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一部


第一章 寡头集团与共和派


· 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
·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 西班牙社会的结构
· 农业问题
· 教会
· 西班牙陆军
· 资产阶级
· 西班牙贵族与保守派政党
· 人民行动
· 军方的阴谋
· 长枪党
·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 资产阶级共和派
· 西班牙与工人运动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欧,西班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异类:在日益划一的世界里,它顽固地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它的统治者不顾现代的政治与经济潮流,骄傲地保存着它的西班牙文明特色。但在一九三六年,在这个背着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国家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一场革命。当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但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是,西班牙革命并不是一场大火的第一点星火,而是一场已在整个欧洲熄灭的大火的最后一点余火。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先兆。西班牙革命却只给列强提供了广大的试验场,使它们能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准备。这场最终转变为内战的革命,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


  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很缓慢的,所以它具有极端落后的性质。然而西班牙身上却发生了一个诡异的悖论:正是由于它比其他欧洲列强都更早踏入现代的门槛,才直接导致了它的落后。

  西班牙君临欧洲的时期,正好是它支配了世界贸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君主制开始集权化,它的地方特色开始模糊起来:封建的西班牙正在消失,一个现代国家正在形成。但是,过早的扩张,在它身上产生了反作用。发现美洲后,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起了广袤的帝国,这给它埋下了衰落的种子。尽管西班牙的帆船将贵金属运回本国,给西欧注入了新鲜血液,可是西班牙本土却似乎陷入了瘫痪,在十六世纪的历史学家笔下,西班牙本土成了“荣耀之泉”,也成了“泪水之谷”。到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失去了它仅剩的几个殖民地,最后,不断地改变着旧欧洲的工业革命与自由化革命,也来到了西班牙。

  旧制度下的各个阶级不断分化,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与经济关系的失调,阻碍了民族的形成,并助长了各省份的离心倾向与分离主义:巴斯克(Basque)与加泰罗尼亚(Catalunya)的工业在十九世纪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使当地商人从中获益,他们对卡斯蒂利亚(Castilla)寡头集团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却又没有办法打破它。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群众有时会用猛烈的爆发来宣泄他们的怒气,这种爆发,是发生在机器时代的货真价实的农民起义。无产阶级仍与农民的世界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民的闯劲鼓舞下,它开始自我组织。于是,由历史所种下的破灭之种子,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沉重,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复杂的社会浑身上下几乎都充满了破灭的种子。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在业人口有百分之七十在农业中工作。西班牙农民仍然使用着中世纪的农具: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在使用人力而不是畜力犁地。单位产量在欧洲属于最低之列,而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可耕作土地被闲置。

  工业虽然存在,却才刚刚进入制造业阶段。工业的集中进行得非常缓慢:只有巴斯克地区的钢铁工厂,才算得上资本主义重工业。如果按照总出口额计算,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业拥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却分散在大量小企业中。

  西班牙能够提供给世界市场的只有农产品和矿物资源,它要用这些产品换回外国生产的工业制品。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西班牙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外国资本的沃土:铁路和有轨电车有比利时资本(一百万美元);矿山、纺织与化学工业有法国资本(六百万美元);加泰罗尼亚与列万特(Levante)的水电站有加拿大资本;英国资本(一千万美元)控制着整个巴斯克地区的冶金业、海军船坞和铜矿,包括里奥·丁托(Rio Tinto)在内[1];美国资本虽然来得晚,但它资金雄厚,已经控制了各家电话公司[2];最后是德国资本,它已经投资于列万特的各家电力公司,一九三六年它开始向冶金业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班牙的产品获得了销路,给它带来了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它成了粮食输出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业产品出口国。可是,战争结束后,它竞争不过各大工业强国,被赶出了世界市场。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对它造成了沉重打击:它的国内市场原本就只能勉强消化她的民族工业生产的产品,而列强竞相推行的关税,使它无法出口农产品,摧毁了它的国内市场。与先进国家相比,西班牙这种半殖民地结构的国家,更容易受到三十年代的各种危机的影响,由危机引发的社会反响也会更加剧烈[3]

西班牙社会的结构


  经济即使只遭到最轻微的退步,极其严重的社会分化都会使它雪上加霜,而且还会让这个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调节能力的社会有机体更加僵化。根据昂利·拉巴塞尔[4]的估算,西班牙有一千一百万在业人口,其中有八百万仅能靠工作勉强糊口的贫民:一百万小手工业者、两百万至三百万农业工人、两百万至三百万产业工人与矿工、两百万佃农或小农。特权阶级,也就是拉巴塞尔所谓的“寄生阶级”,有一百万人,主要是官吏、教士、军人、知识分子、大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夹在特权阶级与贫苦大众之间的是约两百万“中产阶级”,其中一半是富农,另一半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集中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瓦伦西亚(Valencia)、毕尔巴鄂(Bilbao)和桑坦德(Santander)等几个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八百万穷苦的劳动者别无他法,只能在恒久不变的生活环境中挣扎求生,他们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绝大部分预算都用于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关税壁垒的存在,再加上列强也不向西班牙开放市场,在它们的竞争下,西班牙无法通过外界来发展它的生产资料。而在国内,如果能创造出一个稳定而富裕的农民阶级,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但这首先需要解决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在农业地区,存在着最激烈的社会斗争,造成了长久的仇恨。

农业问题


  在一九三一年,有二百万农业工人完全没有土地,而一半的耕地集中在五万名地主手里。有一百五十万小农只拥有不到一公顷的土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在大地主的庄园里工作;拥有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有一万人。某些省份的土地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控制:在塞维利亚(Sevilla)省,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拥有着全省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在巴达霍斯(Badajoz)省,地主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七五,却拥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梅迪纳塞利(Medinaceli)公爵拥有七万九千公顷土地,而佩尼亚兰达(Peñaranda)公爵拥有五万一千公顷以上的土地,这早已是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枯燥的数字,远远不能展示出土地与农民的全部实际状况。各地的农业制度,都是按照当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干旱程度而定的。农民为了争夺土地,进行了几百年的争斗,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土地所有制。在季节工(seasonal worker)与独立小农之间,存在着一个佃农阶层,他们要向地主租种土地,租期有长有短;小农也得按照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规定,缴纳各种费用。因此,正如杰拉尔德·布伦南[5]指出的,西班牙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农业问题:北部和中部的小农拥有的土地过少,往往难以维持生计;而在南方,大地主通过雇佣体力工人,建起了自己的大庄园,由于人力资源十分充足,所以大地主可以把这些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无法维持生活的地步。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有广大的公共用地,这使当地小农获益不少;巴斯克地区、纳瓦拉(Navarra)或马埃斯特拉斯戈(Maestrazgo)的佃农虽然谈不上安逸,倒也很少会落到贫困的地步。然而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沉重的foro[6]——领主税的一种残余形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雷昂(León)、旧卡斯蒂利亚(Castilla la Vieja)和阿拉贡(Aragon)平原的农民往往得在放债人的压迫下挣扎求生。列万特的农民为了支付censo,不得不卖掉自己继承下来的土地,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能够买回来的;格拉纳达(Granada)与穆尔西亚(Murcia)的平原有着充足的供水,但在这些地方耕种的农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地租。加泰罗尼亚的小农的生活稍微好一点,但他们的邻居“拉巴塞雷”[7]的处境却在逐年恶化。

