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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与西班牙革命
皮埃尔·布鲁埃
（1967年4月）
龚义哲 译
前言
本文是应霍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之邀请，特地为这个文集而编写的；从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革命在血雨腥风中席卷了整个半岛，但本文并不打算回顾革命的各个阶段（哪怕只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请参阅我与我的好友艾米尔·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子夜出版社，1961年）。
西班牙革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本文的目的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这位被斯大林放逐的俄国革命家，提出了革命领导层的危机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不管他的批评者和某些赞扬者有什么看法，我们都认为他的意见依然适用于当下。
在托洛茨基一生中，1936年的西班牙，是武装工农在革命斗争中与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最后一个战场。西班牙内战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托洛茨基就是在二战的第一年里被暗杀的。但西班牙也是格伯乌在苏联境外首次大规模开展活动的战场。正当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接连在莫斯科的格伯乌牢房里死去的时候，斯大林的刽子手正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西班牙革命者都扣上“托派”的帽子，逐一加以消灭。然而，在西班牙革命中真正发挥过作用的政党或团体，没有一个是托派。在1937年被斯大林党消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决否认自己是托派；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也总是对统工党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
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特别是多伊彻[1]，往往对西班牙内战草草带过，托洛茨基试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西班牙内战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与行动中所占的地位，没有得到这些传记作者的重视。这绝非偶然。诚然，伊萨克·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为了建设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个目标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但是，要想理解托洛茨基在西班牙事件上的立场，就绝不能脱离他当时提出的总前景，特别是他在那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建设一个革命的领导层，一个领导世界革命的党，也就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及其走狗在西班牙战场上，对统工党之类的反斯大林的革命派进行的打击，其实是针对第四国际的打击。
西班牙革命的任务
早在1936年之前，托洛茨基就对西班牙问题产生了兴趣。在他的法文版文集的第三卷里，就有数百页的篇幅是讨论西班牙问题的，而这仅是他的文章和信件中的一小部分：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与他关于德国的著作享有同等光荣的地位——不妨回想一下，当希特勒和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做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德国成了世界形势的关键。
当然，在西班牙革命开始的时候，随着君主制的垮台和阿尔方索十三世[2]的出逃，那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谁要是以为，软弱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它的政治代表是各个共和派政党）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这个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托洛茨基写道：“整个西班牙共和派的基础，仍是现存的财产关系。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剥夺大地主、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或彻底净化污秽不堪的文武官场。”托洛茨基根据“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三十年前就被人提出来了，俄国革命从正面对它做出了光辉的证明，而中国革命在1927年的失败，则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得出了这样的意见：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以及无产阶级抵抗旧制度的寡头集团与资产阶级的能力。
托洛茨基在一篇分析西班牙政治形势的文章（日期为1931年1月24日）中，谈到了西班牙的罢工运动的规模及其完全的自发性质。他把这一阶段总结为“群众觉醒、动员并投入斗争的阶段”。他写道：“通过这些罢工，阶级越来越有阶级的自觉。”然而，在某一时刻使工人运动具备了力量的自发性，到了下一阶段，就有可能成为工人运动的弱点，使运动遭受失败。放任自流、“没有明确纲领、没有领导”的工人运动，必然会是“前途无望的”。在普里莫·德·里维拉[3]将军独裁时期，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与独裁政权合作；他们现在又成了共和派的跟班。托洛茨基写道：“如果社会党掌握了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它只会做一件事：把通过革命夺来的政权拱手让给共和派，然后共和派就会顺理成章地把政权交还给原来的主人。”西班牙共产党非常弱小，由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强加给它的领导方法，使它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它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在部分觉悟工人眼中，它已经威信扫地；觉悟工人批评共产党，既是因为它的官僚式的领导方法，也是因为它盲从莫斯科的命令，特别是在“第三时期”采用了“冒险主义”的口号。真正的革命骨干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拒之门外。共产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其实，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性的分子，都被全国劳工联盟吸收了，托洛茨基指出：“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全劳联集中了最优秀的分子。”他写道：“巩固这个组织，并将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是每个先进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责任。”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出来，反对控制着全劳联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一个无政府主义密谋小团体。只有通过苏维埃——即“委员会”（juntas）——才能利用各种民主性质的过渡口号，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但这需要革命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开展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同社会党的“议会痴迷病”斗争，另一方面要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痴迷病”斗争。他写道：“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政治，等到政治掐住他们的喉咙时，他们就把政治舞台让给了阶级敌人。”
通过有组织的、大胆的革命政治活动，来争取群众；使群众摆脱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的影响；以“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优良的阶级组织；准备起义，夺取胜利，并彻底消灭旧的国家机器；这些就是西班牙革命者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托洛茨基相信，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但西班牙还没有这样的先锋党。托洛茨基在1931年写道：“如果说，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带给西班牙工人的只有官僚化的领导层和不断的分裂，那么，要想锻造出一个真正的西班牙共产党，就只能抛开共产国际的干部。不管怎么说，都要建立这样一个党。”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战士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组织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与其它国家的左翼反对派相比，西班牙的左翼反对派似乎更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拥有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一批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比如安德列乌·宁[4]，他还是全劳联书记的时候，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后来还当过红色工会国际书记；胡安·安德拉德[5]，他在战争结束后，带着大部分社青团参加了共产国际；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以其优秀的研究与理论探讨，以及力图对西班牙形势作出具体的分析而著称。