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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青年中进行工作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尼·布哈林
1924年5月
何佩珊 译
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3期。
同志们：根据任务和最初的设想，关于青年问题应该向党代表大会原原本本地提出。到目前为止，尽管党对青年问题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但尚未达到青年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然而也应该看到，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用盛大的少年先锋队员的检阅和战斗洗礼代替了通常的武装工人检阅。这种形式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实，说明这个问题在我们全党范围内受到正视。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我们对青年的影响问题及所有从事青年工作的各级组织的工作问题，从我们的发展远景来看，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如果说，近来有些问题，譬如像社会主义积累和私人资本积累两者之间的比例问题使我党极为不安，又如果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使我们感到不安，是因为它的解决决定着我们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开始以商业资本形式打击我们的那个资本将取得胜利呢？），那么，从另一方面，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说，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取决于由什么样的人去培养；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以及在最近几年内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领导人员将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列宁曾决非偶然地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断言，我们已遇到了选择人材的问题。如果列宁的这一论断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由谁来担负我们的领导职务问题，也即如何造就、培养、教育、锻炼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问题，这便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终结局。
我首先要提醒与会同志们注意：我们面临着一项大规模地教育培养人的任务。这同时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是当前一项很复杂的任务。确实，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我们自己的教授；从我们广阔的教育实验室里培养出自己的红色专家；造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级职员。其次，我们必须正确地对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这是从狭义上说的）进行文化教育。最后，我们还必须关心把教育培养最广大的青年阶层、儿童代的工作纳入正轨。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党居于执政党的地位所产生的，而且大量的非常复杂的问题都在受它的影响。我请党的代表大会注意，目前我们党的情况是：许多部门都可能放弃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不能胜任把大量人才培养成领导力量的工作。同志们，我仅仅给你们举几截然不同部门的例子。我们现在有高等学校，还有像红色教授学院这样的专业机构。学院担负着真正的科学工作任务。你们是否以为我们党目前在关心这项工作？我应该说，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党组织过问这件事，而且也不可能过问。我们这里正在形成很多科学派别。比如说，召开过一次心理学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很多人，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请问我们的领导层，我们中央委员会和全党，有人关心这一部门的工作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领域的工作，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基于这种情况就出现和形成许多学派和流派。我们还有青少年学习的学校问题。在我谈到普通学校和我们党校的时候，你们会想，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对这些学校给予了各方面的照顾和关心了吧！你们将大失所望。在这方面有时还闹出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大笑话。我现在谈谈其中的一个笑话。我手头有俄国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一些宣传材料。里面有一篇关于被称为“天才教育”的新教育法的文章。这是一种对学生进行教养的特殊方法。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位女作者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本文中，我们打算说明一种新的教育法（首创者是A·Γ·里文）。这种教育法把交际作为教育过程的因素而加以充分利用，并通过个人结对的交际方式来实现。”