  在新卡斯蒂利亚(Castilla la Nueva)的平原上,贵族的庄园差不多一年到头都在出租。这里的问题在于租期比较短,租约没有保证,地主不承担任何义务,他可以随意提高地租,并经常放纵自己的代理人去欺压农民。根据一九二九年的纳税记录,一百万人口当中有八十五万人每日收入不到一比塞塔(peseta)。

  在拉·曼查(La Mancha)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庄园规模比较大,小农比较少。“云泰洛”(yuntero)是当地平原上的典型农民,他没有土地,赶着骡子四处游荡,如果他能找到一块“在外地主”[8]的土地,他就在这块地上面耕作。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是大庄园制(latifundia)的传统地盘。当地大地主的平均年收入为一万八千比塞塔,而小地主只有一百六十一比塞塔。但大部分农民都没有一寸土地:他们只能在大庄园里当“布拉塞洛”(bracero),也就是农业短工,他们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工作一天以上,终年都得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领着不能填饱肚子的工资[9],还得忍受监工(labrador)的监管,这帮仗势欺人的狗腿子动不动就会克扣工钱,或是借助开除工作来勒索工人。地主为了打猎,或是为了压榨短工,宁可让许多可耕作的土地抛荒。这里可能生活着全欧洲最悲惨的人;但它又是一片充满了阶级仇恨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奴隶随时可能起来造奴隶主的反:造反的农民渴求土地。

  简单来说,统治西班牙的是一小撮大地主[10]。这些大地主被他们的敌人叫做“寡头”,几百年来,他们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大部分特权与压榨农民得来的财富。他们曾通过君主制进行统治,这是唯一一种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的制度。一九二三年,为了保住君主制,他们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兵谏”[11],建立了独裁政权。一九三〇年,国王与寡头集团达成协议,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辞职,由贝伦盖尔[12]将军接任。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兵不血刃地成立了:共和国新总统、大地主阿尔卡拉—萨莫拉[13]在广播讲话中说这是一场“格外光荣”的“和平革命”。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制,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却毫发未损。阿尔方索十三世[14]虽然逃离了西班牙,却没有退位。广大寡头依然忠于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撑着寡头集团的统治的两大支柱,依然被寡头集团保存了下来,它们就是教会与陆军。

教会


  西班牙教会拥有八万名教士、僧侣和修女,它就像是直接从中世纪搬过来的一样,早已落后于时代。它拥有可观的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但要准确估算它的财富是很困难的。虽然人们常说教会不是西班牙第一大地主,但它也相差不远。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对教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教会拥有一万一千处田产,总价值约为一亿三千万比塞塔。教会在城市里拥有不相上下的财产,它还下海经商,投资金融业与工业,直接控制着、或通过幌子公司操纵着一些重要企业:乌尔奇霍(Urquijo)银行、里夫(Riff)铜矿、北方铁路、马德里有轨电车和跨地中海公司(Transmediterranean Company)。

  在君主制时期,教会控制着教育;共和国成立后,教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育[15]:西班牙有半数人口——一千二百万人——都是文盲,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当中,有五百万人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但是,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反天主教骚乱中,多所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这一事件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现象:人民群众正在挣脱教会的束缚,转而对付教会[16]。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那些社会不公没有那么明显的地方,农民群众还会听教会的话;这些地方要么就像加利西亚,那里大家都比较穷,要么就像巴斯克地区、纳瓦拉、列万特、加泰罗尼亚等地(旧卡斯蒂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进这类地方),那里的生存条件总的来说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在大庄园制盛行的地方,人们就把教会当成是有钱人的宣传工具和老巢、财产制度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顽固地反对一切社会改良的敌人、所有工人的公敌。托莱多(Toledo)大主教、红衣主教塞古拉[17]年收入高达六十万比塞塔,他就是西班牙教会的反动性质的完美化身。这位高级教士、西班牙首席主教,是“一个活在十三世纪的教士”,“他认为,洗澡如果不是魔鬼本人的发明,就是异教徒的发明;而且还像早期的苦行僧一样,穿着刚毛衬衣”[18],他顽固地反对共和国,他不仅坚决反对一切“颠覆”,还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西班牙陆军


  西班牙陆军的体制及其社会地位,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一百多年来,它在保卫自己的殖民地时屡战屡败,它却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简单来说,它是一支“兵谏”(pronunciamiento)军队——pronunciamiento这个词是从西班牙语借来的,这绝非偶然。屡败屡战、丧师辱国的军官们,将失败迁怒于历任政府。镇压摩洛哥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19]的里夫(Riff)战争,从一九二一年一直打到一九二六年:仅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一万五千名西班牙士兵丧命,全靠利奥泰[20]率领的法军,才打赢了这场战争[21]。尽管遭到了这样的大败,军方首脑却把失败都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并把自己当作挽救了殖民成果的英雄,这也是西班牙外籍军团指挥官之一、弗兰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中校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他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英雄。打赢里夫战争后,摩洛哥仍是陆军的封地:将军们才是那里真正的总督。

