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六章 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
三月行动失败后，在短短几天里，就暴露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给党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们甚至无力带领自己的党员投入行动。有些党员公开指责罢工。不少党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党，还有一些人则是悄悄地溜走了。几星期的工夫，党就失去了二十万党员[1]。此外，党还遭到了镇压；党的报刊不是被查封就是被停刊，党员遭到逮捕，一些被捕的党员只被关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可是大部分人都坐了好几个月的牢。军事法庭满怀着恨意，大肆审判共产党员；仅在六月初，就有四百名在三月行动期间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和参加了武装斗争的战士被判刑，他们总共被判处了一千五百年苦役、五百至八百年的徒刑，八人被判处终生监禁，四人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许多人仍在候审[2]。党主席布兰德勒因叛国罪被判处五年徒刑[3]。
上万名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并被老板们列入了黑名单。此外，在许多工厂和城镇，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又被当局的行动和工人的消沉给破坏了[4]。
此时，谁也不清楚这次失败究竟该由谁来负责。许多活动家都知道，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只决定要在曼斯菲尔德地区对赫尔辛的进犯发动可行的反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还在照本宣科，认为三月行动不过是一次纯粹的自卫行动，是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为了对付政府的挑衅而发动的[5]。这确实是当时提出的第一种说法，至少是在失败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提出来的。四月七日，弗里斯兰德在柏林的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党有义务对赫尔辛的进犯做出反应，但德国中部爆发的冲突，是与中央局的意图甚至指示相悖的：
身处柏林的我们也认为，武装起义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运动的产物，只有当总罢工真正变为群众运动时，总罢工才有可能转为武装斗争，但我们首先得让工人阶级同老板们发生冲突
[6]。
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会造成惨痛的失败？三月行动刚一失败，弗里斯兰德，这位中央局的代言人就将其归咎于曼斯菲尔德共产党人的“错误”、《红旗报》上面的一些不当的表述和错误的公式，以及共工党的行动所造成的混乱（在三月行动期间，共工党确实愿意利用恐怖活动和挑衅行动，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激起总罢工）。他告诉积极分子们：“我认为，这次失败要怪工人群众，他们不懂局势，该回击时没回击。[7]”
列维的反击
列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弗里斯兰德并不相同。三月行动最关键的那几天里，他不在德国。三月行动即将开始之前，他与库恩·贝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他说，他以为复活节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就去了意大利。他是在维也纳得知三月行动的消息的，并因此体会到，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志退出中央局之后的这次转变，造成了何等的灾难。蔡特金是这样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描述列维的第一反应的：
不幸的“三月发动”使他从心底里感到震惊。他坚决相信，那次发动把党的生命轻率地作了孤注一掷，破坏了罗莎、卡尔、利奥和其他许多人为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他一想到党的毁灭就痛苦得哭起来，的确哭起来。他认为只有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的条件下，才能够挽救党
[8]。
他立即回国，发现库恩的理论已经付诸实践，在“强行推动”党发动进攻的借口下，新的领导机关已经把党推入了灾难之中。他第一个反应是在三月二十七日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列宁，他十分庆幸正在领导党的人不是他自己，并向列宁保证，他目前的态度，与党现在由其他人领导这一事实无关：“可是，党目前的领导层——我十分肯定——最多只需要半年时间，就会彻底毁灭党。这种局面，以及我从局势中看到的严重性，促使我给您写了这封信。[9]”接着他向列宁讲述了库恩·贝拉来到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位同志”[10]——并向列宁汇报了库恩、蔡特金和他自己之间进行的讨论：
这位同志解释说：俄国发现自己的情况十分艰难。只有在西欧发起运动，并在此基础上，让德国党立即投入行动，才能解救俄国。德国统一共产党目前拥有五十万党员，可以发动一百五十万无产者去打倒政府。因此，他主张提出“打倒政府！”的口号，去立即发动斗争
[11]。
然后他告诉列宁，三月事件是如何发展的，他坚持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三月行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局部行动，而是“以党营私”，它导致的后果，是让那些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员与其他工人对立起来、孤立了自己、提高了工人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威信。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向列宁的权威求助：
我认为，当前形势万分危急，党的现状不仅是艰难的，更是危在旦夕的，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具体情况，但我个人还是要向您请求，希望您能亲自研究一下事态，考虑一下如何挽回局面。
我个人完全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我已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谈过了，我向他解释了我的看法，即我不会阻挠这次行动，因为近来的事情让我深深地明白，不管我说什么，都可能会被别人利用，趁机给我扣上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另外，我上次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后，我就没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在等待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我也许会写一本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会做，我既不会批评德国党的新领导层，也不会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
我不会让正在领导党的同志们觉得我在给他们使绊子。但对德国党来说，这几周也许会是非常关键的，我不能对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因此，我请求您，就算您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也好，我希望您能进行必要的调查
[12]。