下面就是这个“以结对方式进行的个人交际法”：为纪念列宁而入党的同志们，若是按照天才教育法，即选择天才的方法，来进行再教育的话，那么其具体做法是，例如：强迫某一对去研究几何学，另一对去学习生产熟香肠，然后在交际中互相进行交错：灌肠制造者变成几何学者，而几何学者变成灌肠制造者。在这种交错的过程中——由几何学到灌肠，以及由灌肠到几何学——都能显示出发明的才能。请设想一下：来了几个留大胡子的工人，要从共产党员这儿了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事，而有人却强迫他们在这个“以个人交际方法的结对中”踩着卡德里尔舞曲旋转或者跳着美女艾舞，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可这是一份正式发表出来的材料。
我再举几个例子。现在我们遇到了利用文艺作品教育青年的问题。难道我们各中央机关有能力过问这个问题吗？没有。各级党的机关也无力顾及此问题。我们没有拟定出一条党的路线。
因而在谈到这些完全不同的问题时，我们感到情况可能会变得很危险。由于党失去领导权，由于党无力过问，各种组织和流派就可能无视党的领导而泛滥起来，他们会打着党的旗号与声名狼藉的“天才教育”一齐行动。
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党派去监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因工作量大大地增加，在新的要求和需求面前束手无策。在高等学校里，人们不只一次地说些不很客气的话，把我们这样的同志赶出小组，因为我们派去的这些同志远不如学生们懂得多。当然，这是我们事业极大发展的征兆。我们不只是升入了二年级，而且可能升到了九年级或十年级。但是，从另一方面，党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各个部门的发展都无视党的领导，不受党的监督，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面临着一系列歪曲了的，非常难以纠正的既成事实。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歪曲，特别是在危急的历史时期，总是力图与一定的政治倾向密切结合在一起，于是就会出现某种直接反对我们党的政治产物。大体上可以说，需求已如此增长，青年问题已如此复杂，工作已分得如此细致，以致党必须了解当前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的复杂性，并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以极大的注意。
同志们，我要在这里指出的第二点是与两代人的问题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正像我开始发言时就已谈到的那样，现在我们不仅应该关心青年组织，而且还应该关心儿童组织。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作为所向无敌的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懂得，我们越降低成员年龄构成，我们就能够越有效地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决不能采取只有在工人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国家里才是完全自然、正确和恰当的那种立场，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人的主要任务是把直接有利于夺权斗争的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并投入到斗争中去。我们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不仅是要建立一支能立即在最短时间内派到各行政、经和思想方面的领导岗位上去的干部队伍问题，而且是要造就一批批未来的骨干来奠定最伟大的社会基础问题。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吸收青少年一代中的工人。既然谈到了降低成员年龄构成问题，我们必定能使更多的各阶层的人受到我们的影响。党对这件事应该予以重视。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
如果正确的比例关系是，比如说，在儿童组织方面我们应该吸收的不光是无产者出身的，因而那里的无产者的百分比可能会低些。但在拥有领导权的党组织里，无产者的百分比应该是最高的，那么，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例如在我们的最基层组织中——少年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出身的儿童比例最大。连我们少先队员之中也有这么一种思潮，认为首先应该吸收无产阶级的所有儿童，然后才能着手吸收农民儿童，其它阶层的儿童和城市劳动阶层的儿童。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观点。如果在提出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这一紧迫任务的同时，我们不提出一个如同在经济方面建设发电站那样的、培养人才方面的更宏伟的任务的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在经历几代人之后我们就会陷于令人大伤脑筋的境地。
类似的看法稍加修改也适用于青年团。青年团的同志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应该吸收农民青年加入自己的队伍，但是现在他们的实际力量却相当有限，以致这方面的情况也不是很令人放心的。尽管你们从下面的说明中能看出，青年团在农村的作用（很遗憾）往往要比我们党支部重要得多。
我们面临着一些十分复杂的课题。我们应该非常细致地来区别对待。我们需要有能胜任这些部门工作的人才，但同时也需要有统一的领导，有我党领导机关制订的统一领导体制。只有在我党、共青团、少先队和其它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从事类似和相同工作的各类组织中，保证有正确的比例关系的话，我们才能掌握住所有不同年龄的人，并领导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这项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如果说，在我们自己的党内，像过去争论所表明的那样，辩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好发生在众所周知的、按一定年龄划分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那么，请不要以为在其它的组织里就不存在着这种现象。当然，这种现象是以其独特的形式存在于共青团的，甚至连少先队里也存在，岂不怪哉！
