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四章 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的庄稼上



　　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从斯巴达克斯同盟开始，经过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统一共产党等几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了德国共产党。这段历史并不是一部描写“好人”与“坏人”的斗争的黑白分明的史诗（无论这“坏人”是右翼机会主义者还是左翼宗派主义者）。这段历史也不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在一个企图掏空它的阶级内涵的外国组织的怀抱中死去时发出的垂死呻吟。德国共产党代表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在为自身的觉悟与存在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的一段经验。要理解德国共产党，就不能不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个危机曾在各个方面长期困扰着社会民主党，并在一九一四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公开暴露了出来。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化身（就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化身）。它体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几个独特的特征：对组织的严肃态度；严格的纪律（它向自己的党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把他们组织进了一个个支部里面）；以及最低纲领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的共存——最低纲领要求进行改良主义的实践，而无产阶级革命却在一整个历史时期里被抛到了角落里。在德国进行扩张的时期，这两个纲领被生硬地捏合在一起，在战前时期被艰难地保留了下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种妥协。战争迫使人们在这两种前景中做出抉择，在战前，这两种前景似乎是互补的，但战争已经使这两种前景成为相互矛盾的了。为最低纲领而斗争——最起码是为保卫已有的成果而斗争——在战时似乎就只能走上“神圣的联合”之路，而与之相反，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前景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内战的斗争之中（必要的话，要进行非法斗争）。

　　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各种势力融合在它体内，而它的危机又把各种势力给释放出来了。各种旧的流派又重新登场了；行业工会的“合作主义”要求与老板达成协议，以便获得特权；伯恩施坦的与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有联系的“修正主义”；“工团主义”彻底抛弃了议会“幻想”，鼓吹“基层群众”的组织，并赞美“自发性”，反对“组织”的缺陷。所谓的各种“中派”倾向在各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中间来回摇摆；在它们身上全都出现了这样的迹象：既延续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又不太愿意去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在面临危机时，它们都做出了自卫性的本能反应，表现出了保守主义，祈祷着能回到它们心目中“往昔的好时光”。极左主义既是一股旧的潮流，同时又是一种新的回应。它既全盘否定过去，又带着童稚的渴望，企图推动事态的发展，它拒绝一切妥协，甚至拒绝任何转变；它过于单纯，它追求的是“最高纲领”，它缺乏耐心，它不容分说地要求实现乌托邦主义，尽管如此，“政府社会主义者”的政策的异乎寻常的特征，却使极左主义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俄国革命介入了这场危机，它先是间接影响了这场危机，然后又对这场危机起了直接而关键的影响。对于德国工人运动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来的经验和教条（如果不说是完全陌生的话）。布尔什维克党是根据俄国的特殊条件而建立起来的。但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专属于俄国的。列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既是以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而诞生的，又是在同沙皇俄国的斗争的具体环境中诞生的。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还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最高纲领的正确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的观点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在德国革命派看来（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集团或小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第一套也是最重要的一套理论与实践，领导俄国工人赢得了胜利。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德国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拉狄克与列宁关系非常密切。他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在程度上并没有超出布哈林或皮亚塔科夫同列宁的分歧。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当时的拉狄克当成是一位德国的活动家，尽管他的人际交往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德国国际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与拉狄克共事的布莱梅左翼激进派在一定程度上为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所吸引和着迷，他们宣称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产业联合会”理论，在有关工会和选举的问题上本能地采取了极左主义立场，所以他们无疑更加接近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极左派（列宁曾与这些极左派进行了长年的斗争，甚至在他自己的派别里也是如此），而不是更接近于可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派在一系列重要的策略问题上，比如利用议会讲坛和在机会主义工会内开展积极勇猛的反对活动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有着非常相似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用了多年的时间，才艰难地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思想。他们反对集中制，他们认为集中制必然会变成官僚集中制，至少也会成为官僚阶层的源泉。他们青睐自发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与它的政治运动是一体的，他们反对工人贵族的概念，而列宁和拉狄克等人则利用了这个概念去证明：革命派必须有意分裂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一分裂具有历史必要性。

　　不过，斯巴达克斯派、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以及布尔什维克全都相信：必须在国际层面上组织革命斗争。俄国革命的威望与共产国际的成立，把这些理论与实践都大不相同的派别集结到了一个阵营里面，团结到了莫斯科的旗帜之下。从那一刻开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人热切盼望着）：作为胜利了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该把自己嫁接到已被危机折腾得四分五裂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身体上，并应该掌握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革命流派，不是把这些流派给俄国化，恰恰相反，而是应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与总路线（而不是现成的方法）传授给它们，并以此来让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化”。

