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卡里略还是极左派）

皮埃尔·布鲁埃

（1983年12月）
译者：龚义哲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列昂·托洛茨基杂志》（Cahiers Leon Trotsky），第16期，1983年12月。中译文系根据《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第9卷，第4期，2008年，第193—228页译出。


　　1936年7月16日，托洛茨基为了同自己的同志斯内夫利特[1]进行论战，给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西班牙，谈到了安德列乌·宁[2]对于他提出的打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他写道：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对社青团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却敷衍推脱……结果差不多整个社青团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还有那些对此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革命的叛徒，而遭到永远的谴责[3]。”

　　托洛茨基曾反复建议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打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却拒绝执行，并在1935年同毛林[4]的工农同盟[5]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从1934年起，托洛茨基写了不少文章，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最近收录了一批文件，从中可以找到与此有关的大量内容。在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由于笔者当时没有掌握材料，所以，对于托洛茨基具体提出了哪些建议，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又是怎样回绝的，笔者只能尽量揣测；而且，笔者还将托洛茨基的建议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回绝，当作是社会党的“激进化”（有时候叫做“革命化”）的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及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FNJ）“转向左边”（甚至是“转向极左”）的外部征兆。
　　最近，在史料编纂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因为在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各家档案库终于对外开放了，不仅可以查到三十年代的书籍与刊物，还能查阅在1936年—1939年间被弗朗哥军队缴获后存放在萨拉曼卡的大量文件[6]。在拉尔戈·卡巴耶洛[7]影响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派别发生了“向左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它最积极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社青团拥有一位政治生命极长的领袖，他就是桑蒂亚戈·卡里略[8]；现在，对于这个“向左转”的过程，终于可以通过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了。在过去五年里，已经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这个课题，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9]；根据从以前不为人知的档案库里发现的书面文件，现在可以对这个课题作出初步的评论了。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激进化


　　从1933年开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都出现了要求向左转的强大压力，当然，这并不像一些西班牙问题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某些政治作家现在还在坚持这种观点）。经济危机及其在社会—政治方面产生的后果，以及由于希特勒在德国不战而胜而激发的自卫反应，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而在西班牙，这种现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激进化的社会党左翼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领袖，是以前一直被公认为整个第二国际最顽固的改良主义者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
　　他当过泥水工，直到二十四岁才学会读书写字，他是社会党及其控制的工会——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曾无比顽固地反对参加共产国际，他是社会党的积极拥护者，在普里莫·德·里维拉[10]独裁时期，他坚决地同独裁者合作，使工总壮大。他主张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成反君主制的联盟，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中担任劳动部长，他要为许多严酷的镇压措施——比如著名的《保卫共和国法》[11]——承担责任。
　　但在1933年中期，当社会党还在参政的时候，在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尔戈·卡巴耶洛被迫使用更“左”的语言来讲话——既说给资产阶级听，也说给工人听。他极其痛苦地发现，由他主持的社会立法，不断遭到大小官吏的破坏，而老板们仍在各条战线上全面进攻。此外，希特勒的胜利、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覆灭、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以及他的同志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对这些事件作出的分析[13]，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相信人民行动的领袖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14]正在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并把西班牙引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所以他认为党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局。
　　7月23日，他在马德里帕尔迪尼亚斯电影院（Pardiñas Cinema）向首都社青团发表讲话，这是他向左转的第一个迹象。他在讲话中为社会党参加共和派政府一事做了辩解；他指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的最后手段，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观点，特别是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专政”而不是“资本主义专政或法西斯主义”[15]。几周后，社青团在托洛雷多内斯（Torrelodones）开办暑期学校，学生对贝斯泰洛[16]和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17]的讲话感到很不满意，便邀请拉尔戈·卡巴耶洛发表讲话[18]。卡巴耶洛没有让青年听众失望。他在谈到参政时，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但他宣称，他现在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感到无比悲观。他还宣称社会党人的目标必须是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他还回顾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19]。
　　社会党的这位主席是真的对自己过去的改良主义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怀疑吗？现在的大部分作者都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从1931年起，在工人群众与青年中间，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向左转的趋势，拉尔戈·卡巴耶洛不过是在（躲在安全的远处、而且只在口头上）迎合这种趋势罢了。不管怎么说，从那一天开始，社青团就与社会党与工总的这位老领导（他是社会党与工总的“荣誉主席”）结成了联盟。在社会党下野后，他第一个接受了社青团周刊《新生》（Renovación）的采访。社会党参政的经验，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下，无产阶级就连自己的最低要求都很难实现。他认为西班牙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并向青年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鼓舞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并把那些消极无为、对革命无用的人赶出社会党[20]。
　　拉尔戈·卡巴耶洛根据这条路线，率领社会党参加了1933年11月的大选，这次它没有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盟。他的竞选集会几乎就像全民公决一样热闹，正如保罗·普雷斯顿[21]强调指出的那样，“他走得越远，他的话就越来越革命”，这是对右翼的疯狂攻击的回应，但首先是“对群众的无限热情的回应，在他讲完话后，群众长时间向他欢呼致敬。[22]”
　　社会党在大选中失败了；尽管它获得了1627000张选票，此前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得过这么多票，但它只获得了58个议席。由于选举法对多党竞选联盟比较有利，所以社会党的候选人要想当选，就需要两倍的票数。无政府主义者抵制了大选，他们谴责卡巴耶洛参加了一个镇压工人运动的政府。但是，有产阶级为了摆脱社会党，不惜动用了各种手段：逼迫工人、在乡村地区以解雇相逼、暴力胁迫、实施恐怖，以及精心舞弊；这一切足以使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感到绝望。社青团采取了新的路线，支持党主席，发起了宣传教育活动。1933年10月29日，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顾问阿拉吉斯泰因发表讲话，他根据德国的经验，并结合他的亲身体验，解释了这个道理：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23]；社青团在宣传活动中把这篇讲话编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十二月底得出结论：为了“拯救共和国”，必须准备起义。在1933年底到1934年初，在同普里耶托达成协议后，他积极开展活动，消除社会党内部，甚至是社会党领导层内部的反对意见。
　　由胡利安·贝斯泰洛[24]领导的工总执委会，显然是顽抗新路线的据点之一。右协在大选中获胜后，右协议会党团领袖希尔—罗夫雷斯公然宣称：近期内要在西班牙建立“组合国家”（Corporative State），此举刺激了争夺工总领导权的斗争。社青团领导人、银行与金融业工会领导人阿马洛·德尔·罗萨尔[25]向工总全国委员会建议：“立即与社会党共同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让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这个建议以十七票对二十八票遭到否决。此举引发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反应，他决定建立一个社会党—工总联席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一旦右协上台组阁，就要建立一个革命运动，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研究革命运动的具体问题。1934年1月27日，普里耶托为准备中的起义草拟了纲领，提交给工总全国委员会，并获得了批准[26]；原先的工总执委会坚决反对这种“冒险主义”，并随即宣布辞职。新一届执委会忠于拉尔戈·卡巴耶洛（他已再次当选为工总总书记），而工总主席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战友、建筑工会领导人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27]。支持工总的新任总书记的领导人有：金属工会的重要领袖、比如领导建筑工会的帕斯库瓦尔·托马斯[28]等人；运输工会的领导人、青年社会党人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29]；还有银行职员工会的领袖。他们现在成了多数派，并掌握着非常重要的农业工人工会——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这个工会现在的领导人是里卡尔多·萨瓦尔萨[30]，他是纳瓦拉的一名教师，也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31]。
　　马德里党组织在社会党内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原先被“贝斯泰洛派”控制着，现在它也被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掌握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社青团员[32]。

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社青团很快就构成了未来的西班牙共产党的第一批核心，当时这种情况也在许多其它国家出现过。此后，重建后的社青团在二十年代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奋勇进取的精神；它是一个小组织，大部分团员是领导干部或积极党员的子女；直到1932年，它的领袖都是一些以态度温和与改良主义而出名的人。但在1932年以后，特别是在1933年，社青团彻底改变了。
　　1934年初，社会党与工总决定，一旦右协上台，就要举行起义，换言之，就要保卫共和国、保卫立宪会议与社会党—共和派政府的成果；社会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的左翼——社青团（它也在工总内部占据了不少阵地）——便公开宣称：这个起义的目标只能是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32年以后，社青团内“左派”分子（他们的观点开始让一些大人深感不安）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1933年夏季，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帕尔迪尼亚斯电影院发表讲话后，特别是在他于社会党暑期学校发表讲话之后，他代表的那个“左派”倾向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社青团的周刊《新生》早就在捍卫社会党圈子内最极端的立场。在1934年4月召开的社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流派（它具有派别组织的一切特征）控制了团的领导层，当时社青团只有20000名团员，几个月后团员的数量就翻了一番[33]。前学生领袖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34]向代表大会做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决裂，这样才能立即着手为无产阶级（即社会党）夺取政权进行准备[35]；这个报告使新的领导层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社青团的新任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多年前就已投身政治，他属于“老一代人”，年龄也快达到退团年龄的上限（35岁）了，而大多数团员都是二十来岁[36]；此外，他在领导运输工会与社会党马德里组织时的表现，也使他出了名。不过，他身边的新领袖都非常年轻。新任总书记桑蒂亚戈·卡里略只有十九岁。他是卡巴耶洛的一位忠实支持者的儿子，自小在机关的圈子里长大，十三岁就当了排字学徒，后来又当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实习编辑；他在1933年当过暑期学校的秘书长。他曾在《新生》编辑部工作过一年，离开《新生》编辑部后，顶替他的人是一位二十二岁的激进青年学生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37]。这个书记处下辖的行政机关也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除了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之外，还有菲德里科·梅尔乔尔[38]、何塞·卡索尔拉[39]、阿尔弗雷多·卡维利奥[40]、拉法埃尔·库瓦德拉多[41]等人[42]。
　　新的领导层既不想掩饰自己的打算，也不想掩藏自己的雄心壮志。整个领导层都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革命”派，他们想把社青团当成“革命”派的先锋队，变成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影响党内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青年支持者在领导社青团的时候，总是仰赖他的威信与声望，但在党内，他们却提出了新老两代交接的问题。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塞拉诺在《新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起了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叫《信任危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掌握着党的重要职位的那一代人，其实“已经被压垮了，因为他们多年来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做出错误的改良主义解释”；他要用原则坚定的新一代人来反对老一代人：

　　“新一代社会党人反对任何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思想、破坏其纯洁性的东西[43]。”

　　这些青年的政治思想确实还不够完善。他们的对手经常能轻易发现他们的自相矛盾与急剧颠倒之处。但他们的前进方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相信，西班牙正迫切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考虑到历史传统与群众目前的觉悟，能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就只有社会党，他们相信，在清除了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并得到党外的革命派支援之后，社会党就能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
　　1933年，年轻的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刚从暑期学校毕业不久，他在《新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指出，在几个刚刚表态同意建立第四国际的组织所发表的声明中，蕴含着哪些要点：“反法西斯斗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革命的迫切性、打败改良主义的必要性、党内民主”，并表示它们如果留在现存的两个国际内，就能发挥更重大的作用。然后他表示，托洛茨基派与社青团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打败“斯大林主义与修正主义”，但他并不认为建立第四国际是必需的，也不认为有必要借助托洛茨基派的支持来击败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44]。
　　德国的经验——最早是由阿拉吉斯泰因总结的——使他们了解到了托洛茨基的意见，也使他们发现了两种同样错误的策略的双重“失败”，这两种策略是“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策略”与“共产国际的僵化的、宗派主义策略”[45]。桑蒂亚戈·卡里略在1934年7月会见共青团代表团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重点在于：群众的运动，正在迫使各个工人组织成立统一战线，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人同盟”，来夺取政权[46]。共青团提出，社青团不得与托洛茨基派进行联合行动，这个要求遭到了社青团的拒绝[47]。卡里略就这个问题对共青团进行了批评。他说，虽然近几个月来，工人同盟一直遭到西共的污蔑，但在群众运动造成的压力下，西共终将参加工人同盟，他对此很有把握。
　　共青团建议社青团参加“反法西斯人民联盟”，但社青团一时还不打算参加。卡里略稍带嘲讽地提到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法国共产党最近达成的统一行动的协定：

