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八章 十一月革命


Ø 军政领袖与军事失败
Ø 裂痕初现
Ø 来自基尔的浪潮
Ø 革命如野火般烧向四方
Ø 柏林，十一月九日
Ø 艾伯特政府


　　乍一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爆发的德国革命似乎验证了罗莎·卢森堡的期望与看法。劳动群众抛开了他们的领袖——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袖——正在寻找革命行动的道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完全独立于各革命组织的（这些组织已经被革命甩在了身后），他们没有统一的口号，而且最终也没有领导。与此同时，革命似乎正照着斯巴达克斯派的秘密呼吁，在向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发展，这种新的政权形式是仿效了俄国苏维埃的榜样，基于工人士兵苏维埃而形成的。苏维埃的口号在被几百万人接受后，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物质力量。

军政领袖与军事失败


　　德国的军政领袖感到风暴正在来临。八月八日，西线德军在蒙迪迪耶的失败[1]，表明任何赢得军事胜利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军政领袖们已经无力控制战局了，而在此之前，战争就已经变成了一场“豪赌”。八月中旬，威廉二世同首相赫特林[2]、军方首脑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奥地利皇帝开了会，他们一致同意寻找最有利的求和时机。国务秘书辛策[3]通知美国总统威尔逊，说德国政府愿意在回到以前状况的基础上进行和谈[4]。

　　九月，由奥匈帝国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德国的盟军）防守的地段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军方首脑变得越来越急切。九月二十九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告知首相，东线的局势已经陷入绝境，并表示希望扩大政府[5]，以便为和谈提供最坚实的基础[6]。事实上，他们都同意辛策的看法：“我们必须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自下而上的动乱发生[7]。”他们的目的是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能代表目前在帝国国会中占多数的几个党派，特别是要有社会民主党的大臣。

　　赫特林辞去了首相一职，威廉二世让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接替了他。马克斯亲王是个享有自由派名声的进步贵族。他从那些赞成立即和谈的政党的议员中挑选大臣。社民党提名的人选是鲍威尔和谢德曼[8]。十月四日，马克斯亲王的政府向威尔逊总统提出，在“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停战协议。十一月八日，他向协约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准备进行停战谈判。军方首脑（特别是鲁登道夫）已经开始大谈什么“不可接受的”条件，并企图把求和的责任丢给“政客们”来扛。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做什么来阻止求和。在他们看来，革命才是真真正正的威胁。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社民党，它当时正竭尽全力地支持通过外交途径求和。《前进报》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说明“俄国道路”不适用于德国：“俄国革命消灭了民主，代之以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专政。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拒绝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德国，并宣布自己坚决忠于民主[9]。”十一月四日，艾伯特给国务秘书万沙菲打了电话，向他保证工会将竭尽全力让工人冷静下来[10]。

裂痕初现


　　早在九月，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群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在独立党的会议上，哈泽、迪特曼与希法亭费了点劲才让会议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把大部分力气用在抨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空想气味”上[11]。考茨基则把《前进报》上的那个论题详细阐述了一番[12]。哈泽向多伊米希坦白，承认自己对事态走向毫无头绪[13]。十月十八日，列宁在写给斯巴达克斯派的信中乐观地写道：“……这一决定性的时刻现正在迫近……[14]”。

　　十月七日，斯巴达克斯派在柏林召开会议，布莱梅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德国当前的局势，认为目前的局势“是革命形势，在当前局势中，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未能解决的问题，正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会议宣布即将到来的革命要与俄国革命团结一致，并起草了一份紧急纲领，纲领中的要求包括大赦一切因反战而被判刑的平民及武装力量成员、取消强制劳役和撤销戒严。在这个行动纲领中，还包括下列要求：废除一切战争公债；没收银行、矿山和工厂；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没收大中型农庄；废除军事法律；将执行军纪的权力交给由士兵选举产生的代表团；给予士兵组织及举行集会的权利；取消军事法庭、立即释放被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取消对政治犯和违抗军令者的死刑或强制劳役；将分配粮食的工作交给工人代表进行；取消“邦”（Länder）的建制；罢黜一切王室等等[15]。为了实现这个纲领，会议号召“在还没有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地方组织苏维埃”[16]。革命派以此宣布，他们要争取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

　　社会民主党的大臣注意到了这些危险，他们建议内阁讨论这些要求[17]。他们坚持要求尽快对政治犯实行大赦[18]。他们认为首先要释放李卜克内西，因为囚禁他反而使他赢得了殉道者的光环。释放他确实会带来一些危险，但为了让工人阶级相信新政府对“民主化”的承诺，就必须释放他。尽管遭到了军方首脑的反对，但谢德曼还是说服了其他内阁成员。他们决定于十月二十一日释放这位斯巴达克斯派领袖[19]。就在他获释后，几百位活动家陆续获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年。

　　十月二十二日晚，工会领袖在柏林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阿尔文·克尔斯滕，五金工人保尔·埃克尔特在会上获准发言，他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获释，他将于明天下午五点抵达柏林[20]。”大多数与会代表非常高兴，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警方随即进行了干预[21]。

　　第二天，几千名群众在大批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来到车站等待这位获释的囚徒，并以迎接英雄凯旋的方式来欢迎他。他一离开波茨坦车站，就像一位渴望行动的活动家那样，立即投入到斗争中去。就在两年前他被捕的那个广场上，他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声赞颂俄国革命的榜样，并号召在德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22]。当天晚上，苏俄大使越飞特地为他举行了大型招待会，在会上越飞宣读了列宁发来的贺电[23]，李卜克内西随后也对列宁致以回电。还有一些德国活动家，包括瓦尔赫尔、哈泽、巴尔特、格洛比希与吕勒在内，也在会上发了言[24]。在出席招待会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各个革命组织的代表，他们相信：李卜克内西，这位象征着革命运动的英雄，将能够把各个组织团结起来。

　　然而，矛盾的是，李卜克内西却没有可以依靠的组织。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革命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了，但他也清楚，他只能提供一面旗帜，提供不了一个指挥部。而他的斯巴达克斯派同志们也承担不了这个任务。当然，奥托·弗兰克已经在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扎下了根[25]。列维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通过他可以联系布莱梅激进派[26]。皮克已于十月二十六日从荷兰回国，重新开始了工作[27]。但是，至少在柏林这个关键城市里，他们依然是“无兵之将”——要知道，他们在柏林也只有不到五十人的力量[28]。

　　工厂里的力量的真正先锋，都被组织进了由中派领导的独立党的行列里，李卜克内西早就经常跟这些中派进行交锋。在由来自各个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

　　独立党的领袖们先走了一步。他们知道这么做要冒着被活动家压倒的风险，但他们还是打算控制李卜克内西，并利用他的威望。所以，他们向李卜克内西发出邀请，请他加入独立党的领导层[29]。从几方面来看，这个邀请很有诱惑力。独立党的队伍里有大量的活动家，还控制着许多出版渠道。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打算做无原则的妥协。他要求独立党做出保证，承诺举行代表大会，他认为在会上应当批判中派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的一再拖延，并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斯巴达克斯派才是正确的。他并不想充当领导层中的人质。但独立党的领袖们不愿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因为这么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他们只同意起草一份意向宣言，承认自己的观点已经向斯巴达克斯派靠拢。李卜克内西认为这样还不够，谢绝了独立党的邀请，但他同意在独立党执委会进行重大决策时应邀出席会议[30]。

