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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梅拉的信[1]
布朗基
1852年6月6日于贝尔岛
我亲爱的公民，我不急于给你回信，是因为我怕伤害你的意见，你我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是你坚持要我回信，并且似乎把我的沉默归之于个人不满的缘故。我不愿意你作毫无根据的猜测，所以就向你谈谈我的看法，既然你坚持要我谈。我们在主要点上是一致的，我要说的，是实际方法，它们归根结底就是全部革命。但实际方法是根据原则而来的，也取决于我们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你责备造成二月失败的各派领袖是胆小鬼、哲学家、律师、派系分裂主义分子。
上述这些原因中，我只承认一个律师，但绝不是把他们当作律师，而是当作这群阴谋家组成的相当重要的集团，这些阴谋家吞下了共和国，但是消化不了，因此又立刻急忙地吐了出来。你可以相信，这些叛徒并不打算改变什么和破坏什么；正相反，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地位。你们把他们想得比实际更加愚蠢。这是普遍的错误。人们宁愿责备他们的智慧而不责备他们的意图，因此人们就逐渐为他们进行新的欺骗铺平了道路。怎么能够相信那些在一切政治勾当中经验丰富的人会如此粗心大意地搞错了最基本的东西呢？如果他们没有闹过革命，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干革命。他们的叛变是一件蠢事，问题就在于此。他们终于掌了权；想由他们来统治国家了。他们的愚蠢在于想象他们能长期地统治下去。这是一切当权者不可救药的通病。他们自信他们都是不朽的。
应该从罪犯的名单上勾销胆小鬼——任何人在二月事件里都不害怕，除非是怕失掉他那分战利品！——哲学家——他们就我们的灾难来说是无罪的；此外，今天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作一个哲学家。对各派领袖提出的一系列谴责，是阴谋家集团叛变行为之一。这些派别领袖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主张在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的各种社会学说的首倡者，或者至少是主要的维护者。社会主义，就是相信从这些理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秩序。当然，这些学说在许多点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它们有着同样的愿望；它们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它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个结果，虽然这个结果还不十分明确，但已掌握了群众的思想，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旗帜。社会主义是带电的火花，它照耀并激励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这些学说的鼓舞下才会行动起来，才能燃烧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阴谋家们的恐怖，我希望不久我们看到的将是利己主义的坟墓。那些那么受到咒骂的各派领袖，终究是最优秀的革命者，是那些具有激励人民并把人民投入暴风雨的特点的强烈思想的传播者。你们不要弄错了，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取消社会主义，人民的火焰就熄灭了，沉寂和黑暗就会笼罩整个欧洲。
你惋惜民主党派的分裂。如果你说的分裂意思是指私人仇恨、嫉妒和野心的竞争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咒骂这一切，它们是我们事业的灾难之一；但请注意，这并不是我们党派特有的创伤，我们形形色色的敌人也和我们同样痛苦。这些私人仇恨、嫉妒和竞争在我们队伍里显得更为突出，那只是因为民主人士具有更坦率的性格和更易接受新事物的习惯。何况这些个人的斗争是人类的弱点；应该加以容忍，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对天生的缺点暴跳如雷，如果不是愚蠢就是幼稚。坚强的人会通过这些障碍前进，这些障碍是任何人消灭不了的，而是大家都能避免和越过的。我们要善于服从需要，在为这个缺点而感到悲痛的同时，不要放慢我们前进的步伐。我重复说一下，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蔑视这些障碍，不但不应该因为道路上有一些小石子而感到特别不安，而且应该勇往直前。你和我谈到各个派别间的互相咒骂，要是你仍然没有给予十分重视，在我看来，这些互相咒骂是既可怜又可笑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共和党互相攻击同样是可笑的，它们不了解学说上多样化的各个不同的思想。各个不同派别都有它自己的使命要完成，在伟大革命事业中有它自己的作用要发挥；如果你认为学说的多样性是有害的，就无视这条绝对不可否认的真理：“真理越辩越明”。这些理论上的争辩，这种派别间的对立，是共和党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它比其他党派更优越的地方，别的党派都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形式。我们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政党；运动、时代、生命都是我们的。其他党派只是一些僵尸。所以你埋怨的是真正象人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躺在古老坟墓里的石像！
让我们来谈谈政见问题吧：你自称“革命共和党人”。你要当心，不要由于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词句而受欺骗。那些既不“革命”，甚至也许不是“共和党人”的人正是假借“革命共和党人”这个头衔来装点门面的，这些人已出卖并破坏了革命和共和国。他们正是用这个头衔来反对被他们逐出了教门的社会主义者，当人民之风从社会主义这边刮起来，而社会主义看来又是在胜利前夕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乔装打扮得十分可笑。当我们的失败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背弃并侮辱社会主义。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赖德律—洛兰[2]自称比蒲鲁东或卡贝更加是社会主义者，并冒充社会主义的唐·吉柯德（DonQuichotte）。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这些失败使先进的学说退出了政治舞台。于是今天，赖德律—洛兰和他的朋友们都诅咒社会主义，并把我们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这是谎言，这是卑鄙。