　　“他们自称，以后不会系统地动用武力。可我们联合起来，就是要组织武力！[48]”

　　此外社青团还允许批评，但反对辱骂。卡里略说，他们不愿意采纳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不是因为辱骂，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能够跟那些明显在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的人（比如激进党）组成反法西斯阵线。
　　他们对“统一战线”有一种初看起来非常惊人的观念：显然，只有在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这种观念的主要有托洛茨基派，但也有其它组织；出于前述的原因，社青团坚决捍卫这种观念；他们至少在理论上认为，工人同盟就是他们构想中的那种统一战线。总之，在1934年，当他们准备发动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答复共青团的质问时说：“无产阶级在小规模的遭遇战中得不到什么成果；它要的是决战[49]。”因此，他强烈反对任何局部行动和罢工，它们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就连总罢工也只是“武装组织为了夺取政权而举行的起义行动”的补充[50]。
　　社青团当时正在认真地进行准备——即使它准备发动的不是“伟大的社会革命”，至少也是在西班牙所有工人区发动起义；它也明白，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时被全国的劳动群众看作是革命的雄心壮志的化身，并开始被社青团称作“西班牙的列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崇高声望，可以使它从中受益；它带着这种自信，向其它工人组织表明了自己拒绝局部行动的立场，它认为这是“为了起义而保存无产阶级的力量”。

起义的军事准备


　　民兵是起义的先锋，如何组建、训练和武装民兵，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显然，要为起义进行技术准备，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弄到了一大批档案和一些重要声明，从中可以了解到社青团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
　　大概在1934年初，搜罗武器的工作就开始了。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向葡萄牙密谋者订购了一大批军火，这批军火有一部分被装上了“图尔克萨”号（Turquesa）轮船，准备运往阿斯图里亚斯海岸，但被当局查获了[51]。保安警察首脑的一份报告证明，在几个外国政府（主要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掩护下，社会党还成功“订购”了几批军火，这些军火先被运往东非，然后秘密转运到西班牙的另一个地方。另外，兵工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从工厂中偷走了数量可观的枪支（拉·特鲁维亚，托莱多）。当起义发动时，他们准备在第一时间夺占兵工厂库房里的武器，——他们在阿斯图里亚斯搞到了17000支步枪——并通过军队和警察内部的社会党同情者的帮助，从警察局、突击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那里弄到大量的武器[52]。
　　至于民兵，在保安警察首脑的报告中引用了社青团穆尔西亚省委员会下发的两份通知（日期分别为6月6日与7月28日），以及1934年5月30日的一份总报告，这些通知与报告都讲到了社青团与社会党“民兵”的军事准备工作[53]。
　　6月6日的通知中提到了早先下达的立即建立民兵的指示，并指出许多民兵队伍已经建立，且情况良好。它还指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民兵不应携带武器；必须把一切可能会泄露机密的文件给藏好；必须立即建立第二套领导班子，以备转入地下之需。这个通知还强调指出，在国内要尽量想方设法开展全面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进行体力锻炼和武器训练，为了避免警察发觉，可以用“远足”为掩护，进行这些训练。通知还指出，对敌人——也就是“法西斯”组织与警察——进行“监视”甚至“刺探”，具有重要意义，并要求在尚未开展此类工作的地方进行此类工作，当然要保持最高度的机密性。这个通知最后指出，必须在每个城镇建立“化学”分队，负责制造炸弹；“化学”分队不得与组织的其它部分进行联系。通知在结尾处反复强调要执行最严格的纪律，并重申了对任何可能叛变或泄密的人处以死刑的决定。
　　民兵的组织工作要遵守十一项规定。只有社青团员、社会党员和工总会员能参加民兵，但为了避免社青团对民兵的领导权受到质疑，社会党员与工总会员在民兵中要“按一定比例分配”。民兵每十人为一小队，由一名小队长指挥；小队长跟社青团地方领导一样，由地方委员会任命。在任命小队长时，优先考虑服完兵役的人，如果曾接受过军官训练或士官训练，则更加优先考虑。小队队员要学会操作自己的步枪，要学会小队的战术。只有专门的分队才能制作、储备与使用炸弹。每个民兵都要有武器。社青团地方委员会在指派任务、组织训练与审讯、处置叛徒等方面拥有全权。发动民兵的命令，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指示，则由社青团省委及其任命的“上级领导”下达[54]。
　　社青团穆尔西亚省委于8月28日[55]下达的通知更为简洁，从中可以嗅到一丝火药味。这个通知要求解散社青团各省省委与各级地方委员会。各小队的队长与地方领导每周召开一次例会，行使原先的地方委员会的职责，地方领导应向能够联系上所有地方领导的上级领导负责。社青团真的把自己转变为军事组织，从而转入半地下状态了吗？社青团原先的体制，是用于合法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散发《新生》、举行群众集会等）与工会活动的，不难想象这会造成多么剧烈的变动。社青团肯定是把至少一部分工作给交割出去了。
　　民兵的全国领袖是何塞·莱因。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56]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是一名理科生，而且是共青团员，他就马德里民兵的情况写了一份很完整的报告，其中写道：

　　“先是在城西的社会党俱乐部里举行了多次公开的群众集会；接着，参加了秘密组织的小队召开了自己的小会[57]。”

　　就在人民俱乐部的一栋楼里，他的小队长教会了他怎么使用毛瑟步枪。极右政党右协准备在4月22日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举行一场法西斯集会，作为回应，马德里工人发动了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民兵首次出动[58]。共青团要求塔古埃尼亚退出社会党民兵，他便干脆退出了共青团；他在民兵中进展神速，很快就和他的战友、医学生费德里科·科埃利奥[59]与法学生弗兰西斯科·奥尔多涅斯（Francisco Ordoñez）一起进入了实质上的民兵“总参谋部”，这个“总参谋部”的人还有何塞·莱因、银行职员比克托里亚诺·马科斯·阿隆索[60]和意大利激进分子费尔南多·德·罗萨[61][62]。九月初他受命组建一个“连队”，这个连队由十个小队组成，另设一个指挥组，其队员均住在格洛里耶塔·德·克瓦多（Glorieta de Quevado）街区。奥尔多涅斯在九月初告诉他，起义已势在必行，最有可能发动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初[63]。
　　工总的大部分领导人，无疑是想尽力避免起义的，而社青团却自觉地、积极地为起义进行准备，正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工总、社会党和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围绕着农业工人的形势，以及农业工人在夏初发动的罢工，发生了争论——保罗·普雷斯顿曾决定，将这个争论，放在与准备起义无关的政治背景中，对其加以探讨[64]。
　　其实，大庄园主在1934年向农业工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企图削减工人的工资，摧毁工人的组织，他们提出了一个恶毒的口号：“你们饿了是吧？去吃共和国吧！”上文讲过，1934年1月28日，在求战心切的会员的压力下，以里卡尔多·萨瓦尔萨为首的一批人掌握了工总旗下的强大工会——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拥有五十万会员）的领导权。工会领袖使用了一切合法手段与宣传方法，积累了一大堆地主破坏法制、暴力挑衅的证据，最后，他们的支持者威胁说要把他们赶下台，他们便决定发动罢工。
　　他们并没有像保罗·普雷斯顿所着重指出的那样，轻率地发动罢工。3月31日，在报纸《土地劳动者》（El Obrero de la Tierra）上发表了第一个警告。但工总执委会建议全土劳协领导层不要下令罢工：全国各地的收成时间并不一致，小农可能会受到罢工的打击，更何况罢工势必引发对峙。在三月和四月里，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工总执委会都在竭力劝说萨瓦尔萨和他的同志，叫他们不要号召农业工人举行罢工，不然到时工总无法在其它地方提供支援。负责策划起义的社会党—工总联席委员会一再警告各省的组织，并强调说，农业工人的罢工与正在策划中的起义无关，并以此表明罢工的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工会会员正在饥饿中慢慢死去；他们要求罢工，最终全土劳协的领袖也顶不住了。在最后一次谈判的尝试失败后，全土劳协全国委员会在5月11日—12日举行会议，宣布将根据一个真正的最低要求纲领，在6月1日举行罢工[65]。政府对此做出了反应，它颁布法令，规定农作物的收割是“全国性的公益事业”，这次罢工是“革命性的冲突”，禁止一切与这次罢工有关的集会、游行和宣传，并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实行严厉的报刊审查。有几千人遭到逮捕，大部分地方领导人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且不得减刑。农业工人遭到了孤立，被打垮了。农作物的收割由军队进行；要等到两年以后，当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全土劳协才能抬起头来，重现生机……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总领导层的政策确实要对此承担重大责任；当他们警告罢工工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告诉政府：你们尽管放手镇压罢工工人好了。社会党的态度，在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6月1日晚上，在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穆尼斯[66]代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号召举行为期四十八小时的团结罢工，向政府表明农民不是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党、工总与社青团——的代表反驳说，这完全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早就警告过农民了。他们声称“行动的时机尚未来临”，不能贸然行动，否则政府可能会关闭人民俱乐部。为了让穆尼斯开窍，而且显然也是由于缺乏论据，社会党领袖、工总支持者拉法埃尔·恩切·德·拉·普拉塔[67]一声不吭地从腰带上拔出一支枪，大喇喇地搁在穆尼斯面前的桌子上[68]。7月31日，工总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协会（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年轻的书记拉蒙·拉米雷斯[69]（对于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有谁能比教师理解得更好呢？）强烈批评了工总的领导层，斥责他们造成了农业工人罢工的失败，导致罢工工人遭受镇压。拉尔戈·卡巴耶洛亲自出来反驳这位引用了马克思与列宁的话的青年同志，嘲讽了他的“左派幼稚病”和“口头上的革命高调”，并解释说1934年的西班牙并不是1917年的俄国……[70]
　　保罗·普雷斯顿认为，当全土劳协号召罢工时，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做法，表明这位老领袖并没有跟他过去长期坚持的改良主义彻底决裂。而且，他这种做法，也构成了一个关键论据，使一些人坚信：这位社会党主席、工总总书记大谈未来的起义，只是为了吓唬他的政治对手，主要是为了吓唬共和国总统，迫使总统放弃让右协执政的打算。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能否把同样的结论用在社青团身上呢？对于社青团的态度，也能做出同样的解释吗？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话来说，社青团当时也犯了“左派幼稚病”，也在“大唱革命高调”，但他们依然无条件地站在拉尔戈·卡巴耶洛一边，反对批评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教师，反对那些因“过早”发动罢工而被判刑的农业工人。笔者并不这么认为。为即将发动的起义进行技术准备，是社青团全部工作的核心；他们相信，发动团结罢工，会导致武装冲突过早爆发，而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社青团的领袖犯的错误，或许可以称之为“军事上的极左主义”——不过，这种错误，确实也能用来掩饰彻底的机会主义政策[71]。
　　尽管如此，在1934年夏季，坚决反对一切阶级合作、拒绝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成长期的联盟、加倍地批判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仍是陷入危机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中最先进的部分之一。社青团的组织所体现出的，只是西班牙工人阶级青年的革命雄心（尽管是以一种扭曲但又直接的形式体现出来）；托洛茨基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亲自劝说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同志，要他们仿效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特别是社青团。换言之，按照他的设想，此举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使第四国际争取到社青团中最优秀的分子；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给第四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他们误以为自己能对斯大林主义免疫）注入抵御斯大林主义病毒的疫苗。