这样一来，这里就需要特殊的，极其复杂的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既是政治上的，同时又是心理上的。
谈过这些总的意见之后，我要谈谈提纲的第一部分－关于少先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像我们党代表大会这样的党组织里提出，还是第一次。
我必须提出一点意见，可以这样说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应该说，如果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需要有某种特殊的思想准备，那么，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当我们看到和感觉到这项工作的实际成果是某种新事物的一部分时，这种思想准备才会起作用。因此，我要谈谈我个人的感受。从这几年来我所见到的一切事物中，大概要算少先队组织是最有前途的、最有意义的、最使共产党人赏心悦目的了。这完全不是因为游行特别好看，也完全不是因为喜欢这种最美、最壮观的场面，而是因为正是在少先队组织中，你们能看到我们未来的一部分，看到在这里正建立起难能可贵的、革命时期的最牢固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里孕育着难能可贵的，革命时期的最坚毅的精神。
过去，在革命前，我们总认为，革命一结束，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立即开始提高，其实，我们的认识错了，我们看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已经掌权六、七年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我们执政有几年了。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恢复到战前有代表性的生产数字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要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做一比较，那除了消极的东西外，我们暂且还没取得任何很有价值的成果，然而，我们却取得了这样一项成果，这项成果抵得上其它一切，归根到底，因为有这项成果而保障了其它的一切；我们珍视它，是因为它不仅能赶上而且能超过战前所有数字，
这就是造就了新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具有新的相互关系，新的素养，新的志向，新的精神和新的思想体系，这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它保障着我们今后很多年的发展。这里，我不打算用大量的数字来麻烦你们，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也就是1922年10月以前，少先队组织总共不过四千人：到1924年4月31日为止发展到二十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本身还很小，但是，从相互关系变化的观点，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算是有了某些增长，我要就这些少先队组织的工作情况讲几句话。遗憾的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我不可能利用我们搜集的全部材料。我召集过几次既有少先队员，也有农村共青团员，还有工厂基层组织的共青团员参加的会议，我曾力求不仅要得到正式汇报，而且要得到能反映我们基层支部内部生活情况的材料，为便于你们了解少先队组织工作的情况，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支部的事情，在从前的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刚开展少先队工作时，全公司工人家庭大约有三千五百名儿童，最初组织了一千八百名，但后来由于缺乏辅导员和经费，一下子锐减到八十名，他们在半地下室里占了一个狭小的房间，约二平方俄丈。共青团支部对这一工作很积极，但党支部－－正像一位同志说的——“对它漠不关心。”起先，非党工人中有部分人抱赞成的态度，但是大多数工人，尤其是妇女，则持观望的态度。他们说，等着瞧吧，看能闹出点什么名堂来？后来，在完成这些少先队员的组织工作后，就产生了对他们进行筛选的问题，他们制定了接收入队的严格规定，其严格的程度也许比我们最一次的清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接收入队时要盘问：你吸不吸烟？要不要流氓？顺便提这么一件事：我们负责工作人员的一个孩子在一个少先队里差点挨整了，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曾打发一个女仆去问：某区大会在什么时候开，他们斥责说，你算什么劳动人民！就是这样地对群众进行筛选的。
在少先队组织内部，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进行纪律教育的任务。应该说，当时少先队员们在纪律性和组织性上，都比共青团员们强、后来，他们继续开展自己的活动，组织了高级小组，把儿童保育院也管了起来。
现在他们正在筹备成立少先队员之家，在他们长大了一些以后，又开始对其父母施加影响，这点很重要，因为新的斗争中心就是当代的家庭组织，在这方面，我们的儿童组织正在用自己嫩弱的双手来破坏这个家庭组织的旧有关系，也就是在通向旧制度中一切丑恶的、最守旧的堡垒的下面缓慢地挖掘着一条地道。