你对我说：“我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无产者’，而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请当心这些含糊不清的词汇，这是阴谋家喜欢使用的工具。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读了你信里的几段话，我看得更清楚。你的主张贴上了不真实的标签，借用了诡辩家的词藻，但这并不妨碍我看清你和我有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观点，它们和阴谋家的思想和观点完全不同。正是这些阴谋家发明了这句好听的箴吉：“既不是‘无产者’也不是‘资产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我要问你，“民主主义者”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模糊的、庸俗的、没有确切意思的词，这是一个有伸缩性的词。什么样的主张不能隐蔽在这个招牌底下呢？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尤其是贵族老爷们。你难道不知道基佐先生[3]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那些阴谋家就喜欢这模棱两可的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对他们有利，他们非常害怕清楚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取消“无产者”和“资产者”两个概念的原因。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词有着明白而确切的意思，这两个词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这就使得人家不喜欢。人们厌恶这两个词象厌恶内战的煽动者一样。这个理由还不足以使你睁开眼睛吗？长期以来，我们被迫进行的不是内战又是什么呢？和谁打内战呢？啊！这正是他们竭力想用模糊字眼来搅乱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要防止这两面敌对的旗帜绝对处于正面冲突的局面，使得在战斗之后，从胜利的旗帜下窃取胜利的果实，以便失败者可以悄悄地又成为胜利者。人们不愿意这两个敌对阵营叫他们真正的名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这两个阵营又没有别的名字。
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某一个阶级，假定说，它不如贵族和僧侣阶级那样明确，但却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它叫资产阶级，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这个阶级包括大多数拥有一定数量财富和具有一定学识的人：金融家、商人、地主、律师、医生、法律工作者、官吏、收租收息的财主，所有靠收益或靠剥削劳动人民生活的人。再加上相当数量的拥有财产，但缺乏教育的乡下人，充其量也许有四百万人。剩下的就是三千二百万没有财产，至少没有象样的财产，完全靠双手劳动的微薄收入而生活的无产者。就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命运把你送到了西班牙而把我送到了贝尔岛。我要问你，如果我们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战斗，那是在什么旗帜下战斗呢？我的家庭出身和我所受的教育决定我是一个资产者，你也可能同样是一个资产者。这就是说由于天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着许多资产者。这些资产者甚至构成了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主要力量，或至少是最坚定的力量。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了一份知识，而不幸的是那时人民还不能提供这些知识。正是这些资产者首先举起了无产阶级的旗帜，明确提出了平等的理论，宣传和维护这些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失败之后重新把它们恢复起来。到处都是资产者领导人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阴谋家才能使人相信他们阴险的谎言：“既不是‘资产者’！又不是‘无产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怎么！因为有许多穿礼服的人参加在穿工作服的人的队伍里，并且有更多的穿工作服的人被穿礼服的人雇佣去战斗，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场斗争不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租金和工资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吗？但是有许多的贵族和教士参加了第一次革命，难道就能够得出结论说第一次革命不是指向僧侣和贵族的吗？谁敢支持这种谬论呢？我们党的不幸，正是在于大多数资产者同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不是真诚的。野心和贪欲促使资产者走进反对压迫的无产者队伍里去。他们自奉为无产者的领袖，引导他们去打击政府，把持政府，取得高官显位，以政府为掩护，并且从此时起，转变为保守主义者，调转头来反对这个可怜的人民，人民看到他们昨天的首领变成了明天的压迫者，完全失去了方向。
这种从1789年开始的骗人的手法不断地改变，每次都取得了同样的胜利。那时中产阶级发动人民去反对贵族和僧侣，把贵族和僧侣打倒，并取而代之。他们继承了被打倒阶级的遗产，在他们看来这是合法的；随后他们为了保存这个遗产，并在进行反抗的无产者肩上维持新的枷锁，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合法的。旧制度刚刚被他们共同的努力推翻，这两个胜利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今天的斗争恰好回到了1789年的情况。阅读第一次革命的历史，就等于读今天的历史。完全一模一样；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变化，简直完全是上次革命的翻版。只是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会吸取经验教训。你今天又会发现那时候的一些人，那些所谓的人民的朋友，他们想的仅仅是代替被驱逐的剥削者，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所谓的山岳党人都成了吉伦特党人，他们在步他们先驱者的后尘。