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925年3月10日
黄登学 译 郑异凡 校
摘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3期
1
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的发言，我只能说一点意见，我指的是不同意见，正如我和我们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许多同志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那样。
阿·瓦把知识分子定为小资产阶级。他这样界定知识分子时，看到的只是俄国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俄国知识分子，而且也包括西方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界定是不全面的。
首先我要说，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断没落的阶级，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消失。然而，还有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得到发展。这部分知识分子虽然是过去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独特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不能把他们作这样的界定[2]。据美国的最新调查，在所有社会集团当中，职员（包括高级职员）的数量增长是最快的[3]。就收入增长而言，在所有职业当中，工程师的增长幅度是最大的。应当说，这是普遍的情况。我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它的根基并未动摇，没有瓦解，还是四脚站立着。这里需要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甚至存在一种名词，这种名词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提出的，但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叫做第三阶层。其发展是与大生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我还要提出一个具有基本理论意义的想法。应当清楚地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我们的整个物质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劳动领域就业的工人数量也在绝对地减少。同时我们在农村也出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发展进程，即越向前发展，就创造出种类越多的智力劳动。说句奇谈怪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随着生产力的极端发展，体力劳动将会消失。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明显地向我们展示出这一发展进程。
这是我认为需要提出的一点不同意见，虽然这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总体看法上的一致。
接着我还要谈一点不同看法。我们常常把一些鲜有共同之处、甚至完全不同的东西归于同一个范畴。对“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即是如此。我举一个例子。就拿神甫或者诵经士来说，这到底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显然是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神甫、诵经士与工程师就社会地位而论又明显地存在巨大的差别。
现在我要触及萨库林[4]同志提供的资料了。我同样要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讲话吧!您也是呼吁大家开诚相见的。
我要谈第一个基本意见。不管多么地奇怪，帕·尼·萨库林在讲话中号召我们不要向前走，而要后退。他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当然，对于权力机关、执政党的代表来说，作为一种政治方法，可以发表这种“奢侈”的话；但是如果说实话，这无论如何也是片面的。什么地方正确、什么地方错误？正确的地方在于，与生物学家交往，应避免喋喋不休地谈论苏维埃制度，否则是愚蠢的。正确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试图推行自己的某种观点或者打算指出某种发挥影响的方法，那就应当进入其工作领域。在工程师代表大会上发言，我应当讲一种东西；在水运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言，应当讲另一种东西；而在农民中间，则应当讲一点特别的东西。当然，讲不同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应当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是说，应当考虑讲话的场合，目的在发挥心理影响，旨在结合。如果我提出斗争的任务，那么我应当了解情况，不是乱弹琴，而是真正理解全部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症结所在。然而接下去是“但是”，并且其含意从小变大，以至涵盖一切。
您说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待文化工作者，从政治观点对待他们是很不好的，您这样讲是企图把我们从已经占领的阵地拉向倒退。我们应当学会摒弃于事无补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本身很高尚。可以谈论一大批非常高尚的人，他们不偷银匙，不采摘盛开的玫瑰，然而从事变的客观进程角度看，这种美德早就“无影无踪”了。据说，斯托雷平是一个非常顾家、诚实的人。难道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曾是试图危害人民的小偷或者骗子吗？根本不是这样。如果那样就不会有任何悲剧了。我们非常清楚并可以坦率地讲，在十月革命初期，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站在我们一边，或者说，只有像季米里亚捷夫[5]那样最有学识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站到我们一边来，他的思想气魄使他变成了“白鸦”。这样的“白鸦”[6]也就那么一两个。多数诚实的知识分子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点与尊敬的帕·尼今天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