  军官团为自己的各种特权而感到自豪,它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发动“兵谏”,在正统派看来,这是所有西班牙美德的化身,因此,参军当官,便成了富家子弟的一条光荣出路。在这一片无比绝望的形势中,陆军是统治阶级唯一的武器、最终的救星与最后的希望。共和国的成立,得到了军方首脑的许可。但是,德高望重的桑胡尔霍[22]将军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发动了“兵谏”,这次“兵谏”虽然失败了,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共和国不听寡头集团的话,军方随时会收回这种许可[23]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陆军的炮兵用的是老式的七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步兵用的是一九〇九年式勒贝尔(Lebel)步枪,它的飞机也比不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但它却装备了大量的机枪。在跟任何一支现代军队交战时,它都撑不过一星期;但它却能把革命起义扼杀在血泊中。它的士兵吃不好、穿不好,装备差,训练也很差。从技术角度来看,它的军官也非常平庸,曾在摩洛哥殖民军服役的军官,就是它最有经验的军官了。但它也有一支精锐部队,那是一支真正的职业化军队,也就是外籍军团,它是在里夫战争期间,由米利安—阿斯特莱[24]将军组建的,它的摩洛哥团都是由最落后、最好战的山地部落民组成的。这些雇佣兵、外籍士兵和摩尔人构成了这支内战军队的突击队。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举行起义,企图阻止自联入阁。这支对西班牙精神毫无共感、但却冷酷高效的精锐部队,仅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起义。指挥外籍军团镇压起义的军官中,有一些人曾在两年前参加过桑胡尔霍的政变,并因此被判刑。

  不过,这支军队并不缺少军官。在君主制时期,军官团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八百名将官,也就是说,军官同士兵的比例为一比六,而将官同士兵的比例仅为一比一百。在共和国时期,支持共和国的军官一天比一天少。阿萨尼亚[25]政府为了摆脱军官团,曾向军官团许诺:只要军官愿意提前退役,就可以领取全额退职金,结果大批左翼军官趁机离开了军队,脱离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绝大部分的军官、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顽固的保王派,他们支持寡头集团、反对变革,他们全是革命的死敌[26]

资产阶级


  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历史并不长,它理论上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但就连它的身上,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西班牙的工业化在十九世纪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还只限于某些地区。工业化的缓慢进展与地方特色,使工业化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带有一些独特的性质。真正的金融寡头仅存在于比斯开(Biscay)与阿斯图里亚斯,毕尔巴鄂与比斯开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大部分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是在复辟时期[27]由农业寡头集团进行的自由化运动失败之后才广泛出现的。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屡屡受挫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总是被对手指控为外来之物,是它屡遭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扣上“亲法派”(afrancesado)的帽子[28]。西班牙资产阶级总是被怀疑为外国思想的代言人或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它为了挤进统治集团的圈子,不得不一再妥协、克制与投降。

  毕尔巴鄂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富豪们急切地想挤进地主寡头集团的圈子,并同他们分享西班牙银行的管理权[29]。新生的金融寡头集团从一开始就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与经济联系。罗马诺内斯伯爵[30]是君主制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是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省的一个大地主,马德里最大的房产业主,并且还是佩纳洛亚(Penarroya)矿山和多家大银行的大股东。要对西班牙经济进行剧烈的变革,就会触动地主的利益,而地主也只是强大的有产者寡头集团的一部分,所以,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剧烈变革的动力。

  在革命前夕,这个寡头集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胡安·马尔奇[31]。他曾干过走私生意,后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统治时期获得了烟草专卖权,成了大银行家和大实业家;共和国成立后的首任政府指控他叛国和诈骗;他在乡下拥有无数田产;他曾秘密充当英国资本的代理人;他还参加过西班牙中央工业局(Central Office of Spanish Industry),参加这个机构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罗马诺内斯、里奥·丁托矿山的奥克兰德·盖德斯[32]男爵,以及意大利、法国、德国资本的代表。他资助一切反对共和国的组织,并在引发了内战的一系列国内外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贵族与保守派政党


  英国贵族成功地赶上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而西班牙贵族却没有赶上。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一桩生意来经营,把它给做大做强,这并不是西班牙贵族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主要是保持自己对领地上的廉价劳动力的领主权,他相信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他唯一的存在理由,便是他的贵族地位,他会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西班牙的化身。他的姓氏、财富与权力,与他密不可分,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列祖列宗一代代传下来的。

  大部分贵族都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并将君主制看作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在共和国时期,他们构成了“西班牙复兴运动”[33]的骨干,按照安萨尔多[34]的看法,这个政党是“起义的合法掩护”,它的领导人是戈伊科切亚[35]和何塞·卡尔沃·索特洛[36]。卡尔沃在结束流亡返回西班牙后,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保守政党的领军人物,与其说他是君主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组合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他还很年轻——他生于一八九三年——他还有辉煌的从政记录。他当选议员时年仅二十五岁,而且他在二十六岁就当上了瓦伦西亚省长,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又请他出任财政大臣。他通过巴尔博[37]同罗马的法西斯政府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同寡头集团的各个有影响力的圈子都有关系,跟红衣主教塞古拉关系特别好,而塞古拉本人自称是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卡尔沃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一九三六年的议会中,他是极右派的代言人,而且还是将军们的政变阴谋的主谋之一。

  另外一个君主主义运动叫正统派联盟,领导它的是一群狂热的教士,它在纳瓦拉的小农中间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正统派联盟是卡洛斯派运动的组织,它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诞生的,一百多年来,它以“上帝、国王、国家”为口号,吸引了最狂热的天主教保守派分子,并不知疲倦地策划阴谋,企图把“正统”的卡洛斯支系捧上王位,而卡洛斯支系的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是年迈的阿尔方索·卡洛斯[38]。正统派联盟的真正领袖是曼努埃尔·法尔·孔德[39],他已经进行了数年的精心准备,企图通过武装叛乱推翻共和国。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安东尼奥·利萨尔萨[40](代表卡洛斯派)和巴雷拉[41]中将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协定的条款,墨索里尼会向他们的运动提供武器与资金,让他们推翻共和国。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卡洛斯派从自己的军事组织“呼啸兵”当中抽调了许多年轻人,把他们派去意大利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利用意大利资助的钱财,在纳瓦拉囤积了大量军火[42]

  其实,无论是卡洛斯派还是阿尔方索派[43],他们全都反对普选制,他们认为普选制冒犯了西班牙精神,并以粉碎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派的颠覆企图、拯救西班牙与基督教为自己的天命。

人民行动


  西班牙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君主派阴谋家的活动,对于这些人的要求,教会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政治上更加老谋深算的梵蒂冈肯定给西班牙教会出过主意,所以,在共和国时期,教会才采纳了耶稣会及其秘密代理人、《争论报》(El Debate)主编安赫尔·埃雷拉[44]的狡猾路线。这条路线的主旨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政党,为这个党提供人才和思想指导;明面上既不支持君主制也不支持共和制;同意在议会制的框架内参与政治,但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废除宪法中有关世俗国家的一切规定[45]。于是,教会为了参加竞选,便让鼓吹专制的反动政党“天主教行动”( Acción Católica)出面组建了“人民行动”,并给它设计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领导体制。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46],他是一个天主教律师的儿子,自幼聪颖,曾在萨拉曼卡接受过慈幼会[47]僧侣的教育,还当过《争论报》的记者。他被埃雷拉选中,来领导这个教会与有产阶级的政党;他还是一个大富豪的女婿;他具有扮演他的角色所需要的一切素质: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熟练的演说家,拥有行动的能力;他虽然敬佩希特勒的能力,却并不以希特勒为榜样,因为希特勒是反对天主教的;他的理想是奥地利总理多尔弗斯[48]及其“组合国家”(corporative state)。