他们和自己的辅导员一起召集工人家长开会。开始家长们抱有观望的态度，后来他们越来越愿意参加了，在这方面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由于这些孩子们是少先队员，有时竟遭家长的毒打，少先队员们进行了顽强的，激烈的反抗，结果由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了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挨户访问了打自己孩子的工人，对他们进行劝导，有的还向法院起诉：新型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今年的复活节到来后，家长们要把自己的孩子赶到教堂去。于是在复活节前几天，在地下室的小屋里聚集了十来个孩子，他们是因不愿去教堂而从家里逃出来的。他们就这样坚持与父母做斗争，使他们在既成事实面前无可奈何。（鼓掌）
另外，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开展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这样的重大运动。少先队员们把自己的父母拖到党组织那里，叫他们必须登记，为说服他们申请入党做了许多事情。这些好样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经常影响着自己的父母。（鼓掌）
这样，你们看到，这项工作完全是不显眼的，根本未加装点和渲染，但它却在促使最守旧的日常生活细胞——旧式关系的顽固堡垒解体。
工作开展起来了，你们可以看出，要求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应多么的具有才能。为悼念伊里奇逝世，党和苏维埃政权提出了组织救济流浪儿的口号。工厂委员会总是想节约点钱来搞救济，但只是想接济本厂的孩子，对“别的”则不愿资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背着工厂委员会偷偷地设法去救济街头流浪儿。如果你们读过关于收容流浪儿的“教育设施”情况报导的话，你们会吓得毛骨悚然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教育家能恰如其分地对待流浪儿。这些孩子们，多年来由于流落街头，做买卖，搞投机倒把，干卖淫勾当等等而堕落了。但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很懂得儿童的心理。经验表明，他们比真正的教育家还更善于对待这些流浪儿。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情况都像我说的这样好，但是，教育设施若照此开展工作，就足以使人们不再像这些小鬼们的父辈和祖父所做的那样，对之嗤之以鼻。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巨大基础。
这些孩子们还深入到农村去。我知道，他们乘火车去农村。他们一到村里，首先是引起人们的惊讶，然后招来许多农村孩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干着骤然看来并不显眼的革命工作。
同志们，我只是根据一个少先队组织的支部的经验向你们介绍了情况。在这里我不可能再举其它许多例子了。但从这个情况你们可以看出，重视这一运动是何等重要。如果你们不去关注这些将成为坚强的、极其革命的青年一代，如果你们对他们放任自流，那么，我们就是在坐失时机，这就等于在对党犯罪。
我要极为简略地讲讲我们少先队组织的同志们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领导体制的问题。他们人手少，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归谁领导。这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乌克兰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个别少先队组织直接隶属于党组织，而绝大多数的少先队组织则归共青团领导，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少先队领导成员是共青团员。这些共青团员工作得很出色，但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各项立法中均未涉及这一运动。
第二个问题是物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很简单地说说，因为没有这些物资，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指出，我们这些未来的年轻同志们在这方面也经常表现出了创造性的才能。他们争先恐后抢着红领巾去系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脖子上，苦苦央求他们。他们就这样积攒一些钱去购买最必需的用品。即令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个复杂问题。这里有很多人在发笑，但是从少先队组织工作人员的所有谈话中都无例外地流露出，甚至于像两性这样复杂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都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因此，在这一方面必须采取极其细致的、灵活的和高水平的教育方法。
其次是大量的组织工作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如何使少先队组织和各种社会教育机构协调一致。关于领导体制，一般说应该是党通过共青团来领导这些组织。至于与社会教育机构协调一致的问题，我认为，没必要像常见到的那样在这方面搞竞争。
在少先队组织的领导人身上还存在几种共同的思想倾向。第一种倾向可称为组织上的分立主义。他们竭力想成立完全不隶属于共青团的独立组织，就像一部分落后的共青团员所存在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党组织而闹独立的倾向一样。在高加索出现了这样的分立主义路线，那里有这种倾向。（喊声：“什么样的？”）同志们，请不要紧张，倾向这个词，我并没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的呀。（笑声）还有另外一种共同的工作缺点，可以把它称为生搬硬套。就是把适合于成年人的工作方法，照搬到儿童组织里去。我想说的是关于做记录、关于公文包等等。在个别组织里，有些过高地评价了专适用于军队的方法，譬如在列宁格勒组织里，情形就是这样。
我浮光掠影地叙述了有关我们最年轻一代的工作。下面让我谈谈另外一个部门，即关于共青团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能完全利用我手头的全部材料。所以，对实际情况也好，对存在的问题也好，我也只得比较简略地谈谈。我想，印发的提纲（我猜想你们可能读过这个提纲但也不一定全部读过）能部分地替代我在这儿谈到这一最重要而又最庞大的组织时，应该比较简略地谈到的那些内容。