帕·尼·萨库林声称，关于怠工[7]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写历史为时尚早。他说：你们是从何处着手的？你们侵犯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难道沙皇专制下存在学术自由？甚至在克伦斯基时期，请问有多少布尔什维克教授？您认为什么是研究自由？您所认为的研究自由，是在统治制度所容许的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与体系的框框之内的自由。在这种框框内是完全自由的。但是请注意，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框内的研究自由。从这种观点看，我们存在这同样的框框。为什么您认为前者是自由，而后者不是呢？那女教师可是品德高尚啊!您接着谈到一位忍饥挨饿的女教师。从某种观点看，这决定着她的技能高低，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大关系。她至多只是与沙皇制度进行了斗争，但是始终 未走出当时存在的私有制观念的圈子。当无产阶级侵犯私有制时，为什么她没有跟他们一起走？这是因为她体现着她那一界人的意识形态。整个悲剧就在于，人们不理解事变的整个历史性搏斗。所有这些反对我们的精英及非精英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呢？他们认为，文化是经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俄国是个伟大国家，它好歹也带领了自己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价值，虽然是处在沙皇制度之下的，而后来出现了一种使伟大国家毁灭的、取代这种发展的危险。水兵或者妓女开始进入科学的殿堂。所以应当反对布尔什维克。主观上这些人是真诚的。我重复一遍，这些反对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与我们斗争的敌人，都是些真诚的人。但是，难道问题在于评判他们主观上真诚与否吗？肯定这一点，就意味着拉我们后退。无论他们客观上如何真诚，但由于他们不了解所发生事件的整个历史规模，这种真诚只能成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绊脚石。在饥荒年代，所谓享受特权的工人阶级只能用一点点土豆充饥，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城市呈现一片人类社会濒临灭亡的惨景，而城外的景象更令人毛骨悚然——在那个年代，必须具备对未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才能看到那种创造新秩序的高昂的群众热情。而所有这些品德高尚的中学女教师、教 授、精英和准精英都没能够理解这一进程。我再强调一遍，他们是主观上真诚的人，然而他们越真诚，就越会被卷入到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去。悲剧就在于此。这个经验必须掌握，搞清楚，并作出相应的结论。
由此又出现帕·尼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帕·尼说：“我们没有搞过政治，我们是文化工作者。难道这不是美德？”不，您没有搞过政治，这样不好。事情根本不在于是否是脱离政治的专家，而在于是否能够清楚地了解任何文化进程。您在建立一种体系，认为文化队伍是独立于政治的。没有这种事。如果您能够证明，确实存在与某种制度无关、与阶级结构无关的观念体系，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然而这样的观念体系是不存在的，任何证明该思想体系存在的企图恰恰是我们所反对的。
帕·尼·萨库林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宣扬某种观点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让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我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占领一个又一个领域，直到占领所有的领域？因为这是我们手中极其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建设我们想要的一切。为什么沙皇政府容忍各种价值观，却不能忍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是摧毁旧秩序的最好的地雷吗？某一位乡村女教师，除了旧式皮鞋和乌申斯基[8]的书之外，没有看过什么东西，说她只从事文化工作，如果这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怎么也不行的，因为这太欠思量了。讲授自由，这可以说是一种诡辩，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个别的说法，不是个别的事实。当问题涉及培养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体系是一种工具，它不仅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还是一种斗争手段。我身上有一种优势或者说缺点——我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第一， 1917年，我听到我的一些连瓢虫都不忍伤害的中学老师说：“是的，您也许就是德国间谍。”而当事情发展到驱散立宪会议[9]的时候，所有非我阵营的人都向我们叫嚷：“杀人犯，刽子手!”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人，都是些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甘愿为人民付出一切，只是不懂得什么是人民，他们回到古老的俄国观念，站在可爱善良的女教师的观点上讲话和思考。而我们说，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领导权，这是一种历史权利，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恰恰是我们的最大美德。要是我们把俄国的命运交给您，那会怎样？一条死马就会把您吓坏，惊慌逃走。在需要越过尸体前进的时候，对不起，这不仅需要有坚强的神经，而且应当具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关于历史所指引的道路的知识，而你们却想要我们倒退。
