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笔耕不辍
——布鲁耶著《托洛茨基传》摘译——
周仁生 译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青年代表着未来。曾经领导过党的第一代人身上，可体现出近25年无可估量的宝贵经验；但是我们的革命青年，是十月革命火山所喷发出来的产物。在老一辈人的面前，并未出现过欧洲革命，更未出现过世界革命。因而，重要而又深刻的问题是：要教育、培养新的一代人，准备由他们把这项革命工作干得更好。”这项教育、培养的任务是绝对必要的，为的是避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因素是由形势造成的——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是如何为党着想而提出这个政治问题的。苏维埃青年一代，实际上是在特殊条件下，在胜利了的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对苏维埃青年来说，革命已不再是他们的目标，而且是生存的一种方式。他们不再把革命理解成宏伟的远景，也没有献身于宏伟事业的热情，而是把革命理解为向着光辉灿烂的工作阶段过渡。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一个小小的工作任务。”托洛茨基不禁自问道：
“我们的年轻人，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种生活环境有可能把他们变为自己的俘虏，而失去远大的革命目光，失去广阔的历史视野，难道说没有存在这种真实的危机吗？他们与我们之间，彼此说着不同的语言，难道说这样的不幸时刻不会到来吗？”在托洛茨基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向苏维埃青年一代，阐明他们未能理解的外部世界。为此，又必须教育他们懂得将要担负的任务，是属于国际性质的，这个任务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困难的。
“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小集团，都按照各自不同的年龄以及不同的性格，各自组合在一起，各自存在着不同的经历，如果这种千差万别不存在的话，共产党的工作，诸如无产阶级的团结及其教育等问题，也就显得十分简单了。[……]人们可能会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其工人阶级的阶级史愈是丰富多彩，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知识，传统经验，工作能力愈是深入广泛，而所包含的派别组织愈多，资格愈老，那么建成一个统一的革命阵营也就愈加困难了。”正是所有这些条件，使西方国家的革命准备工作及共产党的建立，显得十分困难，回顾俄国，情况却完全不同：
“我们的无产阶级，不论在阶级历史上，或阶级传统上，都是异常贫乏的。毫无疑问，这些条件对十月起义准备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却给十月革命后的建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此观点出发，我们若把西方国家的工人与俄国工人作一比较，是令人很感兴趣的。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早已具有最基本的文化修养，有参加集会，接受训练和遵守时间的习惯，他们有资产阶级政权下经过一段漫长而又缓慢的过程，终于向这个政权夺得了特有的胜利品，诸如“民主权利”“新闻自由”等等。然而，在俄罗斯国土上，所有这一切都未曾出现过，俄国资产阶级政权来不及有足够时间，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这样的好处：
“俄国无产阶级能轻易地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毫不留情地推翻它。同样，正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只有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基础上，才开始接受和逐渐积累最基本的文化修养。就政权而言，若能更好地把留在党外，而能支持革命的老一代工人，同革命事业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更需要的是赢得年轻一代工人，并能做到使年轻人都成为优秀的，“能高度胜任的工人，并具有坚定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生产任务同时也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事业。”
“历史决不会无偿地提供赐予：历史可以在一个方面，譬如在政治方面，给你一点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即在文化领域里，要你付出相应代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昨天革命的起义越是容易——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而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便越加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要正确地、严格地、细致地做工作，而且还要俭约朴素。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有文化教养，我们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工作之后，已经用武装起义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虽然如此，但我们不可能有一眨眼之间便能提高文化水平的任何手段。