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民族问题时的发言（1923年）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民族问题时的发言

布哈林

1923年
郑异凡译

　　原文原载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1923年版）第464-467页。
　　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

　　同志们，首先讲一下民族问题在我们这里尖锐到何等程度。如果我说，事情并不像季诺维也夫同志刚刚说过的那么好，我觉得，这种说法也许较为符合实情。例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拿乌克兰来说，那里就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在一般的阶级平衡意义上，在我们苏维埃国家政权和以佩特留拉匪帮为首的在地下从事反对这一政权的各种各样的力量的相互关系上，这种力量对比并不那么好，因为佩特留拉分子正在全力活动。
　　在我们苏维埃联盟的另一端，在西伯利亚我们清楚地知道，不久以前那里曾出现过亚库特人的巨大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现在继续存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土耳其斯坦那里巴斯马奇叛乱至今仍在进行，还没有平定，巴斯马奇分子现在已形成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手执武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在格鲁吉亚有尖锐的冲突，这在代表大会之前已得到充分表现。而刚刚在这里发言的阿塞拜疆的阿洪多夫同志安慰我们说，正在准备全线战斗，因为各国的“倾向分子”在联合起来。他以正在筹备这种集团作为论据，天真地认为，关于筹备倾向集团的这一论据证实了他的说法。
　　从这简短列举的事实中（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可以得到结论，在我们这里民族问题已经非常尖锐，至于它明天还会出现，它将至少在十个共和国里出现，这首先是由于下述简单原因：我们一直在培育新的民族阶层，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才去研究文化，他们现在才有了自我认识，他们现在才在参加我们的国家机关这种意义上执掌政权。
　　反对我们在这里捍卫的立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在我党中央辩论时不断被引用并且现在在这里有时也能听到的这样一种论据。据说，“这一切全是知识分子的臆造。农民同民族问题毫无关系。需要解决土地问题，需要解决一系列其他问题。而民族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此类论据我们早就听到过，在乌克兰，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援引这一论据，也许在火星上也在采用这一论据。但是这样引证的同志们完全不懂得，由于我们向农民收取赋税（我们也不能不收）而造成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部分采取了为我们的敌人所利用的民族形式。如果我们在格鲁吉亚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我们也就以此帮了孟什维克的忙。如果我们在乌克兰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我们也就以此直接帮助了佩特留拉分子；如果我们在土耳其斯坦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我们就以此帮助了巴斯马奇的自觉的思想家。同志们，在我们取得所有这些教训以后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应当首先看到这一点。
　　在我们缺乏足够的本民族核心的地方，民族问题特别困难。例如在乌克兰，那里的党员是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乌克兰人中间工作，而正因这缘故，在乌克兰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如此使劲、如此疯狂地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为了执行正确的政策需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而如果我们想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们就应懂得问题何在，应当竭尽全力尽可能尖锐激烈地反对这些倾向。
　　列宁主义在我们民族问题上的实质首先在于同我们现有的基本的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斯大林同志在这里说得完全正确，问题的十分之九在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剩下的才是地方沙文主义。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有清楚的认识。而如果我们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问题上不贯彻一条真正的路线，那么这种不正确的政策就会像链条传动一样在地方沙文主义上得到一系列反映。如果俄罗斯人采取不正确的路线，那么其他民族，例如格鲁吉亚，也会采取民族主义路线，第三个民族也会采取不正确的路线，因而我们将自己培植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沙文主义。