但是，事态发展得太快了，列维在四月二日到三日间起草了他的小册子，并将其交给蔡特金过目，蔡特金的意见是“非常棒”[13]，列维曾两次试图让中央委员会对此表态，但中央委员会拒绝听取他的意见[14]。四月七日，在柏林干部会议上，他做了他此前曾向列宁保证过不会做的事情，首次批评了中央局的政策，而这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制定的[15]。
列维认为，对三月行动的任何评价，不仅事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更与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相关：“从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完全不能容许这样的行动。[16]”在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争论中曾出现过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又重新出现了，它们的全部具体逻辑和含义，仍跟上次争论一样。列维的意见遭到了中央局的拒绝，他的意见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行动不能只让共产党自己来进行，只能由无产阶级来进行”，而另一方的观点不幸获胜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可以只靠自己的力量开展行动”[17]。正是这种观点，促使弗勒利希和布兰德勒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干预，同样受这种观点影响的还有拉狄克，在中央局发出的一份呼吁中（发表于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呼吁简直就是在号召武装斗争：“每个工人都必须反抗法律，并尽力去寻找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18]”
列维强调指出，此前在德国中部还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只是当日复一日地这样呼吁之后，那里才有了一点战斗：“我告诉你们，在曼斯菲尔德发生的事情，是在柏林进行的冒险所必然造成的后果[19]。”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0]），将其与三月二十日的《红旗报》社论标题所体现出的巴枯宁言论做了对比，并批评了党的领导层，批评他们采纳了这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仅仅因为党是“由具有献身精神和最高的牺牲精神的党员，和极端坚决的领袖所组成的组织”，就可以去“制造出”革命。他把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使是最强大的党，也不可能抛开其他无产者去制造革命”）做了对比[21]。弗里斯兰德刚刚承认，他们派了失业工人去袭击工厂，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德国党的领袖们就已经抛弃了斯巴达克斯派的传统，也同样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抛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同无产阶级的少数派去制造革命。……而现在有一种致命的观点，比这种还要过分，居然认为我们也可以组织罢工去对付无产阶级的多数派。[22]”
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了失败，它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会招来多么沉重的镇压，也不在于会进一步招致资产阶级的仇恨，而在于这一事实：在此之后，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共产党人之间，会竖起一道“不信任之墙”[23]。这种后果，对于共产党采取行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能力来说，是危害最大的，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大利法西斯党对工人组织发起的进攻、英国政府动用军队进攻罢工的矿工，都是资产阶级反攻的例证，说明了世界各地的反革命都在猖獗行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绝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的道路》
四月六日至七日，中央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蔡特金在会上要求中央委员会听取列维的意见，却遭到了拒绝，然后她提出了一个批评中央局的动议，并要求召开非常党代会。这个动议以六票赞成、三票弃权、四十三票反对而被否决[24]。中央委员会随后以二十六票赞成、四票反对[25]通过了另一项动议，这项动议以进攻策略是必要的为由，认为三月行动是正确的，并将三月行动的失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工人阶级的“消极”。这个动议以号召加强纪律而结束：“中央委员会赞同中央局提出的政治立场和策略意见，尖锐地批评某些同志在三月行动期间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消极或积极的阻挠，并要求中央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组织转入战争轨道[26]。”第一个挨整的是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斯·西菲尔斯，他因不服从纪律被同时开除出了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挨整的人。
四月十二日，列维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Unser Weg: Wider den Putschismus）在报刊上发表了[27]。这本小册子对三月行动、以及推动了三月行动的那种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阐述了列维关于先进国家中的革命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
列维认为，革命的发展速度，是德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考虑了当前的客观条件，并特别强调了共产国际的存在，提出对主观条件进行检讨。他简短地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目前已经摆脱了战后危机，并充分地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发起反攻。在阶级斗争当中，工人阶级的阵地至关重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确实大大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但这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政党，却没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了夺取政权去赢得群众的支持。
列维继续写道，从这个观点出发，党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成功。党不仅没能触动中间阶级，争取他们支持无产阶级，而且党现在争取到的无产者，也仅占无产阶级的少数。列维虽然既不迷信选举，也完全拒绝老社民党那套必须先拿到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再开始夺取政权的说辞，但他还是认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选举结果是一种出色的“体温计”，可以通过它来观察群众的“体温”。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觉悟高到会投工人政党的票的工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把票投给了共产党。对工会会员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五十万党员，代表了被组织进工会的工人群众的十六分之一。因此，共产党距离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很远的距离。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批驳任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企图了。但是，必须通过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才能继续前进。列宁在他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里写道：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
