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六章 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各交战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俄国革命就是这种危机最壮观的体现。在德国，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这件事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分化。虽然列宁和卢森堡早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德国的革命党、建设新国际的问题，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前，这个问题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后，这个问题就被提到实践的高度上来了。
转折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年初
交战双方在一九一六年里损失非常惨重。在一九一六年二月至十二月间，二十四万德国士兵在凡尔登（Verdun）阵亡，却没有换来德军总参谋部想要的战果。到了十二月底，协约国发动了反攻。为了取胜，德国的将军们要搜罗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资源。兴登堡[1]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2]被任命为军需总监。他们迫使文职官员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无限制潜艇战”战术，而无限制潜艇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因为它会在中立国里引发强烈的反德舆论。假如无限制潜艇战能迅速瓦解协约国的抵抗，那它可能是有效的，于是德军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开始了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到了四月，无限制潜艇战就已经很明显地失败了[3]。
那年的冬天冷得要命，地窖里的食物都给冻住了[4]。战前的土豆产量是四千六百万吨，而到了一九一六年，却跌到了二千三百万吨，其中有六百万吨没有在官方市场上出售[5]。黑市繁荣起来了，投机商人大发横财，这对工人区以及不时从地狱般的战场撤下来休假的衰弱的士兵们来说，是一个恒常的侮辱。农民的不满，则由在帝国国会中以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摇摆不定的天主教中央党（Zentrumspartei），用跳“踌躇华尔兹”[6]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二月革命激起了巨大的回响。起初，它似乎提升了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因为它几乎使德国的一个对手彻底退出了战争。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大卫所说的；他强调指出：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专制政权已经瓦解了的缘故，而专制政权的瓦解，显然应该归功于德军的打击[7]。但在他这类人看来，二月革命这一事件，似乎只有利于那些愿为胜利而“战斗到底”的人。当然，书报审查机关把一切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最关键的部分给隐瞒起来了，但是没过多久，每个德国人就都知道了（至少是大概地明白了）：长期以来一直在战争宣传中被描述为“头号敌人”的沙皇专制制度，已经被人民革命推翻了。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的和平呼吁——战争鼓吹者为了宣传德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而对这个呼吁大肆吹嘘了一通——表明德国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与艾伯特和谢德曼所说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尽管德国工农得不到有关二月革命的详细信息，但是俄国工农的行动，毕竟还是给德国工农树起了一个榜样。二月革命不仅证明了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而且还有可能结束俄国之外的战祸。在大臣会议上，内务大臣谈到了“俄国革命的蛊惑效果”；副国务秘书赫尔菲利希[8]就他同工会的商讨做了汇报，他认为，根据工会的意见，“粮食供应的困难，以及俄国的革命运动，让公众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这可能会酿成一场政府无法控制的风暴[9]。”
二月革命激化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分化，迫使人们选择自己的立场。哈泽在国会里质问政府：“难道首相想让德国群众停止谈论俄国吗？[10]”雷德布尔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就中派分子的态度做了评论：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反对派——没有忽视东方的事态。我们已经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和各资产阶级政党指出：现在正是吸取教训的时候……我们已经声明过了：如果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必将在我国重演
[11]。
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弗里茨·赫克特[12]表示，在他看来，“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掌握自己的命运”[13]，同时，克拉拉·蔡特金在写给哥达代表大会的一封信里指出：
在我们这次大会召开前，俄国人民以火焰为字母，书写了他们的行动。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知道在战时应该如何高举国际社会主义的纯洁旗帜，在它的领导下，年轻的工人阶级在这次行动中展现出了高昂的精神，发挥出了强大的力量。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希望，我渴望你们的讨论和决定，能配得上它！革命——她是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历史性的女主人，让我们大家都来臣服于她吧！
[14]
工人的反应似乎验证了革命派的想法。帝国当局和工会领袖们眼看事态马上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便忙着四处救火。在二月二十三日的一份报告中，警方高官向柏林卫戍司令指出：“目前，那些能够影响工厂里的舆论的五金工会活动家，在政治上几乎都属于反对派，其中很多人还是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而斯巴达克斯派的口号是：‘用罢工来结束战争！’”同一篇报告里还详细地描写了工会机关的头头们的态度：
在工会活动家中的极端分子的力量面前，工会领袖科恩和西林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极端分子，否则他们自己的位子还坐不坐得住、自己下次能不能当选都成问题。所以西林才表现得彻底站在极端分子一边，在各种集会上进行煽动……这使他赢得了极端派的同情
[15]。
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力量的较量中，帝国当局得靠工会领袖们来拉他们一把了。副国务秘书万沙菲[16]在二月二十四日写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写道：“没有产业工人，这场战争就几乎没法打赢。而现在能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只有工会领袖了。没有这些领袖，我们什么都干不成，如果我们还去反对他们，那就更不用说了[17]。”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工潮
各个地下组织一直在为群众行动做准备，现在，行动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在四月初，斯巴达克斯派在柏林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群众以推翻了沙皇专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工人为榜样，举行抗议活动[18]。在莱比锡也出现了一份显然也是由斯巴达克斯派编写和散发的传单，它也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并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你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团结起来，政权就是你们的！[19]”在汉堡、马格德堡、布莱梅和纽伦堡，都发生了罢工。在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断定行动的时机到来了，也就是说，先把群众给发动起来，再把他们的要求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四月十五日那天，五金工会要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革命工长组织决定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争取改善粮食供应[20]。工会干部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同警方勾结起来，让警方在四月十三日逮捕了里夏德·米勒——他是革命五金工人的秘密组织者，还是车工的正式代表[21]。到了开会那天，工人才知道米勒被捕了。
到了开会那天，一场运动已经在莱比锡开始了。四月十二日，妇女们为了面包，在莱比锡市政厅门前举行了示威；警察逮捕了十六名示威者。十三日那天，萨克森政府呼吁人民保持冷静，接受不可避免的削减配给措施。第二天，五百多名工人聚集在市政厅前，要求改善粮食供应。政府允许他们进入市政厅内，并许诺将采取措施[22]。
四月十五日早上，政府发出通告，将面包的每周供应量从一千三百五十克削减到了四百五十克，与这个消息一起传来的是欢呼潜艇战的胜利的公报[23]。五金工人在开会时决定采取行动。科恩与西林很快就带头行动起来，并建议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举行一场争取改善粮食供应的罢工[24]。革命工长组织被将了一军。他们同意工会领袖的倡议，但进一步号召把行动继续到米勒获释为止。科恩回答他们说，这样的行动太困难了，他一个人扛不起领导这种行动的责任；他要求选举一个罢工委员会，跟他一起进行谈判，这个要求被批准了[25]。