在工人运动中，同时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主义和社会党的议会主义，双方缠斗了很久，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提出的口号，给受到其它思潮影响的活动家指明了一条出路。毫无疑问，在西班牙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要比在其它国家更有希望。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活动家变得急躁了，他们提出：正式的西班牙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不应再坚持正式党的“反对派”的立场，而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认为，应该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挽救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国际。国际上的一切革命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策略上都必须坚持一个要点。只要共产国际还不是彻底无药可救，所有反对派的支持者就都要尽量留在共产国际内部，为捍卫共产国际的缔造者的理想而斗争。斯大林的灾难性的政策，给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斗争的中心转到了德国，在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仍然坚持反对派的立场，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左派的大部分人追随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灾难性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试图挽救共产国际。
1934—1935年的转折
斯大林党的机关，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束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手脚，导致德国工人阶级不战而败，让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突击队——势必发生殊死的搏斗。共产国际驯顺地接受了莫斯科下达的政策，为它的领袖高唱“永远正确”的赞歌，拒绝承认德国惨败的重要意义，全力压制内部的批评意见，并阻挠了工人联合阵线的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本身就是对付希特勒大军的有力武器。在托洛茨基看来，德国的惨败，是共产国际的“1914年8月4日”，也就是说，对于共产国际而言，德国惨败的意义，相当于第二国际的领袖宣布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一事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意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死透了，不可能再通过内部斗争来“挽救”它们，使它们起死回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抛弃自己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的立场：从现在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所急需的革命领导层，他们必须为建立新的国际——第四国际——而奋战。在指导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政治活动时，他们还必须培养出独立的革命核心，这样才能把年轻一代的战士，从旧的领导层那里争取过来。
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发展，似乎为这个计划的执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实，在作为正式的共产党的反对派而活动的短短几年里，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了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进一步的斗争中领导群众，它提出了一个由一系列过渡要求组成的最低纲领，它的领袖将这个最低纲领总结为：
“当前可能实现的要求有：劳动时间、工资、男女同工同酬、给工人阶级提供保障、集体合同等；民主革命的要求有：没收大庄园并分给农民，政教分离，彻底的集会与游行自由等；针对反动势力的总要求有：要求承担责任，没收保王派反动分子的一切财产——包括城乡财产、个人与房地产在内；有助于组织群众自卫，并使他们趋向夺取政权的政治要求有：建立抵抗反动势力的联合阵线，工会团结，在工厂、农场和兵营里建立代表会……其它不能立即实现、但日后将有助于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要求有：工人监督生产，全面解除一切资产阶级机关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
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发展迅速：在1932年它拥有至少2000名成员，它发展的成员当中，既有各种政治背景的青年，也有各个工会的会员，它在加泰罗尼亚（主要是巴塞罗那）发展迅猛，但在马德里、新卡斯蒂利亚和旧卡斯蒂利亚、毕尔巴鄂、阿斯图里亚斯、萨拉曼卡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发展得也很快。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先进工人当中，在全劳联和工总当中，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政党苟合的政策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举行孤立的起义的政策，也同样遭到了破产，所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才能不断壮大。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西班牙共产党却还是跟德国共产党一样，以同“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斯大林党扣给社会党的帽子）斗争才是首要任务为借口，竭力反对建立工人联合阵线。
在加泰罗尼亚，另有一个因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时期”路线而诞生的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同意与这个组织结成联合阵线。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发生了分裂，在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位先驱华金·毛林[6]领导下，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一批骨干成立了工农同盟，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仅剩的重要活动家，全都被它争取过去了[7]。托洛茨基认为，毛林的反对派是“右翼反对派”，相当于德国的布兰德勒[8]派、美国的洛夫斯东[9]派和意大利的塔斯卡[10]派。在思想上，它与苏联共产党的“右派”——布哈林派——有联系，它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的宗派主义政策，反对它们拒绝建立“联合阵线”、并给社会党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帽子的做法。对于这些右翼反对派团体，托洛茨基写道，它们“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更糟糕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拙劣模仿者……广为散布的各种偏见，却被它们欣然接受”。在工农同盟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后，托洛茨基在1931年6月写道，这个文件是“移植到西班牙土壤上的彻头彻尾的‘国民党理论’”。毛林派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同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套近乎，又拒绝对苏联国内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进行批判，并企图劝说莫斯科的领袖，让他们把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自己，这些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批评。他在通信中一再提醒人们要当心毛林与工农同盟，他认为，毛林派那种“中派主义”，要比斯大林主义的“正式的中派主义”更加糟糕，他号召人们对这种“中派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事实上，毛林反对派制造的思想混乱，已经危及到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发展：只有在马德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才能争取到共产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而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工农同盟的混乱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它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它在原则上的批判立场，构成了一道障碍，妨碍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吸收心怀不满的共产党基层党员。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当中取得的进展，在社会党内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表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党与共和派政府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了明显的破产，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催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左翼，矛盾的是，这个左翼的领袖，是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11]，他从多年的改良主义经验出发，猛然倒向了革命政治，并宣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促使拉尔戈·卡巴耶洛发生了转变，他在强烈的激情驱使下，又极大地加速了激进化的运动。