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亚·波格丹诺夫
关于院士案的一批材料
1923年
致经办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3日）
声明
（对1923年9月13日提审回答）
您向我提出了下列问题：
1．我是不是“工人真理”集团的某些作品的作者或编辑？
2．如果不是，那么我是不是该集团隐蔽的思想领导者，以某种方式指导该集团工作，即使在总的方面？
鉴于我以前发表的关于我“无党派”、“无政治倾向”的公开声明，从我这方面预先得到否定答案后，您又提出一个问题：
3．一个不容冒疑的事实是、我经常以印刷品、书面和口头形式谈论一些无疑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这个事实和上述说法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您向我解释，说您是被迫提出这些问题的：第一，为下述情况所迫：在“工人真理”的出版物上，到处是从我的著述中摘录的我的思想的实际引文，虽然是用别人的话转述的。第二，国家政治保卫局有情报说，“工人真理”的某些成员常来向我求教，是以“工人真理”的成员身份来的，即为了取得政治指示。但是，您并末向我隐瞒，您有材料说明我和“工人真理”在基本点上似乎存在分歧。即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现在是否有可能和需要成立特殊的“工人党”，有情报说我多次表示反对这一点。您说，此次调查的中心点是要弄清楚这两条水火不相容的情报中，哪条是正确的。
我指出，我不太了解“工人真理”的出版物，而且我作了解释，已经几个月了，我一直听说有人打算搞反对我的运动，把“工人真理”集团套在我的脖子上；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个整个事件极其反感，我简直不愿想它，所以也不读。您向我提供了下述出版物：
1．《工人真理》，告工人书，1923年5月，9页打字稿。
2．《工人真理》，机关报第2期，1923年5月份，23页打字稿。
3．《告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书》，未标明日期，11页油印稿（？）。
我从您的第三个问题开始作出我的解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个预备题。
我是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我院的纲领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与实践”。是然，这里也包括研究最广泛的政治现象及其趋势和可能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科学院并不是政治组织，而是科研机构。
搞政治意味着组织政治力量并领导它们。假如我干的是这个，那么我“不问政治”的声明就是口是心非和撒谎。但我是最广泛的社会过程的研究者；分析其发展的政治条件及其基础和趋势，也是我的科研任务的一部分。不管哪一派的政治家，都可以随便使用我的分析结果，但这不是我的事，而是他们的事。
可是为什么有害的政治结论恰恰立足于您的分析之上——您反驳说。这只意味着，它们用的不好。“为什么俄国共产党不更好地利用它们？”——我说。您觉得这不严肃；但我说话是严肃的，而且我有权这样做。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我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这是1917至1918年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那么我对知识分子“职责”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同甚至矛盾的分析又怎样呢？当时伊万诺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妄图把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融为一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这是危险而有害的并加以反驳，其观点和我十分相近。我为热那亚会议的召开，曾对凡尔赛条约及整个协约国的和平安排作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析，后来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对我说，我的报告对苏维埃代表团是有益的和宝贵的。过去，譬如革命前，布尔什维主义多次利用我的分析……就是革命后也常有这样的事：一些严肃负责的共产党人就他们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有害的。
除了我已经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言论，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研究人员有责任向找我的人提供对客观社会条件及其趋势做出的力所能及的科学阐述，对此我并不拒绝。至于说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后来他们成了“工人真理成员”，得出了被认为是或者会被认为是有害的结论，这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作为政治组织的成员到我这儿来，请我对该组织下指示，我会回答：“这不行，这不是我的事，我不问政治。”您有充分的客观证据，证明我在类似场合正是这样回答的。这就是我的那封信，它在搜查时被没收了，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荒唐的形式打印了出来（没有我的名字和“仅仅供俄共党员阅读”）。信上，在我的通信人的问题中涉及的还不是“指示”，顶多不过是如何评价某些政治事实，但要求较详细地深入专门的政治题目——我的通信人决非您所说的“青年人”中的一员，即可能为组织寻求指示的人，他顶多不过是俄共的一位忠实的党员。我还是答复他了，据我记忆所及，是这样答复的（现在信不在我这儿）：“有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过间政治，所以不了解情况；其余问题我尽量回答。”接下来我便试着简略地分析世界政治局势及其趋势和可能性。这是私人信件，从中可以看出，是和同志通信，所以没有防备书报检查机关，即完全是以书信形式与要好的同志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
任何一个研究人员也不能为别的什么人从他的分析中作出的结论负责——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即使这些结论事实上是从他分析中得出的，他也不负责任：要知道，他有权犯错误，有权做个观点不彻底的人。然面，“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孟什维克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他们当中不乏大理论家一有多少哇!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波特列索夫，等等。雨在西方有考茨基、希法亭等人。即是说，他们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有人对我说：“某些“年轻人”从您的分析中得出了“有害的”结论；显然，这些结论“事实上”是从这些分析中得出来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了不起的逻辑学家，有什么办法？或者我的思路如此清晰透彻，甚至大大超过马克思的思想，以致自然而然就能得出逻辑上正确无误的结论？