十六日的《前进报》没有谴责这次罢工，但发出了警告，称罢工鼓动可能危及正在精心策划的“和平政策”。这家社会民主党日报宣称：“企图看到俄国事件重演的疯狂希望，会让战场上的几十万士兵送命[26]。”与此同时，所有的工厂里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在早上九点钟，三百家企业发生了罢工。各工会声称已确认的罢工工人的数量为二十万人，而真实的数字可能高达三十万[27]。大街上渐渐挤满了自发参加的示威者，他们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其中有许多是政治口号。
罢工委员会选出后，他们在工会办公室里开了会，并组成了一个小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里，除了代表各工会总领导层的阿尔文·克尔斯滕[28]、五金工会的领袖科恩与西林之外，还有八名工厂代表，其中至少有两名工厂代表——来自施瓦茨科夫（Schwartzkopf）的奥托·托斯特和来自德国武器军需厂（Deutsche Waffen- und Munitionsfabriken Aktien-Gesellschaft，DWM）的弗兰茨·费舍尔（Franz Fischer）——是革命工长组织核心成员。这个代表团立刻得到了粮食供应专员米夏埃利斯[29]的接见，米夏埃利斯向他们保证，将成立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地方性的粮食供应委员会。工人代表要求得到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承诺，并坚持要求释放米勒，而专员则让他们去找军方谈。这次会见长达五小时之久[30]。
在莱比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十六日早上，手抄的传单传遍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号召工人在午休时间集会，决定是否举行罢工[31]。整个上午，工人们群情激愤，逼得工会领袖不得不主动带头行动；五金工会号召在莱比锡—施托特里茨（Leipzig-Stotteritz）的布劳尔莱加滕（Brauereigarten）举行群众大会。到了中午，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下午三点钟，一万多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听了五金工会领袖阿图尔·利贝拉什[32]的演讲。
阿图尔·利贝拉什宣布，十四日的示威让工会领袖明白了，他们必须让工人表达自己的要求。但当他号召大家第二天返工时，他遭到了猛烈的抗议。最后工人们在一片喧闹中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提高粮食和煤的配给额，但还提出了六项政治要求——这一事实是最最重要的。这六项要求是：要求政府表态赞成“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废除书报审查制度、解除戒严状态、结束强迫劳役制、释放政治犯、在各级选举中实行普选[33]。大会决定必须把这份决议亲自送到柏林的首相那里，并当即选出了一个由两名五金工会干部和三名独立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在沃尔加腾（Vorgarten）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一位工人在会上赞颂俄国革命，他认为，这次集会本身就证明了革命同样能在德国发生。当天晚上，工会领袖竭力劝说军方无论如何都不要进行干预，否则就会让这次运动染上“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他们就没法控制了[34]。在柏林，罢工委员会决定继续罢工，直到米勒获释为止[35]。
四月十七日，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社会民主党领袖鲍威尔[36]和谢德曼竭力劝说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37]将军：尽管莱比锡的罢工工人代表团提出了政治要求，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还是应该接见代表团。如果拒绝接见他们，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流血”，而如果接见代表团并安抚他们的话，就不会出什么事了[38]。
斯巴达克斯派散发传单，号召工人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斗争。德军最高统帅部接见了克尔斯腾、科恩和西林。他们回去时，带去了当局向他们保证将尽快释放米勒的消息。随后，在罢工委员会委员之间，发生了活跃的讨论。许多代表——大部分都是独立党员——要求再次提出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科恩反驳说，必须结束罢工，他认为如果再继续罢工的话，就会有丢掉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的危险；他还认为，委员会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行动的授权，如果要举行新的罢工，就得再举行一次大会来决定是否发动罢工，最后他表示，自己在原则上反对工会采取政治立场的做法。结果他的意见勉强获胜了。这次会议拒绝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并决定号召工人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八日的早上返工[39]。而莱比锡工人代表团在柏林得到接见之后，也回莱比锡去了，他们的立场与柏林工人代表团的相同。这次罢工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但是，工人并没有马上复工。十七日，独立党议员们参加了柏林几家工厂里的工人集会，并号召工人在莱比锡纲领的基础上继续斗争。广受欢迎的老同志阿道夫·霍夫曼在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Knorr-Bremse）厂房里参加工人集会时，对俄国革命的榜样表示欢迎。第二天，他和哈泽出席了德国武器军火厂工人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西林徒劳地乞求工人返工，他说：“我们是在团结中开始行动的，我们不能在分裂中结束行动。”其他几位独立党议员沃格特尔[40]、迪特曼[41]和比希纳[42]则反驳说要继续罢工，并批判工会领袖对这次运动的“叛卖”[43]。
在大多数的工厂集会上，人们都“像莱比锡那样”（传说就是这样诞生的！），向独立党的代表们提出了选举工人苏维埃的口号。德国武器军火厂的罢工工人选出了一个由两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弗兰茨·费舍尔和布鲁诺·佩特斯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的罢工工人在讨论了五个小时之后，决定把释放李卜克内西列为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选出了一个由革命派保尔·肖尔策担任主席的工人苏维埃，这个工人苏维埃一诞生，就马上号召在所有的企业里选举工人苏维埃[44]。可是，推动这一运动继续前进的工人只占少数，而且军方不顾谢德曼的警告（他认为军方的干涉会导致“引火烧身”），硬是在发生了罢工的企业里实行军管，并逮捕了包括佩特斯、费舍尔和肖尔策在内的工人领袖[45]。工人不得不复工，秩序又恢复了。
几天后，总参谋部军备科科长格勒纳将军对工人发出呼吁：
对兴登堡元帅的信，要一读再读，读了之后，你们就会明白谁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你们最危险的敌人既不在阿拉斯，也不在艾纳河，既不在香槟
[46]，也不在伦敦……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藏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是那些煽动罢工的人……当我们的大军正在与敌人战斗时，谁要是罢工，谁就是卑鄙到家了
[47]。
工会也在给他撑腰，四月二十七日的《前进报》上写道：“必须避免罢工……德国的抵抗力越强，和平就降临得越快[48]。”可是工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却与格勒纳之流的预想大相径庭。三年后，米勒在回忆这段日子时，不无怀念地写道：“革命工长组织和所有致力于反战活动的人所做的宣传工作，效果都不如格勒纳那篇呼吁好[49]。”
罢工就此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里，群众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同一时期里，他们还开展了讨论，企图在议会中结成一个致力于结束战争的联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独立党人是支持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并认为在正在发展的各种条件的作用下，这种斗争将会引发革命。
水兵的革命组织
在海军里，水兵自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使他们转向了独立党，想让独立党来领导他们。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在各艘军舰上形成了一些活跃的小组，它们成了水兵中的鼓动中心。大部分的船员都是技术工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五金工人，他们具有阶级觉悟，也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当时的战况迫使大批军舰停在港口里[50]，所以水兵能与码头和造船厂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能传阅书籍、传单和报刊，能交换意见并组织讨论。在军舰上，水兵和司炉要忍受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而且这种生活环境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但水兵的生活待遇，无产阶级在狭窄空间内的高度集中，以及他们所发扬的勇敢品质和集体精神，让这种环境变得好受了一点。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时的特殊环境：由于无仗可打，水兵们整天无所事事，而特别反动的军官团又整天搞一些荒唐的纪律操练[51]。