这种现象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在他的门徒——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与团员，还有围绕在他身边、主持工总刊物《明晰》（Claridad）的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楚。因此，他的非正式代言人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在1934年给工总的机关刊物《工人言论》（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我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实际上已经死了；第二国际代表的改良主义的、民主的和议会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为莫斯科向全世界转发‘圣旨’的第三国际的那种革命社会主义也已经死了。我相信，在两个国际的尸体上，将会诞生出一个第四国际，它会吸收其中一个国际的革命策略，和另一个国际的民族自治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态度，也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工人总联合会的态度，可以看作是这个第四国际的态度，这个第四国际就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即使把这番话，当作是毕生执行机会主义政策、最近却突然投靠了革命政治的领袖，为了迷惑人心，而说出的夸大之词，但在社会党基层党员当中，拥护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拥护社会党参加建立第四国际的潮流，依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大会通过的决议、它们发行的刊物与它们组织的游行中的内容当中可见一斑。
同时，全劳联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以全劳联前总书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13]为首的右派组织“三十人集团”公开倒向改良主义工会运动；尽管遭到了伊无联的强烈反对，但大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还是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不搞政治”就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它只会对阶级敌人有利。在十月起义期间，尽管自己的领袖（包括左派社会党人在内）犹豫不决、态度反复，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阶级还是以其举世闻名的活力投入了战斗。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号召成立“工人同盟”，全劳联的领袖却拒绝参加工人同盟（只有全劳联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联合会同意参加），把自己同这个群众运动隔绝开来，甚至导致了更大的危险：在十月起义后，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运动席卷了全国，就连正式的共产党也在最后一刻参加了进去，全劳联的政策却使自己遭到了这个运动的孤立。
托洛茨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即将到来，斯大林党和改良主义党准备在“保卫民主”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在反革命的急迫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小组织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他们遭到了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党—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排斥的情况下。尽管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的人数还是很少，与工人阶级群众缺少联系，而群众仍然倾向于现有的大党，自发的激进化潮流正在冲击着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但在较长的时间内，群众还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潮流，把它变为自己的优势。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为了回击法西斯暴动，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首先结成了统一战线，在1934年8月，集结在《真理报》[14]周围的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打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在社会党塞纳联合会最优秀的左派分子当中，在青年当中，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巩固。
西班牙的条件更为有利，那里的激进化发展得更为深入，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威望。马德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新生》（Renovación）向托洛茨基主义者发出了多次呼吁，其中包括：
“向西班牙最优秀的革命派与理论家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参加青年运动与社会党，促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
托洛茨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社会党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组织，使其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核心，吸引那些被共产党突如其来的机会主义转变弄得措手不及的共产党员，以及被全劳联的虚弱无力的机会主义转变弄得不知所措的全劳联会员；它还能够给这种自发的激进化运动赋予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形式——由于自发的激进化缺少革命的领导层，它很有可能会被只在口头上坚决革命的斯大林党与社会党左派引上歧途。
但托洛茨基没能说服他的西班牙同志们。虽然大部分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行了这一“转折”，西班牙支部的大部分人却不肯这么做。在1934年底，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讨论之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拒绝打入社会党；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的少数派没有走到突破组织纪律的地步。相反，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在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的9月25日共同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新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3—1935年的各种事件，促使群众激进化，也促使西班牙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了重组，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然而，乍一看，它的诞生却是矛盾的——它是由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合并而成的，用斯大林分子科尔佐夫[15]的话来说，它是“托派—布哈林派联盟”；托洛茨基曾强调指出，要通过政治上的分化，力争建立新党，而他以前的追随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两个现成的组织合并起来，在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
“把现有的各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核心，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的激励而活跃起来的新一批革命者，还有那些被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弄得意气消沉而暂时陷入了消极状态的分子，都统一起来，这样就能建设出伟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
他们甚至宣称，“……只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的原则，被社会党与共产党所接受”，统工党就愿意在将来的某次代表大会上，同现有的大党合并。
这一直是毛林与工农同盟的立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前领导人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接受了这个立场，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前领导人放弃了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只想把已被托洛茨基认定为死尸的两个旧国际统一起来。统工党很快就参加了伦敦局[16]，这并不奇怪：伦敦局是一个联络性的组织，它的成员是形形色色的从本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团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拒绝为成立“新国际”而斗争。
从此以后，当社会党右派和斯大林派共产党强烈要求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结成竞选联盟时，西班牙没有一股哪怕是很微弱的政治势力能够站出来反对。当西班牙托派的领袖安德拉德与宁做出决定，不去打入社会党，而是同毛林的“右派”共产主义者合并时，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而使西班牙的斯大林党从1936年开始获得了群众基础；并导致了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在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纲领上签字。格·穆尼斯[17]表达了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内战的惨剧、人民阵线对革命的系统性破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行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弗朗哥的胜利，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部分在1935年的重组。在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群众转向了左边，变得日益激进，社会主义的觉悟日渐高涨；而各个政党却倒向了右边，形成了一个相互勾结的封闭圈子。