　　除了转向革命工长组织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革命工长组织能给他提供骨干和遍布首都全部工厂的广泛网络——简单地说，就是进行革命行动所需的工具。在这方面他没有遇到困难。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一个临时性的工人苏维埃，而且还将李卜克内西、皮克和麦耶尔这三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增选入内[31]。这个临时组建的革命领导层立刻着手讨论局势，商量对前景的看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巴登亲王的政府拒绝议和、并号召“保卫祖国”时，他们就要立即采取行动，为此必须做好准备[32]。

　　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满足于这个分析。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被动的，甚至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他拒绝附和提出这种看法的代表们，这些代表认为除非至少政府激怒群众，否则群众是不愿起来斗争的。他从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的自发行动中、从青年的战斗性（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青年代表大会[33]）中看到了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二十六日晚上，汉堡有两千人举行了游行示威，二十七日则有四千人在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举行游行。二十七日晚上，独立党在安德列亚斯礼堂（Andreas Festsäle）举行集会，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完之后，他带领几百名工人和青年走向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同警察发生了冲突[34]。他认为，必须通过这种行动，依靠最有战斗性的分子，才能把群众给发动起来。

　　李卜克内西苦心劝说革命工长组织接受这一点。在十月二十八日的白天，他同多伊米希和巴尔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说，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政府不打算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来延长战争，革命派都有责任通过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他认为这些方法能让群众觉察到自己的力量，并提升群众的觉悟水平及求胜的意志。多伊米希和巴尔特则犹豫不决，他们俩几乎要指责李卜克内西的看法是一厢情愿了。最后他们只同意举行集会，并断然拒绝了组织街头示威的建议[35]。

　　在那天晚上的全体会议上，皮克提议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不要理睬已经在到处张贴的号召入伍的告示，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36]。李卜克内西重申了他关于系统地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建议，并提议在首先在十一月三日集中发起集会和示威。多伊米希、巴尔特和米勒反对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会导致过早投入决战的危险。他们宣布革命派只能在有必胜把握时才举行罢工，其中一人还讥笑李卜克内西的计划是“革命的体操”[37]。

　　独立党的领袖们同样反对举行公开的行动，并为此找了种种借口，而临时苏维埃内反对李卜克内西的那些人，其实也不过是在重复这些借口罢了。李卜克内西企图说服他们，但却徒劳无功。他说，群众运动只有在街头才能发展起来，领袖的职责就是尽快上街去领导他们。他还说，那些借口力量对比对自己不利而撤退的人是在临阵脱逃，因为只有当革命派参加战斗之后，力量对比才能变得对革命派有利。特别是对于士兵来说，只要他们眼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前景，他们就会一直遵守纪律、执行军官的命令。只有在街头，工人才能通过与穿军装的工人进行亲善活动来战胜军队，在面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时，军队在物质上强大，但政治上弱小[38]。

　　十一月二日，独立党的领袖同革命工长组织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雷德布尔向与会者引见了第二近卫营的一位军官瓦尔茨[39]中尉。这个瓦尔茨中尉是自己来找雷德布尔的，他说他和他的部下愿意接受革命总指挥部的指挥，参加起义[40]。与会者高兴地欢迎这位来客，他带来了武装力量和武器，有了这些，起义就有可能成功。此后瓦尔茨就化名“林德纳”（Lindner），在多伊米希身边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进行军事上的和战略上的技术准备工作[41]。但是工厂代表的报告依然是悲观的。当领袖们发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号召时，在革命工长组织网络控制的十二万工人里，最多只有七万五千人愿意响应[42]。谁能想象得到，总罢工都还没有举行，起义就爆发了呢？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哈泽建议将武装起义的时间定为十一月十一日，并立即着手准备起义，他这个建议得到了米勒的大力支持。雷德布尔反驳说，这个建议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是在拒绝行动。雷德布尔认为起义的时间应该定为后天——十一月四日。李卜克内西反对以上两个建议；根据皮克的证词，在此之前，李卜克内西曾在俄国大使馆内同俄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坚决要求，在发动武装起义之前，必须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必须把群众给发动起来。

　　在李卜克内西看来，他们应当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并让罢工工人自己决定要不要为了下列目标而举行武装示威游行：立即议和、取消戒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他宣称，只有在总罢工的过程中“才能通过越来越大胆的措施，将行动逐步上升为起义”[43]。在表决时，雷德布尔的动议以十九票对二十二票未获得通过，而李卜克内西的动议则以五票对四十六票未获得通过。这样就只剩下哈泽那个跟坐等没什么两样的动议了[44]。

　　这最后一次讨论的结果，对于李卜克内西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这位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在革命工长组织领导层里所做的努力，并没能克服大多数工厂代表的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也没能克服独立党领袖们的疑虑或敌对态度。不但在组织方面和行动方面没能取得进展，而且连李卜克内西本人似乎在精神上也成了那些矛盾的俘虏——这些矛盾通过代表们牢牢抓住了独立党。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斯巴达克斯派在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里占有重要阵地。符腾堡独立党执委会主席弗里茨·吕克也是斯巴达克斯派，他们控制着当地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早在九月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委员包括塔尔海默和吕克本人），通过这个行动委员会，他们控制了一个由工厂代表组成的网络[45]。吕克写道：

　　问题在于发动群众。这只能从工厂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加入了独立党，尽管党在政治上不合我们的口味，但加入了这个党，使我们可以放手行动，还使我们可以打着组织合法政党的幌子，在各个工厂里建设一个由我们信得过的人组成的紧密的网络[46]。

　　吕克参加了十月七日的斯巴达克斯派会议。他回去后，于十六日秘密召集了四十个工厂代表，协助组织起义[47]。第二天，在吕克承认自己无视书报审查机关的命令之后，书报审查机关就下令《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十四天。但斯巴达克斯派有一家地下印刷所，十月三十日，当地的独立党组织经过表决，决定发表一份宣言，赞成召开由各个工人士兵苏维埃组成的准议会式机构的中央会议，并赞成组织街头示威。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里，戴姆勒（Daimler）工厂的夜班工人举行了集会，吕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他们秘密选举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二日，两位在柏林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的讨论的斯图加特行动委员会代表回到了斯图加特，他们带回了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四日的消息[48]。十一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里，传单印了出来。戴姆勒工人选出的苏维埃表示愿意接受其他工厂的代表参加，并决定于四日举行总罢工，这是一个成功。由戴姆勒苏维埃扩大而成的全市工人苏维埃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吕克为主席，并决定所有工厂都要选出工人苏维埃。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刊物《红旗》（Die Rote Fahne），《红旗》立即号召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49]。