问题在于，从理论原理和分析中，根本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政治结论，也不能按照逻辑，从中引申出非科学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是从周围现实中得出政治结论的，现实又要通过阶级思维和阶级利益的棱镜加以感知，然后还要通过集团的甚至个人的政治气质的中介来感知。理论和分析只能是形成和加强这些结论的手段，当然，它们也应根据需要适应这些结论，否则这些结论就是强加给它们的。
事情就是这样。研究人员对别人从他的思想中得出的结论，根本不负任何责任。
下面再说明一下，我何以更加不能为“工人真理”的结论负责。我已浏览过给我的材料，现需指出：
1．从文字方面看，这是年轻人的作品，他们在文字上不成熟，甚至缺乏宣传和通俗化的经验。请您随便在老党员作家中找一个公正无私的权威人士问问，能否认为这些作品出自波格丹诺夫的手笔。多么自命不凡的白痴，才会那么大量地引证自己的东西，使用自己的如此平常的术语，就像他们引证我的东西那样？是什么样的自杀情绪，才会迫使我每分钟都在秘密文件上“签字”？波格丹诺夫就不会用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同样的东西吗？难道把刚开始写东西的真正的年轻人的风格和他们现在迷恋的一个老作家的风格区别开来就这么困难吗？
请看例子。机关报第2期上的《工人真理集体的行动纲领》，一开头（16~18页）就提供了一个严重“罪证”：用两页的篇幅概述人类的全部发展史，用的全是从各处摘引的我的话，而且准确无误。请您问问懂行的人，一个有经验的通俗作者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怎么能在两页纸上概述完“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个见多识广的（只要不是文化程度很低）读者，从对人类进化的这匆匆一瞥中能得出什么？内行的读者要这个干什么？
这里往往前后矛盾。例如：强烈要求生产合理化、减少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吸引外资——同时又欠公道地猖狂攻击“生产者”或“克拉辛分子”，而正是他们捍卫上述东西。这类攻击表明，他们显然不熟悉党的历史：“不，克拉辛同志，您没能通过党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考试，不要着急!”（机关报第2期《小集团》一文，第十一页）克拉辛同志曾是中央委员和历届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委员，并且站在其活动家的前列；多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物质基础”——它的财务和技术，主要靠他维持。只有毫无经验且闭目塞听的人，才会说出“候选人考试”之类的话。
2．从内容方面讲。
粗略的分析表明，这些作品有四个构成因素：
1）强烈而真挚的，但又是年轻人的“左的”革命激情；
2）对周围现实——工人阶级的生活、它的各种组织，包括俄共——的描述，既不是科学的抽象，又没有什么统计数字，而是透过上述的“革命左派”棱镜、从感受到的直觉中得出来的；
3）上过的马克思主义学校；
4）所谓“波格丹诺夫主义”。
这四点中第一点——需要证明吗？我决无此念头。这些年来，人们并不指责我有“左的狂热”，而是说我太过“右倾”，说我主张“特殊的孟什维主义”（布哈林语），说我追求“松树下的”理论“小修道室”（还是他的话）。
第二点——也不过如此。这些年来我根本不接近工厂、工会和党的生活。过去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才和群众发生联系。但自1921年秋天起我已离开他们，因为党决定开展反对我的运动，我看到、我的合作只会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名声。我身不由已地躲进了社会主义科学院这个“小修道室”。
第三点我当然上过，共产党员上过，孟什维克也上过。
第四点，我本人始终把这一点看做是第三点的发展和继续；但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一点负有责任。
所以，在“工人真理”体系的这四个因素中，我为一个因素负责。有人因此要我负全部责任。敬谢不敏。
孟什维主义中有三个此类要素：1）机会主义的社会情绪；2）了解具体现实的广泛材料，直接地和科学地了解——材料当然是透过机会主义本性的棱镜感知和收集的；3）长期切实的马克思主义学校。马克思为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负责。为什么不完全负责呢？或者是因为他“超出了可企及的范围”？
您要我写下自己的话：“孟什维克”利用马克思主义，“工人真理”利用马克思主义加“波格丹诺夫主义”。对此又能如何处理，为什么我要比马克思负更多的责任？”您大概觉得这种比较不相称。但要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大小对比，而是形式上的对比关系；在这种场合这种比较对我比对马克思更有利，或者至少一个样。其实，拿“工人真理”小集团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大历史派别相比，拿波格丹诺夫和马克思相比，也未必那么不恰当。或者——或者……或者二人都负责，或者谁也不用负责。
3．再比较一下从我这里摘引的东西和“工人真理”的结论。
您已经知道，号召建立特殊的新“工人党”这个主要结论，并不是我的。自从成立德国和荷兰的“工人共产党”，人们不只一次问我，关于在我国成立这类党的可能性我是怎么想的。我记得，第一个问我的是席勒同志，他是德国工人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前的该党代表。我对他的回答也和后来对许多人一样，我说，我看不到这样做的任何客观条件，许多条件直接反对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除了俄共，现在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政党。
但我很穿易用一系列例子证明，他们常常利用我的引文，特别是我的方法，这对充满热情、毫无经验、缺乏科学条理的年轻革命者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而我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例如，《新资产阶级》一文（机关报第2期，第5至8页）描述了搞组织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新资产阶级”的过程；把我对西方形成过程的描述作为依据，把这副画面直接移至俄国，作者其至认为，这种形成过程在我国“最为清晰”。而且在作者的视野里就只有两股力量——“专家”和“无产阶级”；而对其余的力量及与他们有关的我国情况的全部特点则视而不见，如农民这些越来越占优势的群众及其经济趋势和其内在强烈的富农倾向，遗憾的是，还有如此众多投机倒把的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广大的无业游民，等等。能想象我会做出这种分析，或者会让人在我的“指导”下做这样的分析吗？我国的画面恰恰是最为乱复杂的，而不是“最为清晰的”；我本人迄今为止一真认为自己无力对其做出分析，并多次以此为由明确拒绝就类问题发表意见。
再谈谈无产阶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告民众书中事情被描绘成这样：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前忽视”文化工作，致使工人阶级和党实际上“缺乏在其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政权和管理经济的素养”，而“不得不求助于有经验的人”——专家们，然后对他们盲听计从。这纯粹是热血沸腾的年轻革命者的唯心主义观念，谁会相信我有这种看法？如果从建党之初布尔什维克都是十足的“前进派分子”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那么他们就很难避免和防止出现“缺乏素养”的局面，而不得不使用“专家”，等等。（公告第3页）
在这份公告中，稍后一点写道：