的确，他们采用了老山岳党的口号和旗帜，他们开口不离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闭口不离雅各宾党人。不过他们当然要这样做，不然怎能欺骗人呢？打着人民旗号，这是阴谋家所惯用的伎俩。广大群众是轻信盲从的，容易被响亮的字眼和动人的姿态所迷惑。今天，他们又企图用“共和党人”！“革命者”！“民主主义者”！这类浮夸的庸俗话来强迫和迷惑群众。可是，他们气节败坏地反对这些解决问题、说明问题的精确字眼：“资产者”！“无产者”！你不要上他们的当。你不要忘本，要饮水思源。你是无产者，因为你要求公民真正平等，要求推翻一切等级制度和一切暴政。革命应该是什么呢？革命应该是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存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那些自称革命的共和党人或民主主义者并不要这一切。这一点在二月已得到充分证明。他们已经不要革命，现在也仍然不要革命，你们不要以为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推翻革命；那时候他们嘲笑我们，他们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准备好夺取新的猎物，准备好再一次喊道“你们滚开，让我来拿！”——这些愚蠢的家伙！他们将最后一次和永远地毁灭革命。因为你已经看到每一次失败带来了更加可怕的反动。其次，你也看到四年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勾当，请你根据过去来判断未来吧。明智的人就应该这样做。没有其他办法。
你说，你既不是法兰西人又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啊！这很好，我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还得留心，不要中了阴谋诡计！你刚才恰恰以世界主义的满腔热情，投身到全欧洲最没有世界主义的、最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马志尼[4]一流人物中去了。
你了解马志尼吗？不，你肯定不了解他。他是一个招摇撞骗，傲慢自大的野心家，甚至比所有这些还要坏，你看到他冒充欧洲民主的独裁者，世界革命的捍卫者。是的，他几乎是一个梯也尔式的武力革命者。你知道他要什么吗？他只要一样东西：复兴意大利民族，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第一流强国，而他当然是这个强国的元首：建立这个强国的霸权，建立一支常备军队、一支海军、一笔预算，总之，建立当代政府的一切力量或压迫的条件，然后在外交会议上夸夸其谈，压低法国，驱逐法国，围攻法国，把它排斥欧洲之外，使它从物质和精神的辉煌地位上摔下来。这个人有两个欲望：渴望统一意大利，痛恨法兰西……
当然，在12月的灾难之后，团结一致、忘记过去、亲善友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一致反对共同敌人，中止旧的不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不对！马志尼仇恨法国，厌恶社会主义，他不可能放弃这样好的机会来侮辱法国，摧毁社会主义，发泄他这双重仇恨……排除约束他的一切思想障碍，挑起人民对法国的蔑视：马志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踢了我们祖国一脚。
读到这些滔滔不绝地对社会思想进行可耻而又可笑的咒骂，怎么能不令人愤怒而又怜悯呢？怎么能相信一个人可以把十二月[5]的失败归罪于社会主义而不引起群众的反对呢！骗子是多么厚颜无耻！群众又是多么愚昧无知？怎么！这是比埃尔·勒鲁[6]、路易·勃朗和卡贝[7]使得1851年的战斗遭到失败的呵！如果在涅夫勒、阿利埃、索恩—罗瓦尔、妆拉、德龙、阿尔代希、瓦尔、埃罗、加尔、惹尔、洛特—加隆等等各省，成千武装的群众看见一顶宪兵的三角帽或者一顶别动队员的军帽就逃跑了，难道这是社会主义的错误吗？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他居然这样在全欧洲面前说这句话而不受惩罚！这件事犯罪的是原告，光荣的是被告！是社会主义把人民发动起来的；是这些政治领袖不懂得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赖德律—洛兰之类的先生们在十二天的殊死斗争中在伦敦、瑞士和其他地方作了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奔赴战场，用他们的名誉和极大的声望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人民呢？他们投入战斗本来会使这些被抛弃的、没有领导的群众联合起来，鼓舞群众的勇气，瓦解敌人，取得胜利。但他们不这样做！这些先生们以真正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利的王子身份，在伦敦大模大样地等待没有他们参加的胜利者即人民恭敬地把自己的胜利和权力献在他们尊严的脚下。社会主义完成了它的任务和使命，而他们这些人却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如果那时出乎意外地有一个坚强的领袖能够支持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打击敌人，难道人们还出乎意处地问他的意见上的出入吗？
这个马志尼的言论多么荒谬！十二月运动的失败纯粹是由于军事原因。要进行战斗的时候，还没有将军和士兵，只有一些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象你所说，到处看到的，只是懦弱、犹豫、恐怖、无能和无知。各派的领袖认为他们与这次失败没有关系。马志尼可能会坚持说，起义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狼狈相是由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决定的，人们是不能从解决吃饭问题的宗教里，从物质福利的学说和利己欲望的学说中汲取到忠诚和勇气云云。但是首先，没有社会主义，任何人都一点发动不起来，知道这一点，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马志尼忘记了，今天除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影响能够使无产者举起他们的手臂，他忘了宗教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再能用空洞的公式，不可理解的奇迹和教条来发动人民了。简直可以说，马志尼还婉惜迷信和愚昧的时代，因为那时无知的群众只要听了一个教士的话就会为耶稣和圣母的荣誉去杀害他们的同胞……