　　但在斯图加特诞生的这个运动仍是孤立的。柏林的革命派决定坐等。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控制了全市，市内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但工人苏维埃却暴露在危险面前，因为邦政府和司法机关依然原封未动。弗里德里希港的齐柏林（Zeppelin）工厂的工人在来自戴姆勒的宣传影响下，刚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人苏维埃。塔尔海默和吕克去那里协调行动，但在半路上被捕了[50]。斯图加特苏维埃的委员们群龙无首，当即陷入了混乱，他们也随即被捕了。先头部队的第一仗是短促的，而各地的警察早已做好了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各大城市里，警察都逮捕了活动家，所有被捕的活动家都被指控在一月工潮期间犯有各种各样的罪行。十一月五日，普鲁士警方策划了一次挑衅，在苏俄外交邮袋里“发现”了大量宣传品，帝国政府趁机勒令越飞及苏俄驻柏林大使馆的苏俄代表们在六小时内离境[51]。这是不是一个企图斩断昨天的俄国革命与明天的德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的象征性措施呢？不管怎样，这都已经太迟了，因为革命的日程已被基尔港水兵的行动决定了。

来自基尔的浪潮


　　十月二十八日，停泊在威廉港的海军舰艇的船员们开始行动。一道准备出海的命令，引发了一个流言：为了捍卫其在北海[52]上的荣誉，总参谋部准备进行最后一战。在舰艇上发生了几次示威，大约有一千名水兵被捕并被押送到岸上，还有五艘战舰被派往基尔[53]。

　　水兵们为被捕战友的命运深感担忧，由此激起了这次运动。他们还记得一九一七年的起义者的结局，并向工人求助。十一月一日，他们在基尔工会会堂开会，并决定于次日举行公开集会[54]。十一月二日，警察占领了工会会堂，水兵们便聚集在阅兵场上。其中有位水兵叫卡尔·阿泰尔特[55]，他是独立党党员，曾在一九一七年被判处监禁五个月，他建议于第二天举行街头示威，水兵们散发了手写的传单，呼吁人们支持他们[56]。

　　十一月三日，几千名水兵和士兵打算进行示威，尽管他们的人数比当地驻军要少。示威被禁止了，军队在城里巡逻。尽管一个工会干部呼吁大家保持冷静，水兵们还是决定要上街示威。他们跟一支巡逻队发生冲突，巡逻队开了枪，导致九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这场冲突让基尔驻军的士兵们也骚动了起来，于是水兵就只能背水一战了[57]。

　　晚上，各艘舰艇上的水兵都举行了集会。在一艘鱼雷艇上，阿泰尔特带头选出了德国革命中的第一个士兵苏维埃。第二天早上，两万名水兵将他选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军官们被打垮了。阿泰尔特以战友们的名义，向基地司令苏洪[58]将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苏洪不得不全盘接受。这些要求包括：取消敬礼；缩短服役时间；增加休假；释放被捕者等等[59]。当晚，当地驻军中产生了一个由士兵苏维埃组成的网络。红旗在军舰上高高飘扬，许多军官被自己的士兵逮捕了。在岸上，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然后还号召成立工人苏维埃，并将工人苏维埃同士兵苏维埃合并起来。

　　社民党领袖古斯塔夫·诺斯克已被政府任命为基尔总督，为了让水兵们平静下来，并阻止水兵们的斗争精神传播开来，他赶紧承认了新生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威[60]。十一月六日，局势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是，基尔起义已经点燃了革命的大火。担心政府秋后算账的情绪在水兵中间广泛传播，迫使他们将运动进一步发展下去。在库克斯港（Cuxhaven），一位被征召入海军的工人、独立党活动家卡尔·拜尔[61]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信得过的同志组成的小网络，当他得知基尔所发生的事情后，便立刻向自己的网络发出了警告。十一月六日晚上，水兵们在工会会堂举行集会，选出了士兵苏维埃；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在准备建立工人苏维埃，工人们将柏林一月工潮组织者之一克拉茨选为工人苏维埃主席。新成立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向汉堡求援，威廉·迪维尔被派去帮助他们[62]。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威廉港的水兵在司炉伯恩哈德·昆特[63]（战前他是开姆尼茨的一位全职党务工作者）率领下发动了总罢工。当天晚上，工人和士兵选出了苏维埃，社民党在苏维埃里占了多数，昆特当选为主席[64]。

　　在布莱梅，几乎所有的革命派活动家不是被捕就是被强征入伍，不得不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革命。十一月四日，独立党议员亨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停战、罢黜皇帝和结束戒严[65]。但接下来几天里局势都是平静的。可是就在十一月六日，一列载着被捕水兵的列车在布莱梅车站出了故障，水兵们趁机从车站逃入市内和造船厂，向工人求助[66]。市里自发举行了示威，带头的是独立党当地组织的领导人。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了，一位独立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67]号召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广为人们接受，但这次集会却无果而终[68]。只是到了十一月七日，威悉河（Weser）沿岸的造船厂工人开始罢工后，罢工才广泛开展起来，各个工厂才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九日，全市范围的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69]。

　　在汉堡，独立党按照预定计划，于十一月五日晚上举行了集会。迪特曼反对水兵提出的组织示威游行、争取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还驳回了威廉·迪威尔提出的选举工人苏维埃的动议[70]。当天深夜，一位领头的水兵弗里德里希·蔡勒（Friedrich Zeller）不甘心失败，带领一群水兵到码头一带求援。夜里有大概一百人留在工会会堂里，他们呼吁人们在第二天中午举行示威游行[71]。到了第二天早上，在几位活动家——主要是青年领袖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他已经离开了军队，秘密返回了汉堡——的倡议下，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工会会堂里成立了临时工人苏维埃，由蔡勒和独立党当地组织的领导人卡尔维特（Kallweit）任主席[72]。

　　革命的临时指挥部派出部队去占领所有的军营。在一个军营门前，彼得在交火中牺牲了[73]。到了预定时间，有四万人参加了示威。一位独立党领导人号召通过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赢得了一片欢呼。左翼激进派弗里茨·沃尔夫海姆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威廉·迪维尔提出了解除当地指挥官的职务、将工业由战时生产转入和平时期生产的要求，都赢得了赞成[74]。当天晚上，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由左翼激进派海因里希·劳芬贝格任主席[75]。与此同时，弗勒利希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水兵，占领了《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的办公室和印刷厂，出版了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也叫《红旗》[76]。他写道：“这是德国革命的开始，这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向世界革命最强有力的行动致敬！社会主义万岁！德意志工人共和国万岁！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77]”

革命如野火般烧向四方


　　开始于沿海城市的这个运动不可阻挡地传向四方。十一月六日，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一列载着囚犯的火车停在了这里，为了解救这些囚犯发生了战斗，工人士兵苏维埃当即成立了[78]。

　　在巴伐利亚，这个运动不是由水兵发起的，而是由独立党内的革命小组发起的。曾是修正主义者、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再后来成为激进派的艾斯纳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讨论会，有上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巴伐利亚的第一批独立党党员就是在他们当中发展的。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他们只有四百来人，但他们是受过教育的骨干，对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能组织一个由其他企业里的信得过的支持者组成的紧密网络。此外，他们还与农民协会里的一个派别有密切联系，这个派别是由盲人甘多尔菲尔[79]领导的，对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为了准备革命，艾斯纳系统地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十一月七日，他在慕尼黑领导了一次争取和平的街头示威，在游行过程中做出了发动总罢工、进攻军营的决定。巴伐利亚国王落荒而逃，艾斯纳成了巴伐利亚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80]。