在战争开始时，海军里就已经有几拨人在阅读激进派报刊，主要是《莱比锡人民报》。一九一五年，这家报纸暧昧地建议，为了把海军里分散的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起来，需要建立一个中央组织[52]。这个运动后来渐渐沉寂了，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冬天，特别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它又渐渐复苏了，在这个运动里，工人出身、受过社民党教育的青年军士、水兵和司炉们，找到了一条通往和平的出路。
在巡洋舰“弗里德里希大帝”号（SMS Friedrich der Grosse）上，有一小队水兵定期在锅炉房或弹药库碰头。司炉维利·萨赫泽[53]和水兵马克斯·莱希皮奇[54]阅读了马克思和倍倍尔写的小册子，并进行讨论，还散发《爱尔福特纲领》的复印件。当他们的船停靠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期间，他们在上岸时同其他军舰的船员建立了联系。一九一七年，为了监督船员的粮食供应，所有的军舰上都成立了伙食委员会，而委员会里要有水兵的代表，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士兵与水兵同盟[55]。
他们仿效工厂里的工人利用工人代表的做法，来利用伙食委员会的活动，在几周内，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很灵活的网络，这个网络是由信得过的人组成的，在整个舰队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随后，第一批地下委员会先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号上，然后在战列舰“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SMS Prinz Regent Luitpold）上成立了，这些委员会与岸上建立了联系。推动这一计划的政治动力，正是莱希皮奇，他并不向同志们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们必须让所有人清楚地看到，我们要仿效俄国的榜样建立水兵苏维埃，而伙食委员会只是走向建立水兵苏维埃的第一步[56]。”
他们很快就在一艘巡洋舰上成功进行了一次绝食抗议，莱希皮奇认为自己的组织已经做好了在海军里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和平的准备。但他认为在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之前，必须先同独立党建立联系，他希望能与独立党共同斗争，得到独立党的配合与协助。六月中旬，他趁休假之机，在柏林同独立党进行了接触，并在党的办公室里与党的领袖迪特曼和露易丝·齐茨[57]见了面，后来，哈泽、沃格特尔和迪特曼又在国会里接见了他[58]。
莱希皮奇和他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需要严密的组织、严格的保密、充实的财政，以及万全的准备。然而，那些他向其寻求帮助和指导的老派独立党议员们，对于这些要求却没有半点了解。当然，齐茨曾表示：“在这些水兵面前，我们都应该感到惭愧；他们要比我们先进得多。”可是她也跟其他人一样，无法挣脱惯常的改良主义的、选举至上的实践对他们的束缚。由于党的财政不允许，迪特曼无法把自己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免费送给水兵，他后来对此表示很后悔。莱希皮奇曾打算在海军里成立党支部，迪特曼给他泼了冷水：根据党章，武装力量中的人员不用缴纳党费，所以党中央对于把他们发展为正式党员并不感兴趣[59]。
尽管如此，迪特曼还是把入党的表格交给了水兵们，让他们填写完之后再交回来，他却没有考虑到：水兵们的政治活动——哪怕是最轻微的——一旦暴露，他们就要上军事法庭！虽然他不建议在水兵中间成立党支部，他却建议水兵们参加港口上的现有的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可以进行公开的合法活动），他还要求莱希皮奇主动在威廉港成立党支部。迪特曼说，一般来讲，水兵最好不要跟党的全国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但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跟当地党组织保持接触。当然，迪特曼清楚地向莱希皮奇说明了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但他又告诉莱希皮奇，不管怎么说，莱希皮奇如果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岸上的党组织的正式活动的话，会更合适一些[60]。
在谈到政治前景时，哈泽和迪特曼告诉莱希皮奇，第二国际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61]，并勉强承认：海军中的和平运动将有助于加强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会党人争取和平的立场[62]。总而言之，哈泽和迪特曼对莱希皮奇说，虽然他们俩对莱希皮奇所预言的行动有多大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们绝不会劝莱希皮奇不要跟他们联系。反正他们没有向莱希皮奇说明水兵们正在进行的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何在，而水兵们莽撞地到处跟不负责任的平民进行接触，又在事实上增加了这种危险。
莱希皮奇带着他所得到的一切回去了。急于行动的他，在归舰后向同志们保证：接见了他的议员们赞成通过革命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做法，而且他还让议员们相信，在海军中进行一次总罢战，将会产生关键的作用。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也成立了一个由汉斯·贝克斯[63]和阿尔宾·科比斯[64]领导的委员会，他们还开始着手在停泊在基尔（Kiel）的舰艇上建立组织，革命水兵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个中央领导机关——舰队中央（Flottenzentrale）——秘密成立了，它领导着五千多名水兵。莱希皮奇向同志们简单介绍了运动的前景：必须在海军中组织一次运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独立党代表提供支持，如果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革命水兵“将向士兵提出以下口号：‘起来！让我们像俄国人那样砸碎身上的锁链！’”他还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65]。”
随着水兵对自己的力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组织越来越感到骄傲，对赢得支持的信心越来越足，水兵同反动当局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了。七月十九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爆发了绝食抗议，二十日，“皮劳”号[66]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一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十九人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二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百人“大规模上岸”[67]。而就在此时，镇压机关也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它早已知道了一切。“叛乱头目”被捕了。八月二十六日，军事法庭判处五人死刑，九月五日，阿尔宾·科比斯和莱希皮奇英勇就义[68]。
几周后，列宁写道，这次革命运动标志着“世界革命发展到了至关紧要的关头”[69]，它“无疑是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70]。”即将在德国发生的悲剧，全都浓缩在这一幕里：身穿军服的青年工人早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可是不堪重负的领袖却无力领导革命，还以为通过签名、地区支部和议会里的发言就能安排好人类的未来。
十月革命的影响
俄国的革命水兵要比自己的德国兄弟成功得多。胜利了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当代的种种问题做出了回答，并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力量的重组。在十一月十二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独立党领导向十月革命致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工人阶级从未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71]。”
十一月十四日，同一家报纸上写道：“此时此刻，我们德国工人在斗争中与我们的俄国同志全心全意地站在一起。他们也在为我们的事业而战。他们是人类的先锋，是和平的先锋[72]。”
其实，在对十月革命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个问题上，独立党已经深深地分裂了。十二日，独立党领袖号召德国工人仿效俄国工人的榜样，“准备进行示威游行，争取不割地赔款的和平[73]。”但在十五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考茨基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会怎样收场？”考茨基的结论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中，在一片混乱之中收场[74]。”十一月三十日，蔡特金阐述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国家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工人的组织[75]，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伯恩施坦就向布尔什维克专政进行了粗暴的攻击[76]，从十二月十七日起，《莱比锡人民报》就开始给孟什维克分子施泰因（Stein）留出版面，让他对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猛烈的批判[77]。
