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会议
在这次会期中，我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发生极其尖锐和激动的争辩。警察的暴行所达到的范围和严酷性，使我们极为愤怒。这种愤怒情绪，我在讨论延长柏林小戒严时特别表现出来了。我结束我当时的发言时说：“我的先生们，这种情况在群众的心里和感情上必将自然而然地激起什么？它将产生什么？只有仇恨，只有忿怒，一般说来，到最后定然会导致除了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东西而外别无他法的信念。这是您们用您们的惩罚所导致的。并且还不止此，而且也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唤醒了一种要求（因为与您们打交道的是人），必然唤起的报仇雪恨的要求。这就是您们所得到的收获，如果您们满意于这种收获——那末，我们也满意。”
《法兰克福报》关于这个发言写道：
“随着非常法而来的仇恨和报仇欲发展到如何程度，我们从倍倍尔的发言中可以战战兢兢地推测出来。我们所得到的是危机四伏的阴森印象，这种潜伏危险威胁国家治安，更甚于任何公开鼓动所能做的。”
《日耳曼尼亚报》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结语说：
“有一个希望支持着社会党人，不是希望非常法令的终结，而是希望报仇的那天早日到来，这大约在一八八九年左右。”
这次会期内提出了再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至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一个议案。中央党委派冯·海尔特林男爵为第一发言人，他的发言说明他的党有一部分在非常法事件上变了心，他提议组织委员会来讨论。相反地，拉斯克尔议员则认为法令执行得太严格了。他声明反对延长法令，最后投票反对它。
我们曾提出一批修改建议，为的是用这方法能够彻底谈谈法令的执行情况。在辩论时，我们几乎全体参与。最后决定把法令延长至一八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于是又加上二年半。国会还通过一个决议案，即募捐或者公开劝募捐款，不受第一六条的约束，如果捐款规定只救济那些因执行法令第二二和二八条而失掉其赡养人的人们。
哈赛尔曼五月四日的一次发言成为法令第三次讨论中一个特别插曲，在发言中他当国会大众之前表示脱离了我们，他说：人们弃绝虚无主义者，他却把自己归在他们之列。国会空谈时期已经过去了，行动时期开始了。
我在我的论预算案的发言中对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他断言我以我同俄国的关系自夸）声明说：“我只能回答冯·卡尔多尔夫议员说，我在俄国毫无联系，并且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是来自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同的圈子。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的社会圈子就在那里。”（大笑。）对于这个声明，哈赛尔曼，有如上述，却联系起来。他以这种方式表示反对我们，在他发言以后，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已不再认为他属于我们党了，这声明使他的信徒非常厌恶。哈赛尔曼的名利欲因而完结，于是他留下相当多的债务而转到美国去，在那里他不久就脱离运动。
也就在这个论预算案的发言中，我第一次谈到冯·哥尔茨先生的书：《莱昂·甘必大及其军队》，自此以后我曾多次在我的发言中以颂扬的方式提到它，利用它来支持我们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冯·哥尔茨先生因为他的书的问题而贬职，但依法他却属于参谋部。这位当时的上校，大家知道，后来成为大元帅，不过他书上那些要求并未实现。
在那次会期中，我还犯了另一过失，引起了对我的攻击。在辩论新军事议案（七年预算，由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八年）时，我回答对我们的攻击说：“如果发生有一个国家想占领德国领土，则社会民主党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来反抗这个敌人。”因此，一个未具名的南德意志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攻击我。我答复说（在第十六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所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收回，并且结尾说：
“万一在一次战争中，为了德国的土地完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一同捍卫这辉煌的本国行政体系——党的死敌，则社会民主党的遭遇可能十分艰苦，但是社会民主党将不借外国征服者的力量来消灭它的死敌，而只是通过自助，通过统治体系的横暴太甚而最后激起群众的反抗来消灭他的死敌。当有一天在我们保卫本国免于分裂和保卫自己免于奴役（不是保卫我们的敌人及其暂时性的制度）之时，我们参加防御，这不是‘为我们英勇的警察和法官防御敌人’，如南德那个可敬的同志所讽刺的，而是要取得行动自由，以便在本国同我们的敌人清算。可能有个时候，一位俄皇带着他的军队来到柏林，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很愉快，但是党自己将很不舒服。
我三月二日的发言中没有丝毫放弃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在一个卫国战争中所捍卫的不是我们的敌人及其制度，我们捍卫我们自己和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我们想按我们的意思来改革的，这个国家也是我们活动的唯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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