  一九三三年,希尔—罗夫雷斯把他的组织同其它几个右翼团体合并为“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在当年的大选中,自联同君主派组织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胜利。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自联是右翼共和派联盟的核心,他们精心破坏了首届共和国政府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这两年被共和派和社会党叫做“黑暗的两年”(bienio negro),在这两年里,土地改革遭到搁置,工资被逐步削减,曾一度靠边站的保王派军官也回到了原来的重要职位上。自联在残酷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后,由于共和国总统拒绝下令处决领导这次起义的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49],便退出了联合政府。它的农业部长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50]曾提出有利于“云泰洛”的温和的改良措施,可就连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它的反对[51]。从一九三五年起,它便企图独掌政权,于是便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军方的阴谋


  希尔—罗夫雷斯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担任陆军部长,在他的包庇下,极端分子同军方相互勾结,进行着军事阴谋的准备。一九三四年大选产生的新政府刚一成立,就对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桑胡尔霍军事政变的军人实行大赦。被判决有罪和被解职的军官都恢复了名誉。一九三四年,在桑胡尔霍的提议下,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ñola)成立了;它很快就成了阴谋集团的核心,许多高级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陆军参谋长弗朗哥将军、陆军部副部长范胡尔[52]将军、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53]将军,他们全都是在共和军中担任要职的保王派与保守派高官。这个组织的成员巴雷拉中将还跟保王派分子利萨尔萨和戈伊科切亚一起与墨索里尼签订了协定。

  化名“唐·佩佩”(Don Pepe)的巴莱拉[54]上校(他不久后晋升为将官)四处奔走,加强了军方阴谋集团同卡洛斯派领袖的联系,他还指导了纳瓦拉“呼啸兵”的军事训练。按照国民运动的一位御用历史学家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阿斯图里亚斯进行的年度演习期间,弗朗哥、范胡尔和戈戴德[55]“制定了全国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基本纲要”。如果希尔—罗夫雷斯的党无法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军方首脑就会出手。

长枪党


  有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先例,寡头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便开始考虑采用比正统派政党更为现代化的政治工具。

  早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百万富翁胡安·马尔奇就资助过一个运动[56],这个运动后来在内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九三二年,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57]成立了西班牙长枪党,一九三四年该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长枪党一直是一个小组织,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

  长枪党提出了“二十六条纲领”,它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纲领:它痛斥共和派在寡头集团面前表现软弱,鼓吹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并要求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时又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教条腐蚀人心、动摇国本,并提出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理念:西班牙祖国与欧洲享有“独一无二的天命”,“各个阶级与职业应该在这种天命中和谐共处”。长枪党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对待教会的态度:长枪党徒尊重天主教会在被理想化的历史上的西班牙中发挥的作用,哪怕他是无神论者[58]。在何塞·安东尼奥的支持者看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成功,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胜,实现他们染指法属摩洛哥、恢复对南美的统治的“帝国梦”——这是西班牙精神与“共同命运”的另一个产物。

  长枪党的创始人兼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是一个因富有魅力而出名的安达卢西亚青年,他具有青春赋予他的一切优点,举止优雅,慷慨豪爽,有不少人虽然是他的死对头,却也难以抵挡他的魅力。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运动。就像法西斯运动与纳粹运动一样,长枪党运动也曾只能屈居于“社会”背景之中,以便同马克思主义组织作斗争,并使用恐怖与暴力来对付它们。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西班牙寡头集团对这个比较平民化的运动一直很冷淡,它更乐意看到希尔—罗夫雷斯通过选举合法夺取政权:如果它要靠一个采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与教义的政党来拯救的话,这个党对待它的盟友及支持者的态度,往往会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而它还不打算接受这个缺点。一九三六年二月,长枪党的党员不过区区数千人,其中有一千人在马德里。它单独参加了大选,并遭到了惨败。它还只是一支预备军,只有等到工人阶级发出占领街头的威胁时,它才会派上用场。何塞·安东尼奥本人也见过墨索里尼,他同参与阴谋的军政高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可能会与这种威胁作斗争的力量并不强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力量并不团结。

  尽管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都有资产阶级存在,但是,由于西班牙民族的发育不良,以及各种自治倾向的存在,阻碍了真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悲剧之一。巴斯克地区的银行家与加泰罗尼亚的大商人同寡头集团紧密勾结。在西方国家,小资产阶级构成了那些最强烈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的基础,但在西班牙,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都转向了自治运动。

  这些人当中,有曼努埃尔·德·伊鲁霍[59]和雷萨奥拉[60]这样的律师,也有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61]这样的实业家,他在一九三六年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这个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它的口号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它的种族、政治与宗教基础:Todo para Euzkadi y Euzkadi para Dios(人人为尤斯卡迪,尤斯卡迪为上帝)[62]。这个顽固而保守的巴斯克得到了乡村神甫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卖力地组织各种天主教黄色工会,鼓吹“巴斯克工人团结起来”,积极地保护教会与有产阶级,所以资本家也很乐意赞助它,让它去对抗工总和坚持阶级斗争思想的工会。比斯开地区的人民具有无可争辩的特殊性,他们也为自己的特殊而自豪,他们具有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培养出了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这个地区的工业在二十世纪初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仍不免成为腐朽无能的寡头政权的盘中餐,却也加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共和国成立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顺理成章地同右派势力以及各种反动保守政党勾结了起来。然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部分右派否决了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迫使该党转投反对派阵营,并在事实上同左派共和党与社会党结盟。