　　十一月六日，哈勒市的工人积极分子率领起义水兵从火车站出发[81]，他们将第十四轻步兵团的士兵争取了过来，并向其他军营进攻。一位独立党党员、曾是当地积极分子的水兵卡尔·梅塞贝格[82]担任了士兵苏维埃主席；经过由独立党领导的工人代表网络的活动，工人苏维埃也成立了；两个苏维埃合并后，由独立党人奥托·基里安[83]出任主席[84]。

　　十一月七日，在爱尔福特发生了一场声援基尔起义者的罢工，这场罢工使得在工厂里举行集会成为可能，同一天举行了群众集会，选出了该市的中央苏维埃[85]。同一天，哈瑙（Hanau）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由斯巴达克斯派成员施奈尔巴赫尔[86]任主席，当地工人在示威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87]。也是在这一天，布伦瑞克城外的水兵组织了示威游行，强行打开了监狱大门，同时罢工工人也任命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八日，公爵[88]退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奥古斯特·梅尔格斯[89]出任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90]。

　　在莱比锡有一个斯巴达克斯派小组，人数约有二十五人。在当地的独立党组织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的集会上，他们试图说服独立党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但没有成功。然而就在同一天，港口上的一些水兵组织了第一次街头示威，并呼吁士兵们采取行动。十一月八日，军营被攻占了，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在开姆尼茨，这一天几乎是平平稳稳地过去的。弗里茨·赫克特于十一月八日返回开姆尼茨，他通过自己在独立党和建筑工会内的领导地位，成功地同时组织了罢工和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内也有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十一月九日，他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91]。

　　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柏林的革命派仍在犹豫不决。十一月四日，基尔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召开了会议。李卜克内西和皮克建议于八日或九日开始行动。但大多数代表不愿号召罢工，因为那几天正好是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把行动局限于向外省派出代表，并委托皮克起草一份关于基尔起义的传单。十一月六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李卜克内西一直在徒劳地私下劝说多伊米希；在会上李卜克内西仍然坚持尽早发动起义，并通过街头示威来为起义做准备。他的建议再次被否决。起义时间被定为不得早于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独立党执委会在党的总部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几个外省城市的代表举行会议。来自雷姆沙伊德的奥托·布拉斯与迪特曼尖锐地批评了前一天做出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形势还没有成熟。哈泽的态度则更加保守了；他不相信革命，说基尔起义是一场“冲动的爆发”，还说他已经向诺斯克保证不会做什么有害于两个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团结”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再次提出他的建议，这次他得到了杜塞尔多夫代表的支持。但会上的情绪越来越高，他痛斥那些被他叫做“那帮想造出个革命的人耍的拙劣的、机械的把戏”。多伊米希、巴尔特和里夏德·米勒再次反对他，会议维持了于十一月十一日举行起义的决定。会上还决定由独立党执委会负责公开号召起义，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92]。

　　社民党多数派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察觉到了风暴即将来临。从十月二十三日起，政府内的社民党大臣就在呼吁威廉二世退位[93]。十月三十一日，谢德曼与艾伯特告诉首相，皇帝得走人了；十一月三日，一个由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也向首相表示希望皇帝退位[94]。康拉德·亨尼施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解释了社民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

　　关键是要抵挡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混乱；它正在不断发展，威胁越来越大。皇室问题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密切相关。为了拯救祖国，我们必须牺牲皇帝。这根本不是出于教条式的共和主义[95]。

　　最后，社民党向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到了十一月八日皇帝还不退位，到时不管发生什么，社民党概不负责[96]。

　　十一月八日早上，奥托·弗兰克与李卜克内西达成了一致。他们很紧张，因为时间正在迅速流逝。工人正在失去耐心，随时可能发起孤立的行动，要想劝阻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此外，警察也在一步步向起义者进逼，运动有可能会群龙无首。最后，社民党多数派也一直在观察动向，他们已经做好了接管起义、然后使起义无害化的准备。从这点来看，每过一分钟，革命派的危险就大一分——李卜克内西拼命地劝说迪特曼，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97]。

　　当代表们在指定时间抵达他们通常碰面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军事专家林德纳——瓦尔茨中尉——已经被捕了，于是他们决定改在国会的一个房间里开会[98]。在半路上，多伊米希被捕了；起义计划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跟他同行的露易丝·齐茨设法脱身后发出了警报。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因为警察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足以将他们所有人逮捕。可是独立党的领袖们还在犹豫（哈泽除外，因为他到基尔调停去了）。在李卜克内西缺席的情况下，巴尔特的意见获得通过；他们决定起草和散发传单，号召举行起义推翻帝制，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将有十人在这份传单上签字：李卜克内西、皮克、哈泽、雷德布尔、布吕尔[99]、巴尔特、弗兰克、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后五人来自革命工长组织）[100]。

　　李卜克内西当时不在场，因为他和斯巴达克斯派的同志们已经决定，要在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面前造成既成事实，不给他们拖延的借口。他和恩斯特·麦耶尔一起，以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名义起草了另外一份传单（他也在这份传单上签了字），在这份传单中，他呼吁工人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并在世界革命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101]。他还不知道，镇压已经最终迫使他的盟友越过鲁比孔河了[102]。

　　当天晚上，各个工厂里的社民党代表们向党的领导人做了报告。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每个工厂里的工人都已经做好了在十一月九日行动的准备，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了[103]。每个愿意投入战斗的人，都将听到战斗的号召。

　　这一刻标志着革命的开始。那些希望革命到来并为之努力准备的人；那些希望革命到来，但却怀疑自己能否开启革命，并因此希望革命被激发起来的人；那些不希望革命发生，直到最后一刻仍在试图扑灭革命的人——这些人全都被卷入了这股巨浪里。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夜里，德国各地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一点——水兵和士兵到处举行示威游行，工人到处发动罢工。工人士兵苏维埃被选出来了。监狱遭到了攻击，牢门被打开了。红旗——世界革命的象征——在公共建筑物顶上高高飘扬。

柏林，十一月九日


　　从黎明时分开始，号召起义的传单就被散发到了每个工厂里。全市到处都有工人集会，所有的工业区都组织了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埃·奥·沃尔克曼[104]就此写过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毕生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革命席卷了帝国首都。一队又一队工人在前进，街道上回荡着他们整齐的脚步声。他们来自施潘道，他们来自各个工人区，他们来自北部，来自东部，他们向着市中心——帝国政权的象征——进军。前头是巴尔特的突击队，他们手上拿着手枪和手榴弹，在他们前面的是妇女和儿童。在他们后面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当中有激进派，有独立党人，有社民党多数派，现在他们全都混在一起了[105]。

　　虽然那天的《前进报》早间版确实发出了警告，反对“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106]，但社民党多数派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出来阻挡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当天上午，工厂内的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们再次会见了艾伯特，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群众正在追随独立党，完全不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驻军反抗，因为如果他们反抗的话，会导致巷战爆发。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就会导致最糟糕的局面——一场血腥的革命将会发生，那样的话政权就会落到极端分子手里。当时确实发生了禁止士兵走出军营的事情。瑙姆堡（Naumburg）轻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告诉《前进报》，他的士兵已做好了向群众开枪的准备。这就是社民党多数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情。奥托·维尔斯[107]不顾警告，前往亚历山大兵营，站在一辆汽车的顶棚上向士兵发表演说，劝说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而应该跟人民一起参加这场和平的革命。士兵被他说服了[108]。