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继之而来的是全体农民的自我教育，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1923年夏天，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文化和日常生活题材的文章，他发表这些文章是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与当时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共产党人所一再强调的意见相反，他认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存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自然也就谈不上推行或普及“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了。他在《文学与革命》这部主要著作中，对此作了异常清楚的说明。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里，无产阶级不可能存在有创造新文化问题。这就是说，存在着的是更大规模的历史性建设问题；未来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已不再需要，也不再具有阶级性质了。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不仅现在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而且未来也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这用不着遗憾，无产阶级所以要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建设全人类文化开辟一条新的大道。”实际上，主张无产阶级文化的那些先生们，是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命运、与无产阶级历史命运之间的类比而推断出来的。托洛茨基提醒他们说，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是在资产阶级发动早期革命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正如建筑学史的形成所表明出来的一样，是最明显不过了。他分析道：
“资产阶级诸因素的逐渐积累，并以特定形式确定下来。这一基本过程是由资产阶级、作为占有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但在物质上，已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吸取它的丰富宝藏，而且还能利用大量知识分子，创立自己的文化据点（如各级学校、大学、学院、报纸、杂志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在公开夺取政权很久以前，就已完成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新的技术基础能很快地得到发展，他说：
“可以肯定地说，新的技术基础只有当新社会发展了，只有当经济、文化建设、艺术以更大自由的程度运作起来的时刻到来了，才有可能向前推进。那时，文化发展的速度，我们现在是无法设想的。在崭新的社会里，人们不必为争得一口面包而费尽心机、庸庸碌碌、忧心忡忡；公共食堂为大家准备着营养丰富的、有益卫生的、美味可口的饭菜，供每个人挑选；公社的洗衣作坊，为每个人洗濯衣衫。那时，所有的孩子们营养充足，健康活泼，天真烂漫；他们吸取科学、技术诸要素，如同吸取水分、空气、阳光和蛋白诸要素一样。那时，电的应用，无线电广播，再也不会像现时这样处在原始阶段了。但只要一揿按钮，取之不竭的能源便会源源而来，那时再也不会有‘只吃闲饭不做事的人了，’人类的利己之心被解放出来——变成一支巨大无比的力量——一齐倾注在认识世界、变革世界、改善世界的海洋中。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有在经过一个漫长而又困难的过渡时期之后才会到来，而这样的过渡时代早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现时只是处在世界革命的初级阶段：
“我们现时生活着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时代，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入口处。我们首先应当正式而又可靠地掌握旧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以便能为新文化时代开辟一条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最终说来，是异常深刻的。
“资产阶级走向政权时，已充分地由其时代的文化武装起来了。无产阶级走向政权时，仅仅是由迫切需要获得文化的要求而武装起来的。”然而，在俄罗斯，问题之所以更加复杂化，正是由于国家的落后，文化传统的贫乏，也由于革命内战的蹂躏和破坏：
“在夺取政权，并为了保存和加强政权而进行了六年内战之后，我们无产阶级被迫运用一切力量、去创造为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并为了教育自身而切切实实地去学习入门的文化知识，此时，唯一可喜的事件是：使千万人懂得读书、写字、懂得四则运算，因而形成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学文化运动。新文化在实质上已不是贵族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将成为大众文化，成为人民的文化了。”全体人民文化取得成就，并能高速发展，恰好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消失的同时，无产阶级文化的土壤也就消失了。
“有人打算给工人阶级代表人物、甚至最杰出代表人物的成功作品，标以无产阶级文化的称号，这一行为实在是极端轻率的。文化这个概念，决不应像人们所用的钱币一样，可以任意改变名称的，人们也不能根据这样或那样发明家或诗人的通行证，来说明某一阶级文化的发展。文化却是认识和才能的有机总和，这种认识和才能能够反映出整个社会，至少也要反映出其领导阶级的特点。文化要能包括、并渗透到人类创造的所有领域中去，而且将统一在某个体系之内。”在未来几十年中，文化领域中的大丰收必将到来，但这肯定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大丰收。