十月起义中的社青团，以及它在此之后的表现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始自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以加泰罗尼亚的失败而告终，其它中心城市的起义则流产了；这再次表明，在无产阶级军事政策中，政治策略是最为重要的；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详细回顾这次革命。
　　托洛茨基曾认为，加泰罗尼亚革命者如果能勇敢地提出建立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有可能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72]。在加泰罗尼亚，工人同盟之所以不战而败，既是因为全劳联袖手旁观，也是因为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工人同盟的各个组织的怯懦与机会主义。阿斯图里亚斯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全劳联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联合会参加了工人同盟，西共也在最后一刻参加了工人同盟，工人的大团结得以实现，给工人斗争注入了强大的力量[73]。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写道，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是工人阶级青年的杰作，是由不愿意错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时机的群众自下而上发起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在此之前，工人阶级不愿使用暴力，但是，当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它要求得到火的洗礼[74]。”
　　在西班牙其它地区，社青团的宏大计划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塔古埃尼亚记载了他当时带着自己的连队瞎转悠的经过。十月四日，他的连队接到动员令，要他们在9点到拉·普洛斯佩里达德区（La Prosperidad）的一家酒吧会合，然而，由于……总罢工，他们很难按时赶到。他们带着武器赶路，途中碰上了突击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的巡逻队，但警察没有查问他们的身份。到达指定地点后，他们发现还有几个连队也在那里，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指示。午夜时分，塔古埃尼亚自作主张，占领了那个街区的社会党俱乐部，并在外面布置了武装岗哨。不久后，一个交通员向他们传达了命令：前往库瓦德洛斯·卡米诺斯（Cuadros Caminos），到那里后，换上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再攻打金达雷拉兵营，到时会有支持社会党的卫兵放他们进入兵营；塔古埃尼亚在四十年后写道，在一个正在举行总罢工、并处于战时状态的城市里，这样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但是，他正准备动身出发的时候，突击警察乘着卡车赶了过来；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陷入重重包围的民兵投降了[75]。
　　穆尼斯的记载与塔古埃尼亚的说法相符；穆尼斯写道，工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并拥有充足的武器，足以发动起义。十月四日晚上，街道上挤满了罢工工人，他们在等着“和平罢工”的口号。十月五日发生了一些交火，社会党民兵企图突袭内务部、电话公司和督军府。在十月五日下午，几千名工人自发地前往蒙克洛亚（Moncloa）兵营，想占领那里，但是，由于缺少武器，他们被一群军官打退了……[76]
　　尽管如此，在那些年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如此高涨，无论是马德里等地的起义的不光彩的失败，还是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殊死战斗的失败，都无法阻挡他们前进，反倒大大鼓舞了他们。一九三四年年十月起义虽然失败了，却给无产阶级留下了许多希望。它证明了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而要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需要各个工人组织放下分歧。因此，一直以来都在捍卫“工人同盟”，并在共产党抨击工人同盟时为之辩护的社青团，现在可以宣称自己实际上赢得了政治胜利。
　　然而，革命的实际进程，却很难让社青团感到宽慰。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77]等人，过去是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中较保守的一派，却成了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英雄[78]。社青团在加泰罗尼亚起义中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根基很薄弱。但在由社青团员负责准备起义的地区——在马德里“指挥”起义的是阿马洛·德尔·罗萨尔[79]；还有一些地方的起义也是由社青团策划的——起义往往可悲地哑火了。此外，社青团的部分领导人也被捕了，被关押在模范监狱（Carcel modelo）里，比如卡里略、德·罗萨、德尔·罗萨尔、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等人，拉尔戈·卡巴耶洛也被关在那里。其他领导人流亡国外：塞拉诺·彭塞拉流亡法国，何塞·莱因流亡苏联。
　　起义失败后，左派遭到了镇压，右派和中派趁乱发动了政治反攻，本文中介绍的这个派别（前文已经介绍了它的力量与弱点）现在的处境无疑是很危险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对此非常清楚。1935年3月，一个被派驻阿斯图里亚斯的高官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写道：

　　“对造反的渴望，使所有革命组织里的青年团结了起来，而全劳联和工总的领袖与高层人物则陷入了分裂，正在改变策略，对此应认真考虑，可能会产生极好的效果。”

　　但他又补充了一句话：

　　“工人阶级的潜能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制造分裂，来瓦解这种潜能[80]。”

　　社青团的领导层——或是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里的那部分人——正在思考的，可能就是这种微妙的局面。事实上，他们还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公开进行论战。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上署名的是社青团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但它显然是由桑蒂亚戈·卡里略与狱友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共同创作的[81]。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不长的篇幅里，概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1917年革命在西班牙失败了，却在俄国胜利了，它引发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分裂；当时的社青团对革命怀着强烈的热情，这固然是导致分裂的原因之一；不过，列宁的共产国际要求社会党必须接受“二十一条”[82]，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社会党拒绝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与党内民主，这是很合理的；此后，第二国际的极左翼就只剩下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它执行着革命的政策——包括共和国成立后的两年里，它参加阿萨尼亚[83]政府的政策……[84]
　　因此，通过十月起义的经验，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经验，社青团（它认为自己是这个革命党最优秀的果实）刚刚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威胁。他们回想起了贝斯泰洛及其“改良主义派”伙伴在1930年的态度，当时贝斯泰洛等人反对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计划。他们还回想起了贝斯泰洛等人在1932年以后的所作所为，当时把持着工总的贝斯泰洛等人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鼓吹的政策。《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不遗余力地指出：他们所谓的“大小领导”是如何抵制起义路线的，对于有关起义的各项指示，这些人最好的态度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大多数情况下是暗中破坏。他们还批评工总的体制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当前的需要；批评社会党议会党团拒不执行党的政策，并在国会里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制造了思想混乱——更不用说那些在十月起义期间连一根手指都不肯动一下的地方领导人，还有那些“社会党温和派”了，政府还发文要求大家听这些“温和派”的话。必须揭露这些人、解除这些人的职务、最后把这些人开除出去。必须自下而上地、坚决地进行清洗（当时社青团给这种清洗起了一个极具刺激性的名字——“布尔什维克化”），不要害怕分裂，因为改良主义派在党内并没有真正的基础——至少在党机关之外没有。
　　但“中派”或“中间道路派”可不这么想。这个派别的领袖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和冈萨雷斯·佩尼亚在十月起义之前和十月起义之间起到的作用广为人知，使他们的威望大涨。在十月起义失败后的这一时期，这个“中派”显然打算以“团结”为名，有计划有步骤地袒护改良主义派。它甚至还打算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盟，而这种“反法西斯人民联盟”最近刚刚成了共产党的核心口号。“布尔什维克化”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尖锐而明确的批判：

　　“在我们党内，会有一些人出来维护这个口号，他们就是中派分子。每个党员都要做好准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中派主义会借此参加反对革命派的斗争，并企图成为党的轴心。这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我们的革命能力将受到考验……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右派得到了共产党的赞同，我们必须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拿出无产阶级联盟的口号，来对抗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口号，这样才能挫败共产党[85]。”

　　《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像托洛茨基一样，把各国共产党的领袖斥为“蹩脚货色”，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回顾了他们的种种污蔑与谩骂，还有他们先是百般反对工人同盟、后来又在最后一刻参加工人同盟的行径。
　　但《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用了或许更长的篇幅来讨论他们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

　　他们写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西班牙革命，更是世界革命，是在一切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86]。”

　　他们提出，不仅要立即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87]决裂，而且社会党也要与第二国际决裂，他们把第二国际说成是“一具死尸”。他们认为，首先要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的核心，他们可以与法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比利时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青年组织合作，迅速建立起这样一个核心。
　　相反，第四国际如今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口号”，这与他们在1933年的立场相差不大。他们认为，第四国际不具备真正的基础，因此没有发展的可能，更何况第三国际已经抛弃了导致了德国惨败的宗派主义政策。而且，既然托洛茨基鼓吹“打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他们就以为托洛茨基已经“悄悄地放弃了”第四国际的口号。
　　因此，社青团认为：尽管社会党在基本纲领上与第三国际是一致的，但社会党不可能参加第三国际。其实，社青团不但完全不同意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和其它国家推行的“反法西斯人民联盟”政策，它还完全不同意第三国际的章程，它认为这个章程意味着“执委会的专政”，扼杀了一切党内民主。《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强调指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圣地，只要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胜利，俄国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88]”，所以，肯定会发生某种有利的变化，促使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或许会注意到，在1933年和1934年的《新生》上，在多位作者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斯大林主义”这个词，然而在《十月：第二阶段》里，却一次都没有提到“斯大林主义”。
　　而且，当社青团的“布尔什维克化”鼓吹者在模范监狱中撰写这本小册子时，苏联政府正在准备全面转向人民阵线政策，这个政策最早造成的后果之一——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是最早的表现之一——就是斯大林在同皮埃尔·拉瓦尔[89]会谈中，建议在法国支持法国的国防政策[90]，并抛弃了反军国主义的工作；因此，抄录一下这本小册子提出的结论，是很有意义的：

　　“把社会党布尔什维克化！
　　把党的体制集中化，并建立地下机关！
　　在政治上把全西班牙无产阶级团结到社会党里来！
　　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并渗透进国家武装力量去！
　　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
　　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取革命的胜利！
　　争取以世界革命为基础，重建国际工人运动！
　　为了实现这些口号，社青团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先进性和牺牲精神，这样工人群众才会信任社青团，才会让社青团承担领导的重任。
　　如今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比以往更为强大、更为团结，它结合我国的革命历史，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优秀的传统，听取经典社会主义的两位伟大导师——马克思与列宁——的教诲，提出了这些口号。
　　社青团把拉尔戈·卡巴耶洛同志当作是这个革命性的重生过程的领袖与精神象征；反动势力把他当作是最坚决的敌人，而正在对他横加迫害[91]。”

　　这个文件彻底暴露了社青团的含糊暧昧：既有合理的雄心壮志，又有政客的权谋手段；既对群众的压力寄予厚望，又对“机关的人”抱有幻想。不过，一切还没有成为定局：革命领导层的历史性命运，与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性命运，都还没有被最终确定下来。托派活动家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92][93]曾在1934年9月向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动议，狂妄地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打入主义”的建议，这个动议获得了一致通过；他现在和社青团的活动家与领导人一起关在模范监狱。在同这些人的日常接触中，他改变了想法，成了“打入主义”的支持者，并成功说服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执委会的大部分委员（包括安德列乌·宁在内），通过了一个决议，让全党执行“打入主义”，但不包括加泰罗尼亚，因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组织正在与毛林的工农同盟和几个小组织合并。可是，马德里组织却认为这个决议会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在马德里组织的要求下，这个问题被提交表决，结果执委会的决议遭到了否决：1935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自行解散，成员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打入主义”就此在西班牙偃旗息鼓了。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打入主义”的支持者获得了更有力的论据。中派正在进行反攻。在1935年5月底，流亡到比利时的普里耶托在毕尔巴鄂的《自由主义者》（El Liberal）和马德里的《自由报》（La Libertad）上发表系列文章，指责社青团无权像过去那样公开发表意见，指责社青团违反党纪，对拉尔戈·卡巴耶洛搞“领袖崇拜”[94]。刊发普里耶托系列文章的报刊拒绝发表模范监狱中的囚徒的答复，幸好《战斗报》（这是巴塞罗那的一家周报，是毛林派的机关报）愿意给社青团的领袖提供专栏，让他们发表自己的答复。
　　桑蒂亚戈·卡里略再次呼吁工农同盟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这两个组织正在准备合并）中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提供帮助。他在6月28日发表了《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这篇文章结尾，他写道：

　　“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我们拥有信心。但要想赢得胜利，我们需要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我们的经典教育我们，要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而群众现在就在社会党内，这个党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斗争能力。你们必须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斗争，不这么做的话，有人就会把群众引上失败的道路，我们必须阻止他们。那些浑身绅士派头的革命者不愿参加我们的任务，反倒蔑视我们的工作方法，而这些人却肩负着非常重大的历史责任[95]。”

　　社青团的这些领袖不是在狱中，就是流亡国外，或是转入地下，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重大而紧迫的，而他们所面临的障碍又是艰巨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毛林批判了卡里略，因为卡里略拒绝接受“统一”的思想，并号召“马克思主义者”打入社会党，在社会党内进行斗争，毛林显然并不理解，社会党内的这场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正在公开化），决定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通过它的主要政党的走向而体现出来的。普里耶托对社青团的指责，与他企图迫使社会党接受同共和派结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已经在为此着手准备了）的政策的图谋，是一脉相承的，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战斗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96]。这种政策要想成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社会党必须“掩埋武器”，必须让社青团闭嘴。