在一个便条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帕·尼也部分地谈及此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也出身于知识分子。结果是：马克思之所以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是因为他出身于知识分子。但他之所以转过来，正因为他是马克思，而不是其他人。马克思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外。他是非常天才的人物。人的卓越才干在于其具有发达的智能。恩格斯出身于工厂主阶层，但是他跳出了这个圈子，因为他也是一个特殊的人。在这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对阶级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帕·尼的整个发言自始至终充斥着盲目崇拜的概念和陈词老调。请原谅，我本能地无法理解这种陈词老调。“人民”、“我们愿为人民服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些废话。当您谈论人民时，我要问，您所说的“人民”指的是谁？当您谈论幸福时，我要问，您的“幸福”的含义又是什么？当您谈论自由时，我要问，您也要为黑帮分子要求自由吗？ （掌声）我说，所有这些范畴和这些言语都是废话。我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应当赶快行动起来，说服所有人，包括萨库林同志，尽快抛弃旧的思想意识。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是从其现实的利益，从伟大的社会整体出发的。谈到理想，可以说，我们拥有与敌人对抗的东西，尽管许多还没有做，但我们取得了但愿其他人也能够取得的成绩。不过我这里必须指出，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知识分子发挥过并且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像斯汀尼斯[10]一类的大组织家都是大人物，但问题在于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行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他们社会的领袖，然而，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在于，在他们那里被领导者永远成不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者，而我们这里能够，我们在竭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您想拿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比较，如果您想了解一种制度的变动，如果您想了解该制度（比如说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价值所在，那么标准应当是：该社会制度能为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人们提供多大的选择空间。从这一点出发，我相信，我们这些半穷人，在所有领域比任何人都具有更多可供选择的育种土地，我们已经为此打下坚实基础。众所周知，土壤改良不可能立竿见影，它只有在若干年以后才能产生效果。谁能提高广大国民阶层的素质？谁将那些绚丽多彩的新文化贯彻到了生活中去？谁能肯定，除了共产党，哪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接触到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短短几年里，这些阶层成长起来了，他们很快会创造出奇迹来。这场斗争的规模是多么宏大!我们是怎样唤起工人和农民的啊!一连串艰苦的日子过后，我们不禁会问，这是在做梦吗？因为我们会看到在新的基础上治理国家的新人。当我来到这一新的群体中间，并拿他们与腐朽的旧文化相比较时，我将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创举，因为这里是惊涛骇浪，而那里只是些想诉苦的小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规模是多么的宏大!我们要将最后一个厨娘提高到能够担负国家任务的水平。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达到政治发展的这种水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一个厨娘也必须达到这种水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再过几年我们将率领整个亚洲。现在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在说，我们已经在率领亚洲，我们已经与亚洲结成联盟。现在还没有这种联盟，但是会有的!我请您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浩浩荡荡的世界性运动。请您抛弃那种颂扬乡村女教师无知的意识形态立场，不要号召我们去接受这种无知，而应沿着我们指出的道路前进。
您说，现在连一个会表示反对我们的人也找不到了，即使举行秘密投票，我们大概也会得到多数票，因此您得出结论，要求给予创作自由。不过我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基本观点理所当然还是在于正确的领导。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放任自流——谁信上帝，就让他信去。这不是领导国家。我们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既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就肩负着关注国家命运的重任。我们不愿顺着路标转换派的刹车装置向下滑。所有人都应当明白，认为共产主义会让步的那些思想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决不会让步!我们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目标!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从思想上严格训练知识分子干部。是的，我们将像工厂那样锻造知识分子，训练知识分子。我认为，既然我们给自己提出了奔向共产主义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任务。萨库林同志说，我们应当培养文明人。这话不错。但不是培养一般文明人，而是为共产主义工作的文明人。请问，有没有不给自己提出此类任务的制度呢？哪儿能找到不培养特定人才的高校、中学和小学？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教育机构是没有的。区别只在于，我们是为建设另一种制度而培养另一种人才的。我们是作为建设者、建筑师，而不是作为声称不应从事政治的人的角度来思考的。
帕·尼说青年学生自己会弄明白的，这在政治上是“尾巴主义”。教授们抱怨现下的孩子们常常指示教授该做什么，而现在却又告诉我们，年青人自己会弄明白的，自己会懂得的。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导!还是让普希金来搞吧，况且他已去世了，已不危险了。
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方法才能既保证创作自由，保证社会发展，同时也保证不丧失思想自由。这有两种危险。一方面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只要起草现成的提纲，其余一切似乎就都迎刃而解了。必须与之斗争。但是当谈到应给予创作自由时，我们这里就出现诸如宣扬君主制度的自由问题，或者在生物学领域宣扬活力论的自由问题，或者在哲学领域给予唯心主义者宣扬康德式的实体论的自由问题。在这种自由下，我们高校培养出的文化工作者既可以在布拉格工作，也可以在莫斯科工作。