“纯无产阶级科学的拥护者们，对相对论又作如何想法呢？这相对论是否同唯物主义相容呢？问题解决了吗？何处解决？何时解决？由谁来解决呢？对大家来说，巴甫洛夫的著作是遵循着唯物主义的道路发展，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又将说些什么呢？或者如拉狄克所想的，如我自己所想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同唯物主义是相容的，或者如另一些人所说的，是相互对立的呢？人们还可以对新的原子结构学说，提出同样的问题，等等。如果说世界上会存在着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能系统地掌握一切新的结论，能确立起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联系，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所担心的是，不论今天或明天，都不能出现这样的成果。”这种广泛而又灵活的政策，这种跟各社会间吵吵闹闹完全不同的政策，这种小心谨慎的行动，都是由于大多数人学会了文化这个条件所规定了的：
“一个新兴阶级，其中极大多数人，都是从类似史前的生存方式中摆脱出的，就好比个体生命，从胚胎期开始，要重新经历过物种发展史，在一定程度内，要经历过全部生物发展史一样，这新兴阶级也必须为它自身重新创造艺术文化发展史。这一新兴阶级只有吸取与掌握了古文化诸要素之后，才能开始建设新文化。”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丝毫没有意味着党应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他出于工作需要，在会见莫斯科市委会的宣传员之后，写了一系列有关日常生活的文章，他至少用指示方式，力图规定执政党在这一领域内须有必要的干预，他写道：
“党在目前必须完整地保证其基本特点——即保持方向一致性、集中性、纪律性，从而保持战斗力。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和能力，只有当经济和文化的需要性和必要性，以完美和灵活的方式，在严格和具体的意义上说得到满足时，才能保存下来并加以发挥。正是考虑到在我们现有的政策下，要给这个任务以优先地位，党才努力地去重新部署和团聚力量，去教育年轻的一代。”托洛茨基，首先被公认为一名撰写社论的记者，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强调报纸具有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报纸已成为共产党的垄断工具，这是事实，是毋庸争议的，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却不利于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对报纸印刷的平庸、粗劣，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买一份报纸，简直是象摸奖券一样碰运气，有时除了难以辨认之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此外，由于缺乏有良好教养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校对员，报纸清样的校对不妨说是毫无效果，因此，报纸就无法避免地充塞着一大堆严重错误。
“凡对人民，对普通群众所关心的事，报纸都有权加以关心。当然，我们的报纸首先要能够，而且必须把事实说明清楚，因为这是为了教育，这了提高，更为了充分发挥作用。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与群众一起分享事实，分享思想观点，更要分享能真正触动读者群众的感情。”因此，托洛茨基指责苏维埃报纸，缺乏对社会新闻的关心，听任读者仅仅满足于新闻本身或一般解释——而社会新闻却是“实际生活中最受人注目的一部分。”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应当断然地、从更广泛方面来探讨这些题材，并从三重观点来探讨，即从心理上、家庭的和社会的来探讨。他说：
“资产阶级报纸是以凶杀、放毒、追求新闻耸人听闻为目标的。他们玩弄低级趣味，一般说来，还要玩弄最丑恶的人性。但是资产阶级的这套作法，只应该引起我们对这种趣味化、这种人性的蔑视。因为这纯粹是虚伪的、是伪善的虔诚。我们是群众的党，是革命的国家，既没有神圣等级，也没有神圣修道院。我们的报纸不但应当满足最崇高的知识愿望，而且还应当满足纯真的、自然的趣味化，因此，这必须通过材料的适当选择，通过清晰地阐明问题，使我们的报纸有所提高，更加可贵。”今后的新闻工作者应当面向读者，根据读者需要，确定自身的正确方向，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说：
“我们不能对年轻人只说程式化的陈词滥调，或者只说我们老年人爱听的某些话，因为这些套话仅仅来自我们的生活经验，但对年轻人来说，仍然是空话连篇。我们必须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这就是要说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来的语言。”在向图书馆管理员代表大会致辞时，托洛茨基在强调了只有利用图书馆，我们才能以报纸为中心，建立起全套信息和集体教育的体制之后，还补充说，由于文化水平关系，只当读者有了读书的愿望和需要时，他们才能去找书读；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使书能找到读者，图书管理员不单是只负责把书架子装满书刊，而且还要能转达基层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反映读者对书刊作者及编辑的印象，这才是他们的主要方法。当谈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妇女中间扫除文盲的事时，托洛茨基写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还存在着专制制度吗？是的，还在一个很大范围内存在着。根源是什么呢？阶级称霸的局面已经打破了，但是文化水平低，文盲率高，有一种无法应付，无法自卫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就在于无能去研究事物，无能读很多书，无能去参考更好的资料。