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战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一章战场

Ø 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Ø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Ø 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
Ø 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
Ø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1]。

　　上文引用自马克思的战友、与他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景的文章，他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面前，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战争：

　　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2]。

　　因此，恩格斯希望德国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战场，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无产阶级将与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厮杀。

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以及无产阶级培养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建设自己组织的能力。根据这一分析，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是先进国家当中，革命胜利的前景最为接近、最为现实的国家之一。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德国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当时煤是工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人口迅速增长（在一九一三年达到了六千七百八十万人），它的商业历史悠久，为它积累了足以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这些条件使得德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进入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一九一三年，德国生产了一亿九千万吨煤，居世界第二位；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铁——就连这样还满足不了它的需求——居欧洲第一位；它的煤矿和钾矿（在一九一三年开采了一千万吨），使它的化工产业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从一八九〇年起，德国是第一个在整个工业中采用新能源——电能和内燃机的欧洲国家。在一九一四年前夕，它在电器生产方面领先全欧洲。德国工业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在这方面只有美国可以与它相比，而且德国工业运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建立起一个跟工业应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科研体系。在研究所和技术教育设施方面，以及生产的科学组织方面，德国都走在世界前列^[3]。

　　德国经济跟英国经济或美国经济一样，可以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尽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得比较迟，使得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殖民帝国。一九一三年，德国的外贸额为两千两百五十万马克，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百分之八十五^[4]。它同全世界都建立了商贸关系，由于德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消化它的全部产品，所以它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的产品寻求市场。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是很晚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只是“德意志诸邦”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民族运动风起云涌，震撼了欧洲，到了一八四八年，民族运动似乎要将德意志引上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统一的道路了。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勇气和自信。在民主运动的极左一端，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形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威胁，宁可安稳地躲在君主制国家的城墙后面，也不愿意去进行人民性的和民主性的冒险。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利润之间（由普鲁士的铁拳而统一的国家，为它的利润提供了保障），它做出了选择。据说，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七年间，是“铁与煤”^[5]撑起了德意志的统一，还有人说，“在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洗礼仪式上，为它施洗的教父是圣曼彻斯特^[6]。”但是，把德意志的统一以国界和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的，正是由俾斯麦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普鲁士以这种方式，在统一的德意志身上留下了两方面的烙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烙印：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对追逐利润比对“毫无结果的政治游戏”更加热衷，另一方面是东欧的贵族地主，也就是容克（junkers）的烙印，他们头顶钢盔，脚踏皮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他们的傲慢和军事力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

　　《帝国宪法》的复杂，正是这两方面的烙印的反映。德意志帝国不是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联邦制国家，它由二十五个邦组成——从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并拥有十分之九的矿产资源和金属资源的普鲁士，到只有五万名居民的小公国；有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Saxony）和符腾堡（Württemberg）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邦，还有汉堡（Hamburg）、布莱梅（Bremen）和吕贝克（Lübeck）三个“自由市”^[7]。每个邦都保留了自己的宪法。普鲁士有自己的国王，普鲁士国王身兼德意志帝国皇帝之职。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也有自己的国王，巴登（Baden）和黑森（Hessen）有自己的大公，三个自由市有它们自己的参议院。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中有通过提名产生的上院和通过选举产生的下院。每个邦的选举制度都不一样：符腾堡实行普选制，而在巴登，只有缴过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巴伐利亚和黑森，任何人只要付了费就能参加投票。普鲁士邦议会（Landtag）是通过复杂的“等级”选举制产生的，在议会选举中，选民要根据他们的财产数量来编入不同的“等级”里^[8]。在一九〇八年，这种选举制度使科隆（Cologne）的第一等级中的三百七十个富有的选民在选举中所投的选票的分量，相当于第三等级的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个选民之和——还有，在一九〇三年的柏林第五十八选区选举中，一位黑夫特（Heffte）先生（他是一家香肠厂的老板，当地唯一一位第一等级的选民），拜这种选举制度之赐，得到了为他一个人单独组成一个等级参选的权利^[9]。

　　帝国政府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外交、陆军、海军、邮政、电报、商业、海关和通讯。皇帝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他把这些权力委托给帝国首相，首相只对他负责。立法权被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由普选产生的全国性议会——帝国国会（Reichstag）分享。在实践中，划分选区的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对农村选民有利）、在工作日举行选举的传统（这种传统能阻止许多以工资为生的选民去参加投票）、“官方的”候选人，以及被选上的议员没有报酬等情况，限制了选举原则的有效性。帝国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提出立法的议案，没有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它什么立法议案也通过不了，即使它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首相，它也罢免不了首相^[10]。