　　驻守柏林的其他团也纷纷效仿。一位参谋军官柯林·罗斯[109]中尉告诉艾伯特，最高统帅部已经下令不得开枪[110]。《前进报》出了一份特别传单《他们不会开枪的》[111]。在起义过程中，只有一个兵营开了枪。有四名示威者牺牲，其中有柏林的斯巴达克斯派青年领袖埃里希·哈贝尔萨特[112]，他是施瓦茨科夫的一位工人[113]。除了这件事之外，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社民党多数派在工厂里遭到了失败，却在兵营里得到了补偿。一些曾在《前进报》工作过的编辑，带着一批工人企图夺回《前进报》——《前进报》被夺走的记忆仍令人隐隐作痛，但他们发现挡着他们的是武装的街垒，把守街垒的是来自瑙姆堡轻步兵团的机枪手，他们两个小时以前才刚刚参加革命[114]。

　　社民党的代表们召开会议，艾伯特向他们建议，应该向独立党提出共同分担政府责任的要求，代表们接受了他的建议[115]。但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等了几个钟头，独立党的领袖却还是没有来会面——他们不会来的[116]。当时在场的独立党领袖中，迪特曼愿意接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建议，但雷德布尔强烈反对[117]。他立即通知了革命工长组织，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得出一致意见。巴尔特正在主持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负责分配任务；李卜克内西正在向皇宫进军的游行队伍里；艾希霍恩正在去警察总局的路上；而深孚众望的阿道夫·霍夫曼则领着工人抵达了市政厅[118]。

　　在《前进报》报社里，他们赶紧拼凑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改称工人士兵苏维埃——里面有十二个工厂工人（他们都是社民党党员），再加上艾伯特、布劳恩、欧根·恩斯特[119]和维尔斯[120]。正是这个苏维埃在当天的午间版《前进报》上号召举行总罢工、举行起义、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21]。社民党人在他们的传单上的落款是美妙的词汇：“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独立党花了很长时间去讨论社民党多数派提出的建议，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得出结论，而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接见了艾伯特、谢德曼、布劳恩和工会领袖赫勒[122]，宣布了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123]。艾伯特对帝制的未来持保留态度，但同意在宪法框架内接任帝国首相一职。他立即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遵守纪律，并要求维持秩序[124]。下午一点，他把这个新情况通知了独立党，并再次发出了分担政府责任的邀请。奥斯卡·科恩问他，他是否准备接纳李卜克内西加入政府，他回答说，他的党不会拒绝任何人。独立党继续进行讨论，并答应在晚上六点做出答复[125]。

　　在这段时间里，胜利了的群众兴高采烈，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涌入柏林的大街小巷，挥舞着旗帜，高呼口号，并奔走支持那些能提供一个目标的领袖。在艾希霍恩的支持者面前，保卫警察总局的步兵不战而降，并交出了武器。六百名政治犯获释了，艾希霍恩接管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室和职务[126]。摩阿比特（Moabit）监狱在士兵和武装工人的猛攻下，不得不在下午一点打开大门，释放了许多政治犯——既有平民也有军人——其中就有斯巴达克斯派的组织者列奥·约吉希斯。

　　有几个军官企图组织反抗——先是在大学门前，然后是在普鲁士邦图书馆门前。群众迅速消灭了他们，而国会大厦一枪未开就投降了[127]。几万名柏林工人涌到国会大厦门前，谢德曼在一个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让工人冷静下来，但他后来还是屈服于群众的吼声，并做出了宣告共和国成立的决定——这一举措几乎可以说是革命的，艾伯特为此尖锐地批评了他[128]。没过多久，此前已经在皇宫里的一辆汽车顶上演说的李卜克内西就宣告“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他赢得了满堂喝彩。然后他来到霍亨佐伦家族[129]的寝宫的阳台上宣布：

　　把欧洲变成了墓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被打破了。我们记得自己的俄国兄弟。当他们离去时，他们对我们说：“如果一个月之内你们还不仿效我们，我们就要跟你们绝交。”而现在只用了四天工夫。我们不能认为，既然旧时代已经死亡，自己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必须全力建设工人士兵政府，建设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一个我们的德国兄弟以及全世界的兄弟都能享受和平、幸福与自由的国家。我们向他们张开双臂，号召他们起来完成世界革命。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想看到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国革命的话，就高举你们的拳头吧![130]

如林的手臂顿时举了起来。

　　革命领袖们继续在讨论。雷德布尔坚决反对同社民党合作，起初他似乎能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很快就来了第一批士兵代表团。有些代表团是自发的，但其他很多代表团则是由社民党组织的，比如由马克斯·科恩—罗伊斯[131]（他是老党的支持者，前不久才刚刚当兵）带领的一个代表团。他们全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统一起来，组成联合政府，保卫革命、和平与团结。其他代表团，尤其是工人代表团，则出于各自的理由，呼吁李卜克内西参加政府，以此作为德国革命争取和平之意志的保证。下午晚些时候，当李卜克内西抵达时，他估计独立党不会像雷德布尔建议的那样，断然拒绝一切形式的同社民党的合作，因为这样做要冒这样的风险：被群众误会、被群众当成是妨碍他们所渴望的团结的敌人[132]。

　　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争取到了米勒和多伊米希的支持，这六个条件是：宣告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要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政府里不能有资产阶级部长；独立党仅在达成停战所需的这段时间里参加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应接受具有真正决策权力的内阁的监督，并应成为技术方面的助手；内阁中各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同等的代表权[133]。只有雷德布尔表示，即使社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他还是反对参加政府[134]。

　　晚上八点，独立党领袖的答复传给了社民党。与此同时，社民党又出新招，宣布在组成新政府之前，不会派出签订停战协议的代表团。晚上九点，社民党的答复传给了独立党。社民党的领袖们接受了最后两个条件，拒绝了前面四个。在他们看来，只有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才能决定德国政权的性质，而在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应由临时政府继续执政。他们首先宣布，他们反对任何“阶级专政”，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政府[135]。

　　独立党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又始终得不到哈泽的意见，便将做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136]。当天晚上，在柏林出现了两份极左派的日报，这两份日报是在当天被占领的两家大型日报的出版社里发行的，一份是独立党的《国际报》（Die Inernationale），另一份是斯巴达克斯派的《红旗报》（Die Rote Fahne）[137]。

　　晚上十点，革命工长组织在国会会议厅里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几百名起义工人的代表，主持会议的是巴尔特。会议宣布自己为临时的首都工人士兵苏维埃，并号召各工厂、各兵营于第二天（十一月十日）上午十点举行集会，在集会上选出代表——每一千名工人选一位代表，每个营也选一位代表——参加预定于下午五点在布什马戏场（Busch Circus）举行的大会，任命新的革命政府[138]。社民党多数派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个决定会威胁到他们在这一天里所赢得的一切成果，但他们彻夜在为这场决定性的战斗做准备。

艾伯特政府


　　在十一月九日，维尔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那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发挥的行动，在事实上使社民党在柏林驻军里得到了他们所需的支持。包括柯林·罗斯在内的一批军官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呼吁军官进行合作，维持秩序，并支持新政府[139]。现在社民党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系统地组织这种支持，并在布什马戏场的大会上利用它。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间，维尔斯起草了一份“致支持《前进报》政策的军人”的传单，印了四万张[140]。艾伯特任命维尔斯为首都卫戍司令[141]，莱因哈特[142]上校向各部队指挥官下令，只能让得到他的允许的人进入兵营[143]。维尔斯的人所做的一切，其主旨正好可以用《前进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来形容：“不要兄弟阋墙”[144]。

