是，这并不能使他们有理由不去具体证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倒有几个例子。1925年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已经被开除出党，推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联合会（实际上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也在最近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被除名了。这几件事总还是有点意义的。谁能说再加把劲干下去就不能使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进一步向左转呢？谁也不能这样讲。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肯定地讲，国民党内部力量的运动将始终靠这种转变，一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更大的可能是在不远的将来便爆发出各种矛盾。但是，争论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在理论上甚至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即连苏维埃也不能彻底为我方所“控制”，于是无产阶级的党举行起义来反对苏维埃。大家还记得七月前的几天我们是怎样在莫斯科举行武装游行反对莫斯科苏维埃的决定的吗？还记得我们在彼得堡又是如何组织武装游行反对苏维埃组织的决议的吗？从理论上讲，举行起义反对某一种苏维埃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要知道，当时譬如说，在莫斯科就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依靠由真正的士兵组织的莫斯科“守备部队大会”，反对由社会革命党帮助盘踞的士兵苏维埃。这一点所有的莫斯科人都还记得。我们不知道，在国民党内将会是恁样一种情况。因革命的发展而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爆发，这种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利用国民党结构上的特点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
　　拉狄克同志儿戏般地提出退出国民党也即让右派吃掉国民党的观点之所以令人感到更加惊讶，原因在于拉狄克同志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这简直可以说“逻辑跑得无影无踪了”。
　　从理论上讲，我们退出国民政府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理论上可以作各样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我们会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但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要这样做。恰恰相反，现在需要为控制国民党而斗争，需要使出全部的力量确保国民党内部的重心向左转移。这就是现时应有的正确策略。这也就是从现今中国形势中得出结论。工人的政党应当在各地国民党基层支部依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支持从下层开始改变国民党的社会成分，从基层开始把群众中的代表人物推举到地方自治机关中去，推举到地方政权机关中去；把工农武装起来，把国民党变成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讲，采取夺取国家机构和军队等的步骤是正确的。
　　我们对阶级力量的判断，对阶级力总发展趋向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的估计是一清二楚的，各个环节也是一环扣一环地互相联系的，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说是另有什么“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正经历若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民族革命联盟内部力量从一种组合向另一种阶级组合过渡的时期。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过渡，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进展特点充分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贯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经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而要使这条路线得到实现，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必须不断发展壮大，它必须毫不掩盖自己与众不同的无产阶级面目，必须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可能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进行必要的抵制，而且能够同时不为那些以儿戏代替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的左的言词所迷惑。
　　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前景的估计是很现实的估计，它与事实是相符合的。这一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疯狂地进行反华和反苏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估计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指出，即一些最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自愿，也去支持帝国主义者。我们可以举托马斯的声明为例。

　　他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希望打仗，但由于某种不甚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谈判恰恰在我们差不多即将取得良好结果时中断了。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给政府造成麻烦或企图加强实力而在这种问题上捞取党派资本，绝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观点，也绝不是出于爱国之心（！！）（1927年2月3日在达比的讲话）。”

　　于是，托马斯十分明确地说道：“在英帝国主义同中国革命之间的战争中，我应当支持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来反对中国革命”。托马斯在另一处说：“反对派的任务不是进行扞击，而是向世界表明，它是支持政府的”。
　　或者以“我国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为例。他说，想把英国排挤出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幻想，也是十足的无稽之谈。或者再以中国工会代表团与阿姆斯特丹国际首领之间的会谈为例（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导刊登在荷兰社会民主党报纸《人民报》3月10日号上）。这份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现逐字引述如下：

　　“对于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否准备派遣委员会去中国支持中国工人的问题的答复是，工会国际对此无能为加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工会运动是一种建设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竞是这样！），而建设只有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中才能进行。在中国国内政治秩序未恢复之前，工会国际不考虑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之事”。

　　这简直可以说是公开的反革命观点。唯一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就是共产国际，因为中国革命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发展过程中雄伟壮丽、声势浩大和十分壮观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过程的名字就叫做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国际革命。