走向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党想做但没能做成的事，被共产党做成了，当然，共产党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才这么做的。社青团沦为了斯大林主义的俘虏——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足够的政治教育，更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未能从根本上认清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在1935年的转变，意味着共产党同社会党右翼结盟，而社青团却宣称社会党正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摆脱自己的右翼；共产国际的这个转变，让社青团和拉尔戈·卡巴耶洛都上了当，但社青团上当的程度更加严重。而且具体来说，让三万名由于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监禁的政治犯获得大赦[97]，是一个强有力的、动人的论据，它促使每一个工人组织接受了“反法西斯人民联盟”（尽管多少有点不情不愿），而阿萨尼亚就是这个“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旗手；各个工人政党又一次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工人群众则又一次成了资产阶级的卒子。
　　尽管社青团在原则立场上反对这种做法，但它无疑并没有对此加以制止，而拉尔戈·卡巴耶洛从未想过正面与之对抗。尽管如此，社青团的反对态度，由这个问题而引发的分裂，左派同社会党的决裂（左派一直是社会党的主要动力），可能会给斯大林的新政策与人民阵线政策的全面推行造成严重的困难。共产国际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尽力争取社青团最重要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流亡到苏联的一小批社会党流亡者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玛尔加丽塔·内尔肯[98]似乎已经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不过她要过一段时间才正式参加共产党[99]。何塞·莱因曾是社会党民兵的领袖，也是社青团领导层成员之一，他也在苏联避难。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然后又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费尔南多·克劳丁[100]曾是共青团的领导人，他在三十五年以后写道，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确认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路线必须完全服从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而人民阵线政策作为新政策的出发点，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01]。何塞·莱因在卡巴耶洛左派的新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共产国际在七大上实行了转变，承认了“各国道路”，在所有国家都开辟了组织统一的前景，这是对社青团的期望的明确回应[102]。
　　这些青年领袖——有时还有一些老党员——在苏联所承受的压力，在他们从莫斯科寄往西欧或西班牙的信中，可以察觉出来。在1935年，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讨论的还是西班牙和社会党的问题，到了1936年，这些信里就剩下了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及其灯塔”的官样套话，并把对整个苏联（包括斯大林主义在内）的态度，当做“革命者”的试金石[103]。
　　在西班牙国内，被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比较宽松，这给了共产党拉拢他们的机会。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青年社会党员与政治犯受到了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104]刚刚探访了拉尔戈·卡巴耶洛，向他建议：两党为起义承担同等的责任[105]。我们得知，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柯多维拉[106][107]获得了阿拉吉斯泰因的姻亲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108]的无条件支持，他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亲信之一。柯多维拉探访了被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政治讨论。所谓的人民阵线，其实就是普里耶托所鼓吹的那种阶级合作政策的翻新版本，而那位被誉为“西班牙的列宁”是想永远抛弃这种政策的，然而，据说法国共产党领袖雅克·迪克洛[109]说服了拉尔戈·卡巴耶洛，使他不再反对“左派选举联盟”（这是人民阵线的前身），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社青团书记处委员塞·塞拉诺·彭塞拉在《社会党与夺取政权》（El Partido Socialista y la Conquista del Poder）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巴黎写的，并由统工党在巴塞罗那出版），描写了他从共产国际的转变中观察到的情况，他的描写与何塞·莱因在莫斯科观察到的大致相符，但与阿拉吉斯泰因在马德里所作的猜测并不相同[110]。
　　最后，安德列乌·宁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七大的态度是全然“矛盾的”：社会党左派是赞成甚至赞赏共产国际七大的，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七大促进了民主化，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为了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七大复活了阶级合作的政策，而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同这种政策斗争；这也是他们在党内的对头——社会党右翼所坚决捍卫的政策[111]。
　　但是，这种矛盾的态度，不是光用无知就能解释的，或许我们应该用政治分析之外的方法来寻找原因。首先，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拉尔戈·卡巴耶洛被监禁了，他的大批支持者不是正在坐牢，就是流亡国外，这使普里耶托和他的政治伙伴收复了一些政治阵地，而社青团的“布尔什维克化”计划看上去很不现实，相较之下，普里耶托的政策显然是越来越与共产党的政策趋同，这在争取建立“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过程中尤为突出。总之，社青团的领导层相信，在这个问题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他们把这当成了理由：在他们看来，共产国际七大开启了新的可能——在二十年代初发生了历史性分裂的工人运动，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实现组织上的统一。1935年10月，桑蒂亚戈·卡里略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们不光想在斗争中实现暂时的联合。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要实现组织上的统一，要把马克思主义无产者重新统一为一个党、一个青年运动。我们必须欣慰地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我国，社会党拥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它有力量、有素质、有威信，所以应该由社会党来实现这种统一……必须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都团结到我们的旗帜下。然后，在关于国际的问题上，我们所有人都将自由而民主地做出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自有标准。只要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粉碎本国的资产阶级机关、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世界性的统一的基础就依然要由俄国来奠定[112]。”

　　卡里略有底气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1935年9月1日，社青团在鲁萨法（Ruzafa）召开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在组织上统一起来的政策，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也得到了大会的支持。新的因素就是卡里略所谓的“个人标准”。塞拉诺·彭塞拉在巴黎写道：共产国际的章程不应成为社会党左派与第三国际统一的障碍。玛尔塔·比斯卡隆多非常正确地发现了两者在这方面的联系：“从那时开始，俄国革命与苏联就发挥了一种神秘的作用，而在《十月：第二阶段》里根本没有提到这种作用[113]。”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青年共产国际也于1935年9月举行了世界代表大会。何塞·莱因理所当然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建议，为了建立一个广泛的青年组织——正式说法是“非党青年群众的组织”——应当实现组织上的统一。西班牙社青团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赞成这个建议，但他们要求，以共青团并入社青团的方式，来实现统一。与此同时，工联总（CGTU，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心）正在为回归工总进行准备。1935年12月6日，桑蒂亚戈·卡里略向“朝着组织统一的急行军”欢呼致敬：第三国际终于“回心转意了”：

　　“这一转变，纠正了第三国际的错误，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现在的我们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人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要坚决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实现组织统一；我们要用急行军来实现它，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样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把共产国际和我们隔开的长城已经开始崩塌，因为我们正要拆掉这道长城剩下的一些官僚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残渣，把它彻底推倒[114]。”

　　事情已成为定局了吗？卡里略在九月提出的“个人标准”是否已经在社青团内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呢？毫无疑问，这样的胜利还谈不上。即使在社青团领导层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甚至公开发表了批评意见。比如说，已经回国的塞拉诺·彭塞拉就对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把社青团和共青团合并为一个团体，可以加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力量，然而，这个团体的组织结构，也给一些尚未为工人阶级效力的组织开了后门，使它们有可能混进来……它既捍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同时又为建立工人政权而斗争，而工人政权基本上是跟（资产阶级）民主制敌对的。一个没有党、没有纲领、没有具体目标的青年运动……工人阶级确实应当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同它的敌人进行斗争；可是，为了使保卫苏联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保卫苏联有多么重要，这样做都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与它的青年组织考虑的首先是保卫苏联，其次才是社会主义祖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说：俄国正在西方建立民主派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联盟，考虑到它正面临着来自中欧和日本的威胁，对它自己而言，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各国工人阶级在不损害本国的神圣利益的前提下，尽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利益，这种做法对它们自己而言也是正确的[115]。”

　　在社会党内，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之间的斗争正在不断激化，拉尔戈·卡巴耶洛在1935年12月15日辞去了党主席与党执委会委员的职务，党内出现了要求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一个一致的领导层的运动，更是给党内斗争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社青团提出的同共青团实现“组织统一”的路线，实际上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党内斗争上转移开，并使他们的对手获得了有力的论据[116]。
　　1936年3月，桑蒂亚戈·卡里略刚刚获释出狱，便参加了一个联合代表团（特里丰·梅德拉诺[117]也是代表团成员），前往苏联，与青年共产国际举行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就是联合声明《统一的基础》[118]。
　　1936年4月5日（星期日），社青团与共青团在马德里拉斯·本塔斯广场（Plaza de Las Ventas）举行了“统一会议”——本来还要召开一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但由于内战爆发而未能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拉尔戈·卡巴耶洛主持的，尽管他同样赞成“组织统一”的路线，但据说他曾私下对社青团与共青团的合并表示了强烈的保留态度，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决反对让社会党脱离第二国际。统一后的新组织——它给自己起了个不太恰当的名字，叫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JSU）——显然已经拥有了远胜于过去的物质资源，虽说它的团员数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翻了一番，但这只是原因之一[119]。统社青的新刊物《青年报》（Juventud）是一份政治色彩很淡的周报，配有很多插图，它的第一期印量就高达十万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结束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开始了。与其说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如说，一段全新的历史开始了。

算是结语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沦为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俘虏了吗？一切证据都表明，托洛茨基正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认为统社青的领导层已被共产国际所掌控，至少共产国际的人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社青团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钦定的党史想让我们相信：卡里略和统社青的其他领袖是在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惊险的时刻，也就是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找上了共产党，请求集体入党的——把他们入党的日子定在这一天，是最符合这种说法的：统社青勇敢的战士，参加了最英勇、最富有远见的战士的组织。其实，我们知道桑蒂亚戈·卡里略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20]。就在统一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社青团总书记发表讲话，提醒团员当心由“托派”提出的内部批评意见，当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正在进行，他通过这次讲话，投出了“敲门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121]。
　　统社青的历史尚有待编写。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他跟自己的同志一起回到了共产党）指出，在统社青全国领导层内部，卡里略和卡索尔拉是一派，莱因、梅尔乔尔和费尔南多·德·罗萨是另一派，两派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桑蒂亚戈·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机关内的政治生涯已经广为人知。1934年至1936年间的社青团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很快就靠边站了[122]。1937年，拉尔戈·卡巴耶洛倒台后（卡里略也为此出了一份力），以内格林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党温和派—斯大林党联盟便开始向卡巴耶洛派的阵地发动了进攻，斗争主要集中在报刊和工总内部；在这个斗争中，统社青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代表是社青团前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他身边有一批拒绝投靠共产党的省级领导人，比如何塞·格里戈里（José Grigorí）、瓦伦西亚的胡安·图恩迪多尔·洛佩斯[123]、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的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124]等人。其实，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的最后反抗，表现了他们对这位现已四面楚歌的老领袖的个人忠诚，并表达了他们拒绝接受打着反法西斯主义旗号的斯大林化的决心。共产党的领袖把这个反对派视作洪水猛兽，然而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125]。
　　这其实是一个流派的垂死挣扎，这个流派最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彻底俘获了，构成了它的“群众基础”。起初，西班牙共产党看似是不可能俘获它的，所以，这种俘获手段就显得尤为巧妙。假如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活动家在1934年，甚至在1935年，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的话，社青团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吗（托洛茨基对此坚信不疑）？在本文结束时，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其实，卡里略派暴露出了各种自相矛盾、犹豫不决与反复无常，但这些缺点从未经受过内部批评的严厉考验，也没有经受过逻辑连贯的反驳——假如托洛茨基派打入了社青团，他们自然会对卡里略派提出批评与反驳。笔者认为，卡里略的同伴完全不了解苏联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对托洛茨基派的分析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历史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不过，对另一种走向的历史进行想象，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我们只能留下这样的记载：在1934年，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领袖放弃了社青团，他们认为，社青团的领导人都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小官僚，在组织的封闭小圈子里，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像政客一样玩弄权术，学会了说谎，甚至学会了中伤诽谤。他们确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激进化”只停留在口头上，这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口头上的革命高调”，也能在工人阶级基础中激起巨大的反响，产生强大的压力，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一点？埃斯特万·毕尔巴鄂在1934年写道，社会党只会“放狠话”，但它还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这些群众甘愿追随这个正在误导他们的社会党，既然如此，就必须走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建设一个“想要发动革命，能够发动革命”的党[126]，难道他们就不懂得这一点？
　　所以，托洛茨基才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西班牙同志：他们观察，他们评论，可就是没有采取行动，从而导致这支人数众多、极具潜力、充满献身精神、随时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的富有战斗力的队伍，落入了斯大林和新一代斯大林分子手中，沦为了以“保卫民主”为名叛卖西班牙革命的工具，而社青团一开始就是拒绝接受“保卫民主”这个骗局的！
　　反对“打入主义”的胡安·安德拉德[127]认为，社青团是“一个纷乱庞杂的激进派别”，社青团的宣传充斥着“大叫大嚷”，但社青团在青年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承认自己不明白社青团的领袖为什么只关注青年组织的合并。但他同样强调指出，社青团使共产党获得了“它所缺乏的强大的预备力量”，这对共产党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最后指出，前社青团员“在领导对其它工人阶级派别的镇压时，要比老共产党人更加卖力”。他认为：“这些社青团员的转变，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内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值得从各个角度进行彻底的研究[128]。”
　　抛砖引玉，引发讨论，便是本文唯一的目的。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2] 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3] 《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6-36]），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纽约，第368页。——原注
　　在皮埃尔·布鲁埃与艾米尔·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简短的介绍；另请参阅下面的注释[11]。——《革命史》杂志编辑注