布尔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著名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令说明了这一点，这项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签名的法令规定，苏维埃政权要以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手段，向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帮助[78]。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开始和谈，为了使必将到来的革命尽早爆发，布尔什维克向德国的士兵和工人进行了系统的宣传。拉狄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一个出版局。在从战俘营里招募到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帮助下，他组织了散发传单的工作，主要通过空投手段，散发了几十万份印有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呼吁的小册子，还办了一份杂志《火炬》（Die Fackel），这份杂志印了五十万本，被散发到整条战线上[79]。
这些宣传是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写成的，它的效果让德国军方首脑惊觉不已——此前他们能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士兵，然而这些宣传却打破了这种局面。德国军方首脑的态度变了，他们撤回了原先在和谈中提出的友好条件，力图尽快签订和约，并且利用布尔什维克对和平的需求大肆讹诈。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霍夫曼[80]将军向俄国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由此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和平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引发了党内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利用这次和谈作为讲坛，让俄国劳动人民向各交战国——特别是中欧的两个帝国——的阶级兄弟发出了呼救[81]。中欧工人听到了他们的呼救；一月十四日，布达佩斯切佩尔[82]的曼弗雷德·魏斯[83]兵工厂爆发了罢工。才几天工夫，罢工就扩散到了整个奥匈帝国的工业企业里[84]。
弗兰茨·波克瑙（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一点夸大的嫌疑）所说的“现代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真正发端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他认为这个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同盟国”[85]。
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工潮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开始，工人的斗志不断增强。从布列斯特传来的和谈消息，让工人群众的心热了起来。许多斗士都同意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写下的看法：
由于俄国代表的努力，布列斯特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的讲坛，它得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它公开谴责了中欧强权。它揭露了德国的强盗行径、撒谎成性、奸诈狡猾和伪善面貌。它向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和平政策发出了重若千钧的判决，这个政策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玩世不恭的
[86]。
一月上半月，斯巴达克斯派的斗士散发传单，号召举行总罢工，并批判了“同俄国单独媾和是通向全面和平的一步”这种幻想[87]。一月中旬，革命工长组织、独立党领袖、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的独立党议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米勒在会上就柏林工人阶级的情况做了报告。他的结论是：号召举行一次以政治目的为要求的总罢工是可行的，并认为工人群众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他们在等待独立党的号召[88]。与会者发生了分歧，在一些问题上分歧还很严重。以施特勒贝尔为代表的一个少数派反对采取行动，他们认为米勒对工人群众的心理状态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工人群众其实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哈泽认为，为了促进和平，必须举行总罢工，但他又认为，如果独立党号召举行总罢工，那么一定会被取缔，他不肯冒这个险。多数与会者同意哈泽的意见。
犹豫不决可不合雷德布尔与阿道夫·霍夫曼的口味，他们宣布：如果党不愿号召举行总罢工，他们就以个人身份来号召[89]。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由哈泽起草一份声明，号召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90]，这份声明不是以独立党的名义签署的，而是以独立党的议员的名义签署的，它将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各个工厂里去[91]。但是议员们仍在犹豫不决；两天后，独立党国会党团修改了声明，删去了涉及罢工的所有词句[92]，但是党的活动家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继续传播总罢工的口号。传单是由斯巴达克斯派非法印刷的，为了得到这些传单，还搞了一番毫无成果的谈判，最后这些传单在一月十日散发出来了。传单中特别提到：
如果劳动人民不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那就会让人以为德国人民是同意统治阶级的行为的……时机已经到了，你们应当高声争取和平——没有割地赔款的、基于各族人民的自决权的和平。这取决于你们
[93]。
与此同时，革命工长组织继续准备罢工，在已经得知中欧工潮的消息的工厂里，罢工的主意广受欢迎。他们将罢工开始的时间定在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但为了避免警方提前镇压，他们没有公布这个决定[94]。但在那个星期里，斯巴达克斯派的一份传单却泄漏了罢工开始的日期，这份传单介绍了奥匈帝国的罢工浪潮、“维也纳工人仿效俄国的榜样，选举了工人苏维埃”等消息，其中写到：“星期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总罢工开始的日子！[95]”这份传单警告工人群众，让他们提防那些号召工人“死战到底”的社民党多数派，不要把这些人选入苏维埃里：“对运动来说，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普鲁士警察更加危险[96]。”
就在这种气氛里，柏林车工于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举行了全体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根据米勒的提议，与会者既没有喊叫也没有鼓掌欢呼，就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当工人抵达工厂开始上班时举行罢工，并立即就地召开大会，选出代表。然后这些工厂代表们再到工会会堂碰头，选出罢工的领导层。工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的教训[97]。二十八日早上，柏林有四十万人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厂里都召开了大会，各厂大会选出的代表中，车工工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人占了绝对多数。到了中午，各工厂选出的四百一十四名代表按照预定计划开了会。
米勒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包含七项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跟一九一七年莱比锡罢工工人的纲领很接近：没有割地赔款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俄国谈判代表在布列斯特所定义的那样，是以各族人民的自决权为基础的；让工人代表参加和谈；改善粮食供应；解除戒严；恢复言论与集会的自由；立法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并停止军方对工厂的管控；释放政治犯；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民主化，首先要让所有年满二十岁的人都能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98]。会议随即选出了由十一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这十一人都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肖尔策、托斯特（这两人早已因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罢工中的作用而出名）、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布鲁门塔尔[99]、马尔赞、克拉茨[100]、齐默尔曼（Zimmermann）、蒂尔皮茨（Tirpitz）、克莱尔·卡斯佩尔[101]，当然还有米勒[102]。
会议决定邀请独立党派出三名代表，在行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103]。此时一个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建议也向社民党发出同样的邀请，（照他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揭露”他们[104]。该建议起初以两票之差被驳回，但在米勒的干预下最终获得通过[105]，因为米勒担心，如果不邀请社民党的话，这个运动就会真的像社民党所批判的那样，变成“分裂性”的了。