“正当群众准备向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国家发动进攻时，所有的政党却在不同程度上，恭敬地拜倒在同一个国家面前。”
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就是要同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斗争，也就是要同阶级合作的支持者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在1934年拥有了真正的影响力，也拥有了发展和扩大的可能；然而，到了1935年底，在工人运动中，没有一个团体坚持主张必须在思想上无情地划清界限、必须批判打着“统一”的幌子的阶级合作。所以，托洛茨基认为他以前的同志在斗争中叛变了，为此他至死都在猛烈批判他们。
从人民阵线到革命
1935年，托洛茨基被法国驱逐出境，在暂居挪威期间，他又遇到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已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进行了分析，它是由法国共产党根据已官僚化的第三国际发来的新指示而倡导成立的。在《法苏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宣称“完全支持”皮埃尔·拉瓦尔[18]反动政府的国防政策，并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大肆宣扬；作为新的“神圣的联合”[19]的一个步骤，社会党和共产党纷纷开除革命分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企图把激进化的法国工人群众引入议会道路，诱使他们同激进党结盟，并以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团结的名义，谴责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军工工人的自发而“野蛮”的运动[20]，这一切暴露了法国人民阵线的真面目：为激进党——法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党——涂脂抹粉，凭借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纯粹的议会前景来破坏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雄心。
1936年1月15日在马德里签署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盟约，与法国人民阵线如出一辙。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吝于指出它的极其温和的性质，其实它已经尽量不革命了。在这个盟约上签字的各个政党确立了一个共同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左翼共和派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就要在各种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下成立政府”。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他们要求实行大赦，并“全力维持权威的原则”。这个纲领的开头就写着：“共和派不会接受将土地国有化、并将其免费分给农民的原则。”在人民阵线的经济纲领中，它出于“经济的总体利益”与“国民的生产”的考虑，提出设立“经济与技术调查的机关，国家不仅可以借此获得进行政治指导所需的各种要素，还能获得个体经营者，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纲领特别指出，各共和派政党不会接受“社会党代表提出的……在工人监督下……对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它还指出：“各共和派政党设想的共和国，不会以某个阶级的社会或经济需求为国策，而是根据民主自由的计划，为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服务。”在这个文件的结尾，在上面签字的各个政党一致赞成“国际政治应该遵守国际联盟的原则与方法”。
在人民阵线盟约上签字的有共和派政党、社会党、工总、社青团、共产党、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还有……统工党，代表统工党签字的是胡安·安德拉德。就在十二天以前，也就是1936年1月3日，统工党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发表了题为《我们革命的关键一年》的社论，其中写道：“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走向社会主义，走向第二次革命，要么就是仓皇败退和反革命的胜利……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大时期。”统工党采用了毛林的说法： “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抉择。那么，统工党为什么要支持人民阵线呢？既然这个竞选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既然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绝不会侵犯资本主义所有制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那统工党为什么要号召工人投它的票呢？统工党的领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为了阻止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为了争取大赦，让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几千名工人战士尽快获释，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策略上，这也是为了不使自己脱离群众——在群众中间，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要求团结的情绪，这种情绪正表现为对人民阵线的热切期望。托洛茨基立刻谴责了统工党的“中派主义者”，批判他们充当了斯大林派—资产阶级联盟的帮凶，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否激起了反应呢？统工党的转变是十分突然的，它的党员都对此感到震惊，但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否引起了它的党员的积极反应呢？尽管统工党的唯一一位国会议员毛林投了阿萨尼亚的票，但统工党立即宣布，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在盟约上签字，只是为了让右派在大选中失败。尽管统工党预先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托洛茨基还是指出：正是由于统工党在签署盟约之后对人民阵线进行的批评，统工党的各项政策使它变成了人民阵线的“左”的掩护，它通过社会党和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勾结了起来。
人民阵线政府关心的只是压制群众运动、赢得右派的信任和庇护军队与军官团，在它的姑息纵容下，弗朗哥在几个月后发动了武装叛乱，此时，托洛茨基再次点明了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当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之后，它就更加需要军官团，利用军官团作为一种制衡手段。”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对待军队的政策，使军队能够公开准备叛乱，这并不是出于“轻敌”或错误，而是因为这就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政策。当然，托洛茨基认为，罪责最大的人，是那些为人民阵线的骗局保驾护航的工人领袖。他写道：“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统工党的领袖毛林与宁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和他的同伙，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他接着写道：“宁和他的朋友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糟糕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不过，仍有一些人相信情况还是可以挽救的。统工党远非铁板一块。在许多活动家看来，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半年以来的经验，正是对一月的人民阵线盟约的谴责。最重要的是，工人对军事政变的反应，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形势：武装工人控制了街头，在各地都建立起了工人委员会，控制了政权，摧毁了军队、警察和资产阶级法庭，占领了工厂和土地。托洛茨基和宁再次得出了一致的意见：西班牙工农的自发的革命行动，已经使他们达到了比1917年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更高的水平。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派让·鲁[21]前往巴塞罗那，就托洛茨基派“参加”统工党的问题，同安德列乌·宁进行谈判：统工党的领导层同意每周在《战斗报》头版上发表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并承诺会为托洛茨基争取在西班牙避难的权利。突然间，谈判就彻底破裂了。有些见证人认为，这都是被鲁搞砸的，真是这样吗？另一些人声称，由于托洛茨基对宁和安德拉德进行的最新的抨击，才使双方无法妥协，真是这样吗？但我们可以认为，双方在策略上的深刻分歧，是革命初期的乐观情绪所无法掩盖的；统工党正要采取一个行动，而托洛茨基断言：对于革命派而言，这个行动是一大“罪过”，而且比签署人民阵线盟约要严重得多。
统工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9月6日，人民阵线政府在马德里成立了，共和派与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政府，而政府总理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安德列乌·宁对这个政府下了这样的评语：“与前一届政府相比，本届政府无疑前进了一步，但它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它只符合7月19日之前，也就是工人起义尚未发生时的形势，从这方面来说……它倒退了一步。所以说，工人政府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下一阶段，整个工人阶级的口号应该是‘打倒资本家部长，工人阶级政府万岁！’。”