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28]。
在一九二一年的德国，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控制了至少一半的陆军，而德国共产党人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影响力为零。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业中心的苏维埃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德国共产党人只能在德国中部一个地方做到影响大部分无产者，更何况它的影响力还在不断衰退。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面前，共产党人的责任当然应该是努力创造革命形势，这样才能加快步伐，争取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们始终捍卫这种观点：一个政党可以通过
明晰、果断的干预、活泼而大胆的宣传鼓动，通过它在群众中赢得的智识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力，来创造出冲突形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
政治手段来创造出冲突形势，而一个共产党更是必须这么做
[29]。
而现在，这种方法、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这些思想，几个月来一直在遭到攻击，而攻击它们的人，正是那些宣称必须“与过去决裂”、把那段消极被动、进行纯粹的宣传活动的日子抛在脑后的那些人。列维写道，三月行动暴露了他们那些新思想的含义：“新思想就意味着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过去决裂，它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非政治手段、通过警察手段、通过挑衅，也可以创造出冲突形势[30]。”
列维引用了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他隐去了发言者的名字），并引用了《红旗报》上的文章，揭示了进攻理论是如何导致这种局面的：发动失业工人去对付在业工人；工厂里的共产党员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仍然被迫发动罢工；结果共产党员丢了工作，被迫与工友们隔绝开来，浪费了他们以前赢得的影响力，把工厂拱手让给了工会官僚。对于撼动了党的这次危机，没有别的方法能解释。不能用鲁登道夫领导帝国陆军的方式，去领导一个群众党。战斗性工人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有着同样的感受，在生活与斗争中同其他工人紧密相连，谁要是考虑不到这些因素，就不配领导战斗性工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史上最大的巴枯宁式暴动”[31]。
但是，要为这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策负责的，并不只有德国党中央局。列维不点名地批评了库恩，认为他是三月行动的始作俑者：
这次行动不是德国党要发动的。我们不知道谁该为此负责。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执委会代表越权之后，也就是说，我们事后发现执委会代表并未被授予处理某事的全部权力。……所以，一定有谁给中央局施加了压力，要它马上、立即、不计任何代价发起行动
[32]。
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只是因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这次惨败会影响共产国际，也是因为即使不深究细节的话，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要承担至少是一部分责任[33]。”列维详述了各种阻碍同莫斯科联系的物质困难；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西欧的联系已被切断。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国际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信得过的人”派往各国党，指导它们的工作。这些“信得过的人”不能从最优秀的人中间、从俄国党的干部当中挑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太重要了，不能离开俄国。能够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各国党的人，往往是来自中欧的流亡者，这些人顶多也只有二流水平。列维给库恩起了个外号叫“土尔克斯坦人”，这个外号经常被人误会，不过这个外号是因为列宁曾把库恩下放到土尔克斯坦而起的[34]。只是为了让库恩·贝拉戴罪立功，才把这位匈牙利党的领袖派往德国的。列维回顾道，就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结束后，拉科西就在柏林说过，必须在所有的大规模的共产党内进一步发动分裂。列维指出，拉狄克在一篇还没发表的文章里否认自己与这一切有关，并宣称拉科西的发言“仅代表他个人”。列维评论道：
有人正在这里玩弄儿戏。把缺乏责任感的人派到国外，并在事后根据需要对其行为加以认可或否认，这种做法确实很方便，但就算它在党内被奉为老传统，它对第三国际仍然是极为危险的
[35]。
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于各国党所持的态度，阻碍了政治上必要的集中：
他们从来不与当地的党的领导集体一起工作，而总是躲在背后，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导。莫斯科只听他们的意见，却不听其他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志之间，以及各国成员党的同志之间在共同工作中的信赖关系，不可能不被这种体制所损害。作为政治领袖，这些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基本上是无用的，此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也十分不了解。这会导致悲惨的局面。没有集中的政治领导。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做的，就只是发表一些呼吁（这些呼吁送到我们这里时已经为时过晚），开除一些人（这些开除的命令又来得过早了）。就共产国际而言，这样的政治领导只会导致毁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做法与契卡无异，在俄国国境后面老远的地方发号施令——这种局面是难以容忍的。要求做出改变，避免不称职的代表控制各国党的领导权的情况再次发生；要求获得政治领导权，并对“党警察”的做法提出抗议，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要获得独立
[36]。
尽管列维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存在、对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提出质疑。他得出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相信纠正这些错误，就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捍卫那些列宁和托洛茨基长年以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捍卫的思想。