行动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与会者除了已当选的十一名代表之外，还有来自独立党的哈泽、雷德布尔和迪特曼，以及来自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布劳恩。会议的主席由米勒担任。艾伯特立刻要求发言，要求各党的代表人数应与罢工工人代表人数相同，还提出了几项此前已被否决的要求。被工人选出来的十一位代表拒绝讨论那些已在工人大会上做出决定的问题。但是，与会者突然收到警察正在赶往工会会堂的警报，便中断了会议——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当人们停止恐慌后，发现三个社民党代表已经溜走了。当天晚上，军方禁止在工厂里举行集会和选举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的人数达到了五十万人[106]。
一月二十九日，行动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谢德曼说，在休会期间他联系过几个人，内务部副国务秘书打算接见代表团，但是代表团里只能有议员，罢工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不能享有谈判代表的法律地位。谢德曼坚持认为，必须进行谈判，因为这样做可以在粮食供应方面获得好处，有助于罢工运动。行动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意谈判，但拒绝接受副国务秘书提出的条件。行动委员会提名肖尔策、米勒、哈泽和谢德曼去见副国务秘书。
代表团在内务部里等了半天，其间谢德曼还两次在走廊里迷了路。最后只有两位议员得到了接见，而且接见他们的还不是副国务秘书，只是个小公务员。为了使事情更好办一些，肖尔策和米勒继续留在候见室里。代表团带回来的唯一消息是：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已被宣布为非法，当局准备启动司法程序，将行动委员会作为犯罪组织处理[107]。
一月三十日，《前进报》被查禁。当局声称《前进报》登出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罢工的消息是在“散播谣言”。但这仍是一大进展，有助于它重建自己的声望。
罢工工人到处都跟警察发生了冲突。行动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进一步扩大罢工：“必须进一步加强罢工运动，这样政府才会听从我们的正当要求[108]。”它号召人们在街上举行示威，并于三十一日在特雷普托夫（Treptow）公园举行露天集会。在三十日夜晚和三十一日凌晨，军方贴出大红告示，宣布加强戒严状态和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为了加强警力，还抽调了五千名士官，把他们派到首都。到了早上，在罢工工人和拒绝罢工的有轨电车司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内战的味道在空中弥漫[109]。约吉希斯后来写到：“就像有一股革命的清风吹来，大家心里似乎都做好了某种准备，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每次跟警察发生冲突时，都能听见有人在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回去拿武器，明天再打回来[110]。’”
有轨电车系统被破坏了[111]， 第一次逮捕随即开始了。在特雷普托夫公园举行的集会上，艾伯特为军方的禁令辩解：
工人有义务支援前线上的父兄，为他们造出最好的武器……就像英法工人在上班时间为他们前线上的兄弟做的那样……胜利，是所有德国人最恳切的祝愿
[112]。
听众骂他是“工贼”和“叛徒”，但他又宣布自己支持罢工工人的要求，可他又说自己支持的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警察没去逮捕艾伯特，但是迪特曼却在号召“颠覆国家”时“当场被捕”，随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当天下午，谢德曼与艾伯特向行动委员会建议：应当通过工会领袖同政府进行谈判，这些工会领袖应该是首相愿意接受的[113]。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此时已是手足无措。正如约吉希斯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股革命能量[114]。”他们意识到了谈判是给他们下的圈套，却又自欺欺人地宣布“只有罢工工人的代表才能在谈判中真正代表罢工工人”[115]。
政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二月一日，军方宣布，如果到了二月四日还不复工的话，就在工厂里实行军管。行动委员会里的社民党代表极力催促尽快复工。他们说由于军方正准备实行严厉的镇压，工人群众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如果继续坚持罢工只会使局面变得更糟。他们再次试图同首相联系，让首相同意给罢工工人再举行一次群众集会——这次他们得到了哈泽的支持。首相的答复是：除非代表团能采取措施，确保集会上能做出立刻复工的决定，他才答应！[116]
行动委员会里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被孤立了，他们拒绝沿着哈泽和谢德曼推荐的路走下去，并一致拒绝由工会领袖来调停的建议。可是到头来这次运动还是组织得很差，行动委员会同罢工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唯一消息是关于镇压的消息[117]。斯巴达克斯派强烈要求加强罢工，这可能引发武装斗争。可是柏林的罢工工人依然被孤立了，得不到全国的支持，而军队中的纪律并没有被破坏。士兵和工人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友好的迹象。在米勒及其同志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不经谈判就结束罢工，承认失败并进行撤退。他们只好这么做了。二月三日，行动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18]。
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的后果
几年后，在一桩官司中，民族主义者指控艾伯特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艾伯特在自辩时，是这么讲述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
在柏林的军火工厂里，激进派的领导占了上风，他们恐吓我们党的支持者，逼迫他们停工，又来到我们党执委会，要求我们派人参加罢工领导机关……我之所以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为了尽快结束罢工、从灾难中拯救祖国，我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参加罢工领导机关的
[119]。
科恩与西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中所使用的伎俩，为社民党领袖在更大的范围内反复使用。他们成功了，既破坏了罢工，又没有在大多数罢工工人面前暴露自己。复工后，社民党报刊一边给自己的政策打上“理智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纯种标记，以此来为它在德国鼓吹的稳健方针辩护，一边野蛮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痛骂追随俄国榜样的人是“极端主义”。奥托·布劳恩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明明白白地向布尔什维克宣布：布尔什维克对德国革命的希望是完全没有现实根据的，德国工人阶级无条件地弃绝暴力[120]。
这次失败，给革命的少数派留下了丰富的教训。里夏德·米勒是这么描写工人群众当中的主流情绪的：“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要在军队里进行宣传。革命是唯一的出路[121]。”斯巴达克斯派在传单里总结了行动委员会的经验教训。约吉希斯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写道：
由于议会痴迷病，由于老是想用老一套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特别是由于害怕群众，但最主要是因为——这绝不是最不重要的理由——一开始独立党就只把罢工当成一场单纯的抗议运动，结果在议员们的影响下，行动委员会被束缚了手脚，总是企图同政府谈判，而不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以更广泛的形式把群众的能量释放出来
[122]。
斯巴达克斯派强调指出：应当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革命派必须把士兵争取过来。他们在柏林的兵营里散发了一份专门为士兵编写的传单[123]。许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跟反动派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学会说俄语[124]。”他们很快开始致力于推广俄国革命的口号：“工人士兵苏维埃[125]。”
在此期间，斯巴达克斯派印出了八份传单，每份印量都在两万张至十万张之间。对于一个地下组织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126]。尽管如此，他们承认自己组织得还不够好，目标也不够明确。约吉希斯写道：“在革命工长组织里似乎有相当多的人支持我们……可他们是一盘散沙，没有行动计划，迷失在群众当中。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眼光不够犀利[127]。”
就在工人群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整旗鼓之时，他们不得不立即为失败付出代价。五万多名柏林工人（占了罢工者的十分之一）被取消了免服兵役的资格，被强征入伍。米勒这样的“叛乱头目”也在其中，第一个被拉壮丁的就是他[128]。警察四处搜捕革命派，藏在诺伊克伦的约吉希斯于三月被捕[129]。逮捕造成斯巴达克斯派组织群龙无首。政府终于能腾出手了。二月十八日，德军在东线发动进攻，成功地迫使苏维埃俄国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给苏俄造成了巨大困难，并为俄国内战铺平了道路[130]。
在帝国国会里，社民党多数派的议员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投了弃权票[131]。将军们自信地宣布：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保障了粮食供应，胜利已近在咫尺[132]。三月二十一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进攻。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十一月间，有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七人阵亡，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人失踪或被俘，八十六万〇二百八十七人负伤，平民死亡人数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三十万人，婴儿死亡率则增加了一倍[133]。