　　斯巴达克斯派的老近卫军，尤其是卢森堡与约吉希斯，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曾在长年的斗争中与自己紧密相连的小集团，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密谋与基本教义的小派别，列宁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不屈不挠的派别的领袖，但这些老近卫军如今大多已经消逝了。在继承了他们的新一代人眼中，列宁首先是革命的导师和理论家，他能够预见到老党的堕落，并能够拯救自己的党，使党免于堕落，只有他才能够开始实现最高纲领——世界革命。因此，在他们看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革命运动的左翼的身上，是历史的必要，是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正确而辩证的复归，而国际革命运动的支部之一的胜利，又丰富了这些经验。俄国革命派把继承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遗产，翻了几番之后，又回报给了德国革命派。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机械地照搬组织条例、口号和指示，要到几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化”才变成了那样子。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化”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德语，引入德国工人的意识当中，转变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在其他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尝试一样，“布尔什维克化”是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尝试，而不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个词是专门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俄国支部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所成立的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它不像是一个政党，它完全没有一个德国的共产主义政党所能够有、也应该有的样子。换句话说，德共（斯）成立时，它实际上既是斯巴达克斯派的组织，又是极左派的组织，它是一对活生生的矛盾。但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于海德尔堡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显示出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至少它的领导集体的态度发生了深刻转变。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各项决议，首次试图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原则与策略确定地引入德国。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群众党的，它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群众党；它也曾经历过长期的分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跟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的德共（斯）一样，是一个小党；懂得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布尔什维克根本看不出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有哪一点与自己相似，而列维与塔尔海默在同列宁讨论时，比布尔什维克自己显得更像布尔什维克。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开启了一个建设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嫁接进行得很完美。浓缩于“二十一条”的俄国经验，开始影响德国党的外观与机能，不仅如此，德国的经验也对俄国党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德共领导层在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德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之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课题和立场介绍给了共产国际。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中所做的，不过是把拉狄克和列维在反对德国党反对派与共工党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课题加以系统的总结罢了，当然，比起拉狄克和列维，列宁的目光更为长远，怨气也更少。卡普暴动之后，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列金的提议的问题上，德共领导层的亲身经验与他们的应对方法，被共产国际所吸收，并成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口号之一。

　　斯图加特五金工人在同迪斯曼作斗争时提出的倡议，启发了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首次得到了清晰的表达。早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这个政策就被运用过了，但那时它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学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把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和非共产主义工人组成统一战线的斗争，促成了过渡口号与过渡要求的思想的提出，这个思想首先是在共产国际内部的讨论中出现的，然后又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德国社民党在一八九一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给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提出过渡口号与过渡要求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道鸿沟，充实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库。

　　然而，这种嫁接也产生了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就是德国极左派，他们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充满敬意，但又拒绝接受它，当列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德语时，他们把这当成是“机会主义”、“右翼”与“背叛”，竭尽全力地抵抗它。共产国际内的极左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身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官僚”（apparatchiki），激烈地反对德国党的一切创新，把这些全都系统地批判为环境的压力、机会主义的施压与社民党的影响。在反对这两者的斗争中，同时在反对保守主义（这些保守派总是想采用昨天的理论和实践，就好像世界从未改变过，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从生活中学到任何东西似的[2]）的斗争中，列宁总是尽量减小伤害，避免草率的批评，并成功地把组织得不够充分的讨论延后，这都是为了提出把旧原则与新条件进行有机的结合——而非妥协。

　　德国的社会状况，对德国的政治道德的粗野嘲讽，对社民党与工会强加的官僚扼制的反弹，对军事阶层、容克与工人贵族的仇恨，使得各种极左流派层出不穷。在“民族布尔什维克”劳芬贝格被开除出德共（斯）之后，又有明岑贝格支持抵制议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库恩·贝拉又发现了积极抵制议会的奇效。在一九一九年把“盲动分子”开除出党的那些人，到了一九二一年，就在新的幌子掩护下，狂热地重新推行起了旧的进攻理论。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说服了弗里斯兰德，但每出现一个弗里斯兰德，就不知又会出现多少个费舍与马斯洛夫的支持者？在这些支持费舍与马斯洛夫的人当中，既有痛恨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也有缺乏教育而又满腔斗志的工人，他们的战略是单纯的，他们的策略显得缺乏耐心，他们时刻想要拿起武器参加起义，他们随时都会批判俄国党或德共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并把新经济政策、统一战线、苏联国内的向资本家妥协和过渡要求统统斥为“机会主义”。在这里，列宁又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在一九一九年未能劝阻极左派脱党，未能阻止他们被开除出党，但他始终不忘记向共工党的活动家伸出手，在关键讨论中又不向他们做出过分让步，从一九二一年起，他还保护了费舍身后的左派，尽力把他们挽留在共产国际的行列中。

　　德国共产党是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成立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成立的，甚至还可以说它的成立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其实，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在共产党和独立党的活动家眼中，社会民主党就是可恨的“诺斯克党”。一九二〇年后，社民党与它最有害的分子脱离了关系，至少表面上如此。伦施与温尼希等人已经公开投靠了阶级敌人，并被开除出党了，诺斯克也已经靠边站了。社民党从卡普暴动中学到了一点经验；它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它反对革命，但它又在格尔利茨（Görlitz）代表大会上做出姿态，表示自己仍是工人党。它的存在，是为了争取工人支持改良主义政策，据它所说，改良主义政策才是合理而现实的；它反对“追随莫斯科的”革命派的冒险主义与不负责任。一九二二年，社民党与独立党的右翼少数派重新合并，这也有助于它重塑形象。此后，它的左翼同意与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这么一来，它就再次拥有了对自己的阋墙兄弟施加影响的能力，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可以吸引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的成员拉过来，特别是在工会当中，因为工会里的社民党活动家和共产党活动家是肩并肩地工作的。来自社民党的这种压力，加上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热切渴望（这种渴望有时几乎成了一种迷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能在德国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最起码能解释德共的一部分人是如何理解统一战线政策的。至少，从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占据了工会中的领导职务这一事实来看，这些压力在一九二三年加强了党内的“右倾”倾向。