剧烈的反应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打算妥协。四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列维、蔡特金、多伊米希等人辞去中央局委员一事发表了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其定性为“开小差”，并宣称“列维同志及其集团脱离德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原因，并不在于意大利问题，而是在德国政策和国际政策上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37]。”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表示，希望列维的行为能“让那些曾站在他一边的同志们”擦亮眼睛。四月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首次就三月行动表态，称赞三月行动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之后“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最初的有组织的进攻”，并将其失败归咎于“德国社会党丧尽天良的叛卖行为”，以及独立党拒绝同共产党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地对德国共产党人宣布：“共产国际对你们说：‘你们做得对！工人阶级决不会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你们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中掀开了新的一页。要准备新的斗争。[38]’”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德国党中央局于四月十五日经过表决，决定将列维开除出党，并要求他让出国会议员的席位。《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粗暴的声明，历数了列维的罪状[39]。他在四月三日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对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污蔑和抨击。他在印发这本小册子前拒绝将其提交给党的领导集体审阅，当战斗仍在继续、党的活动家正在遭受沉重镇压的时候，发表了这本小册子。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是在四月七日至八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遭到了正式批判的。三月间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层号召发动的任何一个行动，并在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局强调指出，列维是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出党的，并宣称中央局并不怀疑人们拥有“在行动前和行动后”进行批评的权利：“对党来说，以斗争为根据的批评，以及斗争中的完全团结，都是极端必要的，它们也是革命的义务。然而，保尔·列维的批评不是出于党和斗争的立场而进行的，而是在公然支持敌人[40]。”
中央局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恩斯特·麦耶尔在《红旗报》上谴责“列维走向独立党之路”[41]，马斯洛夫把列维叫做“德国的塞拉蒂”[42]。塔尔海默却回顾了列维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在艰难时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有了列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摆脱了以前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党失去了一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领袖。被党抛弃的这位领袖，没能把自己的一切都与党融合在一起；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的整个人格不可逆转地投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也就是说，要与党融为一体。他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的，不只是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人格。而列维没能做到这一点
[43]。
列维立即就中央局决议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上诉。四月十六日，党的八位著名领导人宣称与列维团结一致，并担保列维说的是真相，这八人是：多伊米希、蔡特金、奥托·布拉斯、阿道夫·霍夫曼、库尔特·盖尔、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保尔·埃克尔特，其中，多伊米希、蔡特金、布拉斯和霍夫曼已经在二月同列维一起辞去了中央局委员的职务；盖尔是德国党驻莫斯科的代表；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曾是前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现在是工会委员会的领军人物[44]。德国党的领导层显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接受开除列维，也不肯接受开除列维的理由。党的危机已经公开暴露。
列维和蔡特金在三月底给列宁写了几封信，列宁在四月十六日写完了回信[45]。关于这个正在撼动德国党、并将撼动共产国际的重大问题，列宁写道：
至于不久前德国发生的罢工运动和起事的消息，我根本没有看到。我乐于相信，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所维护的立即行动“以便支援俄国人”的策略是愚蠢的策略，过左的策略，因为这个代表往往过左。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让步，而应该抗议，并立即正式把问题向执行局全会提出
[46]。
列宁当时还不知道，列维已经发表了那本小册子，但列维的这个打算让他很担忧，他批评了这两位德国党的领袖退出中央局的做法：
而退出中央委员会呢
[47]！！？？这怎么说也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容忍这样的做法，即中央委员会的负责成员处于少数时就退出中央委员会，那么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正常发展和壮大。不要退出，最好是和执行委员会共同就争论的问题进行几次讨论。现在莱维同志想写本小册子，也就是想加深矛盾！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相信，这是个大错误。
为什么不等一等呢？6月1日将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不
在代表大会前在这里非正式地讨论一下呢？即不要公开辩论，不要退出，不要写有关分歧的小册子。我们经过考验的力量十分少，所以我对同志们声明退出等举动确实感到不安。凡是做得到的和某些做不到的事都必须去做，但无论如何要避免退出和激化矛盾
[48]。
这些劝告来得太迟了。列维已经发表了小册子，而德国党中央局已经把列维开除出党了。
《错在哪里？》
列维得到许可，可以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亲自为自己伸冤，他借此机会重新发动攻击。他再次批判了三月行动，指出库恩（他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库恩）应该为“进攻”斗争的思想和采用挑衅的方法而负责。继他在四月七日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中的言论之后，他在这方面又补上了对中央局的辛辣讽刺，嘲讽了中央局的回避、在面临自身责任时的退让：