几天后，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共和派孔帕尼斯[22]的支持下，按照马德里政府的模式，加泰罗尼亚于9月26日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安德列乌·宁也参加了这个政府，他的职务是“司法委员”。工人在反击武装叛乱时，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双重政权”状态，新政府成立后就下令解散这些革命委员会，并亲自动手执行，消除了双重政权状态。孔帕尼斯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来描写这个政治过程的：
“孔帕尼斯曾承认工人拥有统治的权利，并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职位，但他巧妙地操纵了局势，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权机关，破坏了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措施，把工人组织的地位降低为辅助性的执行机关。过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形势就恢复了正常。”
在7月19日之后，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各个工人组织（全劳联、统工党、社会党、共产党）拒绝在所谓的共和区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对此评论道：“拒绝夺取政权，就是自愿将政权交还到它原来的主人，也就是剥削者的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革命的基础都是要使新阶级掌握政权，这样它才有机会施行自己的纲领……任何工人组织，只要拒绝夺取政权，就必然会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使自己沦为资产阶级的玩物；鉴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23]的意见惊人地一致，阿萨尼亚略带嘲讽地写道：
“由于武装叛乱遭到镇压，政府又暂时缺少进行联合行动的手段，所以发生了不直接针对政府的无产阶级起义……革命必须发号施令，必须接管政府，必须按照自己的主张来领导全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革命的秩序本该取代旧的秩序。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安德列乌·宁在广播讲话中，对于他自己的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件事，是这么解释的：“有些人以为，正在开始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犹豫和不满的情绪，这在统工党青年团的报纸《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 Comunista）上间接地暴露了出来：“议会里有太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无能与短视，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党之所以参加政府，是因为目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党不想落于人后，而且党认为，加泰罗尼亚政府可以给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一些动力。”（黑体字是我加的。——皮·布）其实，在二十天前，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的一场集会上宣称，西班牙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加泰罗尼亚政府里为什么还要有艾斯凯拉[24]的代表；而中央政府里还有资产阶级部长，就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了。”然而，他却把赶走资产阶级部长的任务交给了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他说：“如果无政府主义派的同志们能控制局面，并作出一点牺牲的话，用不了多久，中央政府里的资产阶级部长就都会被赶走。”
托洛茨基批评道：“宁在实践中完全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夺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完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根基。他的论据大概是这样的：既然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参加政府就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性质。宁否认了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他承认这一点，但这只是为了替破坏革命的根基的政策辩解。”托洛茨基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当然，统工党试图把不断革命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斯大林派把统工党当作托派的原因），但是，革命不能满足于理论上的承认。统工党没有发动群众去反对改良主义的领袖，却想去说服那些绅士，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
统工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件事使托洛茨基与统工党彻底划清界限。不过，在统工党被打垮、革命的成果被内格林[25]的斯大林派—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彻底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得到全面恢复之前，他一直与统工党保持对话。
1937年春季的讨论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弄到两份重要的文件：安德列乌·宁于1937年3月21日和4月25日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两次演讲的讲话稿，以及托洛茨基为反驳第一次演讲而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日期为4月23日，也就是五月事件发生前不久的时候。
宁声称：“统工党和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意识到，从7月19日开始的革命涨潮，已经大为退步，革命陷入了停滞，在这半年时间里，工人丢失了大片阵地。”他回顾了下列事实：在1936年7月和8月，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瓦解，无产阶级由于掌握了武装，所以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志与决定”，以及“权力在街上”，然后他指出：“而现在，孔帕尼斯竟敢以资产阶级的名义，命令工人闭上嘴巴乖乖听话。”
接下来，宁分析了“革命正在倒退的迹象”：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建”、“建立非政治化的正规军的运动”、中央政府企图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利、准备实行的对“维持公共秩序的机关与组织”的改革（这一改革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禁止政党或工会掌握此类机关）等现象中，都能看出这种迹象。他认为，这整个过程，都是从去年十二月统工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那一刻开始的。
安德列乌·宁试图分析这个“反革命过程”的原因，他首先归咎于改良主义在革命中起到的政治作用，那个仍然无耻地自命为“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给改良主义提供了支持。他说道：“在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改良主义仍在不折不扣地扮演着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接着他指出了全劳联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所应承担的责任：“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然而，那个组织对此毫不了解，所以革命才会退步。”他特别指出：“在这个反革命过程中，那个组织的错误态度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倒退就不会发生。”
补救的方法并不难做到，时间还不晚，而且“还没有输掉一切”。宁向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苦苦劝谏：“全劳联必须好好反省，丢掉已经被事态驳倒了一百遍的成见。”问题在于用武力夺取政权吗？不，“依靠工人阶级现在掌握的阵地，不用武力也能夺取政权。”