　　因此，德共似乎是建立在两个不断更新的流派之上的。这两个流派一“左”一“右”，都是产生自社会现实的。它们彼此斗争，但又彼此互补。党的历届领导层不停地企图把两派整合起来。两派的逻辑都会给党带来灾难——党要么就是被盲动主义政策和进攻理论变成一个被孤立的小宗派，要么就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由于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而在大团结中瓦解。党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尽管如此，谁也不敢断言它是虚弱的，也没人敢说它对各种事件和工人斗争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也经历过同样的困难。它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持续不断的党内危机，在革命时期，党内危机甚至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一七年七月事件中的“左”倾盲动，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右翼的顽抗，以及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党内危机。

　　作为一个整体，德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曾是卢森堡的“婴儿”的它，证明了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它不仅发出了啼哭声，它还成长了。它的理论水平的提高，它提出的新口号，它在手段的精准性与阐明中间目标两方面的进步，都是它成长的证明，但不仅如此，它的组织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党内左右两派——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中派——的共存，也能让我们看出它的成长。这种共存不是目标，而是事实，它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实际。组织派别的权利，在党章与党的实践当中都得到了承认，所以这种共存就作为党的惯例而得到了容忍——一九二三年，各个思想流派（tendency）被派别组织（faction）所取代之后，就连派别组织都得到了容忍；所谓派别组织，就是拥有自己的纪律的集团，它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妥协”，这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的。这种共存具体表现为：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所有人都能参加辩论，在辩论中又有这样的惯例：少数派有权在所有机关报上和各级组织内提出自己的反报告，有权参加包括执委会在内的所有委员会，当少数派与领导层的政策存在严重分歧时，少数派不仅有权在党内自由发言，甚至还可以在党的报刊上面自由地、公开地发言。

　　这些流派的轮廓大致是固定的，它们的长期存在，当然可以当成是党的组织具有人为性质的证明；联合起来的各种流派并不等于党。事实上，虽然各个流派在各种重大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基本上都保持了自己的一整套观点，但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列维在瑞士的时候曾反对参加选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他显然支持“产业联合会”，并且反对在现有的工会中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方针政策，仅仅是在不久之前才为列维所接受。在一九一八年底的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弗勒利希在一切关键问题上，都是极左派的完美榜样。在一九一九年，他在参加中央局的工作期间，在与列维共事中曾在一定程度上被列维说服了，但到了一九二一年，他又回到了极左主义。此后，拉狄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指导，后来他就变成了坚定的右派。

　　弗里斯兰德是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开始参加党的活动的，他当时的立场已经难以得知了；在一九二〇年的卡普暴动期间，中央领导人由于消极无为，并号召工人不要保卫政府，弗里斯兰德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当年秋天，弗里斯兰德是批判列维的机会主义的急先锋，并且热烈地支持共产国际向共工党示好的举动。他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支持进攻理论，并被列宁点了名，要他来参加一九二一年六月的共产国际三大，回到德国时，他成了莫斯科妥协的支持者。他的变化，当然不能用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温顺态度来解释；当他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总书记后，没过多久，他就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党内事务的干预，几个月后，他又参与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政纲几乎条条都与列维的完全一致，而他曾是列维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布兰德勒长期扎根于工会工作，并鼓舞了在他的重镇开姆尼茨建设群众党的工作；从一九一九年起，他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上的父亲，但在一九二一年，他在担任中央局主席的时候，下令发动了三月行动，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又成了右派的领袖。他与塔尔海默先是跟列维一起反对弗勒利希，后来又跟弗勒利希一起反对列维。

　　社会的压力不断地压倒了这些人。这些压力反映在活动家的意识当中，正是这些活动家发起了政治讨论、组成了各种流派、造成了各种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又提出了各种政策。但是，活动家在党内政治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环境、传统、教育、出身或活动直接相关。当然，传统上左派最强大的地方，比如柏林、瓦塞尔坎特和中莱茵兰等地，都是左派独立党人的重镇；而右派的据点，比如符腾堡、西北地区、埃尔茨山脉和西萨克森等地，都是曾受过斯巴达克斯派影响的地区。但两者之间并不总是有着直接的联系。比方说，在一九二一年的党内危机中，中莱茵兰的前左派独立党领袖几乎全都支持列维。当他们追随列维脱党之后，新的左派就接过了这个地区。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前左派独立党人确实在工会中有着很深的根基，在一九二一年，曾参加过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老一辈革命者，比如埃克尔特、诺伊曼、马尔赞和文古特等人脱离了统一共产党。但他们当时的领袖是老斯巴达克斯派分子列维和弗里斯兰德（他是被布尔什维克亲自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的）。后来接掌了中央局领导权的人，不仅有老斯巴达克斯派的中坚人物（皮克、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和埃贝莱因），还有来自左派独立党的其他领袖，比如施特克尔、雷梅勒、科嫩与波彻尔。这里面也许有一个一贯的现象：那些迟迟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战争留给他们的体验，才接受共产主义的，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们全都属于左派——但左派并不只有他们。