　　此外，这个政体——它既不是议会制的也不是民主制的——的特点，便是普鲁士在帝国政府内占据了支配地位。普鲁士国王身兼帝国皇帝一职，普鲁士首相同时就是帝国首相。在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有十七个代表，任何措施只要冒犯了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给这十七个代表下一道训令，就能阻止任何措施实行^[11]。在德意志帝国里，没有普鲁士政府的同意，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而普鲁士政府又是由通过“等级”选举制选出的普鲁士邦议会产生的。普鲁士仍然是容克军事贵族的堡垒。德国的军官团是一个充满骄傲的武士阶层，他们身上既有身为封建贵族的傲慢，又有身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他们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并坚信自己负有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在国家的上流阶层中，容克占有绝对多数，在军队的等级体制中，它们的思想是主流。在德意志帝国的官僚阶层中，情况也是如此。联邦公务员大多是普鲁士人，他们跟军事长官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他们跟军事长官们有着同样的权威观和同样的傲慢态度。皇帝可以通过实施戒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权力交给这个阶层，实施戒严后，宪法中规定的各种自由、以及对这些自由的保障都将被暂时中止，并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

　　在实践中，这套政治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社会的进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那些使得革命成为必需的矛盾之一。德国的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表明德国社会已经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列事实：在一八七一年，德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为三分之一，到一九一〇年已升至三分之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在一九一〇年，有二十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十万。大柏林^[12]有四百二十万人，汉堡有九十三万人，慕尼黑（Munich）和莱比锡（Leipzig）有六十万人，科隆有五十万人，埃森（Essen）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人口都在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人之间，布莱梅和开姆尼茨（Chemnitz）的人口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之间^[13]。在德国中部和南部，有许多中小型庄园，但在全国有三百三十万农业工人，而大庄园——其中有三百六十九个面积超过一千公顷——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4]。这种中世纪的残余物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和贫农、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成为可能，而这种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

　　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把生产工具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被集中在了少数工业巨头手中，这种情况似乎已经为工业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采矿业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矿山总经理、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Rhineland-Westphalia）煤矿辛迪加（在一九一三年，这个辛迪加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七的煤矿生产^[15]）董事长艾米尔·基尔多夫^[16]所主宰。弗里茨·蒂森康采恩是纵向集中的样板，它拥有煤矿和铁矿、高炉、轧钢机和冶金厂。克虏伯雇佣了七万多名工人，其中有四万一千多人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里工作。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有自己的街道、警察、消防队，还有长达一百五十千米的内部铁路^[17]。在化工业中，巴登苯胺公司（Badische Anilin）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雇佣了一万多名工人^[18]。其余的化工生产由两家企业所控制，这两家企业在一九一六年合并，后来又组成了IG法本公司^[19]。主宰电器的是西门子公司（Siemens）和拉特瑙（Rathenau）的通用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 AEG），通用电气公司在柏林地区有十家工厂，雇佣了七万一千名工人。两家船运公司——汉堡—美洲航运（Hamburg-Amerika Line）公司和北德意志劳埃德（Norddeutscher Lloyd）公司控制了海运量的百分之四十^[20]。

　　德国是世界上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得最彻底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各家银行主宰着经济活动，百分之七十四的银行业务集中在柏林的五家大型金融机构里^[21]。

　　这些巨头——基尔多夫、蒂森、克虏伯、胡根贝格（Hugenberg）、施蒂内斯（Stinnes）、冯·西门子、拉特瑙、巴林（Ballin）和赫尔菲利希（Helfferich）——构成了一个人数非常少的阶层的最上层部分，这个阶层大概有七万五千个家庭，共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人，根据桑巴特^[22]的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年收入超过一万二千五百马克的阶层是富有的资产阶级。而中层资产阶级则有六十五万个家庭，共有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人，年收入在三千到一万二千马克之间。这两部分组成的统治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根据桑巴特的计算，在一九〇七年，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是八百六十四万产业工人、一百七十万在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的工资劳动者、以及二百三十万在工业和商业中工作的低级白领工人，总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广义上的的无产阶级，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到百分之六十八。爱德蒙·维梅尔^[23]在他那本研究德国社会的著作结尾写道：“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德国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已经无产阶级化了^[24]。”

