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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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的激愤
交火
改变我生活的思想总是来自书本。即使深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现实的感受，但那些生活中的一段段经历也常常会让我回到我所读过的思想，或者将我引向进一步阅读。我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参与始于读书。即使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学习女性研究课程，提高觉悟，参加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的高峰时期，我常常觉得这些经历有必要以细致的阅读和研究书本为基础。不管人们何时问我关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总是拿出书本。我从不鼓励人们追寻个人，跟随女性主义“明星”。我提醒他们要反对偶像崇拜（我甚至提醒他们不要把我当做偶像来崇拜），我敦促他们要与女性主义思想辩驳，要去读，去问，去批判性地思考。
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性主义思想者，我为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强调匿名深受感动。作者以用笔名为策略，对那些挑起女性主义思想家之间你争我斗的性别歧视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突出了思想，降低了思想家个人。这种女性主义作品让我读得如醉如痴。我渴望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这个渴望显得多么遥远。这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们严肃地致力于学术发展以及辩证地交流思想，而不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我选择用笔名的确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
学术界中女性主义思想的体制化以及通俗女性主义书籍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匿名的重视。跟任何一个其他“热门”市场话题一样，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都可以成为女性问题的皮条客，兜售各种机会。实际上，由于成功的女性主义作家太多，读者很容易忘记绝大多数女性主义思想家、作家，这些人辛劳数年，却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同时，许多现在生产上市的贴着“女性主义”标签的作品不是萌生于积极的斗争，也没有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甚至连与女性主义思想为伍都谈不上。许多作者心安理得地推出自己那个牌子的女性主义思想，不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女性主义政治实践联系到一起。
在过去，许多女性主义者，包括我自己，都在不同的公众社交场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唤起觉悟的小组、教室、讲座，还是一对一的辩论。现在的情形不如那时候了。我与女性主义同志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在一次会议上初次相遇。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长达数小时的激烈辩论、意见分歧以及批评交流。我们都在写新书。我们的友谊在激烈的交流中成长。在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女性主义理论课堂上的激烈争论，以及课后的漫长讨论和梳理过程也让我回味。那个时期我遇到过许多女性——随便举几个：拉塔·马尼（Lata Mani），露丝·弗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凯蒂·金（Katie King），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后来她们都为女性主义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对思想的批评是严厉的，我们想让自己的作品经历一个学术冶炼过程，去掉那些自我陶醉或效率低下的东西，消除那些对推进女性主义运动——这个我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有害的东西。我们从不谈论想获得认可，成为频频上镜的学界人士或者知名女性主义者。这不是因为地位对我们不重要，而仅仅是由于我们对问题更感兴趣。我们关心我们与学术界以外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关心用更多读者可以接受的风格写书。我们渴望创造出能给自己的生活，能给所有男性、女性、孩子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我们真的痴迷于此并以此为动力。