　　德国共产党的生活——它的外部活动与内部生活，它的政治生活和它的干预——都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产物，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成是分析与行动的辩证产物。我们观察到组织仍像过去一样，总是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于对已经改变的现实视而不见，迷恋于过去的口号，对采取新的立场十分不情愿。在一九一九年，列维批判了盲动主义倾向，认为盲动主义会对党构成致命的危险，当时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可是，当盲动主义倾向偃旗息鼓之后，他仍然继续批判它们。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的共产国际二大结束之后，国际形势马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仍然轻率地坚持旧的路线，就好像革命会立即发生的前景依然成立一样，全然不顾波兰已经与苏俄停战，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遭到了失败，欧洲资本主义重新开始巩固等事实。列维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些转变，然后列宁和托洛茨基成功地让共产国际承认了这些转变。

　　在德国共产党的生活与斗争当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行动中，库恩·贝拉在活动时确实利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国共产党的代表这个身份提供的全部权威。但在一九一九年，盲动主义分子在行动之前，并不需要来自莫斯科的特派员。在三月行动之后，德国统一共产党仍在盲目地坚持进攻理论。如果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不把德共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话，他们会自己认识到错误吗？要不是共产国际发挥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威信，制止了极左冒险的话，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就要在库恩·贝拉式的冒险中一头撞向毁灭了吗？而且，就连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威信，都挽留不住德共中的保尔·列维等人，他们如果能继续留在党内的话，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塔尔海默在就有关独立党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等问题，向列宁做出答复的时候，他采用了同等的语言。但就在几个月后，他就犯下了大错：在卡普暴动初期，他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的声明中要求工人不要反对暴动。后来他从未辩称这一举动是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他在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深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挨了严厉批评之后，他才相信自己这次又犯了严重错误，然后才回国了。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从未提出过渡口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人政府问题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是工会官僚、社民党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列金，在卡普暴动的第二天，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的压力下，他向共产党提出了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共产党的领导人深陷于日常活动而不能自拔；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乱了套；他们发表了“忠诚反对派”的声明，然后又马上抛弃了它，但这个声明只是他们想要谨慎地采取某种立场的尝试。列宁发了几句话，就足以使他们匆忙地批判起了“忠诚反对派”的声明。但在两年以后，拉狄克（在列宁的支持下）从莫斯科鼓励和催促他们，要求他们抛弃这条路线，并坚决地采取那个他们以前曾同意加以纠正的政策，但他们是一点一点地领会这个政策的，他们让自己的对手提出了这个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采用这个政策。

　　事实上，在这整个时期当中，在德国革命连遭失败的打击下，俄国革命的胜利对德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的。列宁一再要求把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奉为典范，但他在一九二二年批评了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说三大通过了用俄语构思和写作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却没有得到恰当的翻译，对于不了解俄国经验的人来说，这些决议是难以理解而又不切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宁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手腕堪称典范，但拉狄克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并不总是妥当的，而季诺维也夫则从未正确处理过德国问题。列宁只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才进行干预。当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投入斗争时，他只有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可供参考（一本是列维写的，另一本是布兰德勒写的）。三月行动之后，他立即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并写信告诉列维：除了列维亲笔告诉他的情况之外，他一无所知。他向列维坦承：尽管没有证据，但他相信库恩又会犯“老毛病”。可是库恩已经被季诺维也夫派去柏林了，而刚刚离开柏林的拉狄克正在给列维的反对者写信，给他们出谋划策……

　　于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一个牢固的“官僚”机关的定型，是社会民主党堕落的根源。艾伯特建立了由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它剥夺了社民党党员的权利，在社民党的选举活动中塞进了修正主义思想，并打着“与时俱进”的幌子，企图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权结合起来。早在一九一六年，李卜克内西就尖锐批判了社民党的集中的、专权的机关，这个机关把组织本身变成了目的[3]。这个论断在斯巴达克斯派与极左派的宣传当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它也是所有代表最关心的关键议题之一。人们把一切问题——从无产阶级的消极无为，到无产阶级对世界大战缺乏反应——统统归咎于机关。极左主义就是由于这种负面经历而产生的一种非黑即白的本能反应，一九一九年以后，极左主义的力量就是从这种负面经历中产生的；同样地，奥托·吕勒等人从这种经历中获得了论据，据此来反对组织，支持一种反对集权、崇拜自发性的哲学。这种传统，这种对机关和集中制的不信任，生动地贯穿于德国共产党的早年，党员大会的频繁举行、地方组织警惕地保持着监督自己选出的全职干部与自己的报刊的权利，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一点。共工党系统地批判德共是“领袖们的组织”，但在当时的德共（斯）党员队伍当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党官僚”的忧虑情绪，就连当时的《红旗报》也没有隐瞒这一点[4]。在一九二〇年[5]十一月召开的德共五大上，赫尔曼·敦克尔宣称俄国革命的重要经验是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党[6]，符腾堡代表汉斯·蒂特尔当即大喊：“我们不要官僚集中制，我们要民主集中制！[7]”他所代表的地委也提交了一个决议，决议的大意与他的发言相仿[8]。

