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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省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布哈林
（1927年1月8日）
江显藩 译 梅明 校
本文为《真理报》编辑部对布哈林报告所作的一篇简述，载于1927年1月9日《真理报》第7号。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3期。
在批准议事日程和规则以后，乌格拉诺夫同志请布哈林同志发言作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
代表们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报告人致敬。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我们苏联所处的国际局势。布哈林同志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怎样？德国工业家们的看法可以充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说：在俄国我们做了很好的生意，俄国很好地清还了账目，它的资源无穷无尽，应该加以利用，
但是，我们不希望俄国生产生产资料。
这种看法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对我国的市场是深感兴趣的。用自己的商品充塞我国市场的前景，这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有一系列与这种企望相抵触的因素，这就是苏联的革命影响。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强烈。我们现在是在人们企图从各个方面包围我们的情况下开会的。人们从外交、军事政策上反对我们，用阴谋来反对我们，策划阴谋的则是英国。
英国是所有这些企图使我们四面受敌的活动的教唆者和思想家。
我们怎样回答这些活动呢？
苏联的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和平的政策。去年我们同我们周围的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些条约——同土耳其、立陶宛签订的——都是和平性质的。立陶宛的政变是对我们和平政策的回答。同立陶宛事件相类似的事件有可能也在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所有这些政变都是以包围苏联为目的的。
除了这些军事行动以外，在欧洲出现了一股在思想上准备对我们作战的浪潮。为了准备新的战争，建立对我们的包围圈，资产阶级把我们说成是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用于军队的费用比所有的人都少，但面对着那反对我们的运动，我们在明显地执行和平政策的同时，应当利用一切可能来加强苏联的国防。他们没有不侵犯我们的保证。我们和帝国主义者们之间的斗争已转到比从前更加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同我们打仗是冒险的，但是武装干涉仍然是可能的。我们没有不遭受武装干涉的绝对保证。
我们的回答是加强和平的宣传。
现在同我们作战，对资产阶级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要困难。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后方没有把握，它没有把握使工人们反对我们。虽然同我们作战是困难的，但我们也不应当对我国的军事抱无所作为的态度。我们主张和平，和平只会对我们有利。但是，在较长的喘息时机和经济建设的时间里，我们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要能够这样地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去对付敌人的每一个活动，使每一个敌人碰到我们武装力量纲都会折断自己的牙齿。
布哈林同志接着谈到国际革命问题时说：国际革命是个事实，只有瞎子才会发问：国际革命在哪里？”国际革命已经导致在我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国际革命在欧洲打掉了几顶王冠，它现在正表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现为英国的矿工罢工等等。国际革命正在发展，而我们就处在它的中心。国际革命的事实、革命力量的增长给予我们以更大的胜利信心。
然后，报告人详细叙述我们的对外贸易。
我们用工业化来抗衡使我国道威斯计划化的观念。
反对派的同志们说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他们不懂得，我们正利用这种依赖性并且应当加以利用来巩固我们的独立。输出粮食和输入机器－是依赖，但同时又是准备独立，因为我们借助于输入机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人们责备我们有民族局限性。当我们将来处于社会主义包围时，我们是不会讲独立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包围我们时，那么独立于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隔绝开来。
我们的经济防卫的工具——对外贸易垄断制－正遏止世界市场对我们的压力。我们现在有贸易顺差。这是我们改善了经营业务的成果。毫无疑问，在正确地经营业务的情况下，我们将会逐年在国外市场上有越来越大的成就。
接着，布哈林同志转而分析苏联的国内形势。我们经济的增长数字超过了我们原订计划方案。反对派的悲观主义的话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重工业增长的速度比轻工业快。一系列新的工厂建成并开工。农业机器制造增长的速度特别快，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这是我们的工业化的特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即我们的工业化是发展农民经济而不是使其破产的杠杆。
反对派预言商品不足将加剧，粮食收购将失败，因为据他们说富农必然要“玩弄”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商品不足不是尖锐化了而是缓和了（例如，纺织品就比去年多生产了二亿米）。反对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富农破坏粮食收购工作－已完全破产：今年粮食比去年几乎多收购了百分之四十——我们已经掌握了粮食市场。
我们的一切困难是在关于城乡相互关系问题上遇到的。主要由农业过剩人口所造成的失业现象，应该用一套使失业农民能够留在乡村参加劳动的措施来消除，特别是要采取发展和巩固需要大量劳动人手的集体农业（块粮饲料业、蔬菜业、果园业、畜牧业）的办法来消除。我们缺乏各种原料：毛类、皮革、棉花、亚麻。反对派忽视原料问题。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是发展工业和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个问题也是同城乡相互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价格问题。这是一个我们的经济和政策的中心问题。我们的批发零售剪刀差最近出现了某种新开端。价格问题比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尖锐。反对派醉心于提高价格的政策是在存在着垄断价格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倾向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是在走向腐朽。而我们则必须在存在着垄断价格的情况下竭力降低价格，同时改善商品质量。我们进步的动力不是竞争，而是自觉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有两种偏见，好像提高价格的理论真有理由：（1）工业化的速度在实行低价的情况下似乎会降低；（2）注意消费者的需要似乎就是“消费观点”。这是一些有害的偏见。不应该忘记，不仅价格决定于成本，而且成本也决定于价格。在低价而大量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增加收益和加速工业化。而不关心消费者要大量销售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经济机关中，而官僚主义的原因也就在于高价，高价产生了对消费者、对群众的漠不关心态度。因此，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打击高价。必须通过工会，通过合作社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去为降低价格而斗争。
党打败了反对派便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并将把一切力量引向发展我们的经济，关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最迫切的需要。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