你已经察觉到我的思想和马志尼的思想最少相似之处，我感到不足为奇。首先，马志尼除了要求意大利的独立和优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革命思想，除了意大利的独立和霸权，他什么都不要。我要问你，如果意大利独立而不同时建立平等博爱的制度，那么它的独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平等博爱的制度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呵！
……这个人企图利用我们来反对我们自己；他不仅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而且还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社会信仰的敌人。他准备在他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剥削，这种剥削与二十二年来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剥削相似。你可能认为我在诽谤他。那你就去读一读他的箴言，在他的箴言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空虚的演说，空洞的言词，没有思想的空谈，毫无意义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民主的老生常谈，以及没有任何积极思想的有关信仰、忠诚、革命的大话，梯也尔[8]这样的反对派是会赞同这些无聊的演说的。难道还能用这样的大哄大嗡来蛊惑法国的群众吗？感谢上帝，法国的群众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了。他们懂得了革命，就象他们必须懂得的那样，也就是马志尼先生所不要的革命。尽管革命一词响彻整个法国，人们也不会再为一些空洞的词藻而暴动了。只有在革命这个词有了十分积极和十分明确的意义之后革命运动才会开始行动起来。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是战斗中团结群众的呼声，这些话，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这些呼声使马志尼和他同类的人胆战心惊。你也不要忘记科苏特（Kossuth）在英国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各种咒骂，当时他和各党各派谈了话，知道了他们的最后意图。科苏特只要匈牙利独立，只要维持他统治的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制度。请你用我们的原则来评价科苏特的所作所为吧。他会把我们绞死在匈牙利。法国早已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她跨过了我们邻国还没有经历的阶段。革命和革命者一词，在我们嘴里和在大多数外国人嘴里意义并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国王、贵族和教士的战争。而有些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还只是一些正在为他们的民族反对外国征服者而斗争的贵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僧侣和贵族几乎都被打倒，并且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战争。国王、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劳动人民。在最近一次起义中，波拿巴到处有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援军。若没有这些援军，波拿巴本来会失败的[9]。毫无疑问有许多资产者在人民的队伍里，但那是一些例外。这些例外是合乎规律的。金融家、大商人、地主、律师，他们到处大举反对革命运动。有人说，今天资产阶级正在向政府开火，但这不是为了博取我们的欢欣，而是为了波旁王朝遗老遗少们的利益。
马志尼疯狂地痛骂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咒骂宣扬唤起个人利益的欲望；他攻击物质福利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会使人堕落腐化，道德败坏。你没有看到这完全是反革命的叫嚣吗？如果革命不改善群众的命运，那么革命是什么呢？这些对利益论的谩骂是多么愚蠢！一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一个民族的利益应该提到原则高度；而全人类的利益则成了一种信仰。
难道人民不是永远为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行动的吗？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试问，由于贫困而沦为受厂商和地主剥削的牛马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自由的吗？你不妨去和这些不幸的人谈谈自由吧。他们会回答你说：“自由，那就是桌上要有面包。”我们对他们说：“自由就是福利！”难道我们说错了吗？我们既不是在向黑奴说话，也不是在向斯巴达克[10]的伙伴们说话，而我们是在向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说话。应该让他们用手指去触摸伤疤，给他们指出问题的症结，以便他们能用利剑剜掉疮伤。马志尼可以任意谴责我们为食欲而起义。从来就没有过其他目的。但人们会说，宗教狂热难道不是一个崇高无私的动力吗？十字军曾为永生而战，永生其实是最贪婪的欲望。
……再谈，我亲爱的公民，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已经坦率地向你谈了我的看法，虽然说得长了一些。对附和马志尼越使我感到遗憾我越少隐讳。我对你说，你其实并不站在他一边，你和他差得远。你把他的不是以为是，把一些不属于你的形容词套在你自己身上。你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人不可能是“革命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反之也一样。然而有一些“和平的社会主义者”，关在书房里的个性温和的人，他们在战斗和暴动中茫然失措，他们只就思想而言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各派的领袖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革命少做工作。我们只采纳他们的意见，抛下他们的习气。至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任何特殊宗派，也不是任何教会。社会主义吸取各种制度中适合于它的东西，并不过分迷信某个派别，而且要推翻现状，绝不轻率从事，也不搞阴谋诡计，而是要坚决根据既定的原则，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而新基础则将由开明的、发达的、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按照各种情况来提供。