[4]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5] 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 Camperol）其实是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的群众组织，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中译者注

[6] 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内战分馆，这个分馆以前是国民警卫队（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国民警卫队是负责镇压的部队）的档案库，现在由文化部运营，并由一位档案管理员管理。这个档案馆采用了较老的分类索引方法，以前肯定能给警察的侦查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但已经不适用于今日的科学研究了，尽管如此，这个档案馆还是收藏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文件。——原注

[7]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 桑蒂亚戈·何塞·卡里略·索拉雷斯（Santiago José Carrillo Solares，1915年1月18日——2012年9月18日），生于希洪，父亲是社会党领袖文塞斯拉奥·卡里略。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学徒，13岁时参加社青团与工总。1931年开始给《社会主义者》当记者。1934年4月当选为社青团总书记，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与他的父亲、卡巴耶洛和其他社会党领袖关在一起。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并在1936年11月7日参加了西共。同年11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防御工作。1937年3月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西共五大以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60年接替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担任西共总书记，1976年潜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后获释。1977年2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1982年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团结（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ña–Unidad Comunista），该党始终不成气候，1991年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了社会党，但卡里略本人拒绝参加社会党。2012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9] 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笔者首先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西班牙内战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伦敦，1978年），这篇论文深入研究了社会党、工总与社青团的内部生活，同时以辩证发展的方式，研究了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CEDA）与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JAP）的内部生活。在思想史方面，笔者还要介绍玛尔塔·比斯卡隆多（Marta Bizcarrondo）的重要著作《阿拉吉斯泰因与社会党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危机：〈利维坦〉1934—1936》（Araquistáin y la Crisis Socialista en la IIa República: Leviatán 1934–1936，1975年），它的地位不亚于前一篇论文（多年来我们都在等待她发表关于社会党的论文）；里卡德·比尼亚斯（Ricard Viñas）引人关注的论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1934—1936》（La Formación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1934–1936）（1978年），还应该补充桑托斯·胡利亚（Santos Julía）的两篇文章：《1935—1936年的社会党左派》（La Izquierda del PSOE [1935–36]）（1977年）与《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起源1934—1936》（Origi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1934–36）（1980年）。在玛尔塔·比斯卡隆多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党左派的评论文集《利维坦》（Leviatán）已经推出了新版，她还为新版撰写了评注；保罗·普雷斯顿也从《利维坦》选出部分文章，编成了《利维坦（选编）》（Leviatán [Antología]）。在本文创作过程中参考过的许多文件都已重版，笔者在撰写本文时还参考了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工人言论》（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的新版本，以及由爱德华·马雷法奇斯（Edward Malefakis）编纂的普里耶托演讲集《重要言论》（Discursos fundamentales），还有由玛尔塔·比斯卡隆多编纂的文集《1934年十月：对革命的反应》（Octubre del 34: Reflexiones sobre una Revolucion），这本文集收录了大量讨论1934年十月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原本刊登于社青团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Octubre: Segunda Etapa）。笔者还参考了其它一些旧材料，特别是社会党前书记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Juan-Simeón Vidarte）的回忆录第二卷《黑暗的两年与阿斯图里亚斯起义》（El Bieno Negre y la Insurrección de Asturias，1978年），这本书收录了大量文件和许多有用的信息。——原注

[10]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11] 《保卫共和国法》于1931年10月颁布，它的法文版收录于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1–1939），巴黎，1973年，第105—106页。——原注
　　此书尚无英文版，作者提到的这个文件也没有收录于皮·布鲁埃与埃·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The Revolution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伦敦，1972年）英文版中。——《革命史》杂志编辑注
　　2012年此书第一部已有英文版，可在此处阅读：https://libcom.org/files/The%20Spanish%20Revolution%201931-1939%20%E2%80%93%20Pierre%20Broue%CC%81%20copy.pdf——中译者注

[1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13] 玛尔塔·比斯卡隆多，《阿拉吉斯泰因与社会党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危机：〈利维坦〉1934—1936》，第124—140页。——原注

[14]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ñ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书记，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右协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右协，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中译者注

[15] 《社会主义者》（El Socialista），1933年7月25日。——原注

[16] 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 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参加卡萨多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7]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和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国防部长。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 社青团在1933年8月举办了暑期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50名学生住进了暑期学校的帐篷里，其中有十几个女生。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内战分馆政治—社会分部“马德里”1460卷宗（Legajo 1460）收录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记录了1932年和1933年的多次讲座。这些学生的政治教育水平很差；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收上来的十七份答卷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拉尔戈·卡巴耶洛本来没有在暑期学校发表讲话的打算，但学生们被贝斯泰洛和普里耶托的讲话弄得大惑不解，十分不满。这份档案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暑期学校的秘书是年少的桑蒂亚戈·卡里略，他专门负责邀请发言人；他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文塞斯拉奥·卡里略的儿子，当时是一个印刷学徒，后来当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实习编辑，那时他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原注

[19] 这篇讲话后来编成了小册子《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可能主义》（Possibilismo en la democrácia socialista）。这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向青年听众发表的讲话收录于《工人言论》1979年版，第27—31页。——原注

[20] 《新生》，1933年9月23日。——原注

[21] 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1946—），英国历史学家、西班牙文化专家。主要研究西班牙内战史。——中译者注

[22] 保罗·普雷斯顿，《西班牙内战的来临》，第90页。1936年，一个改良主义派记者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Gabriel Mario de Coca）写了一本抨击卡巴耶洛的小册子《反对卡巴耶洛：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Anti-Caballero: Una critica marxista de la bolchevización da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1975年重版，由玛尔塔·比斯卡隆多作序），据这本小册子介绍，当卡巴耶洛在外省开始进行竞选活动时，他被称作“西班牙的列宁”，他对这个尊号做出了礼貌的抗议（第86页）。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还记载了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竞选活动中的言行：10月3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萨夫拉（Zafra）预言：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将开始，这个时期的顶点并不是共和国在1931年的成立：“这个新时期的高潮将是社会共和国的成立”。11月9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唐·贝尼托（Don Benito）宣称社会革命即将爆发，资产阶级将遭到暴力剥夺。必须战斗下去，直到“革命的红旗飘扬在每一栋公共建筑物的楼顶”。11月1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阿苏瓦加（Azuaga）声称，如果军队中出现一个运动，那将不会是将军们的运动，而是“士兵和士官建立社会共和国”的运动。11月13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阿尔瓦塞特（Albacete）声称：“当然，如果法律不为我们服务，如果法律阻止我们前进，我们就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用革命夺取政权。”11月14日，他在穆尔西亚（Murcia）受到了社青团的狂热欢呼，他在演讲结尾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正在走向它。”（第88—90页。）——原注

[23] 路·阿拉吉斯泰因，《历史的教训：德国的毁灭》（Una lección de historia: El derrumbamiento alemán）（1933年）。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1886—1959）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已经转向了左边。他曾于1932年2月—1933年2月担任西班牙驻柏林大使，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已破产。战胜法西斯主义或“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开的社会主义专政”。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在它能够使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巩固阵地”时，才是有用的。——原注

[24] 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1870—1940）是社会党老党员，也是一位大学教授，享有理论家的名声。他在1917年是罢工委员会主席，鼓吹社会党人应该把管理社会的任务、特别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交给共和派，而不能“跳过阶段”。他在1931年当过国会议长；他在党内的基本盘在马德里，在工总内部的基本盘是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他被认为是社会党“改良主义”派的领袖。——原注

[25] 阿马洛·德尔·罗萨尔·迪亚斯（Amaro del Rosal Díaz，1904年12月29日——1991年2月5日），生于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阿维雷斯市（Avilés）。当过银行职员。1931年参加工总，1934年1月当选为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失败后逃往葡萄牙，不久后被遣返回国，被判处二十年徒刑。1936年2月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在财政部工作。1937年10月当选为工总副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6年与胡安·内格林等人一起被开除出社会党。1948年参加西共。1976年回国。199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6] 《西班牙工人总同盟公报》（Boletín de la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ña），1933年12月—1934年1月，记载了整个争论以及各种突然发生的变化。由普里耶托起草的这个纲领收录于多洛蕾丝·伊巴鲁里（Dolores Ibárruri）等人合著的《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第52—54页。这个纲领有十项要求：将一切土地国有化；优先向水利工程提供资金；改革公共教育；解散宗教教团并没收其财产；解散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军队；解散国民警卫队并成立人民民兵；对国家官吏进行改革与整顿；提高产业工人在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待遇；改革税制；通过由人民创建的新的立法机关迅速施行上述一切措施。直到十五个月以后，这个纲领才被公之于众，此时，为了争取实现这个纲领而举行的起义早已被击败了！拉尔戈·卡巴耶洛为了支持这个行动，还做出了一些决定（同上，第54页）：（1）组织一个“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2）在时机合适时发动这个运动，而不管敌人的动向；（3）社会党和工总要同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分子进行接触；（4）一旦胜利，就成立一个社会党—工总政府，这个政府也欢迎一切直接参加斗争的组织参加；（5）这个政府将实行上述纲领。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1883—1962）与商界关系密切，作风倾向“自由主义”。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原注

[27] 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比利亚鲁维亚（Anastasio de Gracia 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于摩拉（Mora）一个贫困家庭，当过泥瓦匠，1903年参加家乡的工会，1911年迁居马德里，1913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此后曾担任马德里建筑工会主席、工总旗下的马德里省联合会建筑工人分会总书记。1928年7月至9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工总主席，1936年1月辞去工总主席之职。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业与贸易部长，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在内格林政府内担任总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8] 帕斯库瓦尔·托马斯·塔恩瓜（Pascual Tomás Taengua，1893年8月18日——1972年5月4日），生于瓦伦西亚。8岁开始当金属工人。14岁参加工总与瓦伦西亚社会主义者集团。1923年参与创建瓦伦西亚金属工会（Sindicato Metalúrgico de Valencia），1928年当选为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会委员。1931年当选为全国钢铁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Siderometalúrgica）书记，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7年10月任工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38年1月再次当选为工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4年至1967年担任社会党主席。1972年回国。1976年于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29]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 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0] 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 Zabalza 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 Central de Cooperativas 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31] 当时，农业工人是待遇最低、条件最差、受失业打击最严重的群体。自从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壮大：1932年6月，它已经有了445414名会员，而工总同期的会员人数也不过是1041539人。它的基础是一批极具战斗性的活动家，他们把全土劳协的领导人、贝斯泰洛派的卢西奥·马丁内斯·希尔（Lucio Martínez Gíl）赶下了台，换上了纳瓦拉社会党领袖之一里卡尔多·萨瓦尔萨（他死于1939年），并为萨瓦尔萨制定了新的路线。——原注

[32] 《社会主义者》，1934年1月28日。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前引书，第101页）写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政治争论，也没有发生思想交锋，仅仅是针对纯粹的事务性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他还指出，这次会议是由社青团事先“安排”的。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的新领导人当中，赫然可见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桑蒂亚戈·卡里略的父亲）与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的名字。——原注

[33] 直到1933年，社青团的领导都来自所谓的社会党“改良主义派”，这个派别的领袖是贝斯泰洛。他在社青团领导层中的支持者有：胡安·罗霍（Juan Rojo）、马里亚诺·罗霍（Mariano Rojo）、何塞·卡斯特罗（José Castro）、菲利克斯·加西亚（Felix García）等人。关于这些人的情况，请参阅桑蒂亚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Demain l’Espagne），第31页。——原注

[34] 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José Laín Entralgo，1910—1972），生于马德里，1932年参加社会党与社青团，1934年在社青团五大上当选为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副书记。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于同年参加西共。内战期间曾任第7军政治委员，并当选为西共中央候补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57年回国。1972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5] 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曾是大学生联合会（Federación Universitaria Escolar，FUE）马德里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向代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青年团的政治立场》（Posición política de las Juventudes）发表于1934年4月21日的《社会主义者》。——原注