他再次重申：战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内战同时也是一场革命战争，瓜达拉哈拉大捷的政治意义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对意大利士兵开展了革命宣传，瓜达拉哈拉战役才能胜利。他要求对法西斯特务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对叛军的轰炸进行更严酷的报复，并得出结论：为了胜利，他们需要“一面旗帜——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一个政府——工农政府，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4月25日，在一次讨论“革命中的政权问题”的会议上，宁补充并澄清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公式，就会导致失败。我们必须领会俄国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照搬字句。”尽管西俄两国的资产阶级都无力完成民主革命，但1917年的俄国和现在的西班牙仍有一些重要区别：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派要强大得多，并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支持，英法还企图把内战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躲在所谓的工人政党背后，乞求它们保护自己。而俄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民主的传统。而在西班牙，有各种工会、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所以苏维埃才没有出现。最后，西班牙有着群众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俄国却没有，所以出现了“新的问题与不同的策略”：“关键在于把全劳联的革命本能转变为革命的自觉，并把群众的英雄主义转变为一致的政策”。然后他又向伊无联与全劳联的领袖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同自己结成革命工人阵线，并“召集工会、农会与作战部队的代表，召开代表大会，以此构成新社会的基础，并从中产生出工农政府——胜利与革命的政府。”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分析西班牙革命的问题时，质问“革命还有可能胜利吗？”。显而易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正在把军队变为“私有产权的民主卫士”。革命派负有明确的义务：使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但绝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参加政府，保持完全的批评自由与行动自由，并准备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除此之外的任何政策，都是叛卖的和无望的政策，都是要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无论内战结果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注定要完蛋。人民阵线的目的就是保卫私有产权，因此它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等于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强调指出宁承认了革命正在倒退的事实。他写道：“宁忘了补充：对于革命的倒退，统工党的领导层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它在‘批判’的幌子下迎合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也就是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自始至终地用自己的路线来同其它党的路线相抗衡，并以此来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警告过他，这种动摇和迎合的政策会造成什么样的致命后果。”
与宁的看法相反，反动势力开始反扑的标志性事件，不是统工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而是统工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托洛茨基指出：“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说：‘我们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利于资产阶级巩固阵地，有利于资产阶级赶走我们，并公开走上反动的道路。’统工党现在还赖在人民阵线里面不肯出来。统工党的领袖公开恳求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统工党的领袖恭敬地请求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统工党的领袖认为自己是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的‘革命顾问’。”
该怎么办呢？“必须公开地、大胆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斗争。必须在无政府主义工人面前，揭露那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先生们（他们不过是些寻常的自由主义者）的叛卖行径。必须对斯大林主义——最可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无情的批判。必须力争成为革命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即使“共和”军能打败弗朗哥，仍然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其实，这种胜利“必然意味着共和阵营内部将爆发新的内战”。“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能得到大部分工人与半无产者化的农民的信任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获胜；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党，那么共和阵营内的内战就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说，人民阵线等于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仍和1931年一样，是先锋党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层的问题。所以他才一再批评宁——他在接受杜威委员会[26]质询时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很强烈地批评了他。”他写道：“宁意味深长地宣称‘革命正在倒退’，而他自己也在准备……拔脚溜走。如果宁能够认真反思自己的文章，他就应该明白：如果革命的领袖拒绝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堕入法西斯主义的深渊。在德国是这样，在奥地利也是这样，在西班牙也会这样，而且会来得更快。”
在托洛茨基看来，宁及其朋友对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发展到底。“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能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他在撒谎。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把持，他们还得到了斯大林党、改良主义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同工人斗争时，这些先生会向外国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求助。在这种情况下，还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就是在自欺欺人。在同一篇讲话中，宁还提到了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一个阶级想缴另一个阶级的枪，而这个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不愿交枪，这就表明内战即将爆发。”托洛茨基接下来批判了宁的“虚幻”前途：“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激进言辞，都被他的和平夺权的虚幻前途给一笔勾销了。”这就是宁的政策的本质：“这种虚幻的前途，使宁不必从他的激进言辞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从而使他能够继续推行中派主义的墙头草政策……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符合尖锐的形势。统工党的领导层以为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这是何等狭隘！不应向其它政党看齐，而必须向各种事件看齐，向阶级斗争的进程看齐。”
因此，尽管宁讲了不少革命的大话，但托洛茨基并不相信统工党已经有所好转。他写道：“必须无情地同资产阶级舆论一刀两断。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走向群众，走进群众的最深处，走向受压迫最重的阶层。不要用胜利会自动到来的幻想去麻痹他们。必须告诉他们实话，哪怕这实话很不中听。必须教会他们辨别资本的形形色色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让自己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教会他们建立自己的战斗机关——苏维埃——作为对抗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
他问道：“我们能否指望统工党的领导层会完成这一转变？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历程，已经打消了这种希望。统工党内外的革命派，如果仍然自我局限于向宁、安德拉德与戈尔金[27]等人苦谏（就像他们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孔帕尼斯等人苦谏一样），那他们也不过是注定要破产的废物。革命派应该到基层去，到工人中间去，反对宁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最后这一点没有得到落实：当统工党即将被打垮时，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列宁主义之声》（Voz leninista）集团——以及它的竞争者《苏维埃》（El Soviet）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非常年轻，而且几乎都是外国人）——无论是在统工党内外，都没有手段、也没有时间“走进基层”去批判宁。
五月事件
五月事件不可挽回地中断了各个派别之间的一切争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使警察解除驻守电话局的工人的武装，这一挑衅行为激起了巴塞罗那工人的自发起义。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一事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与统工党严重隔绝于工人群众。宁散布的‘无产阶级可以和平夺取政权’的观点，被证明是彻底虚假的幻想”。
在宁看来，五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反动势力的反扑还没有以政治形式确立下来，以及“工人阶级的怒火积压已久”，最终“激烈地爆发了出来，引发了自发的、混乱的运动，这个运动缺乏具体的前途”。统工党站在了工人一边：“武装斗争的进程、革命工人的冲击力、已经占领的各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因素使我们本来可以夺取政权。”但他又指出：“我们党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派别，承担不起提出这个口号的责任，特别是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又通过巴塞罗那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要求工人群众立刻停止斗争，搞乱了群众的思想。”统工党还指出，在5月7日早晨，当局承诺撤回部队，并且不会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统工党便号召工人停止斗争，回去工作：“由于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应，（挑衅的）企图没有得逞，所以，工人现在应该收手了。”