一个根本的任务，是要无情地对这种情绪发动斗争。人们可以、而且应当向图书管理员大喊一声，发出呼吁。”对照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后取得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实行8小时劳动制，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今后可以安排8小时睡眠，8小时休闲娱乐，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大量时间学习文化。夏尔·傅立叶提出了运动—命运论，托洛茨基尊他为天才的先驱者，并且特别突出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成年人来说，运动、娱乐、读书是人类天性的合理愿望，对此，他竭力主张要利用一切方法去实现，诸如使“集体教育从学究式教育家所设置的障碍中、从令人厌倦的说教式旧习中摆脱出来。”
“电影通过形象使人高兴，使人受到教育，使人引起丰富的想象力，电影碟机还能把人从走向宗教大门的需要中解脱出来。电影碟机既是酒楼，也是教会的强大对手。我们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这一教育工具。”此外，其他的科技成果，同样也引起他的注意。他并不掩盖自己的赞赏和热情。他是属于这样一代人，这一代人亲眼看到了汽车、电唱机、飞机和无线电的出现，也看到了放射性学说，还展示了用核能来取代煤炭和石油的可能性，这种核能显然会成为最基本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与技术的总体，不容置疑地是用来针对迷信偏见，针对宗教本身的，因为宗教会使人在面对人类，面对大自然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境地。”托洛茨基意识到，一切文明、进步的生存方式，首先是以经济方式以及对社会情况的控制为条件的，但他仍然肯定，有可能“更充分地发扬批判精神，发挥主动性，并培养现实中尚未存在的、道义上的理智作风。”重要的是，要彻底改变经济条件，为摧毁传统的、保守的生活方式而奋斗。
“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多数妇女拒不把自己的孩子，委托给托儿所，她们将来也不愿这样做。她们由于惰性和偏见，对一切新生事物是难以接受的。不少房子，过去是属于共同生活的家庭，现在则变为居住的残垣断壁了。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并没有把集体宿舍看成为新生活条件的开始——而是看成为由国家提供的兵营式的宿舍。”同样，我们不应当按照上面的观点来考虑问题，而要倾听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学会用妇女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
“我们在反对教会仪式的斗争中，还必须与交响乐团结成联盟，因为教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人们盲目相信存在着来世的观念上，人们为了来世，就要为现世的苦难和罪恶付出百倍的代价。”托洛茨基补充写道：新的、必要的仪式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只能从群众自身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与艺术的首创性。领导人的工作——并得到青年共产党人的支持——只能是尽其一切力量从旁帮助，切不可有丝毫的命令主义，也不可把任意的东西强加于人：“新生活所采取的新形式，要符合人们的心意。生活越是丰富多彩，气魄雄伟，生活也就越加协调融洽。”
“政府官员对待生活着的人及其有关的事，表示出不屑一顾，在他们真正腐朽透顶的虚伪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骨子里，却隐藏着对现实社会的无动于衷[……]被推翻了的贵族阶级的有意识的破坏，或者对推翻她的阶级的怀有本能的深仇大恨。”随着苏维埃青年教育的不断改善、不断提高，那么用为社会服务、作风纯朴及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教育数以千计的新型官员，也就成为可能了。同时，把那种恶习流弊的真实新闻公之于众，把那种丑事露于报端，甚至把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诉之于法庭，如能这样做，可以肯定地说，情况就会暂时得到改善。
“如果革命不以全力及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帮助妇女在历史上曾受到两重或三重奴役的妇女——走上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道路，那么革命就会名实不相符了——因为革命正是为了儿童，即为了人类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举行的。”托洛茨基号召，要率先运用语法正确的语言，反对使用语义不确切的词汇，反对撒播混乱，也正是为了这同一战斗的目的。他说：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言精练、准确是思想精练、准确的不可分割的条件。为教育和文化而斗争，给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奥妙无穷的、精致优美的俄罗斯语言的源泉。说话需要讲究卫生，需要净化，而工人阶级同样需要、甚或至更加需要有健康的语言。[……]工人阶级为了有思维能力，就需要掌握一种武器，这武器就是明确透彻、鲜明锐利的语言。”托洛茨基在其论文中，自始至终坚持来自下层、来自读者、用户、家庭妇女以及普通大众的首创性，压力、要求和愿望的必要性。这决非纯粹权宜之计，也非简单的形式问题。1923年8月，他在《真理报》上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妻子波丽娜·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年轻的有关妇女问题的社会学专家展开了论战。也许他的语调是亲切平和的，但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驳斥了波丽娜 ，说她实际上是把缺点的纠正，交给了所谓“明智的”官僚层。在托洛茨基看来，如果去乞求官僚层的惰性来纠正缺点，而不去唤起与利益息息相关人们的首创性，即不去唤起数以百万计的各自孤立的个人、而集中起来便成为广大群众的首创性，那么这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也是有害的。