七、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工人阶级的任务[11]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上海无产阶级惨遭枪杀的事件，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将领们屠杀人民的罪行，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我们讲的“新的局面”不是指通常的情况变化，因为一般性的变化随时都在发生。我们讲的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事态发展已涉及到正在进行斗争的各类阶级力量的分化改组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标志着民族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这次政变使运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生了变化。对于因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得逞而造成的新局面视而不见或估计不足都是极端荒谬的。我们暂不谈现在公开同蒋介石交火是否正确，也不谈把武器藏起来暂不接战，从而不让别人解除自己的武装，及时将工人武装撒出战斗，而全力投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积蓄力量，待各种力量联合到有取胜机会之时再行出击是否更为恰当。再说一遍，这个问题
　　我们姑且放在一边。首先让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作一番阶级分析。根据前面讲过的情况，我们不难理解这一事态的阶级内容。蒋介石的政变是国民党右派的叛乱，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左派的一次叛乱。我在前面叙述的事态演变最后以投向反革命阵营的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政而告完成。工农群众的反抗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足以使大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但还没有达到在发生战斗的各个地方给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回击的程度。
　　中国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已经结束的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封建军阀，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组成的营垒，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营垒。自由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可以参加革命（这与俄国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相反），因为在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同于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任务也必然要有改变。
　　尽管如此，这个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两个营垒变为三个营垒的趋向：即封建买办和外国资本一个营垒，本国大资产阶级为另一个营垒，“左派联盟”（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为第三个营垒。
　　当前情况的特点是已存在这样三个营垒。蒋介石集团已在屠杀工农，但它还在同封建军阀作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不反对大力支持蒋介石，他们看到在所谓的军阀之中，有许多人在不久的将来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而且确定无疑是要垮台的。这样一来，当前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即三个营垒在“新的基础上”变回到两个营垒，一个是本国大资产阶级同部分封建主和外国资本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
　　决不应忘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大部分人属于“左派”这一事实。决不应忘记武汉政府现在是“左派联盟”政府这一事实。决不能忘记一部分军队，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军队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政府这一事实。最后，还不应忽视冯玉祥的军队至今尚未投入战斗这一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还会遇到许多不测事件，还会有少数人发生动摇和投敌叛变。但是，阶级斗争的逻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逻辑将胜过这一切。
　　现在，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屠杀工农的剑子手，而且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在进行反对工农的战争的情况下，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已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态度，所以历史事件发展的力量将把他越来越推向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方面去。而且这种妥协不是狭义的“政变”性质的妥协，而是极其类似结盟性质的妥协。固然，蒋介石的军队也是雇佣军队，因而类似某种“嫡系部队”，这种情况可能延缓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垮台的过程。但这只能是暂时现象。只要回顾一下北伐开始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北伐的胜利不是因为南军装备优于敌人。而是相反，南军装备不如敌人。可是南军却打赢了。他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具有争取民族解放的高昂斗志，是因为广大群众把自己的阶级夙愿和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到来，是因为他们得到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支持。
　　伴随右派分子分裂出国民党和出现两个政府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内部的重大变更。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南京（蒋介石一伙）将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对其政策的日益赞扬而迅速丧失其政治资本。共产党的威信则必将提高，因为早在发生政变前共产党就曾斩钉截铁地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独裁者”。
　　武汉及忠于武汉政府的军队应当成为军队中的组织中心。武汉方面对蒋介石采取的断然措施（据悉武汉政府已发出通缉蒋介石的命令）是符合革命要求的适当措施。国民党在排除了奸细、叛徒和破坏分子之后应当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绝对错误的。相反，必须把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处理。因此，现在，可以说特别是现在，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荒谬的。农民、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为实现的、相当长期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联盟具有坚实的基础。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极其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大胆果断地进行土地革命，进一步放手推进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下最大气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下狠心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农村建立农会和农协，组织工厂委员会，加强工会工作，建立罢工委员会或工人执行委员会，把这些委员会连同手工业者、小商贩的组织一起组成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武装工农，征集国民党员，于方百计加强共产党组织，所有这些任务现在都应提到首要位置上来。当前，做好各地方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无论如何要使农民这支第二梯队跟上来，因为归根结蒂要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和这部分群众的有生力量来决定这场伟大斗争的结局。应当尽可能避免那种可能给中国革命的敌人用作指责所谓中国被“苏维埃化”的口实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有必要考虑到，因为中国那班反革命无赖在到处叫喊什么，“俄国共产党人”想在中国搞他们那套“俄国”制度，他们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上面提到的那批无赖就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十分要好）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过，中国革命在实践经验中找到了能够团结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一切依靠群众，这个口号越来越必要，尤其是在现在。
　　中国人民还将面临艰巨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已经集中了大量的军事力量。他们收买了被工农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中国革命将克服蒋介石反革命的一时得手，冲破“爱好和平的”、“笃信耶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封锁，它将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因为这场革命已把于百万人发动起来从事伟大的革命创造活动，因为它正使于百万不愿再戴上奴隶枷锁的奴隶们振奋起来。
　　共产国际已宣布蒋介石为叛徒和敌人。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必须竭尽一切力量，使这一场叛卖的得利者、“文明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遭到他们在武装于涉苏维埃国家时期遭受的同样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命运。世界革命的战士们应当火速前往援助。