　　到了一九〇八年的时候，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高级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这批高级技术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25]，这个阶层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保守的，因为许多社会主义教育者和组织者都来自这个阶层。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充斥着工厂的那些不成熟的、悲惨的、卑躬屈膝的无产者了。德国无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熟悉技术和机器，富有集体工作感和责任感，了解组织的作用和必要性，他们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能献身于激进斗争，并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只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们还意识到了：只要自己团结起来，就能汇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过程中被打垮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于某些理由，工人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在斗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

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

　　德国作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特征，及其政治体制，使得德国成为了一个对工人斗争有利的战场。工人阶级不但是唯一一股有能力摧毁地主贵族的落后于时代的权力、摧毁军队与国家官僚的特权，把德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而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宣称它有权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过权力，并以所有被剥削者的名义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要进行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扩大普选权的斗争，就必须打破宪法框架；这就需要一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摧毁国家的壁垒——军官团，这场阶级斗争才能结束。宪法第六十八条清楚地体现了它的本质，因为这一条文消除了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所需的前提，当时有人根据英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提出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的建议，但德国的情况却正好与英国相反。

　　从这个观点来看，其他先进国家都具有一些“社会安全阀”：基于普选、议会制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然而，使德意志得以统一的军事、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俾斯麦为了在保存容克地主的权力的同时，扩大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所做的种种努力，却使德国建不起来这些安全阀。换句话说，德国的统治者自己丢掉了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好手段。

　　德国帝国主义的国际地位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在德国发展工业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的财富几乎都被瓜分完了，其他强国都建立起了殖民帝国，在殖民地拥有市场，而德国帝国主义就没能得到殖民地市场这个额外安全阀的好处。历史学家们总是强调：英—德竞争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从一八九〇年起，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出现了不稳的迹象。美国和德国在几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朝向工业落后国家，在这方面，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发生了冲突。德国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几乎肯定是能赢的，但世界上很大一片地方对德国关上了门，不让它进行直接的扩张，而与此同时，它不通过战斗就无法得到它所需的殖民帝国。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争，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英国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地位，所以英国的外交活动都是系统地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场斗争的关键，是整个世界实在太小了，满足不了这两个竞争者的需要。这场斗争是由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需求而引发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因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个姗姗来迟的竞争者所面临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进行战争。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德国社会形势就摇摆不定：是走向内战和世界革命呢，还是走向帝国主义战争呢？而如果德国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话，那就像恩格斯曾预见过的那样，还是有可能反过来转变为革命与内战的。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九一二年，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大会上，同意重申它自己、它的各国成员党和各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的任务：

　　如果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执行局总的活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通过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制止战争爆发，当然这种手段视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情况而改变。

　　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26]。

　　德国的统治阶级生活在一个正在不断地机械化、不断地均质化和不断地无产阶级化的国家里，生活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里，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得不死命地通过让无产阶级相信自己是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方法——用维梅尔的话来说——“把无产阶级和帝国调和起来”^[27]。为凯特勒^[28]蒙席^[29]和施特克尔^[30]大人的“社会基督教”、弗里德里希·瑙曼^[31]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摇旗呐喊的那帮鼓吹者所做的一切努力，为的就是这个^[32]。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了；德意志民族直到完成统一为止，曾经不得不为了民族统一而战，因此它具有一种狂热的、焦虑的民族情绪；巨大的经济成就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上天选民”的优越感文化；以及一个迟迟才参加瓜分世界的国家的挫折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德国在教育、媒体和宣传中灌输着这种信息。

　　统治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群众接近任何国际主义的、革命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梅尔介绍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如何从这些工作中诞生的。在大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击败、破产，面临着跌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初，反犹主义（奥古斯特·倍倍尔称其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就成了转移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怒火的手段。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去征服全世界；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战胜无产阶级，就只能把无产阶级——用维梅尔的话来说——“引入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之中^[33]”。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往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通过斗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支部里。人们都认为，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首先是工人的伟大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成果，证明了恩格斯的乐观看法，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表现来看，没有人能对此提出怀疑。

^[1] 《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291—292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9110-189201.htm ——中译者注

^[2] 同上，第293页、298页。

^[3] 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L'Empire allemand de 1890 à 1918），第1卷，第11—25页。

^[4] 同上，第17页。

^[5] 俾斯麦说过，要用“铁和血”来统一德意志，这里是对他这番话的戏仿。——英译者注

^[6] 洗礼是基督教的一种传统仪式，基督徒的婴儿或新入教的信徒都要接受洗礼，在洗礼仪式上，要有神父为婴儿或新信徒施洗，施洗的神父一般就是婴儿或新信徒的教父，不过每个教派进行洗礼的具体方式都不完全一样。——中译者注