　　尽管如此，在同独立党左派合并后的热烈气氛中，共产党人还是着手建立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既有合法的部分，又有非法的部分。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效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点来看，俄国的榜样——在内战期间，人们是如此地渴求高效的集中制，以至于党实际上已经军事化了——似乎与德国的经验并不矛盾。他们需要工人的总参谋部、专家和军队，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总参谋部、专家与军队。对于那些满口“自主”和“分散化”，并痛骂“共产党机关官僚对党的专政”的独立党右派，列维、塔尔海默、施特克尔或多伊米希都曾予以抨击。德国统一共产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依照德国的条件与传统，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建立的。在行动中需要纪律，但每时每刻都能进行讨论。党是集中的，但它的集中制是民主的。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弗里斯兰德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可以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基层党员或他们的代表面前，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批驳领导层的立场。弗里斯兰德和他之前的列维一样，都是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出党的，但在被开除之前，他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向基层党员以及做出最终决定的中央委员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管怎么说，他跟列维一样，都是自己铁了心要脱党的。列维与弗里斯兰德都是出于自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既然他们自己摔门而出，那谁也不能指责德共把大门锁上。

　　在这段时期当中，由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所带来的问题，与同沙皇俄国斗争的时期当中，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大军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除非硬是要极大地歪曲事实，否则不可能把这些职业革命家当做是后来的职业官僚的前身。德共使用的全职干部不过两百来人[9]。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技术工人的平均水平，他们仅有的特权，就是能够第一个被逮捕、被起诉、被判刑，以及在遭遇开枪镇压时能够第一个饮弹身亡。

　　尽管德共具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它参加了各种选举，并在选举当中获得了许多成功，但它从未被魏玛德国的社会所同化吸收。作为一个革命党，它是魏玛德国身体中的异物，对它而言，魏玛德国是它不可调和的敌人，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摧毁魏玛德国。参加机关工作的那些人都很年轻，并彼此相互竞争，力求胜过别人。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民党机关是一种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手段，对许多人来说，社民党机关使他们从工厂走进了国会大厦；而德共的机关仅招收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斗争的战士。

　　列维被人批评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事业，却总是想保护自己的私生活。德共的机关工作人员，无论是在合法机关还是在非法机关工作的，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他们才能成为革命的专业工作者。除了非法机关中的专业人员（他们并没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之外，共产党的干部都要承担严格的义务。他们可以被召回。他们不是权势无边的官僚。弗里斯兰德在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接受了莫斯科妥协，他回国后，就被活动家们赶出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层。在一九二三年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原是党主席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恩斯特·麦耶尔，在选举中央局的秘密投票中落选了。

　　其实，对德共批评得最厉害的那些人，无论是当时的列维或弗里斯兰德，还是试图担当历史学家的前德共活动家费舍或洛文塔尔，他们都没有批评过当时的德共机关，他们批评的只是共产国际的机关，他们一方面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特派员，一方面批评德共在财政上对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重依赖。这些特派员经常与德国党发生分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托马斯与列维之间发生过冲突，这似乎是拉狄克精心安排的，他让列维读了托马斯的报告。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之后，列维与拉科西·马加什在中央局与中央委员会里曾发生过多次争吵。列维退党后，库恩·贝拉又曾与德国党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

　　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总是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人。拉科西与库恩最后都遭到了批评；拉狄克几乎当场批评了拉科西，库恩当着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的面被列宁批了一顿。而且，共产国际的特派员们（尽管这些“红色流亡者”当中并没有多少重要人物）在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意见也并不一致。菲利克斯·沃尔夫与列维关系密切，并且赞同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意见。在一九二〇年的共产国际二大刚开始的时候，时任共产国际书记的拉狄克在共工党问题上，难道不是支持德共的立场，反对他自己的党（俄国党）的立场吗？一九二一年，在弗里斯兰德与斯塔索娃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而在一九二二年又发生了麦耶尔与克莱涅之间的冲突。但是，斯塔索娃的职责是担任组织问题上的专业人员，而不是政治方面的领导；而克莱涅虽然可能向季诺维也夫做过报告，但他并不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在阐释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方面，他几乎起不了什么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他虽然迫使中央局做了自我批评，但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却仍是少数派。一九二三年，左派在批评布兰德勒时，经常引用季诺维也夫关于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的讲话，这激怒了布兰德勒；他在讲台上答复道：“谁也不是我们的主子，我们不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个人意见束缚[10]。”

　　在一九二三年准备起义期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那些顾问，不管他们是不是俄国人，他们的职责仅限于担任技术顾问。在现场做出决定的是德国党中央局，实际领导起义的是德国党的政治—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当然，从九月初开始，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从莫斯科下达的，但这些决定并不是强加给德国党领导层的，德国党领导层接受了这些决定，为这些决定分担责任，并试图贯彻执行这些决定。

　　只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由于俄国党的内部派别斗争，由于德国革命的失败，这些做法才被改变了，俄国党的领袖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了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被他们叫做“右派”的人必须为这次失败负责。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我们关注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这段时间当中，德共曾多次因政治错误而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德共常常接受这些批评，但都是经过了一番讨论才接受的。可是，在这些讨论与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哪个领导人被撤换。尽管党的核心可能犯错误，它还是得到了保留；它时时刻刻都在吸收新生力量，比如那些来自独立党左派、曾为了它的成立而呕心沥血的工人阶级骨干。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也许是严厉的，但在列宁的压力下，它在批评的同时，又十分注意维护德共领导层的连贯性，关注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关心领袖的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中，犯错是难免的，犯错之后的纠正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列宁党的做法。这与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布尔什维克化时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在那段时期里，路特·费舍是用大棒来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