中央局说：“我并不想这么做。”〔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并不想这么做。”执委会代表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结果在最后的总结里，“想这么做”的倒成了工人群众，提出这个观点，并按照这个观点，认为必须强行发动革命，并从“防御”转入“进攻”的，倒成了工人群众了
[49]。
在剩下的发言中，列维谴责了那些指责他的人的错误信念，批评了他们借以攻击他的那种死板的、机械的纪律观念，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历史对他的分析加以佐证。他说，那些人批评他的借口之一，是他公开发表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记录。他回答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也是这样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公开辩论的。那些人指责他表现出了失败主义情绪，对党的现状进行了片面的描写，并对党下了灾难性的判决。对此，他援引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的态度——而这并没有导致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分析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形势时曾宣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举动将会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暴动，我绝不认为，我对形势的分析，会跟季诺维也夫的分析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我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义务，也从来没有拒绝参加对党来说重要性不下于十月革命之于布尔什维克的任何行动，季诺维也夫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后来才有资格去指责别人是“孟什维克”或“不守纪律”
[50]。
列维提醒党的领袖们：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如何将他对中央局的严厉批判局限于内部讨论的范围的，而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是如何不顾他的愿望、不顾当时正在遭受抨击的德国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顾虑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上发表那封信，是与我的愿望相悖的。当我在彼得堡听说那封信已被发表之后，我立即表示反对，并说那封信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当时是季诺维也夫说，德国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犯下了极其愚蠢的错误，而当一个党犯下了如此大错时，就不能仅在私下批评这些蠢行了
[51]。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在街头发动了战斗，尽管卢森堡反对这种做法，但她并没有对街头的战斗推卸责任，有人拿卢森堡这种态度，同列维的态度做了对比，对此，列维解释说：
……〔卢森堡的态度是〕出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错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一小批拼命想丢掉并没有犯错的群众的领导。〔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而且是自发的，当时在柏林蒂尔加腾参加集会的工人，要比〔一九二一年三月〕整个德国参加行动的工人还要多
[52]。
接下来他对曾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副手、现在成了他的批评者的威廉·皮克说道：“皮克同志，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罗莎·卢森堡同志曾想过，她对李卜克内西的举动批评得如此严厉，以后甚至都不可能跟他共事了。她再也不能写什么了……死神夺去了她的笔[53]。”因此，列维相信，自己发表那本小册子并没有破坏党纪，反而是在按照革命行动的最高原则行事。更何况他的反对者做的事跟他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不让他享有的权利，正是他们以前曾当着他的面所主张的权利：“我没记错的话，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今年三月六日[54]召开的。大概是在三月十五日，我们就拿到了有关欧洲的报告，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声称：‘我们已经加入了反对列维的斗争。’[55]”
列维抨击皮克的根据是皮克似乎故意弄混了那本小册子写作的日期和发表的日期。他声称，那本小册子是在四月三日至四日起草的，直到四月八日才付印，在发表之前，中央委员会再次宣称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还不许他出席会议，不让他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又剥夺了他的一切合法手段，不让他在全党面前就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提醒他们，自从三月行动结束后，他的支持者立刻遭到了各种惩罚，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央局企图对党进行清洗，列维还宣称他并不打算跳进已经为他设下的圈套：“如果你们想搞清洗，我可不会听凭你们利用有关组织问题的条文来开除我[56]。”
从这一点来看，列维在三月行动后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却被党的领袖斥为“在背后捅了党一刀”，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如果保持沉默，那才是犯罪：“当党处在危险之中……，便有义务讲出来。……这不是在背后捅刀；当党发现自己还十分不完善的时候，把真相讲出来，是最高的义务。我不希望党重蹈覆辙，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人能采取跟我一样的行动[57]。”
列维强烈要求党采用他已经用过的补救方法，也就是公开地、大声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相信这是同邪恶斗争的唯一一种恰当方法：
皮克同志的确说过：“但最糟糕的是，列维散布了对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不信任。”是的，我确实这么做过，我承认我犯下了叛党罪。我甚至还可以补上一条罪名：在我的小册子里，我故意做得更加过分，我想做的不仅是散布不信任。……党已经出轨了，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除了外科手术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一举阻止新的疾病发作，用医学上的说法，就叫切除。这种手段不是要散布对中央局的不信任，而是要无情地揭露和惩罚党迄今为止犯下的全部政治罪过、背弃原则的全部行径。这是为了切除病灶，我愿意承认，这都是我干的，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58]。
某些共产党人真诚地认为，对党的领导层或共产国际的这些批评，就算是正确的，也应该仅在党的队伍当中、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他们错了：