[36] 团员年龄不得超过35岁。但绝大多数团员的年龄要小得多。社会党内存在着很深的代沟，因为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发展青年党员的工作实际上毫无进展，而从1930年开始，大量的青年又突然涌进党内。——原注

[37] 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Segundo Serrano Poncela，1912—1976），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在上大学时加入社青团。1934年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当选为统社青执委会委员。1936年11月6日参加西共，并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公共秩序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曾在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和委内瑞拉等地执教。——中译者注

[38] 费德里科·梅尔乔尔·费尔南德斯（Federico Melchor Fernández，1915年4月10日——1985年9月11日），生于马德里。曾参加社青团，并在1934年的社青团五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在1936年参加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西共，并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1937年5月至1938年1月担任宣传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9] 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 Cazorla Maure，1906—1940），1932年2月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同年12月接替卡里略担任公共秩序委员。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1939年3月5日，被卡萨多军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狱。共和国覆灭后继续留在马德里，重建西共组织，同年8月被反动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40] 阿尔弗雷多·卡维利奥·戈麦斯—阿塞沃（Alfredo Cabello Gómez-Acebo，1910—1948），曾参加社青团，在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从1944年起多次潜回国内，负责地下工作。1946年被派往马拉加领导当地的游击战，同年5月21日被捕，1948年3月5日遇害。——中译者注

[41] 拉法埃尔·卡尔沃·库瓦德拉多（Rafael Calvo Cuadrado，1906年10月5日——1936年8月16日），生于加迪斯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加迪斯大学。1930年参加社会党，1933年当选为社会党加迪斯省联合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6年8月10日被俘，8月16日遇害。——中译者注

[42] 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1912—1976）当时是一名研究文学的学生，（据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1460卷宗的记载）他曾在1932年参加过社青团在艾尔·帕尔多（El Pardo）举办的暑期学校。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参加过1933年的社青团暑期学校。在被考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他的同学都显得直白而谦逊，但他却在答案里卖弄学识，提到了乌托邦、黑格尔、马克思和辩证法。——原注

[43] 《新生》，1934年4月18日。——原注

[44] 费—梅，《迈向第四国际？》（Hacia la Iva 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9月30日；费·梅尔乔尔，《第四国际》（La Iva 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11月11日、12月9日。另请参阅《托派青年的立场》（Posición de los jovenes trotskistas），《新生》，1934年1月27日与《致托派青年》（A los jovenes trotskistas），后两篇是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宣扬统一战线政策的论战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者格·穆尼斯在《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Jalones de derrota，promesa de Victoria）（1948）一书中强调指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社青团基层团员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的领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举出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社青团旧卡斯蒂利亚省联合会投票决定参加正在筹建的第四国际，社青团的领导人反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并邀请托洛茨基派“加入”，以及他本人曾反复接到参加社青团的邀请，并且不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安德拉德也说社青团领导人的办公室里挂着托洛茨基的肖像。——原注

[45] 在1934年7月26日和7月30日，社青团与共青团派出代表团，举行了讨论，从讨论记录中，可以看出社青团领袖在1934年中期的总体思想，这次讨论的记录发表在1934年7月28日、8月11日和8月18日的《新生》上，并被里卡德·比尼亚斯作为附录收录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1934—1936》一书中。社青团派出的代表团由桑蒂亚戈·卡里略、塞拉诺·彭塞拉和何塞·莱因组成。卡里略是代表团中唯一发过言的人（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8页）。——原注

[46] 同上，第81页。“工人同盟”（Alianza Obrera）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最早是由华·毛林领导的工农同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倡导成立的；1933年底，加泰罗尼亚开始成立工人同盟。马德里在1934年5月成立了工人同盟，这显然是由社青团发起成立的。全国各地的全劳联组织中，只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劳联参加了工人同盟。西共认为“工人同盟”是最糟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它称作“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不愿参加它……直到1934年9月，西共才在最后一刻参加了工人同盟。——原注

[47] 比克托·阿尔瓦（Victor Alba）在《西班牙共产党》（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一书中（第170页）指出，共青团书记特里丰·梅德拉诺（Trifón Medrano）要求将青年托洛茨基派赶出正在筹建中的青年工人同盟，桑蒂亚戈·卡里略便在自青联的支持下，以社青团的名义，提出放弃组建青年工人同盟。虽然如此，但马德里社青团的领导层并不总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式的开除，在共同组织示威游戏时，他们事先同意不让托洛茨基派参加。1934年9月10日的大型示威游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十万名青年参加了这次“运动场集会”，反对限制他们的民事权利的政府法令；这道法令规定：不满23岁的人必须得到父母的准许才能参加政治组织。——原注

[48] 比尼亚斯，前引书，第80页。当时卡里略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原注

[49] 同上，第79页。尽管社青团发表了这些不容分说的声明，但是，在为于7月10日遇害的社青团员胡安妮塔·里科（Juanita Rico）举行葬礼时，还有为于9月29日遇害的共青团领导人华金·德·格拉多（Joaquín de Grado）举行葬礼时，在社青团（至少是部分的）基层团员的压力下，社青团领袖同意与共青团共同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那个时期，这些联合示威游行对于发动群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原注

[50] 同上，第104页。——原注

[51] 介绍了这次同葡萄牙秘密组织进行的军火交易的文献有：曼·塔古埃尼亚（M. Tagüeña），《关于两场战争的证言》（Testimonio de dos Guerras），第52页；B·迪亚斯·诺斯蒂（B.Diaz Nosty），《阿斯图里亚斯公社》（La Comuna Asturiana）（《“图尔克萨”号案件》[The Case of Turquesa]，第108—113页）；桑蒂亚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第35页。他们全都宣称，国民警卫队只查获了部分货物。在“图尔克萨”号案件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次交易可能是由普里耶托组织的。根据1934—1935年的庭审记录（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购买这批武器的钱是工总旗下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的领袖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Amador Fernández）出的：侦办人员相信，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的这笔钱，是通过它控制的圣比森特（San Vicente）矿山管理层向银行借来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则说（前引书，第35页），如果他的回忆准确的话，社会党伪造了德·比利亚帕迪耶尔纳侯爵（Marquis de Villapadierna）的支票，面额为“一百来万比塞塔”，然后让一位衣冠楚楚的同志把支票兑成了现金。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1913—1972）是一位在马德里学习数学与物理的大学生，他虽是共青团员，却参加了社会党的民兵，并拒绝退出，然后脱离了共青团，参加了社青团；在1934年十月起义前夕，他在民兵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起义失败后他被监禁了几个月，然后服了兵役，在1936年加入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层。他在1936年组织了统社青的首批民兵，并在1937年参加西共。他在1938年担任埃布罗河战线上的第5军军长，下辖70000人。他在1939年流亡苏联，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军校担任教员，1946年移居南斯拉夫，1951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在医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5年脱离西共，并移居墨西哥。弗朗哥政权曾邀请他回国，但被他回绝了。——原注
　　此处有误，在埃布罗河战役期间，第5军军长应为利斯特尔，塔古埃尼亚应为第15军军长。——中译者注

[52] 塔古埃尼亚提到过这样一个计划（第53页）：在费尔南多·孔德斯（Fernando Condés）的接应下，进攻驻扎在马德里金达雷拉（Guindalera）兵营的国民警卫队摩托化集群；费尔南多·孔德斯是一位国民警卫队中尉，也是社会党员，他在1936年策划了绑架并消灭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的行动，并在内战刚刚爆发时阵亡。罗德里戈·希尔（Rodrigo Gil）似乎也是一位有可能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军官，他在1936年7月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他是一位中校，负责指挥炮兵公园的部队，他下令将武器分发给群众。塔古埃尼亚还详细叙述了一次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夺取右派的武器的远征（第45—50页）；他还写道（第52页）：不断地转移军火，难免会惹人注意，而且他们的不专业还险些坏了大事：他们居然把宝贵的军火打包成包裹，送到准备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的家门前！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起义发动前，会有那么多武器被当局查获，而且其中最大一批还是从……人民俱乐部（Casa del Pueblo）里搜出来的，而右翼报刊早就信誓旦旦地宣称人民俱乐部里堆满了武器。在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工总史》[Historia de la UGT]，第1卷，第390—396页）与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黑暗的两年与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第214—219页与第158—159页）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警方从社会党议员或其他人的住宅中搜出武器的事情，比如马德里的加夫里埃尔·莫隆（Gabriel Morón）、哈恩（Jaen）的议员胡安·罗萨诺（Juan Lozano）、罗德里格斯·维拉（Rodriguez Vera）、拉法埃尔·德·布恩（Rafael de Buen）教授等人。在进行技术准备工作时，一些方面的工作明显是由根本不了解这些工作的外行人来做的。另外，关于参与策划起义的军官，至今仍有疑问。所有作者都指出，有军官参加了起义的谋划，他们要么是共和派，要么是社会党人，他们能否率领部队参加起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参加策划起义的军官当中，经常被提到的人有突击警察军官莫雷诺（Moreno）与卡斯蒂利奥（Castillo）、贝尼托·桑切斯（Benito Sánchez）上尉与卡洛斯·法拉乌多（Carlos Faraudo）上尉、国民警卫队中尉费尔南多·孔德斯，当然还有一批军士。陆军中有一批将军是共济会员，比如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Miguel Cabanellas）、里克尔梅（Riquelme）、努涅斯·德尔·普拉多（Nuñez del Prado）、戈麦斯·卡米内洛（Gómez Caminero）、利亚诺·德·恩科缅达（Llano de Encomienda）、米亚哈（Miaja）、波萨斯（Pozas）、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马丁内斯·蒙赫（Martínez Monje）等人，如果说，负责同军队发展关系的普里耶托没有试探过这些人，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起义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Álvarez del Vayo）说过，按照原定计划，“某些军官”会率部参加起义，但他们没有如约行动。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违约”，没有任何人对此做过解释：这也许是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后来遭到激烈反对的原因之一。真正受到起义牵连的军人只有巴斯克斯（Vásquez）中士一人，他在1935年2月1日遇害。——原注

[53] 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原注

[54] 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原注

[55] 根据上文，似应为7月28日，但因无法查证，暂且按照原文翻译。——中译者注

[56] 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Manuel Tagüeña Lacorte，1913—1971），生于马德里。1931年参加共青团。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任第3师师长和第15军军长。卡萨多政变之后，流亡苏联。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脱离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57] 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47页。社青团的“十诫”要求每个小队在行进时排成3X3的方阵，小队长走在方阵左边。请参阅《新生》，1934年2月17日。——原注

[58] 右协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是一个仿效法西斯主义的作风与方法的组织，它决定在4月22日于埃斯科里亚尔举行大型集会。在此之前的几周里，在工人同盟内部，格·穆尼斯代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次向社会党马德里组织提出采取行动阻止集会的建议，均遭到拒绝（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第114—115页）。在4月21日晚上，穆尼斯及其支持者总算迫使工人同盟提出了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的口号。这次罢工大获成功。工人动用了一切手段——包括出动武装的社会党民兵——来阻止法西斯分子在埃斯科里亚尔举行集会。最后参加集会的只有一万人，其中还有大量被雇主逼着参加的农民。共青团和社青团的领袖见状，便把发动罢工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然而这个功劳并不属于他们。（关于双方争功的经过，请参阅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3页、第81页、第83页。）——原注

[59] 费德里科·科埃利奥·加西亚（Federico Coello García，1905—1963），医生，曾参加社青团，1936年3月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集团。内战结束后被反动政权逮捕。1941年获释后，继续参加社会党的地下活动。1963年在法国病逝。——中译者注

[60] 比克托里亚诺·马科斯·阿隆索（Victoriano Marcos Alonso，1903—1958），曾当过银行职员，1931年参加工总旗下的银行职员工会。曾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36年回国后参加了社会党。内战爆发后，曾指挥社会党的民兵。后参加西共。1937年9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长，1938年8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长。内战失败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三十年苦役。1944年获假释。1945年再次被捕，1946年获释后参加社会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47年流亡墨西哥，1958年因车祸逝世。——中译者注