我们渴望成为女性主义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这个大家庭能创造出自由和公正属于每个人这样的新梦想。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靠近女性主义思想却不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对经受过生活考验的女性主义政治缺乏奉献精神。目睹这些，要做到不怀念那种同志情谊太难（我们并不是都是白人，也并不是都持传统性取向，来自不同的阶层或民族，有的人信仰虔诚，而另外一些人不觉得上帝有什么用处）。这些年轻女性受到诱惑，去写出一些只顾自我或投机取巧的作品。有时候，她们对促进和推动旨在寻求终止性别剥削和压迫的女性主义运动漠不关心。这群新生代思想家作家同样受到诱惑来制造这样一幅景象：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们嫉妒她们威望上升，对她们进行打压，严厉批判。这样，她们就有了免受批评的挡箭牌。许多老资格的女性主义者们会证实，对新作要进行严厉地批评，这种做法在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这种批评和拷问维护着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健全。在阅读新生代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时，她们完全忽视种族和阶级问题，狡猾地显示好像女性主义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讨论一样，她们的这种做法常常让我感到震惊。这种态度和想法就表现在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最近的作品里。
罗伊夫的书《事后的清晨》[1]受到许多老资格女性主义作家和思想家的批评。但跟罗伊夫不一样，沃尔夫的《交火》[2]虽然也受到一些相当负面的评论，却策略性地避开了严厉批评。从许多女性主义者对罗伊夫的作品发自肺腑的回应来看，有一个事实让我很感兴趣：《交火》没有让她们同样感到不安——尤其是沃尔夫作品中的许多段落可以很容易地从《事后的清晨》中选摘出来。例如，在题为“性骚扰与约会强奸：破碎的色谱”这一部分里，沃尔夫回忆起她对自己在一次集会中听到的许多关于约会强奸的事件感到同情，最后突出的却是她对这些故事“走了调”的认识。她回忆说，在某一时刻，一位忧伤的女士拿起话筒，讲述了一个给她带来羞辱、尴尬或者说是悲伤的事件。在那个事件中，她没能说“不”。沃尔夫告诉读者：
因为这个事件感觉像强奸，我对她心生同情。毫无疑问，那位女士对自我的感觉以及她对自己界线的权利在很早以前就以很多种方式遭到过侵犯。但我一直在思考，尽管不能讲出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这件事情很恐怖，但这位啜泣的女士讲述的不是强奸。我还想到，如果我跟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我确定对方也同意，结果却发现自己受到犯罪指控，这将是多么恐怖的事。
由于沃尔夫花了那么多时间攻击罗伊夫的作品，所以她与罗伊夫一唱一和的段落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娴熟地利用各种观点，操纵赞同立场，将吵吵嚷嚷的对立观点并置在一起，这是沃尔夫在《交火》中使用的大部分写作技巧。
沃尔夫即使对“包容女性主义”[3]持批评态度，但她还是利用她写的《美容的神话》[4]成为畅销书后所获得的影响力来网罗关系，建立支持自己的网络，使女性主义个体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公开批评她的作品——这种影响力本来可以用来支持进步争论，开辟争议论坛。显然，凯蒂·罗伊夫缺乏这样有权有势的女性主义作后台。尽管沃尔夫宣称支持不同意见，说“对女性主义有害的不是不同看法，而是盲目认同”，她的作品却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显示她与异己观点产生过建设性的交往。实际上，她在“受害者女性主义与权力者女性主义”这部分里建立了错误的二元对立，搭建了一个竞争场所（这又跟罗伊夫作品中的竞争腔非常类似），在那里，凡与她的思想不合者不是显得力不从心，就是被站成一排，象征性地被行刑队枪毙（她用短短的一两段话总结阿德里安娜·里奇[5]，苏珊·布朗米勒[6]，安德烈娅·德沃金，凯瑟琳·麦金农等人的作品），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考虑到这个立场，沃尔夫的“姐妹情谊很成问题”这个论点就不难理解了。任何学过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的读者都能理解这种对竞争的坚持不懈。它反映出内心对权力问题的性别歧视思想，反映出男权制社会里女性间彼此交往形成社交圈的一贯方式。沃尔夫没有提出有关女性力量的新设想，而是将老套的女性联谊会、将为了权力而狗咬狗的意愿进行换位，竞争的舞台由穿衣打扮和交友约会换成了女性主义。