以为共产党人可以在自己人中间讨论自己的错误，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与他们的优点一起，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既不能够、也不应该只让群众记得其中一面，而忘掉另一面。如果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吃亏的不是党，即使这些错误会导致的党的毁灭。如果这是无产阶级吸取经验教训的唯一方法，那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为党服务
[59]。
列维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才尽量让自己对三月“罪过”的抨击公开化，这个“罪过”是如此的惨痛，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仅要让党内的人，而且也要让党外的人都来学习这些教训。通过这种做法，他对列宁在四月十六日的信中的提议做出了间接的答复：
我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想把这些有关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留到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再做出最终决定，这些问题根本不像执委会说的那样是新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执委会认为，既然德国党是自己犯下这些错误的，那么它最后也可以对这些错误做出处罚。……然而，从原则上来说，包括把对党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拿到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上去讨论，或是拿到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讨论的这套做法——我得重申一遍，这套做法是与激发了整个三月行动的那套根本思想完全一致的——你会在小圈子里犯下蠢事，所以你也能在小圈子里纠正它们。如果我们能从三月行动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有在群众可以最广泛、最自由地了解和讨论这些错误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60]。
这就是列维与德国党左派——恐怕不仅是与德国党左派，而且还是与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分歧，尽管列维并没有对此妄下断言。其实，问题在于：西欧共产党身处的社会背景，与布尔什维克党身处的俄国大不一样，那么，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
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俄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形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天生敌人——资产阶级十分薄弱，它的主要敌人是农业封建制度。而西欧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西欧的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民主。在民主制度下，或者说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群众的组织应该采用异于在农业封建国家、在专制制度下的形式。
因此，在西欧，组织形式只能是公开的群众党，这些
公开的群众党与其余所有无产阶级群众在心理上紧密相连，要推动它们去行动，就不能仅靠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只能通过党置身其中的看不见的潮流。它们不是因为接到了命令才行动；而是与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然后它们必将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顾问。它们依靠群众，群众也同样依靠它们，所以，同志们，（我以后还会谈到这一点，）三月行动失败后，中央局企图把遇到的一切问题限定在几个委员会里加以处理的做法——这完全不是革命的做法——是致命的错误
[61]。
不能理解这种差异，继续尝试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按照俄国模式建设共产党的话，就会导致无法建成群众性的共产党，更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永远无法得到弥合，而工人运动的分裂的源头，又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现有的社会分化：
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带来这样的致命危险，即工人阶级可能会分裂成两个阶层——有组织工人和无组织工人，共产党组织和非共产党组织，双方不仅作为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对抗，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每个组织都只吸收了无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一，这样一来，共产党就不再成其为共产党，不再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再是由最先进的无产者组成、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却变成了按照社会差异而垂直地分化出来的部分无产者的政党
[62]。
反列维阵营中的分歧
几年以后，在面对纳粹主义时，德国工人运动分裂成了失业的共产党人和在业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说列维富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列维从拉狄克的文章和中央局的所作所为之中看出了这种危险。此时在他看来，共产国际几乎不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而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威与著作，并不只是出于辩论的策略，而且他确实有一些理由，可以认为这两位俄国党的领袖会是最可靠的“列维派”[63]，也是最难被开除的！
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还是以三十八票对七票批准了开除列维的决定，严厉批评了包括多伊米希和蔡特金在内的八位领导人（他们曾说过列维对中央局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64]），继西菲尔斯之后又免去了维格曼的中央局委员职务，接受了盖尔的辞呈（他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支持列维），并将瓦尔赫尔、埃贝莱因（这两人是前斯巴达克斯派）和艾米尔·赫莱因[65]（前左派独立党人）选入中央局，接替西菲尔斯、维格曼和盖尔[66]。
就在刚刚把列维开除出党的多数派当中，也发生了分歧。柏林的“新”左派自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就以其高调的抨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又精神抖擞地重新出现了。马斯洛夫要求改组共产国际的机关，他认为在这么做之后，接下来还应该撤销西欧局[67]。弗里斯兰德则表现得更加“极左”，他向中央委员会宣称：
我很遗憾，列维仅仅是因为“破坏党纪”而被开除出党的。我们对世界的展望与他的截然不同。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阻止我们把自己同群众隔绝开来。当我们面临着真正的革命任务时，我们就有义务去把它进行到底
[68]。