^[7] 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4页。

^[8] 同上，第105—106页。

^[9] 这个典型案例引用自：昂利·穆瓦塞（Henri Moysset），《俾斯麦下台二十年后的德国的公共精神》（L'esprit public en Allemagne vingt ans après Bismarck），巴黎，1911年。

^[10] 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7页。

^[11] 同上，第109页。

^[12] 大柏林（Groß-Berlin）是柏林市及周边地区的统称。——中译者注

^[13] 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69—70页。

^[14] 同上，第71页。

^[15] 同上，第31页。

^[16] 艾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1847年4月8日——1938年7月13日），德国工业家，生于纺织厂主家庭。曾在贸易公司和纺织公司任职。家族企业破产后，转而经营采矿业。1873年担任盖尔森基兴采矿股份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AG）商务经理，1893年任该公司总经理，在他领导下，该公司成为欧洲最大的煤矿企业，他也被称为“烟囱大王”（Schlotbaron）。1893年参与创办莱茵—威斯特法伦煤矿辛迪加（Rheinisch-Westfälisches Kohlen-Syndikat），并从1893—1913年担任该企业董事会委员。1891年参与创立鼓吹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泛德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战结束后，遭到胡戈·施蒂内斯排挤，失去了盖尔森基兴采矿股份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施蒂内斯在1924年逝世后，基尔多夫官复原职。在二十年代积极资助纳粹运动。1927年参加纳粹党，1928年退党，1934年重新入党。1937年逝世。——中译者注

^[17] 加斯东·拉法埃尔（Gaston Raphael），《克虏伯与蒂森》（Krupp et Thyssen），巴黎，1925年，第211页。

^[18] 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7页。

^[19] 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经济》(L'économie allemande sous le nazisme），巴黎，1946年，第67页。

^[20] 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8页、第65页。

^[21] 同上，第32—33页。

^[22]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3] 爱德蒙—约阿希姆·维梅尔（Edmond-Joachim Vermeil，1878年5月29日——1964年4月14日），法国专家，专门研究德国文化史。——中译者注

^[24] 爱德蒙·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L'Allemagne contemporaine, sociale, politique, culturelle〔1890-1950〕），第1卷，巴黎，1952年，第92—94页。

^[25] 昂利·布热郎（Henri Burgelin）写道：“工人中某些阶层，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很可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什么提高”（《1871—1968年间的德国社会》〔La Société allemande, 1871-1968〕，巴黎，1969年，第91页）。自从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于1934年发表《工人处境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Lage der Arbeiterschaft，巴塞尔，1934年）之后，还没有新的著作能够提出比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更好的材料。
　　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1904年9月17日——1997年8月6日），生于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柏林、海德尔堡等地求学。1925年进入银行工作，此后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26年前往美国求学。1929年返回德国。1930年参加德共，1931年担任《红旗报》经济编辑。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5年流亡英国。1936年开始为苏联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在英国期间，担任德共流亡组织的领导。1940年1月被英国当局扣押，同年3月获释。1943年9月参与创建自由德国委员会英国支部，并担任该支部领导。1944年9月受邀加入战略轰炸调查团（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参与调查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战后返回德国，1945年7月被苏联军管当局任命为苏占区财政管理委员会主席。1946—1956年任柏林大学经济史教授。1947—1950年任德苏友好协会主席，1949—1958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5年创建德国科学院经济史研究部，并任部长。1965—1979年任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1990年入选民主社会主义党元老委员会。——中译者注

^[26]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卢森堡对这个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其收录于：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国际史》（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第1卷，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98页。

^[27] 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14页。

^[28] 威廉—爱玛努埃尔·弗莱赫尔·冯·凯特勒（Wilhelm-Emmanuel Freiherr von Ketteler，1811年11月25日——1877年7月13日），德国神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因茨主教。——中译者注。

^[29] 蒙席（Monsignor）是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本意为“我的阁下”。——中译者注

^[30] 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1835年12月11日——1909年2月2日），路德宗的神职人员，反犹主义神学家，曾任威廉皇帝的宫廷牧师，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反犹政党——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中译者注。

^[31] 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年3月25日——1919年8月24日），新教教士，1890年参加基督教社会党，1896年退党并创立民族社会协会（Nationalsozialer Verein），他鼓吹“民族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32] 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01页，第104页。

^[33] 同上，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