“一个党员厂长，尽管来自工人，但他会逐渐变成工人汗水的榨取者，他不再努力满足工人的利益，而是追求生产的发展。”我不可能犯一个写作生手所犯的修辞错误，这一点姑且不谈，我担心，上述说法打击的恰好是我。因为正是我始终认为，在生产遭到普遍破坏的情况下，遗憾得很，“满足工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的利益。
我写这些决不是为了和“工人真理”集团辩论，与之斗争不是我的事，我“不问政治”并不是为了同它辩论。不过我想，所有这些无可争辩地证明，该集团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无须我的领导，我无权对其负责。
已经进行三年的反对我的残酷运动因我被捕而结束（暂时的!），这些反对我的人想制造关于我的荒唐看法。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首创者，不仅就其内涵讲，而且现在就其实际范围讲，都是世界性的：您可以在德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找到“无产阶级文化派”，您可以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听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争论，您可以在英国看到共产党人写的关于它的书。不管是什么流派的前奠基人，但哲学上都是“经验一元论”的。普遍组织科学早期著作的作者，其思想即使错误，但就内在涵义讲，无论如何也是世界规模的，想从逻辑上否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生理集体主义”思想的作者，人们通过交换其能够在生理上进行交换的东西（例如他们的血液）恢复和增强生命力计划的作者，其想法即使是空想的（要知道，检验这一思想的实验由于我的被捕而中断，它能得出什么结果，尚不知晓），但其规模无论如何不止一平方厘米。更不要说那些琐事了，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工作的年代，如经济普及和经济研究工作，如社会主义小说，等等。最后，即使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人值得党的和理论界的最负责的人士在报纸、杂志和一大批书里（单是近几个月就出版了不下三本这样的书），在公开的讲演里，进行不断的中伤……所有这一切……一个小小的地下集团的头头，即使是非常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年轻革命者的集团；该集团借助复写和油印等方法，从事小规模的地下工作，等等。
不，谁会相信这一点？或者，或者，……
不仅可能，而且可以设想，所有这些，事实上始终不过是“空话，空话，还是空话”。中伤了三年不是为的那个，用这么长时间来打基础不是为了那个……解决问题的是物质力量的对比关系；而要上诉只有到历史法庭上去，而这个法庭并不近。
可又有什么办法!起码感到荣幸。我将高傲地接受那个最高奖章，这种“勋章“在几个世纪里只奖给了少数几个人。在我之前得到这种勋章是这样一些人：伽利略，天主教世界给了他勋章；罗伯特·迈耶尔[1]，市民世界给了他勋章。我大概会从社会那里得到勋章。
[1]迈耶尔，罗·（1814—1878）——德国自然科学家、医生。第一个提出能量守衡定律，并从理论上计算出热的机械当量，但长期得不到承认。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17日）
声明
您在今天（9月15日）的审问中，终于把自己的问题具体化了一些，我的“思想体系”是不是能够成为诸如“工人真理”这样的行动纲领的最合适和最自然的出发点。您指出了我对西方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其夺取统治地位的倾向的分析；“工人真理”把这一点搬到俄国，宣称俄国共产党是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党，说它在俄国共产党的旗号下夺取了政权并进行统治。
我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我的“思想体系”，只有我的术语。用了我的表述，但不是我的思想，不是我的分析结果。这些结果是我在报告和出版物中公开说过的。
1）在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报告（《当代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倾向》）中我明确指出，在西方，组织者的知识分子正在探索取得统治地位的途径，他们开始为此半自觉地制订思想体系，仅此而已：甚至不能说今天他们已经取得了这种统治地位；他们在那里实际上并不受重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了（这甚至遭到叶尔曼斯基同志的反对）。报告和讨论的速记稿就放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我家里也有。我要补充的是，反对我的著名共产党员也承认我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我指出的倾向确实存在。
2）关于俄国知识分子，我始终认为，就组织作用而言，他们大大低于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正如我在《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命运》一文中所写的（见《新生活》，1918年1月、好像是18日和20日）：这是就他们的怠工而写的。所以在我看来，视其为革命动力或领导力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假如由这群知识分子充当俄共的基础，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会坚持6年，怕连6个月也坚持不了。
3）关于俄共和与之共存的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力量，我在上面提到的文章（《工人阶级的命运》）中，使用了“工兵联盟”这个术语。这符合1917年末的情况。要知道、士兵不过是参加军事组织的农民（其主要部分）：就是说，这个联盟是工农联盟。1918年夏，在根据我的同事伊·伊·斯捷潘诺夫的禁令而未能出版的大部头《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一章（我保存了这一章）里，我曾界定“共产主义联盟”是应军事共产主义之需而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下层劳动知识分子（是下层，而不是以“组织者的”知识分子为主的上层）的联合。在该《教程》（两卷，四册）再版时，论“军事共产主义”一章已获得斯捷潘诺夫同志的批准；该章详述了“共产主义联盟”的理论；现在该书正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但这一章的手稿（“军事社会经济形态”）还保存在我家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一本国家出版社在8月份出版的新版《问答式政治经济学基本教程》来看一看，这就足够了。现在书中增补了“军事共产主义”一章；该章解释说：假如形势要求建立军事共产主义，而由于诸统治阶级文化水平低下和历史准备不足，因而不能克服自己的本能，不能采取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措施，那么下层劳动者就会联合成共产主义联盟并把它们推翻。在巴黎公社里，这种联盟由工人和追随其后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在俄国则由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追随他们的下层劳动知识分子组成。该章还说明，这个联盟永远是革命的动力，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共的基础。