  加泰罗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地的自治倾向,也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同落后的农业寡头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催生的。当然,资产阶级上层对此持谨慎态度:它还需要西班牙的市场,为了对付不断反抗的无产阶级,它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它的领袖是坎波[63]及他的加泰罗尼亚同盟的同伴,他们与其说是加泰罗尼亚人,倒不如说更像寡头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小资产阶级却不一样,他们只要明白了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必须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才能成功的道理,就不会再保持谨慎了。而且,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艾斯凯拉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由加泰罗尼亚的几个共和派政党与团体合并而成的,而且,它还得到了强大的农会(拉巴塞雷协会)的支持。这个党的发动机与思想领袖是路易斯·孔帕尼斯[64],他与萨尔瓦多·塞吉[65]是至交,长期担任全劳联的合法代表,与全劳联关系密切。早在马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之前,巴塞罗那就已经抢先宣告成立共和国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议会表决通过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地位。但是,自治派对右翼政府的上台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发动了反对右派政府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被取消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派跟起义工人一起遭到了监禁。

资产阶级共和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仅在少数城市和富裕的列万特灌溉平原地区才有真正的基础。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66]的激进党[67],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军队与教会,希望建立一个新西班牙,挣脱封建时代的各种枷锁,开辟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但是,由于害怕工农暴动,激进党很快就退缩了,在一九三三年,它由于害怕革命,便与自联结成竞选联盟,大选获胜后同自联组成了联合政府[68]。一九三五年的财政丑闻让雷鲁克斯的党名声扫地[69]。马丁内斯·巴里奥[70](他出身工人家庭,是共济会领袖之一)带领一部分激进党参加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但左派共和党与激进党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

  为了准确起见,事先说一句:阿萨尼亚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共和派,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当上了总理,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卸任,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总统。他于一八八〇年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天资聪颖,曾在艾尔·艾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的圣奥古斯丁修会主办的学校上学,尽管他上的是教会学校,但这根本没能阻止他成为教会的猛烈反对者;很久以前,他就更加倾心于文学,而不是政治。他当过马德里科技文艺社(Ateneo Científico, Literario y Artístico de Madrid)的主席,在君主制末期,他在共和党反对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上了共和行动议会党团主席,并很快在议会中名声鹊起。他崇拜资产阶级法国,梦想着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稳健平衡、由精英领导、并以有产农民构成的中产阶级为其牢固基础的共和国。他并没有因为害怕工农暴动而投入保守派阵营。这反而使他相信:共和派必须主动推行改良,这样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工人,阻止革命运动的发生。

  他的首届政府,令那些对君主制彻底绝望、但对共和国充满希望的人大失所望。他的政府颁布的农业法案,只向大庄园制的问题发起了进攻,却忽略了朝不保夕的小农的迫切需要。在他执政的两年里,几百万渴求土地的农民当中,仅有一万二千人获得了小块土地,而且他们还得为此支付补偿金,赔偿大地主的损失。

  他的军事改革的唯一成果,就是迫使支持共和国的军官离开军队:既然提前退役就能领取全额退职金,这些军官也就乐得脱离军官团;然而保王派军官却继续留任。阿萨尼亚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被世界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经济造成的影响给破坏了。它颁布的反天主教法令不但没能对教权主义的堡垒造成任何重大打击,反而还激怒了一大部分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是,它对工农暴动的镇压力度,远远超过了对保王派的镇压。它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允许进行不亚于君主制时期的严酷镇压。君主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民警卫队原封未动。阿萨尼亚政府还从共和派当中抽调人手,组建了与国民警卫队相似的另外一支警察部队——突击警察,它在对付工农的时候,跟国民警卫队一样凶狠。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鼓动下,安达卢西亚的卡萨斯·比耶哈斯(Casas Viejas)的农民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由共产主义”。阿萨尼亚和内务部长、加利西亚人卡萨雷斯·奇洛加[71]对镇压起义负有重大责任:国民警卫队杀害了二十五名短工,烧毁了他们的小屋。到他下台时,他在镇压工农暴动这方面可谓功勋卓著:监狱里已经关满了革命战士——按照官方数据,足足有九千人,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阿萨尼亚政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其他共和派(包括马丁内斯·巴里奥这般温和的人)都不禁哀叹:这样一个浸透了“污泥、鲜血与眼泪”的政权,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阿萨尼亚在下台后,本已名声扫地,但在被右派关押后,他的名望又回升了。尽管他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毫无瓜葛,却还是被逮捕入狱:所以,他在执政时失去的声望,在下野之后又恢复了。这个左派共和党的领袖,“身材矮小”,面色苍白,一脸病容,长着一对“直勾勾的、呆板”[72]的眼睛(他的对手常说他长着一双蛤蟆的眼睛),他是一个优秀的议会演说家,却是一个差劲的民主领袖。他获释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卡米利亚斯(Camillas)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万人之多,他在会上发表了声援政治犯的讲话。这仍是因为他象征着共和党与社会党的联盟,他是在代表议会制共和国向工人呼吁:为了使西班牙摆脱寡头集团的控制、重建现代化的西班牙,请支持共和国。

西班牙与工人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共和派发生了分裂。由于害怕工人阶级革命,雷鲁克斯选择了同自联结盟。阿萨尼亚与马丁内斯·巴里奥则选择了同工人政党结盟,避免革命发生。他们认为一切深刻的体制改革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议会(Cortes)仅有一院,由男女选民经普遍、秘密、直接的选举产生,选举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能够在一个选区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就可以获得该选区的百分之八十的议席,这样就能在议会中产生一个可靠的多数党[73]。总统的强大权力——总统可以任命与撤换总理,还可以否决法案——以及宪法保障法庭的存在,似乎可以阻止任何阴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希望建设一个真正自由、世俗、民主的国家,并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几百万无地农民,从而重建社会,而这项工作的规模在一九三一年仅仅显露出了冰山一角。

  没有工人运动的支持,没有工会与工人政党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指望完成这个任务。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已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就连西班牙的核心——农民——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尤斯卡迪农民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忠于民族主义党;纳瓦拉人和马埃斯特拉斯戈人仍然是卡洛斯派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和列万特的小农仍然愿意给共和党(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投票。但社会党已经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村、旧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工人,还有格拉纳达与穆尔西亚的huertas[74]里的农民组织当中获得了可观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者发动和领导了加利西亚的subforados[75]的斗争、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的起义、以及阿拉贡无地农民的斗争。工人运动正在努力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工人运动既成了资产阶级的敌人,又成了赌注。工人运动提出的哪怕是最温和的要求,都会直接威胁到寡头集团的切身利益。

  由于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爆炸力,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自己的目的,便企图获得它的友谊与支持。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不少强大的敌人,它必须拉拢工人运动,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才能在西班牙农村掀起这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的革命,而没有这样的革命,社会与经济就不会获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可是,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要求与目标。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工人运动似乎已经做好了挑战寡头集团的准备,而寡头集团想要消灭工人运动,共和派想要利用工人运动。