[1] 保尔·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2]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后被判无罪。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3] 吉尔贝·巴迪亚，《当代德国史》（Histoire de l'Allemagne contemporaine），第1卷，巴黎，1962年，第67—68页。
[4] 同上，第69页。
[5] 萨尤，《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
[6] “踌躇华尔兹”（hesitation waltz）是一种华尔兹舞，在跳这种舞时，舞者时不时要做摇摆或滑动动作，作者在这里是用它来比喻天主教中央党摇摆不定的态度。——中译者注
[7]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11卷，第3980页。
[8] 卡尔·特奥多尔·赫尔菲利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1872年7月22日——1924年4月23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1902年进入外交界，很快成为了德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领头人之一，1906年任安纳托利亚铁路（Anatolian Railway）经理，1908年任德意志银行经理，1916年至1917年任财政大臣，并曾两次出任副首相。——中译者注
[9] 转引自吉·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70—71页。
[10]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9卷，第2888页。
[11]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0页。
[12] 即上文中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弗里茨（Fritz）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昵称。——中译者注
[13]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7页。
[14] 同上，第50页。
[1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54—556页。
[16] 阿诺德·卡尔·古斯塔夫·万沙菲（Arnold Karl Gustav Wahnschaffe，1865年10月14日——1941年2月5日），生于西波美拉尼亚一个庄园主家庭。曾学习法律和农业，1892年开始担任公务员。1905年进入普鲁士农业部工作。1909年成为副国务秘书，担任帝国首相府办公厅主任。一战爆发后，负责跟社民党联系，设法使社民党拥护战争政策。1916年中期开始鼓吹和谈。1917年8月辞去首相府办公厅主任的职务。1918年10月—11月又短暂重返首相府工作。十一月革命后退隐归乡。——中译者注
[17] 同上，第559页。
[18] 同上，第630—633页。
[19] 克劳斯·马马赫（Klaus Mammach），《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Der Einfluss der russischen Februarrevolution und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ie deutsche Arbeiterklasse），东柏林，1955年，第25页。
[20] 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0—81页。
[21] 同上，第82页。
[22] 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4页。
[23]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79页。
[24] 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5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2页。
[25]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 Schreiner）等人合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Revolutionäre Ereignisse und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Periode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ovolution 1917-1918），东柏林，1957年，第33页及其后。
[26] 《前进报》，1917年4月16日。
[27]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24页。
[28] 里夏德·阿尔文·克尔斯滕（Richard Alwin Körsten，1856年9月29日——1924年3月10日），1876年参加社民党，1891年参与创建德国五金工会，1899年起任工会全职干部，1903—1907年、1912—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29] 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年9月8日——1936年7月24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879年任普鲁士邦公务员，1909年任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15年起领导粮食供应部，1917年初被任命为普鲁士邦粮食供应专员。1917年7月13日——10月26日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7月14日——11月1日任普鲁士邦首相。1918年4月1日——1919年3月31日任波美拉尼亚省省长。1919年退休。——中译者注
[30]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37—39页。
[31] 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5页。
[32] 阿图尔·利贝拉什（Arthur Lieberasch，1881年10月20日——1967年6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899年参加工会运动，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在莱比锡领导了罢工，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了工人苏维埃。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在德共内是坚定的右派，1929年被开除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瑞士。战后返回莱比锡，1948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2年被开除出党，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反，1957年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33] 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6—27页。
[34] 同上，第28—29页。
[35]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0—41页。
[36]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 Adolf 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出身于法官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当过职员，1895年创建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der Bureauangestellten Deutschlands），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在社民党内属于右翼，支持一战。1912—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参加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十一月革命后在菲利普·谢德曼政府中继续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谢德曼辞职后，于6月21日继任总理，1920年3月，在卡普暴动失败后不久，于3月26日辞职。不久后又在赫尔曼·米勒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和劳动部长。1921年5月10日——1922年11月14日出任副总理。因卷入贪腐丑闻，而于1925年2月14日被开除出党。1926年恢复党籍，1928年退出政治活动。1944年在柏林去世。——中译者注
[37] 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中译者注
[38] 菲·谢德曼，《崩溃》，第65页。