正如您所看到的，在这里，“工人真理”根本没有采纳我的“思想体系”，而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不能为别人的思想负责；当然，我要为“组织者的知识分子”一词负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罪过。可见情况恰好相反，我的思想不足以也不适于充当其被指控的政纲的出发点。
接下来您又向我提出两个个别问题。
1）关于老布尔什维克科热夫尼科夫同志。我和这个名字毫无关系，我想，我不认识他。但并不排除他因某件事面来找过我；要知道，到我那儿的陌生人多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值得我记住的特别东西（我的机械记忆能力很差，主要是逻辑记忆）。我认识另一个科热夫尼科夫，他是个老头，干过出版工作。
2）问我是否到过“梅特隆”工厂，我在那儿有没有熟人。也没去过，没熟人。但鉴于您对地点的描述，我想起一件可能引起疑问的事情。一个多月前，我到商店去买试验用的握力器；我去鲁比扬卡的特雷金商店看看。实际上没有商店，有个牌子写着“梅特降”，以前是特雷金，在拐角处（或类似的地方）。我到那儿，走进大门：没有商店，只有工厂，仓库。我哪儿也没进去就走开了。
1923年9月16日
补充：关于“思想的十月”，您提到了它，但并没作为问题提出。虽然这个团体似乎隶属社会主义科学院，但我和它毫无关系，印象模糊。迄今我一直认为，这是些揭露异端邪说的正统派人士：因为三个月以前或者更早些，有人对我说，那里曾做过反对我的报告（关于组织科学，记得是一个叫法因什泰的人做的），而且没邀请我。我不看他们的杂志（因缺少时间我几乎不看杂志，我只读有人专门要我注意的东西）。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17日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9月22日）
声明
副本
在今天（9月22日）审讯结束时，我忘了为三个人的问题提供证词：
1）弗·亚·巴扎罗夫[1]。我很熟悉。他生活在白卫中间，几次倾向于孟什维主义，但却没有成为孟什维克。后来了解了这里的事态，接受了革命的全部结果，已经脱离政治。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左倾”：观点与我近似，但有点悲观情调，夸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全力投人国家计委的工作和科学文学活动。
2）帕·伊·库什涅尔，我是四年前在无产阶级大学工作时认识他的。最近一年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关于原始共产主义问题的辩论会上。他在那里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一起发言，反对为原始共产主义辩护的我和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更早一些，他还在《打铁场》上的一篇文章（记得是历史文化题目）中，反对过我（好像没有点名）。总之，我认为他根本不是赞成我的观点的人。我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
3）别洛乌索夫，马克思研究所（前商学院）教授。好像见过两次，在辩论会上，一次在12月份，另一次在不久前（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根本没有私交，对其政治观点无从评论。
关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教师们的情绪一无所知，因为两年多以前就离开了该大学。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22日
补充：1906年，托洛茨基从孟什维主义中得出了最高纲领主义的结论。我拿他和“工人真理”集团的“极端”结论做比较，这些结论试图以我的正面分析为基础——我已指出这是错误的。但我忘了提出一些事例来补充这一历史情况：当时孟什维克的首领们都接受了这结论，并将其见诸《开端报》，其中就有唐恩。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后来重使孟什维主义学说具有极端的温和性。意识形态学说很少能决定结论。它是一种可被用于达到各种目的的工具。长期以来许多共产党员一直认为，新经济政策与共产主义学说不相容。但后来他们相信了，没有什么不相容的。
我声明，每一个知道实践结论和人们的任务由什么来决定，知道意识形态在这里起什么样辅助从属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承认，别人妄图利用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以便得出他本人从未得出的结论，而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结论又不能不矛盾百出，但人们却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位理论家，这是十分不公正的。
我本人始终坚信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只要浏览一下“工人真理”的小册子（关于它我以前曾对阿格拉诺夫同志谈过，并且在今天的审讯中气到了），我对这本小册子就会丧失任何兴趣，也不想认真看待它，因为我看到了，它的结论不是我的，而是和我的观点相矛盾的。所以在我看来，显然“引证”我的词句和思想，纯属“意识形态上的”无聊之举。我不再去想这个令我厌恶的问题了。
这种“引证”给侦查工作提出了一个两难论题：要么是“冒名波格丹诺夫”幼稚地胡编乱写；要么是波格诺夫自己密告自己，这已经不是幼稚，而简直是发疯了。如果不是专家，大概很难识别刻意模仿大师（请原谅我用这个自做的词儿，但像马·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承认我有用这个词的权利）的伪作；所幸的是有一种解决问题的简单的面又无可置疑的办法。正是在最不择手段地滥用我的术语和词句的地方，其思想是与我在出版和讲演中一贯公开发表的东西针锋相对的。明显的例证就是“工人真理”第2期上论俄国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记得署名为“列昂尼德”（甚至笔名都取自我的小说）；文章完全使用我的语句，但正如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审问中从两个方面所揭露和证明的，该文和我的方法完全相反——我从总体上把握阶级关系，不许自己忽略它们的各种复杂性；该文也和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我认为他们毫无价值、组织上落后；该文同样不符合我对“共产主义联盟”的理解，我认为它才是苏维埃制度和俄共的基础。这里还会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但在另一方面大概有不清楚之处，当然，不太严重。您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问：为什么“工人真理”偏偏对我的术语和公式如此倾心？这就迫使我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了新的结论。在我看来，它们如此简单、明确和彻底。显然，我以前之所以没得出这些结论，只是由于考虑得不够。
我一直认为，问题不过是有人对我的思想感兴趣，实际上这可能是错误的。假定这些思想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就必定有吸引力，情况往往适得其反。不是偶然地反对这些思想的人会比拥护它们的人多得多，但既然问题涉及到“工人真理”，那就会发现，这些思想决非全部而是部分地被直接歪曲了。这样还谈什么它们本身的吸引力？于是我开始寻找另一个更加客观的论据。