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培养只能在莫斯科工作的文化工作者。这里又碰到一个不同的态度问题。我想再说一次，我们在这里是作为建设者，而不是作为只说空话而无实质内容的思想家来对待这个问题的。
我说话比较尖锐，但是我想，帕·尼是不会见怪的，因为是他第一个倡导坦率说话的。我们想真诚地依据信念来行动。是抛弃对政治持中立的观点的时候了。不要这种观点!寻求这种观点意味着陷入泥潭，实际上也是非常有害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这样看，这样我们就会获得强大的基础。请问，为什么工人们提出了这么多改善生产的建议，为什么他们具有这么高的苏维埃社会责任感。这是因为他们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出于良知而对已开创的事业的历史前途充满信心。而知识分子恰恰缺乏这种信念。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对，存在不同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会同我们一起走到底的知识分子还不多，我们召唤他们并将继续召唤他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念是全人类的、全世界的。就历史性理想而论，与我们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相比，我们所说的一切，简直像一条瘦狗。我们的斗争规模宏大，我们所做的一切展示了这种规模。像旧知识分子一样，我们不愿也不会说，我们希望带来牺牲和苦难，我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们希望活下去，少一些苦难，竭尽全力地斗争，设法看到被摧残、受压迫的人们摆脱压迫，开始建设新的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说，不需要关于美好世界的空泛言论，需要工作以及务实地讨论每一个问题；必须给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的机会。请相信，作为首创者，我们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肩负着历史责任，不过，我们不是在进行试验，我们不是活体解剖者，不是为了取得经验而用刀切开活机体的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讨论每一种观点。您说农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并非如此。我们也完全是从政治合适性的角度，从吸引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的角度对待农民的。我们的任务决不在于指示做这做那，而在于把每个个体纳入所需要的轨道。我们要争取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解决这一问题。
这就是我要用下面的话来结束我今天发言的原因。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生活在我们联盟境内的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经受过极大的不幸。遗憾的是，他们将一切归罪于布尔什维克。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我们的力量协调一致。但是我们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进行正确协调的障碍。拜物教，玩弄空洞的词句，尤其不好。而当人们习惯于生活在某种框框之内，害怕走出这种框框，要想打破这些观念是很难的，他们不能深入理解这一点，而要好好地工作，必须彻底理解。我们向所有脑力劳动工作者、所有拥有知识的人呼吁，应当齐心协力地工作。你们应当转到这一边来。我们的党永远不会放弃手中的政权，也决不会持其他的意识形态观点。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启动车轮，我们将按照自己掌握的坚定的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行事，我们不会放弃这种意识形态。当然，这里会有不同的比例。列宁说过，我们将实行普选权。但是，帕·尼，只有在普选权不会被任何人用来反对我们时，我们才会实行。至于总的说来多数居民是不反对我们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我们已争取做到，不让任何人能够来反对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如此。当我们占领自然科学领域以后，我们要根据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要求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当政治理性向我们发出提示时，我们将实施这一行动，而政治理性是不会错的。我知道，知识分子阶层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就让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吧。这里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为了沿着这条大道前进，不应当把我们从意识形态道路上拉向后退。需要越来越多地克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需要坚定不移地消灭陈腐的旧思想，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这面旗帜经过多次革命的考验。我们在我国革命的领域取得了胜利。那些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为什么都被我们击败了？因为我们能高瞻远瞩，研究政治并正确地随机应变，因为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号召大家在工人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前进! （热烈的掌声）
2
同志们，我要说一下，如果我们与像萨库林这样的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分歧减少甚至消失的话，我觉得没有比我们共产党人更感到高兴的了。因此，我欢迎帕·尼的发言，因为过去我对他不太理解。我继续坚持我所指出的依我们看来是正确的那几点。萨库林同志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的，而现在的问题是像文化工作者这类的工作人员。我提出反驳，我认为会思考的文化工作者是不可能处于政治之外的。对此进行理论区分、分离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会产生一种思想，把知识分子变成独立的实体。我收到知识分子的一张便条，认为不应将科学和艺术与政治联结在一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定阶层有一定的社会爱好。