　　晚上，哈泽回来了。起初他倾向于拒绝参加政府，但在第二天早上十点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他又改变了看法，他还坚持认为，独立党不该坚持让社民党全盘接受前一天提出的六个条件，这样会给在社会主义者之间达成一致制造障碍。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他们正忙于筹备各工厂的集会。不过李卜克内西（有人一直在把事态的进展通知给他）宣布，假如独立党自食其言，不肯坚持他提出的条件的话，他就不参加政府[145]。他没有参加谈判。最后，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达成如下协议：

　　内阁只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员组成，他们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民全权代表。这一条不适用于各部部长；各部部长是内阁的技术助手，而决定政策的权力只属于内阁。各部由两名社民党或独立党党员监督，这两人的权力是平等的。政权已掌握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工人士兵苏维埃将很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秩序已于今日通过革命建立了，在它得到巩固之前，暂不提出有关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留到以后再进行讨论[146]。

　　两党领袖在内阁人选上达成了一致；社民党在前一天就提名了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147]，独立党提名了迪特曼、哈泽和巴尔特[148]。

　　下午两点，维尔斯把工厂和士兵代表团中的社民党代表集合在《前进报》报社里，让他们为布什马戏场的大会做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让两党领导层之间的协议得到大会认可。他向士兵解释说，他们应当保卫“全体人民”的权利，对抗那些只拥护苏维埃统治的人，还应当提出选举国民议会的要求。他身边的一位领导人在士兵当中认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老党员的儿子。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149]就这样成了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士兵的领袖[150]。

　　大会举行的时间晚于预定时间。一千五百多名代表挤满了会场，工人们在楼座上，而士兵们则在楼下围着舞台。气氛十分火爆；发言者的话经常被打断，人们挥舞着武器，有人用拳头揍人。几乎没人来管，有不少没有得到授权的人也混进去了。还发生了几次斗殴，人们担心会发生枪战。巴尔特以“工人苏维埃”代表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轻松赢得了书记处的承认，这个书记处可能是事先经过谈判组成的；瓦尔茨中尉担任副主席，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担任书记[151]。然后巴尔特要求艾伯特就局势做出解释：“协约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结束这场屠杀[152]。”他向代表们宣布：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没有资产阶级部长的政府。哈泽在他之后发言，他说的跟巴尔特的一样，并确认了协议。

　　李卜克内西很冷静，但他的发言却很尖锐。他的任务非常艰难，因为绝大多数士兵反对他，士兵们不停地打断他的发言，辱骂他，甚至还挥舞武器威胁他，每当他抨击社民党多数派时，士兵们就大喊“团结！团结！”他警告代表们，抨击团结的幻梦，历数社民党是如何同总参谋部勾结的：“这帮人今天站在革命一边，而就在前天他们还站在敌人一边。”他谴责了企图利用士兵反对工人的伎俩。他反复说：“反革命已经行动起来了，它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活动[153]。”

　　柏林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变成了一场混战。巴尔特首先提议，选出大会执行局，由九名士兵和九名工人组成。里夏德·米勒提交了一份由革命工长组织准备的名单，上面有准备起义的核心成员，还有主要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巴尔特、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但士兵们大声反对这份名单。随后社民党代表比赫尔[154]建议两个工人政党应平分工人代表名额。艾伯特支持他，而巴尔特和里夏德·米勒反对这个建议。

　　士兵们挥舞武器，大喊“平分！平分！”然后艾伯特作势要收回比赫尔的提案。但随后一个印刷工人宣称，如果不组成一个两党人数对等的政府，就别想看到报纸。一个士兵代表说，如果不同意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话，士兵们就要组织自己的执委会。要求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要求是不可理喻的，因为社民党在工厂里得到的支持远不及独立党。因此执行局在社民党的一致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妥协提案：工人代表中，独立党占九个名额，社民党占三个名额。

　　但是，被维尔斯的人组织起来的士兵们继续捣乱。最后巴尔特让步了，提出了一个满足他们要求的提案：组成一个由十二名士兵代表（这些代表要么是社民党多数派，要么就是受社民党多数派影响的人）和十二名工人代表（其中六个是社民党人，六个是独立党人）组成的执委会[155]。独立党提出的名单上有皮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但是李卜克内西愤怒地拒绝了，他抗议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使粗暴的少数派断然阻止了多数派通过投票表明自身立场。最后，革命工长组织的六名核心成员同意作为“独立党”党团的代表，参加工人代表的选举，这六人是巴尔特、里夏德·米勒、雷德布尔、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休会一小会后，里夏德·米勒以当选者的名义向大会建议：由各自的政党所提名的六名人民全权代表的名单已经获得承认，大会就此结束[156]。

　　曾拼命阻止德国革命的社民党多数派，就这样在革命的第二天赢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它的领袖艾伯特接过了巴登亲王传给他的首相职位，又当上了由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层推选的人民全权代表，他发现自己的职位得到了首都苏维埃第一次大会的承认，所以他一下子同时成了合法政府和革命政府的首脑！

　　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革命派在革命第二天所遭到的失败的重要性；这仅仅是开始。至少莫斯科认为是这样。在莫斯科同时举行了兴高采烈的游行，拉狄克后来写道：“成千上万的工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夜里晚些时候，工人和红军战士还在游行。世界革命来临了。我们的孤立结束了[157]。”



[1] 蒙迪迪耶（Montdidier）是法国北部一地名，1918年8月8日，协约国发动亚眠攻势，大败德军，迫使德军于8月10日撤出蒙迪迪耶。鲁登道夫称8月8日为德军的“黑暗日”。——中译者注

[2]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赫特林（Georg Friedrich von Hertling，1843年8月31日——1919年1月4日），德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7年间任巴伐利亚首相，1917年至1918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中译者注

[3] 保尔·冯·辛策（Paul von Hintze，1864年2月13日——1941年8月19日），曾在海军服役，1911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并转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德国驻墨西哥、中国和挪威的代表。1918年7月9日任外交大臣，10月3日被解职。——中译者注

[4]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3—94页。

[5] 即吸引更多党派参加，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中译者注

[6]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4—95页。

[7] 弗里德里希·派尔（Friedrich Payer），《从贝特曼—霍尔维格到艾伯特：回忆与形象》（Von Bethmann-Hollweg bis Ebert. Erinnerungen und Bil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3年，第82页。

[8] 请参阅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的《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10—11页上记载的社民党领导层内部讨论内容。

[9] 《专政或是民主》（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前进报》，1918年10月21日。

[10]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第571页。

[11] 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2页。

[12]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安阿伯（Ann Arbor），1964年。

[13] 艾·巴尔特，《来自车间的德国革命》（Aus der Werksta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19年，第35页。

[14] 弗·伊·列宁，《致“斯巴达克”派成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377—378页。
　　“斯巴达克派”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中译者注

[15] 请参阅：《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0月7日全国代表大会致德国人民呼吁书（节录）》，《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邸文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18—19页。“斯巴达克同盟”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中译者注