“一些热心肠的人，所怀有的现实理想，是希望把戏剧的特色、诗歌的和谐节奏同人类的生活融合起来；这种理想同人类的前景是完全协调的，[……]人类作为自身经济的主宰，将会使死水般停滞不前的日常生活，激起层层浪花。由于社会首创精神的推动，那种令人厌倦的、繁重的抚养和教育儿童的工作，将同个体家庭脱钩。妇女终于从半奴隶地位中摆脱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学将从心理的角度出发；来培养出新的一代，并且支配着社会舆论。社会教育的实验经验、在多种方法的激烈競赛中，将以今天无法想象的冲动和热情而发展起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像海洋中的珊瑚礁那样盲目地形成，而是自觉地创立起来，通过思想批判、接受监督、拨正航向随时矫正。人类将能移山倒海，将会学会在勃朗峰的峰巅上，在大西洋的洋底里，建立起人民宫殿。人类也定能给自身生存方式，带来更多幸福、财富，带来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带来充沛的活力，更高的能动性。人类一旦开始在生活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外壳，便能在新的创造、发明的压力下爆炸开来，发出万丈光芒。应当说，未来的人类生活决不会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由此看来，托洛茨基所谈的，就是共产主义，就是教育或青年问题，就是妇女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党在起义期间的作用等问题。他以同样的态度，继续发表了有关当今和未来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因此，托洛茨基便继续成为一位最出色的宣传家，一位最有声望的、充满生命力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凡有理性的人们决不会把他当作异己看待的。
“最后，人类将会认真严肃地协调自身的生存，力求在生活上达到精确性、有识别力，经济有效，使人体的动作不论在劳动中、旅行或娱乐时，都能达到美的境界。他还能控制自身机能的半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如呼吸机能、血液循环、消化机能和生殖机能。在无法避免的范围以内，他将设法使各种机能服从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人类自身、尽管直到今天还是固定不变的，但将能把自己看成更加复杂的人工选择法以及心理--物理训练法的对象。
“所有这些对未来的憧憬，都是从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中引发出来的。首先，人类要把愚昧和无知，从生产过程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中驱逐出去，然后通过技术的发展，去打破劳动上的野蛮落后的常规，通过科学去战胜宗教。人类已经驱除了政治上的不自觉性，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而代之以民主政体和合理的议会制。今后将毫不含糊地会代之以苏维埃专制政体。通过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去消灭经济关系中的原始的、盲目的自发性。这就有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改造传统的家庭生活。最后，如果人的天性仍然隐藏在不自觉的最幽暗的角落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来，难道人类不应该去充分发挥思考力去追求、去创造吗？人类既已在上帝、沙皇或资本面前不再俯首帖耳，难道他还应该在模糊的遗传法则或盲目的性选择面前表示屈服吗？人类一旦成为自由的人，就会力求达到器官机能的更加均衡、机体组织发展的更加协调一致；而且，当遇到危险时，也能在机能合理反应的范围内，控制住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这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体器官的形成，人体组织的使用如处于极度不相称、或缺乏协调一致时，就会给生命本能带来对疾病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歇斯底里，这反过来又会助长对死后冥府的丢脸的、愚昧的幻想。人，务须力求掌握自身的情绪，把天性本能提高到自觉的程度，并使其更具有透明度，使人的意志力量能在蒙昧无知的不自觉性中发挥作用。只有通过这种途径。人才会达到更高水平，创造出更优越的生物典范和社会典范，或说成为才智超群的人。
“要在事前说出人类可能达到的自我控制有多大范围，犹如在事前人类制服自然、要把技术发展到多高程度、是同样困难的。社会建设和心理——物理方面的自我教育，将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互不分割的两个方面，一切艺术——文学、艺术、绘画、雕刻、音乐和建筑——将赋予这个过程以崇高的形式。说得更精确些，文化建设过程以及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教育所具有的形式，将把当代艺术充满生气的因素推向最高点。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有力，无比聪颖、无比敏锐。他的体态更加和谐协调，他的举动更富有节奏性，他的音调更富有音乐性。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获得有力的、丰富多彩的戏剧性的特色。每一个人的才智，将可上升到亚里斯多德、歌德、马克思那样的高度。而人类智慧的新高峰，将会远远地超过这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