[39]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4—45页、第49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40] 艾瓦尔德·沃格特尔（Ewald Vogtherr，1859年11月2日——1923年2月13日），当过会计和小商人，1888年参加社民党，1893—1898年、1912—1918年、1920—1923年当选国会议员。1910年起成为多家社会主义报刊的职业撰稿人，一战爆发时批判党执委会支持战争的政策，1915年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出任海军部副国务秘书，1920—1922年担任《自由报》主编。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11月——1923年2月出任布伦瑞克邦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1]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当过家具木工，1894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担任《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 Arbeiterstimme）编辑。1904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组织书记。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特别反对书报审查制度。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曾与水兵莱希皮奇（Reichpietsch）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出狱，十一月革命后，在1918年11月—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反对与共产党合并。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在社民党档案馆工作。——中译者注
[42] 奥托·比希纳（Otto Büchner，1862年2月7日——1958年11月29日），当过机械师和钟表匠，1888年参加社民党，1911—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1933年当选柏林市议员。二战后鼓吹把德共和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在194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43]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9页、第52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44]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53页、第59—60页。
[45] 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9—40页。
[46] 阿拉斯（Arras）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艾纳河（Aisne）是法国北部一条河流，一战中有多场重要战役就是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发生的；香槟（Champagne）是法国东北部一地区，香槟酒即发源于此地。——中译者注
[47] 这段话摘自当时的宣传海报，这份宣传海报的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9页。
[48] 《前进报》，1917年4月27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6—628页。
[49]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5页。
[50] 一战爆发后，英国海军凭借其优势，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迫使德国海军的大部分水面舰艇不敢贸然出港作战。为了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德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日德兰（Jetland）半岛附近同英国海军激战，虽取得了战术胜利（英国海军损失的舰艇数量、吨位、水兵人数都比德国海军多），但却未能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此后德国海军的主力再也没有出海作战。——中译者注
[51]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7—189页。
[52]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96—98页。
[53] 维利·里夏德·萨赫泽（Willy Richard Sachse，1896年1月7日——1944年8月21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上过技术学校。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十五年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独立党，当选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捕，1944年8月在狱中被纳粹政权杀害。——中译者注
[54] 马克斯·莱希皮奇（Max Reichpietsch，1894年10月24日——1917年9月5日），当过机械师，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与柏林的独立党领袖建立了联系。1917年8月26日被当局当作“叛乱头目”逮捕，与多名同志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17年9月5日与科比斯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55]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04—107页。
[56] 转引自阿·施莱纳，《德国外交政策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柏林，1952年，第1卷，第400页。
[57] 露易丝·卡塔琳娜·阿玛丽·齐茨（Luise Catharina Amalie 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58]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06—107页、第113—114页。
[59] 同上，第115—117页。
[60] 同上，第117页。
[61] 即于1917年9月5日—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中译者注
[62]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17页。
[63] 汉斯·贝克斯（Hans Beckers，1892年2月17日——1971年？月？日），生于阿尔斯多夫（Alsdorf），当过矿工，1912年参加海军，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当司炉。1917年参与领导了德国海军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十一月革命后获释。二十年代参加了和平运动。二战后在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当档案管理员。1971年在杜塞尔多夫逝世。——中译者注
[64] 阿尔宾·科比斯（Albin Köbis，1892年12月18日——1917年9月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志愿参加海军。1917年与莱希皮奇一同在海军中建立革命水兵组织，同年8月26日与莱希皮奇、贝克斯、萨赫泽和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一同被捕，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9月5日与莱希皮奇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65] 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24—126页、第135页、第140页。
[66] 皮劳（Pillau）本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军港，它是柯尼斯堡的外港，二战后东普鲁士被割让给苏联后，皮劳也随之改名为波罗地斯克（Балтийск）；此处的皮劳是指德国海军中的“皮劳”号轻型巡洋舰。——中译者注
[67] 夏尔·维迪尔（Charles Vidil），《德国海军的兵变》（Les Mutineries de la marine allemande），巴黎，1931年，第104页。
[68] 同上，第111页。
[69] 弗·伊·列宁，《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76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43.htm ——中译者注
[70] 弗·伊·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67—26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5.htm ——中译者注
[71]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72]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4日。
[73]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74]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5日。
[75] 《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1917年11月30日。
[76]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24日。
[77]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17日和27日。
[78] 詹姆斯·班扬（James Bunyan）与哈罗德·亨利·费舍尔（Harold Henry Fishe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18》（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第285页。
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为支援世界革命而拔出专门款项，全文如下：
为支援世界革命而拨款
〔人民委员会法令，1917年12月6日〕