[61] 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 de 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原姓伦奇奥尼（Lencioni）。出生时即被遗弃，幸被收养，1918年将姓氏改为养父母的姓。1922年开始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8年被迫流亡法国。1929年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二世（Umberto 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处五年徒刑。1932年3月获释后，进入西班牙，并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达拉马牺牲。——中译者注

[62] 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48页。费尔南多·德·罗萨（1908—1936）曾在意大利军队服役，并在服预备役期间获少尉军衔。他流亡比利时后，曾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未能得手。他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成员。后来他移居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策划起义时，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革命委员会”授命他逮捕共和国总统。起义失败后他被判处十九年徒刑。1936年二月获释后，他与参加过1934年起义的几个军官（工程兵上尉法拉乌多、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卡斯蒂利奥和国民警卫队中尉孔德斯）一起领导了社会党的民兵组织。他在1936年7月组织了“十月十一日”营，这个营的营长是何塞·莱因，并与桑蒂亚戈·卡里略发生过冲突。他在1936年9月15日因头部中弹而牺牲。至于其他民兵指挥员，胡—西·比达尔特曾提到过恩里克·普恩特（Enrique Puente）。——原注

[63] 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52页。革命委员会由六人组成：拉尔戈·卡巴耶洛、恩里克·德·弗兰西斯科（Enrique de Francisco）、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菲利佩·普雷特尔（Felipe Pretel）和社青团领袖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与桑蒂亚戈·卡里略；它已经同意成立一个政府，但尚未决定这个政府是由“部长”还是“人民委员”组成。——原注

[64] 请参阅普雷斯顿（前引书，第112—120页）对此事的记载与分析。——原注

[65] 《土地劳动者》，1934年5月19日。——原注

[66]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67] 拉法埃尔·恩切·德·拉·普拉塔（Rafael Henche de la Plata，1886年11月17日——1961年9月11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曾参加社会党与工总，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在1934年十月起义期间，曾担任马德里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被后被捕，1936年2月获释。1937年4月23日—1939年3月28日任马德里市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未执行。1945年获释。出狱后参加了社会党的地下组织。196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68] 穆尼斯，前引书，第120—122页。——原注

[69] 拉蒙·拉米雷斯·戈麦斯（Ramón Ramírez Gómez，1907年3月20日——1972年1月5日），教师，曾在阿斯图里亚斯、瓜达拉哈拉和马德里执教。1927年参加工总旗下的教育工作者协会。1934年当选为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席，1938年当选为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任营政治委员。1939年流亡墨西哥。1972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70] 《工总公报》（Boletín UGT），1934年8月；普雷斯顿在前引书第197—198页对此做了概括。——原注

[71] 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写道，领导农业工人罢工的纳瓦拉教师萨瓦尔萨令拉尔戈·卡巴耶洛感到“十分震怒”——他相信农业工人的罢工是毫无意义的，但比达尔特仍强调指出，这次罢工获得了90%以上的农业工人的支持。我们还可以引用桑蒂亚戈·卡里略在同共青团领袖会面时的发言（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8—79页）；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发动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局部斗争”。他解释说：“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获得的成果却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想实现自己的要求，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斗争的主要目的。”在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至少还有一个工人领袖为了给“重大日子”做好准备，为了“保存实力”而限制“局部斗争”的例子：在1923年9月，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了准备起义（也是预定在十月发动）而克制“局部斗争”，结果一事无成（请参阅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39章、第41章）。在社青团的军事政策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既然他们要“为了”群众而斗争，那么，哪怕是在起义的计划中，也就用不着考虑群众自己的运动了，难道不是这样吗？结果，农民被抛弃了，几周后，原本准备率部参加起义的军官也变卦了，社会党民兵的领导人德尔·罗萨尔向起义领袖解释说，“形势急转直下，兵营里的部队没有上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前引书，第174—178页）。在发动起义之前，他们一直在让工人静静地等待。工人还在等待，但他们等来的只是镇压。——原注

[72] 这篇文章收录于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第四卷，1934年4月—1934年12月，第182—186页。（此文的法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英译文[未标明日期]收录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档案库。这篇文章是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一封信，根据其内容来看，应该写于七月与九月之间。——英译者注）在法文版文集中，此文的标题为《加泰罗尼亚的冲突与无产阶级的任务》（Le Conflit catalan et les tâches du prolétariat）；托洛茨基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些惊人的看法，比方说，他以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所起的作用。——原注

[73] 笔者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了阿斯图里亚斯省长费尔南多·布兰科·桑塔玛利亚（Fernando Blanco Santamaria）的一个报告，题为《本人的施政记录》。这是一个被解雇的人的自我辩白。他写道：“阿斯图里亚斯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少于十二万人）全都参加了各种组织——工总、社会党、共产党和全劳联，当他们同意参加所谓的‘工人同盟’并通力合作时，本省就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地区。”——原注

[74] 路·阿拉吉斯泰因，《西班牙的十月革命》（La Revolución de Octubre en España），《利维坦》，1936年2月，第33页。——原注

[75] 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53—55页。塔古埃尼亚在拉·普洛斯佩里达德区参加的行动，似乎与穆尼斯（前引书，第135页）在金达雷拉参加的行动是同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失败，导致了首都起义的失败。——原注

[76] 穆尼斯，前引书，第134—139页。——原注

[77] 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 Gonzáles 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 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中译者注

[78] 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1889—1952），矿工，1910年参与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曾在1920年领导了著名的佩尼亚洛亚（Peñarroya）罢工，后来又在里奥·丁托组织了罢工。因为领导了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国际营救运动的压力下，当局在1935年将他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在狱中接受了采访，向社青团发动了第一次进攻。1937年，拉尔戈·卡巴耶罗及其支持者失势后，他当上了工总主席。——原注

[79] 阿马洛·德尔·罗萨尔·迪亚斯（1904年生）是社青团领袖、银行职员协会领导人与工总执委会委员。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前引书，第175页）介绍，他是社会党民兵的主要领袖，所以，当起义失败后，是他前往画家金塔尼利亚（Quintanilla）的住宅，把失败的消息通知给藏匿在那里的革命委员会的。穆尼斯（前引书，第136—137页）对他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批判；根据某些无法证实的报告，拉尔戈·卡巴耶洛对他的批判也同样严厉。——原注

[80] 这份报告是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的，签名人为D·比森特·桑蒂亚戈（D.Vicente Santiago），日期为1935年3月9日。这份报告究竟是呈送给内务部长的还是给政府首脑的，不得而知。——原注

[81] 玛尔塔·比斯卡隆多明确指出：在1976年5月，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告诉她，这本小册子的第36页至第98页的内容是他写的（请参阅她为《1934年十月：对革命的反应》所作的序言，第50页）。——原注

[82] “二十一条”是指参加共产国际所必须满足的21个条件，具体请参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8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84] 1979年，笔者在墨西哥的《新政治》（Nueva Política）第9期上发表了《桑蒂亚戈·卡里略、苏联与历史》，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对1917年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为他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找出了“历史先例”，笔者在此文中研究了他的解释，特别是他所谓的“历史先例”。在对他政治生涯初期的著作，以及无疑是他政治生涯末期的著作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尽管这个人既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可以矢口否认自己前后不一，但他至少有一点是前后一致的。那就是他对历史的极度轻蔑；事实上，他总是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做法只能称之为“无耻”。他在1935年既以“布尔什维克”自命，同时又对“二十一条”横加指责，这看似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然而，他一面抱怨社会党议会党团的“独立性”，甚至抱怨党对自己的报刊缺乏控制力，另一面又认为社会党同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合作的政策，以及后来在1931—1933年参加阿萨尼亚政府的政策是“革命”政策。他一面宣称社会党是第二国际唯一的革命党，另一面又宣称社会党需要“布尔什维克化”。不妨指出，他在1933年—1935年对列宁多有批评，对斯大林却只字不提。1935年的卡里略和1978年的卡里略的共同之处就是：他像所有反共分子一样，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在此期间，他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跟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一样，都把“斯大林主义者”当成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原注

[85] 《十月：第二阶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126页。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卡巴耶洛似乎与普里耶托达成了共识：起义应该由社会党来组织，社会党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只与工人组织合作，这个意见得到了普里耶托的赞同。关于两派后来对此提出的理由，请参阅比达尔特，前引书，第409页，他将双方的理由总结如下：
　　“我们（指内格林和普里耶托等人）从十月运动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有组织的国家政权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选举联盟，才能赢回共和国，这是唯一的出路……卡巴耶洛的伙伴们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表明，即使对手是军队和国家政权的全部组织，人民仍有可能获胜。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普里耶托联络过的军官临阵脱逃；普里耶托在国外的一些发言；他对狱中一些拒绝为罢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的批判（在先前的表决中，由于他投了赞成票，所以通过了举行罢工的决定），等等。”——原注

[86] 同上，第126页。——原注

[87] 社会主义青年国际（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是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1907年8月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西班牙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成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也随之发生分裂，忠于第二国际的部分支部在1921年重建该组织，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International Socialist Youth Movement）。二战爆发后停止活动。1946年9月30日，该组织重建，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中译者注

[88] 《十月：第二阶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126页。——原注

[89]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90] 皮埃尔·拉瓦尔时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前往莫斯科，签订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5月15日，他会见了斯大林，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法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维持军力的国防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先生的理解与完全赞成。”法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决反对“国防”的概念，在此之后，它在巴黎全城贴满了以“斯大林是对的”开头的海报。——原注

[91] 《十月：第二阶段》，第155—156页。——原注

[92]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Enrique Fernandez Sendón，1909—1954），生于加利西亚里维拉镇（Ribeira）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马德里学习商业，在求学期间逐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当选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共产主义》编辑。数年后参加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被俘，1940年获释，返回家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93]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是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成员，化名“L·费尔森”（L.Fersen）。——原注

[94] 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党人的立场：我对于一种意见的权利》（《自由报》，5月22日）、《社会党人的立场：大赦是选举联盟的基础》（同上，5月23日）、《社会党人的立场：议会行动的价值》（同上，5月24日）、《社会党人的立场：对失败的痛悔》（同上，5月25日）、《社会党人的立场：领袖专制的奇异灌输》（同上，5月26日），均收录于文选《重要言论》，第228—254页。——原注

[95] 桑蒂亚戈·卡里略，《社青团书记的发言》（Habla el secretario de la Juventud socialista），《战斗报》，1935年6月28日。——原注

[96] 卡·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保卫社青团：社会党人的立场》（En defensa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Posiciónes socialistas），《战斗报》，1935年7月12日。——原注

[97] 在2371卷宗中随机抽取的几分材料表明了镇压的范围之广、手段之严厉，就连一些看似风平浪静的地区也遭到了牵连。一位被监禁在潘普洛纳的囚徒在1935年8月17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在那个城镇有175人被起诉，其中145人被监禁；这封信中还写道了圣塞瓦斯蒂安做出的严厉判决：两人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两人被判处十四年徒刑，两人被判处十年徒刑，七人在被“预防性拘留”七个月后无罪获释。——原注

[98] 玛尔加丽塔·内尔肯·曼斯贝格（Margarita Nelken Mansberger，1894年7月5日——1968年3月8日），作家、女权主义活动家。生于马德里一个珠宝商家庭，父母有德裔犹太人血统。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二十年代初开始投身妇女运动。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于1931年、1933年、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4年十月起义失败后，被剥夺议员豁免权，被迫流亡国外。内战爆发后，积极与《明晰》合作，并于1936年12月参加西共。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2年10月被西共开除出党。二战后继续积极参加共和国流亡政府的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1968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99] 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收录有一批重要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流亡到荷兰奥斯坦德的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与流亡到苏联的毕尔巴鄂社会党活动家米盖尔·塞古拉豪雷吉（Miguel Segurajauregui）的往来信件。在8月23日的一封信中，米盖尔·塞古拉豪雷吉汇报了比尔希利奥·利亚诺斯（Virgilio Llanos）与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刚刚发生的激烈冲突：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吹嘘说，由于她从中作梗，使苏联放弃了邀请普里耶托访问的想法。普里耶托在8月26日回信说，他对此毫不惊讶；他的答复表明他相信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已经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她正在社会党内充当“潜伏者”。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在1936年2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12月正式参加共产党。——原注