注释：

[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4卷第719页。——录入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3] 我们不打算对一些不涉及问题实质的不确切的或不正确的提法过于苛求。——原作者注

[4] 请看马克思对此是怎样说的，“由于产品地租形式同一定种类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和家庭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这样一来实现了几乎完全的自给自足，由于它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总之，由于自然经济本身的性质，这种形式也就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像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和在以前的劳动地租形式上一样，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从而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从而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不得不无偿地，实际上也就是在强制下——虽然对他的这种强制已经不是旧的野蛮的形式——为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9—900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原作者注

[5] 但是，还必须记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影响早就同封建主义交织在一起了，而这种影响的存在绝不是用来证明“封建主义”“不存在”的理由。举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520年被拥戴为德皇的查理五世实际上是依仗着富格尔银行的势力“击败”法朗斯瓦一世的。当帝国后来采取一系列反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措施时，富格尔银行首脑便写信给德皇说：“众所周知，陛下若无我之佐助是难以获取皇位的，这可由您所派密使之签字为证”。然而，连这样的事实也绝不能否定当时封建主义的存在，谁都会看到，此类证据简直引人发笑。——原作者注

[6] 下面一件事实最能说明拉狄克同志所下结论草率到何种程度。拉狄克同志在其讲义（《中国革命运动史》教程（1926—1927）。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写道：“中国是作为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迎接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书刊提到的有关中国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种种深奥问题皆产生于无知，皆由于一些欧洲游览观光者和浅尝辄止的中国问题作者听说，皇帝就是神，他势力极大，而且是土地所有者，于是便不加核实，毫无批判地把自己得来的消息公诸于众。而我们的同志有时不去研究基本的著作，只读这类政论文章，所以就无法驱散这类政论文章引起的在一些极为重要问题上的迷雾。”（该书第6—7页）拉狄克同志这番议论的主要依据是俄国埃肯夫神父的若作。且看并非无名的“政论家”卡尔·马克思是如何说的：“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任何同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依附关系来说，无论从政治上或从经济上说，除了面对这种国家的一切臣属关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4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原作者注
　　这样一来，拉狄克同志盲目相信埃肯夫神父的记述，就把马克思说成是“不学无术之人”，是“浅尝辄止的著作者”、“游览观光者”、散布“迷雾”的“政论家”等等。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资产阶级政论家最惯于把私有制变成从创造世界以来即已存在的，并将“永世”存在的永恒范畴。——原作者注

[7] “全国分裂为十八个省，这些省大部分是老的封建国家的残余，其中许多省大小相当于普鲁士王国……”（《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基础》，约瑟夫·赫洛威博士编辑，1921年柏林——莱比锡版，第4页）。——原作者注

[8] 见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原作者注

[9]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的反革命策源地。——编译者注

[10] 此外“1925发生了中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除此以外，这一年还是有组织的劳动者（按西欧各国使用这一术语时所指含义而言），在中国奋起的一年。这种奋起是1925年上海一些日本人的工厂爆发罢工产生的直接结果”。（A·X·乔治：《关于1925年6月30日前中国商业、工业和经济情况的报告》第13页）——原作者注

[11] 本节写于蒋介石一伙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后，因此我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不包括这一节。——原作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