[16]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28—243页。

[17] 库诺·维斯塔普（Kuno Westarp），《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Die Regierung des Prinzen Max von Baden），柏林，1923年，散见于全书各处。

[18] 同上，10月6日会议记录，第88页；10月10日会议记录，第129页；10月12日会议记录，第129页、第167页。

[19] 同上，第305页；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476页。

[20] 这是根据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的回忆写的，见《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73—274页。

[21] 同上。

[22]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页。

[23] 请参阅：《给阿·阿·越飞的电话》（1918年10月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383页。——中译者注

[24]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10页。

[25]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70—273页。

[26] 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8页。

[27]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0页。

[28] 卡·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November， Eine kleine Seite aus meinen Erinnerungen），《社会史档案》（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第2期，1962年，第132页（最初刊登于《红色处女地》〔Krasnaia Nov〕杂志，第10期，1926年）。

[29] 请参阅李卜克内西的笔记，部分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以及皮克发表于1928年11月14日的第136期《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507页的文章。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2—103页）中的说法，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藏品中有一份打字复印件，其末尾有手写的注解“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日记？”（Tagebuch von Karl Liebknecht?）。他明确说明：这是从这份文本中摘录出来的，而这段话也在《德国革命插图史》中出现过。

[3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11月29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卜克内西与独立党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的。

[3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3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3] 1918年10月26—27日，来自德国十八个地区的五十七名代表在柏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按照1916年4月24—25日的耶拿青年代表会议的基本原则，成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译者注

[3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87页。

[35] 同上，第203页。

[36] 同上。

[37] 同上。德拉布金根据李卜克内西的笔记的原始版本，明确指出这个人就是巴尔特（《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3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9] 爱德华·瓦尔茨（Eduard Walz）中尉是柏林卫戍部队近卫工兵营（Garde-Pionier-Bataillon）的一个连长。——中译者注

[4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41]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4页。

[42]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43] 同上；《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44] 同上。

[45]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

[46] 《一位斯巴达克斯派的日志》（Journal of a Spartacist），《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82页。

[4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9]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4页；关于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于11月4日做出的决定的报告刊登于1918年11月5日的《红旗》上，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85—286页。

[50]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5页。

[51]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第541—545页。根据11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的说法，被查获的宣传品中有拉狄克的小册子《帝国主义的崩溃与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The Collaps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Task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他于10月7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演讲编写的；此外还有几天前在斯图加特戴姆勒工厂里散发过的传单的文本。

[52] 这个北海（North Sea）是指大西洋东北部的边缘海，位于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和荷比低地之间。——中译者注

[53]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1页。

[54]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1页。

[55] 卡尔·阿泰尔特（Karl Artelt，1890年12月31日——1981年9月2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八年制学校毕业后在马格德堡一家机器制造公司实习，其间曾与诗人埃里希·魏纳特（Erich Weinert）一起工作过，魏纳特向他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0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被征召入海军，在基尔港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造船厂任发动机装配工。在服役期间多次参加罢工，在1917年3月罢工中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因参加这次罢工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18年11月领导了基尔水兵起义，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苏维埃。1919年2月建立了德共的马格德堡组织。二战后定居东德，参加了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活动。——中译者注

[56]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2页。

[57] 同上，第72—73页。

[58] 威廉·安东·苏洪（Wilhelm Anton Souchon，1864年6月2日——1946年1月13日），德国海军将领，一战初期曾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1917年9月回国，战争结束时任基尔海军基地司令。他的侄子赫尔曼·威廉·苏洪（Hermann Wilhelm Souchon，1894—1982）就是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之一。——中译者注

[59] 请参阅：《1918年11月初基尔士兵苏维埃发表起义水兵14点要求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9—31页。——中译者注

[6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页；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Von Kiel bis Kapp），柏林，1920年，第8—24页。

[61] 卡尔·拜尔（Karl Baier，1887年1月3日——1973年4月12日），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服役期间同布莱梅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在水兵当中建立了革命小组，传播《工人政治》和《斯巴达克斯通信》。1918年11月5日领导了库克斯港的水兵起义，并当选为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参与创建马格德堡的德共组织。1929年7月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7月退出德共（反对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3年8月22日被捕，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德国解放后，于1945年重新参加德共，1951年9月19日被开除出党，1952年4月18日重新入党。1960年2月退休。——中译者注

[62]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122页。

[63] 伯恩哈德·昆特（Bernhard Kuhnt，1876年2月24日——1946年1月28日），机械师，曾在海军服役。1914年任开姆尼茨的社民党组织的书记。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6日在威廉港领导了有两万多名水兵和造船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后被选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1月11日——1919年3月3日任奥尔登堡自由邦主席。1922年回到社民党，参加了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但后来没有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获释。——中译者注

[64]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8页。

[6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6页。

[66] 同上，第116—117页。

[67] 亚当·弗拉森基耶维奇（Adam Frasunkiewicz，1873年12月23日——1923年7月31日），生于鞋匠家庭，当过鞋匠学徒。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9年进入《布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1917年8月被捕，1918年10月31日获释。十一月革命期间，在布莱梅带头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8年12月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捕，1919年6月获释后，当选为独立党西北地区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独立党与德共合并，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6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9页。

[6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7页

[70]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71] 同上。

[7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73] 同上，第191页。

[74] 同上，第193页。

[75]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76]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51页。

[7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2页。

[78]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72—477页。

[79] 卡尔·甘多尔菲尔（Karl Gandorfer，1875年2月23日——1932年8月21日），出身于下巴伐利亚的法芬贝格（Pfaffenberg）的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任法芬贝格市长。1913年至1918年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他是巴伐利亚农民协会（Bayerischer Bauernbund）内的左翼领袖，十一月革命期间支持慕尼黑的激进派。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4年当选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28—1932年当选国会议员。1932年因糖尿病去世。——中译者注

[80]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7—70页。

[81]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67页。

[82] 卡尔·梅塞贝格（Karl Meseberg，1891年2月11日——1919年3月13日），水兵，共产主义者，在十一月革命中率领水兵在哈勒参加革命，1919年3月13日被哈勒的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83] 奥托·基里安（Otto Kilian，1879年11月29日——1945年2月？日），印刷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成为全职干部，后来担任记者。1915—1918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工人苏维埃主席，1919年3月被判处三年徒刑，不久后获赦出狱。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三月行动，后继续留在党内，属于党内左派的积极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做了“自我批评”后又重新入党，1928年退党，参与组织列宁同盟。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二战结束前不久因斑疹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中译者注

[8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

[85]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26—427页。

[86] 弗里德里希·施奈尔巴赫尔（Friedrich Schnellbacher，1884年3月20日——1947年12月4日），生于哈瑙（Hanau）一个石匠家庭，当过石版工。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2年担任社民党哈瑙地区组织书记。1915—1922年当选哈瑙市议会议员。1916年被征兵，后因病退役。1917年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参加独立党成立大会。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当选哈瑙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建立了德共（斯）哈瑙地区组织。在1920年2月的德共三大上当选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在德共内担任过一些职务。纳粹篡权后失业。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次年在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87] 弗里德里希·施奈尔巴赫尔（Friedrich Schnellbacher），《革命中的哈瑙》（Hanau in der Revolution），第13页，转引自《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柏林，1968年，第128—129页。