　　从一九二一年的保尔·列维到现在的赫尔曼·韦伯，人们都喜欢强调德共在物资上对共产国际（即对俄国共产党）的依赖之深。一九二〇年哈勒代表大会上的争论过去一年之后，弗里斯兰德在自己率领的反对派的旗帜上写上了这样一句口号：“独立自给”。要计算共产国际的援助在德国党的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估算这种援助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还有这种援助所形成的关系，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文件。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这种援助持续了很长时间。在一九一九年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埃贝莱因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载[11]。他说这种援助是有限的，但却是国际团结的证明。德共有权接受俄国党的帮助。在物质上帮助外国活动家和外国政党，一直是所有革命组织（包括当时的社民党在内）都承认的义务。在接下来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共产国际的援助越来越明显，所以谁也没有对此提出进一步的质询。

　　当时德国普遍陷入了贫困，党的许多活动家都只能靠工资或失业补助金勉强糊口，不可能再向他们征收高额的党费，所以党的活动不可能靠自己的财政来解决。到了一九二三年，就连社民党的金库都空了。连《新时代》都停刊了，就连强大的五金工会都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召开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靠自己的资金，德共是不可能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去发动必要的宣传和开展必要的活动的，也就不可能干预事态。在一九二三年晚些时候，布兰德勒曾指出：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物资帮助，党就无法维持二十七家日报的运营，付不出二百名全职干部的工资。如果只靠自己的资金，德共只能维持四家日报，只雇得起区区十几个工作人员[12]。

　　可是，合法活动的支出本已高昂，非法活动的支出更是令人难以承受。没有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会质疑党的地下秘密机关的必要性，“二十一条”规定了必须要有地下机关。在一九一九年被政府取缔的那几个月里、在卡普暴动结束之后国防军进行报复的那几周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行动之后、以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之后，党都曾被宣布为非法。每一次被宣布为非法后，党都没有停止存在，没有放弃行动，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地下交通体系，要有地下印刷厂。一个正在准备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要有一个更加秘密的军事机关，它必须更加隐蔽，因此开支也就更加高昂。德共需要获知有关极右组织与黑色国防军的情报，需要采购军火，需要训练专业人员，需要对武装组织的成员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需要建立穿越国境的秘密交通线，需要建立秘密网络，需要印制假证件等等。在当时的德国，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资源，都不是一个工人政党（哪怕它拥有几十万党员）能凑得出来的，就连明岑贝格这样的商业天才也办不到，尽管他曾建立了一个“托拉斯”，但那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时期才办到的。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德共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得了多少援助，也不在于这种援助是不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是否阻碍了德共制定出德国必需的政治战略。从这点来看，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曾要求过绝对的“独立自给”，就连列维或弗里斯兰德，在他们最终决定脱党之前，都没有这样要求过。

　　社会民主党已名声扫地，它的破产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必须要有一个志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就是按照这种设想而建立起来的党。当列维用极其克制的语调提出了有关俄国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时，他得到了支持。德国党的领袖并不是对俄国同志有异议，而是对那些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胜任的流亡者，那些“土尔克斯坦人”有异议。反对库恩或拉科西的倡议的那些人并不是要质疑共产国际存在的必要性，他们只是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有意见。

　　共产国际二大试图为它的工作方法制定总原则。共产国际要成为一个世界党，各国共产党仅是它在各国的支部。它的运行要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意味着它的最高机构是由各国支部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要经常召开，在召开前要经过仔细的筹备，世界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高于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做出的决定。在世界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世界代表大会的权力委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相当于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党的中央局），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是在世界代表大会上，依照各人的能力被选举出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当选之后，就不再代表自己原先所属的党，而代表整个共产国际。

　　这个世界党需要一个世界性的领导层，但只有通过参与全球范围的活动，才能锻炼出这样一个领导层。这个纲领富有雄心，但却从未实现。当然，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间，共产国际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开一次。它的成立大会只开了四天（这次大会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象征性的会议），但二大开了二十五天，三大开了二十天，四大开了三十一天。这几次大会开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还要进行介绍、预先讨论和专项委员会的会议。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都发生了多次重大的政治争论，最重大的决策都是在经过如此尖锐的论战之后才做出的，而不是事先就决定好的。