　　如果我们打击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环节，最主要、最基本的环节，那我们也就是打击这些中间环节直至最下面的“地方”沙文主义。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这里甚至不能从民族平等的观点出发，列宁同志不止一次地证明过这一点。相反地，我们应当说，我们作为前大国民族应当制止民族主义的要求并在对民族潮流作更大让步的意义上使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在这种制止政策下，只有在我们有意使自己处于比其他民族更低的地位这种政策下，只有付出这种代价，我们才能换得过去被压迫民族的真正信任。在经济问题上同样如此。许多同志说：要知道，经济的合理性要求什么什么，并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出发捍卫，譬如说，倾向分子以夸大的形式捍卫的那种立场。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把电线杆锯成栏栅是经济上很不正确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大庄园，把它们分给庄稼汉，从经济合理性观点看，从生产率的观点看是不正确的政策。但我们还是这样做。在民族问题上同样如此。非常清楚，从纯机构观点或从纯经济观点看这一那一措施也许经济上是合理的，如果完全抛开政治和其他各种考虑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现存的那些民族要求，注意到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的那些政治困难，那么我们常常要放弃经济合理性，以便把各民族联合成联盟，为我们的政权奠定牢固的基础。而一旦掺进许多不足道的小事，就把问题搞乱了。在三次中央全会上研究格鲁吉亚问题时援引过的这些不足道的小事中就曾提到所谓轮船，反倾向主义者同志按照众所周知的关于“圆面包”的俄罗斯民歌的调子谈论这个轮船：“轮船，轮船，这个高，这么长”；毫无疑问，这种轮船使你们所有人都厌烦透了。问题不在于轮船，而在于民族问题的总的提法，在于这里暴露的那些大俄罗斯倾向。如果我们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地方沙文主义问题，那我们就是执行一种不正确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列宁同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花这么大的劲提出警告？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中只字未提倾向分子的错误，反而用长达四俄尺的文字去反对那种倾向分子的政策？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不知道存在地方沙文主义吗？或者是因为举不出十个有分立倾向的县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他知道应当打击主要的敌人，而不是折衷地把一种色调同另一种色调调和在一起。例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地方沙文主义没什么可说的。这是我们斗争的第二阶段。而如果为了“客观公正”，我们谈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同时又议论说还存在格鲁吉亚沙文主义，乌克兰沙文主义，阿哈尔齐赫、哥美尔——哥美尔沙文主义以及随便什么样的沙文主义，这样做我们就会淹没基本问题。因此非常清楚，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件中和这里谈到过的那个著名文件中根本就不是持这种出色的“客观公正”观点，而是揪住某人的头发左拉右扯。他做得完全正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舆论纳入列宁同志认为正确的道路上来。（鼓掌。）这里毕竟应当保持一定的比例……你们发现，季诺维也夫同志碰到什么了，当他谈到反对地方沙文主义时吗，到处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多么美妙的团结一致。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发言中谈到地方沙文主义的地方，全体反对，甚至反对格鲁吉亚沙文主义的大俄罗斯人也表示反对。而谈到俄罗斯沙文主义时，那里就躲躲闪闪了（鼓掌，笑声），而这是最危险的。我们亲爱的朋友柯巴·斯大林同志不那么尖锐地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以格鲁吉亚人的身份反对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这我理解。虽然我不是格鲁吉亚人——不错，有些人开玩笑地把我叫做“名誉格鲁吉亚人”，但是请允许我来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这一任务应当这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编制一个到地方沙文主义分子那里去作游历的对象一览表，而是在于消除俄罗斯沙文主义。
　　同志们，还有一种想法：比如说，某种乌兹别克沙文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国际意义上就有巨大的作用。例如，如果穆迪瓦尼同志在对待亚美尼亚人上犯了某些错误，这在国际政治上几乎不会有反映……（喧哗，喊声：“不。”），这将不会有任何反响；但是如果现在以苏维埃形式体现俄罗斯国家思想的俄罗斯人冒犯了其他民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非常自然，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应当反对这种行为。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的这一中心任务，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不把同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放在首位，如果我们不动员我党的所有基本力量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去打击它，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列宁同志在这里，他会把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痛骂一顿，使他们十年不忘。
　　最后，我建议代表大会就格鲁吉亚问题通过一项专门决议，这个决议应包括：第一，代表大会应当批准上一次中央全会的决定；第二，代表大会应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密切注意，不使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出色提纲成为一纸空文，而能得到实施，因为不执行，写出法令也是白费。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