这份文件是为5月12日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起草的，在这份文件里，安德列乌·宁就这个问题写道：“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党的态度，为结束流血冲突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工人运动避免了凶残的镇压。”5月28日，《战斗报》被查封。6月16日，宁自己也被逮捕，并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统工党的政策根本没能使西班牙所有革命派避免凶残的镇压；在五月起义期间，托洛茨基写道：“必须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反对国内外无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中的一切暧昧、混乱和模棱两可。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敢站到第四国际的队伍中，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斗争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在关键的战斗中领导工人的勇气。”这句话概括了宁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在西班牙革命中的表现。
西班牙革命的总教训
于是，尽管他曾为了把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骨干力量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尽管他曾在1933年—1935年间在西班牙先进工人中间赢得了扎实的影响，但当革命到来时，托洛茨基却发现自己只能充当评论者——有人说是先知——而这根本不是他想扮演的角色。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都应该感激他做出的卓越的分析，这些分析对西班牙的阶级斗争的一些方面作出了完美的解释。
关于内战及其具体方面，他写道：“政治是决定战略的关键因素，这在内战中，要比在普通的战争中更为突出。作为军事统帅，罗伯特·李[28]肯定比格兰特[29]更为优秀，然而废奴政策使格兰特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三年内战期间，敌人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往往胜过我们，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使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农民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亲身体验了两种制度、并加以比较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阵营。在西班牙，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斯大林派，把这个公式塞给了卡巴耶洛：先打赢内战，再进行社会改良。工人群众，特别是农民，看不出内战双方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必然获胜，因为它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内战中，大胆的社会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条件。”
关于世界的前景：“如果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法国将落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弗朗哥的独裁会使欧洲大战提前爆发，法国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迎接战争。无需多言，新的欧洲大战将会流干法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并使法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整个人类也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关于斯大林主义及其在西班牙革命中的作用，他写道：“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符号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员、支部、肃反机关等。但他掏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使这些符号徒具形式。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抛弃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发挥群众主动性的必要形式。他让资产阶级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技巧。在他狭隘的官僚头脑里，他以为光靠政治委员就能保证胜利。然而捍卫私有产权的政治委员只能保证失败……群众并不缺少英雄主义，具体的革命派也不缺乏勇气，但是群众得不到领导，革命派又遭到了孤立，他们既没有纲领也没有行动计划。比起赢得军事胜利，军方首脑更关心的是打垮社会革命。士兵不信任军官，群众不信任政府；农民袖手旁观，工人疲惫不堪，屡战屡败，士气不断低落。在内战之初，预料到这一切并不是什么难事。既然人民阵线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那它就必然会招致军事失败。斯大林彻底颠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成功地扮演了革命的掘墓人的角色。
“西班牙革命再次表明：要想保卫民主、战胜革命群众，唯有法西斯主义。相反，要想真正战胜法西斯主义，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为了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不惜动用格伯乌、不惜动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去破坏民主。西班牙革命再次——而且是永远地——驳斥了孟什维克的旧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历史阶段。莫斯科的刽子手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是最全面的结论。必须承认，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革命事件，都完全符合这个结论。
革命先锋党
革命先锋党是俄国革命得以胜利的关键因素，然而，在1936年—1939年，西班牙工人阶级并没有这样的党；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派未能建设出这样一个革命先锋党，正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归根结底，统工党成了建设革命先锋党的主要障碍，尽管它本意并非如此”。它的命运值得我们深思。关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写道：“必须深入钻研革命的问题，必须得出最终的具体结论。自身的政策必须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要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而绝不能迎合各种自称人民阵线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恐惧和偏见。想在革命中抄近路走捷径，就会招致最惨重的失败。害怕遭到资产阶级的孤立，就等于自绝于群众。迎合工人贵族的保守偏见，等于出卖工人与革命。过度的稳健，等于最致命的鲁莽。这就是西班牙最诚实的政治组织——统工党，一个中派主义政党——的毁灭留给我们的主要教训。”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革命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由于斯大林在苏联的胜利，他的正确只能从反面体现出来：他要求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建设革命先锋党，但他们跟德法两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都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当时，他是整个第四国际唯一的化身，他是一个巨人，凭借着自己的思想与大半辈子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主宰着自己的支持者，也让自己的对手心惊胆战。西班牙托派的虚弱无力，以及他们中间的严重分歧，使他们无法把各种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和激进自由派团体（比如“杜鲁蒂之友”）引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能任其自行发展，所以，与统工党的领导层相比，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革命的梦想已经过时了，由1917年十月开启的革命时代也已经随之结束了，而托洛茨基还沉浸在这个幻梦之中，并不知疲倦地建设第四国际；难道我们要附和这种结论吗？这个结论，对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人类的能力，未免过于乐观了，而从巴塞罗那陷落的悲剧时刻开始，人类的历史就在不断地驳斥这个结论。恰恰相反：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时时刻刻提醒那些想要忘掉过去的人注意这个事实。
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著作，留给我们的宝贵一课，便是对人类的坚定信念：肩负着人类未来的工人阶级，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运用历史的法则，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不相信工人阶级的能力、或不相信工人阶级必须挣脱枷锁、消灭剥削的人，换言之，不相信革命、并因此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的人，肯定会宣称建设第四国际的努力是“徒劳的”。相反，不管是谁，只要相信人类不会永远屈服于恐怖的暴政，不会永远屈服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特鲁希略[30]、蒋介石或拉塞尔达[31]，不会永远屈服于集中营、凝固汽油弹和原子弹，不会永远屈服于大屠杀与私刑；不管是谁，只要相信可以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做好准备；他们就会理解建设国际——世界革命的组织——的重要意义。