我在想我近三年来的境况。我遭到过数十次，我想是数百次攻评；它们来自有影响的人士，还有有影响的集团；攻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公开演说里，在报纸、杂志文章和大量书籍中。我曾说过，出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一半是为了反对我，而当时在场的该杂志最亲近的撰稿人之一德沃拉伊茨基本人纠正我说：“不是一半，而是完全。”我试图答辩，但不发表，而且要想回答一切，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周围形成了一种被毒化的和充满敌意的气氛……我的案子就是这种气氛造成的，它为此案提供材料，它把所需的人推向“波格丹诺夫主义”。
存在对事件进程、秩序和党不满的动荡因素。他们当然要为自己寻找思想体系。于是他们看中了一个遭迫害的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体现着他们不满的动因的人，又会被他们看成实现其要求的敌人。这可能比下述结论更简单，更合逻辑：“瞧，他应是我们从他那里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人。”他们按自己的情绪阅读、研究和解释。他们想求助于他。但他以理论家和研究家的身份保护自己，他“不间政治”。根本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政治实践的指示，而他对当前发展的评价只会令人扫兴：“形成新的政治力量的客观条件不具备，除了现存的党也不可能有另一个党。”他们想：“那好吧，没有他我们也能对付。我们要利用适合我们的东西，并且已经在充分地利用，对他没什么可客气的；我们自己能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任务。”
一切都清楚了：既有“对波格丹诺夫主义的热中”，又有野蛮放肆，不顾一切地利用和随心所欲地曲解我的思想，这同我的真实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正如确实理解而不是单纯利用我的思想的人，我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或者如我一般投身科学，或者从事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生活实践。
年轻人狭隘而又富于幻想。“对波格丹诺夫没什么可客气的；我们的事业更宝贵，为了我们的事业得到这么个受难者，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总是有好处的。”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很不成熟，但就其政治本能讲，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幼稚……如果说我没能立即弄清事实的这种联系，那是因为早已不按政治路线去思考了。
于是就发生了下述情况，一个孤独的科学工作者，像少数人那样孤独的人，处在两头受气的境地：一些人早就想把他这个可恨的思想家“置于死地”：而另一些人也不反对置他于挨打的境地，因为这对他们一点害处也没有。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这两项计划都得逞，那将是极不公正的，必将受历史法庭的谴责。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9月23日
[1]巴扎罗夫，弗·亚·（1874—1939）——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斯托雷平时期宣传造神论和经验批判主义。
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致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23年10月4日）
声明
您答应了我关于亲自审问的请求。这表明您对我的案子的态度既不是基于纯粹的形式主义，也不是基于敌视我的气氛所起的成见。
最期六，9月29日，我给您寄了一个尽可能详细的报告，就您提出的问题阐明了我的观点；星期日，10月1日，又寄了我的一本为群众出版的小书，一本人门课本。我想，您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确信，我主观上从来也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客观上同样不是这种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我有过交往的每一个我们共同的老同志都能对您这样说。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提醒您记住我们谈话中的一点，即您确定的关于一周期限的许诺。我写这份声明恰好是在我们谈完话之后一周；送到您手里自然要晚些。我当然明白，您的话里有大致的意思（甚至记得您用了“大约”一词）。如果我徒然打扰您了，我事先致歉：您能理解我不得已的固执。身处您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的每一句话都是严肃的；假如我的案件有什么变化，假如出现了新情况，应当告诉我。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指望您了。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0月4日晚7时
致经办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案特派员
（1923年10月11日）
声明
上一周我接受两次探视，并被允诺四天后接受下一次探视。过去一周多，没有探视，看来，探视被终止了；也没有信。
恳请您说明一下，这是不是惩罚（像常有的那样），果真如此，那么原因何在？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0月11日晚5时半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致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声明
（1923年11月6日）
谨奉告，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杂志1923年第8—9期第285页上，在署名为“唯物论者”的评论中载有：“……一大批主观上对工人阶级颇有好感的人阐发了一种理论，其全部客观意义就在于，力图破坏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基础——唯物主义。
我这不是指波格丹诺夫——他早就成了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叛徒，他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早已完结，他本人已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话里不仅包含谎言和对我的诬蔑，而且包含对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严重冒犯。
“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一说在这里到底指什么？很显然，这种说法具有普遍的原则意义，而不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指责另一些人在某个问题甚或某个领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德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的积累、市场和危机理论的追随者，对列宁等俄国理论家所作的此类指责；或者伊·伊·斯捷潘诺夫[3]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宗教学说上相互指责。
这样，自身存在不久（总共五年）的社会主义科学院，其成员中早就有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该院甚至两度将其选入自己的主席团。好一个如此这般的“社会主义科学院”!
