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攻策略（尼·布哈林，1920年）

论进攻策略

尼·布哈林

（1920年）

　　巩云思译自宗村大夫编《马克思主义论史》第三卷《第三国际和欧洲革命》第335—338页（日文版）、宋益民校。俄文原文载于《共产国际》1920年第15期，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3期。

　　革命的世界进程，这一巨人的突飞猛进——它在人类历史上寻求自己的模式——是通过许多因素、发展阶段、斗争方法或实行变革的许许多多力量的结合来实现的。不言而喻，对无产阶级来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形势下会遇到各种问题，当然首先会遇到具有策略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探讨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同样的现象在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也能看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坚实道路的法国革命，也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局面。虽然这些局面各不相同，但它们同样具有世界历史的、建立在阶级统治基础上的社会的意义。这个革命（如果要说“开端”与“终结”的话）开始于1789年，并于1815年和拿破仑的失败同时“终结”了。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个革命经历了若干阶段，而这些则构成了资产阶级反对领主的每一个时期的策略特点。
　　资产阶级开始向封建制度造反，然后他们对土地贵族实行专政，毫不留情地杀土地贵族的头，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他们的阴谋和反革命暴乱进行了斗争。接着，对付反革命的外部敌人，防御专制君主的所谓“神圣同盟”的严酷时期到来了。在专制君主们看来，贵族“被剥夺得精光”，国王们被送上断头台，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国内生产中断了，但这是国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附带现象。到处是混乱和物资匮乏，财政情况恶化得令人可怕。尽管采取了一切取缔手段，黑市贸易仍在泛滥。这种状况因封锁和向反革命的各国所进行的对外阶级斗争而更加严重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从总体上看）战胜了这种障碍。资产阶级加强了装备，建立了高唱《马赛曲》行军的军队，并从对敌人的防御转入进攻。现在又转入新的时期，即客观上解放欧洲的革命战争时期。掌权者不断更换，首先是小资产阶级（雅各宾派）被资产阶级，然后是资产阶级被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取而代之，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然而，和欧洲的封建君主比较起来，拿破仑还是一个革命势力，这同样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亨利希·海涅已经很聪明地认识到拿破仑战争的巨大意义及其解放战争的性质。正是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农奴制度。当然，问题是它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比较起来，仍然是反革命的力量。然而，当时的目标不是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的农奴制。整天东跑西颠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饶勒斯之流），正在对转守为攻兴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大革命的种种理想的“衰退”。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到，站在这种立场上看问题是多么愚蠢。因为事实上最终地撕破覆盖着欧洲的封建制度这张腐烂表皮的，就是革命军队的刀枪。在这里，暴力起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的作用。“把自己组织成为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从防御转入进攻，这就实际上表明革命的各种力量稳坐天下了。
　　大约一百多年前的事态就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否出现这种事态？
　　对于这个“欺骗性”的立论方法，很多人惊惶失措，议论纷纷：难道这不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吗？采用这种手段的不就是资产阶级吗？如果是这样，无产阶级岂能采用这种手段？
　　很明显，这些议论是徒劳无益的。不仅如此，它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而且也是——尽管想给和平主义者以最大的宽恕——无聊的事情。对无产阶级策略问题的这种议论举不胜举：“暴动？”——“胡来！那是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筑街垒？”——“算了吧！那种作战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多数派，用不着这种可怕的手段。”“独裁？恐怖？”——“那也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的妥协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说。
　　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事物的形式，而在于事物的阶级实质。在资产阶级的“扩张”与无产阶级的“扩张”之间、在资产阶级的“膨胀”与无产阶级的“膨胀”之间，存在着如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那样大的区别，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看不到这种区别的人是白痴，他们至死也医不好的。
