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
　　前不久约·菲力普^[1]所要求的全权委托书希望您已拿到手，我们只盼望一切顺利，如意进行，并且到年终我们真正能完全办好。往这里汇款时要特别谨慎从事，不要把钱落到我们的好朋友——敌人的手里。所以您不宜把钱直接汇给我们哪一个，而汇到一个不会有危险的地方，关于这，我们建议汇到律师夫赖塔格那里。您最好把全数开一张支票，写一家德国银行，最好是莱比锡的银行抬头，这样一来，这个行动就没有更多的人的注目和知晓。这款一付出，我们就召集遗嘱执行人开会，以便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思来支配这笔钱。对于我们在德国的人，这钱来得再适时没有了。可怕的危机在今冬所达到的程度和所造成的灾难几乎是我们从来所未有，这自然对我们的人的捐献能力起了不利作用，在道德方面也起了败坏作用，这种先失业而后无限期流浪街头的危险，使最有勇气的人也极端谨慎起来，许多人极不愿冒这种危险。在今天，因为到处都有人手过多的现象，并且一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正因为未再看到社会民主党公开活动而对它越加害怕，越加憎恨，所以惩罚的危险也就越大。我们所表现的每个生存迹象都在某些人士中引起恐惧，这使我们非常高兴。人们不能了解，我们会还活着，我们哪里来的勇气，还不顾神圣警察而把头抬起来。警察自身也经常在恐惧和烦恼中讨生活，因为我们不顾一切的监视和侦察仍举行秘密会议，阅读犯禁的书报，警察于是在许多地方竭力防范这种情况，他们用的方法您在那里是想不到的。相反，我们这方面却把那神圣的海曼达德^[2]掌握得非常之好，故意把他们的迫害狂引导成可笑的行动。所以在这个可怜的时代也不乏幽默。
　　最狂暴的是柏林警察局，它对待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好像柏林警察局就是德意志的帝国警察部。在莱比锡和汉堡以及一切较大的非普鲁士城市中，安插了些警察间谍，他们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监视社会党人，另一方面监视当地警察，看他们是否也具有必要的热诚。
　　近来继续不断的驱逐又使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人发出呼吁书，这里附上几份，或许您那里也能为这帮点忙。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纽约的东西，相反，费拉德尔非亚大体上做得很好，并曾寄来几笔大款。杜埃写信说，莫斯特的鼓动在那里对我们极不利。汉斯为他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的企业用钱不多，所以对于其他目的也就没有余力了。
　　如果您答复此信开头时所谈的事，请寄交律师奥托·夫赖塔格，这里的长官大厦，而不要直接写给我。
　　敬礼和握手。

您的奥·倍倍尔。”