当我应《女士》杂志[7]的邀请参加一群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对话时，我遇见了娜奥米·沃尔夫。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我见到的就是“权力女性主义”。但我的确看到一位年轻得势的女性主义者，她一点也没有怀疑自己身体政治的方式和言说的方式可能会阻碍有意义的对话产生。她讲话语速极快，咄咄逼人，不让那些想说话的人说话（只有当别人打断她并从远处大声叫喊，她才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别人说话她一概不听。这些策略让我想起了男权手册上列出的谋权套路，教人们如何通过威胁获得成功。沃尔夫到了查利·罗丝（Charlie Rose）讨论约会强奸的脱口秀节目时，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她与一些女性和白人男性出现在节目中，似乎更容易做到盛气凌人地打断黑人女性的发言，而当白人男性发言时，她却听得很耐心。对这个录像进行批判审读后，可能会很好地阐释“权力女性主义”的实践。当沃尔夫和我在《女士》杂志讨论会上通过介绍认识后，她告诉我她会将我的作品用到她那本当时还没有出版的《交火》一书中，但“因为担心受到影响，不得不停止读那本书”。这时候，这句话显得像是个拐弯抹角的恭维。我以我一贯直率的方式愉快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那些白人女性，她们用了我的作品却从不承认”。她向我保证不会那样。任何一个选择仔细阅读《交火》结尾部分大量注释的读者都会发现我的作品被参考并且大段大段地被引用。在第180条注释的前面部分沃尔夫这样写道：
“受害者女性主义”：我提起的这个话题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讲到过。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讲了姐妹情谊，受害者文化，“批判”和差异，影响尤为巨大。
在沃尔夫的注释中，她心存感激地从我书中摘录了大段文字（标明引用段落的号码没有与她作品正文中的具体段落相对应），却好像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她在正文中有一次提到我的作品，而那一次我的作品遭到曲解；它在某个段落中被引用，而那个段落却意在阐释错误的思想。沃尔夫称：“包容女性主义不是要将主流女性引向女性主义，贝尔·胡克斯把这称之为‘信仰转化过程’，而是应该包容女性主义走向主流女性。”但事实上，我用“信仰转化过程”这个短语讲的是我们成为革命女性主义者所经历的过程——放弃一套思想，接受另一套思想。同时，这个短语使用的背景是，我强调女性主义思想家有必要提出一套面对广大男性和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仅只是“主流女性”，在沃尔夫的作品中，“主流女性”好像成了一个可以愉快接受的委婉语，掩饰沃尔夫只关心那些主要是来自白人和/或特权女性的群体）。
纵观《交火》全文，娜奥米·沃尔夫娴熟地操纵着女性主义思想的许多意义，使得她自己英勇地独树一帜，成为“权力女性主义”，既有见解，又有答案。进步女性主义认为，种族和阶级是决定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要素，而《事后的清晨》对这个观点的抹煞让我触目惊心，而且该书还无端地对艾丽斯·沃克发起攻击。因此，在我对凯蒂·罗伊夫所写的评论中，我说我必须对《事后的清晨》写点什么。从象征意义上来看，我把这个攻击看作是一种反攻倒算，目标对准的是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尤其是对那些有色人种妇女，她们提醒所有参与女性主义政治的女性和男性，要他们面对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带来的挑战。好像特权阶层年轻白人女性主义者跟她们的前辈不一样，只要愿意，她们就会毫不为难地公开摒弃差异，对种族和阶级问题嗤之以鼻，而且感到心安理得。好像她们自己有了有竞争力的梦想，就能把自己看成是英雄，只要女性主义运动偏离了以白人特权女性利益为中心的话题，就要把它抢夺过来。
在《交火》一书中，沃尔夫在谈论特权白人女性的经历时始终将“女性”这个范畴普适化。尽管有时候她口头上说要坚持包容政治，甚至建议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取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声音，但她自己的写作中却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这样做了。即使她选了奥德丽·洛德[8]的一句话来作为她一本书的卷首语（“主人的工具绝对不会拆了主人的房子”），她却从头到尾都在批评这句话，说这句话是错的，逻辑有误。
最后，在该书的中间部分，她洋洋得意地宣布不仅要反对洛德，而且要反对引文原文中暗示的对男权制的挑战，即“主人的工具能够拆掉主人的房子”。尽管我永远不会特别挑出这句话（白人女性频繁地使用这句话）来代表洛德对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但沃尔夫却对这个评论断章取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洛德原本号召白人女性以及所有女性，拷问自己对现存政治体制权力的追求，拷问我们对统治压迫制度的投身。