你和我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社会主义者，工人和农民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人，但和山岳党人不同，他们完全是用另一种劈柴取暖的人，他们象赖德律—洛兰一样自称为“革命的共和党人”。
四年来，他们已经表示了他们能做什么。我知道他们要的仅仅是：重复二月骗局，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们要做每天赚二十五法郎的议员，每日赚四十法郎的省长，或者他们喜欢穿法官的礼服，戴将军的肩章，而特别是喜欢在薪俸单上签名。如果这些阴谋家能够再一次重演二月的骗局，那么这次我们将会完全失败。这个新的失败会把沙皇尼古拉引到巴黎来。我们还能活着的人只好到美洲去。但是下一次革命，我相信农民们会用计谋来反对这些阴谋家。这些阴谋家完全料想到会如此，因此他们害怕了。害怕，这就是他们最近几年为什么这样行动的关键。山岳党和《新闻报》都极端害怕“平民”。一想到革命巷战的前景总使他们战栗。在5月31日，他们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胆小懦弱、背信弃义！他们在胜利中和失败中都感到腹背受敌，进退维谷。他们非常善于使用各种阴谋，躲避风暴，保住他们的二十五法郎。
得了，该停笔了。再一次向你问好。并致兄弟般的敬礼。
[1] 这封带有政治内容的长信是布朗基写给梅拉的，梅拉是巴尔贝斯的门徒之一，革命俱乐部分部，巴黎第五区共和俱乐部的老创始人和主席。他由于参加了六月的战斗而被流放到非洲。他终于成功地从那里逃到巴塞罗那。在此他收到布朗基给他写的这封信。
梅拉（Maillaad）是一个忠实的共和党人，但他够乏明确的观点。
布朗基给他的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人民呼声报》1885年10月第一、二、三期上。见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90—2，卷Ⅶ第三册，第五分册，第379页以下。
[2] 赖德律—洛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多次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善于在口头上运用社会主义的华丽词藻来掩盖他的政策的资产阶级实质。
[3]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FrancoisPierreGuillanmeGuizot，1787—1874年）：政治家和历史家。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温和派。1816—1820年期间，他是立宪保王党的领袖之一。1830年基佐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他表现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四十年代，外交政策特别反动。基佐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朱泽培·马志尼（GuiseppeMazzini，1805—1872）：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积极分子之一。在争取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他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领袖，他为意大利的自由和建立积极战斗。1831年，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年青的意大利》，1834年又建立了一个欧洲组织《年青的欧洲》。马志尼没有提出社会改革，他认为人民应该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名义为独立而斗争，不是为了改善物质条件。他的口号是“上帝和人民”。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否定的。
[5] 这里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这个“人”指马志尼。
[6] 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1791—1871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初，他是圣西门主义者，以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要调和社会主义和他发明的“人道主义”的宗教。1848年，他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后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强烈地批评现在的社会制度，但在革命中没有大的政治影响。
[7] 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Cabet，1788—1856年）：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伊加利亚游记》（1840年）中，他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想法。卡贝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在美洲得克萨斯州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把它叫做“伊加利亚”。他的这个事业遭到了失败。卡贝反对采取革命斗争的手段。
[8]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他年轻时，做过资产阶级自由党的领袖。1830年革命时，他帮助路易·菲力浦取得了政权。七月王朝时期他担任部长。六月起义时，他是卡芬雅克（Cavaignac）独裁统治的积极拥护者。六月起义后，他是“秩序”党的领袖。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被选为行政首脑。他的政策是极端反动的。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逃到凡尔赛，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发动了对革命巴黎的内战。他真无愧于“公社的刽子手”这个绰号。
[9] 布朗基在这里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以后，在法国某些地区爆发的起义。
[10] 斯巴达克，古罗马的奴隶领袖，曾起义反抗罗马军团，于公元前71年被杀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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