共青团员的人数实际增加了多少？在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的1922年10月份，有二十四万七千名团员。截至1924年4月30日共计达五十九万五千名（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因为这里包括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团员）。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团员（根据共青团中央供给我们的统计数字）大约有六万七千名，按百分比约为百分之十一。
共青团的社会成份的特点是：工人成份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1922年10月，工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三十四；到1924年1月前占百分之四十，截至1924年4月30日占百分之四十一。共青团的同志们认为，现在共青团内，工人成份大约为百分之五十。这个百分数目前没有上升，甚至还稍有下降，近来只停留在这一水平上。同志们，我要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存在着共青团员的成份问题。在共青团员中间曾经有过一股暗流。当然，我不是指共青团的领导层，用他们团员的语言说，叫做“狭隘的唯阶级论”。某些同志认为，因为共青团组织是起领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基本上不接收中农入团。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这会导致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当我们谈到共青团时，大家都说，它是推行我党工作的最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在我召集的从事农村工作的共青团员会上，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在莫斯科县平均只有八个农村党支部，而共青团支部却有六十四个。所以，你们由此可以看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要知道，这是在莫斯科附近，靠近大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经常乘车去工厂啊！）。农村中共青团支部与俄共党支部之比为八比一。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很多地方，共青团员实际上在顶替共产党员。同志们，现在农村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农村青年的积极性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我们要是不管教他们，别人就会乘虚而入。因此，理所当然的是，由于我们在农村的雇农中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不应把中农青年拒之于门外。我们应该加以选择，但无论如何不应对他们关门。相反，我们应该吸收最积极的、最拥护苏维埃的、最易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分子入团，以保证扩大共青团的影响，并通过它，保证党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农村工作。
至于工作的内容，首先是教育工作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这里对有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之前，简直是毫无概念的。我们注意到一些极其严正的事件，这些事件在这里已经公开化了。总的说来，我们共青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组织。就在不久之前，他们搞了一次政治测验，他们按照政治知识水平把全体团员分成三级，其中初级组是政治上根本是文盲的团员。你们知道吗？政治文盲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几？你们猜想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吧？不对，他们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六点六角人属于政治文盲。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入团？很多人入团是出于青年人的热情；还有很多人入团是因为做个团员很快就能有工作，很快就能找到铁饭碗。另外很多人入团是因为他们在团内可享有较多的文娱生活，等等。然而，他们之中却有这么多的政治文盲，党是应该稍加考虑的。如果我们再来看看政治知识较好的团员，也就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我么，这些人的情况也并不怎么妙。共青团积极分子普遍地提出，他们根本什么书也没读过，因为没有时间。他们埋头于组织工作，专心致力于这项组织工作，致力于领导好自己的组织，并且干的不比党员逊色，于是学习时间就挤掉了。