几天后，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显示出统一共产党内的左派力量取得了增长。此时它是党内的主流派，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内最重要的地区组织之一。费舍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篇报告里她抨击了“共产国际内的机会主义”。她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的发言，以及对“口头行动”的倚靠（统一共产党“在《公开信》时期”越来越多使用了这种行动），都当成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最终决议。决议中指出：“自一九一九年以后，德国共产党人的三月行动，是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与这种政策决裂而迈出的第一步[69]。”
罗森贝格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必须更加集中化，并“应当尽快、尽可能彻底地”与共工党合并，他还强调指出，由于“右派”已经离开了统一共产党，所以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的合并就更容易了。他建议两党领导人应立即组成一个人数均等的行动委员会，以便筹备合并事务。费舍和盖施克也提出了号召“将工会政治化”的动议。罗森贝格的动议，与费舍和盖施克的动议，都以两百多票赞成、十几票反对获得了地委代表大会的通过[70]。
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共工党的领袖选择了抨击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就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共工党出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列维博士的道路：统一共产党之路》（Der Weg des Dr. Levi : Der Weg der V.K.P.D.），作者很可能是戈尔特。这本小册子把列维和他在中央局中的反对者等量齐观。戈尔特强调指出，统一共产党在三月行动中的态度，仅仅是它过去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延续。就算三月行动不是一场盲动，那也只能说明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它在短短几天里就从最迟钝的机会主义跳到了武装起义）的立场是盲动主义[71]。共工党报刊宣称，不再考虑与统一共产党合并；五月中旬，一个由阿佩尔、施瓦布[72]和麦耶尔[73]组成的强大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与先前抵达莫斯科的莱亨巴赫[74]汇合[75]。
现在只能依靠共产国际三大上的讨论才能给共产党人的政策一个明确的解释了，早在三月行动开始前几个月，这些讨论就已经开始了。德国党的领导层不得不为这次讨论做好准备，以便为三月行动的理论基础和进攻策略的功绩辩护。
[1] 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二章。1921年三月初，德国统一共产党拥有35万党员，可是在1921年八月，只有15万党员缴纳了党费，这是在1922年披露出来的。
[2] 《红旗报》，1921年6月9日。这六周以来，德共机关报一直在定期发表“记账单”，根据F·克尼特尔的《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团结》，1956年，第3期，第251—262页）所述，被判刑的人刑期累计达2500年。
[3] 《红旗报》，1921年6月7日。另外请参阅《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叛国罪审判》（Der Hochverratprozess gegen Heinrich Brandler vor dem ausserordentlichen Gericht am 6 Juni 1921 in Berlin）。路特·费舍在书中（《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2页）虽然正确记录了布兰德勒受审的日期，却将其原因错误地归结于卡普暴动。她说布兰德勒在受审时以法律术语而不是以政治词句为自己辩护，其实布兰德勒在受审时告诉法官，他愿意为中央局做出的一切决定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坚决否认党曾企图发动暴动。这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姿态。他曾在法庭上说过，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可以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为此他遭到了左派的批评。布兰德勒在6月17日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苏维埃》〔Sowjet〕，第6期，1921年，第172—174页），为自己的态度做了辩解，说这是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镇压，并保护积极分子。他一再坚持说，他的律师韦恩贝格（Weinberg）曾向他保证，中央局同意他采取这种姿态为自己辩护，这是皮克和塔尔海默亲口告诉韦恩贝格的。穆伊贝戈维奇在书中（《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80页）摘录了1921年7月15日中央局会议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局决定不对布兰德勒的这种做法表态，但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布兰德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三月联盟破裂的第一个征兆。
[4] 海·马尔赞，《三月行动与我们的工会工作》（Die Märzaktion und unsere Gewerkschaftsarbeit），《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2期，1921年3月15日，第35—38页。
[5] 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于《三月斗争》。
[6] 《4月7日于哈森克莱德小会堂举行的统一共产党干部会议》（Funktionärsitzung der VKP am 7 april in Kleiens Festsälen，Hasenkleide），列维档案库，P83/9，f11。
[7] 同上，第17页。
[8] 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2页。
“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利奥”即本书中的“列奥·约吉希斯”。——中译者注
[9] 列维档案库，P55/4，《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
[10] 列维，《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注释1。不幸的是，贝拉特在注释中把这个人当成了……拉科西！
[11] 列维，《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8页。
[12] 同上，第43—44页。
[13] 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9页。
[14] 同上，列维档案库，P113/6。
[15] 这次讨论的记录收录于列维档案库，P83/9。
[16] 同上，f21。
[17] 同上，f22。
[18] 《红旗报》，1921年3月18日。
[19] 列维档案库，P83/9，f26。
[20]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79页。——中译者注
[21] 列维档案库，P83/9，f30。
[22] 同上，f33。
[23] 同上，f35。
[24] 由蔡特金提出的这个动议发表于《红旗报》，1921年4月30日；以及《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4—10页。
[25] 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8页）的记载，反对票的票数应为十四票。——中译者注