沃尔夫一方面批评洛德的话，同时并没有指出这些话与洛德大量作品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又试图将安妮塔·希尔和C.J.沃克夫人（C.J.Walker）（直发梳和其他直发产品的发明者）表征为“权力女性主义”的典范。但希尔被选入“受害者型”可能会更恰当一些，因为让她出名的基础正是被沃尔夫大加挞伐的受害者身份。C.J.沃克夫人可能成了百万富婆，但她是利用了黑人同胞深刻内化了的种族自我憎恶从中渔利才做到了这一点。我能对沃克夫人的商业敏锐肃然起敬，并且渴望能够以她为楷模，但我并不需要把她称为“女性主义者”。我也能够为性骚扰受害者希尔获得正义的权利而斗争，但我也无需将她重新装扮为女性主义者。希尔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沃尔夫似乎想用花哨的言辞掩盖她作品中蕴含的对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的挑衅和攻击。读者被书中的热情和希望所迷惑，往往会忽视这本书的核心，即对女性主义政治令人发指的抹煞和贬低。沃尔夫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是解放和自决的同义词，这个观点在严重误导读者。对广大的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而言，他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产生沃尔夫所谓的“富裕心理”，却从来没能获得带来物质收入的工作机会和职业机会，这个景象将让他们觉得极其沮丧。沃尔夫否认一切剥削和压迫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尤其当那个政治责任与阶级精英思想有关时；为了与此协调，“权力女性主义”绝对不具包容性。“权力女性主义”悍然选择忽视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面对这个“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广大群众无门无路。如果沃尔夫把弱势群体和穷人也包括进来的话，她就表现不了“权力女性主义”的所有物质收益和政治收获。她之所以拒绝和抹煞，其原因正在于此。她的女性权力的新梦想在中产阶级里最为行之有效。实际上，她让女性主义实践失去激进政治意义，以此来寻求对政治批评的逃避。
沃尔夫拒绝认可女性主义是一场寻求消灭性别歧视、消灭性别剥削和性别压迫的政治运动，并用女性主义仅仅是“一个自我价值理论”的观点取而代之，尽管沃尔夫同时勉强承认，那些想具有更多社会眼光的人也可以“宽泛地”把它理解为一场“争取社会正义的人道主义运动”。如此一来，沃尔夫便很顺手地创造了一个她自己能够指导能够引领的女性主义运动。如此去政治化之后，这个运动就能朝每个人都张开双臂，因为它没有公开的政治原则。这个“女性主义”将运动从政治中引开，回到了个人自助的梦想。
激进女性主义者和革命女性主义者很早以前就批评过这种用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投机行为。有时候，《交火》读起来就像言辞冗长、音调欢快的辩论小册子。它鼓励统治阶级白人妇女和各种族的雅皮士妇女，要怀着在资本主义自恋文化中“什么都不能缺”的个人追求勇往直前，并盘算着如何让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可以促进个人事业的发展。她的意思是，“女性”能够做到既支持资本主义、个人发财，同时还能表现出进步。沃尔夫坚持说“女性主义不应该成为左派或者民主派的私有财产”。这个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改良女性主义是被大众媒体所力挺的“唯一”的女性主义观点。不管是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还是在畅销书书单上，左派女性主义从来就没有被持续关注过。沃尔夫这样说到：
成千上万的保守主义女性和共和党女性强烈坚持，女性可以拥有机会与自决，拥有企业，保持个人风格。作为右翼版本的女性主义，这些观点应当受到尊重。这些女性的能量、资源和思想同样配得上女性主义的称号，她们跟左翼女性主义一样能够给女性带来好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多。我自己虽然属于左派名下，但左派不能独占对女性的关怀和对女性自主的尊敬。
属于左派究竟是什么意思？沃尔夫拒绝对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进行反思，那么这个行为也就破坏了她对女性自由的真切关怀，实在可悲。她不愿揭露左派女性主义几乎都是教条主义者这个僵化的说法。相反，她复制着这种说法。读她的作品，人们会认为左派女性主义里没有富有远见的思想。沃尔夫坚持说要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令人尊敬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主义，但这种对现实的扭曲则拆穿了她的坚持。实际上，她的作品（跟罗伊夫的作品一样）利用了女性主义的过分言论来推进自己的论断。她构建了铁板一块的“主流女性”群体。过头的女性主义让这些女性深受其害，因此她们无法支持这个运动。而这显得好像恰恰是在利用被沃尔夫自己所谴责的受害者身份这个概念。
沃尔夫坚持认为女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个观点我赞同。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费尽心机，通过一个居高临下、简单化的包装，巧嘴簧舌地推销这种女性主义，去激起大众兴趣。
女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商品——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历史记载说明，女性主义政治运动起源于男性和女性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具体斗争。如果否认其政治内容和激进意图，我们就是在伤害那段历史。沃尔夫将这个意图变得琐碎，这颠覆了她自己选择并与之认可的左派政治。而且，沃尔夫在《交火》中为女性主义设立了任务，而她的这种认同很难看出何以能够提得出那种任务。大部分她所提出的“新”梦想只是对改良自由女性主义方案进行改写，赋予某些群体的女性与同一阶层的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些方面就是她们进行社会改革的主要目标。看到改革的价值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她建议在体制内开展活动，这些建议中有些很有建设性）。改良女性主义是建立在激进女性主义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跟沃尔夫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左派女性主义能欣赏改良的重要性，又不会认为改良就是反对革命、消灭革命。