如果我们问，现在共青团组织在操劳什么呢？那么应该说，他们在开始转变，可以说这个转变是由纯文化工作转向政治积极性方面，转向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总的说来，应该欢迎这个转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执行这条路线是对的，但同时需要注意，防止做得过分，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志们，现在如果提出关于我们俄国共青团工作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城市中团的工作问题，那么，应该把广泛支持我们的青年工人这项工作作为最主要的方针。在这方面，同志们，虽然我国的经济出现了高涨，但我们青年工人的确仍处于非常恶劣的境况。对此情况在他们中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从这些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青年人的工资在提高，可是研究一下伙食、发病等等调查材料，正像有关的调查和了解所表明的那样，尚有约百分之三十八强的青年工人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同志们，这难道不是很糟糕的吗？更令人忧虑的是青年工人的失业问题。在成年人里也有失业的，但数量还不那么多。成年人失业的在工会会员中占百分之二十，而青年工人要占百分之四十七，也就是说，几乎一半加入工会的青年工人是失业者。同志们，在这方面，在关于就业，工资待遇及我的提纲上详细谈到的其它方面，青年团应该，并且有责任站在青年工人的立场。这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提高共青团员的技术熟练程度问题。他们所受的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在这方面，工厂艺徒学校可以起特别巨大的作用，可是，这些学校的条件有限，容纳的人数不多。因此，我们面临着一项严重的任务，这项任务既是经济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还与共产主义教育有着联系。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支持青年受职业教育和资助工厂艺徒学校的问题。
现在，谈谈农村情况。同志们，我在这里已大体上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已指出，如果我们说的是把城市文化传播给农村和改善农村本身的文化工作的话，那么，我们不能不说，共青团起了首要的作用。一些成年农民来信反映的这方面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不准备念这些信，它们全都表明，由于共青团工作的成果，原来对共青团抱怀疑的成年农民越来越支持这个组织，并且寄来了很令人可喜的、有时字迹难看的信。这些信件说明了他们态度的装变。
共青团在农村的任务和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主要调查了莫斯科县，并确信这些工作不仅是在文件上写得多种多样，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不错，我们调查的都是中等以上的支部。就拿莫斯科县、舍尔阔夫斯基乡、诺辅村，原雷阔夫庄园的一个支部的议程为例。这个支部共有三十九人。下面就是这个支部的议程内容：关于夏季工作计划，关于农业小组，关于村苏维埃的改选，关于合作社。他们在驱逐富农出合作社之后，就把合作社真正掌握到了自己手里。他们不仅举办音乐会，组织演出，而且还帮助文明种地。许多四十三岁到四十五岁的非党农民参加了农业小组。他们吸收了两位农艺师参加小组工作，这俩人经常给他们授课。他们还修桥补路，对农田实行了轮作制。在这个村，也许是邻近的村里有过这么一件事：原来的牲口道修得不好，以至妨碍开展轮作制。共青团员们就把道改修了，使得实行轮作制有了可能。类似的事可以列举很多。看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疏远优秀的中农青年，在我们的农村就会涌现出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我认为，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那就是：如果说在经济工作上要把农民的组织热情引向合作化道路，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应该首先通过我们农村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当然，这里会碰到许多重大的问题，一系列的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同样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同志们，我必须说说现在共青团员们提出的有关他们组织内部生活的一些问题，例如提高普通文化程度问题，家庭问题，住房问题，如此等等。我们从一些支部的报告和记录中了解到，共青团员们提出的就有这类问题。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一个共青团支部会上，有一个同志说：“现在需要提出同流氓行为及共青团的鲁莽作斗争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意见。还有人提出另一件事：由于经济普遍的高涨，现在青年们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于是共青团员们提出要教会青年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工资，因为他们现在额外挣到许多钱，经常把工资乱花。
请大家不要责怪我对许多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我是不得已才没有完全按照提纲的计划来做报告的。这并不意味着提纲作废了，而是把提纲上没有包括的东西，举例加以说明。我要谈几个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首推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也影响到他们的各级组织。党内争论中的问题，在它们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反映。我们看到一些支部的记录，例如汽车场和缝纫工厂的记录，里面记有要求共青团支部委员会全面实行工人化的决议。从各个记录里可以摘出很多这样的决议。第三十七高等军事学校支部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向工人青年看齐”。这一例子着重表明这样会有脱离全团生活的危险。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共青团全体团员大会指出，应该消除苏维埃支部和工人支部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显然，这里也有那些使党感到关切的问题。