如果说萨库林同志以隐讳的表述触及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有些人却是以粗鲁得多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脑力工作的条件，这是大脑的工作，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当我们谈论这种工作条件时，是否需要确定某种范围，如果需要，那么界限在哪里!举个例子。不久前国外出版了一本纪念原社会民主党人、现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的文集，你们读一读，那里都讲些什么。里面收有谢尔盖·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11]等人写的文章。在那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主题。我要问，我们是否应当容许这类科学？应当指出，在艺术中你们可以研究任何领域，使用各种包装，各种音调，各种色彩，美学上很漂亮，但最后的成果却腐朽不堪，艺术中如此，科学创造领域同样如此，在神学问题上你们可以研究得很出色。谢尔盖·布尔加柯夫写了一本叫《经济哲学》的书。《经济哲学》认为，世界本质上是形而上学世界的罪恶外壳，这个形而上学世界发端于亚当和夏娃。别尔嘉耶夫写道，圣餐用的面包和酒是最好的食品。这是否是事实？这本身是否经过研究？我重复一遍，这种体系可以从哲学上加以论证。这个布尔加柯夫还说，可以以任何观点来研究问题。别尔嘉耶夫就是从圣餐这一端出发的。这是什么呀？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这一切看起来不是头脑发昏吗？
现在谈一谈训练和陈规旧套问题。帕·尼，我提到工厂，但不是指真的工厂。我说的自然是比喻的工厂。关于陈规旧套问题，我说过，存在两种危险：一种是产生异己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我们会去压制思想。难道这种说法不对吗？必须避免这两种危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我们的路线，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既保证领导，又保持思想活跃。这是必须达成一致的准则。帕·尼并不反对这一点。
他关于立宪会议的想法很有意思。他说，对他来说最好的东西是普选权或者立宪会议。共产主义就是普遍的爱，但是假如我们现在说：“弟兄们，让我们相互拥抱、停止斗争吧”，那么我们就组织不成政党，也无法保持政权。如果我们现在就鼓吹普遍的爱， 那么这种爱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关于自由也是一样。一位女士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布哈林先生，您很不喜欢‘自由’这个词，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什么也不理解。自由是各种各样的。
帕·尼说，为什么要回忆旧制度。我对此不能苟同。应当回忆。我们仍然在沿用许多旧方法。过去有军队，而现在是红军；过去和现在都有监狱；存在国家机构，存在强制系统，恐怖制度也继续存在——只是用来对付其他人了。而您却说，为什么要回忆旧制度？我们只是把“自由”的概念翻转过来。从前是地主和资本家的自由，我们则赋予工人和农民以自由。您说大学里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在我曾经就读的莫斯科大学，即使有过，也只是像维佩尔[12]那样的人。
最后我必须说一下。也许我上次在争论发言中对帕·尼·萨库林太尖锐了，但是他本人曾号召我们坦率直言。我必须说明，我一直把反对一切粉饰太平的言论当作自己的党员义务。
衷心希望大家尽快协调一致地投入争取未来的斗争，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达到目的。
（本文是尼·伊·布哈林同志1925年3月10日在音乐学院大厅举行的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学术辩论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之一，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
[2] 1925年3月15日卢那察尔斯基认为需要就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关键问题深化同布哈林的争论。见卢那察尔斯基《知识分子和宗教》莫斯科1925年版第3-5页。
[3] 在美国，雇佣知识分子和职员在独立居民中的比重从1900年的12.7%上升到1920年的21.5%。
[4] 帕·尼·萨库林（1868-1930），文学理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02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11年为抗议教育大臣的反动政策而同一批教授离开莫斯科大学，后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高校工作。他是最早承认十月革命的大学者之一，曾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不同部门工作，积极参加了20年代中期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以及科学文化政策问题的辩论会。
[5] 克·阿·季米里亚捷夫（1843-1920），俄国达尔文主义博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家，最早承认十月革命的大学者之一。
[6] “白鸦”意指特别的人。
[7] 怠工，指苏维埃政权初期在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城市旧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官员和职员实行的怠工。
[8] 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1），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
[9] 1918年1月5（18）日布哈林曾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会议上发表讲话。1月6-7日夜立宪会议被驱散。
[10] 斯汀尼斯（Stinnes） （1870-1924），德国重工业部门金融联合体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建立超垄断的公司“Stinnes”。
[11] 洛斯基（1870-1965）——俄国宗教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国。
[12] 罗·尤·维佩尔（1859-1954），俄国和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在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中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1924年移居拉脱维亚，因进步观点受到迫害。1941年起在莫斯科教学和科研机构工作。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