　　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情况却不是这样。成立大会上的执委会是在大会结束时拼凑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共产国际却从未组成一个它所需要的国际性的领导层，哪怕是稍微像样点的都没有。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选出了一个执委会，委员之一是法国人罗斯默，但他当时甚至还不是法国社会党党员（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这表明各国代表想要创造一个国际性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不是联邦制的，而且也绝不是各国党的代表人物的集合。二大选出的执委会里有德国党的恩斯特·麦耶尔，这个人选非常重要。麦耶尔是老斯巴达克斯派的核心成员之一，而且也是德共（斯）当之无愧的代表。但他并不是德共（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让人们相信他能够胜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责。唯一一个能担此重任的德国人是列维。包括列维自己在内，谁也没有动过让他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委员的念头。所有人都认为，列维必须留在德国建设德共，列维当选为麦耶尔的候补委员[13]，只具有象征意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在设立一个真正的执委会这个问题上，最大的保留意见来自德国党，确切地说，是来自列维。他不希望让外国委员住在莫斯科并长期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他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该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在一个专项委员会上，这个建议遭到了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14]。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之后，列维与蔡特金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提出了质疑，拉狄克也要求德国党中央局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坚持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必须要有对欧洲事务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做代表，这样执委会才能事半功倍。……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么说：我们要让自己的良心沉默不语，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时不时拿出来向大家展示一下；要么我们就得抛开一切怀疑，派去有责任感的同志——必须明白，这些同志不应逗留太久，而且必须时常轮换，这样他们才不会同自己的党分隔太久。你们必须找人派去莫斯科[15]。

　　列维的答复表明：他根本不是从纯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的。他建议德国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不要卷入艰难的争论”[16]。一九二一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党中央局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德国党中央局并不支持列维充满疑虑的保留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扩大它的“小执行局”，这个“小执行局”不久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席团。德共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代表，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工作，他们的任期大约为三个月：在一九二一年有库尔特·盖尔、威廉·科嫩、弗里茨·赫克特、弗勒利希与皮克等人担任过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瓦尔赫尔、埃贝莱因、蔡特金、亨勒与波彻尔等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参加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他们在任期内享有完全的权力，但他们的任期比较短。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八月间，布兰德勒也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与主席团委员。

　　但是，把这些人派驻莫斯科，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列宁不是要求把马斯洛夫派来莫斯科，这样他就可以对马斯洛夫进行政治“再教育”吗？列宁可是公开这样说的。他这番话不是惹得德国党左派大为光火吗？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德国党中央局出于同样的动机，也要求把弗里斯兰德派去莫斯科当代表。这便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不再被当作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不再被当成是一个由受过教育的领袖组成的机构，而是变成了一个学校，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是因为在政治上出了偏差而遭到排挤，就会被派去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再教育。

　　三月行动之后，《前进报》揭露了这次行动的一些内幕，埃贝莱因不得不逃往莫斯科避难，以躲开因他的错误而招致的一系列抨击——他还被补选进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此同时，蔡特金也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但她的当选仅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她年事已高，身患重病。她不得不放弃日常活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她代表的是德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而不是未来。在一九二三年，布兰德勒虽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但他实际上无法履职。他出狱后去了俄国，很快就回国担任党主席一职，这个工作要求他付出全部精力。施特克尔的情况也一样，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但他只去了一趟莫斯科，然后就回到了德国，担任了鲁尔被占领区的最高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国际性的领导层。每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它的“小执行局”或主席团及书记处，总是在不停地改组。合法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匆匆过客，他们不能适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执委会扩大会议”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而召开的；每年召开两三次的这种会议，其实是把各国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召集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核心身边举行会谈。但即使在这种会议上，代表们实际上只代表本国支部，代表不了整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业务，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代表外国共产党的执委会委员进行的，而是转交给了一小批专业人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俄国人核心是很小的。这个核心确实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要人物，但苏俄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们抽出太多时间去处理共产国际的事务与世界革命的问题，尽管这些事务和问题都至关重要。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但他同时也是俄国党政治局委员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红军与一般性的问题上，除了他自己负责的法国党之外，他抽不出多少时间来关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能在百忙中抽出大量时间，处理有关共产国际与德共的事务的人，只有拉狄克（他还要负责俄国党的教育与宣传工作）。

　　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拉狄克还要担任俄国政府的半官方代表，同德国政府打交道，而一个人是很难同时扮演外交官与革命领袖两个角色的。列宁在病倒前，就已经很难及时获知有关德国的各种事态的消息，他也从不隐瞒自己在信息上的滞后。一九二二年以后，列宁已不再在共产国际内发挥作用。一九二三年七月，就在反法西斯游行示威即将举行之际，普鲁士政府禁止举行游行，在这个紧要关头，俄国党主要领袖的反应具有重大意义。托洛茨基没有表态，他说这是因为缺乏信息；如果斯大林有自己的意见的话，他也不会表露出来，因为他不想暴露出自己对德国的总体形势缺乏了解。八月二十三日，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结束了休假，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但布兰德勒及其同志还是等了三个星期，直到九月才能开始进行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给了一小批布尔什维克党的全职干部（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都忙于应付内战）与外国流亡者身上，这些外国流亡者有匈牙利人库恩、波加尼和鲁德尼扬斯基[17]（据说此人带着军事资金消失得无影无踪）；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卡巴克奇耶夫、米涅夫[18]和柯拉洛夫；几个波兰人；还有芬兰人库西宁。他们虽说不上毫无经验，但也算不上经验丰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明显的极左倾向。他们对西欧工人运动了解不多，却对俄国经验感同身受，相信俄国经验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共产国际的领袖对世界代表大会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们的经验与知识通过代表大会得到了精炼提纯，但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当前任务却是由一小批缺乏经验、对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毫无准备的人来进行的，他们的核心是拉狄克，他是一支单人乐团，一个极富天才的记者，一个虽然忠诚但却不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三月行动之前，盖尔是“小执行局”委员，他提供的证据表明，对于把库恩派往柏林这件大事，甚至在“小执行局”这个最高级别的委员会里，都没有进行过讨论。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相信：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共产国际虽然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却不能像一个国际性组织那样开展工作，反而成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的附庸。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维从莫斯科回国后，就对俄国党在共产国际内的主导权提出了质疑。由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也是苏维埃国家的领袖，共产党人又把俄国视为革命的堡垒，把保卫俄国当成最神圣的义务，这个问题就更加微妙了。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主导权既是正常的，又是暂时的。列宁本人写道：“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象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19]。”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对俄国党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并行使政权而感到欢欣雀跃。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其他国家的党夺取政权的斗争都失败了，俄国党的威信也随之愈发强大。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后，保尔·列维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相提并论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党的领袖只会跟着俄国人屁股走。一九二一年的新左派顽固地捍卫自己的提纲。当有人抬出季诺维也夫等人，用他们的名字给自己的论据添加分量的时候，麦耶尔和布兰德勒都毫不犹豫地予以了驳斥。一九二三年四月，德国党的四位活动家格哈特·艾斯勒、海因茨·诺伊曼、汉斯·菲弗尔与阿图尔·埃维特号召全党更加彻底地学习俄国党的榜样；个中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要让党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党就必须布尔什维克化。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反动，俄国党的机关才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绝对统治。