总之，这些问题必须按照党内的方式去解决，但要因事制宜。我认为，机械地执行我党严格的纪律，是一种轻率的作法。这里需要采取特殊的方法，需要考虑到青年人是很有自尊心的。很多人不懂得这一点。因此，非常突出的是，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脱离了实际，而且共青团员们对此批评得非常中肯。例如，我这里有一份记录，其中记有一个同志对党组织的态度下的评语：“不是独断专行，就是玩忽职守”。当然不全是这样，但这样的缺点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高等学校的情况。首先，就培育青年来说，这方面甚至于没有切实的社会保障。同志们，我不得不列举一些饶有兴味的数字。在工农预备学校里，工人的百分比最高，占百分之六十二；在共产主义大学里，工人成份占百分之四十五，要是按党员来计算，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占百分之七十四：在高等学校里，工人与工人子女占百分之十四，而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九强，也就是说，即使加上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赶不上非工人成份。由此可见，在成份上，我们一点也没有占领高等学校。我完全不是根据这点而要求驱逐所有非无产阶级分子，可是，在这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一项极其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
应该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在物质状况方面，拿我们共青团的所有大学生来说，只有百分之三的人享有助学金。享受四到七卢布（切尔文）助学金的人为数更少。
可是，我们连领取一至二卢布（切尔文）国家助学金的人也很少。我们进行了调查，情况是很糟糕的。就拿过去的彼得罗夫农学院，即现在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为例吧！学院的定员为八百人，可是有三千五百甚或四千五百人在校学习，他们之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得到助学金；约有二千五百人没有固定住宿。现在他们暂时住在彼得洛夫—拉祖莫夫斯基区旧的别墅里，可冬天呢？——天晓得住在哪儿——谁也回答不上来，住林荫道的、住车站的、哪里都有。我们首都的很多大学生干着各种工作。设备最好，国家助学金最多的是阿尔乔姆矿业学院。但就是这所学院也有很大比例的学生干着仓库搬运工，守夜人等等的工作。那些给莫斯科农产品联合加工公司当送货工的人算是幸运儿。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学生可以叫做流浪大学生，也就是既无住处，也无收入，天晓得是怎么生活的叫花子。这就是招生时的“无计划经济”造成的后果。很清楚，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减少学生人数。如果党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培养出来的不是接班人，而是一些病夫，完全无用的、暮气沉沉的、思想不健康的人，——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不可能不带有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他们的课程和社会工作负担过重，高等学校内部的组织名目繁多。你们可知道，在一个培养红色技术员和专家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有多少大学生组织在干着重复的工作？几乎达到一百多个啊！我在第一次听到时，都不敢相信。其它高等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在这些组织里工作的干部老是那么一些人，致使社会科学系的共青团员学习差的占百分之八十，党员占百分之五十。因为他们经常受到“社会的压力”，所以教授们常给那些啥也不会的学生一个及格分数。这样做孕育着极大的危险性，结果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从事社会工作，他就会荒弃学业，他就会受到党内的、社会的、学院的和其它方面的百般非难，他就更不能学习了，他就在被派到高等学校来学习的这件事上断送了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合理地安排工作，不要使他们负担过重，不要把他们累死，应该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条件。另一方面，应该要求他们对行政工作好，对党务工作和社会工作也好，都尽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要做到使这些工作不像在一些高等学校的组织里所表现的那样空忙、重叠、混乱。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下面谈谈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问题。我们聘请教师，讲关于与农村的结合及其它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有培养农艺师的古老学府，这是现今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我应当对你们说，这个学校应该是与农民结合的，但实际上就其工作的情况看，它是我们现有的最坏的学校之一。它不可能不是最坏的，因为它既得不到经费，又得不到人。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学校自然就成了由教授领导其助教的一个堡垒了。那里除了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以外，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说确切点，那里还是有共产党员的，我曾得到通知，往那里委派了十名党员教师——斯图契卡、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和其他同志。然而，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能授课，只是挂个空名，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在讲授必须实现城乡经济结合的学科。技术学校以及其它学校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再重复一遍，在这方面，党现在没有掌握任何舵盘，并且将来也不会掌握，除非党能恍然大悟，痛心疾首，能够启用专家们。因为在这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精通多种专门技术的人，认为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这是胡说。