　　不言而喻，国际资产阶级非常希望无产阶级不扩张它的地盘。他们说：“如果出现某国工人掌握政权的不幸事件，至少像把他们圈在笼子里一样，非把他们限制在该国的范围内不可，但这也只是对他们原地不动的情况而言。”
　　资产阶级有这种想法是容易理解的，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扩张”，很清楚，那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庸人，绝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对于像社会主义崇高理想那样美妙的事业，刀枪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争辩是令人厌恶的和徒劳的。这是在重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曲调，而不是别的什么。难道革命就不是“刀枪”吗？难道革命和“刀枪”不是一回事吗？令人得到“美妙感触”的共产主义使人们向往轻松聊天的沙龙，但它对拼死战斗于沙场上的、野蛮的生存斗争是毫无益处的。无疑，这是残酷而野蛮的生活，然而这又是野蛮的现实，还是实现崇高理想的途径，而绝不是那种对理想的柏拉图式的思慕与憧憬。
　　《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要获得全世界。怎么办？要靠革命，因此要靠刀枪。无产阶级如果强大到能够在一国夺取政权并向资产阶级的各国开始发动进攻，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宣告：革命的力量是强大的、革命力量组织严整、夺取胜利大有希望。这对资产阶级是恐怖，对无产阶级是喜悦。当然，对各国无产阶级都是如此，包括无产阶级共和国革命军队进攻的目标即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内。
　　现在，一种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部分的这个策略的新“论调”冒头了——“干涉”不应该是永久的，“人为地”造出来而不是“有机地成长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无用之物，这种政权是“怪物”，是“输入进来的共产主义”，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问：资产阶级现在正在干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并且正在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波兰资产阶级中到底有没有一个反对得到法国或英国援助的套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匈牙利资产阶级会坚决反对得到这种援助呢？当然没有。资产阶级——他们是实业家。他们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们不至于说，为了“有组织地”打败革命和“赤色”，波兰资产阶级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否则就会失败的。恰恰相反，波兰资产阶级雇用士兵、军官、将军和坦克教官，购买毒气，并且借助于“干与”同无产阶级作战。资产阶级是聪明的，然而许多社会和平主义者却不是这样。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们犯有重大的错误，而且许多工人还没有摆脱这种错误，我们必须根除这种错误。我们必须粉碎社会和平主义的、早已过了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取胜利。今天，各国资产阶级都在尽可能地相互支援，他们还没有走到夸耀自己不需要这种支援的地步，那么，国际无产阶级为了社会主义和它的胜利，怎么能放弃这种相互支援和友好干与呢？当然，干与的时机不成熟啦，或还没有干与所需要的力量等问题是可以具体考虑的，但从根本上反对则是不容许的。
　　如果一旦开始“干与”（这就是对外“苏维埃化”），各国共产党就有义务用一切策略手段给予支援。如果不是这样而实行可鄙的叛变，那么这个党就会犯逃兵之罪。如果不去支援对资本的不可避免的或业已开始了的反抗，这不是叛变又是什么呢？红色干与和这完全一样。干与需要用一切手段来支援。要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又反对这种支援，那他就不是什么国际主义的革命家，而是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也许是“多少美妙”的机会主义者吧。
　　过高地评价工人阶级的“民族”成份，那就和机会主义者悲叹革命高潮来得过早的行为是一样的。当然，也许是时机尚不成熟，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共产党也有义务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反抗潮流，以免跌到小资产阶级的排外主义和庸俗政客的立场上。
　　我们对问题作了一些抽象的说明。但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上述问题正在由理论转变为实践。我们正站在无产阶级要防守还是要进攻资本主义堡垒的十字路口和分界线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表明态度，明天就必须表明态度。因此，我们要求所有的人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力求完全理解。革命，只有世界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是我们曾重复多次的道理。因此，促使别的国家资本主义没落的任何可能性，都等于是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过程愈长，疲于战斗的群众就愈加痛苦。如果我们用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鎚，能够砸碎资产阶级制度这个基础已经动摇的建筑物（不用说，并非总是如此），我们才能省力。

感谢雨宫花凛收集、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