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各国劳动者的兄弟情谊，是苏维埃政权的立国之本；只有在国际层面上发动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使这一斗争赢得全面的胜利；有鉴于此，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以包括资金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向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帮助，无论这些国家是俄国的盟国还是交战国或是中立国。
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拨款贰佰万卢布，用于满足国际革命运动的需求，这笔款项交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驻外代表使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中译者注
[79] 同上，第30—31页。
[80]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81] 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三卷，伦敦，1952年，第29—32页。
[82] 切佩尔（Csepel）是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上的切佩尔北部。——中译者注
[83] 曼弗雷德·魏斯（Manfréd Weiss，1857年4月11日——1922年12月25日），犹太裔工业家。——中译者注
[84]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91—92页。
[85] 同上，第92页。
[86] 《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Politische Aufzeichnungen aus seinem Nachlass），第51—52页。
[8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东柏林，1967年，第67—70页。
[88]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1页。
[89] 同上。
[90] 这些细节来自斯巴达克斯派关于工潮的报告，主要是由约吉希斯提供的（《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91]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2]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93]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4] 同上。
[9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71页。
[96] 同上，第73页。
[97]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8] 同上。另请参阅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 Blumenthal）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人为卡尔·李卜克内西举行示威游行》（Die A.E.G. Arbeiter demonstrieren für Karl Liebknecht，1918年）一文中，对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Hennigsdorf）工厂罢工开始时的情况的记述，该文收录于《一九一八：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1918. Erinnerungen von Veteranen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an die Novemberrevolution〔1914—1920〕），柏林，1949年，第73—74页。
[99] 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 Blumenthal，1890—1979），钳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率领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工厂罢工，在1918年1月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22年参加德共，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00] 奥托·克拉茨（Otto Kraatz，1887—？），水管工，曾先后加入社民党和独立党，1916年至1925年间领导五金工会柏林水管工分会，是革命工长组织中的“党信得过的人”。——中译者注
[101] 克莱尔·卡斯佩尔—德费尔特（Cläre Casper-Derfert，1894年2月5日——1976年6月16日），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曾参加五金工会，后参加独立党和德共，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中译者注
[102] 关于他们，约吉希斯写道：“十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他们全都是属于反对派的工会活动家（非全职干部），在他们的圈子里有影响力……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上接近独立党，不过并没有那么明确。其实他们更像是工会活动家，而不是搞政治的。他们中有两人参加过支持李卜克内西的罢工，有一人是我们的人〔可能是指保尔·肖尔策〕。”（《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103] 之所以要向独立党和“雷德布尔斯基”（约吉希斯喜欢这样称呼雷德布尔）发出邀请，是为了打乱一个五金工会全职干部的计划，这个干部姓乌舍克（Wuschek），支持社民党多数派，此时他刚刚带着社民党多数派领导层的一份声明赶到会场，这份声明号召举行联合行动（《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乌舍克应为乌西克。阿道夫·乌西克（Adolf Wuschick，1870年8月5日——1955年10月1日），当过五金工人，1894年参加社民党与五金工会。1894—1918年任五金工会干部。1903—1905年任《前进报》出版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1923年3月任社民党柏林党委书记。1924—1933年任上下巴尼姆区委书记。1928—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二战结束后曾任社民党柏林党委书记，1946—1950年当选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950—1955年当选为西柏林众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104]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页。
[105] 约吉希斯特别指出：“本派的一个成员企图干扰”。
[106]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104页。
[107] 同上，第106页。
[108] 同上，第106—107页。
[109] 同上。
[110]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1] 同上。
[112] 转引自：卡尔·布拉默（Karl Brammer），《总统的官司》（Der Prozess des Reichspräsidenten），第68—69页。
[113]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1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5]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16] 同上，第108—109页。
[11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5页。
[118]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19] 布拉默，《总统的官司》，第21页。
[120] 《前进报》，1918年2月15日。
[121] 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22]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23] 这份传单的部分摘要收录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68页；它是约吉希斯的报告的附录，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中没有收录。
[12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9页。
[125] 同上，第137—138页。
[126] 同上，第136页。
[127] 同上，第135页。
[128] 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二卷，东柏林，1959年，第488页。
[129] 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东柏林，1959年，第1363页、第1365页。与此同时，约吉希斯的两位同志、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士兵维利·布迪希（Willi Budich）与维利·列奥夫（Willi Leow）也被捕了，布迪希和列奥夫负责在柏林驻军里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
[130]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47页及其后。
[131]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1918年3月22日，第573页。
[132]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0页。
[133] 同上，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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