幸运的是，《交火》一书发表后已经开创出一个公共空间，沃尔夫有很多机会可以在那里参与对其作品的内涵和意义的批评讨论。希望这本书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分歧意见的讨论过程里她所获得的新信息，能够使她有时间去阅读，去作新的思考。跟沃尔夫一样，我相信不同意见丰富了女性主义思想。对立的观点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审查，被钳制，或者被惩罚。姐妹情谊之所以有力量，这是因为它源于争论、冲突和斗争。我献身于这种团结的政治，梦想有更多的女性主义思想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存在既体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力量，也蕴含着女性主义发展变化的愉悦。
[1] 《事后的清晨：校园中的性、恐惧以及女性主义》（1993），凯蒂·罗伊夫著。作者指出，对于校园约会时发生的强奸，女性至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该书表现出新一代女性的一种价值观，与她们的女性先辈们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她们渴望规则，逃避性话题，对往日那种严格的社会控制充满怀念。该书批判了主流女性主义、提醒并恳请女性要盘点自己从哪里来，想往哪里去。
[2] 《交火：新女性权力及其运用》（1994），娜奥米·沃尔夫著。沃尔夫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权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认为女性应该放弃受害者的身份，选择做有权力的女性。她鼓励女性自我赋权，通过金钱、选票和政治批判等男性的工具，争取在社会上、职业上、政治上与男性平等。反对权力女性主义的人认为性别统治问题不仅仅是女性通过个人选择和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沃尔夫的观点让女性陷入孤立无援，方便了统治者逃避责任。
[3] “包容女性主义”主张多文化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需要一种非帝国主义式的、非种族中心的、相互尊重的理论。包容女性主义挑战传统的种族、阶级、性别、权力安排，认为这种传统秩序优待男人、歧视女人，优待白人、歧视有色人种，优待健康人、歧视残疾人，优待有工作的人、歧视无工作的人。男女之间的压迫不是唯一的，应当与种族、民族压迫结合起来看。女性主义除了关注男权制的压迫，还应当关注种族主义、健全主义、异性恋主义、阶级歧视同男权制的关系。本条注释见李银河的《女性主义》第100页。
[4] 《美容的神话：美的形象如何被用来反对女性》（1991），娜奥米·沃尔夫著。该书探讨了当代女性对美的理解如何在就业、文化、宗教、性、饮食、整容等方面对女性产生影响。作者认为美容神话具有政治性，是一种维护男权制的方式，公众对女性形体的兴趣已经取代了对女性贞操的关注。
[5] 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1929—）：美国诗人，女性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拥有最多读者，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她的《女人所生》和《强迫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经典之作。
[6] 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1935—）：美国女性主义者、记者、作家，代表作有《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该作品认为，男性将强奸作为一种维护男性统治的手段，让所有女人都处于恐惧之中、所有男性都从中获益。199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将该书列为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书之一。
[7] 《女士》（Ms.）：美国女性主义杂志，由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等人于1971年创建。
[8] 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1934—1992）：加勒比裔美国作家、诗人、女性主义活动家。她的《色情的用途：色情作为力量》被视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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