[88] 即布伦瑞克公国末代君主恩斯特·奥古斯特·冯·汉诺威三世（Ernst August von Hannover〔III.〕，1887年11月17日——1953年1月30日）。他于1913年11月1日受封布伦瑞克公爵，1918年11月8日被迫退位。——中译者注

[89] 奥古斯特·恩斯特·莱因霍尔德·梅尔格斯（August Ernst Reinhold Merges，1870年3月3日——1945年3月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裁缝。189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即采取反战立场，在布伦瑞克组织地下左派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11月任布伦瑞克工人苏维埃主席兼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革命失败后参加德共。1920年退党，参加共工党，代表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共工党少数派。二十年代末逐步退出政治活动。纳粹篡权后组织抵抗运动，多次被捕，因屡次遭受毒刑拷打，健康遭到极大摧残，于二战结束前不久病逝。——中译者注

[9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0页。

[91] 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06—408页、第469—470页。

[92]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93] 菲·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62页。

[94] 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539页、第591页。

[95] 转引自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2页。

[96]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9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4页。

[98]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99] 保尔·布吕尔（Paul Brühl，1876年2月7日——1950年10月27日），社民党政治家，1917年参加独立党，独立党多数派同德共合并后，他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1919年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00]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传单的内容见巴尔特，《来自车间的德国革命》，第53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36页。——中译者注

[101]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这份传单的文本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24—325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斯巴达克斯派关于夺取政权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4—35页。——中译者注

[102] 鲁比孔河（Rubicon）是古罗马时期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凯撒率军越过鲁比孔河进入意大利，违反了将军不得领兵越过其所派驻的行省的规定，这一做法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开战，经过三年内战后，凯撒赢得了胜利。“越过鲁比孔河”的意思就是下定决心投身行动，相当于“破釜沉舟”或“背水一战”。——中译者注

[103]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104] 埃里希·奥托·沃尔克曼（Erich Otto Volkmann，1879年11月23日——1938年12月？日），1898年参军，1914年起在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起在东普鲁士海关工作，1920年进入国家档案馆工作，著有多部历史著作。——中译者注

[105] 埃·奥·沃尔克曼，《德国革命》（La Révolution allemande），巴黎，1933年，第35—36页。（这段话颇有“赤匪驱妇孺于前，国军不忍开枪乃转进”之风，原来“有良心的老中青年历史发明家”并非我国特产。——中译者注）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的回忆则与沃尔克曼的描写有些出入，而且很可能更合理些：“前面是拿着武器的男人，后面是没有拿武器的男人，妇女在最后面。”（《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9页。）

[106] 《前进报》，1918年11月9日。几个小时后，《前进报》就出了一份号外，号召举行总罢工。

[107] 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08]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6—48页。

[109] 柯林·罗斯（Colin Ross，1885年6月4日——1945年4月29日），生于维也纳一个工程师家庭，曾在柏林理工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学习机械工程与冶金。191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当了记者，曾采访过巴尔干战争和墨西哥革命。一战爆发后入伍，负责宣传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以士兵代表的身份混入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9年流亡南非，1921年返回德国。回国后积极参加法西斯运动。纳粹德国覆灭前夕与妻子一同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11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9页。

[111] 同上，第48页。

[112] 埃里希·哈贝尔萨特（Erich Habersaath，1893年11月18日——1918年11月9日），生于柏林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起义中牺牲。——中译者注

[11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6页。

[114]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9页。

[115] 同上，第50页。

[11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8页。

[117]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0页；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18]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19] 欧根·恩斯特（Eugen Ernst，1864年9月20日——1954年5月31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3月起任普鲁士邦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至1920年3月间任柏林警察总监。二战后参加了把社民党和德共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工作。——中译者注

[12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9页。

[121]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30页。

[122] 古斯塔夫·赫勒（Gustav Heller，1878年5月17日——1921年8月21日），生于斯图加特。当过车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0—1915年担任一个消费者合作社的经理和五金工会一个分会的主席，1915年3月入伍。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1919年4月当选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委员。1920—1921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中译者注

[123]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1页。

[12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33页。

[125]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2页。

[126] 艾米尔·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Meine Tätigkeit im Berliner Polizeipräsidium und mein Anteil an den Januar-Ereignissen），柏林，1919年，第8页。

[12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52页。

[128]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3页；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13页。

[129] 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家族即统治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霍亨佐伦王朝。——中译者注

[130] 《弗斯报》（Vossische Zeitung），1918年11月10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9—210页。

[131]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 Cohen-Reuss，1876年1月30日——1963年3月1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会计和出口商。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成为记者。他在党内属于右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魏玛共和国时期任国家经济会议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二战后，他担任过多家德语报纸驻法国的特派记者，1947年至1951年间任社民党驻法国正式代表。——中译者注

[132]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0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这六项条件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7—38页。该书中收录的条件的具体内容与本书中的略有出入，故中译者根据已有的译文做了一些修补。——中译者注

[134]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5]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7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36]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37] 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8] 同上；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39] 这份声明的文本收录于：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1页。

[140] 同上，第62页。

[141] 同上，第82页。

[142] 威廉·阿道夫·莱因哈特（Wilhelm Adolf Reinhard，1869年3月18日——1955年1月18日），生于西普鲁士弗拉托夫县（Kreis Flatow）一个林务官家庭。1888年参加普鲁士陆军。一战爆发时任近卫步兵第5团2营营长，战争期间历任近卫掷弹兵第5团团长、近卫步兵第4团团长，先后在东线和西线作战。1916年9月20日晋升为上校。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1918年12月24日以近卫步兵第4团为基础组建“莱因哈特志愿团”（Freiwilligen-Regiment Reinhard），在1919年四处镇压革命。1919年5月1日，“莱因哈特志愿团”改编为国防军第15旅，莱因哈特担任旅长。1919年12月31日退役。此后下海经商。1927年10月参加纳粹党，1934年1月27日出任全德战士协会（Deutscher Reichskriegerbund）联邦主席，1935年转入党卫队，获党卫队旗队长军衔。1936—1945年当选国会议员。1941年11月晋升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纳粹德国覆灭后被盟军逮捕，数月后获释。1955年死于多特蒙德。——中译者注

[143]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17页。

[144] 《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4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1页。

[146] 同上，第210—211页。

[147] 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48]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5页。

[149] 胡戈·布鲁图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ugo Brutus Hermann Molkenbuhr，1881年3月10日——1959年9月11日），是社民党老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的三子，他自己也是社民党员。在1918年11月10日于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5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9—70页。

[151] 我们是按照1918年11月11日的《弗斯报》上的记录来写的，还参阅了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70—72页）与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36—37页）的记载。在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里存有这次大会的一份速记稿。其节选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5—167页。

[152] 《弗斯报》，1918年11月11日。

[153] 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6页。

[154] 弗兰茨·比赫尔（Franz Büchel，1891—1968），1909年参加五金工会，1912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3年担任卡塞尔的社民党组织的书记。纳粹篡权后，于1933—1934年、1943—1945年被监禁。二战后当了林务官。——中译者注

[155] 最后选出的执委会由七名社民党代表、七名独立党代表和十四名士兵代表组成。——中译者注

[156] 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5—167页。

[157]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21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