[26] 《红旗报》，1921年4月9日。
[27] 根据拉狄克的说法（《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8页），这本小册子是4月3日付印的，而根据列维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说法（《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31页），它是在4月8日付印的，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再拒绝同他见面。
[28] 弗·伊·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2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7.htm ——中译者注
[29] 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柏林，1921年，第33页。
[30] 同上，第33页。
[31] 同上，第39页。
[32] 同上，第29页。
[33] 同上，第51页。
[34] 在1920年年底，红军击败了由弗兰格尔男爵率领的克里米亚白军之后，库恩·贝拉在接受白军投降时曾许诺会释放白军战俘，但后来又擅自下令处决了几千名战俘，列宁闻讯十分愤怒，曾考虑过处决库恩，但后来改为将库恩下放至土尔克斯坦。——中译者注
[35] 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第51页。
[36] 同上，第55页。
[37] 《红旗报》，1921年4月14日。
[3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的三月发动的声明》，出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76页、第277页。
“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39] 《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40] 同上。
[41] 《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
[42] 《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晚间版）。
[43] 《至高的法则》（Das Oberste Gesetz），《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44] 《红旗报》，1921年4月17日。后三人（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曾被指控破坏罢工，但党主席布兰德勒与施特克尔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洗清了他们的嫌疑（列维档案库，P83/9，f17）。
[45] 列维档案库，P55/10，P63/3；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0卷，第255—256页。
“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中译者注
[46] 同上。
[47] 实际上蔡特金和列维退出的是中央局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编译局在《列宁全集》中文版里把德国党的Zentrale（中央局）和Zentralausschuss（中央委员会）都译为“中央委员会”，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机关。——中译者注
[48] 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0卷，第255—256页。
[49] 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17页。
[50] 同上，第35页。
[51] 同上，第32页。
[52] 同上，第33页。
[53] 同上。
[54] 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3月8日—16日举行的。——中译者注
[55] 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43页。
[56] 同上，第44页。
[57] 同上，第8页。
[58] 同上，第31页。
[59] 同上，第44页。
[60] 同上，第28—29页。
[61] 同上，第20—21页。
[62] 同上，第21页。
[63] 当时列维的支持者就被称为“列维派”。
[64] 《红旗报》，1921年5月6日。中央委员会是在5月3日至5日召开会议的。
[65] 艾米尔·赫莱因（Emil Höllein，1880年2月8日——1929年8月1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5岁时与父母移民比利时，1895年父母去世后返回德国，当过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担任耶拿的独立党报纸主编，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局。1920—1929年当选国会议员。1923年曾负责德共与法国共产党的联系，起义失败后被捕，后获释，此后因重病长期担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66]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2 〔7〕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abgehalten in Jena vom 22 bis 26 August 1921），柏林，1922年，第63—64页。
“第二次”是从1920年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召开的统一大会开始算起的，“第七次”是从1918年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开始算起的。——中译者注
[67] 《红旗报》，1921年5月10日。
[68] 同上。
[69] 《红旗报》，1921年5月13日。
[70] 《红旗报》，1921年5月15日。
[71]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5—306页。
[72] 亚历山大·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1887年7月5日——1943年11月12日），出身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20参与成立共工党，1922年退出共工党。1931年参与创立“红色战士”（Roten Kämpfer）。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被捕，1937年10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4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73] 路德维希·麦耶尔（Ludwig Meyer）是莱比锡的一个五金工人，化名“卡尔·贝格曼”（Karl Bergmann）。——中译者注
[74] 伯恩哈德·莱亨巴赫（Bernhard Reichenbach，1888年12月12日——1975年2月19日），出身于富商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过社会主义学生组织领导人。1915年至1917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20年参加共工党，1921年曾代表共工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共工党埃森派。1925年参加社民党，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5年流亡英国，参加了英国工党，以后一直担任记者。——中译者注
[75]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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