[1] 在革命前夕,里奥·丁托铜矿公司拥有1800万美元的资本,每年可赚取450万美元的利润。阿索尔(Atholl)公爵夫人指控该公司曾以40比塞塔兑1英镑的汇率,资助军方的叛乱头目,而正常的汇率是80至100比塞塔兑1英镑(《西班牙的探照灯》[Searchlight on Spain],哈蒙兹沃斯[Harmondsworth]:企鹅书屋[Penguin Books],1938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一家大型军火商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也在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它与苏比拉与乌尔奇霍(Zubira and Urquijo)银行关系密切。——原注

[2] 运输、照明与电力公司(Traction ,Light & Electric Power)控制着加泰罗尼亚90%的电力生产。——原注

[3] 当时,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政府决定实行石油专营,美国富豪迪特丁(Henri Deterding,1866—1939)便对西班牙实行了经济制裁,导致比塞塔严重贬值。——原注

[4] 昂利·拉巴塞尔(Henri Rabasseire),《Espagne,creuset politique》,(巴黎:fustier,1938),第60页。——原注

[5] 布伦南,《西班牙谜题》(The Spanish Labyrinth),剑桥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87—131页。——原注

[6] 在中世纪,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教会,佃农可以向教会永久租借土地,并能传给后代,教会也不得将佃农逐出租种的土地,但佃农必须向教会缴纳相当于田产价值的2%的税款,这种租种制度就叫做foro。下文的censo与这种制度相似,不过主要出现在卡斯蒂利亚一带。foro与censo的区别在于,foro的租约中会规定租借期限,但这种期限实际上是无限的,典型的foro租约中对租期的规定为:“三辈子再加二十九年”。——中译者注

[7] “拉巴塞雷”(rabassaire)这个词是由rabassa morta(意为“死根”)演变而来的,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佃农,这种佃农的租约中规定:当租地上的作物有四分之三死亡时,租期立刻结束。在十九世纪,这种租约还算是比较有利的,但是,随着根瘤蚜(phylloxera)造成的破坏,以及寿命较短的、需要更仔细的照顾的作物的引进,这种租约就变得非常糟糕了。在1934年起义发生前不久,加泰罗尼亚议会表决通过了有利于拉巴塞雷的法案,但在坎波(Cambó)与右派的压力下,宪法保障法庭废除了这项法案。——原注

[8] “在外地主”(absentee estate owner)是指不住在自己的田产上的地主,这种地主往往住在城里,将田产交由他人打理。——中译者注

[9] 短工们的工作时间从日出开始,到日落结束。1936年初,大部分农业工人的工资在0.60比塞塔至3比塞塔之间,但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而且时有时无。——原注

[10] 拉巴塞尔估计无地农民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保守派马特奥·阿斯佩蒂亚(Mateo Azpeitia)也指出:84%的小地主需要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西班牙的土地改革》[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马德里,Editorial Reus,1932年)。——原注

[11] 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陆军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陆军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12] 达马索·贝伦盖尔·福斯蒂(Dámaso Berenguer y 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13]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1930年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14] 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15] 共和党曾提出《宗教结社法》(Ley de congregaciones),企图消除宗教对教育的控制,但这个法案却从未获得通过。共和国初期曾在世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到了1936年的时候,这些成果仅剩下了三项:教会与国家分离、允许离婚和取缔耶稣会。——原注

[16] 在这方面,1936年5月的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马德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个谣言:教士和信天主教的妇女正在向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孩子散发有毒的糖果,随后,马德里各地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袭击教堂、教士和出名的狂热信徒的事件。当然,所有的党派一致将其归咎于挑拨分子散播的谣言。但是,反天主教的情绪一定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否则没人会听信这样的谣言。——原注

[17] 佩德洛·塞古拉·萨恩斯(Pedro Segura y Sáenz,1880年12月4日——1957年4月8日),生于卡拉索(Carazo),曾就读于柯米利亚斯神学院(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1912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神学院任教,1916年任巴利亚多利德辅理主教,1920年任科里亚(Coria)主教,1926年任布尔戈斯(Burgos)大主教,192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同年升任红衣主教。1931年7月被共和国政府驱逐出境。1937年9月任纳瓦拉大主教。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分子。——中译者注

[18] 拉莫斯·奥利维拉(Ramos Oliveira),《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伦敦,戈兰奇(Gollancz)出版社,1946年,第438页。——原注

[19]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1882-1963),生于摩洛哥北部的阿杰迪尔(Ajdir),曾当过教师、编辑和法官。1920年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军的里夫起义。1923年2月1日宣告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1926年5月里夫共和国被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推翻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岛(La Réunion)。1947年获释后前往开罗,继续领导争取独立的斗争。1963年在开罗逝世。——中译者注

[20] 路易·于贝尔·贡萨尔夫·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年11月17日——1934年7月21日),生于南锡(Nancy),1873年入读圣西尔(Saint-Cyr)军校,187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等地服役。1907年任法属摩洛哥总督。1911年任军长。1912年—1925年任法属摩洛哥驻军司令。1917年曾短暂出任陆军部长。1921年晋升为法国元帅。1925年辞职后。晚年同法国法西斯运动关系密切。1934年逝世。——中译者注

[21] 法国对里夫共和国的侵略行动,其实主要是由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1856—1951)指挥的。——中译者注

[22] 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23] 这次政变会失败,是因为塞维利亚的工会发动了总罢工。警察并没有干预政变,反而向要求警方严惩政变军人的工人开火。桑胡尔霍和其他几个军官被判处死刑。桑胡尔霍在法庭上宣称:他支持解除对耶稣会的禁令,并企图阻止土地改革、阻止加泰罗尼亚获得自治(参见下文)。——原注

[24] 何塞·米利安—阿斯特莱·特雷洛斯(José Millán-Astray y Terreros,1879年7月5日——1954年1月1日),生于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Academia de Infantería de Toledo),1896年入读高等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曾参与镇压菲律宾起义。在里夫战争期间组建了西班牙外籍军团。1924年晋升为上校,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2年被勒令退役后,投身右翼运动,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阵营。1954年去世。——中译者注

[25]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26] 阿斯图里亚斯国民警卫队司令多瓦尔(Doval,1888—1975)上校甚至宣称:他“决心消灭所有革命的种子,哪怕是在孕妇肚子里。”草率的枪杀与大规模的酷刑,是1934年大镇压的特点,而工人阶级将其完全归咎于正规军。——原注