还有“政治上的叛徒”……如果注意一下这些话印在什么样的杂志上，那么它们就具有了特殊的专业涵义。该杂志在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这两期里，对他却一次也没使用过这样的称号。而普列汉诺夫却是“统一派”集团的头子，该集团所持的立场比任何孟什维克都右，其极端社会爱国主义千方百计从事反对俄共的斗争，直至其积极的成员格·阿列克辛斯基[4]的方法：参加白色反间谍组织，诽谤布尔什维主义领袖被德国收买。
不言而喻，我搞不清这位匿名的“唯物论者”所说的“早就”干过的“政治叛徒行为”指的是什么。从1895年起我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员和组织员。自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1904至1909年任历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0至1911年是“前进”集团成员，但当时谁也不认为这是叛徒行为。波克罗夫斯基、卢纳察尔斯基和列别捷夫-波良斯基可以肯定这一点，他们参加该集团的时间几乎都比我长。离开国外政治活动后，我在1913年在《真理报》当编辑，1914年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任职。在1917年我又写起论战争和论革命的解释性宣传文章和小册子；它们大部分都由布尔什维克们散发。尔后我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从事文化和科学领域的革命工作。
这样离开政治根本不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说的背叛行为。不仅就该词的确切涵义讲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因为在这个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中，也有脱离政治的人和无党派人士——来自上述“统一派”集团的前成员。
那么，评论的不知名作者到底指的是什么？从那时起，我的唯一一件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纯粹被动的——我因今年9月8日的政治指控而被捕，于10月13日获释。但本案的侦讯材料只有侦察员及其上司了解；而如果匿名评论家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恰恰不能写他已经写出的东西：侦察人员向我宣读的最后声明称，未见我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因此将我释放并准我留在莫斯科。
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匿名作者的话纯属谎言和诽谤。一份权威性的机关刊物声言，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一员“早就是政治上的叛徒”，科学院对此能不闻不问吗？它能允许别人说它是政治叛徒们的藏身之地吗？每一个有理智的读者从声明中读到，我院院士可能是什么“货色”，因而不再关心工人阶级、这样的评语对我院来说是光荣的吗？
科学院理应回答并将被迫回答这些问题，不管它愿意不愿意。因为甚至沉默也是回答——而且对它来说是更坏的回答，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科学院承认，匿名作者的话是对的；那么它就应当公开并尽快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即它早先没有把这个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叛徒从他们之中开除出去。或者它知道它做了些什么，它把我选为其院士，又选为主席团成员，多次委托我代表它发言；它有责任维护本集体之一员的声誉和它自身的尊严。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1月6日
请把我的这项声明列人议事日程并在社会主义科学院近日的全体会议上宣读。
亚·波格丹诺夫
[1]《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苏联哲学和社会经济学刊物。1922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先是月刊，1933—1935年改为双月刊。1944年6月停刊。
[2]卢森堡，罗莎（1871~1919）——波与、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有《资本积论》（1913）、《国民经济学入门》（1925）等。
[3]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4]阿列克辛斯基，格·阿·（1879—？）——1908年召回派，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1918年流亡国外。
波格丹诺夫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3年11月7日）
最尊敬的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请将呈送的声明转交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该声明我将对您作几点解释。
首先，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愿使主席团和整个社会主义科学院处于难堪境地，这一点您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这种境地已经存在。如果有这样一位院上：在安排课程时没有问题；他的纯学术性的报告却出于政治和策略考虑不能在科学院机关刊物上发表；不便于邀请他参加隆重记念同院另一位院士，他的老师的大会——大家都不想提起此人，等等，这种境况只能用难堪来形容。
另一方面，一个工作人员理应享有人权，起码是自卫权。我的声明就是必要的自卫（包括该词最粗俗的涵义）行动。
目前针对我的诽谤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准备进一步整我。捕我完全是三年多来文学上和政治上陷害的结果，在此期间我始终紧闭双唇。正是在这场陷害中，我那些非止一次清楚阐明的思想，被歪曲丑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可以把《工人真理》那些天真幼稚的文章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些文章和我对时代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南辕北辙。摧毁三年诋毁比我刚刚争取到的获释，要困难得多。捷尔任斯基是个绝对真诚的人，他本人从这场迫害中对我有所了解。看来我成功地说服了他和侦查员们。但诋毁活动并未因此而终止。
我听说，不久前有人在外省作报告，说我在搞反苏维埃政权的“地下斗争”。我获释后就听到一些流言，说我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联系，说我和流亡者有秘密来往，直至和波兰的反间谍机关有某种关系——最后一点引自《真理报》的一篇文章!