[100] 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 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101] 费尔南多·克劳丁，《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的共产主义运动》（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伦敦，1975年，第1部，第187页、第182—183页。里卡德·比尼亚斯在一本其它方面都非常吸引人的书里，在这个问题上提到了费尔南多·克劳丁的这部作品，同时对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了分析，对这个分析，人们最多也只能说它……坦率得惊人；此外，尽管里卡德·比尼亚斯引用了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而且克劳丁的分析与他自己的分析是矛盾的，但他并没有去反驳克劳丁的分析（前引书，第39—43页）。——原注

[102] 请参阅何塞·莱因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明晰》（Claridad）周报，1935年8月17日、1935年10月12日、1935年10月19日。——原注

[103] 1935年2月2日，何塞·莱因和他的同志们写信给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他转告拉尔戈·卡巴耶洛：必须马上对社会党进行整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工人同盟。1935年3月，他们再次重申这些要求，并坚持要求必须开展一个工会统一运动，把工总、工联总（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Unitário，CGTU）和全劳联等工会全都统一起来。同一批文件（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里收录有1936年1月的两封信件，都是流亡到苏联的同一批社会党流亡者写的，一封是从莫斯科寄出的，另一封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寄出的，一封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使它成为了光芒万丈的核心”，另一封则宣称“革命、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工人同盟已不复存在，而共产党和社会党右翼串通起来，同共和派结成了人民阵线。可是这些昨天还在鼓吹“布尔什维克化”的人，现在写的信中却全是对苏联及其领袖的肉麻奉承。我们还能发现，有人在1935年8月给普里耶托写信，告诉他胡安·内格林博士访问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一事。有一份未标明日期的名单（可能是1936年1月写的），上面列出了36个在苏联避难的社会党流亡者的名字，其中有14人是社会党员，13人是社青团员，9人既是党员又是团员。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忠实支持者恩里克·德·弗兰西斯科（Enrique de Francisco）从苏联寄来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个数字，他在这封信中指出：在苏联避难的社会党流亡者中，有28人在《致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公开信》（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是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而不是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上签了字，另有8人拒绝签字；这封公开信以最乏味的斯大林主义式的风格，为苏联进行了辩解。——原注

[104] 何塞·迪亚斯·拉莫斯（José Díaz Ramos，1895年5月3日——1942年3月20日），生于塞维利亚，当过面包师，1913年参加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不久后参加了全劳联。曾领导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罢工。1925年被捕，1927年获释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在1932年4月的西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后担任总书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杀。——中译者注

[105] 多·伊巴鲁里，前引书，第1卷，第62页。包括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内的社会党领袖在受审时拒绝认罪，并拒绝为起义承担责任。——原注

[106] 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 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107] 维托里奥·柯多维拉（Vittorio Codovilla，1894—1970），生于意大利。在三十年代，他是阿根廷共产党的领袖，并化名“梅迪纳”（Medina）为共产国际工作，主要是在西班牙工作。关于他探望狱中的卡里略一事，请参阅比尼亚斯，前引书，第36页，注释30，里面提到了阿尔迪亚卡神父（Pere Ardiaca）和费尔南多·克劳丁的证词。其实，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3—46页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柯多维拉与我相处甚欢。我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部分应该归功于他。但在当时，我接触过的共产党领袖就只有乌里维（Uribe）一人……共产国际通过共青团的领袖，同我们保持着直接接触。”他说，在他坐牢的时候，柯多维拉只探望过他一次，但在他出狱后，到前往苏联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柯多维拉进行过多次讨论。关于他的政治“转变”，他写道：“我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曾是‘极左派’。访问苏联，使我们的道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折。”——原注

[108]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 Álvarez del Vayo y 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Español de Liberación 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109] 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中译者注

[110] 塞·塞拉诺·彭塞拉认为，共产国际可以接收“社会党左派”而不用立即修改自己的章程，因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正符合社会党左派的期望；阿拉吉斯泰因则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加强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削弱了共产国际本身的集中制；不过他相信，这个政策会被采用，是受了苏联的当前利益的影响。——原注

[111] 请参阅安德列乌·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与社会党左派。一个矛盾》（El Congreso de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y las socialistas de izquierda. Una incongruencia），《战斗报》，1935年8月30日。宁分析了社会党左派和斯大林派的政策，认为社会党左派的政策是积极的、进步的，而斯大林派的转变则是严重的倒退和剧烈的右倾。宁提出质问：既然共产党正在接受社会党“改良主义派”和“中派”的立场，那么，社会党左派又如何同共产党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呢？这个分析很精彩，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的建议。——原注

[112] 《行动的统一与组织的统一》（Unidad de acción y unidad orgánica），《阿斯图里亚斯》，1935年10月25日。——原注

[113] 玛·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62页。——原注

[114] 《朝着组织统一的急行军》（Hacia la unidad orgánica a marchas rapidas），《明晰》，1935年12月7日。——原注

[115] 《反叛报》（Rebelión），1936年1月11日。《反叛报》是艾尔达（Elda）社青团的机关报。这篇文章收录于比尼亚斯，前引书，第140—143页。塞拉诺·彭塞拉在内战期间担任《现在》（Ahora）日报经理，战后在美国多家大学担任教职。其实，此时在社青团内部出现了一个重新打出“极左主义”旗号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人物有何塞·布利耶霍斯（José Bullejos）、路易斯·P·加西亚·拉戈（Luis P. García Lago）（他在1934年曾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和格里戈里奥·洛佩斯·莱蒙多（Grigorio López Raimundo），他后来担任西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原注

[116] 关于卡巴耶洛辞职的原因（这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请参阅普雷斯顿，前引书，第237—239页；桑托斯·胡利亚，第81—86页。拉尔戈·卡巴耶洛在10月1日第一次提出辞职，但后来又收回了辞呈。12月16日，他确认辞职。他是以技术原因为借口而提出辞职的，但他显然不想在执委会中与人分享权力，并认为召开代表大会可以产生一个他所需要的一致的领导层。党员群众对他的支持力度，真的有他认为的那么强大吗？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党的机关支持普里耶托。社青团还在坚持鼓吹“布尔什维克化”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在社会党内）吗？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某些人身上出现了脱离社会党的迹象，保罗·普雷斯顿认为，普里耶托在埃西哈（Écija）遇刺一案，就是由这些人策划的；当时，这起行刺事件可能是为了挑动分裂而策划的。——原注

[117] 特里丰·梅德拉诺·埃卢尔瓦（Trifón Medrano Elurba，1912—1937），生于工人家庭，1932年在共青团二大上当选为共青团总书记。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统一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第五团。1937年2月前往北方开展宣传活动，2月17日在开会时遭到轰炸身亡。——中译者注

[118] 党的书记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在《我们全都有罪》（Todos fuimos culpables），第1卷，第58页写道，1935年底，雅克·迪克洛探望了狱中的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建议他参加共产党，并邀请他在获释后尽快访问苏联。埃尔南德斯被激怒了。所以，在1936年3月，尽管他是社青团主席，但他拒绝出访苏联，后来他被费德里科·梅尔乔尔接替（梅尔乔尔与卡里略一起去了莫斯科）。——原注

[119] 比尼亚斯，前引书，第61页。奇怪的是，比尼亚斯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马上就拥有了远胜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物质资源，但这些物质资源是怎么来的呢？他只是指出：社青团遭到了所有社会党报刊的“抵制”，只有《明晰》支持社青团。里卡德·比尼亚斯不想用“阴险的权谋”、政治背叛、不忠、腐败等理由来解释社青团领袖投靠斯大林主义一事，这是合理的，我们能够理解，但他对这个关键问题如此缺乏好奇心，着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斯大林派向西班牙进行渗透的工作中，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他们最宝贵的手段，莫斯科很可能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原注

[120] 在一些人的介绍下，卡里略参加了西共中央的工作，保罗·普雷斯顿（前引书，第308页）引用了一些人的证词。当时卡里略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胡·西·比达尔特（前引书，第58—59页）写道，卡里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为合并而工作”。这显然是错误的：几个月以前，卡里略就在为青年组织的统一而工作了。真实的情况是：在1936年初，当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最终决定，不再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踩钢丝，彻底倒向共产党，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5页）里也承认了这一点。比达尔特（前引书，第595页）认为，社青团（此时已成为统社青）的领袖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忠实仆人”。——原注

[121] 《工人世界》，1936年5月1日。桑蒂亚戈·卡里略以前非常钦佩托洛茨基，但他现在非常清楚，在苏联被当成“托派”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原注

[122] 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90页）描写了全国领导层内部的对立。而且他还明确指出（第98页），在共青团前领袖特里丰·梅德拉诺死后，就没有人能挑战卡里略在统社青内的领导地位了，而克劳丁是仅次于卡里略的二号人物。他列举了一些被“边缘化”的社青团前领导人，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不妨看看何塞·卡索尔拉（在卡里略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时，他短暂担任过卡里略的副手）、何塞·莱因（他先是负责训练政治委员，然后当了省长）和费德里科·梅尔乔尔的情况。塞拉诺·彭塞拉还在当记者，并负责领导《现在》日报。塔古埃尼亚本人是唯一一个从社青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军事首长。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参加了警察工作的人，比如律师奥尔多涅斯，特别是桑蒂亚戈·加尔塞斯（Santiago Garcés），他当上了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SIM）局长，据说他和苏联情报机关有联系。他后来流亡墨西哥，1940年5月24日，有人企图刺杀托洛茨基，他因此受到调查，但调查结果表明他没有参加刺杀阴谋。塔古埃尼亚没有提及社青团前团员在镇压其它工人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时候，他对卡里略的个人仇怨，会影响他的判断：比方说，其他的社青团领导人并没有全部被“边缘化”。何塞·卡索尔拉曾先后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副公共秩序委员与公共秩序委员，并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他在1937年担任西共中央委员。我们知道，他在1939年未能离开马德里，便潜入地下，在一段时间里，他领导着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所以，在他被捕后，他便没有生还的可能，被判处了死刑。另外，在塔古埃尼亚完成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曾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的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已经变成了一个批托专家，并仍是西共书记处委员。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则远离了政治。有一个人确实“失足”了：何塞·莱因第二次流亡苏联，当上了……小学教师。后来他在弗朗哥仍在世的时候返回了西班牙。——原注

[123] 胡安·马丁·图恩迪多尔·洛佩斯（Juan Martín Tundidor López，1911年11月11日——2006年2月9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马德里社会党人。幼年时随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伦西亚定居。1929年参加社会党，同年当选为瓦伦西亚社青团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了平定瓦伦西亚叛乱的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二战后参加了重建社会党流亡机关的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2006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124] 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Rafael 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1936年10月15日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25] 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里有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作者是曼努埃尔·德利卡多（Manuel Delicado），日期为1937年9月1日，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将这个报告传达到与中央委员会合作的各个支部的党员手中，报告中指出：“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与托洛茨基分子，不满分子与投降派……可能会联合起来，这会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原注

[126] 埃斯特万·毕尔巴鄂，《关于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Algunas consideraciones ante la situación），《共产主义》，1934年4月，第168页。埃斯特万·毕尔巴鄂·乌鲁萨（Estaban Bilbao Urruza，1896—1954），1913年参加社青团，1920年参与创建西共毕尔巴鄂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他在毕尔巴鄂和阿斯蒂列洛（Astillero）组织了左翼反对派。他是最早鼓吹“打入”社会党与社青团的人。他亲自打入了社会党，但在社会党内遭到了孤立。内战期间他参加了穆尼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他在流亡法国期间逝世。——原注

[127]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128] 胡安·安德拉德，《关于西共党史的意见》（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l PCE），第72—74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他于1966年5月25日在巴黎发表的演讲的摘要。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1898—1981），1916年参加社青团，1919年至1920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并担任党执委会委员与党报《共产主义者》（El Comunista）周报编辑。他是西共主要领袖之一，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成为左翼反对派和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统工党成立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1937年6月被捕，在1938年的统工党审判中被判处15年徒刑。他在1939年逃往法国，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后来被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西班牙人解救。他在法国度过了长期的流亡生活，1980年返回马德里，1981年5月1日逝世。——原注
　　原文连结：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broue/1983/12/carrill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