[27] 1874年12月29日,马丁内斯—坎波斯(Martínez-Campos,1831—1900)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将波旁王朝的阿尔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推上王位,恢复了君主制,从这次政变到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就叫做复辟时期。——中译者注

[28]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才敢同法国占领军“合作”。——原注

[29] 根据比克托·阿尔瓦(Victor Alba)的说法(《西班牙共和国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espagnoles],万塞纳[Vincennes],南北[Nord-Sud],1947年,第307页),西班牙银行有一万六千名的股东,他们只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赚回跟投资额相当的利润。股息率从未低于16%。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被镇压的那一年,股息率高达130%。——原注

[30] 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 de 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31] 胡安·阿尔维托·马尔奇·奥尔迪纳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1880年10月4日——1962年3月10日),生于马约卡岛(Mallorca)的圣马尔加利达镇(Santa Margalida)。年轻时曾干过从北美往西班牙走私香烟的生意。一战期间在交战双方之间做生意,大发横财。1926年在马约卡创办马尔奇银行(Banco March)。共和国成立后,他因非法交易而入狱,越狱后逃往直布罗陀。他向弗朗哥反动派资助了大笔金钱,弗朗哥胜利后也给了他巨额的回报,使他在二战后跻身于世界顶级富豪之列。——中译者注

[32] 奥克兰德·坎贝尔·盖德斯(Auckland Campbell Geddes ,1879年6月21日——1954年6月8日),英国政治家,曾当过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与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3] 西班牙复兴运动(Renovación Española)是一个君主主义政党,主张由阿尔方索十三世复辟,并反对卡洛斯派。1933年1月,戈伊科切亚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脱离人民行动之后,成立了这个政党。该党在1937年4月解散,党员都加入了长枪党。——中译者注

[34] 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贝哈拉诺(Juan Antonio Ansaldo y Vejarano ,1901年6月24日——1954年4月20日),西班牙极右派政客,反动派阴谋家。在共和国时期曾经参与并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5] 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柯斯库尤埃拉(Antonio Goicoechea Cosculluela,1876年1月21日——1953年2月11日),保王派政治家,曾参加国民行动,1933年建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他解散了西班牙复兴运动,1938年出任西班牙银行董事。1953年去世。——中译者注

[36]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1893年5月6日——1936年7月13日),生于彭特维德拉省(Pontevedra)图伊镇(Tui),曾参加自由保守党(Partido Liberal-Conservador),并在1925年至1930年任财政大臣。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34年5月回国,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当选议员。1935年曾试图同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争夺长枪党的领导权,未能成功。1936年7月12日被刺杀。——中译者注

[37] 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1896年6月6日——1940年6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1915年志愿参军。1917年接受飞行训练。战后在佛罗伦萨求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与社会科学学位。1921年参加法西斯党,很快成为法西斯党的重要人物。法西斯党上台后,他在1926年出任负责航空事务的国务秘书,并于1929年出任空军大臣。1933年出任利比亚总督。194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38] 阿尔方索·卡洛斯(Alfonso Carlos,1849年9月12日——1936年9月29日),圣海梅与安茹公爵(duque de San Jaime y de Anjou),唐·卡洛斯的孙子。阿尔方索十三世出逃后,阿尔方索·卡洛斯提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被卡洛斯派称为阿尔方索·卡洛斯一世。——中译者注

[39] 曼努埃尔·洛伦索·何塞·法尔·孔德(Manuel Lorenzo José Fal Conde,1894—1975),生于阿斯图里亚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卡洛斯派运动,1932年参加正统派联盟,很快就成为该党的领袖,并于1934年5月出任正统派联盟总书记。他曾积极参与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弗朗哥下令将正统派联盟并入长枪党后,他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并拒绝参加长枪党,遂流亡国外。回国后企图重建卡洛斯派运动,未果。1955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40]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Antonio de Lizarza Iribarren,1891年1月16日——1974年9月27日),卡洛斯派民兵组织“呼啸兵”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41] 埃米利奥·巴雷拉·卢扬多(Emilio Barrera Luyando,1869年1月17日——1943年5月5日),西班牙将军。生于布尔戈斯,1885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Academia General Militar),1888年毕业后曾在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服役。1922年曾任陆军副大臣,并当过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副官。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活动。1934年代表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ñola)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协定。内战爆发后被捕入狱,越狱后投奔弗朗哥。——中译者注

[42] 安东尼奥·利萨尔萨在他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Memorias de la conspiración en Navarra,潘普洛纳,戈麦斯[Gómez],1953年)中写道:他们利用意大利提供的资金,从比利时购买了6000支步枪、150挺重机枪、300挺轻机枪、10000枚手榴弹和5000000发子弹。1936年1月10日,他们成立了第一支部队——潘普洛纳军团(第73页)。——原注

[43] 阿尔方索派(Alfonsists),指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一脉的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44] 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Ángel Herrera Oria,1886年11月19日——1968年7月28日),西班牙记者、天主教政治家、红衣主教。生于一个与耶稣会关系密切的家庭,自幼接受耶稣会教育。1908年参与创建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并在1908年至1935年间担任主席。1911年至1933年担任教会日报《争论报》(El Debate)编辑。1931年成立国民行动,1940年成为神父。1947年任马拉加主教。1965年任红衣主教。——中译者注

[45] 所以,这个党的象征希尔·罗夫雷斯才会写出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国家的手段。等到时机来临时,议会要么向我们屈服,要么就被我们消灭。”(《争论报》,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80页。)希尔·罗夫雷斯在对君主派的批判中,指出君主派使用了“灾难性的策略”,为了反对独裁政权,不惜造成“社会革命”,导致了“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原注

[46]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ñ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Salamanca),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书记,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自联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自联,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中译者注

[47] 慈幼会(Salesians of Don Bosco)是天主教会的一个组织。——中译者注

[48] 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49] 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 Gonzáles 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 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中译者注

[50] 曼努埃尔·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Manuel Giménez Fernández,1896年5月6日——1968年2月27日),西班牙法学家,1933年参加自联,并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间出任农业部长,任上曾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由于遭到包括本党在内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中译者注

[51] 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是一个基督教民主派分子,在他任农业部长的几个月里,成了寡头集团的眼中钉,被寡头集团叫做“白色布尔什维克”。他为了给自己的计划寻找依据,引用了利奥十三世教皇的一段通谕,结果一个保王派议员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敢用教皇通谕来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要脱离教会。”——原注