现在谈谈关于高等学校培养新的专门人材要与国家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已经出现了技术人员和医生大量过剩的现象，而教师和农业专门人才奇缺。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里，他们在农业方面只占大约百分之十七。
应该说，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法上，起初我们曾有过错误的倾向，可以把它称作“学究式”的倾向，譬如要死记硬背《资本论》第一卷。可是，假如问一个人：瑞典位于何处？那么，他很容易把瑞典与北非混为一谈，更用不着去问他所不了解的在日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了。后来我觉得，我们又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即认为在我们高等学校采取适用于儿童的综合教授法是行之有效的，有人借口应该使一切都与生产相结合（这很好，也是需要的）而想取消一些迄今仍然存在的学科。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不再占大家的时间了。
最后，我要谈谈关于大学生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我认为，总的说来，有点令人奇怪，这些倾向已比较少了，而且我们若改善了学生们的物质状况，就能从根本上制止住所有这些不良倾向的产生。但有一个倾向是例外，这种倾向使我们感到是最危险的，说也奇怪，这种倾向出现在工人最多的城市列宁格勒。
新型资产阶级大学生的人数在增长，而且非常活跃。这些人顽固不化，坚持自己的路线。他们乃是一群具有耐普曼思想体系的青年人。
至于其它倾向，当然，那里的非党群众中存在着一定的路标转换派的思潮。这种思潮本身在现阶段在我们对共和国内的其它阶层实行正确策略的情况下，不是特别危险的。此外有许多人趋于思想简单化。例如有延奇缅派这样一种思潮，大概你们都知道它，我就不再谈它的理论了。这里，可以把它们的产生归结成两大类原因：或者是基于物质基础，它促使人们不管什么路线而起来造反；或者是属于这种情况：招进高等学校的这些大学生们，没有从我们这里汲取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
同志们，要永远记住：现在，这些大学生们已大大地成长了，我们不能用我们所汲取的那些精神食粮去滋养他们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需求量大得多，要求也高多了。如果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就会有人来回答，这些人是否对马克思主义忠诚和坚定，谁也不敢担保。但由于这些青年正在等待着对问题的回答，因此，他们就会饥不择食了。在这方面，我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错误的，这是指我们的教学整顿问题。当然，绝不应该对已经进行的整顿横加指责，但是，同志们，对我们党来说，毕竟应从中汲取一些教训。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是：本应该采取双重整顿，是我们把这样众多的人招进高等学校来的。这是我们的一大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做到更加精心地管理这些学校，更加谨慎地招生。既然学校超员太多是事实，我们就应该进行整顿。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因为过去我们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就决不能重犯。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要结束了。我在这里主要讲了一些基本问题，在提请大家审核的提纲里，对当前我们青年团和党的总任务有简明的阐述。同志们，我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我们的共青团组织大加赞扬，也没有必要对大家讲他们做出的业绩。我主要是讲了现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一些工作中常出现的令人伤脑筋的难题。现在回到我开头讲的问题上来。
同志们，当我们注视着我们青年团组织的工作，并见到正在成长的干部来接班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正在彻底改变所有的旧风俗习惯的时候；当我们去了解这些进程并对此有了清楚的了解，同时希望亲自领导这些进程的时候，这时，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和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我不记得在俄罗斯白卫军的一份什么杂志上曾偶然地看到，我们的敌人是怎样穷凶极恶地来看待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说我们在经济方面现在还有很多漏洞和缺陷尚未修补好的话，那么，我们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有着正在进行自我改造的全体人民：我们不仅有老一代，而且还有千百万我们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在改造别人和改造他们自身的过程中得到成长。这正是使我们开创的事业不至被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商人和商业资本所吃掉的主要保证。（长时间鼓掌）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