处心积虑的中伤者的下流行径本身丝毫不能伤害我。但是，如果我对此缄默不语（而我除了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无处提出抗议），那么明天，大搞反对我的运动的人就会把这当成明显的罪证加以利用：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何一个侦探（他们受到足够的鼓励）将认为，随便找个什么借口逮捕我，这是他的共产党人的天职。
鉴于“某种关系”以及其他等等，科学院到底该怎么办？对此我一无所知，此时这已不是我的事情。但我想提请决策人注意如今已被大家完全忘却的事。
我们的革命尽管它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甚至不是人们迄今仍然认为的那样，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当我看到被革命举上最高地位的那些人很少想到历史在看着他们行动，历史将研究他们，将公正地和无情地审判他们，对此我常感到惊讶。是的，历史将不得不花很多功夫去处置大人物，有时还有小人物。甚至某个微不足道的诽谤者也想把自己逢迎拍马一钱不值的一生完全忘掉，但他会在别人传记中出现。
机关也应记住历史。社会主义科学院能否成为新科研组织的萌芽，或者只是个失败的典型，不管怎么说，历史反正会去研究它的而且十分认真，比研究什么法兰西科学院更认真，该科学院的卑劣行径甚至遭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揭露并被记录在案。
我对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态度是真诚的和严肃的。在我两年前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因我确信我的合作对它有害）之后，社会主义科学院一直是我最后的组织关系所在地。现在我希望（这决不单纯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它发挥最大的历史作用，这是它能够和应该起的作用。
您的亚·波格丹诺夫
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亚·波格丹诺夫致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23年11月29日）
声明
您建议我就下列问题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1．当前世界革命的一般意义和前景；包括俄国革命。
2．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和俄国所起的作用。
3．“共产主义联盟”的作用和意义。
一
我曾断言（而且我没理由放弃这个观点），已经开始的世界革命不是社会范畴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它不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但它是阶级范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它能把无产阶级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而迄今为止他们还从不是这样的阶级。
无产阶级进行过反对剥削的斗争；但比剥削潜藏更深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才是剥削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天魂。除了理论上的斗争，反对它的斗争尚未开始。无产阶级为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斗争，这在客观上是适应资本主义，使之尽可能合乎他们的需要。社会主义是通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行动的纲领，不是指令性的力量。
世界大战和破坏已实际表明什么是经济无政府状态，其中产生的对无产阶级发展和工人生存本身的威胁有多大。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来说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克服无产府状态已成为决定斗争目的的纲领性环节；社会主义方针在发展，这是必然的——工人群众其至不自觉地受这种趋势所左右。例如，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要求矿山国有化。这种要求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要求，与其说它是反对剥削，毋宁说是反对无政府状态。
而且即使在阶级范围内，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也非易事；它还只是在进行中，离成功还很遥远。并非只有唯一的一个工人阶级，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有高度技能的上层，他们有相当高的组织，在资产阶级文化中拥有自己的一份，深谙资产阶级的组织方法——要协，他们是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但不是资产阶级，为此资本主义才分给他们一部分剩余价值。
[第二类]无产阶级是生产的执行者，他们在斗争中自行组织起来。
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旧社会形态的残余。
农民等只在落后国家里才是具有其社会分量的成分，这里暂时可以不去考虑：他们过去处于底层，以后仍将留在底层。
资产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可以预料，其最具寄生性的群体，将被抛离其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整个说来将难以维持下去。
工人阶级在生产中仍是实际执行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阶级对掌握全部生产组织的领导权尚无准备，在纯粹的战斗环境中是不可能做好这种准备的；在这里他们只是组织自己和瓦解敌人，这不会为完整的经济组织者的实践提供经验。
二
“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社会经济的实际组织者，看来能够继续充当这种角色。但还像从前那样依靠牺牲别人吗？不，他们曾经效忠的那个主人已经垮台了，他们不能再指望他了，他把他们和整个社会引向了深渊。以前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生产中占据特殊地位，因而在经济上是“自在的阶级”，但却不是，也且不想成为“自为的阶级”，不想组成特殊的社会力量——实际上也不需要：对工程师、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升迁，没必要考虑一般任务，如果背离升迁的宗旨，甚至有害无益。现在不同了。主人垮了，必须自己想办法，靠单干不行。开始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拉特瑙、凯恩斯、凯约是其先驱。在两方，组织工作，眼下是职业的，发展甚快。对任务的意识不够，但已经本能地在试探通向新角色，通向新资产阶级的道路。随着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旧资产阶级的残余将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吸引和吸收，从而强大起来。这和以往的情况刚好相反。
然而，这些过程是缓慢的，我怀疑，没有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特别推动，资产阶级“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能及时爬上预定的地位。
这种地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三
问题当然不在于类似战争年代德国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在于金融资本与军事共产主义强制因素的混合体。
新形式首先要求国有化，起码是生产系统最主要和起主导作用的部分的国有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济领导权，要求实行新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红利—奖金制，以刺激专家们去发展事业：否则，国有工业会因官僚主义而停滞不前。这种制度看来也适用于工人，而且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在这种制度背后极易隐藏着泰罗制。阶级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亦然，试图把这种制度美化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特殊的过渡性质使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如果它能实现的话）有必要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
这就会立即出现一个根本性的矛周——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就其社会本性及其历史素养讲，知识分子都与严格的整体观念格格不入。除了个人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他们由于专业教育造成专业过细，所以浸透了小集团的狭隘性、“行会的”局限性和本位主义倾向。他们不能站到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经济的高度：他们的每一个集团都不可避免地要偏向自己，力求发展自己的部门，尽管这可能破坏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每个集团都想多捞点，尽管这会损害别的集团。这就是产生不协调和特殊的无政府状态的新根源。