这些人会去认真思索托洛茨基在二战前给历史留下的最后警告，并会回想起来：有时候，革命——马克思称之为“历史的火车头”——会让最用心良苦的革命者都措手不及。尽管宁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但他犯下的政治错误，注定了他的破产。当官僚机器正在忙于把革命委员会（如果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这些革命委员会本来是能成为真正的苏维埃的）变成空架子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国家依然存在（尽管托洛茨基说它只剩下了一个“鬼影”），并且渴望报复，而且还不乏假社会主义者和假革命者帮助它复活的时候，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担心“遭到孤立”或“落于人后”为借口，去迎合遭到改良主义机关操纵下的群众的偏见，放弃自己的批判，让自己成为被第一波革命浪潮推上台的领袖的顾问，向这些害怕群众的革命行动的领袖苦谏，换言之，不去担任工人和贫农群众的历史利益的忠实代表，不去领导他们干革命。当一个立过大功的革命者，比如安德列乌·宁，犯下这种错误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历史会让好几代人为之付出血的代价。这就是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的关键内容，这些意见，是写给一些革命战士看的，这些人可能会以为有什么夺取政权的捷径，或是能用某种东西来代替自觉行动的工人群众的组织。
（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期，1967年4月，第4—17页。）
[1]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作家、记者与历史学家，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赫沙努夫镇（Chrzanów，现属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927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出党。1939年4月流亡英国，此后担任《经济学家》的记者。从1954年到1963年发表《先知三部曲》。1967年在罗马去世。——中译者注
[2] 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3]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 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5]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革新》（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6]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7] 这里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由于反对“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而在1930年脱离了西班牙共产党，与1928年成立的另外一个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该党独立于西班牙共产党）合并，然后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 Camperol）。1932年4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中译者注
[8]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9] 杰伊·洛夫斯东（Jay Lovestone，1897 年 12 月 15 日—1990 年 3 月 7 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 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 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 1941 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10] 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1892年11月19日——1960年3月3日），生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省莫雷塔镇（Moretta）。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委员。1919年参与创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6年当选为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29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因支持布哈林而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1926年因被法西斯意大利政府迫害而流亡法国。1935年重新参加意大利社会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曾在维希政府内任职，法国解放后被捕，不久获释。1960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1]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13]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 Pestaña 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14] 《真理报》（La Verit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刊物。——中译者注
[15]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尔佐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6] 伦敦局（London 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但又不愿成立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成员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挪威工党（挪威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支部）等。——中译者注
[17]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18]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9] 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20] 1935年8月初，土伦（Toulon）的码头工人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分别发生了暴动，军警镇压，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中译者注
[21] 让·鲁（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2] 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2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失败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24] 艾斯凯拉（Esquerra）是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的简称。这是一个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中译者注
[25] 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26] 1937年3月，正当斯大林炮制的莫斯科审判达到高潮之际，为了驳斥斯大林伪造的种种假证，托洛茨基艰难地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旨在进行反审判，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杜威委员会经过长期的细致审查之后作出了裁决：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的两次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托洛茨基无罪。——中译者注
[27]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统工党机关报《战斗报》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8]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著名将领，曾任南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和南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29] 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著名将领，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彻底击败南军。在1869年—187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30] 拉法埃尔·雷奥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 Molina，1891年10月24日——1961年5月30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在1930年—1961年间用残酷的手段统治多米尼加，在1961年遇刺身亡。——中译者注
[31] 卡洛斯·弗雷德里科·维尔内克·德·拉塞尔达（Carlos Frederico Werneck de Lacerda，1914年4月30日——1977年5月21日），巴西反动政客，曾于1960年12月—1965年10月任瓜纳巴拉州（Guanabara）州长。——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