　　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当德共与俄国党打交道时，下面这个套路基本上都会反复上演：德国党提出了某个提议或发起了某个倡议，引发了尖锐冲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然后，在列宁的干预下，做出了一些正式的批评，认为德国党的倡议是可以接受的，并号召进行公开讨论。在共产国际与俄国党的领袖当中，愿意去理解德国党的倡议与问题，愿意去寻求共识而非妥协，竭力反对分裂德共的人，似乎只有列宁一个人（托洛茨基总是会追随列宁，或者与列宁达成共识）。

　　一九一九年，在要不要把极左派开除出德共的问题上，列宁与列维发生了冲突，列宁竭力想让共产国际接纳共工党，但没有成功。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支持“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在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号召的问题上，他支持德国党中央局的立场，在争论中，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极左派的反对者，并毫无保留地支持争取左翼独立党的努力。在关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的《公开信》的问题上，他击败了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维护了《公开信》的立场。他竭力挽留列维，想方设法让他留在德共。他利用了自己全部的道义威信，实现了莫斯科妥协；他阻止了左派对“中派”的批判，当麦耶尔准备因左派的派别活动而开除左派时，他又阻止了麦耶尔。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已不能视事，德共的派别斗争便与俄国党的内部争论纠缠不清，俄国党的内部争论，不但在德共内引发了派别斗争，也成了派别斗争的背景与借口。列宁曾断断续续地起过这样的作用：通过不懈的工作，按照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党的政策，让党员队伍获得共识，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在不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同时建设党，简单来说，就是帮助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除了他之外，在德国，在共产国际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列宁在共产国际内扮演了理论家、舵手、组织建设者、导师与仲裁者的角色，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的德共历史上，可能只有两个人曾在某些时刻能够扮演这种不可缺少的角色。第一个人是列维，他是斯巴达克斯派中的“非正规军”[20]；第二个人是拉狄克，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非正规军”。道义权威从列维手中转到拉狄克手中，标志着在建设德共领导层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标志着拉狄克在政治上对莫斯科的深切依赖，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这三年里，拉狄克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莫斯科，而列维仅仅在莫斯科短暂逗留过。



[1] 尽管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中以德国活动家自居。卢森堡可是把自己当成是波兰活动家的！

[2] 早在1919年，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第21—22页）就写过：一个共产党必须时刻注意，“不是革命要向党学习，而是党要向革命学习”。

[3] 卡·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Politische Aufzeichnungen aus seinem Nachlass），柏林，1921年，第17页。在东德出版的李卜克内西文集中，这一段话直到1968年才得以发表。

[4] 《红旗报》，1920年2月4日。

[5] 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一九二二年”，经查证改为“一九二〇年”。——中译者注

[6]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7] 同上，第40页。

[8] 同上，第107页。

[9] 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二章，以及布兰德勒的信件，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08页。

[10]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3页。

[11]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29页。

[12] 出自布兰德勒的信件，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08页。

[13]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恩斯特·麦耶尔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保尔·列维当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中译者注

[14]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94—596页。

[15] 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2页。

[16] 同上，第293—294页。

[17] 鲁德尼扬斯基·恩德雷（Rudnyánszky Endre，1885—1943），匈牙利人，当过律师，一战期间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担任骑兵军官，在东线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俄共（布），1919年1月参与成立共产国际，同年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驻莫斯科代表，1920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不久，侵吞大量公款后携款潜逃。1924年向苏联驻柏林大使馆自首，返回苏联后，于1926年被捕，1939年3月获释。1943年4月3日逝世。——中译者注

[18] 斯托扬·米涅耶维奇·米涅夫（Стоян Минеевич Минев，1890年8月21日——1959年5月5日），190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流亡瑞士，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至1943年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中译者注

[19] 弗·伊·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293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27.htm ——中译者注

[20] 法文原文为franc-tireur，本意为“自由射手”，即游离于主力之外的非正规军，这里是指列维和拉狄克在各自的党内都与主流若即若离。——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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