[52] 华金·范胡尔·戈尼伊(Joaquín Fanjul Goñi,1880年5月30日——1936年8月17日),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曾在1935年出任陆军部副部长。参加了1936年7月18日的叛乱,失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3] 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Ángel Rodríguez del Barrio,1876年8月28日——1936年11月7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镇压菲律宾起义。此后曾在摩洛哥服役。1924年晋升为少将。1933年出任陆军总监,1936年死于癌症。——中译者注

[54] 何塞·恩里克·巴莱拉·伊格雷西亚斯(José Enrique Varela Iglesias,1891年4月17日——1951年3月24日),生于加迪斯(Cadiz),曾参加过两次里夫战争。第二次里夫战争结束后晋升为上校。三十年代初曾出使德国、瑞士等国。1932年参加了桑胡尔霍军事政变,事败后被监禁。获释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组织,并指挥训练“呼啸兵”。他积极参加了反共和国的政变阴谋。内战后投奔了弗朗哥。1939年出任弗朗哥独裁政府的陆军部长。1942年被撤职。1945年出任西属摩洛哥总督。后死于白血病。——中译者注

[55] 曼努埃尔·戈戴德·约皮斯(Manuel Goded Llopis,1882年10月15日——1936年8月12日),生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城(San Juan),参加过第二次里夫战争。战争结束后晋升为准将,并出任驻非西军参谋长。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反共和国的阴谋组织。1936年5月被提升为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事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6] 值得注意的是,长枪党的大金主中有一个人叫德·雷克里卡(De Lequerica,1891—1963),后来他当上了西班牙驻维希法国的大使,以后又当上了外交部长。(艾梅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西班牙报告》[Report from Spain],纽约,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1947年。)——原注

[57]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长枪党,并于同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3月14日被捕,内战爆发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8]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一个真正的富家少爷,而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创始人拉米洛·雷德斯马·拉莫斯(Ramiro Ledesma Ramos,1905—1936)却正好与何塞·安东尼奥相反,长枪党的法西斯主义的平民性质,在雷德斯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雷德斯马崇拜希特勒,敌视天主教,他负责民奋会的宣传工作,还设计了该组织的旗帜:跟全劳联一样,也采用红色与黑色(但图案不同)。他(与何塞·安东尼奥与鲁伊斯·德·阿尔达[Ruiz de Alda 1897—1936])成了长枪党领袖,但在1935年年底,他脱离了长枪党,内战爆发后被民兵处决。——原注

[59]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奥约(Manuel de Irujo Ollo,1891年9月25日——1981年1月1日),生于纳瓦拉的艾斯特亚镇(Estella)。1908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21年、1923年当选纳瓦拉省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被监禁。1930年曾参加纳瓦拉省政府。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2月任司法部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不管部长,1939年流亡国外,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中译者注

[60] 赫苏斯·玛丽亚·德·雷萨奥拉·桑切斯(Jesús María de Leizaola Sánchez,1896年9月7日——1989年3月16日),生于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1919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从此投身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当选为议员,1936年出任巴斯克政府的司法与文化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4年秘密回国,1980年当选为巴斯克议会议员,不久退休。——中译者注

[61]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José Antonio Aguirre y Lecube,1904年3月6日——1960年3月22日),生于毕尔巴鄂。大学毕业后开始经营家族企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1926年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不久后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30年促使党内分裂的两派重新统一。1936年10月出任巴斯克自治区政府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0年在巴黎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62] 尤斯卡迪(Euzkadi)是巴斯克地区的统称。——原注

[63] 弗兰塞斯克·坎波·巴蒂耶(Francesc Cambó i Batlle,1876年9月2日——1947年4月30日),生于贝尔赫斯(Verges),1901年成立地方主义同盟,1918年出任开发大臣,1921年至1922年出任财政大臣。内战爆发后支持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4] 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65] 萨尔瓦多·塞吉·鲁维纳特(Salvador Seguí Rubinat,1886年12月23日——1923年5月10日),外号“糖块小子”(El noi del sucre),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劳联领导人,1923年5月10日被加泰罗尼亚督军雇佣的杀手杀害。——中译者注

[66] 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 ),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67] 激进党,全称激进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1908年由雷鲁克斯等人在桑坦德成立。该党在1933年大选中与自联组成竞选联盟,获胜后上台组阁。1936年大选中该党惨败,从此一蹶不振,同年解散。——中译者注

[68] 自联起初并没有入阁,只是在议会中支持激进党政府。当激进党政府连连爆出腐败丑闻之后,自联才入阁。自联的入阁激起了一些左翼政党的起义。——中译者注

[69] 普里耶托(Prieto)甚至认为,雷鲁克斯和他的同伙把内阁变成了赤裸裸的董事会。——原注

[70]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 Martinez Barrio,1883年11月25日——1962年1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1908年参加共济会,不久后参加激进共和党。他是西班牙共济会重要领袖之一。1930年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1931年4月至12月出任通讯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出任内务部长, 1933年10月至12月出任总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出任陆军部长,由于不赞成让自联入阁的决定,退出激进共和党,组建了激进民主党(Partido Radical Demócrata ),并于1936年4月至5月短暂出任总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19日出任代理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 桑蒂亚戈·卡萨雷斯·奇洛加(Santiago Casares y Quiroga,1884年5月8日——1950年2月17日),加利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活动家,1929年成立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 Autónoma),1930年参加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4月至10月出任海军部长,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出任内务部长,1933年7月至12月出任司法部长,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获胜后,曾出任公共建设部长和陆军部长,并在1936年5月至7月出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72] 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301页。——原注

[73] 按照1931年5月通过的《选举法》的规定,国会(Cortes Generales)仅设一院,原先的参议院被废除;每50000人分配一个议席,人口多于100000人的城市额外多分配一个议席,国会共设473个议席;如果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某个选区获得绝对多数(超过半数)的选票,就能获得该选区的五分之四的议席;如果获得了相对多数,则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剩余的议席分给得票数第二、且得票率大于20%的政党。这种选举制度对多党联盟比较有利。1931年选举法虽然没有赋予妇女投票权,但1931年12月通过的宪法赋予了妇女投票权,所以1933年大选是西班牙史上第一次有妇女参加投票的选举。——中译者注

[74] huertas,意为灌溉农场。——原注

[75] subforados,意为被迫缴纳foro的农民。——原注
  十六至十七世纪,加利西亚的人口迅速增加。原先租种教会和贵族土地的佃农发现,把租来的土地分成小块,再转租给别人耕种,要比他们自己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原先的佃农就成了“二地主”(foreros),而向二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就叫subforados。——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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