这里也应看到无产阶级的新作用，教育他们的新途径，因为他们是社会制度的唯一主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将被迫与这些无政府状态作斗争：在有可能但尚未进行国有化的地方完成国有化，制止对经济平衡的破坏，揭露和施加压力以限制地区和部门的小集团利己主义。这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积极调节者的作用，这已不是局部性的实践，而是对经济的全面领导。虽然实际上要取得成功，当然只能视无产阶级与对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力量对比的情况而定。
这种实践将通过上述形式得到发展。但不排除下述可能，至少是在德、奥等国：在“工人”或“工农”政权的形式中，无产阶级可能不得不强迫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去管理社会经济。须知，法国民主派当年曾经硬把有反动情绪的资产阶级推上统治地位。
但情况也可能不同——对英美来说，这甚至是十分可能的：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自己掌权并依靠无产阶级机会主义上层的支持，然后论功行赏，对其进行再教育。当然，那时反对无政府状态争取严密组织生产的斗争，将不是通过国家机关，而是借助工会和政党进行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调节作用可能发展很顺利而且越来越成功，因为其自身的团结将增强。问题在于，在抗击一部分新资产阶级的小集团的和部门的利己主义时，无产阶级将在另一部分新资产阶级中找到支持，上述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对他们是不利的，反之亦然。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将团结一致，他们必将跃上顶峰，并将在斗争中成为整体的组织者。
届时也将完成对下层民众在组织上的补充教育，完成无产阶级上层的再教育，使二者合为一股力量；这股真正训练有素的力量足以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然，没有新的革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革命不仅能战胜新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他们将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也将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就其自身的本性讲却永远不愿迈出这些圈子。这就是生产和分配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四
我想，正是两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出现的可能的“国家资本主义”间隙的这个阶段、应当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
我理解的“阶级文化”，不是某种日常生活形式，也不是阶级创造的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总和，这一切只是文化自身，其本质的附属部分，这是该阶级出自其社会本性的特殊组织方法之集大成——是组织自己生活同志式合作，使自己的意志系统化和使自身感觉和谐化的特殊形式。
无产阶级的社会建设者和全面组织者的训练，也就是其文化的制作。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现实的和理想的训练，因为他们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进入日常生活、科学和艺术的一切东西都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因素和表现。它们早就通过个人途径，自发地和半自觉地在民众中进行创造；在下一阶段，人们会自觉地和越来越有计划地进行创造和收集。英国共产党人伊旦和西多尔·保罗在《无产阶级文化》一书中，对我的观点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定义为“对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教育”，只需将该定义由教育方面扩展到一般生活领域，它就完整无缺了。
五
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的过渡性阶段到底能延续多久？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进行得更快。金融资本主义经过了15~20年，就几乎寿终正寝了。
不过还是难以预测。如果发展进程加快，那么新阶段的任务显然会比金融资本时代的任务要复杂一些，困难一些。
六
世界革命的前景就是这样。
俄国的前景。在这里作出预见无比困难，“极限平衡”的方法已经不够，因为俄国革命不能自生自长。其整个进程和过程中都完全取决于世界局势。
俄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各种条件的配合下诞生的。
在一个落后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崩溃的基础上，创建了劳动阶级的共产主义同盟。该同盟是这一革命的动力。摧毁维系生命之源的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
谁来组织这个共产主义？船长，城防司令，掌权的人。在德国，大量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是由执政的阶级实行的，虽然往往是在下层劳动者的强大压力下施行的：资产阶级是难以实施这种措施的，因为它是反共的。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即其在组织上精明强干，历史经验丰富，会去做需要做的事。
而如果统治阶级不能根据追切需要克服其私有者的本能，那将如何？下层劳动者会联合成共产主义同盟，推翻他们，夺取政权，以便组织共产主义。1871年在被围困的巴黎，就曾由工人和追随他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这种联盟。在资产阶级的唆使下，法国农民没有参加进来，粉碎了它。
在俄国，这个联盟最初是工兵联盟。文化水平很低的士兵很容易追随共产主义口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个庞大的消费公社。这个联盟打垮并推翻了不够“文明”的资产阶级，即是说，这个资产阶级缺乏组织训练，不能也不愿干需要做的事情，如制止战争，调整生产分配，给农民以土地。
后来，士兵脱掉了军装，现出了农民的本色。联盟继续斗争，进行国内战争，这是工农联盟。追随他们的还有下层，最下层的劳动知识分子。面“组织者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他们的上层和领导层则反对该联盟。这些人实行怠工，这表现他们的“不文明”一组织水平落后，历史训练不足。
联盟的代表是俄共。它的组织是苏维埃政权。
七
联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它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联盟转入新经济政策。
而组织者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他们取消了这一联盟，或者也可能是将其抓到自己手里，从而成了革命人民之首……
荒唐的画面。这些知识分子在扮演这一角色时，实际上显示出既缺乏文化修养，又缺乏历史训练。他们以前的全部革命性，或者确切些说，反对性，皆来自旧制度，靠无党派主义维持，这种主义也曾妨碍其获得社会升迁和发展。他们在组织和文化方面之低下，简直无法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尤其是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才刚刚在摸索掌握统治的道路，在为此构想思想体系，开始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直接地和自觉地登上统治，但他们却已走过了所有阶段并立即攫取了一切。
不，他们并不十分具有天才，他们的作用小得多。他们服从联盟，现在自然是乐意这样做的，就像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一样，但并不心甘情愿。
八
最后。由于我上面指出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最好是把对俄国看法局限于指明事实，而不作预测。但对我看到的东西，我决不向同志们隐瞒。
共产主义联盟是牢固的。它为抗拒灾难和国内战争的可怕打击而结为一体。联盟中有瓦解的倾向。但它坚持住了。其直接必然性的基本因素依然还在：俄国和从前一样处在敌对的包围之中。南联盟体现着俄国的统一和力量。
其至面临一场新的战争、武装于涉和封锁，可能有必要再搞一次军事共产主义。所以我说：“除了联盟和俄共，没有形成其他政治力量和其他政党的客观条件。”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我知道，这些观点并不十分正统。它们是否有害，我不能妄评。但这些就是我提请您注意的东西。这些思想我早就说过，其中最晚的才一年多；自从近来反对我的运动尖锐化之后，我已不再对我们的时代进行社会分析，我躲到别的领域去了。这些思想是否能存在，不取决于我个人。
它们被运用，它们也被滥用。
“工人真理”歪曲它们之后，塞进符合他们自己意愿的结论，企图把它作为自己的名号。这符合“工人真理”的政治利益，我的名号看来还有点价值。
既然我并没有把这个署名权交给“工人真理”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根据什么来进一步迫害我个人呢。
假如我提出抗议：
“你们非法剽窃”，如此等等。他们会回答：“不，这是您的观点不彻底，您没从自己的思想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我们则十分正确地为您作出了结论；在这点上，苏维埃政权赞同我们。苏维埃政权本身用自己反对您的措施证实了这一点。”
这样，事实的力量就在他们那一方了，他们会赢得他们所要的东西。但除了他们，这还会对谁有利呢？
亚·波格丹诺夫
1923年11月29日
均摘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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